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RSS？
【聆听】朵渔的读书和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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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的精神底色
，翌年，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中说：“……，，，于，……？，？，，，，，……”《新青年》浸染了整个时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启蒙圣经，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功莫大焉。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发轫期的时代背景。在的里，扫盲、启蒙与救亡是最显著的三个主题。扫盲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化、普罗大众化，如所领导，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主张，以及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主张等。而启蒙话语无疑是其中最激越的声音，属于精英阶层的事情。按当时受教育者之人口比例，能够读大学者无疑都是精英。精英是社会的塔尖，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指向，也是教育质地的直接体现。如果拉长历史的视线来观察一个时代的教育，建立了多少所名校，培养出多少位大师，大概都是小事情，关键是整个教育为历史的火车头提供了多少原动力。一场五四运动，就将民国之初的高等教育提升到一种精神高光的境地。1919年月日，当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传来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北京的大学生们迅即激愤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随即爆发。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五四运动爆发时，适逢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访问。1919年6月20日，他从北京给女儿写信说：“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的爆发，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无疑是其最大推手。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了以蔡元培“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理论为蓝本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取代了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也推翻了前清癸卯学制（即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一思想导向和精神基调第一次将教育与王朝命运的维系相推离，确立了较为现代的“国民教育”理念。如张伯苓创立私立南开大学时，就抱定“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理想；浙大校长竺可桢说：“大学教育之目的……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的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有如此之教育理念，自有“允公允能”、读书不为稻粱谋之精英学子、社会栋梁涌现。虽然当时整个北平只有寥寥几所高校，而作为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在校生也不过两三千人，但这塔尖上的革命却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大变革。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开始大肆搜捕学生。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者”直系将领吴佩孚也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学生被捕后，即全力营救，随后递交了辞呈，悄然离京。他一方面对政府卖国无能、拘捕学生表示不满，认为学生们“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作为一校之长，他又担心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今后将不易维持”学校纪律。（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他写道：“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这一纸声明颇可玩味。6月15日，蔡元培发布《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文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来，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的声援下，加之北大师生代表的苦劝，蔡先生始回校，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当年的大学校长们，虽然并不完全赞成学生上街游行，但一旦自己的学生遭遇不测，他们还是会拼尽全力去营救，在道义上绝不含糊。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先生曾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当时的一校之长，真可谓一所学校的象征。民国教育史上，也的确涌现出了一批学问精深、精神伟岸、作风无私的大校长。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颇有一些抱负，开始招收女生，淘汰了一批教授，大量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当时蒋廷黻正任教于南开大学，颇有名望，罗家伦有意请他，遂亲赴天津。而蒋廷黻在天津住惯了，不愿走。罗家伦左右搬不动他，只好耍无赖：“先生若不去清华，我就不走了，一直坐在你家。”说完就不响了，坐在蒋家熬了一夜。蒋被搞得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去清华。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辞退了安排给他的司机，坚持自己开车，后来干脆封存了公派的汽车。年，蒋梦麟长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开始重振北大。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不屈尊，不降贵，拒绝政治干涉和党化教育，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即便是拿着国民政府教育经费的公立大学的校长们，也不含糊。当年蒋介石邀请竺可桢去浙大当校长时，竺可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为捍卫大学尊严和保护学生，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曾两次挑战蒋介石对大学的干涉，并留下名言：“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去衙门化，实自蔡元培始。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只发了一个布告，宣布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守旧派对蔡元培的此项任命颇为不满，认为陈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任教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只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1917年北大开始改革时，北大的新旧之争正炽。蔡先生曾自述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并强调“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第4卷第3期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自是其题中之义，甚至还隐含着知识共同体的现代理念。在此办学理念之下，这位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将北大带上了科学与民主的正途。1917年，蔡元培41岁，陈独秀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一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才俊之士、道德君子、启蒙先驱开始引领风骚，登上历史舞台。正是他们，在日薄西山的满清废墟中搭起三尺讲台，引领着这个老大帝国在血与火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时的教授群体虽有革新与守旧的分歧，但道德学问均堪称一时之选。如胡适先生，当年号称“青年领袖”，绝非浪得虚名，他有这个资格。唐德刚评价说：“（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先生当年在北京米粮库胡同四号宅住的时候，常有青年学生出入。某次，有学生要来拜访胡先生，电话中约定上午七时，学生误听为下午。第二天，学生前往拜访，被告知胡先生不在家。正欲离去，胡适急匆匆赶来，迎至家中。胡问：“上午在候，何以不来？”学生说：“误听以为下午。”胡笑道：“我也怀疑你误听，故特地赶回来。”如此姿态和雅量，如今做教授的，还有谁能做得到吗？
