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讯 据海南网消息，11月13日上午，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办的《这方热土：海南热带雨林》读书分享会在五指山水满乡毛纳村村口草坪举行。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小华、海南省林业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周亚东出席活动，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梅国云担任主持。

读书分享会现场。摄影/潘頔

　　活动现场，该书作者杨海蒂和作家、文化学者韩可胜与现场观众展开互动，分享了心中的海南和创作本书的故事，阐述海南热带雨林独特魅力，畅谈生态文学创作。作家杨海蒂与在场观众分享了她创作该书的渊源。2020年，为纪念五大国家公园的创建，中国林业出版社牵头多位作家，以此为题进行著书。在出版社邀请杨海蒂时，她表示自己对海南热带雨林有着强烈深沉的热爱，非海南热带雨林不写，因此才得以与该书结缘。作家韩可胜为第一位为该书创作评论的作家，他谈到，之所以如此热爱该书，是因为他认为作者杨海蒂在创作时，既饱含着对海南化不开的热忱，又带有一定的视觉距离感，在创作中拥有着超越于海南本土作家的视野和感受。

作品《这方热土：海南热带雨林》。摄影/潘頔

　　据悉，《这方热土：海南热带雨林》是一本书写海南热带雨林的长篇生态散文，全文共八个章节，分别抒写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猕猴岭、七仙岭、鹦哥岭、五指山这海南的“三山五岭”，是一部丰富、广阔、神秘、壮丽的绿色交响曲。活动现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宣教科普科工作人员郑燕与水满乡小学生代表王秋蔺作为读者代表，为在场观众朗读了书中精彩片段。

作者赠送书籍。摄影/潘頔

　　在活动尾声，作家杨海蒂、韩可胜向五指山分局和水满乡小学赠送书籍。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代表海南作协，授予杨海蒂名誉作家称号，以表彰她对海南文学创作所做出的支持和贡献。

　　本场读书会为2022年“雨林与您”体验活动之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流动巡讲五指山站的站点活动。2022年“雨林与您”体验活动是在保护海南热带雨林的前提下，传播国家公园理念，培育国家公园文化，讲好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故事，让更多的人走进雨林、了解雨林、爱上雨林、保护雨林。

　　“呜，呜，呜……”10月21日清晨6时许，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东崩岭雨林，几声猿啼倏然响起，还未等护林员们反应过来，海南长臂猿E群的一家三口已飞窜至另一片开阔雨林的树冠间。

　　而自东崩岭雨林向东，几十公里外的鹦哥岭腹地却变得愈发静谧——10个月前，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最后3个自然村118户498人均已搬进大山外的新家，至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生态搬迁工作“再下一城”。

　　一边是海南长臂猿家族愈发宽敞的居住空间，一边是人类活动的逐步退场，一进一退、一动一静间，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也折射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的可喜亮点。

　　过去3年来，海南整合中部山区各类自然保护地，举全省之力强力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通过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机制、健全法治保障、强化监督管理等举措，为国家正式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打下坚实基础，也为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贡献出海南智慧。

　　破解“九龙治水”搭好“四梁八柱”

　　“一个旅行家要想在一片热带雨林里找到两株属于同种的树木，简直就是徒劳。”这是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从雨林考察归来后，在日记中写下的感受。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只因热带雨林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几乎孕育出世界上大于一半的动植物物种，物种之繁杂实在让人难以分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地球贡献几乎无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却仅占全球陆地面积7%，中国热带雨林更是不足世界总面积的千分之二。在这一背景下，海南拥有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其生态价值可谓弥足珍贵。

　　“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南相继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恢复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破碎化、孤岛化，导致其完整性削弱，热带雨林物种特色与群落特征受到威胁。”在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园处副处长洪小江看来，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以天然林集中分布区域为基础，以海南中南部山区的主要山体为骨架，海南将原有的19个自然保护地及周边天然林、公益林进行优化整合，科学划定出总面积达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范围。经统计，公园内森林覆盖率达95.85%，共分布有野生维管束植物3653种，陆栖脊椎动物540种。

