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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供书目：路在何方？
　　摘 要：现代出版发行和图书馆资源优质建设亟需新、全、准的中国可供书目及时公开传播，然而，中国可供书目的探索从1983年到2014年，历尽坎坷，仍未成功。中国可供书目商业化模式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设主体不明确，利益矛盾难化解等，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战略，以促进真正的中国可供书目平台早日建成并高效服务社会。
　　关键词：中国书目 可供书目 建设模式 利益平衡 中国可供书目服务平台
　　全国2013年共出版图书44.4万种，较2012年增加3万种，其中，新版图书25.6万种。[1]谁能提供这44.4万种图书的可供书目？全国2013年共出版图书总印数83.1亿册（张），而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2013年末库存65.19亿册（张），比上年增长16.42%[2]；另一方面，作为图书采购的大户图书馆却因书目获取困难而无法采购那些非常需要却依然库存的图书。2013年有人发表文章指出，目前我国书业书目信息还不能完全满足上游出版社、中游发行商（批发商、零售商）、下游图书馆和公众对书目信息的需求。[3]而事实上，中国可供书目的探索早在1983年就已开始，至今已过32个春秋，历尽坎坷，仍未成功。笔者试图对中国可供书目30年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剖析缘由，抛砖引玉。
　　一、中国可供书目建设的发展历程
　　笔者对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细心梳理，发现中国可供书目探索的30年中，经历了理论萌芽、小试牛刀、红红火火、销声匿迹四个阶段，也许划分不够科学，仅作分析如下。
　　1. 理论萌芽阶段：年
　　1983年，郑树志先生撰文《关于出版目录》[4]说明出版目录对图书馆补充采购的重要性，这可视为中国最早公开发表关于可供书目的理论探索。同年，陈维长先生发表了《美国鲍克公司的在版书目》，[5]介绍其强大资讯能力：年收录8400个出版社的53.8万种图书信息。但这2篇文章在我国出版、发行和图书馆界均未引起关注和讨论。
　　1985年，我国著名书业专家王益先生考察美国Bowker公司后，多次阐述建设可供书目数据库的必要性，出版、发行、图书馆界仍未关注和讨论。1991年，国家图书馆顾犇先生指出，西方国家都有公开发行的在版书目，我国却空白，《中国国家书目》和《全国新书目》只能反映某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版记录或图书馆的收藏范围，不能反映书源情况和价格变动情况，在版书目编制十分必要，并认为新闻出版署承担编制在版书目的工作最为合适。[6]同年，新闻出版署制订《国家在版编目数据》国家标准（GB12451-90），1991年3月起实施。
　　1994年，《出版参考》杂志刊登《〈全球在版书目〉光盘上市》，这张光盘售价1695英镑，用户可据此直接向自己想找的批发商办理电子订购，非常快捷。[7]同年，刘质彬同志发表文章推介英国《鲍克/惠特克全球在版书目》只读光盘，其拥有200多万种英文图书信息，是极具权威性和完整性的书目数据库。[8]这两则消息用实例说明了覆盖范围巨大、信息质量较高的书目信息库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起到催生“中国可供书目”的作用。
　　这个阶段，没有提出“中国可供书目”的概念，只是讨论“出版目录”“在版书目”的市场意义，在出版发行界影响有限，但还是促成了《国家在版编目数据》国家标准的诞生。
　　2. 小试牛刀阶段：年
　　199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在《中国金融》杂志第4期发布了《中国金融出版社可供书目》[9]，列出了《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等24本图书信息（字段只有书名、定价），给出了“购书办法”、汇款信息、联系电话等。这是我国首次公开发行“可供书目”，吹响了行动号角。同年，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杨牧之先生考察德国出版业状况后指出，中国缺少可供书目数据库是行业发展的一大缺点，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建设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的思想。1998年1月，中外合资民营机构北京科文书业信息有限公司搜集了300余家出版社的10多万种有现货可供的书目信息，制作发行了《中国可供书目·光盘版》[10]，虽然品种有限，但具有里程碑的实践意义。
　　1998年，岳亚同志发表文章《在版书目数据库的构建与开发》[11]，提出以在版图书编目（CIP）数据为来源构建 CIP 书目数据库，将新到CIP数据记录及时追加进国家级的中文书目数据库，并通过计算机网络向社会发布，提供给各类用户（图书采编人员、出版发行机构、读者）使用。王海峰发表文章《国家书目与可供书目比较》[12]，则认为可供书目是一种商业书目。接着《论商业书目》《网络书业书目初探》《略论我国书业书目工作现代化》等文章均在核心期刊发表，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可供书目建设是商业运作还是官方运作这个关键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和深入探讨。
