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印顺长老到底主张大乘“是佛说”还是“非佛说”？长时间以来，大陆佛教界对于印顺长老的大乘知见，便有“大乘非佛说”或来自“温和版大乘非佛说”的反思。对此，坚持印顺长老主张“大乘是佛说”的360问答学人，比如厚观长老等举印顺长老《以佛法据宣很干研究佛法》第五篇《大乘是佛说论》与《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于开展》中的论拿适证，指出两点：一、印顺长老实是主张“大乘是佛说”，从不主张“大乘非佛说”；二、“佛说”大谁具愿的定义不一样的情况下，争论都只是各说各话。虽然印顺长老白纸黑字写明了自己“大乘是佛说”的立场，但本文认为结论并非如字面所示。引用上世纪50年代台湾长老南亭长老评价印顺区找富长老的原话﹝《南亭和尚自传毫办》（台北华严莲社出版）p21原推掌设诗盐斤7：“印顺法师著大乘是佛说。最后的结论曰：这（真如等）是什么？这是‘梦’，是‘我’。梦我是奥义书上的，如耶稣教之上帝。大乘室快可套是佛说实在就是大乘非佛说。”﹞——印老的“大乘是佛说实议很型上在就是大乘非佛说”。印顺长老“大乘是佛说”实是“大乘非佛说”的表层逻辑（1）《大乘是佛说论》：佛法是“佛说”，但不是“佛亲说抓州功”首先，印顺长老1947年著《大乘是佛说论》（收录于《以佛法研究佛法》一书），提出了“大乘是佛说”的说法。但是，他介月求依块货免室补直的“大乘是佛说”实际上有两重要点必须重视：第一、《大乘是佛说论》所反对的“大乘非佛说”的内容实是——“因大乘非佛亲说，故非佛法”的主张，侧重强调“大乘是佛法”；第二、《大京乘是佛说论》不是为了阐述“大乘法是佛亲说”，而别换攻管是在论证“大乘法非佛亲说，但仍是佛说，故是佛法”的主张。印顺长老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写到：“锡兰等南方佛教，以为他们所传的三藏，是王舍城结集的原本；以个差经守席谓诗为大乘佛教，是印度教化的，非佛说的。这种意见，多少传入了当时的抗战后方，而引起某些人的疑惑。我为续明他们，讨缩既联乱必系对卷聚术适论这个问题，后来题为《大乘是佛说论》。……我到台湾来，有人说我反对大乘，那不是恶意，就是误会了！”（《华雨集》五p12，《印顺全集》第十儿石黑吧离起二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可见，印顺长老的论证是从反对锡兰等小乘学人所主张的“大乘非佛法”观点开始的。然而，长老所赞同的“大乘是佛说”，却是基于“大乘非佛亲说”的前提的。这种偏离大乘本位的论证从重新定义“佛说”开始。印顺长老先提出头黑止细掌察抓杆由跳“佛法，本来不限于佛说”，又说“佛法并不等于佛说”，再谈“佛法被误解为严导富州佛说”，层层递进。从大乘教证看，佛法当然不会只限于由佛来宣说，但若偷换为“佛法被误解为佛说”，显然变了质。而这些推论的前提正是印顺长老所抛出的伪命题：谈论大乘法是否是佛说，必须要从所谓佛法的“世谛流布”中去理解、去论定。他说：“我觉得：佛法，虽然是有佛也好，无佛也好，老是如此如此。但一经如来从语说与身行中表现出来，那就成为世谛流布。世谛流布的，是显现于世间的佛法，就不能违反世谛流布的一般性。……我们要研讨的大乘是否佛说，也需要从世谛流布一从佛法流行于世间的情况中，去理解，去论定。”（《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03，《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又说：“我所说的佛法流行，就是从变的观点，从史的演化去观察。历史需要考真伪，但这与古董的鉴别不同，特别是因为佛法是无限错综、复杂的大流行。就是伪作（其实多是时代意识从无意识中形成的），其中并非没有思想上的渊源，有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某一时代一部分人思潮的叙述。所以，并不能就此断定他的是不是。……惟有在这样的观点下，才能说‘大乘是否佛说’，大乘的开展是否确当。”（《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16-117，《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然而，佛陀在涅槃前明确留下遗教，以佛经前加“如是我闻”，说明经文是弟子听佛亲说，而非从他说，以此确保佛经乃佛经的权威性。但佛陀遗教的神圣性在对 “世谛流变”的尊崇中首先被消解了。原本一句“如是我闻”就能确定的大乘法的权威性，却要被放在充满人本理性的“流布”概念中去接受审查，早被解构得千疮百孔，还有何圣教性可言？而“如是我闻”的遗教也被谤为歪曲妄加之辞：“佛时的弟子，佛后的弟子的教说，编入契经中，这本是《阿含经》以来的一贯作风。这种开明而合理的原则，不久即被歪曲，以为佛法都是释迦亲说的，什么都得加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混佛法为佛说，引起种种非历史的传说，但这早就是声闻学者的常套，大乘学者不过继承这种！”