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深度报道：被圈养的校园媒体
接到负责校学生会工作的团委A老师的电话前，苗硕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苗硕，那篇新闻是怎么回事？”老师直接就问。“什么新闻？”他心里咯噔一下。“就是电信学院那篇，你赶紧给我撤下来！撤完就给我电话。”老师全然教训的口吻。
挂掉电话苗硕愣了半响，他苦笑，这样的麻烦毕竟是躲不掉的。谁动了我的新闻？
2010年，苗硕还是华南理工大学大二的学生。刚担任校学生会信息中心主任的他，不仅立志要做大家喜闻乐见的新闻，更雄心勃勃地想在校园媒体中干出一番“事业”，以此改变学校的新闻报道生态。
很快，机会就降临了。
当时华工电子与信息学院给院里的每个学生发放一张全称为“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素质拓展活动登记卡”的卡片。这张卡片主要作为对该院内部举办的学生活动的记录之用，卡片里登记的数量的多少直接作为每年学生综合测评德育加分的依据，而数量不达标者将无资格参加评优。其中有几条规定引起学生不满，不少学生质疑这是“流氓规定”，比如规定学院的一、二年级学生每学期每类活动至少参加1次，三、四年级学生每年每类活动至少参加1次，达到以上要求方可参加评优。
苗硕得知此事后，虽然能判断出这个话题的敏感度，但他还是策划并完成了报道《谁动了我的评优资格？——一张素拓卡引发的争议》，并让部门另一学生记者撰写了一篇评论共同贴在了校学生会的官网上。此外，他还号召其部门成员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在各个QQ群上发布新闻链接。在这篇报道引起巨大回应后，苗硕接到了团委A老师的电话，随后“被面谈”，而参与写评论的学生记者也被辅导员叫去谈话，被要求“以后要‘更理性’点”。
迫于压力，苗硕撤下了官网上的报道。但是删掉报道后的苗硕并不甘心，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得到一个解释，因此又在人人网上发布了此篇文字报道，并号召他的朋友助他广而传之。然而，主管信息中心的学生会副主席看到后担心团委A老师会再次迁怒学生会，便找到苗硕，希望他能删掉人人网上的报道。苗硕也因此与他发生了争执，他坚持认为这是属于他的私人空间，而非官方权力的管辖范围，校学生会没必要也无权干涉。
但是冷静下来后，也考虑到新闻部的往后发展，苗硕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删去了人人网日志上的内容，“只留下标题和评论”。
2012年4月，苗硕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进了文章《也说说我在学校遭遇的“被”谈话：一篇校园新闻审查的台前幕后》中。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凤凰卫视著名记者闾丘露薇推荐到微博上，随即引发了不少人的转发、思考和评论。苗硕对此表示，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也是对自己过去两年的有限抗争和新闻实践做备忘。
“心里一直想着有被毙掉的可能，但也没想太多，就想着至少先把它完成，发出去。其实当有了报道的念头，而所谓的风险又不足以把它压下去时，你就会尽力去完成它，把它登出来。”回想起这件事，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的苗硕也坦然谈及这次新闻审查对他的影响，“后来在学校做新闻时不会再去考虑这样的选题”，这便是习惯性地自我审查。
突破自我审查的都是勇者，但你不能指责90%以上没有成为勇者的人。回想此事，苗硕说，能在“简单、幼稚、无趣”的理工科院校的校媒环境中，经历过如此具备中国特色的新闻生态，以及体验到它们带来的思考和感受，也算是他在那两年半的学生会生涯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SNS被关 报纸遭大清洗
然而，苗硕身上体现的校园媒体困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可以说，这种情况对在校园媒体工作过的人来说更是实属平常。“审核、修改、毙稿、撤版、补稿......”，一篇校园新闻的出炉必须要经历重重关卡，以致有学生嘲讽道：“生个孩子都不用经过那么多双手。”对此，曾在暨南大学《暨南学生报》担任主编的刘月也表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已经不止两三次了。
据介绍，《暨南学生报》是暨南大学学生会所辖的一份校园刊物，并依托该校学生处出版，目前已出版86期，每学期出2至3期，每期16个版，发行量达到份，分别在该校的广州、珠海、华文和深圳校区同步发行。该报力图报道最有用的新闻，寻找与学生贴近的话题，深度挖掘，传递信息，并以富有盛名的《南方都市报》为榜样深受暨大学子认可。
大一时，刘月加入了《暨南学生报》成为其编辑部的一名学生记者，之后一年，刘月通过自己的努力升任到编辑部部长级的职务。担任学生记者这一年，时任学生会多媒体信息技术部副部长林凡在暨南大学学生会的官方网站上建立了一个SNS平台，并命名为“Juntalk”，意为暨南园自由谈，“可以随时随地发状态，当时注册人数多达4000人”，刘月说，她希望可以借助这个应用去播报即时新闻，并以此来增加学生会网站的点击量。
不料，第一个即时讯息便差点断送掉“Juntalk”。当时暨大发生了拖欠建筑工人工薪的纠纷，数十名工人围堵在暨大图书馆门口，刘月得知后迅速跟进，并在“Juntalk”同步更新事情进态。1个小时后，刘月接到了学生处老师的电话，要求将信息马上删除，“当时是我的主席直接把信息删了，并让我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刘月说。
经历了第一次新闻“碰壁”的刘月并没有因此止步，之后在暨大“内招生是否应该装空调”的师生见面会上，“Juntalk”依然发挥它的应有功能——直播这场师生见面会的进展。而这一次，她与编辑部的正部长都被叫到学校行政楼办公室，并受到了学校领导的批评教育。刘月坦言，这是她第一次对新闻觉得由衷的失望，也是她第一次刻骨铭心地遭遇了所谓的“新闻审查”。
随后不久，“Juntalk”被关闭。
虽然“Juntalk”在惋惜中被关闭，但学生报的编辑记者们的新闻热情并未因此被浇灭，他们仍然积极地游走在校园新闻线上。
不久，暨大发生的一件事再一次打击了这群年轻的学生记者们。
日，不少暨大学子发现自己该校教学大楼冠上了著名地产商富力公司的名字，挂在楼前的“教学大楼”四个金色大字已改为“富力教学大楼”。不少学生质疑此举“商业气息太浓”。
因为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同时考虑到话题的敏感度，学生会编辑部希望能策划一个深度跟踪。在未经学校同意情况下，刘月与另一名学生记者通过多方途径拿到了富力公司的电话，电话那头，对方要求出具采访提纲方能接受采访。由于并非新闻科班出身，编辑部希望能找到专业老师指导，偶然的一次，编辑部在内部QQ群上与曾任学生报编辑部部长、目前已在社会媒体就职的杨林记者聊到了此话题，便大胆请求指导，并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采访提纲。据当时参与采访的学生记者小何回忆，采访提纲是酌字酌句排查的，“生怕有尖锐的用词造句”。然而，在发出采访提纲之后，他们并没有等到任何关于采访的回执，等来的却是学生处处长的电话......
