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色 先 驱　　剧 学 名 流》

-- 近代戏剧理论家刘守鹤的传奇人生

朱卫东/文

刘守鹤（1900年--1942年）少年时期名守和、筱山；大革命时期名小山、晓桑，以守鹤为号。湖南省新田县莲花乡上户村人，祖籍湖南省桂阳县四里镇冲头村。中共早期党员，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民国时期《剧学》月刊主要撰稿人之一。

桂阳县贵临乡福洞坊（今桂阳县四里镇冲头村）刘氏始迁祖才广公，字十万，南宋末年因避战乱自江西泰和县迁居于此。其后裔于明代中叶散布落户在今桂阳与新田交界的金陵、莲花（当时两地辖属桂阳）一带。刘姓子孙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耕读传家，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这支刘姓人氏被称为“十排刘家人”，如今的刘氏已是新田县的第二大姓氏。

《刘氏续修族谱》（九甲族谱，即莲花塘上户谱）编修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己酉孟夏日，其中写道：“莲花塘上户因山川之灵秀，时运人力之畅顺而发展起来。囊有余金者，其子能耕者则耕，能读者则读，不拘一格，然爱之笃而教之也严，家范井然。”包括开仕、开儒兄弟在内的刘氏三代，均设有学田。“学田之设，在于鼓励后学，以垂久远，寄望后辈读书立志，努力前程，增光门第。”

湖南省桂阳县四里镇冲头村刘氏宗祠。

湖南省桂阳县四里镇冲头村刘氏宗祠古戏台。

湖南省桂阳县“十排刘家”流布图。

（一）秀灵子弟 诗书传家

新田置县历史并不久，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分宁远南北二乡十五都置县，以新田营为治所，而为县名，属永州府。清康熙六年（1667年）始建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再划宁远、桂阳部分地区入新田。 据考证，新田县莲花上户村在清咸丰、同治时期，也不过才二十多户人家，村落也不具规模。到了清光绪年间，村中开仕和开儒两兄弟，承袭祖父光祖及父亲振昌两代人积攒下来的基业，诚信为本，经营有方，逐渐发迹起来，田产众多，人丁兴盛，成为新田北乡的首富！财富积累之后，兄弟俩分别以宗祠为界，开始在村落里兴建亭院楼阁，置办学堂、戏台和藏书楼。

开仕公长子刘大寿，又名实秋，生于1866年间，他是前清秀才，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闻鹤（文和）、次子志鹤（志和）、三子守鹤（守和），三兄弟秉性气质各异。村里人根据他们三兄弟不同的生活习性和特质，分别称大哥闻鹤为“码进码出”，老二志鹤为“轿进轿出”，三弟守鹤为“唱进唱出”。长子闻鹤“码进码出”之称，并非因其出入非得骑马或者其它什么原因，而是他自幼聪慧，年青时因刻苦读书致眼疾而失明，行走出入需用拐杖点击代步，摸（抹）来摸（抹）去，而在新田北乡土话中，“摸”读成“码”，故戏称他为“码进码出”；老二志鹤，也是个读书人，热心于参加村里乡上以及“十排刘家”的一些民间事务，是“文公会”的“礼生”。因其风度翩翩，文人绅士派头十足，出入都要坐轿，被人们笑谑为“轿进轿出”；三弟守鹤，自幼禀赋甚高，深得其父刘实秋的钟爱。在其幼时，即对他悉心栽培，言传身教，课书断文，寄望有加。少年的守鹤，就以国学功底深厚，写诗著文下笔如神而闻名乡里。且又性喜合群交游，朋友众多。青年时期的刘守鹤，与杨文烈、陆镇亚、谢静，被誉为新田的“四大才子”。他颇有艺术基因，喜爱戏曲音乐，从小就喜欢蹦蹦跳跳、哼哼唱唱，村里老少皆喜欢他，就给他起了一个“唱进唱出”的昵称。

据刘氏后人相传，开儒公当年造的正厅，是参照了永州府某官府人家的官宅，现场观摩，再经临摹绘制之后，以此作蓝本而建的。大门正中悬挂一块龙碑竖立的木质匾牌，上书“大夫第”。祠堂戏台的正上方有一根雕龙画凤的横梁，匾额上是大气磅礴的“众众乐乐”四个大字。（取义于《孟子》梁惠王“庄暴见孟子”中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的典故）。刘氏家族的藏书楼古籍众多，门类广泛，两个大楼里排列着上百个书箱书柜，都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编了号，还有几个是用来收藏字画和古玩的。古籍善本收藏之丰富，被誉为新田县北乡“第一藏书楼”。一次小宴上，新田县教育界有名的黄希庭老先生，赞誉刘家藏书之多，特拟上联：“赋性好藏书，手抄底册成籍，分类牙签成国粹；”求对，开仕公长子刘大寿命在旁的孙子刘介（字慎之，刘守鹤之子）即席以下联：“名师培后进，我向宫墙外望，满城桃李属春宫。”相对，足见其家传之功力、才思之敏捷。

