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为何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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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安会体制：战略管理很重要
　　文/吕德宏
　　是设立当代形态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体制最早的国家，相关经验教训最为丰富，对国家安全领域战略管理问题的研究也最为系统和深入。无论美国战略界还是国外观察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角度，往往会对美国国安会体制有形形色色的看法和评价。其中最大的一个共识是都认为国家安全领域的战略管理很重要。此外，即便在国安会体制的起源、使命、地位、得失成败和未来前景这些基本问题上，也存在见仁见智的说法。有人认为它能“运营世界”，“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委员会”，很厉害，像老虎；有人说它连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基本问题也解决不了，不过是一只病猫，披着虎皮晃来晃去；有人认为是它“搞垮了前苏联”；有人则认为它制造的矛盾多于解决的矛盾，在取得一些阶段性、战术性成果的同时，把战略性问题和矛盾推到未来几代人身上，它“已经失败（指未能防止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还会失败（指不能防范和化解未来的灾难）”。本文围绕国家安全领域战略管理这个主题，从人员、专业、现状与未来这3个角度，提出人是决定因素、专业是根基、战略规划与危机管理是基本矛盾等观点，为探究美国国安会体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来的、如何运转、效果如何，以及今后前景等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根据总统的“一号政策指令”，当前美国国安会除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2007年起成为法定成员），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经常与会的还有国家情报总监（法定情报顾问）、参联会主席（法定军事顾问）；经常受邀与会的还有总统顾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会议秘书）。与美国国安会相关的问题，重要的不在于“国安会”这个名称，而在于如何支持总统做出战略决策，总统如何对国家安全领域进行战略领导管理，如何使用幕僚参谋机构来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政策。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机构，无论它在设计上多么完美，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人。国家安全事务战略管理体制的本质，一是如何把人才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发挥最大综合效果；二是如何尽可能地避免内耗，减少内部摩擦带来的损失；三是两者相辅相成，努力使这两个方面比竞争对手好一些，从而获得某种战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国家的”，而是“总统”的，这是该机构与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机构最根本的区别。美国“国家安全改革项目”智库提出，应将“国家”安全委员会，改名为“总统”安全委员会。这表明，美国国安会是为总统服务的幕僚和参谋机构，总统拥有对它近乎绝对的控制权。总统的个性、施政和管理风格及其与助手们的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安会的地位及发挥作用的方式。
　　在国安会体制上，专业体现在对战略决策的支持；而决策支持得力与否，就看是否抓住了对战略决策选择的评估。简单地说，要报告最高决策者，你拥有甲、乙、丙3个选择方案，每个选择的利弊、代价和风险是这样的；建议选择甲，同时注意事态的发展和敌我互动的结果，在符合哪些标准之后，将选择转向其他两个方案。最高决策者有可能最终选择方案甲，也有可能自己提出方案丁，这是决策者的权力。但这个过程对决策的帮助是巨大的。考虑了所有可能性，在为决策者过滤掉虚假情况和细枝末节之后，把最主要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呈现出来。与军事、外交和其他职能部门相比，美国国安会办公厅的决策支持意见，最具有全局性，也最为超脱，不受部门利益的局限。
　　作为最高层级的幕僚部门，国安会办公厅的工作要求很强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其专业性主要来源于领导者（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处理战略问题的经验和管理能力。政策分析与设计、战略评估与推演都属专业性很强的活动，稳定、高效地进行这些活动，首先是对各种问题、信息、人才和跨部门资源的领导管理问题。处理战略问题的经验主要来自于长期的专门工作经历。这些经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军事、外交、情报等部门领导岗位的任职经历，掌握各领域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则；另一类是长期分析研究工作的经验。战略问题研究是二战后兴起的一个新职业，在美国主要体现为各种智库的发展、大学相关院系的设立以及政府与学术机构之间人员的交流（即“旋转门”）。分析判断能力是极其宝贵和至关重要的能力，需要经过长期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战略问题研究直接训练培养这种能力，直接为高层处理情况、分析问题做准备。二战后美国战略问题研究的大发展，成为一项重要事业以及受尊重的职业，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略研究人员相对公正、中立，不受部门利益制约。
　　美国研究界指出，鉴于跨部门政策委员会繁重的任务、广泛的范围和问题的复杂性，要成为有效团队中的得力成员，需要保持思维的灵活，保持对事件的参与，保持警觉，保持工作的重点，并具有优异的写作技巧以及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这些要求，表面上不难，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并不容易。为了提高效率，国安会办公厅的人员规模不可能很大，因此无论有多专业，其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对于最高层级幕僚机构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处理大事与急事的关系，也即如衡战略设计与危机反应。（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联邦：安全会议机制
　　文/盛世良
　　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前身是1990年底成立的苏联安全会议。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和公开性”后，向西方“邯郸学步”，抛弃苏联的机构设置，建立美国式的总统制。当上总统后，于 1990年12月模仿美国成立苏联安全会议，任务是制定并贯彻国防领域的全国性政策，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和生态安全，预防自然灾害和消除其后果，保证社会和法治的稳定。然而，苏联安全会议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拳脚，一年后就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下台，跟总统委员会和苏联一并寿终正寝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并没有立即成立安全会议。直到一年半之后，他才发布总统令，于日成立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条例》提供的标准定义，安全会议是“宪法规定的咨询机关”，为俄罗斯总统起草有关安全问题的决议，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个人安全，在保障个人、社会和国家重要利益免遭内外威胁方面奉行全国统一政策问题的决议。安全会议负责起草的文件范围还包括国防组织、军事建设、军工生产、对外军事和军工合作、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等。
　　安全会议有13项职能，包括审议国家安全保障、武装力量及其他军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武装力量的运用、军工生产、动员准备、对外军事和军工合作等问题，审议保卫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度、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安保领域国际合作等问题；从战略上评估实施安保领域国家政策基本方针的进程、本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人权和公民权状况、法治状况、反恐反极端主义措施的执行效果、战争危险和军事威胁、现代化武器和军民两用安保技术的研制与装备、执行反麻醉品政策的情况、对外军事和军工合作、国际安保合作、信息安全和信息社会的发展、联邦和地方行政机关安保领域的工作，协调联邦和地方执行总统安保决策的工作；制定和修订保障国家安全的标准和指标；实施安保领域的战略计划，修订战略规划和国家战略优先，组织安全会议职权范围内的科研工作，等等。
