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16年间，康有为效“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足迹遍布全球。他开公司、办实业、做股票、炒地产……经营的生意五花八门，为的只是筹措经费，“保救大清皇帝”，实现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然而，时代在悄悄改变。历史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上。那已是辛亥革命前夜。十一死中求一生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至此，刚刚实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仓皇落幕。在囚禁光绪皇帝的同时，慈禧调集三千兵马，关闭京师九门，停运京津铁路，发誓要把维新派一网打尽。其中最让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始作俑者——康有为。可是，当步军统领崇礼率兵踢破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大门时，却不见了他的踪影。其实几天前，康有为早已悄悄离开了北京。这并非康有为有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四天，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接到光绪的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甚诧异……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任职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光绪皇帝的上谕看似寻常，其实别有深意。当时康有为只是一个区区六品官，皇帝下发明诏，说的又是出京办报这样芝麻绿豆大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身陷政治漩涡中的光绪皇帝已感到形势紧急，宫闱之变恐怕就在眼前了。为了保存维新力量，他不得不有违常理，发明诏催康有为出京。果然，次日一早，军机章京林旭便拿着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来见康有为。密诏中写道：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使，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虽然自始至终光绪皇帝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但对他的倚重之情跃然纸上。康有为读罢“衣带诏”伏地大哭，当晚便离开了北京。当荣禄带着大队人马风风火火追到塘沽码头时，康有为已经乘“重庆号”起航了。康有为不知，此时慈禧太后的缉拿令已一路从北京追到天津、烟台，直至上海。在塘沽码头，荣禄派航速比“重庆号”快一倍的快艇“飞鹰号”出海追赶，但“飞鹰号”起航仓促，追至中途便因燃料不足，无功而返。密令发至烟台，恰好手握电文密码的道台不在衙门里。等道台回来，“重庆号”早已从烟台出发了。而茫然不知的康有为竟还优哉游哉地在烟台海滩捡了一袋彩石，买了6篓烟台苹果。不过，上海的情形就没那么乐观了。政变当天，缉拿密电便传到了上海道蔡钧手中。蔡钧买了许多康有为的照片，发给捕快，只等着“重庆号”一靠岸，就上船抓人。可“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为保险起见，蔡钧决定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请求英方配合缉拿钦犯。可没想到，白利南却以涉及外交主权为由，一口回绝了。其实，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为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电报，请他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位中国维新变法的领袖。白利南一边拒绝上海道的照会，一边秘密派出通晓中文的手下濮兰德乘快艇到海上营救康有为。当濮兰德拿着照片找到康有为时，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正在与一名浙江贡生高谈阔论呢！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的蔡钧扑了个空。康有为却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顺利逃到了香港。后来，康有为在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曾将其总结为“十一死里逃生”：吾先到上海办报，则上海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韬之告，出天津必死。从仲韬之言，出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少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英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奇巧？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大道未绝耶？死里逃生的康有为，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外流亡生活。“保救大清皇帝公司”1899年4月中旬，康有为一行到达加拿大域多利(今维多利亚)。故国已远，流离有日，但码头上只有一名当地华人前来迎接等候，康有为不禁大失所望。逃出中国后，康有为本想到英国避难，但英政府却不想招惹他这个是非之人。无奈之下，康有为转而求助于日本。可刚在日本住了半年，支持中国维新的大隗重信内阁又倒台了。新上任的山县内阁认为康有为在日非但无用，反而会妨碍对华外交，不久便对他下了逐客令。带着不多的门人弟子，康有为经过了半年的颠沛流离和20天的海上飘流，已汲汲如丧家之犬。可没想到，这名迎候的华侨一通电话，一下子招来数百华人。原来，当地华人组织早知道康有为要来加拿大，但由于通讯不便，不知道船具体哪天到港。为了不错过迎接康圣人，他们专门派了一人在港口死等。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华侨，前呼后拥地把康有为迎到中华会馆。此时，会馆中已聚集了上千人。流离多日后在几千里外的加拿大受到同胞如此礼遇，康有为的激动之情难于言表。在《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中他描述道：(华侨)咸言沦落海外、不能齿列国之齐民，西望宗国，睊睊忧悲。故闻维新而蹈跃大喜，闻政变而忧愤交作，闻吾被逮而忧念惴惴……咸虑无国可归，无家可归，其情至可悲也。漂泊海外的华人身处异乡，因为祖国衰微而受尽了洋人的歧视。他们是最希望祖国变法自强的华人群体，对于康有为也就愈加热情。康有为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刚刚登上加拿大的领土，就开始宣传自己变法维新的思想。从文献记载中看，不得不承认康有为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说家。他先是说到光绪皇帝被困瀛台的窘境：“(皇上)所(索)鸡粥而不得，珍妃冬月单衣。”华侨们听后都唏嘘流泪。说到西太后迫害变法时，他说：“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华侨们听后无不切齿痛恨。而说到未来前途时，他说：“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华侨们又感到无比振奋。在当时，即便是漂泊海外、见识过西方民主政治的华侨，也摆脱不了忠君的思想。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而康有为正迎合了这一思想。保华侨先要保中国，保中国一定要救皇上。康有为把远在海外的华侨与瀛台中受困的光绪皇帝，紧紧联系起来。演说最后，康有为起立高呼：“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与会数千人无不应声鼓掌。他又问：“大众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听众中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场上的气氛被推至顶点。面对这热血沸腾、万众一心的场面，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忍不住鼓起掌来。