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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拍摄的这几朵黄花,我不禁想起了上中学时候的事: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学校接受了“学军”的任务,帮解放军去插水稻。
那时候的词儿有点怪,帮助别人,却还要声称“向别人学习”。那个时候有一句特典型的毛主席语录: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所以我们要去学习解放军了。现在看来,我才知道,这是解放军自己种地种不过来了,才让我们去种,去插水稻。这也是在响应毛主席的一句号召: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要去学军了,学校紧张起来了。上自校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农宣队长(农宣队长一般由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担任,权力比校长还大),下到老师学生,都开始准备起来了。我们回家拿了被子和脸盆毛巾,也像解放军一样打了背包,时刻准备着上战场!
学校也交给了一个任务:出版油印小报,名字就叫“战地黄花”,是出自毛主席诗词中的四个字,那句是“战地黄花分外香”。
老师为什么选中了我?
因为我从小就有爱写爱画的习惯。学校里的黑板报几乎都是我出。我在黑板的中央和边上画些葵花和天安门,有时候画几个男女红卫兵正在学习“毛选”。
我一般是在放了学后出黑板报,许多师生都在看我出,都夸我字写得好,画画得漂亮!
我被任命为《战地黄花》报的副总编。总编由薛润三老师担任。
我用铁笔埋头刻钢板,吱吱啦,吱吱啦。我无师自通,将那蜡纸垫在钢板上,用铁笔在上面的小格子里刻出仿宋体,印出来非常漂亮。我还在文字的空隙里画些图画和人物,应该算得上是“图文并茂”了。
不知怎么,每当我刻钢板时,脑海里就出现了长篇小说《红岩》中地下党员成岗刻钢板的情景,我觉得我刻得就是《挺进报》,那种自豪感油然而升,了得!
可是却出了故事。
我们去了解放军的农场一看,是望不见头的庄稼地。一开始,我们还感到很新鲜:挽起裤腿,下到水田里插秧、挑秧、拉着大板子平整水田。因为我们华北农村,从来没有种水稻的地,所以就感到特新鲜,一时情绪高涨,我们唱啊跳啊,边唱歌边劳动。
&&&&只干了三天,我们就“拉了稀”:腿也肿了,胳膊也抬不起来了,浑身累得像是散了架!
这时候,就该着我这个“副总编”出场了。我和解放军的采访员一起,巡回在各工地采访了解好人好事,比如轻伤不下火线的,帮助别人不图表扬的等等。
干到半截当儿,我就回到窝棚里去刻钢板,我那时就有出口成章的本事,从来不打草稿,而是直接往钢板上刻,一般不会出错。万一出点错字,用修正液一抹就好了,还可以在上面重新刻字。
我发现一位女同学在休息时间帮男同学洗衣服,就写了一篇稿子表扬了她,而且还画了插图,就像那连环画的样子。
因为这,这位女同学就“盯”上了我,有人也说她和我在搞对像:她原先不爱和我说话,现在却变得见了我就拍肩搭背,兜里有一块水果糖,也偷偷塞进我的口袋里。她以为做得隐蔽,其实连傻子也瞒不住。
晚上,收工吃饭后,我和她谈起话来。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不能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要反腐防变,反修反帝,誓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捍卫者!
当时夕阳西下,河里的水哗啦啦,岸边的柳树索啦啦地响,被风吹的。
她看着我问:
我喜欢你,和反帝反修有什么关系?也和你在《战地黄花》表扬我没关系。我早就喜欢你!
我皱着眉,实在是看不懂她。我想她怎么会这么反动,这么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说,看在你是初犯,我不告发你,你赶快走吧!
她却不走。还一直看着我。
见她不走,我就走了……
我回去继续刻我的钢板,我在上面写了篇言论,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这种资产阶级思想!
这回,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她。她再也不理我了。
大约三十年后,我在府河地带转悠,突然听一个女人喊我,我一看,虽然她老了,可眼和眉没变。
&&&&我认出了她。聊了一会后,她让我跟她去了家,她爱人也在,她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终于在一个油纸包里找到了几份当年我刻的《战地黄花》小报!
我的双手颤抖着翻看那些我亲手刻得小报,当年我们学军栽水稻的情景闪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其中也有那张我画了她洗衣服插图的小报。
我们相对无语……
嘬一口酒。他正对门口,见我进去,象没看见我似的,我叫他,他只是象看陌生人那样看我一眼。那个湖南伢子李教员推了他一下,嫂子来了,快走吧,他呜哩哇喇地说,小子,什么小子,老子没小子,是个丫头!原来他喝醉了!