　　安全会议自成立以来，审议的问题几乎囊括国家安全保障的所有领域。根据安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国家采取了各种着眼长远的危机应对措施。安全会议的主要业务分国内和国外两大部分。在诸多国内问题中，安全会议首先抓战略性问题，从经济上保证国家安全，提高俄罗斯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地位，实现经济现代化，消除社会领域的不利趋势。《俄罗斯人口情势发展构想》《俄罗斯联邦食品安全构想》等文件草案就是安全会议提出的。其次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加里宁格勒州“飞地”和里海沿岸等本国边陲地区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其三是军事领域的政策规划。确定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形成机动、精干、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制定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发展方针，提高军人和退人及其家属的社会福利保障，发展信息战能力，加强战略核武器、反导和对空防御以及无线电电子对抗。其四是制定保卫国界、反恐反极端主义、反武器走私和反毒品走私的措施，建立国家反恐委员会领导下的统一反恐机制。其五是指导车臣反恐战役，协调战后国家政权重建、经济恢复、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在外交上，俄罗斯把后苏联空间确定为本国外交的第一优先。安全会议在保证国际安全方面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制定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安全会议确定的现阶段独联体工作的原则是，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的合作愿望，以务实态度区别对待，实现不同层次和不同速度的一体化。关系最密切的是俄罗斯同白俄罗斯的“俄白联盟”，下一层是俄白哈3国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联盟，更松散一点的是欧亚经济共同体，有5个成员国和3个观察员国。军事领域的一体化组织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全盛期曾有9个国家，现在有6个成员国。调解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等后苏联地区“四大热点”，也是安全会议经常的主要议题。欧、美是俄罗斯外交位列第二第三的优先方向。安全会议经常讨论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发展趋势、防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世界各地涉及俄罗斯利益的危机形势，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国安会的前世今生
　　文/崔建树
　　相对于其他大国，英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间较晚，直到2010年5月才正式成立。但英国毕竟是老牌帝国，其在国家安全机制方面的改革实践源远流长，美国1947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是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升级版。
　　冷战结束后，恐怖袭击之类的非传统安全日渐突出，英国传统的安全机制受到挑战。为迎接挑战，英国设立了两个较为重要的特别部长委员会，一个负责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另一个负责应对国内的突发事件。两个特别部长委员会从未定期举行联席会议，也未表现出同对方合作的意图。2010年，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上台组阁。作为二战后英国的首个联合政府，卡梅伦内阁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在于急剧变化的国际格局，同时也来自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因此，新任首相既要吸取前人的教训，推行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又得兼顾两党议员的感受，防止引起过激反应。新成立的国安会无疑体现了这一点。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与其他部长委员会也大同小异。首先，根据委员会、特别是首相的指示，秘书处要为每次会议预先准备好数个（一般是1-2个）议题、议程和文件材料；然后在会议主席的（往往是首相）主持下由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们一起就各项议题展开讨论并做出决策。事实上，这一新成立的委员会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英国国家安全决策的关键部门也并不在于它对决策过程进行了多少创新，而是主要因为它由首相亲自出任主席一职且罕有缺席会议――这就足以令白厅对委员会另眼相看，极尽配合了。另一方面，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参谋长的定期与会则使它能够在一个固定的框架内同时统筹安全与防务问题，视角广度和协调范围远超其他内阁委员会。简而言之，人员构成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
　　顾名思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围绕“国家安全”这一主题展开的。现代意义上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诞生和发展起于二战后的美国，尽管最初它仅关注防务领域内的事务，但如今其内涵已拓展到军事、经济、意识形态、能源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具体而言，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的军事威胁，到近年来愈发炙手可热的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全面冲击和影响；从恐怖分子、极端势力、分离主义运动等在国内策划或发动的袭击，到重要国际能源线路面临风险；从国家信奉的意识形态遭到侵蚀或演化，到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等等，这些都属国家安全范畴之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涌现，各个国家的安全也遭受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只有将它们统筹起来加以应对才能更有效地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这是各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客观动因所在，同时也体现了委员会的根本目的。
　　2011年利危机爆发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做出了反应，英国成为第一批对利比亚进行武装干涉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以后英国的首次海外派兵行动。随着利比亚国内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和蔓延，国家安全委员会在3月19日迅速成立了一个附属委员会。同时还在国家安全秘书处设立了一个利比亚特别小组，来帮助附属委员会开展工作。决定抽调白厅中石油问题的专家成立专门小组来保障反政府军的石油供应，切断政府军的石油链条；在战争之初即成立维稳小组，设计战后维稳方案；派遣人权专家前往、利比亚和等地，为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现场情况等。这些行动措施有效地协调了白厅各部门的运转和国家安全的实现，切实彰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有效性。
　　事实上，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改革，诞生于保守党政治构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是如此。尽管政府最终克服了官僚主义固有的守旧脾性，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说是某种高瞻远瞩的天才创造，不如说它只是迫于现状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它从创立之初就缺乏一种大刀阔斧的开拓精神。首相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权负责人，主管安全事务的内阁办公室是其上级机构，而主管对外政策的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则是它首任秘书长的前工作部门，这种位置或许称不上尴尬，但足以令人束手束脚。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除了按照计划安排议程，为诸位内阁部长提供一个更加宽敞的决策平台，更多的任务是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小心翼翼地斡旋。
　　这种具有浓厚英国风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被证明为一条可行之路呢？有专家就认为，英国现行的决策机制依然过于松散，缺乏一个制度化的机构统筹全局；以首相为首的内阁大臣们则大权独揽，职能机构则唯上是从。这就导致在新世纪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英国政府难以对国家安全形成一个科学的长期战略性规划，或对这一规划进行及时的调整，从而陷入愈发短视的困局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应仅仅是一个首相主持的内阁委员会，它要在国家安全的决策过程中发出更加独立自主的声音，积极而全面地考察全球安全动向，并据此提出建设性的政策设计。这也是这一新机构设立的初衷所在。
