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爸的故事之十-锻炼与磨练
锻炼与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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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的父子生活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6F年，哥哥和父亲前后脚离开家奔向了广阔天地。那一年，外院还有一部分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坐着闷罐车也离开了张家口，但他们去的不是五七干校，而是秘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办学，这个秘密，是后来时隔多时我们才知道的。
父亲到五七干校一呆就是4年时间，走之前他把随时要用的书籍装了满满两只木箱。准备改造之余能有时间看看书。对于所有知识分子来说，似乎一日不读书，如同一天没洗脸一样别扭。因此这两箱书随着他先到了湖北襄樊，又转移到了钟祥，从这个连队，转到另外一个连队，并经受了那场日的洪水洗礼。估计当时父亲的随身行李用一个行李包就够装了（大的、圆筒形的，可以连铺盖卷一起放进去），而搬起家来，费劲的倒是这两箱的书。
关于父亲在干校的生活，我将在后面叙述。这里我想引用一下我哥哥退休后为北京二中同学所写的文章（他们要出自己的书），在这几篇文章里，他详细介绍了他是怎样下乡以及如何后来又到了父亲所在的五七干校的前因后果。
【说说自己】之一
一九六六年三月，因为战备紧张，北京需要疏散人口，根据国家的政策，我们举家外迁到父亲工作所在地—张家口，我也就从二中转学到了张家口一中。
张家口城市虽小，却是一个战略要地，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入口，它的北部毗邻坝上草原，是防御的天然屏障。当年傅作义曾在此驻军，我们的大院内就有他的公馆。有一条大清河（又名清水河，为永定河的支流）穿过市内，但是经常枯水，有内蒙草原下来的驼队和羊群优哉游哉地行走在河道中。有一首当地流传的歌曲唱到：“跃马扬鞭坝上走，塞外山河如锦绣，莜麦胡麻香千里，山药蘑菇遍地收，雪白的羊群似云朵，成群的骡马草地上游……”。其实并不像歌中所咏的那样美好。倒是张家口的供应不错，“文革”期间，猪肉也不要票，由于回民较多，牛羊肉供应充足，熟肉制品味道也不错。
张家口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冷。北京的冬天就已经冷得可以，张家口就更上一层楼了。从南口向西北，到了青龙桥温度明显下降。不知何故，当地人多穿黑棉袄，也许是经脏吧。在北京冬天从不穿棉裤的我，也不得不穿上了皮大衣，戴上了皮手套。冬天骑车上学时，必须戴口罩，等气喘吁吁地到了学校，呼出的热气在眉毛上结了一层白白的霜。而夏天很短，非常凉爽，基本上不用穿短袖，在室外游泳只能有半个月时间，而且水温还很凉，一过了八月中旬就不能游了。
张家口一中是河北省的重点中学，是一所男女合校，这是我所不习惯的，在北京二中读了三年半，其中包括高中半年，都是和男生在一起，一下子变了，真需要适应一阵。学校高一共四个班，其中一个半班学英语，两个半班学俄语，农村学生很多。再就是我们原来二中高一学三角函数，高二上立体几何，而这里正好反过来，搞得我转学后要突击补课，因为这里的立体几何已经上了一个多学期了。不过坏事变成了好事，后来我这两门功课都学得很好，这也是压力之下逼出来的吧。
“文革”中，我算是逍遥派，和几个同学在学校找了一间小小的乐器室住了下来，每天下下围棋，打打篮球，摆弄摆弄乐器，但可惜终未成气候。也去过南京、上海“串联”，还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记得去南京时，火车上人太多，只得坐在车厢门口的踏板上，两只胳膊挽在车厢两边的门扶手上，冷得不得了，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复课以后，除了上课外，我们还曾到六十五军军部警卫连在沙岭子大北滩的农场军训和劳动。这个地方在张家口市和宣化古城之间，农场是个果园，瓜果梨桃都有，又盛产葡萄，这就便宜了我们这些学生。九、十月间，正是水果大批成熟之时，早晨穿着长袖去劳动，中午回来时，脱下衣服系上袖口，把葡萄、苹果偷偷装进去，留在饭后慢慢享用。到一个月后回校时，我们睡觉的火炕的炕洞里塞满了果核，这都是我们的“胜利果实”。