因为做报纸，《暨南学生报》编辑部没少吃苦。不仅是说学生报的新闻审查并不是很规范，不少规矩会随着领导的变化而变化。老师的风格和要求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不同，而这，也给学生报的采编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刘月表示，比如三年前的老师管理不是特别严格，学生报采编工作也轻松，而“一年前的老师相对严谨，我们做起来就相当困难，常常不能按时出报纸，删减很多内容”。此外，报纸的出版也是颇费一番周折，比如说第83期报纸的出版，由于当时恰逢暨大校庆，学生处不少老师忙于校庆筹备，这就使得审核一拖再拖。刘月多次找到老师催促，随后，老师要求他们删改了新闻稿中的错别字和领导称谓，并让其交由另一领导作二次审批。
显然，二次审批并没有第一次审批来的轻松。除了领导对报纸中多个版面均不满意之外，更有多篇新闻以无足轻重的理由惨遭删改。比如，日光棍节时暨大学生举行的各式庆祝的新闻被撤掉，领导给出的理由是：部分学生过于疯狂已经受到处分；另外一则关于暨大学子逃课去西藏的稿子也被撤，理由是学生去西藏未经请假······
万般无奈之下，编辑部只能将其中一个版面临时改为摄影版，以图片进行填充。然而在再次上交审核时，领导要求将其中一篇“暨大饭堂对馒头限购”的新闻需交由总务后勤处处长审批签字。
“当时已经是周五了，”刘月解释说，报纸中涉及该校即将举办的中国文化节的活动介绍，如果等到下周一再出版，将失去了新闻的时效性。而按规定，学生不能私自将未先审核的报纸印刷。但是，经过和当时已升任主席的林凡商讨之后，还是决定周五晚连夜印发报纸，周六向学生派发，周一再去拿总务后勤处处长的审批签字文件。
周六早上，刘月给领导拨打了电话，表示周一去拿签名，询问周末是否可以出版报纸，得到的答复是：不允许。无奈之下，刘月坦言报纸已经印刷，希望老师能体谅。领导便批评学生自作主张，并要求将其中一篇涉及中日敏感问题的评论撤掉。交涉无果的情况下，编辑部的学生记者们最终只能临时换上另一篇评论，并重新排版印刷，而后整个部门花费了一个上午，将装订好的报纸重新扯下旧的评论版，换上新的版面，工作完成后，有的学生记者忍不住哭起来，“那一次，真的有种对不起前任的感觉，感觉我们骨气快丧失了”，时隔至今，回忆起这一幕，刘月仍然感慨不已。
事件之后，加上对学生报的新闻审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苛”，刘月说，《暨南学生报》受到来自校方的不同程度的压力，作为当事人的她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来挽回它的地位。
告别学生报之后，刘月已是大四的“准毕业生”，她也加入了考研大军，按她的话说，是回归到学术上，或许在她看来，回归学术可以寻找困惑的答案。敏感话题的拉锯战
广州《新快报》记者陈红艳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媒体对宗教、民族、同性恋等敏感话题均是有所避讳的，“一般很少看到媒体过多涉及到这些话题”。比如同性恋，虽然说近几年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包容度的提高，同性恋不再是禁忌话题，但是关于同性恋的报道也依然屈指可数。早在2003年，韩山师范学院《韩师青年》就有学生记者提出了策划同性恋专题的想法，只是苦于当时舆论环境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比较低而被延后；2008年，有学生记者再次提出这个想法，但也因种种原因被搁浅；直至2011年8月时机成熟以后，《韩师青年》学生记者们先后采访两位同性恋者，三位不同研究领域的大学教授，以及覆盖全校的一次问卷调查，终于在11月推出一期关于大学生同性恋的专题报道——《柜里柜外》，然而，这期专题前后考虑、策划、采写历时半年时间，而后审查就有足足两个月之久。
7个月后，即2012年的5月，中山大学《中大青年》推出《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课程：爱上彩虹》的专题报道。实际上，2008年中山大学就因成立号称“全国高校首个同性恋社团”的彩虹社而备受外界关注，而刚刚闭幕不久的一场关于同性恋的彩虹周活动更引发了各种议论，而这期专题也最终因新闻审查、舆论压力和种种误解被封存，1万多份报纸至今无法派发。　　　
校园媒体在敏感话题上的“吃螃蟹”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社会媒体的开放，同时也不断刺激着社会媒体的大胆尝试。2009年，南方周末推出《广东首对大学生同性恋情侣公开身份》的报道；2011年，华声在线推出《有多少性可以乱来，大学生同性恋乱象》的专题；2012年5月，《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推出《校园同性恋生存现实》的深度报道；2012年9月，《信息时报》推出占据3个版面的大学生同性恋深度调查报道。　　　
尽管各家媒体大胆推出了这些同性恋专题的报道，但事实上，社会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也是有其顾虑的，单从广州《信息时报》的大学生同性恋深度调查而言，从交稿到发稿历经足足一个月，《信息时报》的记者邝凝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和所在部门主任天天力争推出这篇深度调查，但报社不少高层领导却显得有所顾虑,即便最终如愿推出这3个版面，邝凝丹还是感慨“编辑编得太中规中矩，其实话题可以很吸引，可惜排版打题平庸，我们还是不太敢冒险”。　　　
话题是否敏感向来不是校媒记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他们更多的是想寻找符合大学生实际、贴近大学生兴趣的话题，并以此深入报道。不能判别话题是否敏感、敏感话题该不该做、做了敏感话题之后的出路……这些，也往往成为了校媒中的一大困境。2010年，华南师范大学《师大青年》编辑部的成员策划了一期有关“华师顶岗实习”的专题报道。所谓的顶岗实习，就是让学生独当一面地完全履行其实习岗位的所有职责。华师师范类专业学生采用的顶岗实习，通常是用2名学生置换出一名当地学校的老师来，两名学生去实习学校完全担任教师岗位，而教师则来华师接受培训。　　　