　　这就涉及到内阁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很难想见，如果新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卷入这个漩涡之中，究竟会对英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无论如何，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是这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强国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形势下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它在成立的3年间为白厅的安全决策做出的贡献也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的潮流变幻中，英国究竟应当如何进一步将决策机制的改革推向深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仅仅只是白厅在探索这条道路的一个起点，更多的工作仍有待后来者去完成。（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为何呼唤国安会
　　文/胡欣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德国要调整自身的决策机制以适应更复杂的形势。特别是随着德国试图在国际社会扮演更为积极、正面的角色，德国国内对于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予以了更为密切的关注。德国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机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值得学习，其中最吸引德国人的莫过于被视为决策核心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比较而言，德国目前的联邦安全委员会，从地位和效能来看，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着很大差距，难以满足新时期德国国防军事的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为此，建立真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了德国人所考虑的重要选择之一。
　　近50年来，在各国国家机构变动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纷纷成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或协调机构。这些功能相同或者相近的机构，虽然名称并不全都叫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从实际功能来看，它们都掌控或影响着国家的重大政治和安全事务，对安全政策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受到这么多国家的青睐，它又能如何超过现有的联邦安全委员会，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呢？
　　首先，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说是当今大国的“标配”，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顶层机构。一般来讲，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受政府最高首脑的领导，委员会包括了涉及重大安全问题的政府部门，主要关注对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能够为高层决策提供咨询，还能增强执行国家决策的主动性，提高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可以说，它就是指挥国家实行重大安全行动的“大脑”。对于有志于领导欧洲、影响世界的德国来说，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有助于提高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改变外界对其政策守旧、行动滞后的印象，从而真正提升德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强国地位。
　　其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应对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的需要。当今世界，国家安全的概念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域，除了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还包括能源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可以说国家安全的内容更为宽泛，内涵也更加丰富。因此，任何国家在应对如此复杂的安全形势时，各个部门更需要加强统筹协调，而不是依靠某个特定部门来独自处理，条块分割、各扫门前雪的机构设置在处理新情况、新威胁时尤其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在反恐问题上，外交、国防、警察等部门很难独当一面，更需要多个政府部门、机构乃至社会组织合力解决。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需要具有权威性的高层机构进行决策和谋划，才能实现多部门配合和多渠道调动资源，更好地实行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众所周知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更加有效整合各个部门的力量，更加有力地进行协调，协调的层级更高。这将有利于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规划，统一协调行动，集中力量”。
　　再者，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够推进联邦国防军的建设和发展。尽管受到以“和平”“避战”为核心的《基本法》的约束，德国联邦国防军仍然开始逐步在世界重大安全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过，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容易导致政府部门行动效率的低下，就国防领域而言，在装备更新、海外行动等问题上，时常出现政策制度与联邦国防军的地位作用不相一致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党派、各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协调不力。德国清楚地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决定美国重大国防和军事问题上，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大大提升了军方在军事问题上的发言权。因此，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够减少国防建设受到的政治掣肘，突出以国家安全为主的重大安全问题的中心地位。
　　此外，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提升德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行动能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不断遭遇各式各样的挑战，从局部战争，到恐怖主义袭击，再到地区武装冲突和国家内战，时局动荡不定，危机四伏。德国的和平主义理念，就是要能预防出现严重危害和平和人类权利的灾难。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德国才会有限参与国际社会处理地区冲突的联合行动。不过，由于国内对于德国安全政策尤其是对外派遣武装力量一直存在很大争论，限制了德国在冲突控制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为此，德国认为有必要加强自身在安全问题上的决策能力，方能体现德国的大国地位，因为只有具备了强有力的行动力，德国才能在捍卫国家利益和立场时让其他国家听到自己的声音并予以尊重，而这一切离不开一个高层次、高效率的安全决策机构来统筹内部各部门，形成一致合力。
　　最后，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能更好地统筹掌控德国的对外军售活动。长期以来，联邦安全委员会在对外武器出口上采取的是谨小慎微的政策，虽然这一政策与德国的和平主义对外政策基调保持一致，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德国国内在这一问题上也不断出现争议，联邦安全委员会也因为有时难以统一意见，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在一些德国人看来，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帮助德国更好地实现国家安全利益。这是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般都包括了来自军事、外交、情报、执法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机构中的高层首脑，因此能够更为有效地全面协调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的重大战略政策，消除跨部门合作存在的壁垒，为国家元首或政府提供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建议和重大决策。这些都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呼吁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原因。（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反恐”催生国家安全机制