　　这个阶段，我国有了“可供书目”“中国可供书目”的实践；理论上却出现了中国可供书目政府模式和商业模式两种不同意见，但均没有设计出具体可行的中国可供书目控制机制和实施办法。
　　3. 红红火火阶段：年
　　如果从中国社会层面来看，中国可供书目的红火阶段与教育部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进程有一定关系：2003 年，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决定开展 5 年一轮的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04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引发图书馆界极大震动：被评估的高校图书馆藏书标准为生均100册！高校为顺利通过评估，不得不对图书馆投入巨额的图书采购经费，甚至必须突击采购，如广西一所高校甚至一年计划投入近1000万元的中文图书购书经费，以求达到“生均100册”的指标要求，[13]这对中国可供书目的迫切需求难以想象！
　　2004年，《全国新书目》刊发《可供书目是图书出版发行链条中极其重要的一环》[14]再次抛出“中国可供书目”话题，认为每年出的书有多少品种处在可供状态体现国家的出版水平和供应能力，中国可供书目应该是政府行为。2004年底，中国图书馆学会出于图书馆资源建设优化考虑提出要建设最大的可供书目网，搭建集客户、出版社、零售商、读者为一体的互动沟通平台。[15]同时，书目商业化思潮开始膨胀。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公开表示将建立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数据库将包括中国大陆所有出版社和各个新华书店在版与库存的图书，滚动发布数据信息。[16]
　　2005年可谓是“中国可供书目年”，《编制中国“在版书目”的迫切性》《商业化运作中国可供书目》《建设中国特色可供书目体系初探》《浅论书业书目系统》《应该实现书目信息资源的共建与共享——我对可供书目的一些看法》《合作共建中国在版书目网络》《加快建设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等相关文章鱼贯发表。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杨育芬同志认为，书业书目系统是整个出版发行业的基石，贯穿于图书的出版、发行和消费等环节，我国可供书目建设初期，政府和行业机构可引导可供书目的建设方向，对出版社可采取半强制性措施，引导其加入可供书目系统建设。[3]阚元汉先生指出，可供书目是管理部门、出版发行机构和读者迫切需要的信息产品，尤其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团体购书用户迫切需要能提供全国所有出版社出版图书信息并能保证供货的可供书目产品，认为我国建设可供书目，要由政府部门牵头，分步运作。[17]然而，一些发行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这样认为。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以下称“人天书店”）总经理邹进先生发表《商业化运作中国可供书目》明确主张中国可供书目商业化运作更为合适。[18]2005年3月，人天书店开始发行光盘版《中国可供书目》，遂建立“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面对巨大商机，其他公司也不甘示弱，日，中版通（北京）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中版通”）在北京成立，公司总经理杨文胜表示，计划在三年内建成相对完善的中国可供书目，向出版单位、发行单位、图书馆、教育科研单位资料室以及其他各种购书团体和广大读者提供全面的书目信息服务；还将进一步向购书搜索平台、市场信息反馈、大型综合市场分析决策系统等方面拓展业务，为中国的出版产业群体提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全方位信息服务。[19]2005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发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定并通过了《图书流通信息交换规则》，这是中国书业第一个信息化管理标准。
　　相对于如火如荼的中国可供书目建设，舆论界却显得较冷静。陈源蒸先生认为用3～5年时间可以完成“中国在版书目”建设，但需要各方协调配合，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经验。[20]肖武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出版集团能否得到业界的响应和支持，也是决定其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能否如期建立，并发挥其应有效益不可或缺的因素。[21]顾犇先生也明确指出，要真正建立起中国可供书目体系，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也需要政府的支持，要有一定的政策做保障。[22]理论研究者显然对单打独斗的商业模式感到担忧。