《师大青年》学生记者花费两个多星期的策划和采访，最终完成专题报道，不料，编辑部接到领导消息，称团委领导勒令禁做此专题报道，并要求改为做“最受欢迎老师”的专题，编辑部与校领导因此而发生了争执。不久，学生记者们便发现了学校团委公开招募《师大青年》编辑、记者的通知，因当时还未到开学季，提前的招募让许多在任的学生记者们深感不安和不公。于是，发传单、贴大字报……一场对峙在学生记者与校领导之间横亘展开，学生记者的坚持也得到了许多在校学生的理解和支持。最终迫于重重压力，也经过协商，华师团委选择了退让，而这件纷争也慢慢不了了之，成为许多学生编辑记者们的避讳话题。只是，这期《师大青年》被推延3个月之久，使得原本一学期出3期报纸的《师大青年》最终只发行了一期。高校新媒体异军突围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更多的人真正进入了“人人都拥有麦克风”时代。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到2011年12月，中国的微博用户总数达到了2.495亿，成为微博用户第一大国，其中大学生群体成为微博用户的一大主力军。与此同时，国内各个高校社团组织为扩大自己影响力，纷纷开设微博，成为校园一大潮流，发挥着校内新闻资讯传播和校内活动通知的功能。　　与此同时，许多高校草根爆料微博的异军突起，成为在校大学生最受欢迎的校园新闻资讯爆料平台，如暨南大学的“暨南大学暨南人网”、“暨南大学第一饭堂”；广商的“广商微新闻”、“广商爆料”、“广商头条”；中山大学的“中大DIN”、华农的“华农红满堂”、“华农新闻头条”等等均成为该校最为活跃的校园新媒体。　　新媒体的作用在当下的新闻报道中毋庸置疑，在它发挥着逐步消解传统媒体低效、温吞的报道模式的作用下，几乎所有媒体都因此开设了新媒体平台，并将之视为不逊于实体媒介的又一公共平台。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这些140字的碎片式的叙述里，新媒体让现实以一种更震撼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校园新媒体在这方面发挥的效果则更加显而易见。　　从日，中山大学《中大青年》在人人网平台发布了第一篇日志《寻找中大青年》起，到之后的2010年，随着《中大青年》新媒体部的成立、@中大青年 微博通过新浪认证和一系列针对热门事件的直播，短短数月间《中大青年》就成为了校内炙手可热的校园媒体；它在校内的主要竞争者“中大E先”、“中大记者站”等也相继开办微博。放眼整个南粤高校，伴随微博的社会影响力日渐扩大，《暨南青年》、《暨南学生报》、《华南师大报》、《深大青年》、等高校媒体也随之开办了微博和人人网平台。校园网站也凭借其更新快、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受到校内受众群的欢迎和青睐。例如，华师新陶园作为华南师范大学的传媒网络，会员数高达93389人。直至今天，各大校媒的新媒体运作机制日渐成熟，不少校媒都已经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经营微博、人人网这些新媒体平台上。　
然而，对于审核层层、把关严密的校园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的诞生是否意味着一种突围？　　以中大为例，2010年1月，广州大学城天马城（后改名为gogo新天地）施工方因拖欠民工工资，遭民工示威，民工在工地现场打出“阿凡达真人秀正在上演”等条幅，《中大青年》学生记者率先将新闻图片拍摄上传，转发量达到8500次；在此次事件中，校园媒体几乎发挥了与社会媒体同等的作用，甚至走地更为超前。
2012年9月，“中大E先”将一篇中山大学历史系某老师的涉及对学校评教制度的批评和对历史系学生的不满的日志放上微博，随即引发热议，转发量超过一千，随后E先官方微博一连数天就此事进行挖掘，将网友意见、该老师的申明、校友意见摆上微博促使事态进一步发酵。这种方式惹来不少学生的非议，认为有炒作之嫌，E先主编在采访中则称自己更看重新闻的影响力，因为有影响力才能促使事件被相关机构关注从而得到解决。
所有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自各大高校媒体开设新媒体平台以来，微博凭借直播、快讯发布的优势促使它成为了校园媒体最自由、最便捷、最快速的平台。甚至，对于校媒最敏感的问题新闻审核，在微博时代的今天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一条微博的发出并不需要资金的支持，也不需要经过校园机构的审核，审查机构往往只能发挥事后审查的作用，而此时热点事件大多已经被大规模转发，审查一旦介入，通常又是事态的新一轮扩大，反响反而会更为激烈。
与此同时，校内爆料微博的出现也令大学校园猝不及防，这些微博关注度一般很高，爆料内容多来自主页君的“线人”和广大网民的爆料，例如中山大学的@中大Din、暨南大学的@暨大爆料等。根据《“中大Din”微博大事记》一文称，中大Din最早由一位08级中大学子创立，本来只是一个资源分享平台，后来在各大校区出现了不同的主页君，微博开始走向公共化。而真正令@中大DIN 声名大振的则是2011年的“（中大）连续的校园网故障中，Din反应迅速，吐槽犀利，戏谑有爱，技术分析头头是道”；此后的一年里，@中大Din接连爆料质疑校学生会买粉丝、5D空间摄影比赛赛制问题，这些敏感新闻的曝光让这个微博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备受关注，同年中大Din微博在新浪高校微博中排行高居第四。
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校园媒体已经发挥了对校园的监督作用，这个几乎零成本运行的公共平台让信息的发布摆脱了一部分审查的压力，也让一些本来不能为公众所见的信息被晾晒在众人的目光下。微博是一个将字字句句、片刻人生记录下来的工具，并伴随它特有的、巨大的传播功能，让这些本不受关注的碎片凝聚成一股成型的力量，成为推动改变的巨大动力。
只是，新媒体真的让校媒实现突围了吗？在那条关于历史系某老师的微博发布不久，中大E先的主笔高海波打开因为没电而关机一下午的手机，发现有来自校园某官方机构和一位新闻系老师的未接来电，而舍友则告知他：辅导员刚才来找你了。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他打电话给那位新闻系老师，该老师劈头就告诉他：作为一个媒体平台，E先发布原创新闻不符合这个机构的定义。随后，官方机构要求他们删除微博，E先起先没有同意。接下来，作为惩罚，E先之前申请成功的课室被取消了，甚至他们在校内的一间办公室也没能保住。　　采访中，高海波称因为新媒体平台的问题被官方机构约谈已经有四五回了，基本上是因为对学校负面新闻的报道，至于其他类型的原创新闻，学校很少关注亦不会质疑。而约谈过程则一般是请主编过去“喝茶”，必要的时候会让社团的所有人一起去。老师们大多和颜悦色，但立场并不温和，多是通知、告诫而非商量的性质。