我认为，最能显现民国知识者群体精神风貌的标识性事件，一个是五四，另一个就是抗战。五四凸显的是启蒙话语，抗战凸显的则是救亡。国族危亡之际，方显教育者的精神本色。
1938外敌侵扰，人心动荡，“”，“平生杜门”的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请，在野之身竺可桢虽是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出身，但他却拥有相当高的人文素养，在教育理念上也坚持通识教育、人格教育，受教育者将来要作为社会的“标杆”和“领袖”，“不能只谋食而不谋道”。因此，在兵荒马乱、人心动荡、国族危亡之际，他才会想到邀请大儒马一浮出山讲学。期曾“”。马一浮即“”。一直到都但大敌当前，为士者自不可独善其身，道义不可违也。
这场讲学因其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值得大书特书一番。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士大夫在王朝崩溃、新旧嬗递、国族危亡之际“义不容辞”的高光演出。这年六月，浙大三院九十余名毕业生齐聚江西泰和上田村萧氏宗祠，举行毕业典礼。竺校长请马一浮为诸生作演讲，马氏义无反顾，“诵古训以献”。马先生所诵的古训，即《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哀公问曰：“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马氏认为，古之所谓士者，即今天的知识分子，“士者，事也，即能为社会服务之称”。“今毕业于国之大学者众矣，国家方当危难之时，其需材也亦亟矣”，因此，马氏勉励诸生不要负其所学，要在艰苦蹇难之中养成刚大弘毅之人格，以求服务于社会。择之精才能守之笃，才能自足而弗迁，自立而弗夺，自处而不失其所守，才能养成刚毅伟大之道德人格，成就盛德大业之君子，挽救国家于危亡。
&&&&马氏所讲，虽根本上仍是“道德君子”之类，是“正人心”、“复性”等等心性之学，意在以此激发起诸生强烈的道德主体意识。诸生能否接受，全在是否能够对此先验道德意识有所感应。马氏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感应的，“有感必有应，所应复为感，其感又有应，如是则无穷。”惟其感应的存在，才能生发、交流。作为一个内心充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主义者，马氏是只患无感，不患无应，“只患不能感动诸生，不患诸生不能应”。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彼时国祸民穷，人心陷溺；此时莺歌燕舞，物欲横流。彼此不同，但人心并无大变化。大儒如马氏者，在那样的环境里，以在野之身犹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人在斯道在”，如今，不仅少了那样的老师，似乎也少了那样的学生，“感应”之说，渐趋奢望。
在大敌当前、山河破碎的战争浩劫中，最能彰显一国之教育那种生生不息、永不消殒的品格和力量。抗战暴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翌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俨然成为战时的文化之都，当时在昆明的一流学者粲若繁星，多不胜数。西南联大在滇八年，培养精英无数。教授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立身不堕，弦歌不辍，且能苦中作乐，实为一可敬复可爱的群体。战时因物价飞涨，教授们大都生活困顿。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的潘光旦曾张夹设笼捕鼠为食。王力先生被迫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被闻一多斥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王力呕心沥血的大作《中国现代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王夫人进城去取稿费，拿到的钱却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而闻一多家境更困窘。他有5个孩子，外带一个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闻会刻图章，于是每天忙个不休，刻图章以补贴家用……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张申府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教育事业，甚至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何兆武先生在其回忆录里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有免费午餐。如果学生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的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很高，1946年颁布的《教育宪法》更明确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1949鼎革之后，教育的主流话语一度变成了“改造”。院系调整、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教育界都是重灾区，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的被改造、批判、检讨、洗脑……近读《吴宓日记》，感慨颇深。吴宓出身旧世名门，年轻时游学海外，1949年后在西南师大教书。因其旧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历次政治运动都曾亲历。比如1951年，吴宓参加西南师院学生参军评议大会，心高气傲、高雅出尘的吴宓对各种人际纷争深表鄙夷，对青春靓丽之女学生的表演更觉难过。“……发言者多女生，明眸皓齿，燕语莺声，而作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宓久恋女子，及今乃叹观止矣。”大跃进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吃饭”遂成为大问题，在最困难时，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不少学生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1960年12月，吴宓讲授古汉语“况……乎”的语法结构，举例时信口拈来:“我每餐三两粮犹不足饱，而况二两乎?”不料，第二天便被人揭发，吴宓被迫再次检讨，并被勒令停课反省。到了文革期间，吴宓彻底“斯文扫地”，变想要坚守师道尊严与道德良知几乎已不可能某次，吴宓在街上散步，碰到一“”听到有人叫他“老师”，中执意要。他说：“！”如此凄凉，让人唏嘘。
师道尊严曾是中华礼仪的精义所在，在中国传统家教里，“师道”是断不可辱的。在民国教育史上，即便是在风云激荡、新旧之争日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师道”依然得以延续。陈寅恪便是一个非常讲究师道尊严的人，他率先垂范，“非如此者皆非我弟子”。据说寅恪在清华，堂上一定是裹裹且一个人抱进抱出，他人帮忙避居西南联大后，王国维自沉，梁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了陈寅恪一个人，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谦恭若此。鼎革之后，陈门弟子都陈寅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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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社会山寓所
这世界怎么啦
是谁将羊群赶到白云上吃草
是谁将马群赶到大海里饮水
失去土地的农夫在屋顶上栽种土豆
权柄在握的官吏在鼠洞里点数金钱
行乞者啊，不要去富人的门前乞讨
冤屈者啊，不要到法院的门口喊冤
世界，请安静一下，听听
这只狂躁的蝉有什么冤情
它从早晨一直叫到了晚上
&（2014）&
& & 基本信息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第1版 (日)
平装:&312页
语种：&简体中文
品牌:&新星出版社
有私心，有软肋，有荒唐种种；不降志，不辱身，不废风骨铮铮
大时代的大先生们，既如风浪中的小舟，亦如定海之砥柱
陈徒手、王小妮、冉云飞、余世存、苏小和 推荐
时代更迭，板荡丘墟，民国知识人的命运究竟在谁掌中？
这是一部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精要缩写本，过去几代知识人的辛酸和担当都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历史的真相可能永远无法确认，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以诗人的敏锐及老实本分的实证文字，逐一追踪并还原出一个个离世者曾经的细部，他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知识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非要把书页翻回来，和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朵渔先生的大著《说多了就是传奇》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精要缩写本，过去几代读书人的辛酸和担当都得到清晰地展现。对浩繁的史料梳理得当，对人事的评述守住底线，恪守了一位写作人、研究者的难得本份，也充分显现了作者把握历史脉动的能力和志向。
