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货币化意义？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10-08 11:05 标签： 中国何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步入“而立之年”。过去30年，风云激荡，波澜壮阔。中国资本市场不仅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还在时代潮流中蓬勃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时移世变，如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继往开来，中国资本市场继续砥砺前行。今年新《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在当下历史节点，原深交所副总经理、前国信证券总裁、现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胡继之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胡继之表示，“目前正是银行信用转向证券信用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将出现大规模证券化的过程，资本市场扩张程度和边界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空间。而适应未来市场的金融方式和品种将会以全新的形态大量涌现。”资本市场波澜壮阔的30年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过去的30年？胡继之认为，应从改革开放40年信用发展的三次递进进行解读。他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信用形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伴相随，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由“实物估值，物物交换”向“货币计价，等价交换”转变。经济货币化的意义在于由实物经济形态转向货币经济形态，从而适应并推动了经济层次提升和空间扩张。第二个阶段是银行信用的崛起，银行从财政的钱柜子逐步变成经济发展资金供应的主体。“银行信用的意义在于，随着改革带来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经济产出增加和社会游资增多，国家通过银行机制把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能量。这个过程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高速增长，解决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短缺。银行信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主体推动力量。”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谈到。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证券信用出现，其标志是深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证券信用的意义是，在银行信用之外，通过市场直接筹措资本，形成了银行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在胡继之看来，这是波澜壮阔的30年，而且这一阶段有其不同于银行信用的鲜明特质，主要体现为：一是交易所成功建立起一套信息技术交易系统，摆脱了经典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式，使我国广为分散的中小投资人能够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数量世界第一，交易笔数和换手率也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二是大量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本，走出困境、获得新生，资本市场第一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显示出特别的能量；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迅速壮大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生力军。三是随着大量专业投资机构及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兴起，特别是公募基金的崛起，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力量，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短短30年就超越了成熟市场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市场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不过，早期的证券信用依然带着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诸多痕迹，特别是发行审批制带来了一些有悖市场基本原理的现象。”胡继之指出。首先，审批制意味着国家背书，实际上是国家信用在市场上发生作用。其次，由于有了国家背书，大量企业首发股票价格窗口指导，导致申购新股成为了一种福利分配，扭曲了直接融资“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本意。第三，管理层在操作过程中会无形地通过审批来调节股票发行节奏，对市场产生影响，以达到人为设定的阶段性目标。第四，由于审批发行的可控性和市场交易的广泛性，往往造成股票供应短缺，从而推高了股票交易价格。第五，由于企业审批上市之后难以退市，壳公司往往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就在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委）会议指出，要增强资本市场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胡继之认为，这是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功能的真正开局。一个大规模证券化时代正在来临注册制改革，是A股资本市场新的里程碑事件。随着注册制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落地，A股IPO融资金额创出新高，资本市场功能得到强化，有力服务实体经济。今年前11个月，A股市场首发融资规模合计超过4200亿元。而在过去三年（2017年-2019年）IPO融资额依次为2301.09亿元、1378.15亿元、2532.48亿元。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强调，注册制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大力开辟直接融资市场的新局面已经正式到来。相对于前30年的市场来说，今后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变化。“第一点，注册制就意味着国家不背书，还其市场本来状况，通过规则让市场的基础和常规层面实现市场自治。第二点，一切市场行为的后果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要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理念贯穿一切行为的始终。第三点，随着新兴市场形态的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备，包括底层制度的安排、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真正适应市场参与主体的基础制度和运作机制、与融资人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等等。第四点，政府公权力在市场的应用范围大多集中在打击欺诈融资领域，交易所主要负责日常监管。”胡继之判断，由于国家对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改变，今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结构有望加快形成，由此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证券化局面。他谈到，从信用发展角度而言，下一步将是整个经济体证券化的开始。“类似早期一切实物都货币化、一切融资活动都银行化，这一次证券化的过程会以各种方式向各个领域扩展。”在他看来，随着注册制的常态化，今后有望在三大领域形成基本局面：一是很多实物形态可能向证券化方向转化；二是大量资本性融资行为以证券化为主导；三是在以现有金融资产为基本品种的基础上，金融衍生品不断进行延伸和拓展。“目前我国大规模发展证券信用的各种社会基础条件都已具备。按照成熟市场的经验和信息文明时代的趋势，如何实现证券信用大规模发展，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得住未来局面。”在资本市场边界问题上，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首先从权益层面来看，无论是监管抑或券商，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主要是“标准化证券”，往往以是否上市作为直接融资的界限。但他认为，所有企业对外部的资本筹措行为都属于直接融资，因此都属于资本市场的范围；这就意味着比目前只注重上市公司融资和二级市场交易为基本范围的市场边界要广阔得多。他谈到，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建设将是重要布局。