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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30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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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意义
货币政策作为一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其有效性问题一直是金融研究的核心，同时也是《金融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逐渐减弱，难以对经济波动起到明显的稳定作用，同时还产生了物价不稳定、资源配置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在《金融学》教学课程中，通过分析和评价阻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思考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货币政策作用机理和运行规律，深刻理解经济平稳增长，提高居民福利等货币政策目标。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来影响总供求，进而实现既定宏观经济目标的各种措施。而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货币当局能否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货币政策产生的货币冲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GDP、CPI、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等最终目标产生影响。二是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得当，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中央银行能否随时掌控货币需求的动态变化，在适当的时机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而对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中央银行只有在能够对货币供给完全或者部分控制的前提下，也就是说货币供给要具有外生性，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才有意义。由于市场利率是由货币的供需决定的，央行只能对基准利率进行调整，而市场实际的执行利率却难以控制。而内生性则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的自身因素决定的，央行的货币供给最终受货币需求决定，因而不能对货币供给进行有效控制。公众基于收入、利率、风险等因素考虑，会及时调整其资产、负债和货币持有量。如果货币需求增加，比如生产者为了扩大投资而增加借款需求，银行可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增加货币供给;反之若货币需求减少，公众将会把多余的货币存回银行，倒逼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托宾，1947)。内生性理论动摇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理论基础。(三)货币政策有效与货币中性论。费雪(1931)的现金交易方程认为货币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货币数量的增加将导致价格同比例增加，而总产出是由实物部门决定的，与货币无关，货币具有中性的特点。而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根源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及流动性偏好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将引起利率水平下降，最终刺激总需求、增加总产出。其后希克斯－汉森在IS－LM模型的分析更为直观，因而认为货币具有非中性的特点。此后，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抨击了凯恩斯的观点，提出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具有重要影响，认为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创新等生产资源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货币数量的异常冲击变动只能加剧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价格变化，长期的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汪红驹(2003)认为，由于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的影响，货币供给的调整在短期内会推动产出的变动，但从长期看，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会消失，货币表现为中性。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要让学生深刻理解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在课外布置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工作，然后在课堂上充分讨论哪些因素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把握各市场主体的需求状况，据此来计划配置资源，因此对政府的智慧要求极高。计划经济体制的货币化程度较低，占主导的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货币化程度较高，微观经济主体是自主决策的，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78－2016年，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从32%上升到20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极大地改善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环境和操作空间，但是其中隐含的金融风险也不断加剧。同时，市场机制依据价格等“看不见的手”引导供求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但市场主体也可能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信息误判和资源错配，表现出低效或失效。此外，由于近年来我国信贷资金和风险在房地产行业集中，土地财政引发的政府过度负债，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积聚但缺乏有效监管，这些风险因素也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二)利率环境。货币政策产生宏观效果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货币供给量的调整，引起利率水平变动，进而引导消费、投资的变动。在固定利率体制或部分浮动利率体系下，利率难以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状况，难以反映真实的资金价格，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才能提高利率配置资源的效果，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在货币政策扩张条件下，实际利率下降，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盈利能力增加，资产负债表改善，有利于信贷融资的扩张，刺激投资增加，使得国民收入和产出增加。目前我国由于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挤占私人资本的信贷资源，直接影响了利率杠杆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汇率制度。根据克鲁格曼和蒙代尔共同提出的三元悖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因为资本流动而不能有效实施。在经济全球化下，货币当局必须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寻找平衡点，兼顾内外均衡。孙森等(2013)认为，由于我国实施外汇干预和外汇占款等原因，使得基础货币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同时央行可以控制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也使货币供给具有一定外生性。因此，资本账户的开放，一种选择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另一种选择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四)预期因素。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萨金特等)认为，人们能够充分利用历史信息进行理性分析，作出最优决策。例如在确定房租，资金利率，议定工资，商品价格时，会把充分考虑未来价格波动，把价格订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实际收入。而政府由于对信息的反应滞后，加上宏观经济模型的假设没有考虑微观预期因素，政府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导致国家对经济干预政策的失效。因此，预期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不会引起产出的变化，政府应该采取符合公众预期的货币供应量，让市场自主调节，提倡经济自由。其后，新凯恩斯主义引入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等因素，认为公众不能根据理性预期做出迅速改变，虽然抵消了部分政策效果，但政策依然部分有效。郭豫媚等(2016)指出，在经济减速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扩张效用极其有限，而预期管理通过逆周期引导通货膨胀的普遍预期，能够极大地降低经济波动并使经济更快收敛至稳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从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的效果来看，货币数量的调整对产出的作用和效果逐步降低。