六八年毕业后，不知出路如何，就在家等待消息。年底年初，一些同学陆续分到张北各县，起初把我们院内的几个子弟分到蔚县（辖区内最穷的一个县），后来有消息说，可以去家长单位的干校，于是一等就等过了春节。
一九六九年二月，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父亲单位(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五七干校”将设立在陕西，我们六八届初高中的子弟三十多人先行赴陕。二十七日晚，部队派了一男一女两位协理员担任辅导员，带领我们坐上了火车，奔赴陕西省眉县——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终于结束了学生生活，作为“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此，我离开了生活仅三年的张家口，直到几年前才又回去了一次，和一中当地的同学们再次见面。
【说说自己】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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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插队
下了火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界——陕西省眉县，听到的是近似于张家口的口音，山陕口音相差不大，而张家口话接近山西话，所以基本上差不多。
眉县位于关中西部，在中国气候南北分界岭——神奇美丽的秦岭主峰太白山的脚下，横跨渭河两岸，属宝鸡地区管辖，西距宝鸡市65公里，东距省会西安市120公里，东与周至县接壤，南和太白县毗邻，西连岐山县，北界扶风县。境内
的秦岭主峰太白山顶终年积雪，“太白积雪六月天”是关中八景之一。
据辅导员介绍，干校的名字叫做“总字790部队五七干校”，现在还在筹办，让我们先下放到公社的生产队里，以后干校建成了再转过去。于是我们三十多人被分到一个大队的四个小队里。眉县“七河九原一面坡，六山一水三分田”，我们所去的大队就在这“三分田”上，算是八百里秦川的一部分吧，远远地可以看到太白山洁白的顶峰，这在陕西应是较好的地区了。
我们一小队五男三女共八人，受到了队里的热情欢迎和妥善安置，让我们几个住在一起，知青的新家是生产队的仓库。屋前是一个场院，东面是一道干打垒的围墙。西面是队里的牲口棚，饲养着队里的“生产资料”。场院靠东南堆着喂牲口的麦草。在牲口棚前，用一扇木轮大车的轱辘盖着一眼红薯窖。高大的库房一溜五间向南开门。东面三间还做库房。西面两间给我们做宿舍。靠东的这一间是堂屋，一进大门右手的隔墙到顶，和库房隔开。左手的隔墙是半墙，不到顶。西屋从中间隔开，隔墙也是半墙不到顶，南北屋是通的。北屋靠北墙都是土炕，是女生们的宿舍。南屋是男生的宿舍，炕不到西山墙，只有半截。我们三个男生睡着比较挤。北屋有一扇木门，南屋只有门洞，
知青插队开始全是国家供应，在眉县是每月每人三十斤面粉，半斤油，还有几块钱的菜金，忘了是多少了，可能是五元？供应到生产队夏收分粮。那时就要靠自己挣工分吃粮了。队里还送来一些柴禾和煤块，以及锅碗瓢勺等用具，并派了专人教我们如何做饭和使用土灶。老乡们则大多住在窑洞里，虽然不讲究，但是冬暖夏凉，住起来倒是挺舒服的。多数窑洞门口都挂着黄黄的玉米棒子和红通通的干辣椒，门前的场院里有水井和磨盘。
最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的南墙外面是队里的一块小打谷场，每天天一亮，老乡们就在此面对墙上的毛主席像和语录，虔诚地进行“早请示”，“祝万寿无疆”，常常把我们堵在了屋里。晚睡晚起惯了的我们，清晨实在起不来。幸亏他们对我们非常照顾，往往一笑了之，从来没有抓过我们的小辫儿。
