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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从《啊，摇篮》的女主人公由悍妇向慈母转变的那个瞬间开始，经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的反复经营，某种我称之为谢晋模式的东西便进入中国电影史，成为最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在谢晋模式中包含着各种表层和深部的文化密码，它们服从着某些共同的结构、功能和特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它的情感扩张主义：道德激情以影片主人公为中心机智而巧妙地向四周震荡、激励出观众席间人们的无数热泪，观众被抛向任人摆布的位置，并在情感昏迷中被迫接受艺术家的传统伦理概念。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将惊讶地发现，这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同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对目前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一次含蓄否定，但正是这种催泪技巧为票房赚取了大量货币。正如一切俗文化的既定模式那样，谢晋的道德情感密码又总是按规定程序编排，从中可分离出“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善必胜恶”四项道德母体，无论《传奇》、《牧马人》和《花环》，总有一些好人(罗群、许灵均、靳开来)不幸误入冤界、人的尊严被肆意剥夺，接着便有天使般温存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冯晴岚、李秀芝)，慰抚其痛楚孤寂的灵魂，这一切便感化了自私自利者(赵蒙生母子)、一直软弱者(宋薇)和出卖朋友者，继而又感化了观众。上述冥冥道德力量有力保证了一个善必胜恶结局的出现：罗群官复原职，而吴遥被遣送至党校学习；许灵均当上了教师，且有天方夜谭式的美国财宝向他发出迷人的召唤；靳开来稍有例外，但在雷震的“天理难容”式的怒吼中，还是敷设了善必胜恶的明亮线索。于是谢晋便向观众提供了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话。只要稍加思考便可发现，谢晋的道德神话同好莱坞有某种亲缘关系。那类灰姑娘故事曾经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主要模式之一，它恪守从“好人蒙冤”(辛德瑞拉遭继母虐待)，“价值发现”(王子一见倾心)、“道德感化”(继母回心转意)到“善必胜恶”(终成眷属、成为皇后)的深部结构。好莱坞大量经典作品，如《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皆系此种结构的美妙演绎。上述好莱坞文化无疑对中国电影、尤其是上海电影集团有重大影响，它以文化殖民主义的姿态训练了大批导演，使之养成了一种标准的好莱坞式的审美眼光和习惯，但只是由于谢晋的出众才华，好莱坞之梦才在中国获得圆满的再现。也正由于此，谢晋模式被无法抹擦地烙上了俗电影的印记。问题还不在于谢晋模式的商业性质，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情形是，谢晋所一味迎合的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仅仅是某种被人们称之为“国民性”的传统文化心态，它们成了谢晋模式的种族基础，当这种心态无限膨胀并成为谢晋模式的坚硬内核时，某种经过改造了的电影儒学便悄然出世。谢晋儒学的标志是妇女造型，柔顺、善良、勤劳、坚忍、温良恭俭、三从四德、自我牺牲等诸多品质堆积成了老式女人的标准图像，它是男权文化的畸形产物。妇女在此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仅仅被用以发现和证实男人的价值并向男人出示幸福。那些风味土屋、简陋茅舍和柴门小院，无言地表达了对农业(游牧)社区男耕女织的生活样式的执拗神往。中世纪式的小康之家现在是人伦幸福的最高形态，反之，家庭毁灭(如罗群、韩玉秀、杨改花)则是悲剧的巅顶；按相同的逻辑，对吴遥之流的最大惩处，便是让宋薇愤然出走，使之永远丧失家庭。上述恋家主义密码有时会借助“爱国主义”而改妆而出：许灵均拒绝出国继承财产这一行为，除了使国家丧失赚取大宗外汇的机会之外，只能表明某种厮守古老生活方式的心理惰性、某种对家庭和土地的农民式的眷恋。自然，加入仅仅以电影本体的眼光去审视谢晋模式，那么它将完全符合所谓“常规电影”的下列指标：既可赚钱，又能满足观众的各种道德匮缺和生命欲望，“雅俗共赏”、皆大快活。但当我们突破电影的视界、以文化的观点在更大空间里对其加以考察时，便发现它现在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谐和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于是，对谢晋模式进行密码破译、重新估价和扬弃性超越，就成为某种紧迫的历史要求。“谢晋电影模式”大争鸣——关于八十年代文化复苏浪潮的黑色记忆有关“谢晋电影模式”的争鸣，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体验，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奇特标记。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不可思议地卷入了另一个陌生领域，并且在那里掀起波澜，这是不合常理的现象。此后我再没有回到那个领域，更未公开讨论过那个事件，因为它只能带给我黑色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与第四代导演扮演了中国电影主流的角色，而上海电影则支撑着中国电影业的半壁江山。杨延晋(《小街》)和吴怡弓(《巴山夜雨》、《城南旧事》)是第四代电影的杰出代表，而第三代著名导演谢晋，此时的事业，正是如日中天，达到了他本人的巅峰状态。他开辟的所谓“政治电影”，成了许多中国研究者和某些西方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第五代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在各大制片厂刚刚完成“实习期”，正在跃跃欲试，企图以先锋电影的姿态，跻身于新电影和新文化的建构事业。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却是第三、四代导演和旧电影美学原则的巨大墙垣。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位于普陀区的中心地带，是当时上海“群众影评”的重镇。西宫影评组组长楼为华，一个极富组织能力的工人活动家，现任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该影评组跟华东师大学生影评协会联手，假手本城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力量，举办各种电影讲座和艺术研讨活动，吸引大批工人影评积极分子出席。我和李吉力都是当时西宫的常客，在那里频繁出没，为他们输送思想粮草。