　　“家底”如此庞大，到底该怎么管、谁来管？

　　“过去，受‘九龙治水’制约，多部门交叉管理、执法监管碎片化，使得保护成效大打折扣。”洪小江介绍，为此，我省自2019年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瞄准痛点，突破藩篱，建立起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分局两级管理体制，市县派驻国家公园管理局执法大队、森林公安双重执法机制，以及省、市县两级社区协调管理机制。

　　从横向上看，原先分散在各部门的资源与生态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特许经营管理、宣传推介、科研监测、科教游憩、行政执法等职能，被统一划归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分局”二级行政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责分割的管理体制弊端。

　　从纵向上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与省、市县、乡镇、村（居）委会建立协调机制，并积极引导当地居民、专家学者、企业等社会各界参与到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运行、管理、监督等环节，也构建起一个主权明确、责任清晰、互相配合的运行机制。

　　而在理顺管理机制、创新运行机制的同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及生态保护、生态旅游、交通基础设施3个专项规划获批实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办法》及巡护管理、访客管理、社会捐赠、社会监督、科研管理、旅游突发事件等制度办法也陆续制定出台。

　　至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四梁八柱”基本得以搭建完成，为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胆破冰前行 创新体制机制

　　自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建立至今，关于国家公园的探索实践已跨越百年。

　　“基于历史文化、资源价值、人口与社区、政治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时必须创新。而海南是在自贸港背景下建国家公园，因此要求更高、目标更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总经济师张鸿文认为，在没有现成经验、没有借鉴模式的背景下，海南省大胆“破冰”，将体制机制集成创新摆在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首要位置。

　　翻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成绩单”，可以用几个“率先”和“第一”来概括——

　　在全国率先开展国家公园边界校核，确保规划能够落地；在全国第一个设计二级管理体制，使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上一个整体、运行上一套班子、管理上一个标准”，确保机构扁平高效；在全国第一个落实将国家公园分为2个区，确保管控简便易行；第一个明确提出在2021年全面完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任务，确保核心保护区内2022年无居民居住。

　　“海南在编写《海南热带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时，便力求减少一般性、原则性论述，把重心重点放在具体的体制机制创新要求上。”张鸿文表示，海南热带国家公园在体制试点中的具体创新探索至少有10多项，包括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机构、统一行使所有权、构建协同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资源管控制度、建立健全监测监督机制、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方式、在重点生态区位推行商品林赎买制度、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建立社区共管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机制、推行特许经营、建立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全国10个国家公园中批准最晚的，意味着留给海南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海南紧紧围绕体制试点方案任务要求，始终把体制机制集成创新摆在首要位置，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便较好地完成了其他国家公园用3到5年时间完成的试点任务。”去年9月上旬，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验收专家组和实地核查组充分肯定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成绩。

　　经综合评估，海南在全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验收中名列前位。张鸿文直言，这一成果离不开海南省委省政府、国家林草局的强力推进，也离不开海南省直各部门和各相关市县的共同努力。

　　生态稳定向好 试点成效显著

　　10月21日午后，位于白沙牙叉镇茶园路北侧的高峰新村，村民符进海干完农活后，慢慢悠悠地跨上摩托车，准备去白沙民族中学接女儿放学。

　　4.7公里，这是从村里到学校的距离，符进海骑上摩托车只需二十多分钟便能跑个来回。“一点也不耽误农活，方便！”符进海还记得，原先他住在“老家”时，去县城得跑60多公里山路，接一趟女儿，当天的农活也就全耽搁了。

　　符进海口中的“老家”，指的是地处鹦哥岭腹地的白沙南开乡高峰村。2020年年底，包括他在内的118户498人全部搬进高峰新村的一栋栋两层小洋楼，至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管辖下的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工作基本完成。