上工当然很累，那个季节主要是平整土地，有时开荒也用独轮车拉石头。当地据称是“全县第一穷”，一个工只有贰角伍分钱，我们男生一个工只能算八分，女生可能只有六分，要麦收以后才结算。下工后，各家都捧着饭碗蹲在自家门口吃，多数都是一大海碗棒碴粥，就着泡卷心菜和油泼辣子，边吃边聊天吹牛。他们经常把我们叫过去一起吃他们的泡菜，有时还从地窖里取出一些窖藏了一冬的红薯送给我们。我们年轻，正是精力充沛的年纪，晚饭后就到各个队去串门，三两里路一会儿就到了。馋起来“偷鸡摸狗”之事也时而有之，有时到街上去买个罐头，几个人偷偷躲在家里解馋。
中间曾经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去外调，目的地是比蓝田县（这里曾经发现过蓝田猿人）还远的商县的山里，它是明末李自成的根据地。到了西安后，坐长途车辗转到蓝田县再到商县，然后从早到晚整整步行了九十里山路，腿都走直了才来到外调对象家中。途中在公社受到热情接待，给我俩每人做了一碗臊子面，几片肥肉加上辣椒面儿，还挺香的。外调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倒是记得山沟里渺无人烟，隔几里路才有一家人。气温很低，炕洞与墙壁联通，终年都要烧柴取暖，烧得屋里黑黢黢的。好在山里面别的没有，木柴应有尽有。在他家住了两晚，因为那里很穷，一个人一年只有一百三十斤玉米，所以连玉米粒带芯子一起磨成粉，一天只能喝两顿棒碴粥，搞得我俩都跑肚拉稀，狼狈万分。
眉县县城离我们队有几十里远，每月初一、十五赶大集，有各种土产和牲畜的交易。县城附近有一处汤峪温泉远近闻名，我们听说后也去了一次。过了渭河就到了县城，集上人山人海，许多人趁着赶集的机会，顺便去温泉洗澡，甚至有一些小脚老太太，坐着平板车，专程从几十里之外赶来，由家人簇拥着来洗温泉。此处温泉其实很简陋，只是用水泥砌成了一个个小池子，四五十厘米深，一个池子可容两三个人，池中热气腾腾，空气中漂浮着浓浓的硫磺味。水的温度很高，人要预热半天才敢进去，洗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洗完后，必须用清水冲洗，否则那股硫磺味儿会跟着你几天不散。&&&
不知不觉过了两个月，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辅导员通知我们，干校不在陕西办了，要我们到县城的林业学校集中，准备转移到湖北去。于是我们迅速收拾行李，与相处两个月的乡亲们一一告别。由于还没有麦收，我们就把自己的工分全都捐献给了队里。临走的那一天，全队的老老小小就像当年送红军那样，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出了村，质朴的乡亲们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2009年，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重访这个村，他们居然还能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而我们则是当地唯一的一批下放知青。
到了林业学校，“迎接”我们的是每人一碗扣肉，那时不管男女生，也顾不得体面与否了，一下子就囫囵吞枣地塞下肚去，夸张地说，毕竟有两个月未沾荤腥了啊！要是今天，恐怕还要挑肥拣瘦呢。
再见了，眉县！再见了，可亲可爱的陕西老乡！
【说说自己】之三.1
襄北农场（邓湖）
总字790部队五七干校最终落户在湖北省的襄北农场，它在襄樊以北50华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干校由校部和几个连组成，原来学院的干部教员，除了去洛阳筹建新校的、在张家口留守处的老弱病残和到地方“支左”的以外，基本上“一锅端”，都来到了干校，称为“学员”。他们不管职务高低、年龄大小，性别如何，都互称“老某”，我们也这样叫他们。而对我们则顺理成章地称呼为“小某”，我们听起来倒是挺新鲜的。
干校每月发给每个知识青年24元钱生活费，伙食费是13.5元，其余零花。连里还设有小卖部，晚上营业，卖一些烟酒糖和牙膏、肥皂、火柴、针头线脑等日常生活用品，以方便大家。
