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的根本区别在于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而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建立了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有可能克服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成为真正的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列宁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①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给与了不同的解答。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在本书的前面各章，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各方面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客观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指出，这个过程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不论对自然界或对人类社会，都应该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加以理解。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同样，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按照本身所固有的必然规律而发展的客观过程。　　
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以前，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①列宁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①《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许多抱着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理论家都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归结为个别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他们不能发现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抹煞或忽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广大的劳动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些偶然事件的杂乱的堆积。按照这种理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只能等待某一杰出人物的偶然的出现，等待他头脑中偶然进发的明亮的思想火花照亮黑暗的大地。这些理论对人民群众是精神的桎梏，叫他们安于困苦不堪的生活，最好也只是叫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幸运的偶然性上。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曾经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上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有些唯物主义者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在整体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在中国，例如春秋时代的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①的观点。东汉的王充发挥了管仲的这个观点。王充认为，人们的善恶行为，并不在于人的性质，而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于农业生产的丰歉，而农业生产的丰歉则由于自然界的原因(风调雨顺或水旱成灾)。由此，王充得出结论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②王充把社会治乱的原因归结到自然条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观点在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在运用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探索上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并肯定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因果联系，他否定意志决定论，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是由其生活环境所决定的。　　
①《管子.牧民》。　　
在欧洲，例如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对于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下面的看法，他认为，原始社会的人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没有住所、衣服和工具，他们以偶然获得的食料充饥。　　
他们“受到需要的教训”，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需要的影响下，“双手、智慧、机灵”就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生活。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提出了“环境决定意见”的观点。例如爱尔维修认为，不良的社会风气是恶劣环境的结果，因此要改变这种风气就必须改变环境。但是，他们在提出这样观点的同时，又提出了“意见支配世界”这个公式。这两个观点是直接对立的。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循环，他们仍然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代表理性和真理的先知先觉的人物的身上。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但他曾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列宁曾认为在黑格尔的某些关于历史的见解中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在马克思以前，对自然界的解释曾出现过很多的唯物主义派别；而在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内，唯心主义却占着完全统治的地位，因而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科学，这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　　
①《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0页。　　
关于社会历史的解释直接同各阶级的利害有关，它不能不更多地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歪曲。在任何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剥削者拥有从事精神劳动的特权，被剥削者承担从事体力劳动的沉重义务。一切剥削者总是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不同的剥削阶级以及同一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抹煞被剥削者－－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的特权，总是把某种剥削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神的意志或某种永恒的正义、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而否认社会现象的暂时性，历史性。因此，剥削阶级总是竭力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坚持唯心主义的阵地。只有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够摆脱剥削阶级的一切偏见，只有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能够创立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不可能产生，还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大机器生产才提供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可能。恩格斯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使得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明朗化，把社会发展的经济根源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而且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把各国各民族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共同性、重复也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所以不能够在根本上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除了阶级立场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外，还因为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有它的特殊的认识根源。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各种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天体运动和微粒子的运动，声、光、热、电，化学变化，以至于生物的生存演变等等，这些物质的运动变化，都没有自觉的预期要达到的目的，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表现为一定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的情况却不同，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人，“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②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形式。这个特殊的形式很容易使人发生迷惑：如果人们只看事情的表面现象，而不深入研究事情的本质，就会以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似乎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而不是遵循着历史的客观规律。历史唯心主义者就是利用了和片面夸大了这个表面现象，把人的思想、人的主观意志说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特别是把英雄人物个人的思想和意志说成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社会历史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所参与的具体历史事件所构成的。每个具体历史人物的性格、才智、意志都各不相同。由于不同的人物和许多其他复杂条件的影响，各个历史事件的具体状况是不会完全同样地重复出现的。被这种现象所迷惑的人，就会否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规律性，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246页。　　
②同上，第243页。　　
为了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必须冲破笼罩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的这种迷雾。　　