湖南省新田县金陵镇（原莲花乡）上户村。

湖南省新田县金陵镇（原莲花乡）上户村。

（二）投身革命 救亡图存

在新田县党史办编辑的《新田地方党史之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田县学生联合会’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在县城劝学所成立。这是新田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组织。”

新田县陈玉武先生（黄埔军校七期生）在其《回忆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后的新田学生爱国运动》一文中写道：“我新田县因当时电讯未通，消息不灵，直到六月末旬，才有我县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的学生萧振声（萧明）、文建勋（文步血）等由校方派回新田宣传活动，始知详情。这时刘守鹤（筱三）、何梅（魁吾）与萧振声（萧明）、文建勋、谢守中等联合新田县立高等小学五十余人及城乡有志青年成立‘新田县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劝学所（后改教育局）内。公推刘守鹤任会长，何梅、谢守中、文建勋等为干事。与此同时，通电响应‘五四’运动号召。县高小学生实行罢课示威游行，并组织宣传小组手执小方旗，上写‘取消二十一条’、‘还我河山’……等标语口号。当天正午，各组师生市民浩浩荡荡走出南门奔赴五乡墟戏台前面空场集合开大会……开会时由刘守鹤、何梅、萧振声（萧明）等讲了话。会终将搜集的‘日货’当场在墟坪焚烧。”

据《新田县志》记载：民国八年（1919年）冬，新田县学生会负责人刘守鹤（刘晓桑），组织县高小学生200余人，热烈欢送萧振声（萧明）赴法勤工俭学。

刘守鹤的大女儿刘笔霞在《回忆我的父亲刘守鹤》里记述道：“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父亲（刘守鹤）在新田倡导演出‘文明戏’（话剧），随后到长沙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求学。1922年初，因反对湖南省长赵恒惕镇压工农运动，父亲（刘守鹤）参与组织了学潮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并被抓进监狱。出狱后，毅然投笔从军，到谢支队长部当文书，后辗转进入广东，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萧明（1896—1959）原名萧振声，湖南新田人。中共北京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协副主席。

1919年6月，新田县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组织学生--“新田县联合会”（劝学所）旧址。

民国时期韶关风采楼旧照。

民国时期韶关中山公园旧照，北伐军即由此誓师出征。

　　1920年夏，怀抱着“科技救国、实业兴邦”初衷的刘守鹤，考入了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与杨开明、陈毅安、及陈嘉俊、学生会总干事郑延毅等人，都是该校机械工程科（第九届）的同班同学。

民国时期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湖南全省中等工业学校”；民国三年二月（1914年）更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校名变更为“湖南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几经易名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军事家何长工、王尔琢、谭希林以及黄鳌、袁也烈等英杰，都出自于这所学校。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也曾在该校就读，黄爱是机械工程科三班（第三届），庞人铨则是染织工程科三班（第三届）。

1922年元月，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残杀，作为爱国热血青年，岂能置身于群情激愤的氛围之外，刘守鹤、陈毅安和杨开明等跟随郑延毅、谭瑞林，投入到了一系列罢工罢课等示威游行活动中，期间，刘守鹤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被学校开除，被捕入狱……

广州是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的策源地。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推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重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期间，教育救国的思潮涌动，“教育是社会改造的前提，社会改造依赖于教育的发展。改造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教育事业，因此，教育救国思潮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一系列的举措之下，办学兴起。在当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即现在中山大学）和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被人们并称为广州的四大革命基地。由于正处于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可以以自由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此时的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法科（合并法科大学后的简称）“党派争执不断，共产党员日多。”