在北方生活多年，早已习惯于晴朗干燥、四季分明的气候，现在到了湖北，才领教了南方潮湿多雨的厉害。襄北地区“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五月份我们刚到干校时，正是梅雨季节，常常下起来几天连绵不断，正像朱自清先生在《春》中所写的一样：“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白烟。”出门干活都得穿上雨衣，带上大草帽，蹬上高筒雨靴，穿一般的球鞋根本走不了几步路，地里的粘土和杂草就粘在球鞋上，成了一个“鞋套”，重重的，用力一甩，就会连鞋子一同飞出去。
我幸运地被分到了机耕队，学开手扶拖拉机，发了一套崭新的黄色军用工作服，一件军用雨衣，还有工作手套。湖北多水田，因此每天都是在水田里耕地、耙地、插秧，后来就是收割，当然都是机械化，开始时没有经验，看到每天衣服上都是手扶拖拉机飞溅起的的泥巴，就干脆赤膊上阵，结果被烈日一晒，背上全都脱了皮，露出片片红红的肉，以后就再也不敢了。还有很多只有一二十米见方的田就只能由学员们弯腰用手插秧和收割。他们很是辛苦，有的人年龄很大，还有许多女同志，干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了。好在干校都是吃食堂，安排了一些学员在食堂当炊事员，所以下工后不用自己再去做饭，省了好多麻烦。各连都养了大肥猪，种了各种菜，有的连还种了西瓜、香瓜，因此伙食都还不错。我们机耕队也有食堂，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河南籍的厨师主厨，红烧鱼、过油土豆和烧茄子做得挺好吃，都是部队食堂传统的做法。机耕队如果到各连去干活，到了饭点，就在各连食堂吃饭，可我们往往打听到哪个连今天有好吃的，中午就悄悄地“杀”去，连里和我们都彼此心照不宣，反正“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在这里，我受过一次伤。地全部耕完后，我们到伙牌镇农机厂去还五铧犁。当时是把五铧犁装上解放牌卡车运送，走到半路下坡处，车子一颠，五铧犁跳起来砸在我右脚的大脚趾指甲盖上又弹起来，我顺势把脚抽了出来，当时没有觉得什么，解放鞋也居然没有什么痕迹。可下车时才发现，鞋子前半部已经被血浸湿，脱下来一看，鞋里、袜子全是鲜血。回去后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等指甲脱落了才慢慢长好。万幸的是，竟然一点没伤到骨头，要不然就是粉碎性骨折啊！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当年在二中时，课后做清洁，不小心搞翻了凳子，正好砸在脚上，同一个指甲就坏过一次了。
不久，设在湖北天门的总参某部（学院属于这个部，因保密而对外只称“某部”）五七干校突遇洪水，据说大水都淹没了推土机，那就有两三米深了，部里决定两个干校合并，改称总字024部队五七干校，分别从襄北农场和天门搬到位于湖北钟祥县的沙洋农场。我们机耕队则自己开着拖拉机、康拜因（即联合收割机），指导员张增科坐我的四号车打头，连长押尾，一行浩浩荡荡地经过荆门县城、钟祥县城，三天后来到了沙洋农场——新的校址。
【说说自己】之三.2
&&&&&&&&&&&&&&&&&&&&&&&&&&&&&&&&&&&&&&&&&五七干校
沙洋农场（钟祥）
　　钟祥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27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钟祥为楚别邑,称郊郢,系楚国陪都。西汉初置县,三国时属吴,称石城。自西晋至清末明初1600多年间,钟祥一直为历代郡、州、府治所。因嘉靖皇帝生养发迹于此，御赐县名为“钟祥”，取“钟聚祥瑞”之意。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御置承天府，是当时全国三大直辖府（顺天府——今北京、应天府——今南京、承天府——今钟祥）之一。
钟祥县属于荆州地区，附近集中了许多单位的五七干校，像二机部干校、省军区干校、省体委干校等，都是我们的邻居。沙洋农场很大，跨越几个县，我们只是在其中的一个分场，校部在罗汉寺，周围分布了九个连。机耕队是八连，因为机动性强，所以远离校部。我在这里改开胶轮拖拉机，也就是东方红55，有55匹马力，速度也很快。主要工作是开沟和运输，有时也帮老乡压场。和襄北农场不同，这里旱地居多，而且地块很大，往往一块地就有几百亩，一眼望不到头。