“单身教员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大家一块把他架回家,在路上吐,家里还吐。那晚会了餐,他打牌时又自己喝了半瓶,哪有不醉的道理?我给他脱了鞋,他一上床就睡死了。湖南伢子说,会完餐,团长大队长都催他回家,他说和我们玩会再走。对不起啦,嫂子。
“人们走后我安顿女儿睡下,望着他酒精烧苍白了的面孔,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仿佛看到一架我自认为摸索熟悉了的机器,在操作中出了某种莫名的故障,怎么找也找不出毛病在哪儿似的,我困惑地泪流满面。
“第二天,早起,他睁大了眼说,昨晚我啥时睡的?我忙告诉他。他说了声对不起,抓起飞行头盔就去了飞行大队,我追在后面喊,给你煎两个鸡蛋!他回头难看地咧了咧嘴说,早班,我上食堂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飞下午班,他是故意搪塞。”
她停顿了好半天,长长地喘了口气:“还想听吗?”
“若是写小说,才刚开了个头。”我认真地说。
“那么且听下回分解吧,说长了,你我都怪累的。”她端来了一盘芝麻饼,又端来两杯牛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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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妻子在诺奖颁奖典礼上
网络是个被文人雅士吹唬得神乎其神的地方,也是个被同样的文人雅士贬斥得一文不值的地方。至于我个人,对于自己不懂或是不太懂的事物,总是出言谨慎,不敢轻易臧否。去年被人强拉去给网上文学做了一次评委,结果惹得网上精英们很不高兴,说既不上网又不在网上发表文章的人如何能有资格当网上文学的评委?精英们的批评让我感到口服心服,既不上网又不能在网上发表文章的人的确没有资格当网上文学的评委,就像既不欣赏音乐又不能创作音乐的人没有资格去给音乐比赛当评委一样。
自我检讨之后,一种强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90年代不上网,就像70年代不入党。”这比喻听起来很顺耳,但并不贴切。70年代要入党,除了自己表现积极,服从领导、团结同志之外,关键还要家庭出身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得再积极也是白搭,弄不好还会给你戴上一顶“伪装进步”的大帽子。而90年代的上网,只要家里有台电脑、有根电话线,随时都可以上,一不要写申请,二不要什么人批准,更不需积极表现。但我为什么迟迟不上网呢?因为我对涉及到机械、电子之类的东西心怀恐惧,总认为这些东西高深无比,非有天才学不会。后来我坐出租车,与司机闲谈起来。司机说,上网比上床还要容易,上床前你还要洗脚刷牙脱衣服,上网前什么都不需要。他还说,开车比上网还要容易。我问他像我这样的人用一个月的工夫能不能学会开车?他说:别说是您,把一头猪绑在驾驶盘前一个月,它也会了。
在这个司机的鼓励下,我终于上了网。上网之后发现,所谓网上文学跟网下的文学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区别,那就是:网上的文学比网下的文学,更加随意、更加大胆,换言之,就是更加可以胡说八道。一个能在纸上写作的人,只要不吝惜电话费和网络费,完全可以在网上写作。唱歌跳舞你不会,胡说八道难道还不会吗?渐渐地我也知道,大多数的网上文学,都是在网下写了然后贴上去的。因为写作时就知道了要往网上贴,所以这在网下创作的东西,也就具有了网上文学胡说八道也可以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素质。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所以当网站让我开一个专栏时,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今后,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也是个网络写作者,我已经取得了给网络文学当评委的资格了。为了证明网下的写作与网上的写作差不多,现在我就把我几年前为自己的散文随笔集《会唱歌的墙》写的序贴上来: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但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盘羊杂碎。我拿不准收集在一起的这些文章究竟是散文是杂文是随笔还是别的什么鸟玩意儿。想不到这十几年来,除了小说和剧本之外,我还写了这么多胡言乱语。前几年散文、随笔热门时,前后大约有十几家出版社动员我编一本集子,我心里虚得很,不敢应承。因为我想一个人写小说时总是要装模作样或是装神弄鬼,读者不大容易从小说中看到作者的真面貌。但这种或者叫散文或者叫随笔或者叫杂文的鸡零狗碎的小文章,作者写作时往往忘了掩饰,所以就更容易暴露了作者的真面孔。如果是貌比潘安,暴露了正是一件幸事;如果是貌比莫言,暴露了岂不麻烦?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有自知之明。