“真正股权市场的出现实际上能大幅拓展资本市场的边界”，胡继之向记者判断，“未来以交易所为最高形态的市场顶层，加上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市场底层，会形成一个相得益彰的资本市场层次架构，这种架构使得市场既能够解决成功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直接融资，也能够广为适应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灵活解决广大中小企业非标化、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将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全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局面。”其次，从固定收益层面来看，很多领域都会向证券化形态发展，从而扩大资本市场的边界。他以国内房地产行业举例，认为地产行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银行系统解决融资问题，天量的房地产债权沉淀在银行手里，既加剧了银行的风险集聚，又没有体现出房地产的真正价值。而今后通过发售REITS、物业费证券化、运营收益权证券化等证券化工具，既分散了风险，提高了资产流动性，还能在交易过程中充分体现不动产的价值。“未来券商”的可能形态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根植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会，券商不同业务条线都将直接受益。但需注意的是，在不同上市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券商发挥的功能角色会有所不同。如何提高竞争力，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业务转型升级……是业内共同探索的话题。可以预见，券商发展形态及行业生态未来将面临重构。胡继之表示，在我国证券信用发展早期，一个主要短板就是券商功能不足，能量不强。“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货物贸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证券公司所承载的能量与国家赋予资本市场的使命相距很远。”“面对以注册制为标志的未来资本市场，还有大规模证券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券商究竟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发展形态，我相信是每一位从业者都在深深思考的议题。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大转折时期，券商如何在信息文明时代下的资本市场发挥作用，它的作用方式与工业文明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寻找答案。”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胡继之看来，未来券商应当着力从5个层面来提升核心能力。“首先是价值发现能力。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资短缺问题，信息文明则是提升生活品质。现在已经与过去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越来越多有特质的公司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在资本市场中准确发现和定义各类公司的真实价值，这是券商最重要的核心能力。”第二是价值传播能力。在发行审批制下，由于行政定价、供给短缺，往往造成股票供不应求，券商无需广为传播企业价值。注册制实施后，一家企业能否在市场上实现其发展目标，除了价值发现之外，券商如何帮助企业在市场上广为人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第三是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券商自身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来壮大自己的能量；二是如何使社会现有的资源在资本市场中得到最佳配置，特别是要在IPO之外，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实现最佳的、合理的发展。“第四是财富管理能力。市场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金融总量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成倍地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的财富增长主要是由银行推动来完成的，今后将越来越借助于证券公司财富管理能力的提升，这样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第五是风险驾驭能力。我们应该深深地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券商本身就是以驾驭风险和管理风险为基本内核的；因为资本市场在风险嬗变上的能量要比信贷市场高出很多倍，所以风险驾驭能力是券商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一门内功。”采访最后，胡继之满怀期待地谈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表示，已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直接上市并发行新股的提议。企业直接上市真是一个巨大变化，互联网时代券商的角色调整也属必然且紧迫了。”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业的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增长之快速，但也逐渐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和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比值。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寻找我国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数量经济关系，结合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变化，探究其关系对我国经济的多方面影响和理论意义。【关键词】m?2 gdp 计量分析 比值 意义一、引论与概述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该比值越高，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金融业越发达；反之，则经济货币化程度越低，金融业越落后。根据国际经验，该比值在一国发展初期一半是增加的，到达一定程度后，货币化将被证券化所代替，表现为稳定或者下降的趋势。该比值最优为1.15：1，最高界限为2：1。我国当前的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很高的，但我国的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并不高，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业仍亟待发展。在当前经济危机下，如何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继续增长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商品、劳务交易为基础计算的，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是交易中介，也是统计基础，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必然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定的影响。用广义货币来代表货币供应量，探究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关系对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内部所存在的问题。二、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的计量分析为了说明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简单的数量经济关系，利用1990-2007年的数据资料，以gdp为被解释变量，以m《》2为解释变量，拟合回归方程，得到：gdp=19538.43+0.558938m《》2(8.498695)(44.75909)r-squared=0.992077，adjusted r-squared=0.991582durbin-watson stat=0.322450，f-statistic=2003.377由此可知，广义货币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系数为0.558938，即广义货币每增加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加0.558938亿元。三、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关系分析为了探究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1990-2007年数据资料，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m?2为解释变量，拟合回归方程，得到：lngdp=2.487990+0.764874lnm?2(16.04879) (56.86453)adjusted r-squared=0.994769durbin-watson stat=0.444117，f-statistic=3233.575由此可知，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广义货币没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长0.764874%。