开胶轮拖拉机，我曾经有两次遇险。
一次是到堤外去拉砖，天下着毛毛雨，拉着满满一车砖下堤时，怕路滑开得很慢，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越慢后面的拖车的惯性推力就越大，也就一秒钟的工夫，拖拉机被拖车顶得调了个头，一米多直径的后轮骑在了后面拖车的牵引架上。要知道这是在堤上，旁边就是“悬崖”，当时完全来不及反应，事后真的惊出了一身冷汗。下车一看，我们三个知青出了完全一样的“状况”，而前面带队的师傅平安无事，早已高速冲到了堤下，看来姜还是老的辣，这就是经验啊！
再有一次与洪水有关。第二年的夏天，钟祥干校又遇到了洪水，一天早晨起来，得到通知，七连和校部被水淹了，洪水正向我们八连方向袭来，要我们抓紧时间转移物资，做好防洪准备。出门一看，远远地看到水果然已经漫过来了，于是先把拖拉机全都开上了一块地势较高的棉花地，再赶紧回去把自己的行李铺盖都放在双层床的上铺，然后冲出去堵水。堵水完全是无效劳动！你想想看，一大片开阔地怎么堵得住水？眼看着水就慢慢进了房子。好在我们离决口之处较远，到了我们这里它已是强弩之末，齐腿深后就止住了。校部和其他的连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全部的东西都泡在了水里，公私损失极大。被水包围了三天，各连都快没有粮食了，连长决定让我和他一起开着拖拉机到旧口镇国家粮库去买粮。当时路面上还有一尺多深的水，看不见路的情况，我只能借助路两边的树木，估摸着往前开。刚走了一百多米远，突然两个前轮一下子栽到了横沟里，拖拉机的底架贴到了地面，原来当地的老乡为了排水，把路挖开了一条横沟，这个情况我们却不知道，这一下我们可是进退不得了。幸亏刚出门不远，我们连忙涉水回去，叫来了一台履带式拖拉机，把我们的拖拉机生生地拽了出来。为了保险起见，又一路护送我们十几里路，直到上了去旧口的公路。
水还没有全退，又不能出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搞鱼。我们发现，地边只有齐腰深的水渠里，被洪水淹过后，扑腾着许多不知哪里的鱼塘养的鱼。我们就三人一组，一人在水渠里顺着往前赶，一条条鲤鱼、鲢鱼害怕得噼里啪啦往上蹦，渠上一边一人拿着盆抄，一会儿就接满一桶。一连搞了好几桶，通通送到了食堂去改善伙食。也许是受到我们的启发，连里组织大家分头去采蘑菇、打野鸡，还到水田里去抓甲鱼（田里很多，我们耙水田时经常可以看到大个的甲鱼，那时当地人不吃），一时热闹非凡，收获满满，既有了菜吃，也免得大家闲得无聊。&&
“八一建军节”对部队来说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干校也不例外，其中重要的一项当然是会餐，十碗八碟是必须的，我还记得驻地周围买不到白酒，喝的是白玫瑰蜜酒，此酒微甜，后劲极大，常常有人上当而喝高。小个子班长（一个四川籍的排级干部，老婆正来干校探亲）非要和大家斗酒，每人一漱口杯，一口气干掉。结果灌下去没一会儿，扑通一声栽倒在桌子下面，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过来，搞得我们一夜都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事情。
到了七一年，干校人心思动，学员们经常传递着各种小道消息，纷纷考虑自己以后的出路。后来在校部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由部长正式宣布了中央军委和总参的命令，一些学员回部里担任各局的局长或政委。以后，我们听说地方上的一些知青已经回城就业了，心里也很不安。先是钟祥县有一个炮厂招工，考虑再三，我们都没有去。这时，武汉的一家工厂来钟祥招工，他们的军代表正是我们一个单位的，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就一起来到了这个工厂——武汉长江有线电厂。巧的是，来接我们的司机大老刘我们都很熟悉，他原来就是干校汽车队的军工，比我们大个七八岁，刚刚通过关系调到这个厂的汽车队工作。临走时，我们的师傅（干校从五三农场特地请来帮助工作的）专门打了一条狗，烧了一大锅肉为我们送行。