据说写散文、随笔要有思想,我没有思想,有的只是一些粗俗的胡思乱想;据说写散文、随笔要有学问,我没有学问,有的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野语村言;据说写散文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这两样东西我都没有,有的只是草民的念头和生理性的感受,所以我轻易不敢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示众。那么为什么又把它们收集了起来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版税,第二个原因嘛,我想既然说百花齐放那就应该让狗尾巴花也放,既然要百家争鸣就允许让乌鸦也鸣。就像我的存在使一直嘲笑我相貌丑陋的那些貌比潘安的男作家更潘安一样,我的散文、随笔集的出版,也会使中国的散文随笔集们深刻的显得更深刻,渊博的显得更渊博,高尚的显得更高尚,美好的显得更美好。
这不过是我的梦想而已,其实在这个年代里,多一本书或是少一本书,就像菜市上多一棵白菜还是少一棵白菜一样,甚至还不如。写完这自序之后,我就开始修正文中的观点。一个人在写小说时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写散文、随笔时何尝不是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呢?小说是虚构的作品,开宗明义就告诉读者:这是编的。散文、随笔是虚伪的作品,开宗明义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是真实的感情!其实也是编的。一个爱好嫖娼的男人,偏偏喜欢写一些赞美妻子的文章。一个在海外混得很惨的人,可以大写自己在美国的辉煌经历,可以写自家的游泳池和后花园,可以写自己被克林顿请到白宫里去喝葡萄酒,希拉里还送给他一件花边内衣。一个连邓小平骑的那匹骡子都没见过的人,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写回忆文章,回忆在大别山的一条河沟里,自己与敬爱的邓政委在一起洗澡的情景。一个自己的爹明明只是一个团副的人,在散文、随笔里,就可以把自己的爹不断地提升,一直提升到兵团副司令的高位。吹吧,反正不会有人去查你爹的档案。一个在成为作家之前明明只是个医院勤杂工的人,在成了作家之后,在散文随笔里,就先把自己提拔成护士长,然后提拔成主治医生,最近已经把自己提拔成了给叶利钦总统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主刀大夫了。下一篇散文就可以写写你给毛泽东主席做白内障手术的事了。你想让读者知道,你当作家是在客串,是很不情愿的,你的最大的才能是表现在医学方面。受你的启发,我准备写一篇回忆文章,回忆我少年时参加全地球锄地比赛的情景,那是1960年,我五岁,比赛的地点在北大荒,评委有王震将军,有朝鲜的金日成首相,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伯伯。比赛开始前,胡伯伯摸着俺的头说:好孩子,好好锄。得了冠军奖给你一个大豆包!一个明明连《三国志》都读不通的人,照样可以引经据典地写“学术性”的历史文化散文,资料不够,大胆编造就是,越是没影儿的事儿越是安全。你说苏东坡中过状元那是不行的,但你说苏东坡在海南岛嫖娼谁也挑不出你的毛病。你说托尔斯泰来过你的老家是不行的,但如果你说,你的老爷爷曾经到过俄罗斯,在一个小酒馆里跟托爷爷碰过酒盅子那是可以的。你点名道姓地说一个上海的著名评论家把你誉为比鲁迅还要深刻、比徐志摩还要浪漫、比钱钟书还要博学的伟大文学家那是不行的,但是你说毛里求斯的一个著名的评论家这样评价你是可以的。
前几年有人还批评人家台湾的三毛,说她的那些关于大沙漠的散文是胡编的。我觉得这些人真是迂腐,谁告诉你散文、随笔都是真的?你回头看看几十年来咱们那些著名的散文、随笔,有几篇是真的?大家伙儿都心照不宣地胡编了几十年了,为什么不许人家三毛胡编?
咱家也坦率地承认,咱家那些散文随笔基本上也是编的。咱家从来没去过什么俄罗斯,但咱家硬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咱家写俄罗斯草原,写俄罗斯边城,写俄罗斯少女,写俄罗斯奶牛,写俄罗斯电影院里放映中国的《地道战》,写俄罗斯小贩在自由市场上倒卖微型原子弹。咱家的经验是,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写时你千万别心虚,你要想到,越是那些所谓的散文、随笔大师的作品,越是他娘的胡扯大胆,天下的巧事儿怎么可能都让他碰到了呢?如果你经常地翻翻那本十分畅销的《读者文摘》,你就会明白,那些感人至深的写”亲身经历“的文章,其实都是克隆文。
还有那些“访谈录”、“自传”、“传记”、“日记”,我劝大家都把它们当成三流小说来读,谁如果拿它们当了真,谁就上了作者的当。
短短的上网经验使我体会到,人一上网,马上就变得厚颜无耻,马上就变得胆大包天。我之所以答应在网上开专栏,就是要借助网络厚颜无耻地吹捧自己,就是要借助网络胆大包天地批评别人。当然我也知道,下了网后,这些吹捧和批评就会像屁一样消散——连屁都不如。当然我也知道,上网的人里边确实也有很多品德高尚、思想健康、表里一致的人,但“歪船野马偏激文章”,如果此文伤害了谁,就请放开喉咙骂一声:呸,这算什么狗屁文章!