就在西宫的讲座上，李吉力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的口号，赢得工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以工人为实体的前卫电影评论运动，秉承“文革”期间上海工人影评的组织形式，却又嫁接了高校知识分子的前卫思想，这种奇特的组合，令上海的“群众影评”呈现出生气勃勃的面貌。西宫影评的这种特殊地位，引发了一个奇怪的后果，那就是第五代导演的新片，通常都要拿到这里来试映，以接受上海工人影评圈的检阅。我记得当时前来试映的，就有陈凯歌的《孩子王》和张艺谋的《红高粱》，第四代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也把他的《老井》带来放映，听取工人影评员的意见。整个沪西工人文化宫，弥漫着自由热烈的艺术气息。无独有偶的是，1986年，在前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先生的策划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这是76年以来上海最开放的时刻，显示其引领中国文化复兴的博大雄心。应邀出席的有京沪两地的作家、学者，以及夏衍、石西民、杨西光等文化官员，共达三百多人，据说还拟定了《关于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建议》(草案)。19年以后，当年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先生，曾经向我解释当时文化开放的原因。他指出：“这是胡耀邦的战略思想，没有他，就不可能有当时的文化开放的良性局面。”1986年5月，作为上海城市战略研讨会的一部分，由上海作协、上海影协、上海电影总公司联合举办的“城市人生态和心态——城市文学、城市电影研讨会”，在复兴西路上影剧场召开，我作为青年文学评论家，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试图对上海标志性建筑的文化语义进行界定。我还在发言中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非议，认为它所塑造的忍辱负重的女性形象，代表着农业时代的道德—美学趣味，无法与都市文明及其现代性接轨。我记得，当时许多上海作家如王安忆、程乃珊，评论家如李子云、周介人、吴亮和程德培等，都出席了这场研讨。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徐春发，当时就在城市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听过我的发言之后，决定组织有关谢晋电影的讨论，打电话到我任教的上海财经学院，辗转查到我的住址和传呼电话号码，约我把会上陈述的观点，写成一篇2000～3000字的文章。我在电话里答应了徐，并在几天后把文稿寄给了他，原名是《告别谢晋电影模式》，后被编辑改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我在短文中指出，谢晋电影具有确定“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经”，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我还认为，“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谐和音”。寄出短文之后，我便前往大连出席一个有关当代文学的研讨会，把这件事抛诸脑后，因为在我看来，它顶多是一次小规模的学术对话而已。但徐春发却对此保持着必要的职业敏感，为慎重起见，在收到我的稿子之后，徐春发另约了一篇反驳文章——江俊绪的《谢晋电影属于时代和观众》，甚至违反编排逻辑，把反驳文章放在上面，而把我的主文放在下面，看起来颇有点供人批判的“反面教材”的味道，以期达到“平衡”效果。但这种小心翼翼的版面安排，还是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激烈反应。7月8日文章见报的当天，上影火速组织人马通宵达旦地开会，商议和部署政治反击，策划对我展开全面围剿，将正常的文化争鸣，变成一场文革式的政治大批判。在会上，上影厂和电影局要求它的评论班子详细分工，针对我文章里的各种观点，分头撰稿批判，同时利用行政关系，对《文汇报》施加政治压力。就在上影策划政治反击的同时，文汇报的学术争鸣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李吉力随后也在该报发表文章，把他在西宫提出的观点细化，进一步提出“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观点，文章指出，“谢晋模式”是“中国电影的一种悲剧性现象”，应该对这一“封闭的稳态模式”予以“击破和超越”。《文汇报》能够开辟版面，容纳非主流声音，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文艺部主任徐春发最终为此丢了乌纱帽，但文汇报却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上影布置的围剿文章，开始在全国媒体上大批出现。但与此同时，我的文章也被全国数百家报刊杂志报导、转载和评论。在研讨会之后不久，我又在陕西南路上海戏曲学校剧场，做了有关中国电影的专题演讲，到场的社会听众多达一千余人，场面壮观，而听众的文化激情，更是令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样的社会讲座，好像还有几场，但具体的演讲者我已经忘了。它标志着80年代上海文化发展的罕见高潮，但它随后就被保守力量所吞没，迅速消失在岁月变迁的河流里。在谢晋模式讨论中，上影集团扮演了过度自我保护的角色，甚至有人对我放出狠话，声称“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上影内部与我有点“瓜葛”的人士，见我有如见了瘟神，唯恐避之不及。好在我当时在大学里教书，行政上跟上影毫无关系，他们的棍子暂时够不上我，但我的几个朋友，却因此受到了株连，相继丢了自己的铁饭碗。“文革”式的政治手段，在“文革”结束十年以后，仍然发挥着令人胆寒的功效。上海电影局下属杂志《电影新作》的编辑Y，华东师大80级毕业生，仅仅因为是我的同学，无法承受压力，被迫出走日本，时过境迁后才悄然返回祖国。上影厂文学部编辑杨欣，华东师大85级毕业生，原华东师大影评协会会长，被迫出走澳大利亚，至今还在墨尔本居住。她的电影梦想被无情地击碎。她跟祖国的关系，从此被彻底切断。据说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的命运，却已因我而发生剧烈的改变。《电影新作》创办人兼主编王世桢先生，1922年出生，是资深的电影评论家，历任上海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天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中国影协上海分会秘书长，却因邀我参加该刊在千岛湖举办的理论研讨会而获罪，遭遇严厉的内部批判，年迈的身心饱受摧残，最后被迫提前“退休”，黯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毕生的电影现场。数年之后，我专门前往他家探视和慰问，他的愤懑和无奈之情，依然令人扼腕。