广东高明人谭植棠，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与谭平山、谭天度被人们称赞为“三谭”。二十年代初期，谭植棠被广东法政学校聘为教员。广东国民政府组建广东大学后，他成为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委员会委员。此时已是中共党员的刘守鹤受党组织委派，用“刘筱山”一名应聘进入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庶务部任庶务员（法科），协助党组织开展工作。此时的谭植棠还兼任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二、三届教员，第四届班主任，为革命培育了大批农运骨干。作为中共党员的刘守鹤自然是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结识了许多的革命人士。1925年（民国十四年），刘筱山（刘守鹤）的《政治学概要》一书作为教材和读本在粤省刊印发行。据党史记载，1926年5月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泽东曾到韶关的曲江、乐昌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并选派学员参加曲江农民代表大会。沈雁冰（茅盾）在其回忆录中也证实了毛泽东在1926年5月“请假”赴韶关考察的情况……

1926年春，中共党员刘守鹤（刘小山）受党组织的派遣，任驻韶关“建国湘军”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佑的秘书，北伐讨蒋时任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师长陈嘉佑（湖南湘阴人，国民党左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1924年曾任广州湘军讲武堂堂长，后讲武堂改为第二军军官学校，他仍任校长。从讲武堂到第二军军官学校，孙中山曾来校视察演讲，毛泽东、李富春等也多次到校讲演授课。之后成立的“广州政治讲习所”，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谭延闿、陈嘉佑等同为理事。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陈嘉佑以南韶连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在“豫章会馆”（今韶关市区风度路60号）举办“南韶连政治干部讲习所”。该讲习所实际上是受中共北江地委领导，中共党员刘守鹤和陈秩常、田靖、徐尹茂、徐君虎等六人为政治理论教官，刘守鹤（刘小山）为校主任兼训导主任。

1979年10月，原中共北江地委老党员，与刘守鹤（刘小山）一同在“北江农军学校”任政治教官的郑拔夫在其《北江农军学校始末》回忆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学校正式开学。开学那天，在韶关市东门青年会内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共北江特委卓庆坚同志在大会上讲述了学校的宗旨和学员学习的目的。我（郑拔夫）和农军学校主任朱云卿同志、农协北江办事处负责人侯凤池同志、韶关市各界代表及教导师刘小山（刘守鹤）秘书也都在会上讲了话，勉励学员们要努力学习，掌握技能，提高自己，全心全意地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农军学校自主任以下，除专职的军事教官朱云卿、曾文斯、俞品威、何文明数人外，其余的政治教官都是由中共北江特委卓庆坚、侯凤池、郑大旺（又名拔夫，作者本人）、李桃麟、蔡召平、甄博亚和教导师刘小山（刘守鹤）秘书等带薪人员义务担任讲课，并不支薪。” “政治学习是每个学员必修的课程。由中共北江特委、农协北江办事处、驳载工会、韶关铁路工会负责同志和教导师刘小山（刘守鹤）秘书担任讲授，借以提高学员对农运重要性的认识。”

由中共韶关市史志办编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北江地方史》（1919--1949）一书中，在“北江农军学校的创办”的章节里记述到：“中共北江地委为发展壮大农民自卫军，与广东右派势力对抗。为此，组成有共产党员罗绮园、周其鉴、甄博亚、刘小山（刘守鹤）等参加的南韶连政务委员会，主管所辖地区的行政事务。” （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5月5日在《汉口日报》上刊登此国民政府令。）

“南韶连政治讲习所”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农运、农军之政治干部，学员以招考进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学习的内容和训练的方法均仿照广州讲习所，经过学习，学员绝大多数成为北江农运和当地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反革命事变及广州“四·一五”事变，“南韶连政治讲习所”的学员和北江农军1200余人于1927年5月1日从韶关誓师出发，北上武汉进行讨蒋运动。农军于1927年6月15日到达武汉，驻扎在汉口徐家棚的琴园，后移往跑马场。期间，时值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宁汉合流”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彻底失败。随后，北江农军中的600余人转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成为起义中唯一的地方革命武装，后又回到北江地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刘碧霞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刘守鹤）到广东之后，与苏兆徵，蔡和森，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先生交好，家中收有他们赠送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精义》、《资本论浅说》等共产主义书籍以及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油印演讲稿《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在粤期间，父亲（刘守鹤）同陈秩常、刘子奇等同仁合影的照片很多，还有一些集体合影，其中一张照片上题额有‘欢送刘小山主任北上’。1927年北上，夏初回乡，秋去北平。”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异常危急。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方针，及时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组织建设和斗争方式，即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刘守鹤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北平后，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机关报《北平晨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他名义上是报社编辑，实际上是配合顺直省委（中共北方局）做冯玉祥和张学良部的“兵运”工作，后进入北平‘郁文学院’经济学系读书。   