《莫言散文新编》/莫言/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
妻子有时来,有时不来。一次,刘薇给妻拿来块花布,够做一身衣裙的。妻推辞不受。
刘薇说:“嫂子,这又不是专门花钱买的,我姐给了我四块布料,我常年穿军装,放在箱底五六年了,你这人怎么这样!”竟有些发急。
妻只好收下。
我和妻跳着慢步舞。妻子小声对我说,“小刘这人真实诚,我和她挺有共同语言的,你和她跳舞我不反对,不过千万别一个人上她家。男女有别,她男的又不在。”
我点点头。妻子又说,“她休假呢,住她姑姑家,她姑姑上美国了。她女儿学习特好,还拍过儿童电视剧。”
她从她那知道的比我还多。
妻先上班走了。
我和刘薇又跳起了“慢四”,她对着我耳朵说:“永健,看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吗?”
“从别人那翻过几眼,没看完,”我说。
“那真可惜,”她说,“写得棒极了,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我那有,精装珍藏本,我看了两遍,你若想看,呆会跟我去拿。”
我想起了妻的忠告,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
书印得很漂亮,装帧精美,硬皮,还有塑料贴面和封盒。
我翻开扉页。
我浅薄的经历使我如此晚的才看到了这本书,由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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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透出女性的娟秀和任性,有点棱角,但歪本扭八。我看了她一眼。
“拿去吧!”她也正看着我。
我站了起来。
她一把将书夺下,“又不是下逐客令!”她嗔怒,“说让你拿去,又不是让你现在就走!”
我又坐下。
“你总是这么拘束,”她盯着我,“拘束是一个人心理不健全的表现。”
我脸微微有些红。
停了好半天。
“你不是总在刺探我的‘情报’吗?”她终于说,“今天我就告诉你一部分,想听吗?”
“想听。”
“那么,我想告诉你,”她瞟着我,目光有些毒辣,“莫不要把你吓跑了——我离婚两年了。那次笔会的第二年。”
我吃了一惊。
“我知道就得吓你一大跳,从今你不敢来了吧?”
“也不见的,”我抓挠了下头发,“也许,我会来的更多一些呢。”
“这句话说的倒有些爷们气,那么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洁净的屋子使我有些仗义感觉,心里并不慌张。
妻也要去公园跳舞。刚跳了半曲,刘薇来了,我向她使了个眼色……七点半,妻让我跟她去市场裁裙子,我说我再跳一会儿;妻还未走出舞场,我飞也似地去邀刘薇,没想到妻正回头,见了此景,径自去了。
刚才那女的是谁?刘薇问。我媳妇,我说。刘薇点点头。
散场,我去找妻,妻说,“那么大个人了,也没个身份,疯了似地去邀人,见笑。”我说,“我又不乱邀人,这阵一直和她跳,熟了,再说,她那么黑。”妻怒容满面,“长得挺受看的,你挺有眼力呀!”我不语。“告你,以后不许和她跳,否则,我就不让你去了!别拿锻炼身体当挡箭牌!”雪扭了脖子说。
第二天,早上常起不来的妻子又要和我一起去。我说,“你不上班?”“八点,也不耽误。”她把两个面包放在儿子床头说。我只好和她一起出了门。
路上我似乎揣着些心事。到了那儿,见刘薇正在边上站,我便把妻介绍给她。
俩人握了手,刘薇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妻也不甘示弱。
“小张,”刘薇说,“看你也不常来,两口儿跳舞多好哇!”
“嗐,还有一摊子家务呢,早上时间又紧,孩子得上学。”
“男孩儿女孩儿?”她明知故问,“多大了?”
“小子,让人不省心,11了。”妻似有得意之色。
“还是的!”刘薇说,“大了,我女儿10岁,每天早上我弄好了饭,她自己吃,自己上学,就得锻炼她。”她眨巴下眼,找补道,“一看你就是个贤妻良母,责任感觉忒强,我要向你学习呀!”
“你还有她爸呢,敢情你放心呀!”妻子语带双关,有探究之意。
“她爸出差了。”刘薇笑说。
两人的话竟自投机起来,若狮子滾绣球,越滾越大。我为了难,不知怎么打断她们,也不知先邀谁。这时,刘薇冲我挤挤眼。
我捅了妻一下肩膀,“跳一会吧!”
妻却说:“和小刘跳。”
两人谦让起来。刘薇笑得很响亮,把妻往我怀里一推,和别人跳去了。
“这个小刘不错。”妻对我说。
“哪不错?”我问。“是个急性子人,嘴一份,手一份,很有礼貌,一看就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妻说。
一曲毕,妻说,“你找小刘跳,我歇会儿。”
“等会再说,”我说。
“让你去你就去呗!”妻白了我一眼。
从来反对我与别人跳的妻竟允许我和刘薇跳,而且谈得那么投机,这真是个谜。
“……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中我的头呀……”电影《红高粱》中的这句歌词,似乎有所预兆:中国优秀的作家不少,怎么百年诺奖会不偏不倚地打在莫言的头上呢?
