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旧书网
非常抱歉，您所浏览的商品找不到了！
1.该商品可能未通过审核或其它原因无法显示，您可以联系店主查找
2.在顶部搜索框重新输入关键词搜索
秒后自动为您跳转至
none_item_info
您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网站商品分类
|||||||||||||||||||
||||||||||
查找其他相似商品
Copyright(C)
孔夫子旧书网
京ICP证041501号
海淀分局备案编号六盘水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
　　近日，一则硕士毕业论文看哭老师的新闻广泛传播。云南大学学生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她的毕业论文名为《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通过田野调查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不妨亲自前往这些地域探寻一番。在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工业化奠基时代渐渐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三线已成为距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文/记者 罗磊
　　名词解释
　　三线建设
　　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
　　1964年到1980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虽然给后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严重浪费和不便，不过，上千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散布于中西部地区，成为推动中国西部工业化的“加速器”。二汽：“三线”岁月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言咏&78岁的严岭在十堰生活四十多年了。1968年冬天她从长春调来支援即将开工的二汽，之前她是一汽的一名技术人员。那一年，跌宕起伏的二汽建设拉开序幕，一汽大约三分之一的职工南下支援。
1968年的十堰是鄂西北一个贫瘠的山沟，当地人形容这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严令山现在居住的张湾片区当年只有一栋三层高的楼房，其余都是泥地、水塘，零星散落着一些老乡的房屋。
那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与“苏修”“美帝”必有一场恶仗要打的紧张气氛之中，“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特殊的政治气候赋予十堰意外的发展机遇，浩荡的建设大军涌向这里，沉寂的山沟一下子热闹起来。
四十年光阴荏苒。
当年的二汽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的东风集团。严岭家的窗外楼宇林立，青山环抱，曾经的荒野丘陵蜕变成一座拥有40万人口的城市。
“在全国三线大型企业建设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和第二汽车厂两家。”原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四川省省长鲁大东如此评价说。
建设二汽的构想最早发萌于1952年年底。在1969年正式开工之前，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波折。从筹划建厂到定址十堰，二汽早期建设者们在中国南方绕了半个圈。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汽车这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更是短缺。1953年一汽正式开工前向毛泽东汇报方案时，毛泽东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考虑到一汽在北方，中央决定将二汽放在南方，初步定在中南地区。
二汽早期筹备处设在武汉，是在租来的一家名叫“尚洁池”的澡堂里，群众给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起了一个别名，叫“三馆干部”，即吃饭下餐馆，住宿到旅馆，喝水进茶馆。
1953年那一次选址，筹备处看中了武汉青山区。无独有偶，华中钢铁公司（今天的武钢）也选中这里。李先念当时是中南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发话说：“汽车厂在哪个地方不能放，非要和人家钢铁公司争？钢铁公司需要大量的水运交通，光吃矿石就不得了，他们选厂址很难，你们不要争了，让给他们吧。”
二汽筹建者们放弃了青山区，又选择了武汉东湖和沙湖之间的地带。这时苏联援建专家又提出问题：“这么多新建的工厂都集中在武汉，将来万一发生战争，一颗炸弹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根据这一意见，筹备处将重心转移到四川，察看了12个市县后，定址成都东郊。
不久便赶上了1956年的 “反冒进”，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很多下马，其中包括二汽。
1958年中央再次提出建设二汽。李富春副总理指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二汽重建工作一年之后，又遭逢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经济困难时期，再次无疾而终。