在这场政治迫害运动中，虽然我得以侥幸逃脱，但朋友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80年代文化开放的高峰时期，一场文化争鸣居然会引发如此严酷的后果，这是任何人都始所未料的。我在此提及他们的遭遇，是希望对他们的无辜受累，表达我迟到了20年的歉意。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杰出的电影评论家钟惦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整版文章，对这场争鸣作了首肯，此举对平息来自上海电影集团的恶性围剿，起了某种缓冲作用。他在文中写道：“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谢晋电影十思》，1986年9月13日《文汇报》)。钟惦斐先生还在文中肯定了谢晋电影的积极意义。但上影甚至连这样的公正声音都无法容忍，他们此后又利用夏衍的意见，掀起了攻击钟的运动，但那些文章最终都成了历史的笑柄。夏衍在1986年第10期的《电影艺术》上，发表《要大力提高电影质量——在中国影协主席团委员座谈会上讲话》，其中谈及这场讨论时称：“我读了朱大可、李吉力文章，把‘谢晋电影模式’说成‘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神话’，烙着‘俗电影的印记’，‘是一个封闭的稳态模式’，‘是中国文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甚至把‘谢晋模式’说成是一种儒学，说谢晋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就是似乎太轻率、太武断了。”这是国家主义威权所作出的行政鉴定。据未经证实的传言称，夏衍的干预，是导致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徐春发被撤职的幕后原因。一场天鹅绒文字狱，就此拉上了完美的帷幕。1986年10月，正值明丽的秋天，我和李吉力应邀前往温州文联讲学，在那里受到当地作家的热烈欢迎。我们参观了当时“资本主义的桥头堡”，从桥头镇的纽扣市场，到市中心的个体户家庭，我们被以纽扣为象征的“微观经济”所震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成为我走向自由主义神学的重要启示。在文联的讲习班上，我除了谈论文学之外，又再次批评谢晋为代表的中国电影现状，《温州日报》把我的讲学和讲演观点做成新闻，发表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不料竟引起了胡乔木先生的强烈关注。当时胡正在温州考察，收集当地资本主义的“复辟”材料，见报之后，他叫秘书打电话给温州文联，提出要跟我公开辩论，同时索取我的讲演稿或讲演录音。文联的负责人一方面对乔木老关心年轻人的思想观点表示感谢，一方面又巧妙拒绝了对方索取讲稿的要求。他说，朱大可这个人讲演从来不用讲稿，又谎称那天山上停电，未能进行录音云云。对方无奈，只能作罢。当然，所谓的公开辩论，也就不了了之。在当时的语境下，文学小人物跟政治大人物的平等对话，实在只是一种真实的虚构。不仅如此，任何反思的声音，都面临着夭折的危险。12月下旬，我应北大学生会之邀，出席该校首届艺术节，并再次作了有关中国电影的演讲，赢得学生的热烈掌声。就在我演讲的现场，丁玲创办的《中国》杂志编辑牛汉和吴滨等人，向学生派送着该刊的终刊号。它的黑色封面，仿佛是某种不祥的预兆，向我们预示着另一场风雨的来临。果然，短短数天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突然爆发，文化界经过了短暂的复苏之后，再度回归了沉默。以今天的尺度来看，我当时也就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理论文青”而已，我的文章里出现了诸多偏颇失误之处，根本没有击中谢晋电影模式的要害。在我的所有文论中，这篇东西只是中下之作，我甚至没好意思把它收进我的第一个文集《燃烧的迷津》里，从而令许多读者大失所望。这篇两千字文的唯一价值，只是抛砖引玉，触发了人们对中国电影的反思。有人认为，它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了第三、第四代导演的退位和第五代导演的全面崛起。在1987年，我又先后写了数篇长文，详尽分析谢晋电影的弊端，着重指出他的“政治电影”的本质，就是过度迎合当时的政治强权的美学机会主义。他的电影，不是讴歌女英雄春苗，就是讴歌忍辱负重的传统女性美德(《天云山传奇》和《高山下的花环》)，这种随着政治时局变化而剧烈摆动的策略，就是谢晋成功的最高秘密。虽然这些文章观点更为清晰深入，其水准远在文汇报的短文之上，却只能发表在一份地区文艺刊物上，它的模样，就跟火车上兜售的地摊刊物似的，根本无人关注。这场原本可以健康深入的文化争鸣，经过反复挣扎，终于夭折在光线黯淡的1987年春天。有人这样认为，由于我的批评，谢晋和上影厂从此一蹶不振。这种看法并没有太多的根据。艺术家的衰退跟外部批评无关，而只能基于其自身的原因。总体上说，80年代的人们对公开批评与反批评还很不习惯。谢晋本人通过《解放日报》记者采访，为自己高调声辩，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因争论没有深化，谢晋本人也未能抓住自我调整的契机，此后所拍的几部影片如《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老人与狗》、《女儿谷》和《鸦片战争》，艺术价值不断衰退，好像在蓄意验证我的预言。另一方面，上影厂没有在争论中及时反思，反而讳疾忌医，大加围剿，以为那样就以可以压制不同声音，结果日薄西山，终于由当年中国电影主力，沦为一个毫无创造力的三流公司，至今仍然只能靠招募港台明星和政府拨款来苟延残喘。它的悲剧性命运，正是中国电影业大衰退的历史缩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五代导演不断推出好片(如《红高粱》、《黑炮事件》和《霸王别姬》)，声望日隆，迅速取代第三、四代导演，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谢晋电影模式遭到了遗弃，而谢晋时代也无可挽回地拉上了帷幕。在那些“保卫谢晋”的喧嚣过去之后，人们看见了历史的坚硬表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是这场争鸣的重要观察者和见证人，他以后在一篇总结性长文中指出：“青年评论家朱大可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持续数月之久的诸家辩论，无论对创作者本人或是论者、观众，都引发深省。检讨所及，远远超出谢晋电影本身，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电影评论对电影创作的期待》)谢晋的一生，无疑是展示旧式艺术家心路历程的橱窗。他先是在文革前拍摄《舞台姐妹》和《红色娘子军》，探求被压迫妇女的解放道路，而文革期间，迫于政治压力，他又与谢铁骊联手拍摄革命样板戏《海港》和革命京剧《磐石湾》，也是样板戏影片中比较乏味的两部。文革后期，谢晋终于完成了自我改造和政治转型，拍摄了以阶级斗争和打倒走资派为主题的四人帮电影《春苗》，这无疑是谢晋的倾心打造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拍得最成功的片子，由此成为文革影片的“最高样板”，他本人也随之成为江青文艺路线的劳动模范，这意味着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内在的精神转型。