一、得遇众恩师,军艺插翅膀
1984年,孙犁夸奖了他发在保定《莲池》、《小说创作》上的短片小说《民间音乐》等作品后,莫言的自信一下子起来了。入伍前后,他也写过一些
“高”“大”“全”路子的农村题材作品,都没有发表。在保定和河北,他首先遇到了恩师毛兆晃等编辑,费心斧正,在《莲池》、《小说创作》给他发表了《春夜雨霏霏》、《售棉大道》、《大风》、《民间音乐》、在河北省《长城》发表了《岛上的风》、《雨中的河》等作品。他听说军队最高文艺学府解放军艺术学院招作家班的消息,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可当时,招生已快截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将自己的作品用牛皮纸一裹,寄给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西线轶事》作者、著名作家徐怀中。
爱才如渴的徐怀中主任一下子就被莫言的灵气和语言风格吸引住了,他力主招收莫言入学。说:一定要设法将他招来。莫言也很争气,入学考试顺利过关。徐怀中不仅把他招来,还在班上当众夸奖莫言的作品,这在人才济济的军艺引起了一定的议论。当时,《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等一些名家也在这个班里。大家看着小眼睛、胖胖的、长得一点也不洋气的“农民”管谟业(莫言),并不怎么看好他。
经过在保定和河北的历练,莫言心里已经有了些底。他知道必须要用作品说话,说别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几个夜晚,当同学们都已经睡觉了,他搬个小凳子,坐在盥洗室里,就着最多也就是60瓦的白炽灯泡,刷刷刷地写了起来。童年的事儿一下子全勾了起来。小时候,莫言曾经因为饿的不行,偷拔了生产队里的一个红萝卜,险些被正直的父亲打死。思绪如万马奔腾般狂啸不止。他连来洗脸的同学们的话都听不见了。作品一气呵成。1985年春,他在刚创刊的《中国作家》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里面的“黑孩”,大约就是他童年的一个写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刊物为他专门在北京华侨大厦组织了作品研讨会。此作被视为莫言的成名作。
二、小说立意新,“胆大”又“包天”
如果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爆炸》、《白狗秋千架》等小说,是密集炸响在文坛的手雷,那么,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三期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就无异于在文坛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文,贵在新、奇。《红高粱》里的主人公“我爷爷”余占鳌明摆着是个土匪。歌颂土匪抗日,需要胆子。这在文革结束10年的时候,写这样的小说,冒一定风险。小说虽然也露了一下八路军“胶高大队”,但远不是主角。另外小说大胆的自然主义描写,如(剥罗汉大爷人皮)和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写法也使此作独具很大的张力和魅力。刚开始,人们认为这只是个中篇,没想到,“密集的火箭炮”开始了!很快,《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等系列中篇在北京刊物炸响,莫言将这几部中篇很快合成了一部《红高粱家族》长篇出版,简直快把文坛炸蒙了。解放军大型刊物《昆仑》的一篇评论中说莫言“作者独特、写法独特、内容独特、结构独特”,言:在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巨大的莫言的“旋风”。
莫言就这样,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挺进到中国文坛“一流作家”和“先锋作家”的地位,引起了后来成为世界级大导演的张艺谋的注意。莫言回忆:张艺谋戴着草帽,拎着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鞋带的一只鞋,光着一只脚到军艺找到了莫言,莫言当时以为张艺谋“是哪个学员在农村的‘爹’来了。”二人的“结合”,成为佳话。二人一起到高密东北乡种高粱拍电影去了。1988年春,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满街开始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成就了张艺谋,也为20多年后莫言获诺贝尔奖埋下了伏笔。
三、鬼才加怪才,下笔如有神
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言不虚。莫言说,他少年时将五里三乡的书都读完了。为了向人家借书,他不惜用给人家推磨来换书读。在故乡老屋棉籽油灯“黄豆粒”大的灯光下,他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莫言作品中爱用“面若傅粉、鬓若刀裁”来形容好看的女人。这肯定是从中国古典小说里学来的。他的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些古典戏文,说明他也钻研过关汉卿等古代戏剧家的作品;而发在《人民文学》头条的小说《爆炸》,竟然几千字不分行、也不分段的写法,则肯定是现代派创作的出色尝试。
1986年前后,笔者曾参加了《解放军文艺》的几次小说创作笔会,有几位当时就很出名的作家称莫言为“鬼才”和“怪才”,很佩服。
四、只挖一口井,符合诺奖神