第三次上马是7年之后。二汽第一任总工程师陈祖涛参与了筹备选址的全过程。当时“三线”建设在中国已轰轰烈烈铺开，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陈祖涛和同事踏遍了湘西武陵山区。此时，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得知中央决定将经湖南的川汉铁路线改为从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建襄渝线，建议二汽选址配合这条铁路大动脉改到大巴山和秦岭交会的鄂西北地区。
经过反复比较勘探，厂址最终选在十堰一带。在负责技术的陈祖涛看来，这是在特殊的政治氛围和科学生产要求之间的微妙平衡。十堰是一个有近百户居民的小镇，因历史上建有十个蓄水的堰塘而得名，群山环抱，呈放射状分布着众多宽阔的山沟，每条山沟都向心地汇聚到小镇上。
它处于“三线”边缘，山不是很高，背靠襄樊大平原，铁路即将通过，公路现成有一条李宗仁修建的从湖北老河口到陕西白河县的 “老白公路”，只要拓宽就可以了，水运则可以通过汉江到达。
选址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1966年，“小计委”领导林乎加来此考察，站在丹江口水库上他把陪同的陈祖涛狠狠批了一通：“你们怎么选的地方，这叫什么山啊，小馒头，我们的原则是要进大山，你们要再往里走，到秦岭去。”
一席话听得陈祖涛压力很大，赶紧给在北京的领导饶斌打电话。饶斌很快赶到十堰，他们根据“小计委”的意见往秦岭走，翻了两座大山，沿着秦岭走到汉中，越看越泄气。这么陡的山铁路怎么进来？没有铁路，每年几百万吨物资进出怎么解决？这种地形生产车间怎么布局？生活设施怎么配套？就是劈山也办不到。
他们决定顶住压力回到十堰。40多年后对本报回忆这段历史时，陈祖涛把这次“抵制”视为二汽迈过的第一道坎。
在十堰的山沟建大型汽车厂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没有一块完整的平地，20多个专业厂分建在20多条沟叉里，东西直线距离22.5公里，南北宽3.5公里。由于工厂分散，交通不便，职工从位于最两端的分厂赶到中心区张湾的总部汇报工作，一个往返要花上一天的功夫。
原材料的运输也颇为周折。襄渝铁路通车前，原材料经汉丹铁路运到丹江中转站仓库，然后从丹江经汉水用船运至郧县邓湾码头，再用汽车运到厂内，或从丹江直接用汽车运进厂。
“文革”结束之后，陈祖涛有机会访问美国，偶然看到一本杂志上有卫星拍摄的二汽的照片，哪个厂在哪里一清二楚。他不由得感叹当时中国在科学上的落后，在深山里建厂只是徒然增加建设的成本和难度，犹如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毫无意义。
“如果国家还要我建一个汽车厂，我一定不选在山区，一定要靠近大城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开二汽前往中国汽车公司之前，陈祖涛不无感慨地总结说。
曲折的选址之后，二汽开工典礼于1967年在十堰一个叫炉子沟的地方正式举行。二汽此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甫一出生就赶上了“文革”的浩劫年代。
最早的冲击是“厂址造反”。造反派上书中央，认为十堰的厂址不符合战备要求，是“小隐蔽大暴露”，要求西移至深山。之后又有人批评二汽布局太分散，提出将厂址移到襄樊或谷城，有的干脆建议取消二汽，撤回长春。在这种争论之下，二汽建设被迫停工，直到1969年实行军管，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再次开工。
1970年，在根本不具备出车条件的情况下，武汉军区命令二汽当年出车500辆，称之为“政治车”。一机部部长段君毅为此专门到武汉与军区主要领导交涉，经过商讨最后降为100辆。那年国庆，这些手工生产出来的车在武汉参加庆祝游行，二汽派了几十名工人，带上修理工具，躲在主席台后面，随时准备紧急抢修。直到这批“政治车”通过主席台，大家的心才放下来。
从1970年到1972年，这种质量不过关的车生产了近200辆。人们调侃这批车是“看上去呲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干打垒”是当地农村为了节约砖石，把泥土、石灰、水泥、石子混在一起砌墙的建房方法。军管时代“造反派”要求二汽全厂的墙体也采用“干打垒”方式，提出“枪毙红砖，让‘干打垒’开花、结果”的口号。十堰有条河，大约20多米宽，修桥也要求“干打垒”，结果屡修屡垮，屡垮屡修，老百姓后来称之为“金桥”，因为它花的钱比水泥桥要多得多。
1973年，在东北被关押下放了5年的陈祖涛回到二汽。其时整个厂子千疮百孔：政治车灰尘满面、一动不动地趴在路边；“干打垒”的厂房净是裂纹，吊车一经过，墙就被震得落灰，很多精密仪器都覆满灰尘；陈祖涛他们原先设计每个车间都要用围墙围起来，“造反派”说“贫下中农就是最好的围墙”，把围墙砍了，结果很多车间被盗，有的车间变成了猪圈、牛圈。
收拾残局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在陈祖涛看来，二汽真正建成是在1975年到1978年间。1975年，二汽第一个车型2.5吨越野车生产能力建成投产。1978年第二个基本车型5吨载重车投产。至此，二汽建设初具规模，开始大批量生产，并以每年1万辆的速度递增。
1978年李先念亲临二汽视察，他问陈祖涛需要什么帮助。陈祖涛说，二汽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很多精加工设备国内解决不了，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去国外买，需要外汇。李先念问需要多少外汇，陈祖涛估算了一下告诉他要5000万美元。这个数额把李先念吓了一跳，但听完陈祖涛的详细汇报后他一锤定音：批。