1931年，与刘守鹤有“五四”运动战友情谊的新田人萧明（萧振声）与吴成方、周怡组成了“北京特科”，他们受命在北平西单的绒线胡同西口开设秘密工作点－“春秋书店”，这个秘密工作点与刘守鹤在同时期参加的，设在北平西单横二条甲30号的“剧艺实进会”距离不过四百米！由于工作方法的错误以及党内的派系斗争，导致兵运失败，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萧明等人奉命于1933年夏秋之际撤离北平前往上海，刘守鹤则由北平返湘。1934年，刘守鹤应爱国将领陈浴新（湖南省涟源市蓝田人）之邀，到长沙何健的第四路军教导大队任文化教员，在《教导周刊》任编辑主笔；1934年至1937年间，任湖南省政府参议，但因其积极宣传抗日，时有‘过激言论’，引起当政者的猜疑忌恨，1937年底解职还乡。回乡后，刘守鹤关心支持家乡建设，于1938年到1939年间倡导并创建了新田县莲华墟，建墟场的目的在于振兴实业，提振家乡经济。墟场建成之日，按乡俗，邀请戏班唱大戏以示庆祝，在墟场新戏台，刘守鹤撰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国如是，建墟亦必若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鉴古已然，观今何莫不然。1940年，刘守鹤应中共地下党员李明灏将军的邀请，到湖南武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任中校政治教官，负责给学员讲授三民主义、抗战救国纲领、民众组织与训练等课程。李明灏是该分校主任，刘守鹤的姑丈贾书法也在该校任教。1941年，刘守鹤于湖南武冈军校任教期间，积劳成疾，因病告假，返回故乡。1941年冬，久病卧床。1942年夏，于新田县莲花塘故居赍志而殁，时年43岁。

图左坐者为陈秩常，图右立者为共和国第九号烈士，“红色家书”代表人陈毅安烈士。

原“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一）。

原“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二）。

原“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三）。

1924年8月，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给刘筱山{刘守鹤）的聘书。（复印件）

现韶关市风度路60号，原“南韶连”政治讲习所（豫章会馆）旧址概貌。

现韶关市建国路56--60号，原韶关城弓箭街都司衙门--“北江农军学校”旧址外部临街概貌。

解放后，原“北江农军学校”回忆录手稿（一）。

解放后，原“北江农军学校”回忆录手稿（二）。

1980年《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1980年《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北江农军学校始末》，作者郑拨夫。

中共韶关史志办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北江地方史》（1919--1949）

（三）以笔作戈 以纸为戎

刘守鹤一生著作颇丰，我们搜集整理了他的一些作品中的部分内容，来佐助读者从中体认他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学术理念：

1925年，刘守鹤在广州从事革命运动期间，著有《政治学概要》讲义，并在广东省刊印发行；

1927年，在北平《北平晨报》任编辑期间，他发表过以解放妇女为主题的长篇连载小说《三妇艳》，后整理成剧本演出；

1934年，刘守鹤到长沙何健的第四路军教导大队任文化教员，在《教导周刊》任编辑主笔，撰写剧本《破铜烂铁》；

1934年，一篇刘守鹤（刘晓桑）撰写的《边疆文学与臣妾文学》发表在《教育导刊》上：“在宗法思想的臣妾文学之下，人们的眼光如豆，只看得家人团聚之乐，国家的观念是淡泊的，民族的意识是没有的……”。他援引评剧《史孝全》一个小花脸角色的唱词：“我不自量，但我非要死到战场上去不可……我不会耍枪弄棒，也不会烧茶煮饭，但……我会唱得胜歌。”刘守鹤把他所谓的“边疆文学”比作“得胜歌”，更深层的意义是，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到边疆去，描写边疆，为边疆的战争鼓与呼，为动员抵御外敌入侵鼓与呼；

1935年至1936年间，刘守鹤转往湖南省高中学生集训队任文艺教官，期间，以‘焰焰红佛’的笔名，编写了京剧《易水歌》、哑剧《一幅对联》；

1936年的《湖南戏报》第二号期刊里，刘守鹤发表了《戏剧运动是可耻的吗？》一文：“说到戏剧，一方面被所谓正人君子轻视，一方面也教爱好这调调儿的人们寒心！民国九年至十年之间，我在我们那山州草县，曾与蒋鸣波等一些同志干了几个月的话剧。我在干话剧最热烈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个姓周的同事失踪好几天；后来，才知道是这位朋友的父亲把他软禁在他老婆的房里了。因为甚么？他父亲说：“倡优隶卒是不准与考的，好好的一个读书人，为甚么要去当戏子呢？”刘守鹤认为戏剧艺术应该是神圣的，她是一种能够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特色的优秀文化。戏剧运动理应归纳到“民族复兴”的范畴里来，而从事戏剧表演的艺人伶工们是这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人，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善待，而非被鄙视丑化、被边缘化；