1、莫言作品符合诺奖口味——只挖一口井。我观察多年诺奖所颁作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诺奖评委比较青睐写地域史或家族史的作家。比如获诺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思。他的《百年孤独》,就是写“马孔多”这个小镇百年演变史。莫言出道30多年来,始终没有离开过写他的“高密东北乡”,几部长篇都是是以家乡为蓝本的。他营造了一个神秘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就像挖一口井一样,挖出水来还不干,还要试图从那儿挖到地球对面去,进而横扫整个世界。不少作家今天写个这,明天写个那,虽然也写得不错,但形不成规模。
2、作品奇异诡谲,鬼使神差。他写拿枪打狗,不写叭一声打死了,而是写“灭了一只狗眼,又灭了一只狗眼;”描写人的耳朵,不是简单地写那个人是招风耳或是什么耳,而是写“单薄透明布满毛细血管”的耳朵;莫言对父亲童年为那个红萝卜差点将他打死大约是有些“记仇”的。他在《红高粱》开头写到:那个男孩儿“在父亲的无字墓碑上怒冲冲地洒了一泡尿,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长篇《生死疲劳》,用一头驴的视角来描述人的前生后果,真是奇异;《丰乳肥臀》说他的媳妇屁股特大,看电影时将板凳腿儿都插进土里好深;《红高粱》在描写日本鬼子让人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竟然还描写,那个鬼子“放了一个响亮的屁”。这些离奇、神鬼莫测的描写构成了莫言超乎一般作家的语言张力,使人在目瞪口呆中品尝出醍醐灌顶的效果来。
3、不用电脑,改用笔写,使思维无有任何羁绊。前期,莫言尝试过电脑写作,除了有几次操作失误将写好的文章丢失的懊恼和他想保留手稿外,电脑对他思维的羁绊也使他最终彻底放弃了电脑写作。莫言说,还是手写好,趴在桌子上,吸着烟,笔走龙蛇,思维与运笔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写出来的作品,便有了神来之笔。
4、想像力出奇地丰富。莫言语言的神奇张力与他的出奇的想像力有关。“羊粪若散落的黑豆”、“牛粪若虫蛀的蛋糕”、形容女人的乳房是“插枣馍馍”,形容子弹的声音“声似裂帛”(撕布的声音)等,绝了。还没有在中国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中看过这样出神的描写。
5、韧性强大。无论看书还是写作,莫言都有一种不要命的坚韧和持久。现在他早已超脱了他童年憧憬的、当年村里那个下放大学生告诉他的“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顿肉馅饺子”的诱惑,向着写出更伟大作品的目标前进!他在家乡有创作室,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也有。他对采访他的记者们说,“这事儿完了以后,我该干嘛干嘛,你们也该干嘛干嘛……”写作,是他的第一追求,宿命的标记。
自从本月11号莫言获了诺贝尔奖以后,全国的媒体都热闹起来了。
次日,我正在家中闲坐,突然电话响起。号码不熟。犹豫着接了。原来是20多年前的老朋友——草坪。草坪是个导演,寒暄了几句,走入正题。他说《燕赵都市报》要登有关莫言的稿子,听说我认识莫言,让我回忆回忆。我立刻声明和莫言不熟,30多年了也没再见过面……可草坪似乎很有韧劲儿,说马上报社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聊聊呗,也没啥。就放了电话。一忽儿,编辑果然来了电话,也是很有韧劲儿,无奈,只好实事求是的写了一篇,发过去了。我对她说:不行就别发了。
不想,15号晨,一位同事来电,说河北省的燕赵都市报发了你半个版,有关莫言的事儿。我一看,果然……
莫言喜获诺奖,真是可喜可贺!
原标题:感&
悟& 莫& 言
编辑将题目改为:当年那个写小说的战士获了诺奖!
一、老师,你看我这象小说呗?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举国沸腾,作为与早期的莫言有过几面之交的我,受编辑之邀,写几点感悟表示热烈祝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保定市的文学刊物叫《莲池》。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就发表在1985年该刊第5个期。(见当时的刊物封面图)。
责任编辑毛兆晃和他的同行徐顺才曾经向我这样描述莫言第一次进编辑部时的情景:编辑部来了一个当兵的,胖
胖的,小眼晴,很虚心,他进屋首先立正敬军礼,然后拿出稿子十分腼腆地说:老师,你看,我这象小说呗?
大约是1981春天,还在空军当兵的我回保定探家,也去保定秀水胡同《莲池》编辑部送稿,正巧,我见到了来改稿的莫言,我们握了一下手,说了几句话,他就急匆匆回狼
牙山的部队了。
1984年前后,《莲池》停刊,后改为《小说创作》。已经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莫言,在成名后仍不忘给他的发祥地寄稿,1985年,他在保定《小说创作》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大风》等作品。(见当时《小说创作》封面的大致样子。可惜没有找到莫言作品那一期)
二、信口开河是最好的创作状态
莫言曾说,信口开河是最好的创作状态,那种挤牙膏式的创作方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的确,读莫言的作品,感觉很过瘾。他用词大胆,思绪如万马奔腾一样无拘无束。比如,他的著名作品《红高粱》第一章这样写到: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始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红高粱》在描写鬼子让人剥罗汉大爷人皮时的恐怖场景时,竟然写到,太阳升起来了,那鬼子放了一个响亮的屁。
还是这部作品,伏击日寇汽车队后,人员伤亡很大,“我爷爷”感觉心里发憋,一位女仆主动与“我爷爷”发生关系,然后问他:现在是不是感觉舒服多了?