用这5000万美元，二汽买回了生产急需的设备，如德国的自动锻压机生产线，当时全世界只有德国、日本有。这批设备对二汽的产品质量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汽当时生产的汽车始终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发动机过热。事情反映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那里，他发话说：“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可以向国外有经验的公司咨询，请他们帮忙解决嘛”。有了邓小平的指示，二汽技术人员马上带着发动机到英国，找了国际上著名的里卡多公司，对方经过检测之后提出了改进意见，发动机过热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二汽曾面临过国家无力拨款的“断炊”困境。1980年初国家正式通知二汽列入缓建项目。在当时党委书记黄正夏的带领下，二汽通过自筹资金续建走出了这个困局。
当年的二汽今天已经更名为东风集团，总部迁至武汉。除十堰之外，在武汉、襄樊、广州设立了三个新基地，分支企业覆盖上海、广西、四川、河南等地。
与二汽一起成长的，是一座城市。1975年十堰成立地级市，与二汽实行政企合一。陈祖涛说，他既是二汽的总工程师，又是十堰市的设计师。
“我们在山区建设二汽是为了避开城市，但几十万人生活的现实又逼着我们重新建设了一座城市。”陈祖涛感叹说。
严岭清楚地记得初到十堰的光景。这里荒芜一片，除了十几户老乡的房子，没有别的住处。女职工不多，借住在老乡家，睡大通铺，其余大部分人都住“芦席棚”。即便是双职工过来，也无法同住一起。新婚夫妇没有宿舍，打报告希望批准给一个大设备箱（2米高3米长2米多宽），把设备箱糊上报纸，装个门，贴个“喜”字，里面放张床，放张桌子，放把椅子，就是新房了。
有的人住在老乡家的阁楼。当地那时还不时兴火葬，很多人家把提前预备的棺材搁阁楼上，遇到阁楼漏雨，借住的职工干脆躲到棺材里。
六十年代末的十堰，没有像样的商店，理发店只有一家，全镇也没有一个澡堂。男职工夏天在河沟里洗澡，女职工在当地唯一一个有锅炉的楼房里围个芦苇席打水洗。一切吃穿等生活用品，包括酱油、咸菜这样的基础物资都从外地运来。到十堰后，由于多雨道路泥泞，严岭特意托人从上海买来高帮雨靴。
为了解决理发的难题，负责后勤的工作人员购买了一批理发工具分发给连队和班组，能者为师，各自为战，自行解决。
饮水也是问题。陈祖涛记得他们当时从汉江铺管子引水进来，从汉江到十堰有20多公里，山区路途崎岖，一米多粗的水泥管铺到十堰后，水引进来了，却是浑浊的，把它净化成可饮用的水又颇费了番周折。
娱乐生活更是匮乏。严岭指着如今她家阳台外的一片台阶说，那是以前看露天电影的地方。当年看露天电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放映队下到这里，沿着山沟一个分厂挨一个分厂地放映，等放到严岭住的地方时都凌晨四五点了。而他们宁愿睡一会儿等一会儿，也不愿意落掉一次看电影的机会。
由于幼儿园、学校等教育设施缺乏，很多人不得不把孩子放在外地亲戚家寄养，一家三四口分居三四地的现象十分普遍。
为了安定人心，城市建设作为保障二汽建设的大事被提上日程。1972年底正式成立了城市规划领导小组。十堰市建委主任张万祥带队到一机部、国家计委汇报，为城市建设争取到了特殊政策和1000多万的建设资金。
1973年，严岭一家搬进了楼房，属于最早一批“升迁”的。没有热水，卫生间几家共用，但已经觉得像进了天堂。当时基地已经4万职工，一些暂时没分到住房的家庭就住在没有启动的厂房里，每家每户用芦席隔出相对独立的空间。到1975年，二汽职工家属才基本结束住芦席棚和活动房的历史。
如今的十堰再也看不到当初荒野山沟的痕迹。严岭站在自己家的窗前，对着窗外林立的楼房尽力描述这片土地当初的模样：“这一片只有那一栋房子，其余都是水塘、泥地，我们开会就在水塘边上，‘杂技皇后’夏菊花当年来慰问二汽职工，也是在这片荒地上演出的。”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严岭对十堰已经有了感情，她说很多老同事都一样。“好多老人的子女在外地定居，他们跟着孩子住，但不卖十堰的房子，时不时要回来住一段，这里气候好，邻居街坊彼此都认识，”严岭说，“那确实是一个充满干劲的年代，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在南方，十堰可以算是普通话最普及的城市了。”
&更多专题内容请关注： & 凤凰网经济观察网.cn&&&征文邮箱： 汽车支柱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简称中国一汽或一汽，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前身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毛泽东题写厂名。一汽1953年奠基兴建，1956年建成并投产，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1992年，更名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一汽的建成，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新的历史。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一汽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企业集团之一。
旗下4个上市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富维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600104，公司简称“上海汽车”。2006年经过重组，上海汽车成为目前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整车上市公司。合并总资产达1078.6亿元。2008年度整车销量达182.6万辆，居全国汽车大集团之首。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日，在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五羊集团有限公司基础上组建而成，是广州市政府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企业集团，是广东省、广州市重点扶持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1125亿元，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第4家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双超千亿的大型汽车集团。