　　文/沈孝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的国内安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挑战并非来自邻国的武装边界入侵，也不是来自敌对阵营的远程导弹，而是发生在本国国土上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为此，设立有效的国家安全机制成为应对恐怖主义的唯一选择。反恐斗争一直在考验着法国的国家安全机制。
　　2001年9月，美国纽约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给予高度重视，决定提高政府对重大危机的决策和管控能力。为此，法国重新组建了国内安全委员会，名称没有改变，但是把这个机构提升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最高级别机构，由总统本人亲自主持。希拉克还把当时政府内的第二号人物、后来接替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的任命为权力极大的内政部长。希拉克主持的国内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是日在总统府召开的，但是会议内容保密。此后，每当法国面临重大的安全危机事件，这个委员会就在总统主持下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做出决定。
　　萨科齐是高举“确保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大旗入主爱丽舍宫的，他出任总统后，对国家安全问题给予特殊的关注，以实现其郑重承诺。针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恐怖主义对法国安全造成的威胁日益加剧，萨科齐决定提升和强化国家安全机制，以便适应新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应对一切恐怖主义组织的挑战。日，萨科齐宣布决定成立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法国国家安全和国防的最高决策机构。
　　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主持，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经济部长、预算部长和外交部长为这个委员会成员。总统还有权根据需要指定其他有关部门或机构的负责人参加，如城市部长、青年部长、社会事务部长、装备部长以及长。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了长期以来法国的国防事务与国家安全事务“两张皮”的状态。
　　2009年12月法国政府颁布政令，决定国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一个小范围的国防会议，这是一个部际协调机构，由共和国总统主持，直接负责处理军事危机。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举行小范围会议，由总统根据讨论的内容来确定参加者，这就使其运作方式更加弹性和灵活。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总秘书处，由原来的国内安全委员会总秘书处和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合并而成。总秘书处归属总理府，在内阁总理领导下工作。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使命是：就国家的军事纲领、核威慑力量、对外军事行动、重大危机的处理、情报工作、一切涉及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和能源安全）以及反恐斗争问题提出指导原则和做出具体部署。另外，还对国内社会稳定和刑事犯罪形势和管控工作做出评估和判断。
　　在设立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时，还设立了国家情报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前身是由政府总理领导的部际情报委员会。新的委员会由总统直接领导，政府总理、有关部长、各情报机构负责人以及国家情报总协调人参加。
　　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理念是国外安全与国内安全相结合，它的运作方式是国防与安全统筹安排。新的理念和新的运作方式成效如何？最近几年，法国在非洲遭遇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正是对法国新的国家安全机制的考验和检验。非洲西部法语国家基本上都是法国前殖民地，这些国家独立后与法国依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法国始终把这个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同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一样，法国的国家安全机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法国在反恐斗争中有几个明显特点：
　　一、出手果断，先发制人，决不贻误战机。法国政府是在恐怖武装力量占领了通往马里首都巴马科的咽喉要地科纳镇时决定立即采取轰炸行动的，如果贻误了这个战机，恐怖主义武装分子一旦夺取了首都巴马科，马里政府随即倒台，再扭转整个战局就更加困难了。因此，法国军队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在轰炸开始后地面部队随即发动地面攻势，很快遏制了恐怖主义势力南下的势头，这是马里战局得以扭转的关键。
　　二、师出有名，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支持。在发动马里反恐战之前，法国采取外交行动，在联合国内得到了同情和理解，最终安理会做出了在马里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这一点，法国是吸取了美国当年把联合国抛在一边，独断专行地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教训的，伊拉克战争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美国总统小布什自身陷入了“不义”的困境。
　　三、计划周密，不打无准备之仗。法国政府在发动马里反恐战之前，在军事侦察和部署上作了周密安排，情报机构早已在马里和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带进行了详细侦察，情报人员甚至潜入马里北部山区近距离搜集当地反叛力量的情报。另外，法国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军事基地及时提供了军队和装备使得战争得以顺利进行。乍得、尼日尔等法国在非洲的盟国纷纷派出善于在沙漠地区作战的精锐部队协助法国，也是一个制胜的因素。（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国安局剑指中国
　　文/张焕利
　　日，日本政府宣布国家安全保障局正式成立。这标志着统筹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开始运作。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将在首相的主导下制定外交及安全政策。也就是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首相在外交、安保政策上的主导权。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将首先与美、英两国开通热线。为了有效运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一机制，日本将开通与美、英两国安保系统保持联系的热线。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办公室设有直接与美、英两国安保系统连接的专线。这种安排旨在保证日方可以随时与负责外交和防卫政策的外国安保系统直接联系，以实现双方情报共享及紧急事态应对。
　　日本将与美、英两国举行以信息交换为主的定期会议，并强化相互之间的关系。日本方面将由国家安保局局长出席，美国方面将由国家安全保障事务总统助理或亚洲事务高级部长以代表身份参加，而英国将由首席首相助理参加。
　　国家安全保障局执行“6大部门、321体制”，即6大部门的头把交椅分别按照防卫省占据3个、外务省占据2个、警察厅占据1个分配；部门设置方面，分为“总括”“战略”“情报”“同盟•友好国”“中国•朝鲜”“其他地区”6大部门。仅从6大部门头把交椅的分配来看，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主要着眼点是军事，出发点是战略和情报，而针对点是中国和朝鲜。
　　“总括”部门负责整体协调，为安保局的核心部门，主要起用防卫省官员。
　　“战略”部门负责制定日本外交与防卫政策基本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防卫力量建设的基本方针“防卫计划纲要”，任用防卫省官员担任一把手。
　　“情报”部门负责整体管理和分析政府机关在国内外收集到的外交与防卫领域的相关情报，一旦有战事或紧急事态发生，将这些汇总的情报提交给NSC以便制定应对措施。日本政府所掌握情报的综合分析由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根据这一程序，由派遣到内阁情报调查室的警察厅官员担任情报部门的首要职位，确保安保局与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情报共享。
　　“同盟•友好国”部门负责强化与美国、等“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
　　“中国•朝鲜”部门专管中国和朝鲜事务。日本国安局中“中国•朝鲜”部门的设立，更加露骨、直白地显露了安倍政府对中国和朝鲜的对抗姿态。
　　“其他区域”部门负责侦探收集中东与非洲恐怖活动征兆的相关情报。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首任局长谷内正太郎是首相的内阁官房参与（外交顾问）、前外务省事务次官。安倍同时还任命日本外务省出身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兼原信克、防卫省出身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高见泽将林担任副局长。安倍还指定身为首相助理的E崎阳辅出任国家安全保障担当助理。