即便是主页军至今神秘的@中大Din，也曾在爆料《中大青年》新闻审核问题后，被传因触怒学校而遭到身份审核的待遇，学校一度想查出其幕后团队。至于本来就隶属于中大团委的《中大青年》，两任新媒体部部长皆因先于社会媒体报道社会敏感新闻而被迫离职，而今的《中大青年》在每条微博发布前都必须交由主编审核方能发布，发布效率和新闻时效性皆落后于不少校园草根微博。　　高海波在采访中感叹：“体制内的人是没有自由的”，这句惯有的体制式收尾的结论令人不安的同时也难以辩驳。虽然新媒体拉大了校媒和审查之间的距离，但也只是些许和暂时而已。毕竟校园媒体人身处校园中、体制内，即便能够巧妙地绕开事前审查，事后审查也会不期而至；新媒体平台虽然不会被校园审查机构直接干涉（例如学校无法直接删除微博），但它的组织者、管理者依然会得到审查机构相应的“惩罚”，这样的压力并不是一般学生能够长期承受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会对未来有何影响。
校媒不同于社会媒体，它原本就由兴趣和理想成就，这样的成就注定是脆弱的，没有经济上的回报、被各种阻力牵绊，很多人很难只依靠信念一路走到底。
这注定是一场孤独的突围。困局何解？
纵观现在的校媒，在管理制度和审查程序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即学生写稿，老师或领导审核。许多校媒工作者不认同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是“不太合理的”。广东商学院记者团前采编部长陈少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生和老师、领导身份不同，所处立场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必将导致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看法。是不是每一个审核的老师、领导都乐意接受学生写出来的东西呢？未必吧。这就导致了有些稿子被毙或者被改得面目全非。”
有着两年校报经历的广东商学院记者团现任新闻副团长刘同学也直言校报在选题上常受限，一些牵涉到学校、校方认为“影响不好”的选题经常胎死腹中。他坦言，官方校媒在这方面的自主性通常较低，但有些情况下也不乏“讨价还价”的可能，“很多时候，一些选题只要你往引导性的方面去做，跟老师说明做出来的影响和效果，还是有机会的，比如饭堂涨价、搬校区等话题，一开始老师也不赞同做，但后来跟老师说明了用意和方向以及预期的影响，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刘同学同时也指出，校媒不单单有官方的校媒，还有很多学院的、学生自主搞的媒体，他们的自主性比起官方的媒体要大得多，更加开放大胆，内容也十分鲜活。但这些非官方的校媒却又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受众也较少，所以大家一般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官方的宣传报道，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往往不利于校媒的整体发展。
关于校媒该如何突破这种界限，校媒记者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陈少娜认为校园记者首要的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包括策划、采访、写作、排版、校对等能力，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去要求校媒的主导权由我们把握。“现在还是很多人眼高手低。想法很好，追求很大，但如果真的没人去督促，出品质量就会比较低。所以还得不断提升自己。”陈少娜说道。
在目前这种制度和程序无法改变的前提下，校媒想向前迈进就得从最小处开始，活泼写稿风格，严谨内容佐证，改善版面布局。对于那些官方宣传性的内容，很多学生不愿意看，原因不是内容不好，而是写得不够吸引。学校的很多会议、政策，都跟学生息息相关的，只有把它通过鲜活简明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让读者花更少的时间获取更多的东西。
对于高校媒体的选题和形式，陈少娜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高校校媒当然最好能体现出大学生活泼、探索、有想法的一面。在选题上，应该不局限于本院或本校题材，更不局限于学术题材，像一些社会伦理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在形式上，要摒弃说教式的长篇大论，尽可能活泼与多彩。”
事实上，有新闻就有新闻审查，换言之，新闻审查无处不在，大到校园新闻审查，小到记者自身内心，而校园新闻审查与校外社会媒体的新闻审查并非一样，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校园新闻审查主要考虑的是学校的利益，而校外新闻审查主要是来自宣传部门的审查，这是对敏感内容的监管，主要是用于维稳目的和维护地方形象等。
他还表示，若没有新闻审查，也必须有相应的新闻法配套监管和比较成熟的新闻行业协会。“否则，没有任何约束的新闻业也不可能承担真正的责任”。
实际上，中国大陆社会整个传媒生存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传媒的言论自由权利虚而不实。而就在今年10月份，福建“表叔厅长”跨省封掉几十万份报纸和疯狂删帖的惊人举措，便再一次佐证了中国媒体记者近乎尴尬的地位。
谈起新闻审查，更多的是恐惧新闻自我审查，在校媒中也无例外。常常学生记者报完题，主编或者指导老师就一票否决，认为“这个新闻是不能上的”或者“这个新闻不适合我们”，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设计学院讲师贺碧霄就认为，新闻的自我审查有时候比外部的新闻审查更可怕，“即使报社并没有强硬要求，这样就无形中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圈子，记者的自我约束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新闻自我审查一直是大陆媒体人心中无法根除的魔障，没有任何一位记者在触碰敏感话题时能够不被此影响。