四、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的实际情况分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除了1985、1988、1994这3年以外，我国的m?2与gdp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1990年以来，我国m2／gdp的水平快速提高，从1990年的0.70增长到了2004年的1.85，增长了1.6倍，1990年至1996年，该比值每年上升2-8个百分点，从1997年开始，该比值出现加速上升，每年上升10多个百分点，最多上升13个百分点，已高于同期美（0.63-0，67）、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为0.6左右）的一般水平。（列举数据）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变化图（n-年份，b-比值）五、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理论意义意义一：通过以上对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和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可知，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广义货币对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则由此可判断，若要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通过广义货币的增长来实现是一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对于我国当前“保增长”的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指导意义。意义二：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很高，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远远超过最优比值，接近最高界限，说明我国广义货币所产生的效益下降，增加相同数量的广义货币而促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在逐年不断下降；也说明我国的金融业货币化已过度，而其证券化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当前我国的金融业亟需更深一步的证券化发展和进一步的创新。意义三：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说明二者的依赖性越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依赖于广义货币增加量的增长，广义货币的增加也更依赖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而广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大，也致使国家的货币政策实施较难把握。意义四：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国家经济的风险越大。发行的货币是国家的负债，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说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加，国家负债也逐年越多，从而会扩大潜在的金融信用风险和通涨风险；同时也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偏快，在这种情况下，将增加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宏观金融稳健运行。参考文献：[1]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07.[2]魏永芬.货币供求与m2对gdp的比例.广东社会科学，2003，（6）.[3]戴根有.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金融研究，2000，（9）.[4]列明志.中国的№／gdp(1980—2000)：趋势、水平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1，（2）.[5]方阳娥，张幕濒.理论有效性与实施有效性：西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述评.经济评论，2006，（2）.
摘 要：经济改革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平均保持10%左右的高增长率，这是东方文化圈创造的又一个经济增长奇迹。一般地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先依赖坚实的内源融资基础，然后选择互有差异的外源融资形式。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却选择了一条迥异于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即主要依赖外源融资特别是银行体系，内源融资机制一直十分脆弱。但这种增长模式既保证了中国经济改革以来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渐次积累着导致经济金融不稳定乃至深陷危机的因素。因此，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的制度逻辑进而为未来的改革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新时期合理选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也至关重要。关键词：金融体制；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一、近年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部分成效（一），建立健全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增强金融实力历经2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由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体制发展到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为核心，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化较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制改革二十九年来，中国金融业通过创建多样化的金融体系、发展市场化融资体系、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系等方式，使稳定的金融制度成功地支持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二），稳定人民币币值，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不断推进外汇体制改革,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生成机制，人民币的对内币值与对外币值有了共同的市场基础。中国人民银行有效地充实、运用、管理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获得了较好的国际信誉。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谨慎地应对形势的变化，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力度和调整方式,力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赞同和高度评价。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协助下，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政策，使国内物价基本保持了稳定，保证了人民币对内币值不出现大的波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三），运用货币、信贷政策支持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合理调整改革开放以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需要，运用货币信贷政策，集中资金支持经济建设，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80年代扭转“重重轻轻”的畸形经济结构，90年代在扩大利用外资渠道、推进国企改革等重大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根据国家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建设方针，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合理运用信贷资金，为支持国民经济的调整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对进一步发挥信贷政策作用，扩大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产生了良好作用。