1937年，刘守鹤以祖大寿‘反清复明’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湖海春秋》在报上连载。随后他又与著名作家、剧作家向培良、朱之倬等人创办《彻七札》（取古代养由基射日的故事，寓意‘抗日’）、《前哨》杂志；

1937年，刘守鹤以“刘晓桑”的笔名，撰写了《研究孙先生经济思想的必要及其态度》一文，阐释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完成的。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研究其政治哲学的基础，要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就要信任民生的历史观，才会有一个适当的治学态度；

1939年9月18日，刘守鹤（刘晓桑）在新田县莲华新村（莲华墟）完成了《中国国民兵役史略》一书。在书中，刘守鹤站在战略的高度，通过大量的史料来剖析根源，总结出了只有征兵制才适合于当时的国情、军情和民情，最终“要征兵制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弊，最要紧的还是普遍唤起国人的‘民族之国家’的观念”。刘守鹤（刘晓桑）《中国国民兵役史略》一书完成于“九·一八”事变八年后的时间节点上，足以彰显其天地可鉴的爱国情怀；

1940年，刘守鹤到湖南武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任政治教官的同时，他还担任了校刊《战斗日报》的主编。在此期间，他编写有《抗战建国纲领问答》小册，为官兵学员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哲学……等领域，多角度、多层次地阐释“什么是抗战？”“我们为什么要抗战？”……，同时他还编撰有《军国民日课》一书，图文并茂，以普及全国识字教育及国民常识为宗旨。

刘守鹤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可惜在1938年底的“文夕大火”中，许多作品被付之一炬，引为终生憾事，耿耿于怀。曾写诗抒愤云：“等身著作秦人火，快意功名歌者喉。”

民国时期的《教导周刊》（一）。

民国时期的《教导周刊》（二）。

《抗战建国纲领问答》（一）。

《抗战建国纲领问答》（二）。

《抗战建国纲领问答》（三）。

刘守鹤撰写的《中国国民兵役史略》。

（四）文章大家 剧史钩沉

1930年，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将法国退回的庚款投资文化教育，成立中华戏曲音乐院，该院辖北平、南京两分院，北平分院由梅兰芳、齐如山执掌门户。南京分院由程砚秋、金仲荪任正副院长，下设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研究所和《剧学》月刊编辑部，该院汇聚焦菊隐、王瑶卿、陈墨香、翁虹偶、曹心泉等剧坛名流，在戏剧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剧学》月刊从1931年1月开始创刊发行，至1936年6月停刊，共出版36期。

1931年，刘守鹤在《北平晨报》担任编辑期间，参加了由著名记者徐凌霄，戏剧活动家、戏剧作家金仲荪等人创办的“剧艺实进会”戏剧研究组织。该会成员有程砚秋、荀慧生、吴富琴、焦菊隐、王瑶卿、王泊生、杜颖陶、周大文、张敬明、沈正元等当年响当当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和戏剧理论家、史学家、大导演。由此，刘守鹤受邀进了《剧学》月刊编辑部，成为《剧学》月刊的主要编辑撰稿人之一，开启了他人生中的另一段传奇。

在北平期间，刘守鹤与著名京剧艺术大师、“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相契，并与程砚秋合作演出过《苏三起解》，与程砚秋、徐凌霄合作演出过《讨渔税》（《打渔杀家》）。中国戏曲学院档案馆里至今还留存有当年他们演出《苏三起解》的剧照。期间，他还与金仲荪、程砚秋一道，创作了《荒山泪》一剧的编写。

1932年元旦，受“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之托请，程砚秋首开山门，于北平“丰泽园”设办酒宴，收其长子荀令香为徒。其时，刘守鹤撰写贺联“玉润霜青，辉印程门三尺雪；砚池秋水，平添荀令几分香。”将师徒二人的名字巧妙的嵌入联中，构思之精到，文采之飞扬，令人拍案叫绝！