“我爷爷”回答:是舒服多了。
一般的作家不会这样写。这种大胆的描写、大胆的用词,是莫言的显著特征。但莫言也不是瞎大胆,他是有他的美学思考的,这就是:艺术的真实或者说是魔幻的真实。所以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影响了一些作家,去模仿他的方式和语言去创作。
三、想角力出奇地丰富
莫言发在保定《小说创作》上的短篇小说《大风》我看过,是写一个孩子和爷爷去割草遭遇大风,草像弓箭一样弹出又缩短,使人感觉很有点像动画片《米老鼠唐老鸭》中动物被拉长又缩回的感觉。不少作家看过这样的描写,都是由衷地佩服。
我还记得莫言发在《解放军文艺》上的短片小说《苍蝇.门牙》,他写连长在军营饭堂讲话时,他看见的一根铁丝上的苍蝇,落满的苍蝇使铁丝变粗,成了一条黑黑的粗棍,他甚至看见了苍蝇的复眼和腿上细小的绒毛:苍蝇们在用粘满细小的绒毛的爪子在洗脸。后来有一个响动,那苍蝇们像铺天盖地的飞机乌牙牙盖满了天空……
他的另一部发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爆炸》,也让我很震惊:一只狐狸在苞米地里出没,天空的战斗飞机进入拉烟层(莫言在保定山区当兵时距空军飞机场很近),推碾子的农妇无休无止地在唱戏……
他在小说《红蝗》中对铺天盖地飞翔的蚂蚱们作了令人恐慌的描写。这些描写就像爱吃辣椒的人一样,越辣越想吃。
这些魔幻和具像的描写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四、越没打过仗的人越能写好打仗
《红高粱》轰动全国后,一位老八路曾经问他:你没有打过仗,怎么能将打仗写得那么逼真。莫言说出一句经典之语:越没打过仗的人越能写好打仗。此言一出,使好多作家恍然大悟:并不仅仅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里面自有玄机在。我想那就是作家无与伦比的天才的想像。
莫言是文学想像的大略奇才。
所以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必然的。
幸福——心灵的家园
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自私自利的人,将攫取不义之财当作幸福;大公无私的人,比如每年央视评比的“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将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人当做自己最大的幸福;遵从孝道的人,将老人当做自己的无价之宝;见利忘义、过河拆桥的小人,则会恩将仇报,将伤害的魔爪伸向最亲的人……
敬爱的周总理,主张“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革命先行者李大钊,主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面对战乱的中国,则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言壮语——他们都是将奉献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并不遗余力,舍生忘死,为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领袖的幸福,驻守在伟岸无私的心灵家园中,时时感动着我们奋发向上……
其实,幸福,确是在我们自个儿的心里装着的。她可以感染他人,并与人分享,也可以深藏不露,不显摆,不刺激不算太幸福的人;幸福,可以是牵手过马路的盲人,也可以是给辛劳了一天的父母送上一杯热茶;如果心中有了爱,粗茶淡饭也会感觉幸福的不行,如果娇生惯养,拥有千金万银、顿顿猴头、燕窝、鲨鱼翅,也觉得没滋没味。幸福真得是“心灵的家园”,她必须装在善良的心里和奉献的脑海里才能终成气候,万紫千红!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嫌老师留得作业多时,当我们厌烦父母的唠叨时,当我们攀比享受时,当我们将半碗未吃完的白米饭倒在垃圾桶里时……我们差不多就要将幸福轰出心灵的家园里了。那我们就看什么都不怎么顺眼,整天会怨天忧人,不从自身找差距。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最终会与幸福失之交臂。
亲爱的同学们,当我们清晨醒来,听到第一声麻雀的喳喳声时,我们会长出一口气,打一个无比舒服的“舒张”和“哈哧”,冲着镜子里的自个笑说: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然后自个叠好被子,不用父母操心,自己作好早饭,吃完后向父母笑一下,蹦蹦跳跳上学去。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你的心情都是象充满了明媚的阳光似的,那么我们就一定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将幸福当作了我们自己心灵的家园。因为,幸福本身,就应该是放在我们的心中的——她的名字叫“奉献和无私”。亲爱的朋友,你们说是吗?
一次我问她:“最近写什么?”
“啥也没写,”刘薇说,“自那次笔会发表了那个短篇,连笔也没碰,能活着就不错,还写个逑?”