　　安倍力推成立“国安局”，意在加强首相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要尽快落实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加强自卫队“机动防卫力量建设”；充实、扩展《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加强日美在空海一体战、兵力部署、武器研制和作战等方面的合作；推动修改宪法解释，赋予日本“集体自卫权”；应对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以上这些无一不在剑指中国。
　　日本舆论担心，“国安局”实际上强化了首相官邸的指挥功能，同时简化了涉及国家安全及对外关系的决策过程，存在很大的危险因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立后仅20天，12月17日，首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一份日本未来10年的外交和安保基本方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了理念为“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在谈到日本当下安全保障环境时，专门强调了朝鲜及中国。并把中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写入其中，称“已经成为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的忧虑，并对中国的动向持续关注”。
　　日本安保战略提出，首先，要从整体上强化日本防卫能力，包括完善防卫体制，如强化国土警备制度以及海洋监视制度等。其次，要深化日美同盟以及发展同东盟、澳大利亚及的战略合作关系。最后，重视应对作为国家安全新课题的网络攻击以及太空安全利用的方针。
　　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第二天晚上，安倍晋三就大肆宣称，日中“空中发生偶发事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安倍的话音刚落，国际舆论就惊呼，上任一年专注于治理经济的安倍“终于露出了民族主义的牙齿”！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安保三箭”。由此，国际舆论开始热议日中冲突、甚至是日中战争⋯⋯（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韩国国安会演变过程
　　文/朱克川
　　韩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最初成立于朴正熙出任总统不久后的1962年，主要是为了研究与安全有关的问题，以便在发生国家级别的突发事件和危机事态时召开应对政策会议。1963年12月颁布《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法》以后，这就成了它的依据。但是，它曾长期有名无实。直到1998年出任总统以后，才真正成为负责外交、国防和统一问题的综合性政策机构。到卢武铉政府时期，这一机构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其成员包括总统、国务总理、国家情报院长、统一部长官、外交通商部长官、国防部长官、总统秘书室长、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事务处长（即总统府的国家安全助理），总统任主席。
　　随着政府的更迭和局势的变化，NSC的组成和运作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它的成员后来又增加了财政经济部和安全行政部的长官以及总统提名的无任所国务委员和总统委任的若干委员。这里所说的“无任所”国务委员，在中国曾经叫“不管部部长”，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可以管的权重官职。
　　韩国的《百科全书》电子版对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运作方式是这样介绍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是一个宪法机关，它的作用是在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对总统提供咨询，以便把相关议案提到国务会议上审议。会议由主席（即总统）根据需要召集，非公开举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汇集旨在制定国家安保政策计划的资料，研究预防国家出现非常事态和危机的策略，研究在战时或类似的非常事态下政府和主要机关的部署，研究如何保障集体安全，研究应对非常事态时如何动员人力和产业资源的政策等。
　　日，主持召开外交及安保部门长官会议，就朝鲜处决其高层官员和朝鲜半岛周边发生的一些情况进行讨论，并指示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下面设立常设事务处。20日，朴槿惠正式批准增设掌管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常任委员会和秘书处。
　　总统府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首席秘书朱铁基当天对新闻记者解释说，青瓦台国家安全室与政府的安全及外交部门进行紧急磋商后制定了一份“关于增进NSC功能和加强国家安保室职能和组织”的方案，当天就获得了朴槿惠总统的批准。根据这一方案，政府将修改《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法》，新设NSC常任委员会和NSC秘书处。NSC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将由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担任，负责协调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相关对策，每周向总统提交一次报告。必要时，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将根据总统的指示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秘书处负责协助NSC和NSC常任委员会完成会务准备和保障其正常运转，并总结会议结果及跟踪落实情况。秘书长由国家安全室第一次长（副部长级）兼任。
　　关于新设NSC常任机构的背景，朱铁基只简单解释说，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被处决以后，出现了一系列严重情况，12月19日朝鲜又以韩国保守团体亵渎其“最高尊严”为由，威胁说将在不预发通知的情况下对韩国进行报复性打击。但是，韩国的几家新闻媒体对此做了更为深刻的分析。
　　《中央日报》的评论说：“NSC是1963年前总统朴正熙组建的。根据当时的韩国宪法规定，它是总统直属的外交安保咨询机构。1998年金大中出任总统后，首次设立了NSC秘书处，使NSC变成了常设机构。此后的卢武铉政府时期，NSC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强大，曾在政界引起争议，有人说，NSC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其常设机构竟可向政府各部门下达业务指令，这实属违宪行为。因此，2008年出任总统以后又撤销了这个秘书处”。
　　朴槿惠政府开始执政以后，在总统府内新设了一个国家安保室，由它发挥外交安保政策指挥塔的作用。由部长级官员金章洙出任室长，该室24小时有人值班，一旦出现特殊的安保情况，立即向朴槿惠总统报告。
　　从朝鲜半岛的长期形势变化看，确实需要有一个及时应对局势变化的机构。2000年6月，前总统金大中要与朝鲜举行首次南北首脑会谈，就是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决定的。今后，如何掌控半岛形势的应对方案，似乎也要在NSC工作机构内产生。中国现已决定成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也表示将在2014年初成立NSC，所以韩国有人提出要进一步强化NSC。韩国NSC成立常设机构以后，很可能会承担跟踪中日动向的任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韩国军队也在着手制定应对朝鲜挑衅的方案。军方人士说：“从前的观念是，一旦朝鲜实施全面攻击，我们就反击。⋯⋯但朝鲜使用核武器及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只反击就受局限了，所以正在研究改变作战计划，以便在朝鲜使用上述武器之前就使其丧失效力。”部分修正“作战计划5027”，就意味着一旦发现朝鲜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明显征兆时，可在“自卫的范围内”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此外，考虑到张成泽被处决之后朝鲜发生内部混乱的可能性以及朝鲜增强军事能力会导致全面战争的因素，军方也在研究应对之策。
　　在过去几十年间，韩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曾经历过几度虚实，其组织与功能发生过许多变化，但它对韩国的国家安全确实发挥过重大的保障作用。如今，朴槿惠认为有必要大力度地加强这一机构，决定增设NSC常任委员会和NSC秘书处，并修改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法》。（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国安会：有形与无形之间
　　文/唐璐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模子打造，从外表看其构造与美国国安会很像，但它实际上并无很大权力，只是负责政治、经济、能源、安全和外交等问题的一个咨询机构。印度国安会最高委员会由总理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和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其他内阁成员以及高官如果收到邀请也可以加入该委员会。通常该委员会每个月或者根据需要召集会议。