而文革之后，他又在上影集团的庇护下，再度进行政治转型，拍摄了控诉文革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谢晋的墙头草电影系列，正是当时工具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曾经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帖指出，谢晋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比余秋雨更为典型，因此他比余秋雨更需要政治忏悔。我对此并不赞成。正如我从不赞成强迫余秋雨忏悔一样。文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本，而不是作家的人格。忏悔是作家个人的精神选择，我们只能对此提出建议，却无权做出强求，否则就会沦为另一形式的道德暴力。这个原则在谢晋公案上同样适用。作为“四人帮电影”的重要成员，谢晋无疑应当有所反思，但他是否需要忏悔，则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道德选择。中国电影刚刚结束百年华诞的狂欢，我不想对此有所非议。重新书写20年前的往事，不是为了展开文化清算，而是为了保存正确的记忆。作者说明：时过境迁，有些记忆已经模糊。尽管本人为此检索了部分文献资料，但叙事中仍有一些令人迷惑的缺环。若因此而造成某种讹误，则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我尤其希望本案有关人士能够补充和纠正本文的错失，共同完成这一文化公案的真相陈述。谢晋的电影风格：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善必胜恶“四项道德母题.(略)向观众提供了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话.谢晋儒学的标志是妇女造型,柔顺,善良,勤劳,坚忍,温良恭俭,三从四德,自我牺牲等诸多品质堆积而成了老式女人的标准图像,它是男权文化的畸形产物,妇女在此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仅仅被用以发现和证实男人的价值并向男人出示幸福.恋家主义密码借助“爱国主义“而改装而出,厮守古老生活方式的心理惰性,某种对家庭和土地的农民式的眷恋.爱情剧情的模式如下：1、在恶劣悲惨的政治境遇中，主人公遇到了他（她），开始常常只是友谊或者工作关系。2、两人产生了真挚、强烈、纯真的爱情或友谊。3、这一感情成为主人公承受政治压迫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4、这一关系受到政治力量的破坏。5、主人公承受政治、爱情两方面的打击，经历最痛苦、艰难的阶段（这个阶段常常是伴随着上述政治主线进行到第六步的时候与其相呼应）。6、结果也有两种：（1）主人公没能渡过难关，没能与其爱人团聚。（2）主人公渡过难关，和其爱人重聚。叙事模式可以归纳如下：1、主人公生活在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常常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时期，四清或者反右斗争等）。2、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给主人公形成了迫害，使正义蒙冤。3、主人公试图摆脱这种压迫。4、主人公被置于十分悲惨的境地。5、群众同情和帮助主人公。6、极左路线对主人公的迫害达到顶点。7、结局有两种：（1）政治环境不变，主人公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崩溃或死亡。（2）政治环境改变，主人公获得解放。在谢晋模式的这类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套对立的价值对立系统。一套是由影片所呈现的那个年代的政治现实所建立的价值对立系统，另一套对立系统则是从主人公的角度（其实也是从作者的角度）所建立的善恶、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谢晋元纪念馆社会实践调查报告2011-7-29，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筑梦队” 结合建党九十周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党的精神红色之旅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报告。在这次调研中，我们队员主要围绕了“学党史感党恩，教育成就梦想,阳光分享成长，做优秀接班人”这一主题进行，对谢晋元纪念馆进行调查。并在这次调研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调研成果。党精神是需要我们永远继承的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对小学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学校、家庭对提高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质都很重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红色教育，特别是没有把学生党知识的教育放在应有的位置。这对于学生的成长，对于提高他们的全面素质，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在实践前，我们开展了“青马工程”教育，收集了谢晋元将军的英雄事迹。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热衷于党知识的教育问题，并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现将在实践活动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做以下汇报：一、谢晋元纪念馆现状谢晋元是我国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其故居位于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尖坑村园墩子下芳塘子。为弘扬将军的爱国精神，蕉岭县政府于1998年拨专款赎回已散失的故居房屋，整修后批准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又拨专款兴建了谢晋元纪念馆，与故居原有建筑相连互映，并珍藏了大量展现将军生平事迹的图片实物。谢晋元故居每年吸引了大量海内外华裔子孙及国际友人前来参观。二、梅州县居民党知识教育现状在实践活动开展前，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当地中小师生对党知识教育的看法，了解了党知识教育的现状。目前梅州县县革命党知识教育现状并不乐观。大多数学生对历史革命人物以及革命历史的了解并不多。甚至连本地英雄人物的事迹也不清楚，另外学校对党知识教育也不是那么重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较少。