——陈徒手&
朵渔这本书的特点，恰恰是很多同类书里最缺的，它诚挚又翔实。唯一的真相可能永远没有，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用自己的老老实实和逐一还原的实证性，追踪一个个离世者曾经的细部，他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要把书页翻回来，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王小妮
朵渔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当代诗人，他的民国人物随笔也充满了诗意。任何时候，他都是能够紧紧抓住人的意义的写作者。别人都弄丢了意义，但朵渔还在这里。——苏小和
朵渔以他诗人的敏锐，记下这些值得思索的人与事。诗意而不谵妄，锐利而不喧嚣。 ——冉云飞
朵渔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历史或国家社会的不幸与真正的诗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往往是前者能够成全后者，后者能够赋予前者以意义。在炼狱般的研读中，朵渔对民国以来的世道人心有了同情，有了命名，有了审判。在当代众多的写作者中间，朵渔先生的文字是少有的值得信任的文字。
——余世存
纪念先生蔡 / 003
章先生 / 008
未觅名山便著书 / 013
胡适的声音 / 018
湛翁三句教 / 023
士尚志 / 027
残照记 / 031
非常不可说 / 036
不觉前贤畏后生 / 041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 046
启先生贵姓 / 051
说多了就是传奇 / / 056
家教与师道 / 061
卖官记 / 066
“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 070
登临独恨非吾土 / 075
中国是有办法的 / 080
最是旧文人不自由 / 085
妓事之盛 / 091
当仁不让 / 096
不敢当 / 101
小处尽可随便 / 105
老子的性欲没犯法 / 110
相人之术 / 116
武人之风 / 120
彼时交通 / 125
吃过见过 / 130
玩主 / 135
最后的贵族 / 140
是真名士自荒唐 / 145
唯有饮者留其名 / 150
夫妻们 / 154
在阶级的边境线上 / 169
当鲁迅被架上政治的神位 / 185
“过关” / 190
怎么得了啊！ / 195
郭小川的稿费 / 201
顾准的书目 / 207
禁欲时代的男女关系问题 / 215
文人为何爱开会 / 223
诗书何罪秦又秦 / 228
傅雷：一个没有单位的公民 / 233
梁启超：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 / 248
代跋：谁带我们重回现场
花城出版社 2014年8月第一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思想人文和诗学随笔集，全书约20万字。
第一辑以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为主，状写人物命运，阅微艺术精神，所最为关切者，依然是艺术家与体制的对抗、对人性恶的揭发，以及对黑暗时代的启明。
第二辑为作者十余年来的诗学论文精选，其中既有作者本人的艺术主张，也有作者亲临中国诗歌第一现场的所见所闻、经验与杂感。
【主要内容】
赫塔·米勒：生活在细节中
阿赫玛托娃：恐惧与缪斯轮流值日
莉季娅：人以什么捍卫记忆
阿伦特：忏悔是一件思的事情
加缪：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德
卡佛：这始终关乎爱情，没人知道
布考斯基：Don't&Try
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忧郁
弗罗斯特等：我们之间的分歧必须保留
伊拉斯谟等：大师控
布罗茨基：我代替野兽步入牢笼
卡夫卡：一个失败主义的大师
博尔赫斯：老虎·刀子·迷宫
扎加耶夫斯基：那消失而又重返的柔光……
巴列霍：最喷薄的痛苦者
辛波丝卡：从废墟上开出的花
特朗斯特罗姆：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
帕斯捷尔纳克等：用爱情点亮抒情诗的天空
米沃什：穿越20世纪
羞耻的诗学
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为疯子们辩护
何为“为人生的写作”
他体会过自由，明白善的意义
真理性：论韩东
犹如雷电击碎大海……
飞蛾扑火的仪式
去爱，还是去恨
诗人在他的时代
本书是一部人物杂记、亲情散文和成长小说合集，其中既有对故乡人物的杂忆，对故乡现状的忧思，也有对童年生活的追忆等。体裁多样，有短小的人物札记、随笔化的亲情散文，也有篇幅较长的成长小说。其中大部分文章为作者近些年来在各大媒体的专栏精选，如《财经·LENS》上的人物专栏、《南方周末》上的时评专栏、《晶报》上的散文随笔等。
这本小书选了些早期的文字，也是我用情最深的集子。“一个人在22岁时还不太会写作，除非他是个天才。但是……在这些笨拙的篇章中比在以后的篇章中有更多真实的爱。”（加缪《反与正·序》）
【还乡文丛】余丛主编，杜小陆策划，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辑：育邦《潜行者》、周公度《机器猫史话》、小引《悲伤省》、朵渔《我的呼愁》
卓越、当当等网上有售。
在失去稳定的工作后，我开始大量写专栏文字，最多时同时开设五六个专栏。写这些东西，一来聊补家用，二来用以扑灭自己内心的焦虑。所得稿酬极其有限，第二个作用似乎更明显一些。每天貌似都在忙忙碌碌中度过，自欺毕竟没有虚度光阴。
这里所集的一些文字，或受朋友所约，或自己一时兴起，率尔操觚，敷衍成篇。第一辑多与故乡有关，大多发表在《财经·LENS》和《南方周末》，在此感谢我的朋友溜溜和蔡军剑先生。第二辑多为文化与诗学随笔，多发表在《名作欣赏》“深度围观”专栏，在此感谢我的好兄弟续小强先生。第三辑基本属于诗歌随感类文字，一部分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诗歌现场”专栏，谢谢我的朋友刘炜茗先生；还有一部分发表在《晶报》“人文正刊”，谢谢“人文正刊”的主编汪小玲女士。最后一部分只言片语，辑录自我的笔记簿。我有一个习惯，无论读书还是发呆，一本八开的笔记簿是必需之物。有所思，或偶尔出神，记录下一行半句，敝帚自珍之，每年扫成一堆儿，就有了这些。
也许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本集子：入世与出神。前半部入世，后半部出神。我始终觉得，做一个诗人不可太入世，入世情切，血会太热，容易让人迷失；但也不可太避世，避世的虚无与自大也会毁掉一个诗人。诗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一种偶发的出神状态最易得佳句。当然，作诗但求好句，已落下乘；做人若只做个文人，便无足观。入世的文字可以让诗人保持一种很好的现实感，仅仅从身份上而言，诗人之外，做一个向现实发言的知识分子也是伦理所在。但诗在它的最佳状态下不是一种发言，而是一种无言。一首诗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邀来一个神与其同在。生活曾要求诗听命于它，诗最终总是高傲地拒绝。
无论是入世还是出神，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修行。我发言时仅凭一腔热诚，不谦虚的说法，卑之无甚高论。我无言时更像一种经营自欺，也许还有一份天真吧。不敢期待有太多知音。这年头，用诗去打动一个世故的人，比用枪去打鸟还难。
最后，感谢为这本集子付出心血的各位编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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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 天津
“诗人随笔丛书”之一
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德
——加缪和他的《反抗者》
1950年初，阿尔贝·加缪买下了巴黎夫人街29号的一幢房子，把家安了下来，从而结束了长期租房和漂泊的动荡生涯。这里离他工作的伽利玛出版社不远，附近还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加缪喜欢在街角买一份报纸，在咖啡馆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再步行去出版社。
这一年，加缪将近37岁，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加缪和他的妻子弗朗西娜，以及弗朗西娜的母亲、姐姐住在一起。这让加缪很恼火，“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但是没办法，弗朗西娜长期处于抑郁之中，她母亲认为女儿离不开她，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对加缪也很不放心，她觉得艳遇不断的加缪随时可能抛弃自己可怜的妹妹，去跟别的女人厮混。她要做妹妹的守护神。加缪被这样一个六口之家团团围困，感觉都快要爆炸了。他不在乎幸福，他渴望的是伟大。“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处巨大的幸福中心，却又感觉受到威胁。”他向自己终生挚爱的女友玛丽亚·卡萨雷斯抱怨说，“我脑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头。”
无法在家里安静地工作，这是最折磨加缪的地方。他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工作室，但却难得清静。妻子弗朗西娜弹得一手好钢琴，诗人蓬热曾羡慕地说：“有这样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缪却说：“如果你每天都要听上六个小时的巴赫，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为了远离这些深爱他的“家庭禁卫军”，加缪经常离家外出，带上自己的女友，去山里或农村短暂居住。