而在体制下，校媒若要完全脱离新闻审查自然是“天方夜谭”，追访中，苗硕也坦言，如今校媒面临的困境绝不仅仅来自外界的新闻审查压力，校媒自身的不足同样也是其不可忽视的一面。首先，校媒整体的专业素养和技能都有待提升，学生记者需要扩充知识面和思考广度、深度，而这，对于理工科院校来说难以实现。
“没有能做的选题，未能在新闻理想的路上一展身手，所以校媒自身终究没有主动积极提升专业度的主要动力。”这时的校媒自身倘若安于现世，其也终将在这样的恶循环里持续徘徊，找不到出口。
针对综合性大学的校媒，苗硕也给出自己的建议，校媒突破困境的要点首先便在于提升记者的专业程度和知识水平，然而，校媒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提升之后，大环境不改变，也终将无法冲破重围。
实际上，目前国内各高校媒体在新闻审查方面并没有严格的硬性规定，主要是参照公开发行的报纸审查制度进行。韩山师范学院《韩师青年》宣传部老师陈峰表示，校园媒体一般涉及公共安全、伦理、道德观念等的话题时，学校宣传部会要求以正统的、科学的、正确的舆论为导向原则。
他认为，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设限制的新闻体制，中国、美国、欧洲一样，公共的和校园内的也一样，“只是在具体细节上会有差别”。他也不认为，学校在对新闻审查方面的严格把控给校园媒体带来了困境。“相反，这种监管和把控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必要的”。他解释说，校媒的学生记者有一天也要走向社会，而校外的社会才更复杂和严酷，学生有必要在毕业前打预防针。
南方日报评论员杨虎城也表示，无论你是带着手镣还是不带着它跳舞，你都要把它跳好。带着它，也能把他跳好，因为有人已经把它跳好过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月、林凡、陈峰、杨林均为化名，感谢赖润青同学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记者手记】1、大学的“父母心态”
大学的话题，总能引起不小的社会关注度。它是一个象牙塔，学生有颗质朴之心，受到的社会污染少，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先锋和社会良心，同时，大学也是社会的缩影，学生是否学有所成需要社会的检验。而校园里的学生记者，在从事校园新闻媒体这一块上，常常因为关卡重重而备受困惑。因为“校园媒体生存现实”这个选题，我以粤东高校韩山师范学院《韩师青年报》同性恋专题为例，采访了党委宣传部、《韩师青年报》指导老师陈老师，试图从中探讨校园新闻发展之路。
2011年11月，韩山师范学院《韩师青年报》推出一期同性恋专题《柜里柜外》，很少有人知道，这期专题足足被审查了两个月之久，在经历一次次“阵痛”后，专题面世，引起学子广泛讨论的同时，校园媒体也尝试到了纸质媒体的新出路。实际上，《韩师青年》讨论同性恋话题，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像陈老师所说的，同性恋在近两年不再是禁忌话题，事实上，校媒中的校园记者也会有着相似的经历。
据了解，国内高校校媒在新闻审查方面并没有特别的硬性规定，当然，不能出现反党反国家反政府等的言论是不用说的，除此之外，学校也要求以正统的、科学的、正确的为舆论导向原则。陈老师说，一定意义的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了算了，而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背景使然的。
而中国高校，是依托中国国情下土生土长的。我更愿意用中国父母的色彩来看待高校的处境，一方面，学校这个大环境给学生记者提供很多资源和方便，例如必要的设备支持、教师的指导、专业的平台；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戴着小脚镣行走：比如在同性恋专题上，老师虽然支持敏感话题的探讨，但探讨限度有多大？哪些能探讨哪些是忌讳？学校有着什么样的顾虑和担忧？
许多大学认为，学校宣传部在新闻审查方面的严格把控，实际上对学生的媒体专业素养的形成和个人成长没有直接的局限，相反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学生有一天也要走向社会，而社会更加的复杂和严酷，学生有必要在毕业前打预防针。这实际上是一种“父母心态”，至少我们知道学校是愿意给予这样的平台，
这样的困局是伴随整个社会现实而存在的，大环境无法改变，那么校园媒体的生存现状便难以改变，困局何解，我们做的这期调查实际上也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我们只能一遍遍去追问，去探寻，校园媒体生存现实至今仍是许多校媒面临的严峻问题，那么，各高校更应该加强联系，强强联合，少走弯路，向着阳光的地方生长，这也是我们翘首以盼的结果。（韩山师范学院 卓毓秀）2、校媒，理想超载吗？
身处繁华的广州，身处这个洋溢着自由和商业气息的城市，阅读着在这座城市出品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几乎带给我关于新闻的全部快乐。自由、开放、敏锐、大胆，是我给这种快乐的定义。然而当我想把这种快乐移植到我所身处的学校时，却发现，事实远没有那么丰满。
见过了太多的校园新闻审查，身边做主编、做执行主编、做责编的朋友们被一次次拉去喝茶，没有声色俱厉的批评，有的只是心平气和的对话，然而结果却依旧“残酷”——一次喝茶往往意味着，我们的心血或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尝试再次搁浅。
说不心痛是假的，我记得我被约谈的那一次，老师温和地责怪我不该剑走偏锋，在报纸上浓墨重彩为同性恋人群发声，而我在确定了没有任何回转的可能之后，坐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这一直以来的期待、一个月以来的心血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吗？看着老师们无奈的眼神，我找不到反驳的着力点，他们说：“同性恋我们不歧视也不反对，相反我们也很支持他们，但是……”甚至有一个老师带着玩笑般恳求：“拜托你们不要再闹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想那时候的他们一定是被一种叫大局的现实牵绊着，因为还有很多人远远地落在后面，所以只能委屈了自己的脚，不能走的太急。当时我想告诉那个老师：我不是在闹，我只是错把校园媒体当做了社会媒体，寄予了它太多理想和责任。