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先后与10多家外商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了38家合资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安集团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工业企业。长安汽车集团的前身是于1862年由清朝大臣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工业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的兵工厂。
1957年，中国第一辆吉普车在长安诞生，如今，长安已经建设成为中国产销量最大的的汽车及发动机一体化制造企业。199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已建成重庆、河北、江苏、江西4大产业基地，年产汽车130万辆、发动机100万。2008年，长安汽车销售整车86万辆台，实现销售收入523亿元，品牌价值达212亿元，位居中国汽车行业前四强，微车行业第一。
　|　　|　　|　　|　　|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
经济观察网 .cn
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兴化东里甲7号楼 邮编：100013 电话：
传真：86-10-
备案序号：鲁ICP备号 Copyright 经济观察网新民晚报数字报
本版列表新闻
新民报系媒体：
彭德怀三线建设苍凉岁月
■ 日，王春才在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家中，将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寄存单原件小纸条递给老人，浦安修戴上老花镜，良久端详。图为浦安修与王春才当年合影
■ 日，彭德怀在四川华蓥山视察三线正在建设的338厂、308厂工地。这是彭德怀在西南三线工作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
　　◆谈乐炎　　1965年，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出任西南大三线建委副主任。有异于常人春风得意的履新就职，在政治高压下，受任到大西南的彭德怀更像是在荆棘丛生的崎岖道路上艰难跋涉。　　很多年后，77岁的王春才回忆起与彭德怀三线建设时期共事的日子，仍是思绪难平，他是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在他的案头上，整齐摆放着他所著的四版《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一书。　　作为一代开国元帅，彭德怀驰骋沙场、金戈铁马的形象深入人心，最后含冤而死让世人痛心无比，遗憾不已。然而，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一年多的经历却鲜为人知。　　“彭老总将他一生战斗工作的最后岁月留给了中国大三线这片热土，他是忍辱受命，出征三线，虽然深处逆境，他巡视的足迹仍然踏遍三线的座座大山深沟，带动了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三线建设。”王春才对记者说。　　1965年11月底，彭德怀受毛泽东委托出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此时的王春才在西南局国防工办从事三线建设军工协调工作，成了彭德怀手下的一兵，见到了敬重多年的元帅，王春才却多了一份伤感，那位有着“谁敢横刀立马”豪气的彭德怀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更多时候留给人们一个苍凉而孤独的背影。　　“臭了还可以香起来”　　1983年第5期《人物》刊登了王春才写的《多亏贺老总捅了一棍子》一篇文章，得到了原西南三线军委军工局局长徐奕的关注，徐曾经是贺龙的警卫武官，他立即约见了王春才，鼓励他既然能写好贺龙，也能写好彭德怀。“我们提供情况，你来写，让我们一起用西南三线故事为彭老总补碑。”　　一语点醒王春才。在此后的多年里，他采访了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以及当年100多位“三线人”，搜集到第一手彭德怀在三线资料。然而采访的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100人中有人因为当年愧对彭德怀选择了逃避，更多人对那个年代心仍有余悸而选择了“谨慎”。　　历史终究是最公平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去职。他把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及几枚勋章上交到军委办公厅，默默收拾起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离开了中南海永福堂，去到京郊一个叫挂甲屯吴家花园的地方，在那里开垦荒田，过庶民生活。　　时间一晃就是6年。　　日，党中央的一个决定打破了彭德怀本已平静的生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亲自约见彭德怀，向他转达了毛主席希望他去西南抓三线建设的建议。彭德怀感到非常惊讶，当即坦率表示自己缺少这方面工作经验，难以胜任，更重要的是，自己已经是一个政治上“臭”了的人，谁还会听他的话？当天晚上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　　这个决定让毛泽东颇感意外，他决定亲自找彭德怀谈一谈。　　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位老战友终于在北京中南海又相见，两双大手紧紧相握。　　