加缪在他不到30岁那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荒诞三部曲”：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神话》和话剧《卡里古拉》。“在30岁的年纪，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尝到了出名的滋味。”加缪说，“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1947年，长篇小说《鼠疫》出版，两个月售出了五万多册，加缪又大获成功。然而这些成功没能给他带来真正的自由，也无法消除他内心的焦虑。他的结核病也让他觉得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而伟大的作品却还没有写出。他想到托尔斯泰，“他在1863年到1869年之间写出《战争与和平》，也就是35岁到41岁之间。”而加缪已经36岁了，“我看到绝望在逐步逼近”，他必须加紧工作，把大作写出来，才能抵抗这随时会到来的绝境。“……只有工作，只有创作，可以使精神不倒。”为此，他逼迫自己每天在桌子旁坐上10个小时，以便尽快完成他寄予厚望的哲学随笔《反抗者》。
1950年1月，同为肺病患者的乔治·奥威尔逝世，年仅47岁。加缪与这位《1984》的作者从未谋面，但两人同气相求。这更加剧了加缪的焦虑感。1950年，就在加缪思考和写作《反抗者》之际，在柏林召开了“争取文化自由大会”，法国的纪德、阿隆、萨特、莫里亚克、布鲁姆，英国的凯斯特勒和罗素，美国的多斯·帕索斯、辛克莱、伯恩海姆，意大利的西洛内等著名左派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大会。加缪没有参加柏林的会议，但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签了名。宣言称：“知识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他们与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出现对立的时候。”加缪还在手记中补充道：“一旦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人就会变成奴隶。”这也是加缪写作《反抗者》的题中之义。但整个1950年，加缪都深陷于生活与写作的双重焦虑中难以自拔。他在这一年的日记中写道：“1950年的男人：私通，读报。”
关于“反抗”的概念，加缪已酝酿十年之久。当他完成《西西弗神话》，对“荒诞”这一概念进行阐发后，“荒诞”之后的世界就成了加缪新的关切点。虽然加缪极力为西西弗加油鼓劲——“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但“荒诞”依然是一个非常容易滑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绝望厌世的逻辑起点。要为荒诞的人生赋予意义，加缪还需要“从虚无主义的深渊”向上进行“非逻辑的一跃”，而这次从“荒诞”向“反抗”的纵身一跃，正体现了加缪的才华所在和他固有的人道主义立场。
1949年，加缪完成了一篇题为《关于反抗的思考》的随笔，首次为“反抗者”下了一个定义：“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它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并非加缪狡猾的“辩证法”，而是说，反抗表面上看起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譬如一个奴隶，当他向主人说“不”时，他是一个反抗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说“是”的人，因为当他反抗时，他事实上肯定了主人与奴隶界限的存在。一个真正的反抗者，并非从奴隶变成新的主人。肯定与否定共存，才真正构建出反抗的价值，也就是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首先梳理和反驳了两种“反抗”：“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上的反抗”。从历史上看，第一波有力的反抗是由几个时髦的文学人物完成的。首先是萨德，这位极端的反抗者发出最刺耳的“不”。虽然27年的牢狱生涯都未让他产生妥协的思想，他却一边向世界要求着“绝对的自由”，一边用单调的色情摧毁着世界的“是”。“世界残酷地对待他，他也残酷地回敬世界。”浪漫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花花公子美学”，艺术成为唯一的道德。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他们放浪形骸，却又与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脱不开干系。洛特雷阿蒙和兰波是花花公子美学的继承者。加缪对作为诗人的兰波充满敬意，“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一联想到这位诗歌的魔法师、通灵者自哈拉尔的来信中大谈金钱与收益，围着肚子的腰带里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你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难道这就是我们推荐给年轻人的神话般的英雄吗？”
加缪在总结“历史上的反抗”时说，历史上大部分反抗行为，最终都堕落为“革命行动”。革命无非就是杀人，无论是奴隶的骚乱、农民的起义，还是乞丐们的战争、土包子的反抗，都遵循着一个“以命抵命”的等价原则。斯巴达克斯起义即是这样一个典型。斯巴达克斯带领角斗士们揭竿而起，驰骋于整个意大利，当神圣的罗马城墙遥遥在望时，这支奴隶军队却停了下来，随即后撤，退回到他们最初出发的西西里。为什么要后撤？加缪说：“倘若这个城市被毁，那么用什么来代替它呢？”要知道，正是怀着对正义的渴望，怀着因受伤害而变得疯狂的爱，才使这些不幸的人们坚持到此时。但面对众神的原则，面对伟大的罗马城，他们退却了。他们本希望得到的是“平等的权利”，他们想成为与主人一样的人。如果奴隶军团攻陷了罗马城，他们以前的主人就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所谓胜利，只不过是颠倒一下位置，杀更多的人。退却的斯巴达克斯开始溃败。他让人把一个罗马市民吊在十字架上，让手下人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而他自己则不断的往前冲，希望遵循等价原则，与指挥罗马军团的克拉苏同归于尽。他始终也没能靠近克拉苏，却死在同为奴隶的雇佣兵的刀剑之下。一个罗马市民的死，最终换来的是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旁竖起的六千个十字架。
以“革命”为关键词，加缪还考察了自1793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不仅批驳了圣茹斯特的“断头台风格”，认为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解开了断头台的缆绳（“以往属于上帝的一切此后都交给了凯撒。”），并对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恐怖主义行为和“高尚的杀人者”展开批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反抗者的“不”与“是”的平衡一旦被破坏，反抗就会演变为暴力与杀人的循环游戏。而一切现代革命，最终都会带来一个普遍杀人的时代：1789年革命带来的是拿破仑，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上台，1920年代的意大利动乱让墨索里尼掌握了政权，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真正的反抗者必须回到“不”与“是”的平衡上来。反抗既是一种生命的尊严，也是一种生命的创造。但任何反抗都不是简单地说“不”，因为仅仅说“不”，可能会沦为新的压迫与非正义。“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存在而去杀人，相反，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在《反抗者》的最后一章，加缪提出了一种“南方思想”，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一种与阴暗、暴戾的欧陆精神相对的地中海思想。加缪从小就在阿尔及尔的乡下长大，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能看到大海，到处都有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人也极具自然的美感，就像生活在健康的古希腊世界一样。加缪一直自视为一个乡下人，一个外省人，一个与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为邻的地中海人。他喜欢古希腊文化中静态的一面。如果说欧陆精神是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现象学与历史辩证法所控制，那么地中海思想就是沐浴着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的精神之光。“南方思想”是明净的、节制的、均衡的；是人道的、乐观的、理性的。