由于平时接触到的有党革命传统的知识较少，超过1/3的人认为对于革命传统教育他们难以产生共鸣。但令人欣慰的是，多数师生对革命传统教育持赞成态度，绝大多数师生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三、活动安排 早上：1、全体队员到达谢晋元纪念馆，由雯乐同学负责对纪念馆进行全天（注意是全天）拍照录像。2、由陈燕青负责对当地居民的调查访谈，由彭丽敏同学做记录。3、由陈斐龙负责对进去参观的人进行访谈，由范琳负责记录。下午：全体队员去当地帮故居或老革命家打扫卫生，弘扬党勤劳简朴的精神。晚上： 综合：访谈结束后，由周雯乐写此次成效和综合调查表。在这次调研中，我们主要以调研为主，支教为辅，同时向当地人民和学生宣传党的知识，更让他们了解到当地的革命精神。在出发之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以课题研究的形式，编制“迎接建党90周年”教育问卷，主要是面向当地居民开展调研，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如下：一、问卷制作与调查对象本次问卷共设有10道题，其中选择题8道，问答题2道。本次问卷调查以当地为样本，采取规范的抽样形式，不记名、不计分。问卷内容由选择题和问答题组成，涵盖党史教学重心与互动、居民对谢晋元将军事迹的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对党知识的了解。二、调查问卷如下您好，我们是广东技术师范的学生，正在进行调研活动，我们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只需 要几分钟而已。1、你有没有参观过谢晋元纪念馆?2、你知道谢将军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先进事迹吗？3、你知道谢晋元将军领导的“八百壮士”因何得名？4、你知道谢晋元将军是“八百战士”中的一名吗？5、你知道我们毛主席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典型”，其家乡蕉岭县建立晋元中学作为纪念他吗？6、你知不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7，当地是否有组织人来谢晋元纪念馆参观？8、你对蕉岭县有这样一位爱国爱民的抗日英雄而感到自豪吗？9、你觉得红色教育应该从娃娃做起吗？10、请问您觉得我们这次三下乡追寻红色足迹有意义吗，对此你有什么感想？谢谢你的忠诚回答，最后祝你家庭幸福，生活愉快！三、问卷调查与分析在这次调查中，主要调查到谢晋元附近的居民，居民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还有学生共计30人，问卷回收率达到100%，通过点差主要反映了人们对谢晋元将军光辉事迹的认识，对党，对革命精神传承的思想认识，传承力度等几方面，调查表明：第六道题：人民对于党的认识情况。从这道题可看出：回答是的人数占绝大部分，占96%，而回答不是的人只有一人。对于这道题我们可以看出，人民还是很关心党。第七道题：组织参观谢晋元纪念馆只占20%左右，大部分人只是偶尔来过一两次，从这道题我们可以看出，当地对于革命精神的传承的力度较小。当地政府不够重视革命精神的传播。第八道题：调查人们达到100%对蕉岭有这样一位爱国英雄而自豪。可以看出人民都赞成学习他的革命精神，更好的去传承和发扬。第九道题：从题目来说，100%都觉得红色教育应该从娃娃做起。但是他们认为收效不佳，学校的爱国教育只是形式教育而已。第十道题：90%人支持我们的红色之旅三下乡活动。但是觉得我们宣传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四、活动总结从调查问卷，我们可以看出少部分居民能从谢晋元身上学习到坚持不懈，艰苦奋斗和不畏困难的精神。能述说出一些关于红色教育的先进个人和一些先进事迹，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些精神。但经过调查还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一）“红色文化”的熏陶还不够多数学生对于“红色”这一词在中国的概念并不陌生，也很容易联想到“革命”一词，认为“红色”指的是红军的革命，多数人对当地的谢晋元将军的精神道不出所以然，对谢晋元将军的革命历史不清楚。现在的居民处在优越的环境里，生活安逸更是阻碍了红色文化一代一代的继续的普及、感染。现在，再提红色精神，只会引起他们的惊讶和不屑。据调查，极少数居民去看那些极富教育意义的红色经典影片和红色书籍，如此，“红色文化”在他们学习的文化中只是轻描淡写。（二）红色教育的方式单一我们发现当地的红色教育只是形式工程，当地的居民很少去参与，也没兴趣的了解，所以我们认为不需要那种墨守成规，千篇一律的死板的形式的宣传，因为这一切吸是表面上的宣传教育方式，久而久之，居民也见惯不怪了，以致于在宣传日时不做任何反应。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如果宣传的方式不好的话，举办者就根本达不到举办活动的目的，反而使居民感到厌倦。梅州县是拥有多处红的教育的基地，我们提议梅州县教育局、团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条件，让梅州这个革命老区的风采与精神发扬光大。于此，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① 以谢晋元故居为课堂，以革命斗争史为教材，聘请老红军为教员，讲述当年“八百战士”、“誓死保卫危楼”的英雄事迹，在全县广泛开展“继承革命传统，做红军故乡新一代”系列活动。② 组织全县、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参观“谢晋元纪念馆”，拜谒谢晋元和参观他的故居。③ 在全县范围内举办相关的读书演讲、征文、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比赛。而针对谢晋元纪念馆等一系列革命遗址存在的参观者少，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的建议：①举办专题展览，满足观众需求。②拓展新领域，比如：组织宣传小分队，举办巡回宣传展览；与其他各县市博物馆合作，举办专题讲座；开展志愿者讲解服务等。③丰富藏品，成立藏品征集工作组，广泛联系老红军、老同志及其家属，通过多渠道积极主动征集文物、资料、照片。比如：拍摄一段健在的老将军、老同志亲自讲述革命斗争经历的录像；征集一批珍贵的文物、照片、资料；请健在老红军题写一幅字画或留下亲笔手迹；建立一个老红军后代情况和联系的档案。④以研究交流为主渠道，扩大对外宣传交流，大力弘扬梅州红色文化。⑤打造梅州红色文化、客家文化品牌。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收获了不少，但也找到了一些不足之处：一、采访对象设计面不够广泛。由于对地理环境的不熟悉，加上部分队员语言沟通的不便，所以这次调研活动采访的对象很大程度当地的年轻一辈，这不利于我们取得更多详尽的信息，虽然他们对当地梅州有一定的了解，到那进一步来说还是缺乏一些更具体的论据。二、语言组织，思路引导有待提高很多村民只会说和听当地的方言，会说普通话的很少好，并且把握也不是很准确，因此调研的时间比较长，这需要队员的耐心去跟进，很多时候，当他们听不懂而且不太了解的时候，就会随便地做出回答，因此答非所和答偏题的情况经常出现，这样就会给我们今后的调研的数据统计带来误差。虽然队长已经尽量去引导他们去思考，帮他们去解释相关含义，但完善的程度还不够高，协调处理的能力还有待改善。