　　2006年，中国可供书目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入深水区。《中国图书商报》刊文《可供书目再成产业升级焦点》，[23]把中国可供书目建设进一步推向高潮。中国出版集团投资2000万元用于中版通公司的“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24]人天书店、中版通公司等发行商高调建设中国可供书目的同时，舆论界发出了理智的呼吁。《中国新闻出版报》呼吁“全国唯一可供书目数据库亟待建立”[25]，2006年南京馆藏图书展销会上，时任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主任艾立民呼吁要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权威的全国图书可供书目数据库[26]。事实上，中国可供书目建设开建不到一年就遇到了困难：中版通公司总经理杨文胜呼吁政府部门要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并加以扶持与帮助；希望出版社积极参与，即使目前有些出版社暂时看不到可供书目的曙光，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希望业内业外研究人员参与可供书目的关注和研究，让可供书目快速有序地流动，增强购销双方信息反馈。[27]
　　中国可供书目建设从2007年开始“遇冷”与中国教育部的高校评估仍然有微妙关系。教育部评估期从2003年到2007年，共有592所高校参评，[28]由于图书编目加工任务巨大，最后一批评估的高校图书馆必须提前完成图书采购，即到2007年，高校图书馆大规模图书采购基本结束。商业化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利益驱动力锐减。
　　尽管中国可供书目建设轰轰烈烈开展了两年，图书馆界依然没有感觉受益。2007年，江红辉同志发表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国一万多家图书馆图书采购没有统一的可供书目平台，只是依靠馆配商来提供书目数据，传统的“四目”已没多大作用。[29]同年，赵学军同志发表《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任重道远》指出，中国可供书目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信息制作标准和相关管理办法，出版单位未能严格执行《中国标准书号》国家标准，作为出版行业宏观调控者的政府具有制定具体政策保证可供书目建设的责任。[30]遗憾的是文章未能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4. 销声匿迹阶段：年
　　这个阶段笔者仅查到2篇关于可供书目的文章，且均缺乏新意或进步主张。
　　二、中国可供书目难产的原因分析
　　中国可供书目建设已经倡导了30年，从2005年“中国可供书目”大肆开建算起，也已过去近10年，依然希望渺茫。从中国可供书目建设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行动，都漠视了可能的利益矛盾和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研究。
　　首先，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应该由谁来建设？学者大多主张政府建设，商人或者与商人有千丝万缕利益纠葛的人士主张商业化。结果，2005年始建的2个“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都是“商业模式运作”。经过近10年的建设，这2个“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31-32]现况如何？考察它们收录大出版社的书目情况即可判定它们是名不副实的，如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书目。
　　其次，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利益矛盾如何化解？杨会同志2012年公开发表文章指出：中版通“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书目发布严重滞后，不能反映现实的可供状态，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无法使用其书目信息；图书馆采访人员普遍采用馆配商提供的书目数据，而馆配商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人为地屏蔽一些进货折扣高的出版社图书信息。[33]事实上，中版通公司给出了明确的数据价格，EXCEL、DBF格式的采访数据5元/条，ISO格式的CNMARC数据5元/条，ISO格式的USMARC数据10元/条。[34]图书馆图书采访需要尽可能收全书目进行海选，动辄上万条数据，甚至数十万条数据，如按中版通的数据价格，恐怕一些图书馆的图书经费连购买书目数据都不够，其图书馆用户数量可想而知。那么，出版社还愿意付费向这样的“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提供书目吗？因此，基于图书行业领域的同行竞争和逐利特性，实践残酷地证明了真正的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不宜由发行商承担。