在写作《反抗者》的过程中，加缪曾将手稿拿给一些朋友看，但惟独避开了萨特圈子里的人，以免招致不必要的干扰。1949年，乔治·巴塔耶曾问他进展如何，加缪觉得离自己的目标尚远。1951年6月，加缪终于集中半年时间，完成了《反抗者》初稿。他将初稿写在一种质地优良的羊皮纸上，大有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劲头。加缪的老师格勒尼耶读完《反抗者》手稿后对加缪说：“你会给自己招来很多敌人。”加缪耸耸肩，“大概会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格勒尼耶的担心不无道理。《反抗者》不仅对历史主义进行了清算，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质疑。“马克思主义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历史是无罪的学说。”人们一旦以历史之名，将杀戮制度化与合法化，反抗的历史将演变为一部血腥的历史。例如，苏联社会主义所依傍的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将杀人合法化，而且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和国家恐怖主义，为人类反抗史带来了一份沉重的历史清单：流放、审判、集中营、劳改营、秘密处决、铁幕、冷战……而当时整个法国知识界的氛围，正在强烈地左倾。加缪几乎是在以一己之力，对抗他曾经所属的那个法国左翼知识界。
《反抗者》甫一出版，即招致“超现实主义”阵营的反击。“超现实主义”的“教皇”安德烈·布勒东首先指责加缪竟敢冒犯“现代最杰出的诗人”洛特雷阿蒙；他的朋友阿尔贝·贝甘对他说：“这真让人遗憾，您的书在右派那里大受欢迎！”言下之意是，加缪站错了队伍。对于来自左派的批评，加缪早有预料。在《反抗者》出版前几天，加缪碰到一个朋友，分手之际，加缪对他说：“让我们握握手吧，再过几天，就没有人愿意向我伸出他们的手了。”其实，加缪也不乏支持者。在加缪腹背受敌之际，汉娜·阿伦特写信告诉他：“我已读过《反抗者》，很喜欢。”波兰作家贡布洛维奇也托米沃什给加缪寄去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意思是，“我们处在同一条战壕中。”当然，诗人米沃什一直都是加缪的支持者。加缪的思想也并不孤独，早在1944年，比他更年轻的思想家波普尔就已写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只是加缪没有读到。《反抗者》出版四年后，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也出版了。
1952年2月的一天，加缪在街上遇到了萨特，两个老朋友在一起喝了一杯。萨特为难地告诉加缪，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可能会发表一些评论《反抗者》的文章，但不会站在他那一边。这年5月，《现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弗朗西斯·让松的长文《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对加缪的“南方思想”进行了攻击。让松说加缪通篇表达了一种“含混的人道主义，而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翻版”。他认为加缪的最终企图无非是想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合乎逻辑地通往斯大林体制”，他是在把历史道德化，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人。让松最后的结论是：“《反抗者》是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作。”
让松的文章让加缪惊讶不已。他觉得让松的批评只是一种派别之争，“真理”和“正义”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人们判断一种思想的真理性，并不根据它是属于左派抑或右派，不然，笛卡尔就是斯大林主义者，”加缪回击说，“如果真理在我眼中属于右派阵营，我就加入右派。”他最后干脆直接向“主编先生”喊话，说自己已厌倦了“那些与这个时代的一切进行战斗的老战士”，因为这些人在摆放自己的座位时“总是顺应历史的方向”。
萨特声称自己不爱与人争论，“宁肯与漂亮的女人谈琐事，也不愿与阿隆谈哲学”。但事已至此，“主编先生”也不得不接招了。“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一旦失去，我还是会为此惋惜神伤。”开头还算温和，“不幸的是，您把我牵扯进去，而且口气是那样令人不快，我不能丧失面子而保持沉默。”萨特用语开始尖刻起来，说他“阴暗自满”、“顾影自怜”，“您的自满和虚弱总是使人不能对您说出全部真理；其结果就是您成为一种沮丧的过分之牺牲品，它掩盖着您的内部困难，而我认为，您将其称之为地中海式的节制……”萨特干脆否定了加缪在写作上的才能：“如果您的书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学上是个外行呢？如果您的书只是使用了匆忙搜集的二手知识写成的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最后萨特又冒出了巴黎哲学教授的傲慢与刻薄：“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与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
争论中，萨特明显扮演了“恶人”的角色。他对《法国观察家》说，“一场争论算不上什么——虽然不再见面了，那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上，我们还是互相关心对方的。”萨特倒说得轻巧，加缪却身心受伤。他来到女友玛丽亚的住处，神情沮丧，眼中含泪，“他像一头受伤的公牛一般在家里走来走去”。女友劝他不必过于认真，但他做不到。“你想让我做什么呢？”他语带激愤地对女友说，“让我去揍他么？他太瘦小了！”
1943年6月，话剧《苍蝇》在沦陷中的巴黎彩排时，加缪和萨特初次见面。萨特比加缪大八岁，他对加缪表现出兄弟般的情谊。他们时常在花神咖啡馆相聚，谈哲学，聊女人。萨特个子矮小，长相近乎丑陋，与英俊潇洒、身高1.77的加缪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两人在很多地方都大异其趣。萨特是个工作狂，一个“写字的怪物”，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为了写作，他会像巴尔扎克那样一杯接一杯地狂饮咖啡，甚至不惜用毒品提神。“只要能够写出《辩证理性批判》，我宁愿把自己毁掉。”莫利亚克说他“简直成了一只不停地写字的手”。他视作品如粪土，一旦写完，便不再过问。很多作品，往往只进行到一半就放弃了。“您现在在做什么？”在他死前几个星期，一个朋友问他。“我在研究马塞尔·墨斯和‘奇异思想’。”“这是您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啊！三十年前您就写过一百多页的文字。”“噢，是吗，我忘记了……”加缪则要节制得多，他不会像萨特那样不分主题随便乱写，对待自己的身体也谨慎得多，毕竟他的肺病让他随时感受到死神的威胁。“疾病是一座修道院，有着自己的清规、苦行、静谧和灵感。”萨特不喜欢家，不喜欢孩子，喜欢住酒店，喜欢在嘈杂的咖啡馆写作。“毫无疑问，咖啡馆就是一种充实的所在，那里有顾客、桌子、软垫长椅、镜子、灯光，以及烟雾腾腾的环境和嘈杂的说话声、杯碟的碰撞声和走路的脚步声。”他很同情加缪，“与几个围着哭泣的婴儿打转转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写作呢？”萨特天性随和，说话随便，是个天生的老大。加缪则刻板拘谨，同时兼有北非人爱激动的天性，遇事喜欢用拳脚解决。“我比你更聪明，对吧？我比你更聪明。”每当多喝了几杯，萨特会如此挑衅加缪。加缪既为凑趣，同时也觉得萨特说得对，便点头同意。萨特知道自己是个天才，而加缪从不如此自信，但他极度敏感。
他们生命中都有过很多女人。萨特是从一开始就与“海狸”西蒙娜·德·波伏娃确定了一种奇特的感情契约，他认定他们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必然的、始终不渝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各自还可以有“偶然的、短暂的恋情”。萨特会同时与几个女人交往，并将见面的时间事先安排好，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如果有新的女人不期而至，他只好临时通知，“你星期二的时间撤消了”，或者“你星期四的时间也撤消了。”除了“海狸”是他生命里的“必然”，其他女人都可以随时抛弃。他念念不忘的永远是时间，是效率、收益和生产力。加缪则是一个天生的诱惑者，一个优秀的捕手。他对一位少年伙伴的话念念不忘：“口渴了就喝酒，想女人了就去找一个来睡，要是爱她就娶她为妻。”他追逐一个又一个女人，但每一个女人都无法在他生命里成为匆匆过客。他对每一个女人都保留一份脉脉温情，却又无法解决内心的纠结：如何才能同时爱两个女人？既然可以爱两个，为什么不能爱更多？他曾借卡里古拉之口说：“爱一个人，就要接受和他一起老去。我无力承受这样的爱情。”他身上有唐璜的影子，无法做到像萨特那样决绝。苏珊·桑塔格在论及加缪时，说他是一个“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情人具有的是诱惑的天赋，他可以好事做尽，坏事做绝，一个天才的疯子，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却总能捕获女人的心；而一个理想的丈夫，则需正派大方、担负责任，他所具有的是一种“美德的天赋”。
除此之外，两人还有诸多不同。萨特出身富裕家庭，从法国一流中学和巴黎高师毕业，后来成为出版商的宠儿，像提香一样的国宝，因此一生从不缺钱。他手头经常有一百多万现金，像香烟、眼镜和打火机一样伸手就可以拿到。他是个乐善好施的人，视金钱如粪土，他喜欢“把金钱像手榴弹一样扔得远远的”。“钱有一种容易消失的特点，是我很喜欢的。”他说，“我喜欢看着钱从我的手中流失，我想让它像烟花一样灿烂地消失，不留痕迹。”作为黑脚法国人的后代，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一直是贫穷的。他幼年失怙（父亲在一战中身亡），寄人篱下，跟随耳聋的母亲、脾气暴戾的外祖母和当箍桶匠的残疾舅舅在贫民区长大，贫穷到没有一张完整的书桌。他不仅是一个外省人，病秧子，还是自学成才者，萨特经常叫他“阿尔及利亚小痞子”。萨特则是一个典型的巴黎人，典型的马路上和酒馆里的哲学家，他鄙视自然，认为自然压抑人，他的头脑里更多的被理念、词语和逻辑所缠绕。加缪则对自然风光痴迷，他曾列出自己所喜爱的十个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加缪从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我是根据词而不是概念来思维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他最初的哲学灵感来自古希腊，而不是19世纪的德国。他的文学导师是托尔斯泰、尼采和帕斯卡尔。“勒阿弗尔的天空不是阿尔及尔的天空。我一直喜欢柏拉图胜过黑格尔。”