我开始思考这种可能性：我们总在抱怨校媒承受的审查太多，发挥的范围太窄，其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赋予它太多它无法承受的责任？
校园媒体，首先是个依赖理想和友谊维系的机构，或许有些校媒内部还会有各种利益的纠葛，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校媒的参与者来说，理想的鸡血、友谊的牵绊是他们为校媒奋斗的最大理由。这种性质意味着它是理想的也是脆弱的，对于痴迷于这种理想的人，他们在校媒如在天堂，对于理想不坚定的人而言，现实中的种种触礁终会让他们选择离开。
其次，校媒缺乏社会媒体的力量，一个媒体的力量从哪来？无非在于它的影响力、公信力和自身的背景。这三点校媒都很难拥有，从影响力来看，它的稿件来源是学生记者而非专业的新闻记者，稿件质量自然棋差一招，校园读者们或许更愿意阅读来自社会媒体的报道，因此校媒缺乏忠实的读者群在关键时刻挺它一记；至于公信力，则需要长期积淀和记者调查采访的严谨性、专业性，这对于校媒来说更是困难；而说到背景，很大一部分校媒靠学校出钱支持，背景就是学校，在这样的身份中，校媒在很多时刻不得不为学校说话，很难保证犀利、敏锐、客观的立场，更别说监督学校。
接下来，我想顺理成章讨论这个问题：校媒能不能、该不该监督学校？
众所周知，社会媒体的一大功能便是舆论监督功能。监督社会环境，对各种不良事件进行揭露批判。监督当然是好事，对于所有非当事人和社会而言。那么校媒有可能监督学校吗？监督学校，学校肯定不乐意，谁愿意自己的短处被人揭发出来，让自己处处掣肘，在微博上被大家冷嘲热讽呢？至于校媒该不该监督学校则有另一个反对理由：当我还是一个大一的新生的时候，师兄师姐们曾经谆谆教诲：学生和学校是一家人，为什么一定要对立起来？为什么一定要对学校的负面新闻加以批驳呢？而今，我看到我身边要好的朋友吃到了这套理论的苦，可是我还是想说，包容是一种爱，严苛又是一种爱，为什么一定要统一爱的表达方式？我爱自己的学校，因而在它出现错误时我会更忧心焦虑，在它没能好好服务自己的老师学生时，我会更愤怒伤心，为什么要剥夺我们这种喜怒哀乐的本能呢？我只是希望学校变得更好。
请不要拿大局搪塞我，我想很多时候顾全大局不过是一种隐忍的懦弱，真正的大局、对国家长治久安真正有利的大局应该是真实，而对于一个媒体而言，纵有种种挫折，最长远最明智的办法仍是报道真实。更何况，我们身在校园，利益关系、人际关系都相对单纯，学校与学生堪称一家人，又何必如此相互隐瞒、斟酌字句地说话呢？为什么学校会天然地觉得，我们报道负面新闻、试图监督它就是出于恶意、就是添乱呢？即便很多时候，确实如学校质疑的那样，我们的能力有限，很难精确地传达真相，甚至有时会带着自己偏颇的思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但我想，如果学校愿意做出的那个开放、信任的姿态远比它偶尔的失误更让它的学子们念念不忘。虽然这种自由仍是学校赐予的自由，但对于脆弱的校媒来说，这已经是学校和它们自己跨出的宝贵一步，在这一步的基础上，校媒会更有力量，它所培养的新闻人会更专业和犀利，学校也会得到学生们更大的信任。我想理想是永远不会超载的，除非现实的脚步太慢，我们的勇气太少。
正如《洋葱》那首歌里唱的（其实是我想对所有那些审查过我们的人唱的一首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中山大学 汪刘）3、“因为有人已经把它跳好了”
“校园媒体生存现实”这期话题，是我们团队不约而同选择的结果。曾经担心它的敏感，但有人打消了我的顾虑，“做那些不痛不痒的选题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QQ群上讨论选题，熬夜做出策划，而后分工完成，再然后汇总修改，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比起其他选题，有时候我在庆幸，这期的选题对我们来说操作性强，难度不大，身处不同高校的我们，采访自然相对容易，加上我自认为认识许多社会媒体记者，而不依托任何机构的我们，做起这个选题自然有点得心应手。
和很多人一样，我有过被领导请去喝茶的两次经历，至今想来，这是一段难得的经历，对我而言，想要真正进入社会媒体工作，没有这样的经历，很难适应社会媒体的工作现实。校园媒体的学生记者们，也是一样，大点说，如果没有哪个学生记者因为选题敏感被领导请去喝茶，可以说，这样的学生记者是不合格的，至少，不是优秀的。
在调查中，我们试图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既不站在校媒工作者的角度，也不站在学校的立场，只是无论如何，我们总是不由自主的站到学生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也一次次纠正回来，而后呈现的是这篇1万多字的新闻稿和3篇记者手记，呈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到的事实，或许还带有很浓重的学生主观立场，但不变的是我们对校园媒体生存现实的深深思考和焦虑。
我承认，这个报道仍然做的不深，因为通篇稿子到最后，找不到一个结果或者答案，校园媒体的困局该如何解？我们仍然在追寻这个答案，但徒劳无功。其实，校园媒体的生存现实一定层面上反映了社会媒体的生存现实，我想，答案需要全社会的媒体工作者们来共同思考，需要整个社会来共同追问。
认识一些社会媒体的记者，常常跟我抱怨做新闻的各种“苦逼”，当我拍着胸脯说我一定要进入媒体成为一名记者时，有记者力劝我要考虑清楚，“否则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但我依然铁着心，要进入媒体工作，或许我所看到的现实和我所要经历的现实还有很大出入，但这不妨碍我对记者这份职业的热爱。
在社会媒体的记者工作常常被认为是“戴着镣铐跳舞”，校媒同样如此，依托于学校，却希望能做出大学生喜欢看的新闻，因而常常在一些敏感的选题上发生碰撞和摩擦，也因此，校园媒体的生存现实在这一方面变得尤其严峻，但这何尝不是社会媒体记者们面临的现状呢！
采访不同高校的校媒，能感受到他们的困惑和焦虑，许许多多的校媒工作者们开始选择反抗，显然这样的反抗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在外人看来，这是幼稚不成熟的举动，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因年轻和理想的冲劲迸发出来的向上的力量。就比如《师大青年》选择以“发传单、贴大字报”这样一种硬碰硬的方式来表达不满，虽然最后问题得以解决，但这个事件成为了学生记者们避而不谈的敏感话题。