　　那么，真正的中国可供书目由第三方商业化运作是否可行呢？笔者依然给出否定回答。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站在各方利益立场上客观地看问题。第三方商业化运作无非是向出版社收取书目传播费，向用户收取书目使用费，这必然引发“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对出版社来说，付费让你宣传，当然是你的信息平台受众巨大，特别是图书馆；对以图书馆为主的用户来说，付费购买你的书目，当然是你提供的书目新、全、准，且价格可以接受。这样，书目运营方首先要解决书目来源问题，基本手段是向出版社说明到手的书目能在多久到达多少个图书馆，吸引多少公众使用。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网络时代，书目信息已被众多渠道免费发布，如网上书店、新华集团、出版社网站等，“中国可供书目”收费传播的吸引力自然十分有限。如运营方免费向社会公开书目数据，自然可以获得大量的客户，但势必向出版社收取高额的书目传播费维持运转，而那些并不为销售发愁的大出版社很难愿意出资让你传播，特别是脱销、包销的书目，矛盾不可调和。
　　三、中国可供书目究竟路在何方？
　　笔者认为“中国可供书目”应包含两层含义：（1）中国书目，即全中国的书目，包括从古到今的所有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目，甚至还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人出版的中文书目；（2）“可供书目”，研究者基本都是指“在版书目”，指出版社可供书书目。但在笔者看来，可供应该是社会可供，突破购买意义上的可供，拓展到利用的可供（如图书馆远程借阅）。因此，中国可供书目平台应该是集出版商、发行商、零售商、金融商、图书馆、社会大众、政府部门等供需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就图书馆图书采购而言，中国书目是第一性的，“可供”并不那么重要。馆配商定义的“不可供”一般是指出版社缺货，而只要图书馆拿到“中国书目”，问题就简单多了：制作优质采购清单交给馆配商，通过出版社直接沟通验证其拒配行为并补充采购；如果出版社缺货，可以通过网络查找各大新华集团库存、网上书店等渠道采购。
　　综上所述，上游：及时、广泛、无屏蔽向社会发布出版社提交的书目是激发出版社主动提交书目的核心动力；下游：提供新、全、准、免费的中国可供书目是吸引图书馆和社会民众的核心动力。这就断然排除了发行商建设和所谓“第三方”商业化运作的可行性。那么，真正的中国可供书目建设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肩上，并分三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通过ISBN号发放控制新书目提交，建设“中国书目数据库”向社会免费公开。第二阶段，扩展中国书目数据库开放对接功能，免费吸引营销的出版社、图书经销商和支付宝等第三方结算的金融企业，从而形成类似卓越亚马逊网上书店“一种图书多家竞销”的中国可供书目服务平台，甚至接受各大图书馆系统加入平台，提供图书远程借阅服务。第三阶段，以非盈利运作原则，向出版社和销售方象征性收取费用支撑中国可供书目平台自费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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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书目数据销售及代加工价目表[EB/OL].（）[]. /space/?action-announcement-id-7.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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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供书目：路在何方？
　　摘 要：现代出版发行和图书馆资源优质建设亟需新、全、准的中国可供书目及时公开传播，然而，中国可供书目的探索从1983年到2014年，历尽坎坷，仍未成功。中国可供书目商业化模式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设主体不明确，利益矛盾难化解等，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战略，以促进真正的中国可供书目平台早日建成并高效服务社会。
　　关键词：中国书目 可供书目 建设模式 利益平衡 中国可供书目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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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出版参考》杂志刊登《〈全球在版书目〉光盘上市》，这张光盘售价1695英镑，用户可据此直接向自己想找的批发商办理电子订购，非常快捷。[7]同年，刘质彬同志发表文章推介英国《鲍克/惠特克全球在版书目》只读光盘，其拥有200多万种英文图书信息，是极具权威性和完整性的书目数据库。[8]这两则消息用实例说明了覆盖范围巨大、信息质量较高的书目信息库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起到催生“中国可供书目”的作用。