（《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13，《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可见，从“佛法不限于佛说”到事实上确认“佛法绝非佛亲说”，绝不只是概念的偷换和逻辑上的低级错误，“大乘佛法非佛亲说”正是长老耗费笔墨去展开的重要观点，并且用通篇的“世谛流布”来支撑其逻辑架构的。如文曰：“现存的声闻经论，大乘经论，如一定要考实佛口亲说的，那恐怕很难。这一切，都是释尊的三业大用，影现在弟子的认识中，加以推演、抉择、摄取，成为时代意识而形成的。可以称为佛说，却不能说那一章，那一句是释尊亲说。”“佛世，当然没有后期的大乘经典，可以说大乘经非释迦佛亲说。”（《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26，《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因此，印顺长老所阐述的“大乘是佛说”不仅没有回应他人对其“大乘非佛说”的质疑和指斥，相反是在概念的混同与实质的差异中，事实上明确了“大乘决定非佛亲说”的主张。无怪乎读完这篇《大乘非佛说论》，读者容易有这样的感触：印顺长老给出了一条旨在达成“大乘是佛说”的通道，但当真正走进时，便发现这是一条平缓的下坡路，越走越低，终点却是“大乘非佛说”。这条“向下的路”实际是印顺长老根本立场的逐步展开，这些潜在的预设在道路的尽头才完全展现出来。所以长老对此毫不避讳，甚至说：“近代的中国佛徒，愚昧而动摇，连老祖家风都神圣视之，想他们在全体佛法中，抉择佛法的真实，顶天立地的杀活自由，真是过分的奢望了！你们是大乘佛教的信解者，我不能不告诉你们大乘经的性质是什么！”（《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13，《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2. 《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我的“佛说”非佛亲说，只是根源于佛如果说《大乘是佛说论》一文中，印顺长老关于“大乘绝非佛亲说”的论述尚不到位，那么在《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一书中，长老的阐述与举证是更为充分和确定的。在此书第十五章第四小节“大乘是佛说”中，印顺长老继续为“佛说”界定范围。他虽不否认佛说了法，但依然认为佛涅槃后结集的三藏因为来自弟子忆诵，所以必然会出现差异或讹误，不可视为“佛说”。文中说：“所以要讨论‘是佛说’与‘非佛说’，应该理解佛教经典的特性。释尊说法，当时并没有记录。存留于弟子内心的，只是佛说的影象教。领受佛说，忆持在心，依法修行，而再以语言表示出来，展转传诵：这是通过了弟子们内心的领解，所以多少会有些出入。……当时，各方面传出的经典极多……对传来的种种教说，到底是否佛说，以什么为取舍的标准？”（ 《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p1126，《印顺全集》第十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提出此问题后，印顺长老又引赤铜鍱部（Tamrawatiyah）的“依经，依律”及法藏部（dharmaguptaka）的“依经、依律、依法”等说法，而结归于“佛语具三相：一、修多罗相应，二、不越毗尼，三、不违法性”的三点准则，以自问自答的那个事提出了判断“佛说”还是“非佛说”的标准：不违法相（性），是即佛说。（《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p1127，《印顺全集》第十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并说：“这一勘辨‘佛说’的标准，与非宗教的世俗的史实考辨不同，这是以佛弟子受持悟入的‘佛法’为准绳，经多数人的共同审核而决定的。“所以‘佛说’，不能解说为‘佛口亲说’，这么说就这么记录，而是根源于‘佛说’，其实代表了当时佛弟子的公意。已结集的，并不等于‘佛说’的一切，随时随地，还有新的教说传出，彼此所传及取舍不同，促成了部派的不断分化。”（《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p1127，《印顺全集》第十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到此，印顺长老把“佛说”明确界定为非“佛口亲说”，只是根源于“佛说”，并进一步声明：“其实，一切佛法，都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那个部派)佛教界的共同心声。严格地说，从非宗教的‘史’的立场，论辨大乘是否佛说，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结论的。因为部派佛教所有的圣典，也不能以释迦佛这么说，就这么结集流传，以证明是佛说的。”