因为是《暨南学生报》的前任部长级，所以采访刘月（化名）时比较顺手，聊的时候，她跟你谈起了这三年发生在这份报纸上的故事，有过抱怨，有过迷茫，也有过困惑，谈到“未经领导审批先印报纸”这事时，她仍然表达出她的敏感，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再加上未经学校审批提前印刷报纸本身就是违反规定，所以她担心她的话带着自己很多主观立场，会影响报道的客观性，希望能够删掉这个素材。最后，我删减了一些内容，但我希望能够保留这个素材，不是想让更多的人同情他们的遭遇，也不是想造成对学校更多的误解，而是想让更多的人去感受他们曾经遭遇的困惑、迷茫以及挣扎，共同思考校媒的下一步路该如何走？
戴着镣铐跳舞，这是一个极具现实的反映，也颇具讽刺，其实镣铐无处不在，摆脱镣铐终归不现实，而能不能戴着它仍然能够把她跳好才显得更为重要。正如《南方日报》评论员杨虎城所说，无论你是带着手镣还是不带着它跳舞，你都要把它跳好。带着它，也能把他跳好，“因为有人已经把它跳好过了”。（暨南大学 欧阳凯）4、笼中困境
我是第一个提出要做校园媒体生存现实的这个话题的人，最初想做是因为受到了“《中大青年》同性恋专题报纸已经印出却无法派送”这条消息的冲击。初闻事件，我脑海里瞬间闪过很多想法，最初应该是感到荒谬。一来，上大学以后，开始接触同性恋圈子，也有作为圈内人的朋友，在我的世界里，“同性恋”已经被常态化了；二来，《中大青年》求实洒脱的作风已经经由舆论在我脑海中形成了固定印象：在那工作的人都不应该被新闻审查或者其他什么所打倒……
“校园”这个词该和什么扯上关系？反正不是“审查”，不是“禁止”、不是“闭嘴”。在大学之前，我对校园环境中的新闻生产一直抱有这样天真的想法。后来做了校报记者，我尝试去将踌躇满志化为实际行动，然而，接下来迎接我的，不是南方报系熏陶的那种“追求真相，服务大众”的满足感，而是一次又一次缩窄的栅栏割裂出来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沟壑。
于是我想问——我真的想问：我还有勇气继续做新闻吗？答案是，我有。但我忘了。
采访贺碧霄老师时，她的一句话狠狠地砸进了我的心中，她说：“新闻的自我审查有时候比外部的新闻审查更可怕。”事实上，我们本应痛恨制度，却在最后发现，我们痛恨的是被制度驯化的我们自己。
我早已陷入了自我审查的怪圈：会从一系列的报题中一眼看出哪篇报道是不能被采用；会在写负面新闻的时候下意识感到沮丧的；会小心翼翼地把敏感词一个一个挑出来，再一个一个删掉。
也许是当初有人拿着鞭子，在我越界的时候狠狠地抽上一鞭。但最终放弃从圈子中伸出手来，甚至亲自筑起牢笼的人，一定不会仅仅是所谓的“外部阻力”。
这篇校园困境的新闻稿是又一群曾经或正在经受着各方压力的校媒工作者采写而成的，或多或少带有对“大人的邪恶”申诉和控告的意味。当初报题时，我也确实觉得重点应该落在外部新闻审查方面，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我们这些学生记者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和极其无奈的一种。但在这篇记者手记里，我想要做的却是学生记者的自我反思，因为，“戴着镣铐跳舞”的我们，或许又给自己上了一重枷锁，它的名字叫“心照不宣”。
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这个报题肯定不会过；我们“心照不宣”地绕开那些敏感的话题；我们“心照不宣”地隐晦谈论时事，试图用最温和的文笔去桎梏那颗灼热得几乎要融化的心；我几乎忘了高中时，初次想要做新闻，肆无忌惮地说“把所有的不公平制度都批判一轮”的勇气了。
2010年04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最新调查，48%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自我审查，59%的人认为传媒在批评北京中央政府时有所顾忌。记者的自我审查本身是很难被记者本身所发现的，即使是最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记者，有时候也会被内心深藏的恐惧所欺骗。
有一个“笼”不可避免地桎梏了媒体人的脚步。如同我们的“校媒困境”，我也只能把问题放出来，将无奈和纠结摊开，而无法提出哪怕是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才需要这样一遍一遍地自我否认，又一遍一遍地自我期许。（中山大学 王永敏）5、“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在当今新媒体异军突起的社会，总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声音出现。信息膨胀，言论四起的氛围却往往会使人们处于被动的状态，这些声音孰真孰假？该信谁？慢慢地，很多人已经开始学会对各种观点持着“听着无妨”的态度，而不会完全去信任哪一方。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全世界，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现所能听到的声音，其实早已是经过筛子筛选过的细沙，那些好看的、触摸起来舒服的细沙。而留在那筛子后面的，才是更多令人震畏的事实和真相。　　大学内的校园媒体，或许可以算是整个中国社会媒体的一个缩影，同样地服务受众，提供资讯，引领思想，担任着身为传媒的职责。当然，也同样地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　　“新闻审查”——一个在传媒界里众所周知的词，也是众多拥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人所不情愿接受、却又难逃其掌的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如今中国的大学行政化的趋势愈加严重，而大学里的媒体，尤其是纸质等传统媒体，多依存于校内宣传部。宣传部管辖下的校媒，其稿件便很顺理成章地需要被审核后才可发行。而往往就在这一环节中，那些为数不多能够吸引学生读者关注的、有亮点的稿件就会被勒令撤下，理由则是影响不好、与学校利益有冲突、不符合建设和谐校园的理念。这对于刚刚接触校媒的学生记者而言显然是件令人困扰的事情——一方面老师在教导我们要说真话，遵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另一方面领导却偏偏不接受敢于说真话的报道，这些真相被丢弃在阴影处，终不见光日。