刘守鹤不但能动笔，还能登台献艺，除了‘文明戏’（话剧），传统戏里的‘生旦净末’皆能扮演。长沙文艺界举行抗日公演义卖，他曾饰演过《回窑》中的王宝钏、《芦花荡》中的张飞和《易水歌》中的荆轲……之前均有剧照保存。时至今日，在新田莲华墟，还流传着一些关于刘守鹤的逸闻趣事：许多上了年纪的乡亲都能回忆起当年在莲华墟的老戏台上，每逢盛大节日，人们都会将刘守鹤与程砚秋等艺术大师们合影的巨幅照片悬挂在戏台的周边，以示荣耀。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只可惜，这些照片已不知踪迹。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著名的戏剧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的焦菊隐曾寄信到新田，邀请刘守鹤赴京继续从事戏剧创作，共襄盛举。在得知刘守鹤早已于七年前驾鹤西去的回复后，焦先生惟有扼腕顿足、徒留叹息了……

刘守鹤自1927年秋到北平后，目前可考证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戏剧、文学创作和戏剧学术、理论研究及戏剧实践等方面。他编写的《昆曲史初稿》、《昆曲的宫调解放》、《谭鑫培专记》、《读伶琐记》、《死胡同里的音律谈》、《汾河湾之历史的转变》、《音乐赏鉴论》以及《祁阳剧》等戏剧学术理论著作和文章：

《剧学》月刊1933年第二卷第四期，刘守鹤发表了自己的零拾杂文《戏曲点滴》，刘守鹤在文中阐述：“要做中国戏剧的一个革命者，应当从研究中国戏剧入手。研究和学习不同，学习是以事物的外形为对象，其目的是在于“会”；研究是以事物的内因为对象，其目的是在于“懂”。那么，研究中国戏剧，是要求了解中国戏剧的原理。固然，歌、舞、科、白，音乐的节奏，光景的安插等等，其中原理都是应当研究的。然而，首要的是戏剧情节之原理的研究。戏剧情节，包括着这五部：序说、纠葛、危机、释明及结束。要想戏剧生出指导人生的效果来，不从戏剧情节上去播新种子是不成的，假如不把戏剧情节的原理研究清楚，那新种子怎样播下去呢。”刘守鹤的这些理论和观点与“左联”烈士郁达夫《戏剧论》的“序说贵简洁优美，纠葛要五花八门，危机须惊心动魄，释明求似淡而奇，从释明到结束要一泻千里、不露痕迹。”有着“英雄所见略同”之处。

刘守鹤在该期的《剧学》月刊中，以插页的形式，登载了一首新田民歌：“打起锣鼓闹起台，红脸进去黑出来；君臣父子无今古，禽兽衣冠随便排。”其家乡情结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

1932年元旦，程砚秋收荀慧生之子荀令香为徒留影。前排左三为荀慧生，左四为荀令香，左五为程砚秋，右一为刘守鹤。

1930年，“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成立后合影。前排左一为刘守鹤，前排左五为程砚秋，三排左一为焦菊隐。

程砚秋与刘晓桑（刘守鹤）《苏三起解》演出剧照（一）。

程砚秋与刘晓桑（刘守鹤）《苏三起解》演出剧照（二）。

程砚秋与刘晓桑（刘守鹤）《苏三起解》演出剧照（三）。

《讨渔税》（《打渔杀家》）剧照一。

《讨渔税》（《打渔杀家》）剧照二。

（五）湘昆流布 载录册籍

1933年秋，刘守鹤带着同仁杜颖陶先生的“宏愿”，回到家乡新田和祖籍地桂阳，在这一带“盘桓”考证了二十多天，完成了徳厚流光、影响深远的鸿篇巨制《祁阳剧》，并发表在1934年第三卷第二期的《剧学》月刊上。他在《祁阳剧的起源》中描述道：

①“桂阳有一个村庄叫做冲头，那是我们新田刘家开基祖宗的住地，新田刘家的旧祖庙就在那儿。我在几岁的时候，曾经跟随家里的人去过，那祖庙已是四百年的建筑物了，庙内充满着壁画，画的是《天官赐福》、《太白醉酒》、《打金枝》这些玩意儿……”。

在桂阳一带的宗祠戏台的前厅周围的山墙上，似乎约定俗成的绘有戏剧人物故事和情节内容的大幅壁画，用以展现家规遗风，教化启迪后人，保存至今的还有不少，如桂阳莲塘锦湖村的傅氏宗祠、桂阳泗洲乡竹溪村的颜氏宗祠、桂阳县桥市乡陈家边村的黄氏宗祠等等。在刘守鹤当时的记述中，在桂阳四里冲头刘氏家族四百年历史的旧祖庙里，早已有了昆曲《天官赐福》、《太白醉酒》和《打金枝》在那个时期演出的记录。