　　印度国安会下设3个机构。最重要的是战略政策小组，由内阁秘书处负责，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政策建议。战略政策小组负责撰写《战略防务评估》，内容涉及长短期的安全威胁计划，并对于需要优先处理的领域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选择。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是印度国安会的专家委员会机构。主要由一些在其职业生涯中曾经从事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的退休官员、著名专家、非政府学者和媒体人组成。委员会成员任期2年，每月召集一次会议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长期形势分析和研判。印度国安会的办事机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它主要负责承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运转，协调安全委员会下属各个机构之间的工作以及组织相关会议。
　　在国安会架构中，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是唯一纯粹由政府之外的人士组成的部门。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首位召集人，是印度的核政策奠基人、被称为“印度的”的泰斗级战略专家苏布拉马尼亚姆。早在1973年，他就为印度提出核战略原则：为了确保印度免遭核讹诈威胁，印度应该掌握核武器。在核试验问题上，苏布拉马尼亚姆一直坚信核试验会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
　　首任国安会顾问委员会成员中，除了有几位像苏布拉马尼亚姆这样的鹰派专家，也有所谓鸽派人士。因此在讨论核原则问题时，经常是公开吵闹不休。最终由专家们起草的《核原则草案》，表述了最低限度核威慑的概念，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印度的战略利益要求有效的、可信的核威慑；印度将追求一个可信的最低限度核威慑的学说；印度将不首先发动核攻击，但是一旦威慑失败，将用惩罚性报复作出回应；印度将不对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如今每当印度人谈到国安会的作用时，《核原则草案》便成为一个最经典的案例。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以后，最初时是几个月才召开一次会议，现在开会频率已经改成至少两月一次，如果需要，召开会议的频率会更高。不过，在部长一级，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内阁安全委员会的参会人员相差无几，但是它们的功能却完全不同。内阁安全委员会需要对由各个部门提交的问题做出决定，而在国安会内仅仅是就涉及安全领域的问题从各个层面进行讨论，考虑相关问题正反两面的所有可能选择以便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思路以及相应的路径。两者的另一个差别表现在所面对的任务不同。内阁安全委员会处理与安全有关的传统领域。例如，在出现问题的地区的安全部队部署，而国安会则会从近期、中期和远期评估所遇见的威胁，并实现对各个部门的协调行动。
　　如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全称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一样，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的全称就是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隶属总理办公室，其办公地点也在总理办公室所在地新德里的政治中心南区大楼内。虽然在印度媒体上并不能看到更多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新闻，但是国家安全顾问的能见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国家安全顾问经常会参加一些会议并发表讲话，有时也会出访。这些内容都会反映在印度精英们最喜欢阅读的英文媒体中。
　　近年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是退休军人或者是退休官员,使这个原本应该更有影响力的机构反映的思想多半带有强烈的局内人色彩，而没有能够提供更有创新的政策建议。只不过，由于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通常都很有名气，这使得他们观点无论是否有见地，都会经常在印度媒体上出现。这使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所起的作用除了“规定动作”，根据其个人背景还会出现不少“自选动作”。而“自选动作”往往都会引发争议，有时这种“自选动作”会使工作效率提高，但更多的情况下只会造成部门之间管理混乱，甚至导致工作效率严重下降。
　　如果没有更多的刺激和改革，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种状况可能将会维持下去。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印度国安会的作用并不会比内阁安全委员会的作用大。实际上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的作用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他是否与总理关系密切；其二，这位总理是否强势。米什拉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时拥有很大权力，那是因为他与强势总理瓦杰帕伊关系至深；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梅农与辛格总理的关系倒是比较密切，但辛格总理被认为是“最没有实权的印度总理”。2014年，印度将要举行决定其国家未来方向的议会选举，假如大选后出现一位强势总理，而国家安全顾问与总理又能够发出同样的一个声音，那么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将会很大。（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以色列国安会在炮火中“异军突起”
　　文/周辉
　　以色列不仅经历了数次大规模中东战争，还长期笼罩在挥之不去的恐怖主义阴霾之中，仿佛每天都在“刀尖上过日子”，时刻担忧国家与民族的安危。因此，维护国家安全自然成为以色列历任领导人的第一要务。上世纪末，时任总理十分欣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调存在，于是就仿效“美国模式”推动成立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意将其打造成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咨询机构，借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安全机制，同时也可巩固和提升总理个人的决策权力。但事与愿违的是，横空出世的以色列国安会在成立后的头10年内一直默默无闻，对其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甚微，名头远不及充满传奇色彩的“摩萨德”响亮。
　　为什么以色列国安会“开门立户”之后竟如此低调而淡定，直到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携王者之风重出江湖之后才声名鹊起？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安会成立不足半年，它的缔造者内塔尼亚胡就因大选失败而下台，导致其失去“靠山”而后续发展乏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以色列所秉持的国家安全决策传统。建国后，以色列长期面临极端复杂的安全环境，时常要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为此，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其他政府部门之上的决策核心――“安全内阁”，通常由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内阁成员组成。这个集咨询、议事、决策功能为一体的机构就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系统的“指挥中枢”，但凡关系国家安危的“战和大计”都必须经过安全内阁的同意，且通过的决议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此外，以色列总理和安全内阁历来高度倚重和信任军方的高层人物，因此，继内塔尼亚胡之后的克、、等历任总理都不认为自己和军方之间还需要一个整合与协调机构。这也就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以色列国安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备受冷落，甚至一度弃之不用的尴尬。