就我个人所在的校媒来说，虽然其理念之一是“办一份大学生自己的报纸”，但是它隶属于校团委，有时候某些版面甚至必须接受上级指示作宣传活动等所用。所以理念终究只是存浮于理想之上，贯彻到现实只会是遥不可及。　　而相对于新闻审查，自我审查其实是更可怕的杀手。因为它存在于媒体人的内心深处，有时候连记者自己都毫无察觉，但是许多敢于挑战权威的想法就已经被无声无息地消灭掉了。记者自己首先给某个想法、选题判下了死刑。这往往是一个记者在一次次“被新闻审查”经历后逐渐滋长形成的可悲更可怕的自觉性。　　两个“审查”，让我们的校媒有话说不出，有苦无处诉。这样被圈养的校媒，它的主人是谁？究竟是谁用栅栏把它给圈起来的？　　其实，筑栏的人是多方的。　　审查新闻的上级无疑是其中一个荣获“卓越贡献工程师”称谓的建设者，因为校媒依存于它，无法摆脱它的魔掌。而校媒的自我审查与冲破栅栏的胆怯和实力缺乏，更是助长栅栏坚固的隐形助手。　　主人之于校媒，辖之，束之，鞭之，掐之。校媒的未来，取决于大中国的体制走向，社会氛围，以及其自身的勇气和能力。　　混杂声中，有人说，如今很多不良事件的发酵都是媒体的大肆报道推动的，甚至认为那些长于揭黑、发出反对声音的媒体是狡猾奸诈的“汉奸”，是坐等好戏看的“卖国贼”。一位法国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一直被印在《费加罗报》的报头上。当整个国家都是一味赞美的声音，一片看似和谐的景象时，这个国家，就真的自由民主了吗？它的国民，就真的幸福吗？其实未然。相反，我认为假如这样一个时刻真的来临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危险也将以令人畏惧的速度和致命的毁灭性跟随暗涌着。　　或许新媒体是被困在重围下的传统媒体的一个救星。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让更多的声音被听到，让更多更真实的事实展露在阳光下。期待草根媒体的突起，能够引领着传媒冲越过重围，还言论一个自由的空间，还公众一个透明的视界。（东莞理工学院 何芸芝）6、我为你们骄傲　　最近，时常觉得自己的新闻激情在一点一点消失。　　我说的是真话。或许我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崇高新闻专业主义的人。认识了很多校媒的朋友，也接触到一些专业的新闻记者，对我影响蛮大，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大三，对一个新闻专业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在资讯发达、报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广州，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时期。这也是我在校报的第三年，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有点倦怠和力不从心。
很多在校媒奋斗的朋友时常向我抱怨自己辛苦采写的稿子被枪毙，宛如我当初惋惜我那些“敏感”的选题胎死腹中。其实我一直很羡慕那些有“被喝茶”经历的朋友，并不是觉得那是一个炫耀的资本或新闻素养的体现，它是一种骨子内的精神和一种抗争的态度。更多的时候，我处于一种讨价还价的状态，为我以及我的同事们的一些选题，为我们的一些字词为我们的一些报道。我并没有写过很轰动的报道也不热衷于向专业的媒体爆料，我想我是个冷静得不够勇气不够冲动的人。　　身边的很多人，他们对官方校媒一词颇有微词甚至是略带鄙夷，然而，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很多和新闻抗争相关的故事。我隐约感受到那种说不清的困惑也看到了困境中逆风而行的倔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感染。我因此去采访过一些老师，他们也谈到了校媒乃至整个媒体特别是报业的生存压力，很多人也说，“现在的人连《南都》都不看了，谁还认真看你的校报。”然而，无论有多少读者，有多少责难，永远会有一帮人，在很努力很用心地去做校园新闻，我为那些不断抗争不断追求好新闻的校媒人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冷漠有不公；这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有舆论有真相。我们很努力地想要探寻一个出路，很认真的去想怎样去破解这个困局，可最终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愿意相信，走着走着，路总会出来的。　　作为一群象牙塔里的学子，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局所致，甚至还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主义，但我知道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勇气去追寻，还需要更多的激情去支撑　　如果我们想要的新闻不在路上，那一定在路的尽头。转自：铁宝编辑：温茜关注与分享与你一起仰望星空，与你一起脚踏实地。始于2007年，覆盖首都55所高校，拥有会员媒体191家。探访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对话国际政要、青年友好出访；大学生记者看两会、走边防、探春运。想了解我们，想参加我们的活动，请关注首都高校传媒联盟微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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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高校传媒联盟是国内第一个高校媒体之间自发成立的联谊组织，旨在加深、加强首都高校媒体间的交流，实现资源和资讯的共享，为各高校校园媒体提供一个相互学习、建立友谊的平台，将首都高校媒体凝聚为一个整体，担负起沟通学校和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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