四、调研过于注重卷面问题 活动结束后，在总结中我发现整个整个调研的的过程还是过于把精力集中在卷面问题上，单纯与被访者一问一答进行，虽然有时候可以闲聊其他方面使气氛轻松一点，但次数比较少，若是能够在谈话中聊聊民风习俗，生活趣事，村发展史等等，这就不仅扩充了我们生活见识，发现更多的问题对我们的调研分析更好的作用，从而顺着思路继续去探究，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落实到位，因此在调研过程中没能完善处理好。但是，总的来说，通过参观谢晋元纪念馆、故居，我们队的成员领略到了谢晋元将军的精神和他的英雄事迹，队员们看到当时坚苦朴素的战斗生活时都为之深深震撼。通过馆长对我们的介绍，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位历经战斗生涯的老人的坚强的品质，鼓舞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做出贡献。瞻仰了谢晋元等革命先烈伟绩，全身心地融入到了东兰的红色文化中，学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充分领悟学习了他的精神和真谛。适应角色转变，扎实开展团的工作———共青团铁东区委书记的述职报告 2011年是适应角色转变、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一年。这一年，自己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围绕党的中心，立足本职岗位，较好地完成本线的工作任务。自己政治觉悟、理论水平、思想素质、工作作风等各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总的来说，收获很大，感触颇深。一、以德为先，进一步提升个人思想素质过去的一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以一个团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党性锻炼、思想素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是道德修养进一步提高。作为一个团干部，我的一言一行、我的自身形象将直接影响到团委各成员，甚至更广大的青少年。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每时每刻提醒自己，从小事做起，注重细节问题，做到干净做人、公正做事，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工作，要求自己在工作中诚实、守信、廉洁、自律，起好表率作用。二是党性锻炼得到不断加强。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我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来要求和约束自己的行为，牢记党的宗旨，在团的工作中，以广大青少年的权益为出发点，务求时效。三是政治思想素质不断提高。一年来，我继续加强学习，积极参加理论中心组学习，经常自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积极参加团省委组织赴井冈山革命传统与理想信念教育专题培训班、区委区政府组织赴清华大学县域经济培训班，通过“看、听、学、思”，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进一步系统掌握了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共青团工作的要求。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我通过学习原文、听专家讲课等，开拓了思想新境界，政治思想素质有了新的飞跃。二、以能为先，进一步加强组织工作能力在上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下，我本人也自加压力，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注重与同事、与兄弟单位团委书记的交流，虚心请教，不耻下问，使各项工作都有序地开展。一是工作的统筹安排能力不断加强。我尽量做到工作提前一步，有计划、有安排、有预见性，保持思路清晰和决策的科学，力求操作有序，顺利开展。二是工作的协调能力不断加强。在工作中，我注重与上级的及时衔接、汇报，同时也注重与基层的交流沟通，听取多方意见和建议，从大局出发，对上做好配合，对下做好团结。三是有创新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我注重不断创新，使工作保持生机，使管理不断趋向人性化、合理化。三、以勤为先，进一步提高团的业务水平担任团委书记以来，认真了解情况、掌握知识，积极向团委领导、向前任书记学习、请教，了解团情、团史，努力掌握团的基本运作方式程序，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加强沟通了解，增加感情，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有关情况，以“活动”来强化自己的知识和水平。一年来，我立足以活动来促使自己尽快适应角色，迎接挑战。今年五四，团区委以全区人居环境整治为依托，以“五四火炬传承九十二载生生不息，铁东青年投入人居环境立志强区”为引领，积极开展了“共青团路，红领巾街”，“铁东青年林”等一系列活动。在活动中，增长了知识，深化了理解，使自己对团务工作有了全面的、系统的提高，为今后更好地提高团的业务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以绩为先，进一步完善团的组织建设把《关于进一步深化“党建带团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落到实处，把党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团的建设中去，使团的建设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规划。依托党建，从政策层面来解决和落实基层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一是基层团干部的待遇问题。积极争取党组织在团干部配备上的重视和支持，基层团干“转业”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叶赫的荣威，住建局遇良，卫生局王国宴等）；二是解决好基层团组织活动的经费问题。积极争取专项，今年为每个乡镇街道从团省委争取经费三千元，共计三万六千元；三是团的基层组织格局创新工作。按照“1＋4＋N”模式，通过换届调整选配了大批乡镇（街道）团干部，变原有的“团干部兼职”模式为现在的“兼职团干部”模式，提升了基层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此次工作得到了团市委的充分认可，2011年四平市组织部班工作会议在我区召开。以服务青年需求为目的，从单一组织青年开展活动转到生产环节，开展就业培训、创业交流、贫富结对；以服务党政中心为目的，发挥团组织自身优势，引导青年树立市场意识和投资意识，强化科技意识和参与意识，投身知识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植绿护绿、社会治安等活动，把党政思路实践好。