　　经过近10年的沉寂之后，以色列国安会终于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国家安全事务决策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不仅在规模、职权范围和专业性上有了长足进步，还不动声色地成为外交、国防和情报等多个部门就国家安全事务与总理进行联系的纽带。这种积极的变化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首先，2008年以色列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显著扩大了国安会的职权与作用，授权其组织所有与国家安全事务相关的部长级会议。其次，2009年3月内塔尼亚胡卷土重来，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作为国安会的倡导者和缔造者，他明显要比几位前任更加重视发挥该机构的作用。最后，曾有情报工作背景的乌兹•阿拉德于2009年出任国安会主席，给这个机构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近几年来，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谓异军突起，开始在决策层面发挥整合和协调所有国家安全机构的功能，地位与作用也随之不断加强。最为显著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定期牵头召开跨部门研讨会，国防部、外交部、摩萨德、总参谋部、军情局等机构都会派员参加，就国家安全事务交换意见，并形成对策建议供总理参考。能源安全、战略储备等领域也逐渐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纳入视野，使其涉猎的领域大为拓展。此外，以色列国安会还着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相关机构的交往，涉及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印度、埃及、约旦等诸多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国安会的交往，相应增强了以色列国安会主席对美以关系的影响力。
　　随着国安会的建立与发展，以色列国家安全机制趋于完善与成熟，逐步形成了3级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一是国家安全中枢指挥系统，由总理、安全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组成。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和军队最高统帅，对国家安全事务拥有最高指挥权；安全内阁是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机构，但凡由安全内阁做出的决定均具有最高权威性，必须得到坚决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为总理和安全内阁提供国家安全事务咨询，协调并监督国家安全政策的执行，制订国家安全发展计划以及就安全事务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等。二是参谋与咨询系统，主要包括由摩萨德、阿穆恩、欣贝特、外交部政策计划与研究中心等情报单位构成的情报系统和以综合安全系统组织为代表的咨询机构两部分。三是支援和保障系统，主要包括警察总局、国家安全机构、国防军预备役、民防和地区防御系统以及医疗、消防、交通、社会保障等社会相关部门。这些都是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政策的执行与保障机构，也是国家安全政策的具体实践者。
　　近年来，以色列国安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日益在国家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仍要面对诸多难题。首先，国安会的权威性仍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挑战。例如，在国安会牵头组织的安全内阁会议筹备会上，来自以色列军方的代表通常就会有所保留，不愿透露他们的政策建议。其次，国安会的影响力仍然有限，而且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以色列总理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总理个人风格与决策偏好。第三，以色列国安会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以色列是一个议会制国家，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总统制。根据以色列议会选举制度的有关规定，议会最大政党的领导人组阁成功后自然成为总理，但常常会出现各党派联合执政的情况，例如现任以色列总理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而国防部长却是左翼工党主席贝拉克。由于以色列内阁及安全内阁的决策经常受制于诸党派的利益斗争，而以色列总理也没有像美国总统那样拥有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力，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要想复制一个像美国那样成功运作的国安会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在夹缝中维护国家安全
　　文/刘强
　　“9•11”事件后，伊朗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和“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政治打压和军事威胁并举，使得伊朗的国家安全环境更趋严峻。“核问题”出现后，这种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伊朗不仅始终遭受着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更时刻面临着来自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的威胁。但是，迄今为止，曾被渲染的“一触即发”或“箭在弦上”的战争并未爆发，各种制裁虽导致伊朗国内经济困境有所加重，但并未被彻底压垮，经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一直处于僵持的核问题谈判也在2013年底出现了历史性转机。尽管这种形势的缓解可能是暂时的，但总体而言，作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伊朗，可谓成功维护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
　　伊朗的政治结构十分复杂，从个人到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盘根错节。从伊朗国家安全的决策体系看，最高领袖是最高决策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均涉及国家的安全决策，甚至还有一股隐性的力量如大毛拉势力对国家重大安全问题的决策发挥影响。因此，伊朗的国家安全体系和机制，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说其简单是因为最高领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和三军总司令，对重大安全问题可以拍板定论，是伊朗国家安全决策的舵手；说其复杂是因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几乎平行的机制，各自行使权力，共同对领袖负责。这种机构的重叠和利益纠葛，将决策机制搞得复杂了。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伊朗的国防和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者是领袖，总统是运筹决策的执行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是谋士。该组织系统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其下辖的国防委员会，其中均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代表。显然，在讨论重大问题时，他们会将最高领袖的旨意转达给包括主席在内的所有成员，以确保最高领袖的理念和意愿得到基本贯彻和执行。同时，委员会内部的任何情况，最高领袖也可从其派驻到委员会的代表那里第一时间得到了解和掌握，这就使得最高领袖时刻保持着对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控制，对涉及伊朗重大国家安全问题适时发出指令并依据各智囊的建议进行决策。
　　近年来，伊朗面对的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核问题”和“支持恐怖主义问题”上。针对“核问题”，伊朗紧紧围绕着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拥有和平利用核能权利这一主线，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展开外交博弈，同时，军事上积极准备和应对美国的威慑。尽管伊朗总体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但外交和军事的两线死守，至少是在避免遭受军事打击上取得了胜利。理性地看，伊朗进行核开发有其自身的战略考量。一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伊朗虽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基于对核电优势的认识，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寻求核发电技术，并与美国签订了《美国―伊朗关于合作使用原子能的协议》，积极展开务实合作，美国向伊朗方面提供核技术及浓缩铀，德国还帮助伊朗修建核电站。后因与美国关系恶化，一切有关核开发的项目全面停止。但伊朗仍然认为如果能充分利用核能发电，作为发电燃料节省下来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成为其创造财富的来源，因此，寻求核技术的想法并未改变，并开始努力践行。二是出于提高自身战略地位的需要。作为地区的重要国家，谋求地区优势和领导地位，一直是伊朗的重要战略目标。基于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作用和人们对拥有核武器心理的分析，一旦拥有制造核武的技术和能力，必将取得某种战略优势。三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求。美国的战略包围和不断的军事打击威胁，使得伊朗严重缺乏安全感。发展核技术同样可以达到震慑美国而不敢轻易对其进行军事打击的目的。即便是发展民用核设施，一旦遭受军事打击同样也会产生大量的核污染，从而使美国投鼠忌器。