坐下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彭德怀也点了一支。　　“记得你好像早戒烟了嘛。”毛主席笑着说。　　“是戒了，庐山会议又抽上了，很凶。”彭德怀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你去三线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说。　　“我已经被批臭了，还是不去好，在庐山会议我给你做过三个保证。”听到“名誉”二字，彭德怀挤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哪三条？”毛泽东问。　　“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德怀说。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你说的后两条保证我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还在你那边，你也不要发牢骚，臭了还可以香起来嘛！”　　彭德怀心里微微一热。　　“你搞军事这么多年，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到三线任副总指挥，对你没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看什么地方。德怀，你还是去西南吧！”　　所有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主席，我听你的，去西南！”彭德怀响亮回应。　　多年后，彭德怀还时常和身边工作人员讲起那次和毛泽东会面的情景，在他看来，那次谈话后他卸下了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三线。　　“在内部监控之下使用”　　日，彭德怀到达成都，落脚永兴巷7号，头几天精神很愉快，每天听完工作汇报就打拳散步品尝美食，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是当头一棒。　　12月4日，彭德怀偶然翻阅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气得一拳击在了报纸上，彭德怀认为这是在影射自己。他大口地抽着烟，在屋里来回踱步。他隐约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事实上，彭德怀的感觉是对的，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来到成都时，大三线的筹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三线的整体布局大体已经确定，邓小平、贺龙、彭真、薄一波等人都亲自到过三线视察。彭德怀到任后，花了五天时间听完三线负责人员的专门汇报后，谦虚地说：“我没有搞过工业，对三线建设是外行，我是来学习的。”　　实际上彭德怀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没有实际领导工业经验，但军事家特有的战略眼光和缜密思维还是让他一语中的道出了三线发展方向。　　“纵观全局，应该突出‘一点、一片、一线’战略，集中力量保攀枝花建设，在大西南地图上，这是一个点。”接着他转过身，指着挂图说：“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是通向攀枝花的大动脉，与攀钢要同步建设，这是一线，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的建设要跟上，与其配套的电站及其他国防工业项目也要跟上，这是一片。”听者连连点头，彭德怀希望尽快可以到三线各工地看看，“我彭德怀也67岁了，还想拼命干一下，只要我们苦干几年，就会打开三线建设局面。”　　作为一代元帅和曾经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三线却只是分管煤炭、天然气、水电工作的“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并且不是常委，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对于这一点，彭德怀也有所察觉，因为他发现从来没有人敢单独向他汇报工作，而且建委各局向他汇报工作时，唯独没有汇报军工规划建设情况。　　这并不是简单的遗忘，1965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重庆渝州宾馆召开的工交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转达了中央对彭德怀三线工作的任命后，曾若有所思地说：“他的指示你们觉得不合适可以不办，三线军工就不要接触了，群众也少接触。”西南局还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会议不让彭德怀参加。　　王春才从那时起心里就有疑问，当日后他有机会拜访原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时，终于解开了心中那个谜。“彭德怀到三线建委，干什么工作，分管什么业务，我们做不了主，都是中央决定的。”程子华说。这句话在原西南三线建委常委、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那里也得到了印证，朱光向王春才回忆说那时候他向彭真建议让彭德怀分管三线军工，彭真回答说：“他管得了吗？”　　尽管彭德怀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都深埋在了内心，原西南三线建委第四副主任钱敏在接受王春才采访时说：“彭德怀同志很大度，从未提过他分工的事。”“1966年3月，西南三线建委在锦江宾馆大礼堂召开了三线建设工作会议，彭德怀副主任很守时，每次提前到会，我总是见他一人空坐在椅子上，心里很不好受。”王春才回忆道。　　