如何结合实际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本章课程教学探讨的重点内容。(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如前所述，现行信贷体制下，国有经济占有大量的信贷资源，而民营经济遭受不公正金融待遇，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作用于更为活跃的民营实体经济，极大地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挫伤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应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竞争性多元化主体，提高国有经济运行效率。同时，引导企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进行项目投融资，真正发挥利率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提高资金运行效率，防止出现国有资金泛滥、错配与中小微企业筹资难的困境，从而活跃民营经济，提高全社会资金效率。另外，建立完善全社会征信体系，规范企业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提供良好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从微观层面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二)逐步推行利率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要充分利用利率杠杆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其前提条件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能够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引导市场主体进行理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作出理性预期的投融资决策。目前，我国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高度依赖于信贷渠道，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因此，应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存贷利率的浮动范围，提高利率调整的自主性，鼓励针对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的金融创新，丰富经济主体融资模式。推动债券市场、回购市场等直接融资发展，满足各类经济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引导市场主体根据成本效益等指标进行经营管理决策，降低货币政策对信贷传导渠道的依赖，提高利率传导渠道的效果。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推进存款利率和贷款的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的存贷利息差，利用市场化改革银行盈利模式，发挥利率的定价功能，建立系统性的利率体系，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和资金配置效率。(三)优化货币政策目标，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绩的同时，货币政策一直肩负着多重的调控目标和任务，经常是多个目标难以兼顾。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面临改革和转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将面临更复杂的态势。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应重点关注长期目标，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允许自然失业率。其次，短期内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设定阶段性目标，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度等金融改革，以营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多个调控目标的协调与兼顾，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和调控水平。再次，逐步增强对汇率等中介指标的应用，在可控条件下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以多种方式管理外汇汇率波动，降低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投放的冲销压力，强化汇率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以降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四)重视预期管理，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由于公众预期将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应当更加重视预期管理。由于当前我国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沟通不充分，央行在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较大的滞后性，进一步削减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央行应当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并公之于众，这将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形成稳定的公众预期。其次，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疏通央行与市场的信息传递渠道，通过央行会议纪要、官员讲话、新闻会等形式丰富信息沟通的内容，公布央行对未来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走势的判断，尤其要注重对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行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让公众明确货币政策的相关操作及其意图，避免市场误读产生错误预期。最后，加强对货币政策的研究，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预测能力。作者:刘开华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参考文献:［1］郭豫媚，陈伟泽，陈彦斌．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J］．经济研究，2016(1):28－41．［2］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孙森，卢紫珺．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外生性与可控性———基于货币乘数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5):51－59．［4］刘开华．《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方法创新的研究［J］．中国职工教育，2014(18):189．［5］胡希宁，陈锐，黄亚娟．“卢卡斯批评”与宏观经济学的重建———兼述评卢卡斯和萨金特的理论成就［J］．理论学刊，2012(11):44－47．
胡继之认为，目前正是银行信用转向证券信用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将出现大规模证券化的过程，资本市场扩张程度和边界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空间，而适应未来市场的金融方式和品种将会以全新的形态大量涌现。证券时报记者 谭楚丹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步入“而立之年”。过去30年，风云激荡，波澜壮阔。中国资本市场不仅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还在时代潮流中蓬勃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时移世变，如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继往开来，中国资本市场继续砥砺前行。今年新《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在当下历史节点，深交所原副总经理、国信证券(002736,股吧)原总裁、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胡继之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畅谈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波澜壮阔三十年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过去的30年？胡继之认为，应从改革开放40年信用发展的三次递进进行解读。他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信用形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伴相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由“实物估值，物物交换”向“货币计价，等价交换”转变。经济货币化的意义在于由实物经济形态转向货币经济形态，从而适应并推动了经济层次提升和空间扩张。第二个阶段是银行信用的崛起，银行从财政的钱柜子逐步变成经济发展资金供应的主体。“银行信用的意义在于，随着改革带来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经济产出增加和社会游资增多，国家通过银行机制把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能量。