（《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p1128，《印顺全集》第十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可见，大众所反对的“大乘非佛说”，即“大乘非佛亲说”；而印顺长老所反对的“大乘非佛说”，只是“大乘非佛亲说，故非佛法”。大众所认同的“大乘是佛说”，乃“全体大乘法皆为佛亲说”；印顺长老所举扬的“大乘是佛说”，则是“部分大乘法非佛亲说，但根源于佛，故是佛说”；简单来说，印顺长老挪用大众“佛说”概念，重新进行自我定义，由此树立了名为“大乘是佛说”，实是“大乘非佛（亲）说”的主张。印顺长老主张“大乘非佛说”的深层原因：否定佛报身说法但是，仅仅依据表层话语逻辑并不能得到深刻反思，甚至容易把人引入印顺长老的话语系统而忽略更为深层的原因。长老煞费苦心重新定义“佛说”，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以“大乘非佛亲说”为内核的“大乘是佛说”论，主要目的是要把大乘法排除出“佛亲说”的范畴，从而符合他所判定的“大乘”性质以及佛陀的唯人间性。印顺长老在不同著述中多次表达大乘所说非实、只是出于人为悬想、弟子永恒怀念结果的观点：佛世，当然没有后期的大乘经典，可以说大乘经非释迦佛亲说。但菩萨道——修菩萨行，下度众生，上求佛果的思想，应该存在，也就是大乘是佛说、是佛法。（《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17，《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大乘经中的人物叙述，时地因缘，是不必把他看为史实的。（《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33，《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部分的声闻经，与一切大乘经（起初还依傍史实，后来即索性不在乎），已是佛教流行中佛教时代意识的表现，是佛教界──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的共同心声。（《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14，《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有传说中的佛言佛行，有论究出的事理真相，有佛弟子成佛的心愿，有社会救济的事实要求：这一切，渐成为佛弟子间的共同意识。在不断的流行中，结构为几多理论与事实。（《以佛法研佛法》“大乘是佛说论”p122，《印顺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大乘与部派，特别是大众部思想的共通性，受到一般学者的重视，解说为大乘从部派思想，特别是从大众部思想中发展而来。这样，大乘可说是“非佛说”而又“是佛法”了。（《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p9，《印顺全集》第十六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这些信仰、传说、理想、（修行），汇合起来，大乘法也就明朗的呈现出来。这都是根源于“佛般涅槃所引起的，对佛的永恒怀念”，可说是从“佛法”而演进到“大乘佛法”的一个总线索。（《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p13，《印顺全集》第十六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当急求出世之声闻乘，不足以应付时机，而婆罗门再起，安达罗及希腊、月支文化激荡之秋，大乘学者取学派思想而取舍贯摄之，以求新适应，大乘经乃时时而出也。大乘学之于各派思想，虽不无出入抑扬，然大体为论，则学派思想之大综合也。（《印度之佛教》p137，《印顺全集》第十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这样，“正法”由缘起论而发展为法法平等无碍的法（本）性论；又由法（本）性论而演化为佛性（如来藏）本具论；再进就是本来是佛了。这是佛教思想发展中，由法而佛的始终历程。（《印度佛教思想史》自序，《印顺全集》第十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8月）这些话充满了对正法的“颠覆性”理解，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印顺长老只认可佛陀化身在人间说法，而否定佛陀报身的说法。首先，印顺长老“大乘是佛说”的“大乘”已非佛教本位的大乘，而只是他所认同的“初期大乘”的“性空唯名论”。印顺长老将佛教判教为佛法、大乘佛法与秘密大乘佛法三期。其中，“佛法（小乘佛法）”中的阿含佛教是印顺长老所要回归的“佛陀本怀”，大乘佛法是由“佛法”衍生而出的，秘密大乘佛法属于严重畸变的末流。