（四），稳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金融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往来不断扩大，国际金融合作内容日益丰富。按照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间的相互合作原则，从1979年开始，我国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国家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速度加快，金融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央银行严格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已有一批外资银行可以不受地域和客户限制办理外汇业务，并进一步增加了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城市。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商业银行正积极寻求到海外上市。二、中国深化经济体系改革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一），探寻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合理安排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独具特色的金融发展的“中国道路”逐步成形。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参与市场形成实际上是改革逻辑的一种内生需要，由此也决定了政府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弥补市场不足和增进市场功能的正向绩效。这种绩效无疑会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判断，它也时刻提醒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现有金融市场化理论的适用性，从而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路径选择的注意力放在探寻政府因素与其它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有效组合与合理兼容。（二），中国金融改革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市场化悖论”国家试图在保持金融控制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这种意在兼顾双重目标的改革政策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改革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化与国家的金融控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如何协调金融市场化与国家对金融资源配置方向的引导偏好将是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难点。（三），中国金融发展过程存在着显著的高货币化现象这种现象具有十分特殊的金融制度内涵，因此既不能简单夸大其负面效应，也不能过高期望数量调整政策的效果。合理的做法应当着眼于调整政府、银行体系与居民部门基于内部货币扩张而形成的利益关联机制，特别是通过循序渐进的金融工具创新增加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金融选择，以改变货币需求的“预算约束”和潜存于经济中的货币化激励。（四），金融机制的完善与改革考虑到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依然要遵循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只有倚重以国有银行体系为核心的外源融资机制，因此作为这一过程合乎逻辑的制度后果，居民储蓄存款将依旧承担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责任。为了确保银行体系账面居民储蓄存款的稳定，国家将继续承担与此相关的大部分金融风险，而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与防范也将长期钳制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因此，逐步增加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的金融资产选择，缓解过分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经济增长责任与金融风险压力也是未来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五），经济金融发展的侧重中国未来的经济金融发展将越来越倚重民营经济的成长，而民营经济成长的一个关键是构建适合于民营经济长远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由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特殊性，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既不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与资金投向，也不在于由政府出面发育多少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更不在于给其提供进入股票市场的方便，而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因此，国家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以引导或者鼓励民间内生性金融机构的发展。三、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一），完善金融管理体系，加强金融管理机构建设根据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业不良的发展状况，应该在现有的金融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完善投资融资体制、信贷、汇率体制及保险服务体系，金融业各行业间应该保持一定的关联，互利互助。然后再逐步建设符合国际标准我国国情的统一、独立和分级负责的金融管理体系。（二），完善金融管理法制体系，加强金融立法建设在立法方面建议全国人大加强调研，尽快制定新的法律，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真正解决当前在金融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在执法方面，要切实做到违法必究、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和高效执法。金融管理部门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各级银行检查部门对金融管理部门应适时进行检查，同时组织对下级行展开执法检查，还应该完善金融管理操作体系,加强金融工作建设，完善金融管理人员素质体系，加强金融队伍建设。（三），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内外部环境的建设为了能使金融管理得到进一步完善，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放松对金融业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保证效率和信贷资金的优化配置，减少风险损失。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合适的治理机构，牢固经济制度的基础，健全企业的代理机制和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减少损失，削弱了制度基础。还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管理合作，适应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结束语：通过近3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金融业不断成长和发展，有效地支持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同时在改革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坚持金融的改革开放，以配合不同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借鉴外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服务;积极、稳妥、渐进地推进改革;正确处理好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现有的金融体制，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高速发展;以法制来规范金融体系，立法上留出空间，支持金融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必须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适度调控和监管，保证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问答宝 - 全球领先中文问答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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