这个过程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高速增长，解决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短缺。银行信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主体推动力量。”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谈到。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证券信用出现，其标志是深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证券信用的意义是，在银行信用之外，通过市场直接筹措资本，形成了银行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在胡继之看来，这是波澜壮阔的30年，而且这一阶段有其不同于银行信用的鲜明特质，主要体现为：一是交易所成功建立起一套信息技术交易系统，摆脱了经典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式，使我国广为分散的中小投资人能够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数量世界第一，交易笔数和换手率也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二是大量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本，走出困境、获得新生，资本市场第一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显示出特别的能量。另外，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迅速壮大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生力军；三是随着大量专业投资机构及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兴起，特别是公募基金的崛起，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力量，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短短30年就超越了成熟市场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市场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不过，早期的证券信用依然带着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诸多痕迹，特别是发行审批制带来了一些有悖市场基本原理的现象。“胡继之指出。首先，审批制意味着国家背书，实际上是国家信用在市场上发生作用；其次，由于有了国家背书，大量企业首发股票价格受窗口指导，导致申购新股成为了一种福利分配，扭曲了直接融资“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本意；第三，管理层在操作过程中会无形地通过审批来调节股票发行节奏，对市场产生影响，以达到人为设定的阶段性目标；第四，由于审批发行的可控性和市场交易的广泛性，往往造成股票供应短缺，从而推高了股票交易价格；第五，由于企业审批上市之后难以退市，壳公司往往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就在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即金融委）会议指出，要增强资本市场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胡继之认为，这是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功能的真正开局大规模证券化时代来临注册制改革，是A股资本市场新的里程碑事件。随着注册制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落地，A股IPO融资金额创出新高，资本市场功能得到强化，有力服务实体经济。今年前11个月，A股市场首发融资规模合计超过4200亿元。而在过去三年（2017年~2019年）IPO融资额依次为2301.09亿元、1378.15亿元、2532.48亿元。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强调，注册制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大力开辟直接融资市场的新局面已经正式到来。相对于前30年的市场来说，今后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变化。“第一点，注册制就意味着国家不背书，还其市场本来状况，通过规则让市场的基础和常规层面实现市场自治；第二点，一切市场行为的后果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要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理念贯穿一切行为的始终；第三点，随着新兴市场形态的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备，包括底层制度的安排、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真正适应市场参与主体的基础制度和运作机制、与融资人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等等；第四点，政府公权力在市场的应用范围大多集中在打击欺诈融资领域，交易所主要负责日常监管。”胡继之判断，由于国家对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改变，今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结构有望加快形成，由此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证券化局面。他谈到，从信用发展角度而言，下一步将是整个经济体证券化的开始。“类似早期一切实物都货币化、一切融资活动都银行化，这一次证券化的过程会以各种方式向各个领域扩展。”在他看来，随着注册制的常态化，今后有望在三大领域形成基本局面：一是很多实物形态可能向证券化方向转化；二是大量资本性融资行为以证券化为主导；三是在以现有金融资产为基本品种的基础上，金融衍生品不断进行延伸和拓展。“目前我国大规模发展证券信用的各种社会基础条件都已具备。按照成熟市场的经验和信息文明时代的趋势，如何实现证券信用大规模发展，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得住未来局面。”在资本市场边界问题上，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首先从权益层面来看，无论是监管抑或券商，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主要是“标准化证券”，往往以是否上市作为直接融资的界限。但他认为，所有企业对外部的资本筹措行为都属于直接融资，因此都属于资本市场的范围，这就意味着相比目前只注重上市公司融资和二级市场交易为基本范围的市场边界要广阔得多。他谈到，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建设将是重要布局。“真正股权市场的出现实际上能大幅拓展资本市场的边界”，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判断，“未来以交易所为最高形态的市场顶层，加上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市场底层，会形成一个相得益彰的资本市场层次架构，这种架构使得市场既能够解决成功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直接融资，也能够广为适应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灵活解决广大中小企业非标化、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将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全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局面。”其次，从固定收益层面来看，很多领域都会向证券化形态发展，从而扩大资本市场的边界。他以国内房地产行业举例，认为地产行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银行系统解决融资问题，天量的房地产债权沉淀在银行手里，既加剧了银行的风险集聚，又没有体现出房地产的真正价值。而今后通过发售REITS、物业费证券化、运营收益权证券化等证券化工具，既分散了风险，提高了资产流动性，还能在交易过程中充分体现不动产的价值。未来券商或有形态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根植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会，券商不同业务条线都将直接受益。但需注意的是，在不同上市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券商发挥的功能角色会有所不同。如何提高竞争力，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业务转型升级等等，是业内共同探索的话题。可以预见，券商发展形态及行业生态未来将面临重构。胡继之表示，在我国证券信用发展早期，一个主要短板就是券商功能不足，能量不强。“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货物贸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证券公司所承载的能量与国家赋予资本市场的使命相距很远。”“面对以注册制为标志的未来资本市场，还有大规模证券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券商究竟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发展形态，我相信是每一位从业者都在深深思考的议题。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大转折时期，券商如何在信息文明时代下的资本市场发挥作用，它的作用方式与工业文明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寻找答案。”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胡继之看来，未来券商应当着力从五个层面来提升核心能力。首先是价值发现能力。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资短缺问题，信息文明则提升了生活品质。