突出做好当前新兴的农村、社区和非公经济组织建团工作，延长团的工作手臂，丰富团的组织形式。先后与农联社、吉林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积极协调，为青年创业就业提供帮扶支持。特别是吉林银行的“吉青时代”小额贷款项目更得到团省委的无偿贴息。五、以廉为先，进一步保持清正廉明形象作为新任职的年轻干部、党员干部，我既感受到了组织的信任与关怀，同时也感受到了责任重大。我区在党委和政府的带领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要我们这些干部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深知，作为一级干部，应该努力做到“清正廉洁”。古人说“物必自腐而虫生”，腐败现象表现上看来是经济问题、道德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要不断加强实践锻炼，要结合党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来刻苦磨炼自己。勇于剖析自己，积极开展自我批评，净化自己的灵魂。不断增强拒腐防变意识。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生活中争作表率。在团区委开展“争做勤廉表率，竭诚服务青年”主题教育,召开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动员会，全面启动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活动。按照学习贯彻区委、区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制定工作计划。我们根据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要求，为了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立了团区委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并由我任组长。按照“一岗双责”的责任要求，明确了单位正职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每年约谈团干部一次，就有关廉洁从政个人“不准”和“禁止”行为适时对所管的团干部进行廉政谈话。在2012年即将到来之际，共青团区委迎来组织部考核组，对共青团区委一年来的工作进的实地测评，感谢组织的帮助与关怀，今后我们更要自觉地接受组织的监督与考核。铁东区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今又开始了新的征途。广大青年有幸成为亲历者，成为追随者，同时我们也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受益者。我们应该心怀感恩，心存畏惧，“做一个组织和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亲属子女可以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人生能够问心无愧的人”。我们要牢记党的宗旨，全面贯彻党的方针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弘扬“攻坚克难、求富图强”的四平精神，坚定不移的实施 “五区”战略的发展规划，为建设富裕和谐新铁东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奋斗。P1.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中日双方共投入近百万军队，战况极其惨烈。为向国内外宣誓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支持，10月26日深夜，中国军队第88师262旅524团团附谢晋元临危受命，率领420余名官兵（外界称“八百壮士”），坚守闸北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其战斗事迹之英勇，爱国气节之豪壮，振奋国人，震惊世界。谢晋元命令各连清点人数，造好名册，以便牺牲后，按名册上报，优抚家属。他组织一支敢死队，亲自掌握，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又在仓库外布置一支部队，沿苏州河边仓库两侧布置沙袋工事，阻击敌人，掩护库内工事作业、待一切部署完毕，已近天亮了。[10] 他激励全体官兵说：“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阵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夜袭仓库：10月27日清晨，日军发现四行仓库里仍有中国守军，立刻发动进攻，受到四行孤军的猛烈阻击。28日凌晨，狡诈的敌人趁着夜色发动偷袭，40余人偷偷溜到仓库西北角墙下，攀爬到两楼窗口攻入仓库内。守卫该处的两名孤军战士配合默契、奋勇杀敌。关键时刻，谢晋元率敢死队员赶到，并消灭进入仓库的日军。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全团423人，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为了迷惑日军，谢晋元让人根据原524团的名册伪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单，其实共423人。另据杨瑞符回忆，之前送出就医的伤员也被告知，若外界问起仓库中有多少守军时要回答有800人。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28日晨，谢晋元亲手狙击，毙敌两名。孤军又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多位战士壮烈牺牲，却未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令谢晋元抱憾至深，28日晚，谢晋元巡查仓库是，郑重其事地要求每位官兵趁着战斗间隙，写一封简短的遗书，将这次承担的光荣任务与必死的决心向家人做个交代。29日，又率军击退敌人水陆两路进攻，毙敌40余名。谢晋元率部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屡创日军。经过三昼夜浴血奋战，将士们仍士气高昂。谢晋元在阵地上赋诗一首激励将士：“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30日，日军扬言：“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向仓库发起总攻。几天没合眼的谢晋元仍然站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再次遏制了日军的攻势。四行仓库在战火中巍然屹立。10月30日晚，最高当局的撤退命令通过多种途径，一再传达到仓库，谢晋元感到非常突然，再三表示全体官兵均已决心死守到底，要求成全壮士们与仓库共存亡的决心。最后因军令难违，只得含泪指挥部队撤退。