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这才是两人分歧的关键所在。
那场争论之后，加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会被极权主义和独裁者所吸引？为什么很多出于革命名义的行为，最终却导致集体屠杀？为什么一些职业革命者，最终却创建了一个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萨特为例，他并不是不了解东方阵营里存在的问题，比如集中营、古拉格的存在，为什么还要拥护？萨特曾用他独特的辩证法解释道：虽然不经审判就处死几百万人看上去的确比虐待一名黑人要严重。可是虐待黑人的状况已延续数百年，它代表的是多年来几百万黑人的不幸遭遇，这种遭遇并不比被关进集中营的几百万捷克人要好。因此，“我无法用我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单纯反对苏联”。
然而，不是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已经觉悟了吗？1936年，当纪德从苏联归来后，他说：“我很怀疑在任何其他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的德国，人的精神会那么缺少自由，会受到那么大的压抑，会那么胆战心惊。”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早就已经高喊“迫害从1918年就开始了”！连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都已经觉悟到，不能再像艾吕雅和阿拉贡那样四处活动啦，最好还是呆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不出门。
加缪也曾经是早期法共党员，后因不能接受党性高于艺术性的要求，被组织开除。加缪参与政党活动时，萨特和波伏娃还像两个悠闲的旅人，静观历史风云变幻。为什么在别人都把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萨特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坚决的反专制主义者却迷失了方向？萨特的研究者、《萨特的世纪》一书的作者贝尔纳·亨利·列维认为，事实上存在两个萨特：好萨特和坏萨特。“所谓坏萨特，指的是作为同路人的、与历史的崇拜结成同盟的萨特。”“坏萨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信革命的成败是由人类的历史基因设计好的。他对革命所流的血也持抽象的看法，要么是红的，要么是黑的，反正不是具体人的血。转变发生在1940年，在德军战俘营斯塔拉格。二战期间，萨特曾被德军俘虏，关在斯塔拉格七个月。这七个月的集体生活，让他再次感受了什么叫“团结一致”，什么叫“融合在群体中”。他放弃了尼采主义，他发现了“社会主义”和一种新的价值观：群体价值观。“他同时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历史主义者，一个救世学说的支持者，总而言之，他变成了一个‘进步主义者’。”亨利·列维说。
加缪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这是对人类自由的否定。萨特说，这是加缪在哲学上没有天赋的表现，“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教师”。加缪则说：“我知道我的弱点，我曾竭尽全力让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杀人。……我们从不爱任何人开始，然后我们爱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接下来我们只爱几个人，最后只爱一个人。”
此后，两人又经历了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事件，萨特再次冲到了前面，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暴力反抗。阿尔及利亚成了加缪新的病灶，他再一次陷入痛苦和抑郁之中。加缪理智上支持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但作为法国殖民者的后代，他认为他母亲也有权利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我宁愿要母亲，也不要恐怖主义的正义。”于是，他再次祭出他那套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既拒绝施加恐怖，又拒绝让恐怖落到自己头上。换句话说，既不做刽子手，也不做牺牲者。结果，这次他把左右两面的人都得罪了。
1957年，10月16日，加缪正在一家餐厅的二楼吃饭，一个伽利玛出版社派来的年轻人匆匆赶来，告诉加缪，他成为法国第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那年获奖的还有两个中国人：杨振宁和李政道。）44岁的加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不停地念叨：“本该马尔罗得这个奖的，马尔罗，你知道的……”马尔罗则毫不犹豫地向他表示了祝贺，说“他的这种回答给我们俩都增了光”；另一位著名作家莫里亚克也评价说：“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导师之一，他给年轻一代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问心无愧。”《授奖词》中如此写道：“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并且没有忘记在地中海岸蒂巴萨的夏日耀眼的阳光中呈现出的希腊美与均衡。”可谓对加缪“南方思想”的精彩浓缩。
有意思的是，1964年10月，当瑞典文学院宣布要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时，萨特却拒绝了。他拒绝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他说，“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心向东方的萨特怕被西方招安吗？“萨特是软硬不吃的人，”亨利·列维说，“人们总拿萨特与伏尔泰比较，事实上萨特更像卢梭，有着从根本上不妥协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加缪都无从知晓了。1960年元旦刚过，加缪从阿维农附近的卢尔马兰返回巴黎。本来他已买好火车票，但米歇尔·伽利玛坚持让他坐车同行。车里共有4个人和一只狗。同行者本来还有诗人勒内·夏尔，但夏尔不愿让汽车超载，就独自坐火车回了。一路由米歇尔驾车，米歇尔的妻子雅尼娜将副驾驶的位置让给了加缪，“谁让你比我高呢？”车行至5号国家公路上，离桑斯还有24公里，车子突然打滑，撞上了路边的一棵悬铃木，接着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彻底解体。加缪当场死亡，米歇尔身受重伤，五天后死于医院。后座上的两人安然无恙，他们的狗不知去向。肺病患者阿尔贝·加缪，本就难享天年，却没想到会以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告别了人世。加缪辞世后，阿尔及利亚的友人在蒂巴萨为他树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加缪的一句话：
“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这一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中国和苏联开始分道扬镳，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再次落到了法国人圣-琼·佩斯头上。萨特正忙于演讲、上街游行、被人在电视镜头前拉来扯去。听闻加缪的噩耗，萨特随即写了一篇纪念文字：“他以那种固执的、既狭隘又纯洁的，既严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种种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开胜负难卜的战斗。”萨特说，“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可谓真情流露。他告诉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说到底，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龌龊的事情，我也是一样。”同时，萨特还展现了他那慷慨大度和乐善好施的一面，要求为加缪的遗孀和一对双胞胎提供帮助。
时光回到1970年代。沿着蒙巴纳斯大道，朝向学士院咖啡馆的方向，老年萨特穿着一件羊皮衬里的短大衣，迈着细碎的步子，一点一点往前挪动。通常会有一个年轻的女人陪着他，架着他的胳膊，将他扶到餐馆的椅子上，然后再将食物一小块一小块地送到他嘴里。他老了，光彩不再，经常头晕，每天不是胡思乱想、看电视，就是昏昏沉沉地睡觉。而加缪却一直年轻着，像他的父亲那样，从不曾拥有一个衰败的老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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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无法重复
——布考斯基和他的酒色生涯