程子华、朱光、钱敏都曾经是彭德怀的部下，此刻又可以与彭德怀在三线共事，都觉得惊喜激动，他们都很尊重曾经的老领导，让他们感动的是，彭德怀尽管不直接接触军工工作，但仍然心系军工建设，他曾经对朱光表示：“老朱，你放心，兵器工业哪一块用电用煤我保证供应。”　　彭德怀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安危，在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到西南支援三线建设，但是在三线他没有得到重用，他是在内部监控之下使用的。”王春才感叹道。　　英雄末路的身影　　1966年初，彭德怀决定去成昆铁路沿线看看，那是他曾经血洒战场的地方，他对那里饱含感情。成昆线被喻为“早穿棉衣午穿纱、风气飞沙天变黄”，沿线地质复杂，气候多变，其修建难度在世界铁路修建史上都罕见。　　日，彭德怀坐在颠簸的汽车上到达了成昆铁路峨眉山段，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很多三线单位负责同志在此迎候，邀请他视察。这让他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3月24日，彭德怀一行来到了乌斯河隧道，如雷的掌声响彻漫山遍野。透过望远镜，彭德怀看到了峭壁上的人影在向他欢呼，他激动地回应：“你们干得很顽强，我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意！”接着，他踩着泥浆走进了3000米长的隧道。　　彭德怀敢言的性格一点没变，他一针见血指出了花果山煤矿存在的弊病，在那个报喜不报忧的年代，人们都为他捏把汗。这只是彭德怀三线视察工作的缩影，短短一年时间内，他三次长途视察，足迹遍及四川以及贵州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　　在1966年5月下旬视察完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后，他突然接到西南三线建委的电话，让他马上返回成都，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正如彭德怀之前所预料的，暴风雨还是真真切切地来临了，“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一场批判会正等待着他。　　西南三线建委局级以上干部20多人的批判会本来开得并不热烈，大家都有点儿心不在焉，最后在一个西南局负责人的引导下才勉强找出一些批判理由，大抵都是“你彭德怀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西南后仍不知悔改，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反复争辩后，彭德怀悲凉地留下了一句：“我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了，有什么好批的！”　　“我永远都记得他在永兴巷、玉沙路背着手，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的场景，英雄末路的身影让人感到心痛。”王春才说。　　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西南局与三线建委机关已不能正常运转，彭德怀在困惑中致信毛泽东，在信末他表示：“西南局和三线建委对我很不信任，怕我扩大个人影响，既然如此，请求去参加农业生产。”最后他感叹道：“我现在能见到毛主席就好了。”　　然而，彭德怀这封信并没有使他得到毛泽东的保护，在江青的指挥下，一个“揪彭兵团”成立了，很快到了成都。　　日凌晨三时，寒风凛冽，一伙红卫兵翻墙进入永兴巷7号，红卫兵不顾綦魁英、景希珍的指责，大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　　让人意外的是，彭德怀从容地穿上了衣服，坐上了红卫兵的大卡车，向东郊成都地质学院驶去。钱敏立即把这件事上报周恩来，周恩来迅速指示，让成都军区派人与红卫兵一同坐火车护送彭德怀回京，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在火车上，红卫兵又对彭德怀进行了审讯式的批斗，当乘客认出彭德怀时，都在感叹曾经的一代元帅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日，彭德怀在北京含恨辞世，遗体很快被运走，秘密火化。　　四年后，人们在成都东郊火葬场的骨灰寄存室找到了彭德怀的骨灰，姓名那一栏填着“王川”，编号“273”。　　日，王春才在北京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浦安修家中，将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寄存单原件小纸条递给浦安修，老人很坚强，戴上老花镜，良久地端详着那骨灰寄存单，面露沉重之色奋笔为《彭德怀在三线》一书题词曰：“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　　摘自《小康》2012年第8期　　链&接>>　　“三线”建设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1958年中苏决裂后，严峻的战略形势与东南沿海脆弱的防务系统让中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三线”这一概念出自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其中划定的三线范围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川、滇、黔、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粤、桂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在划定的三线范围地区新建的企事业单位就称为三线企业，建设这些企事业单位就叫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新民晚报阅读B07彭德怀三线建设苍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