现在已经与过去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越来越多有特质的公司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在资本市场中准确发现和定义各类公司的真实价值，这是券商最重要的核心能力。第二是价值传播能力。在发行审批制下，由于行政定价、供给短缺，往往造成股票供不应求，券商无需广为传播企业价值。注册制实施后，一家企业能否在市场上实现其发展目标，除了价值发现之外，券商如何帮助企业在市场上做到广为人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第三是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券商自身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来壮大自己的能量；二是如何使社会现有的资源在资本市场中得到最佳配置，特别是要在IPO之外，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实现最佳的、合理的发展。第四是财富管理能力。市场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金融总量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成倍地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的财富增长主要是由银行推动来完成的，今后将越来越借助于证券公司财富管理能力的提升，这样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第五是风险驾驭能力。我们应该深深地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券商本身就是以驾驭风险和管理风险为基本内核的。因为资本市场在风险嬗变上的能量要比信贷市场高出很多倍，所以风险驾驭能力是券商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一门内功。采访到最后，胡继之满怀期待地谈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表示，已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直接上市并发行新股的提议。企业直接上市真是一个巨大变化，互联网时代券商的角色调整也属必然且紧迫了。”数据来源：Wind 谭楚丹/制表 官兵/制图
（责任编辑：李显杰 ）
经济货币化的含义主要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正在日益增加，也就是指交易过程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把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重点，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 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一、我国经济货币化的计算及其悖论 根据我国目前的常用方法，即采用M2／GDP的方式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我们得出计算结果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标(96) 36．1 40．8 46．0 48．9 51．8 57．8 54．5 61．4 64．1 62．2 经济货币增长率(%) 13．1 12．7 6．3 5．9 11．6 -5．7 12．7 4．4 —3．0 同上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64．6 82．5 89．5 95．4 100．7 100．4 103．9 112．1 122．2 132．1 146．1 3．9 27．7 8．5 6．6 5．6 -0．3 3．5 7．9 9．0 8．1 10．6 资料来源：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及《1999年中国统计公报》编制。 从该计算结果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增长态势十分显著，换句话说，货币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存在形式在我国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深化与泛化，但当我们对比亚洲其它国家时，却发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发达的中国在经济货币化指标上竟然丝毫不逊于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是相当高的，以1998年为例，美国仅为0．67，而我国已经是1．32。由此我们得出一个事实：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发展呈现非常不正常的态势。 二、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如前所述，一般来讲，经济货币化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正比，因此我们还可以从计量经济角度来分析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因果关系‘由于我们用M／GDP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我们必须采用与M、GDP无关的指标，笔者在此采用的是居民消费水平指标，具体的想法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实际体现即为居民消费水平。我国的相关结果数据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与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13 1．20 1．00 1．06 1．12 0．94 1．13 1．04 0．97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7 1．14 1．11 1．10 1．11 1．17 1．23 1．33 1．14 1．26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04 1．28 1．08 1．07 1．06 1．00 1．03 1．08 1．09 1．08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3 1．08 1．16 1．21 1．27 1．33 1．26 1．19 1．09 1．0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整理而成，其指数采用的是环比数据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是识别一组变量(x，y)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指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基本思想为：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那么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就认为x变化是y变化的原因。具体表述为：“对于服从平稳随机过程的两个变量x和y，如果用x、y各自的过去值和现在值预测y，比不用x的现在及过去值预测y所得的预测值较为优良，那么就存在x到y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具体方法如下：对于两个平稳时间序列{xt}和{yt}，其中t＝1，2……T。要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构造以下两个模型： 无限制条件回归： (1) 有限制条件回归： (2) 其中，εt是白噪声，n是滞后阶数(可以任意选择)。 设假设H0：β1＝β2＝……＝βn＝0，分别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得到各自的残差平方和SSRu与SSRr后构造F统计量。 F(n，T-2n)＝[(SSRr-SSRu)／n]／[SSRu／(T-2n)] 如果F(n，T-2n)＞Fα(α为显著性水平)，那么我们就拒绝：“x不是引起y的变化的原因”的假设。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要交换x与y，检验y的滞后项是否显著不为0。要得到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单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我们必须拒绝原假设“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同时接受原假设“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为了检验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令原假设H10：经济货币化水平不是引起居民消费水平变化的原因；原假设H20：居民消费水平不是引起经济货币化水平变化的原因。利用上文所述的有关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如下： 原假设 n＝1 n＝2 n＝3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H10 1．34339 0．26456 1．05617 0．37800 1．39280 0．30696 H20 1．96959 0．18917 2．79044 0．10112 1．81143 0．19833 在上式中，从检验效果来看，我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竟然与居民消费水平不呈显著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很令人费解，毕竟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货币化指标从国外经验与常识来看，都应该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从因果关系来看，我国表面上很高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实际上并不代表同样水平的居民消费水平，这种指标是很不正常的。参考资料：http://lw.chinacfa.cn/bank-and-montary/bank/2006-09-30/15bc5703cafdcd1cd0823302691bc77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