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一切人的一切活动固然都有其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但各个人的意图和目的，并不是一样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常常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这些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意图和目的，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都能够成为现实。历史上，在人们还没有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应用这样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情形下，人们的主观意向，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所引起的结果，都不是所预期的，甚至是和预期相反的；只在很少的场合下，人们的期望能够如愿以偿。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曾经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他们声称这个口号将引导人们去建立起永远合理的社会制度，但在实际上所得到的结果，只是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必须解答：第一，为什么同一个社会里，人们的主观意向会有种种不同甚至于互相矛盾、冲突？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中间发生这样的矛盾？第二，为什么各种不同的主观意向，有的能够得到实现，有的不能实现，有的似乎实现了，但实际的结果和所预期的并不一样？很明显，这些问题，决不是在人的主观意识本身中可以找到解答的。认为“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们的思想动机和主观意图，结果就只能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陷入一团混乱。如果不能弄清楚隐藏在人们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曾经试图有系统地答复这个问题。他认为，历史人物所标榜的动机以及真实的动力，都根本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别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应当加以研究的。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是他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黑格尔虽然批判了“意见支配世界”的观点，但他不是从历史本身去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历史外面，从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里把这种动力输入到历史中去。在他看来，支配人类历史的“民族精神”无非就是支配整个宇宙的神秘的“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　　
恩格斯指出，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研究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动力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人类全部历史(指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状况决定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社会意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贯彻。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做了一个经典的说明：“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提供了客观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它可以使我们不为形形色色的复杂的，偶然的社会现象所迷惑，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出它的最深刻的根源。因而它就完全打破了以往某些历史家否认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任何重复性的观点。的确，社会现象的完全重复是没有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现象中却存在着共同的本质，这里就表现着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复性。列宁指出：当人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面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②。因为这样就不能区分社会中哪些现象是本质的、重要的，哪些现象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③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②③《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社会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从根本上说来，除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之外，一般都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种历史形态。凡是奴隶制社会，不管其民族特点如何不同，都充满着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封建社会，它的基本矛盾都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说明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普遍的和不断重复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但它决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污蔑的那样，似乎低估和轻视社会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说明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同样科学地指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就在于：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如果支配了人们的头脑，它就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新的进步的社会意识如果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掌握了群众时，它就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进步的社会意识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因素。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他又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①　　
①《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0―301页。　　
社会意识的重大作用是必须充分估计到的，但是，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的原因。因为，当着它成为某一历史事变的原因之前，它的产生是另一更深刻的原因的结果。这一更深刻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最基本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社会意识本身只是这个社会存在的反映。进步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的新生的进步势力的要求的反映；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腐朽落后的势力的要求的反映。例如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就这一点来说它有着某种决定的意义；但是引起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只是由于它适合于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由于它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宣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恩格斯说：“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①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118页。　　
反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都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还能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那么，到了腐朽的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社会历史就只能提出极其反动的解释。他们或者用新的形式重复那些早已破产了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老调，按照生物机体的结构来解释社会现象、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他们或者只注意社会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回避对社会发展中本质问题的研究。而根本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用各种形式宣扬非理性主义，则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要倾向。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热衷于研究个人的心理状态，企图从心理状态方面对社会生活做主观的任意解释，所有这些都是为粉饰资本主义日益混乱的秩序，为医治资本主义的不可解救的痼疾提供药方。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历史中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存在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从而说明了，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现象在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以后必然会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本身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而建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今天，社会主义已不再单纯是一个科学的理想，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光辉的现实。这一事实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研究社会生活方面的各门学问能够成为科学。社会科学的各部门，如经济学、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分别地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过程的具体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和各个部门的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它所研究的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过程和最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和一般的规律，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起作用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能适用于社会科学各部门，为这些科学部门提供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是科学之科学，它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的科学，不能把它作为标签硬贴在实际社会生活之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曾出现过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现象，恩格斯在批判这种现象时写道：“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①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成为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透彻地理解的事情。依靠这种科学的认识，人们不但能够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而且能够获得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历史唯物主义使一切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看出了明确的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并且能够有把握地进行自己的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是领导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共产党的可靠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