此时，我们的脑海中对工厂还是一无所知，毫无概念，一群年轻人带着莫名的期待和美好的向往，坐上了大老刘的“斯柯达”，开始了人生的又一站，也可以说是最长的一站。
【说说自己】之四
武汉是湖北省的省会，在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分为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龟蛇锁大江”，黄鹤楼雄踞长江大桥武昌桥头。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是一个有名的大码头。但是那时由于“文革”的破坏，城市面貌“脏、乱、差”，交通非常不方便，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扒在公交车门上，车门都关不上，车子也照样开行。过江只有一座长江大桥，还是一九五六年由苏联援建的，要不然就得乘轮渡。
武汉人性格粗犷，急躁，街上行人常常一言不合就会动起手起来。这可能与炎热的气候有关。武汉是我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夏热冬冷。夏天昼夜温差小，湿热难耐，白天是“热风吹雨洒江天”，经常达到四十摄氏度；到了傍晚以后“八风不动”，我们常开玩笑说“风也下班了”。夜间气温总在三十一、二摄氏度以上，那时因为没有电扇，晚上常被热醒，满身大汗，早上起来席子上会留下一个大大的水印，天天都是“桑拿天”，一天冲七八个澡是常事，。冬天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室内外一个温度，在家里也照样要穿着棉袄，晚上早早地就钻进被窝，盖上八斤重的大棉被，棉被之重令我们北方人吃惊。北方人在这里非常不习惯。所以多年来武汉给我的印象一直不太好。
不过，武汉的小吃还真不错，老字号蔡林记的热干面、小桃园的鸡汤、老通城的豆皮、四季美的汤包闻名遐迩，还有排骨藕汤、面窝、重油烧麦、红油牛肉粉、欢喜坨（麻团）、油炸臭干子等都很有特色。如今时兴的麻辣小龙虾和精武鸭脖、周黑鸭，更是一时火爆江城，甚至传到了京城。可能正是由于小吃多种多样，所以，武汉人习惯于在外吃早点，他们称为“过早”，早点摊到处都是，很是方便。人们或坐或站，有干有稀，纸质饭盒和一次性筷子用量极大，由此也带来食品卫生和严重的“白色污染”问题。
武汉长江有线电厂是一个军工厂，当年隶属于第四机械工业部，后来四机部又先后改为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工厂代号为“七三三厂”，是生产计算机外部设备电传打字机的专业厂家。一九六五年由北京七三八厂为主援建，因此厂里的北京人很多，听着口音也很亲切。而武汉话就不太好懂了，如把“鞋子”读成“孩子”，“没有”读成“冇”（MAO
第二声），管姥姥叫“家家”，管爷爷叫“爹爹”，开始时由于语言不通，还常常闹笑话。后来了解到，武汉方言里保留了许多入声字，可能介乎于阳平和上声之间，这在普通话中是见不到的。武汉话比四川话硬一些，Z、C、S和ZH、CH、SH不分，N、L不分，读“R”音尤为困难,学校要求老师用普通话教学，大多数老师说不了三句就又拐回到武汉话去了，因而他们戏称自己是“弯管子”，倒是也很形象。其实他们说普通话时的“四声”掌握得还是不错的，只是不习惯而已。
七一年八月进厂后，我被分到机动科当车工，几个月后又改成磨工，开外圆
磨床、内圆磨床、工具磨床等，主要是配合机床的大修和维修。由于原来的磨工支援三线（贵州凯里4262厂）去了，所以没有师傅，就靠自己慢慢摸索。后来还曾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学习超精密磨削，在这里，我曾开过六米的外圆磨床，刚一接触时，由于没有见过，真觉得匪夷所思：人要站在工作台上，工作台上还可以放个大工具柜和椅子，加工长度为六米、直径为一米的长轴，用行车吊上吊下，千分尺需要两个人抬着才能测量。这个厂有许多大型设备，像一米的立车、篮球场大小的龙门刨床，真让人大开眼界，知道了天外有天。
【说说自己】之四.2
改革开放之前，武汉虽然自称“江城，但本地并无“水电”，供电主要靠湖北西北部的丹江口水力发电，到了枯水季节，电压严重不足，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开灯，晚一点日光灯就启动不了了，厂里经常停电让电，工人们就在车间坐等。这样怎能有效益呢？况且还要上夜班，停了电更是劳民伤财。这种状况直到九十年代才有所好转。