在加拿大，康有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追捧。此时，他感到应该建立一个组织把华侨们团结起来。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携手创立了“保皇会”。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后来回忆，“保皇会”的定名颇费周折。起初他们想为这个组织取名为保商会，因“华侨十九皆商，保商即保侨”。但有人说：“保皇乃可保国。”于是定名为“保皇会”。而保皇会的全称令人忍俊不禁——“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既然叫“公司”，就说明它不单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在“保皇会条例”中明文规定，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作宣传、通讯、办报之资，并集资开矿、兴办工商。随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弟子分赴美国、墨西哥、南美洲、澳洲、东南亚，甚至南非，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海外华人们参与保皇会的热情颇为高涨。梁启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亥年此会设立以来，至今蒸蒸日上，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几无一人不入会者。会中章程整齐，每来复日必演说，每岁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数万金建总会所于温哥华，俨然一小政府之雏形也。对于“保皇公司”如何运作，康有为有着详细的计划。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同时，康有为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对当时的海外中国人来说，康有为的承诺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经商成功的华人富商一方面基于爱国心，一方面也基于渴望成为开国元勋的投机心理，往往对康有为一掷千金。而那些靠卖苦力艰难度日的劳工华侨，也希望能通过投资康有为的“保皇公司”，获得红利。当时，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也在海外华人中活动，但革命思想显然不如保皇主张在华人中有市场，兴中会的力量明显逊于保皇会。据说就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曾向保皇会捐过款。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不过，康有为本人并没有投入到具体的商务操作中，而是漂洋海上，开始了他绕地球3周的环球之旅。16年绕地球3周1913年12月，当康有为结束了16年的海外生涯回国时，曾请好友吴昌硕刻了一枚印章，上书“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枚印章生动地反映了康有为十几年间周游世界的经历。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从未出过国，也不懂洋文，对西方的认识全都从国人的翻译作品中来，不免存在诸多误读和想象。流亡海外，正好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机会。在16年间，康有为曾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许多国家他都多次出入。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康有为这样，足迹遍布全球。1908年6月22日(阴历五月二十四)半夜11时，康有为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冰洋那岌岛。夜半时分，太阳本已呈下沉之势，但忽又重升。见到这样的奇景，康老夫子写下了《携同璧游挪威北冰洋那岌岛颠，夜半观日将下没而忽升》一诗，并在序中记下了所见奇景。“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通过这段序言，曾赴北极考察的极地专家高登义教授相信，康有为是第一个探险北极的中国人。“康有为到北极看到的午夜太阳如正午的现象，就是极地特有的极昼现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描述出来的。”高登义告诉记者，康有为到过的那岌岛位于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中。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北纬74度至81度间，在北极圈内。诗中，康有为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仰观诸天阅劫余，壮观山海荡目眦”的句子，并在诗中怆然兴叹：“寄此怀抱何区区”。康有为周游世界当然不是旅游观光。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把自己比做“耐苦不死之神农”，游历世界是为了“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的“神方大药”。康有为所到之处，特别关注当地的政治制度、国计民生和风俗文化，并细心地把所见、所闻、所思详细记录下来。这些游记，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兴味盎然。1904年6月，康有为来到英国伦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伦敦了。1899年5月，他曾经到伦敦游说，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当时，他联络了英国进步党党首、前海军大臣柏丽斯科子爵，但由于进步党在议会中席位较少，出兵中国的议案以14票之差被否决了。事儿没办成，康有为也没心思在伦敦游览，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事隔5年，康有为再次来到伦敦。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这座城市。英国是老牌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康有为一直以英国为师，来到英国当然要参观一下议会。6月23日，康有为游览了英国议院。议院位于泰晤士河畔，有600年历史，室内呈长方形，左右分别设着四行长桌，议长戴着假发端坐中央。康有为到达时，正赶上议员阿尔兰因为邮政的问题慷慨陈词，质询政府官员。作为首相的巴科也不示弱，面对责难，频频起立应辩。这种场面让康有为看了不禁眼界大开 。第二天，康有为拜会了英国商务大臣。谈话中，康有为说，他想学习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变法。听罢康的话，商务大臣发表了一段今天看来仍可称为真知灼见的议论。他说：“各国有各国的教化、风俗和历史传统，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政治。我们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千百年来自然积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来，而且也绝不可能通过效仿而来。病症不同，一种药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闻听此言，康有为受益匪浅。他在游记中感慨道：“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康有为与英国大臣相谈甚欢，但随后与意外邂逅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谈话却很不愉快。林董在家宴请康有为父女，饭后他笑着对康有为说：“俄国大使巴兰德老早就告诉我，如果有求于中国，绝对不能好言好语地跟他们沟通。好说他们不理你，一定要盛气凌人，必要时还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胁。这样他们就害怕听从了。后来，德国大使也对我说：俄国大使经常说中国人怯懦，应该对他们厉害点。起初，我不信。有一次试了一下。在外务部拍桌子吓唬他们要调军舰，那些开始不理我好言好语的中国大臣，都诚惶诚恐地唯命是从了。这下我才知道俄国大使说的有道理。后来，这个笑话在各国使臣中辗转流传，都说这办法试过管用。今天你不当官了，我才敢跟你说这个笑话。”各国使臣把中国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便如逗弄小孩一般，而中国官员竟懦弱昏聩至此。