　　但是，伊朗对核技术的寻求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美国围绕着伊朗核开发，组织了一轮又一轮的外交攻势和经济制裁。因此，自“伊朗核问题”出现以来，美国的态度一直十分明确，那就是，决不能让伊朗借和平利用核能之由行发展核武之实，最终研发出核武器。因此，美国不断以各种途径和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且态度越来越强硬，因为美国从骨子里根本不信伊朗是在和平利用核技术。
　　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威胁，伊朗一方面加大外交工作力度，包括引入欧盟机制来弱化美国影响；拉紧俄罗斯来平衡美国力量；将伊朗核问题伊斯兰化以加深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以此增加自身的战略砝码，等等。同时在有关核问题的谈判中，时强时弱，时紧时松，张弛有度，最终在与国际社会的多年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取得“丰硕”成果，于2013年11月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个承认其拥有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协议。伊朗网民将这次的谈判团队称为“民族英雄”。
　　在应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威慑时，伊朗采取了不畏惧、不退缩、针锋相对、有理有利原则与方法，显示出伊朗国家安全机制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伊朗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国际上，伊朗不仅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政治打压，也面临着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国内还面临着众多政治、经济和民生问题，总体的安全形势并不乐观。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面临的任务还很多。如何在内政、外交和军事等多条战线上最大限度地维护伊朗国家利益，既是对伊朗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智慧、勇气的考验，也是对伊朗国家安全体系的考验。（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叙利亚：经受战争考验的国安机制
　　文/拱振喜
　　叙利亚现任总统巴沙尔，2000年7月在宣誓就职演说中说，叙利亚在政治上实行适度民主，但不允许照搬西方民主。在政治上放松言论控制后，叙利亚的一些作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知名人士非常活跃。他们在自己家里或公共场所开办了上百个对话论坛，不断发表声明，要求扩大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叙利亚安全情报部门对出现的上述情况感到非常不安，一些人主张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巴沙尔总统决定成立危机处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宗旨是跟踪叙利亚安全局势的发展，研究人民的需求，在各省进行实地考察，向总统提出意见和建议。后来由于反对派武装势力扩展迅速，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冲突越演越烈，该委员会逐步成为分析安全形势、研究对策方案、协调军队与各情报机构的行动、为总统做出决定提供政策选择和情报综合分析的机构。
　　为响应抗议民众的要求，叙利亚政府于日通过3项法案，分别废除实施48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撤销最高国家安全法院，还对组织和平游行进行了规定，并于4月30日宣布将制订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司法改革的全面改革计划。新宪法草案在日举行全民公投获得通过。一些阿拉伯法律专家认为，叙利亚新宪法是阿拉伯国家最先进的宪法之一。新宪法标志着持续数十年的复兴党一党专政结束，叙利亚进入多党制时代。至此，叙利亚政府根据抗议民众的要求进行的政治改革结束，但对缓解恶劣局势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叙利亚境外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和、等海湾国家，利用这段时间向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武装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和武器，促使反对派武装的军力迅速增长。叙利亚北部的邻国开放长达900公里的土叙边界，为向叙反对派输送武器和资金以及外籍武装人员提供便利，导致靠近叙土边界的阿勒颇省和伊德利卜省广大农村地区被叙反对派武装控制，成为叙利亚北部战场。尽管邻国约旦对约叙边界进行了某种控制，但约旦伊斯兰萨拉菲派武装人员还是设法进入了叙利亚境内与叙政府军作战，使造成靠近叙约边界的德拉省农村地区成为叙利亚的南部战场。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省与黎巴嫩接壤的古赛尔地区和塔勒卡勒哈地区，在被反对派武装控制后成为向控制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部分市区的反对派武装输送武器弹药以及外籍武装人员，成为叙利亚中部战场。
　　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武装组织大体分为3部分：一是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代表的世俗温和反对派武装组织；二是以“叙利斯兰阵线”为代表的本地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三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武装组织。据阿拉伯媒体报道，在2013年8月，叙利亚境内大约有1000个反对派武装派别，人数至少10万人，其中大约1万人属于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派别，外籍武装人员有3万- 4万人，来自80多个国家。
　　日，叙利亚政府军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帮助下完全控制了叙中部战略要地霍姆斯省古塞尔镇，恢复了古塞尔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叙利亚政府军6月10日乘胜向北部阿勒颇省推进，展开“北方风暴”军事行动。这表明，叙利亚战局出现一个战略转折点，即叙利亚政府军在与反对派武装冲突的过程中开始从战略相持阶段转为战略反攻阶段。 “真主党”武装人员战斗经验丰富，在古赛尔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大大缩短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时间。这是“真主党”首次大规模参与叙利亚战争，并对叙战局产生重要影响。
　　日，大马士革郊区东姑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造成1300多人死亡。美国等西方国家认定叙利亚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此后，美国调兵遣将并动用政治和外交资源做出即将对叙利亚动武的架势，重压叙利亚政府，迫其在化武问题上做出让步。叙利亚政府9月10日接受俄罗斯提出的“化武换和平”的建议，同意将叙利亚化学武器存放地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然后将化武逐步销毁，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叙利亚政府接受美俄达成的“化武换和平”协议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致力于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美国一方面努力促使“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全国联盟”）参加将于日举行的叙利亚问题第二次国际会议，另一方面在做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工作，要求它们停止向叙利亚境内的宗教极端武装组织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同时要求土耳其加强边境管理，采取措施阻止外籍武装人员进入叙利亚境内。
　　美国一直都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但美国接受召开日内瓦第二次会议并同意叙利亚政府派代表与会，这实际上意味着默认了巴沙尔在台上的现实。由联合国秘书长主持的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首日外长级别会议日在瑞士蒙特勒落幕。当天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同意举行直接谈判。同月25日，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在联合国－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别代表卜拉希米的主持下在日内瓦万国宫进行了面对面会谈，这是叙利亚危机爆发3年来双方首次面对面接触。未来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方案可能是在叙利亚建立“过渡管理机构”，制定新宪法，进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从目前的情况看，执政的复兴党将保留，复兴党在未来的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依然较大。（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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