在大乘中，印顺长老也只认可属于初期大乘的所谓“性空唯名系”，而初期大乘的“真常唯心系”已“启梵化之先机”，故不加认可。因此，印顺长老虽也承认大乘缘起性空的法义比阿含更为深刻，但认为属于如来藏、佛功德的一面是佛法的变异，故视佛陀八相成道的化身为真身，而视佛陀的报身为虚构，佛只能在人间成佛说法，报身说法则被斥为引发了“天佛一如”“佛三身”的充满神性色彩的见地。大乘经典中属于所谓“性空唯名系”的般若、中观类经典虽被视为佛法，却是由小乘发展而来的、出于弟子对于“人间的佛陀”的“永恒怀念”或无意、或善意撰写的，并非佛陀亲说，但可视为“不违法相”的“佛说”，在这些经典中，相对较少涉及佛的功德、净土。而属于其所谓“真常唯心系”以及秘密大乘的经典已经不是其认可的“大乘法”，故更是人为悬想妄置的，而非佛亲说亲证。无论是侧重般若中观的法要，还是侧重唯识如来藏的法要，印顺长老认为展现出超越三界特质的佛的形象、能力、功德都只是神化后的结果，菩萨道也完全是按照佛陀本生安立的。所以，一切的大乘经典、大乘佛法实质上都是“非佛亲说”，但其中他所认可的“性空唯名论”法要因为“不违法相”，故说为“大乘是佛说”。然而，大乘经典多处开显了佛陀“三身”的法义。其中，在人间说法的只是佛的化身（应身），而也在说法而令登地以上菩萨受用的是佛的报身。大乘经典中超越世俗人本理性的种种关于佛陀与佛世界的神圣性描述，虽非凡夫能够直接亲见、直接受用，但并不等于不存在。大乘佛法认为，佛报身、佛净土的庄严远非凡夫可以想象。而已登地的菩萨不仅能够直接受用佛报身所说的法，甚至还能看到佛的化身不停地在来去说法度生。故大乘经典认为，佛陀因为大悲心而永远不入涅槃，往返应化常在人间。大悲是佛的报、化身都不会进入涅槃的真正原因，因为它遮止了心进入寂灭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乘经典里有“不违法相，是即佛说”的教诫。这是在告诉众生，不只是有释尊的这一化身在为众生说法，佛陀无量无边的化身都在为众生说法，乃至无情物、虚空因本性“不违法相”，都在说法；而不是通过扭曲颠倒的解释，片取佛语，使之成为否决圣言量、承许“大乘非佛说”的理由。可以说，印顺长老是以“大乘是佛说”之名，行“大乘非佛说”之实。用“大乘是佛说”来瓦解“大乘是佛说”一位骨子里根本不信大乘经典是佛亲说的人，偏偏反复声明“大乘是佛说”。这叫什么？就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印顺长老善于太极推手，一正一反，用“大乘是佛说”来瓦解“大乘是佛说”。印顺长老抱着一腔“大乘”热情驳斥小乘人的“大乘非佛说”，举扬“大乘是佛说”的旗帜。但其驳斥不仅没有指出小乘人“大乘非佛说”的根本错误，反而以“大乘学人”的身份，依据矮化佛陀、异化大乘的立场，事实上认可了“大乘非佛亲说”的主张。这样的“大乘是佛说”不仅是以“大乘非佛（亲）说”为本质，其论证中还暗藏着种种危险的思维。比如，有印顺长老的拥趸者举“《大智度论》所说：佛法由五种人说，一是佛自己说；二是佛弟子说；三是仙人说；四是天人说；五是变化人说。得出“堪定是不是佛法，不在于是由谁说，关键是不是附合三法印或一实相印”，来维护印顺长老的“大乘非佛说”。此话与印顺长老取“不违法相，是即佛法”片语为自己所用的思路如出一辙。原本，“三法印”用以判断是否为佛法，绝不是针对佛经、佛语本身的。佛说的法，难道“佛本人亲说”还不足以保障其可靠性吗？且“三法印”“法性”“佛法精神”等名言本就来自佛说，哪里还需要验证？高推“三法印”“法性”“佛法精神”的重要性超过“佛亲说”，完全是荒谬的做法，能够这么做的真实原因恐怕是，在抛开“佛说”的阻拦后，唯一能操控三法印或一实相印解释权的是“人”。法义是否是佛说的裁判员正是凡夫！高举“法相”“三法印”“佛法精神”的大旗，在荒诞中首先否决了经由佛说的权威性。而“经由佛说，律为佛制”。经一旦被彻底瓦解，那么律的权威性也被瓦解。律被瓦解，论的可靠性也被瓦解了。此后，再通过自己构建的“三法印”解读体系来否决其他人的信仰体系。如此，先废三藏，再废三法印，塑造了个人见解的权威性，其对大乘佛法的瓦解就堪称是彻底了。正如能忍法师所问：如果只是符合佛法但不是佛经，我们会坚信它的正确性吗？一定能够解脱成佛吗？关键是后人撰写的，肯定没法建立绝对信心。继而，这些所谓后人撰写的经典，可看可不看，可信可不信，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佛经里早就有对“大乘非佛说”谬论的破斥。比如《成唯识论》言：“大小乘教本来俱行，宁知大乘独非佛说？”又言：“若有大乘，即应信此诸大乘教是佛所说，离此大乘不可得故。若无大乘，声闻乘教亦应非有，以离大乘决定无有得成佛义，谁出于世说声闻乘？”最后告诫学人：“大乘所说意趣甚深，不可随文而取其义便生诽谤谓非佛语。”这些话不正是直指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的核心问题吗？印顺长老的“大乘是佛说”论，洋洋洒洒，印证无数，包裹的却是“大乘非佛说”的内核。正如学人所评：再鲜美的醍醐，加入一点点氰化物，也足以致命。用佛法的包装裹得再厚再华美，包藏的还是“大乘非佛说”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