1971年，雷蒙德·卡佛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邀请，去那里讲授诗歌创作，并负责一个邀请诗人来校朗诵的文学项目。这个职业酒鬼诗人兼小说家已落魄多年，事业上刚开始有些起色。翌年春，卡佛列出了一个拟邀诗人名单，其中除了劳伦斯·弗林盖蒂、加里·斯奈德、肯尼斯·雷克斯洛思等著名诗人外，竟然还有查尔斯·布考斯基这样的传奇式酒鬼诗人。
邀请布考斯基来校朗诵，是要承担风险的。两年前，卡佛曾在洛杉矶的一份另类的小报《不设防的城市》上读过老布的连载文章《一个脏老头的手记》，对这位洛杉矶酒鬼颇有好感。老布写这个专栏时，尚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年怪大叔。老布一直自视为诗人，对开设一个散文专栏兴趣不大。写诗与散文有什么差别吗？“诗用太少时间说太多东西；散文花太多时间说太少东西。”朋友就吹捧他：“我们认为你是洛杉矶最棒的作家，这个专栏非你莫属。”老布并不领情：“那是他妈的侮辱！我不是来这里被侮辱的！”“OK，也许你是加州最棒的作家。”“你看！还在侮辱我！”“不管如何，我们要你写一个专栏。”“给我一杯酒，你就有了。”于是……“我在我的住处找到了一瓶酒，喝了，又喝了四罐啤酒，写出第一个专栏。那是关于我在费城上过的一个三百磅的妓女。写得很不错。我更正了打字的错误，打了一记手枪，上床睡觉……”（布考斯基《一家地下报纸的生与死》）老布的这个专栏脏得名副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脏老头”的泡妞大全。
老布曾宣称，写诗“必须像畅饮啤酒后第二天早上拉屎那样喷涌而出”。他的诗一如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一些狂饮、嫖妓以及洋洋自得的违法乱纪的记录。卡佛邀请这位老兄参加朗诵，无非是想借老布为朗诵会增加点传奇色彩，不要搞得太正经。虽然在卡佛眼里，布考“有点像个英雄”，但他也担心这个老流氓到时会不会搅局。
卡佛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当他赶到机场后，他发现自己接到的是一个醉汉，老布在飞机上就已经喝高了。晚宴时，这个老流氓的手还不老实，不停地在卡佛的老婆玛丽安的身上摸来摸去。等到朗诵时，老布的表演时刻真正到来——他一边狂饮杜松子酒，一边不停地羞辱他的听众，简直就是在“向所有中产阶级学生的头上撒尿”。
布考斯基的名声实在太臭了，朗诵会结束后，竟然没有人愿意接待他。最终还是卡佛说服了自己的两个女学生，让她们把自己租住的房间腾出来，搞一个派对，让老布爽一下。老布一进房间就问：“酒在哪里？”卡佛赶紧跑出去买酒。老布开始滥饮狂欢。他不停地喝酒，不停地吹牛，骂脏话。当他喝得恰到好处时，他开始抓住那些女孩子，将自己胡子拉碴的脸凑上去亲她们，还把手伸到女学生的衬衫面里。女孩子们尖叫着跑出屋外，老布得意地哈哈大笑。
据老布自己的回忆，他在那个晚上完全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只记得“我们喝了一整夜酒”。第二天早晨，卡佛前来敲门，要带他去吃早餐。老布对早餐毫无兴趣，他拉上卡佛，直接去了酒吧继续喝。连卡佛也记不起他是如何将老布送到机场的。很明显，那天他们都喝多了，都不适宜开车，但居然将老布平安送走。
随后，卡佛将老布在女学生的床上滔滔不绝地说的一番话写成了一首诗，就是这首《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与查尔斯·布考斯基一起度过的一个晚上》：
别让我喝起烈酒老兄我会变得招人厌跟你们这些嬉皮士我可以整夜坐在这里喝啤酒这种啤酒我能喝十夸脱一点事都没有它跟水一样可是让我喝上烈酒嘛我就会开始把人扔出窗户谁我都会扔出窗户我干过可是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爱过就那么简单我有这么一个小娘儿们知道吧她长得漂亮她叫我布可夫斯基布可夫斯基她细声细气地说我说干吗可是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可是你们没在听这屋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认得出爱就算它凑上来干你们的屁股以前我觉得诗歌朗诵会就是逃避看我五十一岁了我见过世面……
你们得恋爱过才能写诗
你们不知道恋爱是什么
那是你们的问题
给我倒点那玩意儿
对了不加冰好的
好的那样就挺好
我们开始演出吧……
诗很长，基本上是一种原生态记录，将老布的醉鬼情态描绘得活灵活现。很多人对这首带有纪录风格的独白体诗作不看好，认为它太口水。唐纳德·贾斯蒂斯则大为赞叹，说它是一首充满“喜剧风格的杰作”，“绝佳的戏谑模仿作品”。有些人活得本身就像一首诗，老布就是个例子。
如今，布考斯基已经很有名了，无论是在世界文坛，还是在中文写作圈子里。在此对他默默无闻的前半生做点简介：布考斯基1920年8月16日生于德国，父亲是美国军人，母亲是有着波兰血统的德国人。他两岁时随父母搬到美国，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童年经历。自幼比较孤僻，十三岁就学会了喝酒，此后一生酒瓶不离嘴。因整天喝酒打架，吊儿郎当，常遭父亲殴打。他有点生不逢时，青年时代正赶上战争岁月，美国经济沉入谷底。他读过一段大学，看不到什么希望，随后开始自我放逐，先后在纽约、费城过起了流浪式的社会边缘人生活。整天无所事事，喝酒、找妓女、打零工。青年时代他也曾尝试写作，但找不到合适的读者和出版的机会，于是放弃，更加疯狂地饮酒，放浪。一次严重的胃出血挽救了他的生活，他稍作收敛，在邮局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曾根据这段经历写出了《邮局》（Post Office）和《样样干》（Factotum）等多部小说。
老布早年的日子混得实在是太惨了，《时代》杂志曾称其为“美国底层的桂冠诗人”，但那都是后来的事。在此之前，他只是个除了喝酒和写作之外一无所长的底层混子，在饭馆洗过碗，看过大门，做过装卸工、仓库管理员，在地铁里贴过海报，还在狗饼干厂干过，并数次出入班房。“你被逮捕过多少次？”“我怎么知道？”老布说，“不会太多；十五六次吧。我想，我比别人要坚强。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会伤心落泪。”直到多年之后，功成名就的老布在接受著名演员西恩·潘的访谈时，依然止不住的“忆苦思甜”。“那是冬天。我在纽约为了当个作家正挨饿等死。已经三四天没吃过东西。我想，‘我得来一大袋爆米花。’上帝，我太久没尝过吃的了，它实在是太棒了。每一颗，你知道，每一颗都像一块牛排。我认真地咀嚼，然后把它们吞进我可怜的肚子里。我的肚子简直在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感觉自己像是呆在天堂。”
1972年，老布接受卡佛邀请参加诗歌朗诵时，刚刚离开邮局开始全职写作。邮局的工作经历似乎不甚愉快，1961年，他还曾试图通过煤气自杀，醒来后头痛难忍，开窗透风，遂告失败。《一个脏老头的手记》开始连载后，他多次受到邮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人员的调查。有一次，他写了一个故事，“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男性朋友意外的被我戳了屁眼，因为我喝醉了，以为那是我女友的”。后来他花了两个礼拜才把那个朋友赶出了住处。“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强调说。这都没什么，关键是专栏的插图，“在专栏上面是一副长了脚的老二，一根巨大的长了脚的老二”。邮局的官员告诫布考斯基，“如果你继续写诗应该不会有事，但是当你开始写这种玩意……”老布反问：“邮局官员现在也开始做起文学评论来了吗？”“邮局员工要遵守某些标准。你是公众人物。你应该要以身作则。”“看起来，你是在用饭碗来威胁我的言论自由权。”邮局官员真正担心的是老布会不会在以后的专栏中提到邮局，老布的回答则是辞职不干。
此后几年，他写写停停，难言成功。为了谋生，他曾给《好色客》和《花花公子》等色情杂志写过他最为拿手的黄色小故事。1976年，《滚石》杂志刊登了老布的传略，他遇见未来的妻子琳达·李·贝尔，一位在读的游吟诗人。同年10月，他第一次离开美国，去加拿大参加朗诵活动。1979年，他创作的剧本《酒鬼》拍摄完成，他用这笔钱为自己买了一辆宝马。到了1980年代，布考斯基的作品突然在欧洲大热，他被誉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萨特和热内称他为“美国最优秀的诗人”。他的作品仅在德国就狂销了二百万册以上，1982年，他的国外版税收入将近9万美元。1987年，好莱坞将他的作品改拍成电影《夜夜买醉的男人》，布考斯基借娱乐圈而大为流行。
布考斯基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酒和性。
老布是个酒鬼，据说他的酒量大概是一次三十瓶，啤的。其实对于这种分不清醉与醒的确切边界的极品酒鬼而言，无所谓量不量的，反正一睁开眼就喝，直喝到酒吧打烊才悻悻离去。“酒精，几乎是世界上最美妙的玩意儿。”老布自恋地说，“当然还有我。是的，我们俩是世界上最美妙的玩意儿。”在老布看来，酒精是比女人还要美妙的东西，因为酒精可以忍受他的一切，可以为他带来更多自由。“它是个叫人释放的东西。我基本上是个害羞又孤僻的人，而酒精让我当上了英雄，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那种逼仄的窄谷，可以干所有大胆的事，所以我喜欢它，就这样。”
布考斯基从13岁开始喝酒，一生不离酒瓶。“我总是一手拿着酒瓶，一面注视着人生的曲折、打击与黑暗……对我而言，生存，就是一无所有地活着。”1954年，老布因酗酒而导致出血性溃疡，差点死掉。但他依然没有考虑将酒戒掉，“没有酒，我就是个无趣的人。”关键是，没有酒，他的写作就难以为继。对老布来说，酒和一面墙壁、一架打字机和一张白纸一样重要，是写作的必备之物。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他根本无法写作，只有在“讨厌的宿醉的打击下”，在“再喝一杯或者再刮一刀”的诱惑下，才能写出诗来。
在布考斯基眼里，几百年来的诗，几乎就是一堆废物。包括莎士比亚这样的古典大师，“他很乏味而且已经过时了”。但也有极少数诗人，比如中国的李白，被他引为同道。“他把许多现实和激情的感觉都揉进只有四五行的诗里，比那些动辄十二三页的狗屎强多了。他也喝酒，他把诗扔进火里，顺水而下，并且喝酒。”呵呵，他喝酒，并且喝酒，这才是亮点。酒鬼考虑过未来吗？“我常常在小巷醉倒，我可能会再次醉倒”，老布说，“似乎任何事情都与我无关。你明白吧？”基本上是活一天喝一天，喝死拉倒的架势。1989年，经过结核病的治疗，再次面临生死考验的布考斯基才不得不暂时放弃饮酒。