康有为听后，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一直刺激着康有为。他总结，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是四大法宝，而中国的顽固派却“终日仰屋呼贫”，宁可“鬻官开赌”，也不愿意兴办实业。游历中，康有为也看到了书本上看不到的一面。1904年他来到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绕过那不勒斯宏伟的旅馆和车站，康有为看到了肮脏泥泞的道路和低矮的贫民窟，草皮、马粪堆积如山，衣不遮体的妇人沿街乞讨。几十名行乞的孩子跟在车后哀求讨钱，一直追出一里多路，直到车夫向他们挥舞鞭子，才散去。他曾这样感慨道：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时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而最令他锥心刺痛的，则是在巴黎博物馆中看到的一幕。1905年8月，康有为在巴黎一博物院中看到，从中国大内抢来的奇珍异宝摆满了几个陈列架。其中，乾隆皇帝的玉玺就有好几个，玉瓶、玉山、玉盘、玉磬、玉罗汉……更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庚子之变时，法国人从紫禁城中抢来的。康有为感慨，当年中国强盛时，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都来中国供职，荷兰的使者还把量天尺等天文仪器送给中国。而今，清廷昏庸，国力衰弱，竟至于连大内珍宝和皇帝的玉玺也保不住。除了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康有为也参观了许多自然和人文景观。许多游记至今仍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众所周知，水晶宫是1851年英国为举办第一届世博会而建造的主会场。它通体由玻璃搭建而成，晶莹剔透，堪称一大建筑奇观。可遗憾的是，1936年一把大火把水晶宫烧了个精光。今人只能对着版画遥想当年水晶宫的壮丽和辉煌。不过，记者却在康有为的《英国游记》中，看到一段他对水晶宫的建筑布局的详尽描述：入门即有玻廓数十丈，上复藤花，廊外敞地遍绿，小冈颠有亭，陈杂戏，下有圆屋，为普破巴黎影画。正面凭冈，列级栽花。上为玻璃楼，高三层，左右二塔，高耸天半。登楼，悬英国诸名胜景。再入右楼，遍陈百物。左楼陈杂戏，右楼陈百物，中有列室以陈古物，若博物院。康有为觉得，水晶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英人以水晶宫自号之。昔闻甚艳羡瑰异，及到观……太辜负此名”。在他眼里，水晶宫不过是一座用玻璃盖的大楼，门堂污秽，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装饰，只是在玻璃之下藏着几束鱼藻，“欧美之俗多夸若此”。但康有为也承认，从功能看水晶宫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集戏院、音乐厅和博物馆于一身。外面还设有滑冰、戏水等游乐项目。每隔五天，水晶宫便点起内外百万盏电灯，吸引许多市民晚间游览。
戊戌年本是清廷发愤图强的一次好机会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但可惜的是，光绪皇帝鬼使神差，选了康有为这样一个浮躁的政治投机者，做了变法的旗手。求变，其实是戊戌年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根本就没什么成气候的“顽固派”，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元旦前后，袁世凯也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严复、伍廷芳、张謇等，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最能说明1898年朝野内外存在强大的“改革共识”者，莫如徐桐和荣禄。徐桐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非常厌恶，“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是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开始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划策。荣禄的“顽固派”形象，则全拜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宣传所赐。史料显示，变法期间，荣禄曾给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过诸多建议；而早在变法之前，荣禄就已经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向西方学习；对八股取士也有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后世之所以给荣禄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全因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替荣禄伪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事实上，在戊戌维新开始之前，荣禄早已用实际行动，变了很多“祖宗之法”。 …[详细] 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改革旗手有很多，光绪偏偏选中康有为当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戊戌年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凯、刘坤一等辈，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者，则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因为厌恶康有为，而被光绪罢免回籍。翁同龢的出局，最可见光绪对康有为的迷恋。康有为早期曾走过翁的门路，通过他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但翁与康接触越深，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渐渐疏远。相反，光绪却与康有为越走越近，这让翁同龢相当不满。据《翁同龢日记》记载，1898年5月26日，光绪曾让翁向康有为索要上书，翁却回答：“臣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何也？”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光绪盛怒质问：“此前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再次要翁去向康索要上书，翁对答如昨，光绪再度“发怒诘责”，翁坚持不肯代呈康有为的东西，要光绪找张荫桓（编辑注：此人当时与康有为走得非常近）去要，光绪坚持要翁去找张荫桓拿，两人越说越僵，以至于翁直接顶撞光绪：“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师生间类似这种因康有为而产生的冲突，相当之多，如1898年正月，光绪曾向翁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因黄与康是一党，翁不愿意，结果起了冲突，被光绪“颇诘难”；再如6月12日，变法启动的第二天，张荫桓被弹劾，光绪要翁出面力保，翁坚决表示拒绝；13日，康有为写了一封保荐折子，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进来，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进入变法决策核心，光绪想即刻召见，又被翁同龢以一些理由给阻止了。终于，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光绪下诏罢免了翁同龢的职务，将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几条罪状，在《翁同龢日记》里都可以找到佐证，确实不算冤枉。简言之，光绪铁了心要起用康有为做改革旗手，翁同龢必须出局。而光绪之所以迷恋康有为，既与其草拟的变法方案颇为眩惑有关，也因为康的某些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书》里说：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谘询者几人？”又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说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绪名曰亲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班子。这份1895年递上去的折子，在1898年还被光绪反复拿出来看，其对光绪的影响可见一斑。…[详细] 康氏《孔子改制考》，有剽窃廖平《辟刘篇》嫌疑；另一《新学伪经考》，有剽窃廖平《知圣篇》嫌疑。 02