②“到了乾隆年间，有一个李四仔，又名李坤山，是苏州人，在广东吃粮当兵，因为后来厌倦当兵的生活，他开了小差，逃出营来，要回老家，路过湘南，没有盘费，只得行乞。那一天，走到一处地方，有祁阳班在那儿演戏，李坤山便向班里的下处去讨饭。班里的人说：岂有此理！……我们的饭是凭祖师爷赏，不饿不饱，刚刚这多，哪有分给他人的呢？那李坤山冷笑着道：祖师爷赏了你们，也赏了我，难道这儿就没有我的份？班里的人听了这话，如何不哄然大闹？于是众口一词，要围拢去饱打李坤山一顿……班里也有解事的人，便一边拦着同班朋友，一面去问那李坤山……李坤山说：我叫李坤山，苏州人，也是祖师爷教下的徒子徒孙。班里的人是最重同行义气的，听了这话，大家便平心静气，把李坤山邀进门来。彼此一谈，果然那李坤山样样内行，只是一样，他会昆曲，不会唐戏。那时班里的人，十有九都不懂得甚么叫昆曲。只有那管班姓张的，在下江一带走过，知道有这么回事。于是由张管班说明，请李坤山教几出昆曲。李坤山在班里教了两三个月……教了《水漫金山寺》、《昭君出塞》、《梳妆掷戟》、《琴挑》……大概有七八个戏，这就是祁阳班兼唱昆曲之始。”

“李坤山”一说，是刘守鹤在《祁阳剧》中采录于祁剧演员谢文仲（祁剧“文”字科班生角，其子刘介学祁剧的老师）及两位同行的口述，相应的印证了祁剧移植昆曲剧目的史实，也为祁剧中之有了昆曲加以了注脚。“李坤山”一说，使昆曲在桂阳、新田一带传播扩散有了最早的文字描述和记载，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刘守鹤当年的采访编写，毕竟是以祁剧为主，毕竟囿于那个时代信息资料的匮乏，且只是口述记录，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探讨陆续现世，“李坤山”一说，只是昆曲流传至以桂阳为中心的湘南一带的途径之一。

③“当我们年纪很青的时候，许多前辈先生逗着小孩子玩，便教我们唱昆曲，甚么‘只因淹滞虎牢关，失却明珠泪暗弹……’、甚么‘长程短程，哪管人离恨？云深水深，有甚闲愁闷……’。在我们乡里，只要是穿着一件长衣的人，差不多个个会哼哼，并且个个拿起笛子都会吹。《别母乱箭》、《连环记》，于今我们这里的小学生，每逢开游艺会，便会演上一演；便如我的子侄们，谁不随时口里哼着：‘满胸臆，抱国忧，头将变白……’呢？每年中元节，或是遇着人家办丧事，便 是唱昆曲的时候到了。一座赈济水陆孤魂的台上，一群礼生拥护着一位“徽国文公门下司礼堂典礼后学”端端正正地坐在当中，按照册薄分门别类的高唱鬼名－火烧鬼、水打鬼、赌钱鬼、鸦片烟鬼、产前产后鬼……等等，每唱一名，威码三敲，跟着唱出一支昆曲－《浪淘沙》、《懒画眉》、《朝元歌》……之类，虽然都是一段一段，并未联成一大套，却也足见昆曲在祁阳剧活动地域中有了相当的势力。”

在刘守鹤“年纪很青”的清代末期，在他的家乡，“许多前辈先生逗小孩子玩，便教我们唱昆曲”，“只要是穿着一件长衣的人，差不多个个会哼哼，并且个个拿起笛子都会吹”，“每年中元节，或是遇着人家办丧事……一群礼生拥护着一位“徽国文公门下司礼堂典礼后学”端端正正地坐在当中，按照册薄分门别类的高唱鬼名……，每唱一名，威码三敲，跟着唱出一支昆曲。”这些笔及之处，无不确证着昆曲在桂阳、新田一带民众中的根植基础和普及程度。