　　这个阶段，没有提出“中国可供书目”的概念，只是讨论“出版目录”“在版书目”的市场意义，在出版发行界影响有限，但还是促成了《国家在版编目数据》国家标准的诞生。
　　2. 小试牛刀阶段：年
　　199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在《中国金融》杂志第4期发布了《中国金融出版社可供书目》[9]，列出了《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等24本图书信息（字段只有书名、定价），给出了“购书办法”、汇款信息、联系电话等。这是我国首次公开发行“可供书目”，吹响了行动号角。同年，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杨牧之先生考察德国出版业状况后指出，中国缺少可供书目数据库是行业发展的一大缺点，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建设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的思想。1998年1月，中外合资民营机构北京科文书业信息有限公司搜集了300余家出版社的10多万种有现货可供的书目信息，制作发行了《中国可供书目·光盘版》[10]，虽然品种有限，但具有里程碑的实践意义。
　　1998年，岳亚同志发表文章《在版书目数据库的构建与开发》[11]，提出以在版图书编目（CIP）数据为来源构建 CIP 书目数据库，将新到CIP数据记录及时追加进国家级的中文书目数据库，并通过计算机网络向社会发布，提供给各类用户（图书采编人员、出版发行机构、读者）使用。王海峰发表文章《国家书目与可供书目比较》[12]，则认为可供书目是一种商业书目。接着《论商业书目》《网络书业书目初探》《略论我国书业书目工作现代化》等文章均在核心期刊发表，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可供书目建设是商业运作还是官方运作这个关键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和深入探讨。
　　这个阶段，我国有了“可供书目”“中国可供书目”的实践；理论上却出现了中国可供书目政府模式和商业模式两种不同意见，但均没有设计出具体可行的中国可供书目控制机制和实施办法。
　　3. 红红火火阶段：年
　　如果从中国社会层面来看，中国可供书目的红火阶段与教育部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进程有一定关系：2003 年，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决定开展 5 年一轮的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04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引发图书馆界极大震动：被评估的高校图书馆藏书标准为生均100册！高校为顺利通过评估，不得不对图书馆投入巨额的图书采购经费，甚至必须突击采购，如广西一所高校甚至一年计划投入近1000万元的中文图书购书经费，以求达到“生均100册”的指标要求，[13]这对中国可供书目的迫切需求难以想象！
　　2004年，《全国新书目》刊发《可供书目是图书出版发行链条中极其重要的一环》[14]再次抛出“中国可供书目”话题，认为每年出的书有多少品种处在可供状态体现国家的出版水平和供应能力，中国可供书目应该是政府行为。2004年底，中国图书馆学会出于图书馆资源建设优化考虑提出要建设最大的可供书目网，搭建集客户、出版社、零售商、读者为一体的互动沟通平台。[15]同时，书目商业化思潮开始膨胀。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公开表示将建立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数据库将包括中国大陆所有出版社和各个新华书店在版与库存的图书，滚动发布数据信息。[16]
　　2005年可谓是“中国可供书目年”，《编制中国“在版书目”的迫切性》《商业化运作中国可供书目》《建设中国特色可供书目体系初探》《浅论书业书目系统》《应该实现书目信息资源的共建与共享——我对可供书目的一些看法》《合作共建中国在版书目网络》《加快建设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等相关文章鱼贯发表。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杨育芬同志认为，书业书目系统是整个出版发行业的基石，贯穿于图书的出版、发行和消费等环节，我国可供书目建设初期，政府和行业机构可引导可供书目的建设方向，对出版社可采取半强制性措施，引导其加入可供书目系统建设。[3]阚元汉先生指出，可供书目是管理部门、出版发行机构和读者迫切需要的信息产品，尤其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团体购书用户迫切需要能提供全国所有出版社出版图书信息并能保证供货的可供书目产品，认为我国建设可供书目，要由政府部门牵头，分步运作。[17]然而，一些发行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这样认为。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以下称“人天书店”）总经理邹进先生发表《商业化运作中国可供书目》明确主张中国可供书目商业化运作更为合适。