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毁掉了改革戊戌年的改革，若让张之洞或者翁同龢这类人物来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定宪法，开议院”曾长期被当作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确实都是西方议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们在湖南谋划“腹地自立”，成立南学会、新政局，梁启超就曾解释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但自从康有为得到光绪赏识，所谓的“议院”之说，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康的这种主张，一度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而不得不于7月9日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康如此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答人论议院书》）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详细]左：伊藤博文，右：李提摩太。戊戌年康有为曾异想天开与二人商议“中日合邦”，并奏折报告光绪。 只关心捞权，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想尽办法欲挤进最高权力核心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因为康有为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事实上，康有为不但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康说：“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为才怪了。整个戊戌年，康有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开起来，因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权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诉梁启超，制度局不开，一切都是空谈，当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亟亟欲举新政”，想尽快进入具体的新政实施阶段时，康有为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唯一一次，当他觉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时，他让徐致靖推荐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绪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很感兴趣。从这里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斗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谭嗣同等进入制度局、懋勤殿。康有为领着光绪，在制度局这样一条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的路上狂奔，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制度局给新政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时人记载，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惧而未敢申说”。而光绪的一次率性冲动，一次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则被慈禧视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而当康有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时，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头随即落地。…[详细] 左：张之洞幕僚梁鼎芬，曾说康执政五日乱天下。右：英国公使窦纳乐，其报告认为是康搞坏了变法。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康有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实在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信口雌黄，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将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书的18省“公车”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出身广东的康有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车”们的拥护，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的签名，而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宫档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这三件事却变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硬生生掺入“宪法”二字，还将其与“制度局”联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夺权色彩，仿佛制度局是为了“定宪法”而设的一般。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公开刊行本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刊行本里说：“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到了进呈本，却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光绪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在湖南积极筹划“腹地自立”的革命运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一召见，康立刻从革命党变成了改良派。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往往认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系的人。其实远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详细] 康党1895年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但康党只征集了一些签名，没去上书。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结语康有为的一生，充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妄。维新失败后，他开始写《自编年谱》，详述自己11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得出结论：“苍天留下我是有理由的，岂非昭示着中国不会亡，大道不会绝？……我应顺从天命，拯救万民于水火”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态思维，康有为才会坚定地把一场变法，弄成一场权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