老布对女人的态度也是相当的凶悍。“我把她们称作抱怨机器。对她们来说，男人总有点地方是不对的。女人很难对付，她们总认为自己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这是她们的症结。”他对女人完全没有耐心，但又离不开女人和性。“女人嘛，你也晓得，你得说些话，然后就可以抓住她们的手腕，‘来吧，宝贝’。把她们带到卧室，然后操她们。她们会配合你。一旦你找到了某种节奏，你只管做就行。”23岁那年，他首次失身于一位妓女，他描述她“足有
300磅”。“我那会儿什么都不知道。她说，‘你看，汉克，你是个很棒的作家，可你对女人屁事不懂！’‘你什么意思？我操过成打的女人。’‘不，你还是屁事不懂，让我来教教你。’我说，‘来吧。’她说，‘伙计，你可真是个好学生，你做得对极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他开始在“性”这件事上完全放开了手脚。&瞧瞧这首题为《蓝月儿，蓝蓝的蓝月儿啊，我是多么喜欢你！》的诗：
我在乎你，亲爱的，我爱你我日L，只因你日了
Z。而我又日了R，你日了N。因为你日了N，所以我日了
Y。但我总是想到你，我感觉你像个婴儿在我肚子里，我把它叫做爱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把它叫做爱，因为你日了C，在我下手之前你又日了W，所以我日了D。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我总是想到你，我想我永远不会像爱别人那样爱你。
吥呜，吥呜呜吥呜，吥呜呜。
据这首诗的中译者徐淳刚介绍，诗的末尾两节用了4个名词（小提琴的弓）和6个象声词（哭，失真的声音），读起来既像拉琴声，又像哭声。在布考斯基看来，如果“性”只意味着插入和抽出，就并非全然美妙，“只有当你不做爱的时候，性才是个好东西”。
性和酒精，皆为空虚之物，与此结伴者，大多因为孤寂难耐。老布虽与酒色融洽无间，但从不觉得孤独。事实上他很享受孤独，“我是个靠孤独过活的人，孤独之于我就像食物跟水。一天不独处，我就会变得虚弱。”老布对那种一到周五晚上就抓狂的人充满嘲弄，他觉得这简直是太蠢了，“蠢货跟着蠢货玩”。老布说在结婚之前，他会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四天，中间只是起来上个厕所，吃盒豌豆罐头，然后再回到床上，接着呆个三四天。然后穿上衣服，出去走动走动。他可以一个人出去看看夜色，或独自蜷在酒吧里喝两杯。“就这样，对不住各位了，我从来不觉得寂寞。我喜欢我自己，我就是最好的娱乐了。比如说喝更多的酒呀！”
老布是个精神病患者吗？至少他不认为自己精神有问题，甚至还有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他对精神科医生不屑一顾，“那些人只会跟着书本走，而我们的病都来自自己的生活。”精神病人从医生那里什么也得不到，除了一张张账单。他也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家伙，在他眼里，“愤世嫉俗也是个虚弱的东西”。他只是一个活得有点消极的人，消极得不想起床，懒得做爱，更不要提理想。“有信念还是不错的。不过不要把它和我扯上关系。”老布说，“我对当个合格的水管工可比对长生不死更抱有信念。水管工是个好工作，他们让粪便流动时畅通无阻。”在他看来，人间就是一出滑稽剧。“我们不是得撒尿，得往嘴里塞东西，得长耳屎，得看着头发变得油乎乎？我们得搔弄自己。实在是丑陋不堪，明白了吗？”他讨厌道德评判，“也许没有地狱，但道德主义者可以创造一个出来。”他是一个活得过于真实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表里不一，没有什么需要藏起来。他活得勇敢而野蛮，而所谓文明，无非就是藏起自己的不堪吧。在此意义上，他与虚无主义哲学家齐奥朗堪称同道。齐奥朗说，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可能，但没有几个人敢于直视这道深渊，大多数人的生活，无非是通过信仰、教育、拼命的工作，逼迫自己填平这道深渊。“如果每个人都让自己的孤独自由发挥，上帝就得重新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世界的存在，全赖于我们的教育和我们对自己的敬畏”。而老布一生的放浪不羁，就是通过毁掉自己的一切，努力成为他自己。
威廉·萨卢因说，“我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因为我跟同一个女人结了两次婚。”
总有一些事情会毁了我们的生活，威廉，这只取决于什么或哪一个先找到我们。时机一直都很成熟，我们随时都会被抓住。
生活被毁掉很正常无论你
聪明还是不聪明都是一样。
只有在自己的生活被毁掉时，我们才发现自杀者，酒鬼，疯子，囚犯，吸毒者等等，等等只是存在中常见的一部分就像厨房架子上的剑兰，彩虹和飓风以及空虚。
读老布的诗，我常常读得很伤心。老布作为一个“酒鬼诗人”形象，可谓一个失败者的典型。他一生背离主流社会的生存价值观，选择与酒精、贫穷、妓女为伴，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没有一颗高贵的心灵。事实上他是选择了一条向下的救赎之路。他的诗是伤心之歌，有一种深深的失陷感，命运感，大恸，绝非轻浮、下流者的知音。“毁掉”，这几乎就是布考斯基一生的主题。生活被毁掉，这再正常不过，正如本诗所言，“总有一些事情/会毁了我们的生活”，“无论你/聪明/还是不聪明/都是一样”。那些生活里的失败者——自杀者、酒鬼、疯子、囚犯、吸毒者等等，只是主流生活意义上的失败者，他们的存在并无卑下可言，“就像/厨房架子上的/剑兰，/彩虹/和飓风/以及/空虚”。生活本来如此，世上并不存在一个成功的、唯一的生活范本。尤其是“上帝死了”之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大地越来越不坚实，我们已陷入世界黑夜的泥沼中。是任由自己下坠，还是努力去寻找一个光明的核心？在老布看来，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了，因为“黑暗就在我们心中”，“下坠才是我们的法则”（齐奥朗）。你们去寻找上升之途吧，我来走走小道。上升的路是难的，向下的路未必就很容易。事实上也许更难，一不小心连灵魂也会卑污。大多数中国粉丝们误解了自己的偶像，以为一个酒鬼、混蛋、浪荡汉子必然拥有一颗卑贱的心。这位大师是真正活出来的，他是真正的底层的忧伤，底层的绝望，绝非中产阶级的玩意儿。他到死都有一颗高傲、清洁的灵魂，他以自己一生的放浪形骸完成了自我救赎。他活得很勇敢，卡佛说他“有点像个英雄”，可谓惺惺相惜。
1994年3月9日，73岁的布考斯基因白血病在南加州去世，结束了自己惊心动魄的一生。他埋葬在小镇圣佩德罗附近的帕洛斯福德庄绿山公园，墓碑上刻着：“Don't Try”。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不要尝试，既不要为了凯迪拉克而尝试，也不要为了创作或为了不朽而尝试。你要等，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就再等。”无论人生如何滑稽，还是不得不耐心活下去，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死亡通知书何时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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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朵渔诗集《最后的黑暗》
注：*“高者在腹”是围棋中的术语，意即水平高的棋手更擅长处理应对棋局中腹做战时的复杂。
有幸和深渊在一起
&&——读朵渔《最后的黑暗》
&&广义的“当下”与“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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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能见度
虽然外面这个世界是疯狂的
然而美丽、美丽的世界
却绝对不可毁灭。
【封面效果图】
本人首部正式出版的诗集《最后的黑暗：朵渔诗选》目前已可网购，卓越网、当当网等均有售。各位亲请多多支持出版方的诗集出版计划，亲自订购一册吧。
这本诗集是本人近五年来的新作精选。包含上百首短诗，及组诗《冬天来了》、《民国》，长诗《高启武传》等，近半作品为首次发表。
【卓越网图书介绍】
出版社:&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第1版 (日)
Last Darkness
平装:&200页
语种：&简体中文
商品尺寸:&20 x 13 x 1 cm
商品重量:&240 g
品牌:&北岳文艺
ASIN:&B00D13HITE
【简要目录】
辑一 写小诗让人发愁
辑二 听巴赫，突然下起了雨
辑三 我羞耻故我在
辑四 冬天来了
辑六 高启武传
辑七 小叙事诗
这几年我就干了这一件事：写诗。关于写诗这件事情，我好像越来越顽固，越来越无话可说。我更愿意一个人躲起来。或者把深渊挖得更深一点。两岸要足够陡峭。允许大型动物穿越，允许雨雪相互往还。别的就算了。我真的还不知道诗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几年我还说自己曾看到过蝴蝶的翅膀，但现在……我要再找找看，应该还有更美的。相信能够找到。时间还来得及。其他的越来越不重要。但爱依然很重要。还有就是，不停地把深渊挖深。做这件事时，我有快感。我觉得只要有这道深渊在，我就放心了。
这些小诗大多写于最近几年（），即为小诗，意思就是不尽兴。但小诗往往就是写作的常态，大诗需有神助。写小诗愁从何来？来自慎独者的孤独看剑，对镜自责。有时这二流时代的浅唱低吟，还满是无由醉，薄幸名。“寒灯思旧事，离雁惊愁眠”（小杜），小诗亦可打发人生。惟常因自己诗中的不诚不实之处而心生羞愧。略感欣慰的是，并非每一行诗都受制于我的生活。编诗集总让人感到岁月的荒疏，诗艺的虚妄，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还是要感谢为这本小书付出心血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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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