[18]2005年3月，人天书店开始发行光盘版《中国可供书目》，遂建立“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面对巨大商机，其他公司也不甘示弱，日，中版通（北京）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中版通”）在北京成立，公司总经理杨文胜表示，计划在三年内建成相对完善的中国可供书目，向出版单位、发行单位、图书馆、教育科研单位资料室以及其他各种购书团体和广大读者提供全面的书目信息服务；还将进一步向购书搜索平台、市场信息反馈、大型综合市场分析决策系统等方面拓展业务，为中国的出版产业群体提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全方位信息服务。[19]2005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发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定并通过了《图书流通信息交换规则》，这是中国书业第一个信息化管理标准。
　　相对于如火如荼的中国可供书目建设，舆论界却显得较冷静。陈源蒸先生认为用3～5年时间可以完成“中国在版书目”建设，但需要各方协调配合，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经验。[20]肖武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出版集团能否得到业界的响应和支持，也是决定其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能否如期建立，并发挥其应有效益不可或缺的因素。[21]顾犇先生也明确指出，要真正建立起中国可供书目体系，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也需要政府的支持，要有一定的政策做保障。[22]理论研究者显然对单打独斗的商业模式感到担忧。
　　2006年，中国可供书目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入深水区。《中国图书商报》刊文《可供书目再成产业升级焦点》，[23]把中国可供书目建设进一步推向高潮。中国出版集团投资2000万元用于中版通公司的“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24]人天书店、中版通公司等发行商高调建设中国可供书目的同时，舆论界发出了理智的呼吁。《中国新闻出版报》呼吁“全国唯一可供书目数据库亟待建立”[25]，2006年南京馆藏图书展销会上，时任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主任艾立民呼吁要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权威的全国图书可供书目数据库[26]。事实上，中国可供书目建设开建不到一年就遇到了困难：中版通公司总经理杨文胜呼吁政府部门要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并加以扶持与帮助；希望出版社积极参与，即使目前有些出版社暂时看不到可供书目的曙光，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希望业内业外研究人员参与可供书目的关注和研究，让可供书目快速有序地流动，增强购销双方信息反馈。[27]
　　中国可供书目建设从2007年开始“遇冷”与中国教育部的高校评估仍然有微妙关系。教育部评估期从2003年到2007年，共有592所高校参评，[28]由于图书编目加工任务巨大，最后一批评估的高校图书馆必须提前完成图书采购，即到2007年，高校图书馆大规模图书采购基本结束。商业化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利益驱动力锐减。
　　尽管中国可供书目建设轰轰烈烈开展了两年，图书馆界依然没有感觉受益。2007年，江红辉同志发表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国一万多家图书馆图书采购没有统一的可供书目平台，只是依靠馆配商来提供书目数据，传统的“四目”已没多大作用。[29]同年，赵学军同志发表《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任重道远》指出，中国可供书目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信息制作标准和相关管理办法，出版单位未能严格执行《中国标准书号》国家标准，作为出版行业宏观调控者的政府具有制定具体政策保证可供书目建设的责任。[30]遗憾的是文章未能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4. 销声匿迹阶段：年
　　这个阶段笔者仅查到2篇关于可供书目的文章，且均缺乏新意或进步主张。
　　二、中国可供书目难产的原因分析
　　中国可供书目建设已经倡导了30年，从2005年“中国可供书目”大肆开建算起，也已过去近10年，依然希望渺茫。从中国可供书目建设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行动，都漠视了可能的利益矛盾和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研究。