在机动科一干就是十四年，其间在厂劳动竞赛中获得磨工工种第一名，晋升了一级工资。恢复高考时，虽然在厂里考了语文、数学双第一，但厂里用种种借口就是不放，可能咱们很多同学都遇到过类似情况，真是有理无处说啊！但是，“牢骚太盛防肠断”，人要在逆境中才能成长！愤懑之余，考了一个电大的文凭，一天课都没有听，但是各门成绩相当好，这都要感谢当年二中老师们给我们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使我们多年后仍受益匪浅。
八五年调到厂子弟中学任教，境遇总算有了转机。八八年起担任教导主任。九〇年又调到教育处从事职工培训，兼任技工学校教务主任，给学生讲授《工业企业管理》、《机加工工艺学》、《创造性思维》、《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等课程，评上了高级职称（高级讲师和高级经营师），还被聘为武汉市职业资格鉴定中心高级考评员，多次受邀拟定机加工工种高级技师和技师考试试题，忙忙碌碌直至二〇〇九年到点退休。
技工学校八十年代末刚开办时只在武汉市招生，招收应届毕业生，并对本厂职工子弟有所照顾，意在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那时就业紧张，报考人数往往是招生名额的十倍，考试时人手不够，还要从厂里请人来帮助监考。随着各级学校的扩招，往日的风光不再，年轻人都怕苦怕累，不愿意当工人，于是开始允许招收“农转非”学生。可每年仍要为招生烦恼。春节一过，大家就要动员起来。每周都要到郊县各个中学去做宣传，请客喝酒，让学校帮助做工作。因为我们七三三厂（转型改制后改为长江融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为了培养企业的接班人，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厂，出路有保障，这是一个优势。但即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不放心，要不辞辛苦地到工厂实地考察，反复掂量，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直到开学时学生真正报到了才能算数。每年大家辛辛苦苦，也只能勉强完成指标。现在各个企业技术工人出现断层是普遍现象，许多技术都失传了，这让我们这些过来人心痛不已。
如今的武汉市，早已“今非昔比”，交通改善不少。连同长江一桥，已有五座大桥飞架南北，还修了过江隧道和轻轨，地铁也正在建设之中。就是公交票价较贵，两元，自动投币或刷卡，绝大多数车没有售票员。我们公司所在地武昌关山一带，建成了“武汉光谷”，许多著名的公司在此落户，统一建筑的各式厂房错落有致，大家可以各取所需，现代企业已不是原来我们印象中工厂的样子了。这也体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真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诗：“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全篇完）
篇后心语：
人生并不总是美好的，但总是向着更美好发展。我下放时，父母亲正遭受迫害，可以想象，一个军人被摘掉了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有多么痛苦！可“文革”中比我们家更艰难的又何其多也！我没有触及这些，绝不是回避，而是想多写一些正面的、向上的东西，更想反映出我们这一代人在困难、挫折、动荡、蹉跎面前，是如何乐观处世，不怨天、不尤人，积极进取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每个人的道路不同，但愿精神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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