在清末民初的“桂阳昆曲”包括其它戏曲剧种的艺人中，尊奉着这样一句话：“不学昆就成不了大佬”。艺人们明白，“昆乱不挡”是名伶必备的条件，“六场通透”是优秀乐工的看家本领。学好了昆曲，就如同万丈高楼打好了基脚，将来就能够成为“大佬”。在以桂阳为中心的周边县域，艺人们和受众们都崇尚追捧昆曲，许多民间戏班都有不少“半昆半祁”的艺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学“昆”是为了心中的那份荣光和对戏曲艺术的至高追求，而学“祁”则是为了应对受众及市场的需求和变化。于是，就有了刘守鹤所见闻到的，在本该是祁剧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湘南一带，“昆曲是有了相当的势力”。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剧学》月刊第三卷第二期，刊登刘守鹤《祁阳剧》一文。

（六）结       语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戏曲一直处于微末的地位，被视为贱业，艺人伶工与娼妓隶卒同属于贱民，地位低下卑微，为世人所不齿及，被视作“下九流”，艺人们被蔑称为＂戏子”。清代的法令就明确规定他们及其后代不准入考捐监，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名载正史，不能写入方志；族人以其为耻，族谱不录其名，很多艺人在外搭班演戏只能使用艺名；宗族祭祖，族人同宴，本族男丁，均可入席，唯有从事戏曲表演业的男丁，甚至连祠堂的门槛也不给坐一下。

然而，在崇尚“五四”精神的刘守鹤看来，戏剧是一门神圣的艺术，她天然的具备有存在于自身的价值，因此她的价值不应依附于任何“衣冠仕途”，自元明以来，昆曲从宫廷享用走到民间普罗大众之中，她作为曾经“高堂满地”的“红氍毹”、从仅限于皇室贵胄和官宦士大夫欣赏的空灵之音，再到“四方歌曲皆宗吴门”，而“飞入寻常百姓家”，经过时代的变迁洗礼，非但没有颓废消亡，反而更加的历久弥新，越发的欣欣向荣。新中国成立后的今天，昆曲已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已家喻户晓、“与众乐乐”，这不正是刘守鹤们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宏愿”吗？

刘守鹤与程砚秋、徐凌霄、金仲荪、焦菊隐、王瑶卿、陈墨香、翁虹偶、曹心泉、杜颖陶等受中西文化浸染的文化名流、戏剧大师一道，参与创办编撰了《剧学》月刊这部民国时期专业戏剧刊物中最富民族风格特色、最具学术价值、最有专业影响的剧学期刊。《剧学》月刊中记载和保存的大量戏曲资料、藏本藏曲、戏人生活实录以及艺工名伶立名纪传，这些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非常宝贵稀缺的。

刘守鹤在《祁阳剧》中述及的“桂阳昆曲”流传的史料记载，是迄今为止发现并可考的、是昆曲在桂阳、新田一带的流传散布和传承历史，第一次有了人物故事和情节描绘，第一次在最具权威及最富价值的戏剧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刊物上有了文字描述和文献记载，她已经成为众多研究“桂阳昆曲”传承历史的专家学者们心中的圭臬！她为考证“桂阳昆曲”的传承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字依据和史料佐证！是留给后世后人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居功至伟，以志铭记！

刘守鹤先生的后人，左为大女儿刘笔霞女士，右为小女儿刘笔霄女士。

雷海波／摄影供图

备注： 

①  萧  明 湖南新田人，中共党员，又名萧振声，老一辈革命家和工人运动领袖，“北京特科”负责人之一，建国大典阅兵式副总指挥，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工委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席，市第一届政协副主席。

②  杨开明 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堂弟。

③  陈毅安 湖南湘阴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又名陈斌，湘军将领陈嘉佑的堂弟。黄埔军校四期生，“红色家书”代表人。

④  陈嘉俊 湖南湘阴人，湘军将领陈嘉佑的四弟，曾任沅陵县长。

⑤  郑延毅 湖南长沙金井人，中共党员，在北伐军东征先遣军李明扬部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1927年大屠杀时，他和王尔琢、朱克靖等中共党员受李明扬的保护而逃脱魔爪，之后下落不明。他与张闻天的妻子郑家慧、夏明翰的妻子郑家均、杨开慧的密友郑家奕、以及收殓杨开慧遗体的表嫂郑家娟均为长沙金井郑氏族人。

⑥  刘子奇 湖南新田下莲花塘人、黄埔军校二期生。

⑦  徐君虎 湖南新宁人、曾任“驻韶湘军”陈嘉佑的机要秘书，号称“老虎县长”、与邓小平、蒋经国一同留苏。

⑧  陈秩常 湖南湘阴人、中共党员，与陈嘉佑、陈嘉俊、陈毅安均为堂兄弟。

向新田、韶关、长沙、北京等地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的良师益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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