　　首先，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应该由谁来建设？学者大多主张政府建设，商人或者与商人有千丝万缕利益纠葛的人士主张商业化。结果，2005年始建的2个“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都是“商业模式运作”。经过近10年的建设，这2个“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31-32]现况如何？考察它们收录大出版社的书目情况即可判定它们是名不副实的，如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书目。
　　其次，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利益矛盾如何化解？杨会同志2012年公开发表文章指出：中版通“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书目发布严重滞后，不能反映现实的可供状态，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无法使用其书目信息；图书馆采访人员普遍采用馆配商提供的书目数据，而馆配商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人为地屏蔽一些进货折扣高的出版社图书信息。[33]事实上，中版通公司给出了明确的数据价格，EXCEL、DBF格式的采访数据5元/条，ISO格式的CNMARC数据5元/条，ISO格式的USMARC数据10元/条。[34]图书馆图书采访需要尽可能收全书目进行海选，动辄上万条数据，甚至数十万条数据，如按中版通的数据价格，恐怕一些图书馆的图书经费连购买书目数据都不够，其图书馆用户数量可想而知。那么，出版社还愿意付费向这样的“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提供书目吗？因此，基于图书行业领域的同行竞争和逐利特性，实践残酷地证明了真正的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不宜由发行商承担。
　　那么，真正的中国可供书目由第三方商业化运作是否可行呢？笔者依然给出否定回答。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站在各方利益立场上客观地看问题。第三方商业化运作无非是向出版社收取书目传播费，向用户收取书目使用费，这必然引发“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对出版社来说，付费让你宣传，当然是你的信息平台受众巨大，特别是图书馆；对以图书馆为主的用户来说，付费购买你的书目，当然是你提供的书目新、全、准，且价格可以接受。这样，书目运营方首先要解决书目来源问题，基本手段是向出版社说明到手的书目能在多久到达多少个图书馆，吸引多少公众使用。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网络时代，书目信息已被众多渠道免费发布，如网上书店、新华集团、出版社网站等，“中国可供书目”收费传播的吸引力自然十分有限。如运营方免费向社会公开书目数据，自然可以获得大量的客户，但势必向出版社收取高额的书目传播费维持运转，而那些并不为销售发愁的大出版社很难愿意出资让你传播，特别是脱销、包销的书目，矛盾不可调和。
　　三、中国可供书目究竟路在何方？
　　笔者认为“中国可供书目”应包含两层含义：（1）中国书目，即全中国的书目，包括从古到今的所有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目，甚至还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人出版的中文书目；（2）“可供书目”，研究者基本都是指“在版书目”，指出版社可供书书目。但在笔者看来，可供应该是社会可供，突破购买意义上的可供，拓展到利用的可供（如图书馆远程借阅）。因此，中国可供书目平台应该是集出版商、发行商、零售商、金融商、图书馆、社会大众、政府部门等供需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就图书馆图书采购而言，中国书目是第一性的，“可供”并不那么重要。馆配商定义的“不可供”一般是指出版社缺货，而只要图书馆拿到“中国书目”，问题就简单多了：制作优质采购清单交给馆配商，通过出版社直接沟通验证其拒配行为并补充采购；如果出版社缺货，可以通过网络查找各大新华集团库存、网上书店等渠道采购。
　　综上所述，上游：及时、广泛、无屏蔽向社会发布出版社提交的书目是激发出版社主动提交书目的核心动力；下游：提供新、全、准、免费的中国可供书目是吸引图书馆和社会民众的核心动力。这就断然排除了发行商建设和所谓“第三方”商业化运作的可行性。那么，真正的中国可供书目建设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肩上，并分三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通过ISBN号发放控制新书目提交，建设“中国书目数据库”向社会免费公开。第二阶段，扩展中国书目数据库开放对接功能，免费吸引营销的出版社、图书经销商和支付宝等第三方结算的金融企业，从而形成类似卓越亚马逊网上书店“一种图书多家竞销”的中国可供书目服务平台，甚至接受各大图书馆系统加入平台，提供图书远程借阅服务。第三阶段，以非盈利运作原则，向出版社和销售方象征性收取费用支撑中国可供书目平台自费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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