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通过沪西返回部队参加战斗，不料租界当局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将八百壮士解除武装，羁留在胶州路星加坡路口(今余姚路)一块15亩的空地里，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了“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上海市民称此为“孤军营”孤军营住房十分简陋，下雨天满地泥泞，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在艰苦的环境里，谢晋元严格督促孤军励精图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按教育，生产、体育三项内容安排时间。守军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了三年多。后来日本方面声称允许释放这些士兵，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并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上海。谢晋元拒绝了这些条件，并于其后多次拒绝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卫政权（1940年-1945年）的劝降。为此谢晋元于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被已由汪伪政权收买的郝鼎诚等四名士兵刺杀身亡。它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大战役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他们抵住了日军的多番进攻，掩护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及其他国民革命军向西撤退。这次保卫战的成功，重新振奋了因淞沪会战受挫而下降的中国军民的士气。四行仓库只与英美租界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就将整个战斗展现在了西方世界面前。并进一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八百壮士，四行激战。兄弟同心，共御外侮。捐洒热血，浩气长存。缅怀英烈，激励后世。以史为鉴，共祈和平。思想汇报敬爱的党组织今天我已经走进了大学的门，真正成为了一名大学生，不再是以往只懂得十年寒窗苦读，不问世事，伏案于窗前的毛头小孩，今天我懂得了怎样走出传统学习的枷锁，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的问题，我懂得了如何去饮粗茶淡饭，如何去品味林下乡风，29期党校思想汇报（谢晋扬）。作为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中的一员，我有许许多多的话想向党向生活倾诉，剖析自己，给自我一个全新的认识。我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只是因为心中存一个信念，存着对她的信仰。作为一名文科生，我对这个历史的沧桑巨变比常人了解的更多，里面蕴含的繁盛的豪情，和萧条的苍凉，我无不为她感到叹息，历史把中国共产党推向了时代的前沿，她引领着中国走出了血雨腥风的历史。每记得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镜头，我的心会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泣无声的叹息“前方的英豪用血肉换取的和平时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加以珍惜”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展现给了世界，给了历史，给了整个民族。邓小平曾叹道“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每当想起此话，我会深深的吸一口冷气“这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啊，他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在生命将要快走到尽头时，心里牵挂着的依旧是人民，从此我立志：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会把我的一切奉献给我的祖国，我要用大爱去宽恕所有的人,我可以做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中，她是我精神的支柱，是我精神的最终归宿，怀着对她的信仰，我一步一步向她靠近，思想汇报《29期党校思想汇报（谢晋扬）》。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员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员要在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应当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思想家，站在社会发展的风口浪尖上，引领社会前进，为社会稳健的发展指明方向。在生活中，学生党员是那么的细心，耐心，有责任心，当你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他们将会是第一个为你解决困难的良师益友，并会为你的学习指明方向，为你提供众多的关于学习专业的知识，和就业前景；在工作上他们会时刻提醒你的工作态度，注意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注意调节自我；他们是那么的朴实，平和，质朴，在思想觉悟上，又是那么的先进，良好的才学加超常的精神文化修养，是给他们最好的评价。现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那么遥远，不可触及，现在我想做的只是用心去装下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会心甘情愿的为他们付出，为他们服务，无怨无悔，每当我真正做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心里感到十分的欣慰和舒畅，那种甘甜只有心中装下全部之后才能尽情的享受到。今天我已经虽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但我一定会以一名共产党人的身份去严格要求自己，作为党的后备军我深感自豪，不管以后我的身份如何，我都会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我将会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不断的向党组织靠近，去引领，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像爱自己一样去深爱自己的邻居。汇报人：国贸Q1031班 谢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