“怎么?”我无比惊讶,“你的家不是很好吗?”她嗔了我一眼,“想刺探情报,恕不奉告!”
于是我就不再问。
但是有一天,我说,“昨天下午,我想邀你跳舞来着,后来觉得,怕你丈夫知道了不好。再说,我也不知你在哪里住。”
“我丈夫?”她苦笑了一下,“早死了!”
“不是在开玩笑吧?”
“谁还有那个兴致?比死更让人恨!”
哦,没死,我想。“你到底住哪?到底怎么回事呀?”我焦急地问,“也不说个正经的,让人心里总是忽起忽落的。”
“我正经不正经碍着你什么事?跳你的舞吧!”她似嗔带怒。
于是,我就又不再问。
第二天,她好像兴致又有些高,“你的舞在这儿算数得着了,进步可真快。想起笔会的那一脚,让我现在还害怕,那个疼!”
“那么再踩你一脚?”
“去你妈的!”
不知怎么,我愿意让她骂,仿佛骂是某种得意的褒奖。
“得了,你不是问我住得地方吗?不告诉你怪不礼貌的,”她喘了口气,她的牙齿洁白,门牙中间有条小细缝,嘴唇棱角分明
,线条凸起,紫红。“我现在同女儿住新华街3栋43号楼,1单元205室,若有空,去玩吧!”她叹了口气。
“我不敢去,怕你的郞君不乐意!”
“少提她好不好?”她瞪我一眼,“我的朋友,碍他什么事,再说,告诉你,他早死了,你糊涂是怎么的?”
又有一天,我起得特别早,到公园时,甬道和门上的灯还亮着,离灯远处自然就暗一些。这正是黎明战胜黑暗的时刻。园内的松柏、桐树和花卉也看不太真切,人影和树影也分辨不清。空气的确清馨,老人们已有活动的了,有的双手扒住粗树杈打秋千,有的在打太极拳。我正踅磨,见前边一个女人,正伏身摘一朵野花,这种花小不点儿,像手指甲般大的小葵花。我隐约知道这花叫“打碗花”。小时候大人曾吓唬我,摘了这种花,回家就得打碗,所以有些印像。
我也来了兴致,就站在她旁边。一会儿,她采了一束,兴高采烈地举着,哼着首时兴的歌儿,原来是刘薇。
但她没发现我,我尾随在她身后,见她朝舞场那边看了一眼,还不到5点半,音乐未开,她向河边走。她蹲在河边,把花束腾在左手,先找到一个瓦片,使劲朝水面抛——我们小时候管这叫“瓢儿溜”,常玩的——瓦片在水面上腾跳穿梭,在很远的地方沉没了。
于是她又找,又扔。连扔了几个,她坐在块石头上,闻了闻那花,贴在脸上呆了会儿,愣了会神儿,就一片片地揪那小黄花,待揪满手心,她就张开手,花瓣悠悠地落,在暗淡的河面上形成片黄点丝绸的模样。那早无风,湖水平滑若镜,倒映着她暗淡的影子,竟形成幅美不胜收的图案。我突然就有股冲动,上前正要捂住她眼,却听她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
有何奈何又如何
接着长叹了一声。这一声如一种低音大提琴的滑弦声,着实让我感动了。我放弃了捂眼,悄悄坐在她身旁。
她一惊,看见是我,“你真坏”,她说,“偷看我,吓我一跳。”我说实在对不起。早上的河边的潮湿空气沁人肺腑,她默默地把残花递给我,我犹豫了一下,接住了。“但愿你不嫌弃它,”她伤感地看着河面,“你说,你不嫌弃它,是吗?”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
这时红日拱出来,把河水照得有些鳞红,那边的音乐鼓点响起来,我们同时站起,向舞场走。
那天早上我们没跳快步舞,总是温柔地慢慢蹭,人还未上满,她说,“咱们回家吧!”
我竟然如同她牵来的一只风筝,悠悠地跟着她。
打开房门,一股女性气息扑面来。“你女儿呢?”我问。“上学去了……你吃点什么?”她说。“我不饿。”她白了我一眼,就到厨房,“这是我姑的房子,她到美国去了,就留给了我。”热咖啡早端上来,“放糖吗?”她问。我仍想说不饿,正在嗫嚅,又挨了她一眼白,“少放点糖吧,”她说。
“自己做得蛋糕,你尝尝。”她递过一块,“这么不爽快,讨厌!”她先就吃起来。我只好也吃。蛋糕着实绵软,咖啡滚烫,有浓茶的苦味,很刺激的。喝完了,鼻尖上都冒了汗。她拿毛巾给我。
“娘俩住这两间可以了吧?”她问。我点点头。我没话说,木讷讷的,只好问:“你和她爸到底怎么回事?”
“又来了吧?”她说,微笑了一下,象是表示歉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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