　　“以前山上产业少，大家都是日晒三竿才起床，现在政府给每户每人分配了10亩可开割的橡胶林，并扶持发展禽畜养殖、养蜂、益智种植等产业，这日子有奔头了。”“下山”不到一年，符进海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好。这不，眼看村里基地的菌菇刚种没多久便已冒出菌丝，他赶紧拉上村里的技术员学习起菌菇栽培技术。

　　搬出大山，让村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而另一边，人类活动逐渐退场，也将为野生动植物“腾挪”出更多生存栖息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将以自然生态修复为主、人为修复为辅，逐步恢复区域生态涵养功能，吸引野生动物回归。”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高峰村首批两个自然村于2017年完成生态搬迁后，村庄旧址的村民住房被拆除，并补种重阳木、五味子等适合本土生长的树木后，就已能经常看到野生动物的踪影。

　　越来越自在的，不仅是生活在鹦哥岭腹地的野生动物们。

　　呆萌的亚洲小爪水獭重现吊罗山，尖峰水玉杯摇曳在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两栖爬行新物种“中华睑虎”被发现，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5群35只……自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便有12个植物新种、6个动物新种、5个大型真菌新种被发现，许多昔日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重返“家园”，极度濒危的雨林旗舰物种更实现历史性的种群增长。

　　对于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里的生物来说，国家公园的建设无疑是一件幸事。（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工作成效

　　高质量编制总体规划和生态保护、交通基础设施、生态旅游3个专项规划

　　科学划定国家公园范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南部，总面积4269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面积2331平方公里

　　建立扁平化的两级管理体制

　　在海南省林业局加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牌子，并整合国家公园范围内12个原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重新设立7个分局

　　创新国家公园执法派驻双重管理体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置执法监督处，试点区内的森林公安继续承担涉林执法工作，国家公园区域内其余行政执法职责实行属地综合行政执法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印发调查与评价、巡护管理、监测、访客管理、财务管理规定、社会捐赠、社会监督、科研管理、档案管理、旅游突发事件等10多项试行制度办法

　　海南长臂猿种群恢复到5群35只，热带雨林正快速恢复，生态廊道已初步形成；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稳步推进，白沙黎族自治县118户498人搬迁安置顺利完成，2021年完成全部4个市县11个自然村470户1885人的生态搬迁工作

　　建立科研合作国际平台和联合攻关机制

　　组建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初步建立了汇集国内外300多名生物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多层次的优秀人才专家库

　　建立社区协调两级管理机制

　　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协调省级委员会，同时7个管理分局牵头成立由周边市县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人大代表参与的9个区域性协调委员会

　　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目前国家公园涉及的9个相关市县的地籍调查及数据库的建库入库工作均已完成

文丨海南日报 李梦瑶 孙慧

58岁的护林员梁宜文在海南热带雨林工作了大半辈子，能熟练辨识出这里的2000多种维管植物。

“其中不少都是十分珍稀的极小种群，一些物种甚至只有在海南才能找到。”在他看来，这片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堪称大自然馈赠给海南、中国乃至世界的“无价之宝”。

这是一名普通护林员对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价值的朴素评价，而随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成果于9月26日首次发布，“无价之宝”也被量化出了“有形身价”——2045.13亿元。

“这一‘身价’并非一成不变，保护越得力，GEP越增值。”在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金城看来，GEP核算让“生态账”变成了一笔清晰的“明白账”，而这正是“两山”转化的应有之义。

量化“生态账” 破解“绿水青山无价”难题

4269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几乎囊括海南岛陆域面积的七分之一。

“世界热带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全岛的生态制高点”……过去，这片生态宝地被冠以诸多美誉与头衔，其生态地位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人人知其宝贵，但价值究竟几何?去年10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和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牵头启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工作，借助科学、合理、可量化的标尺，一张有形的“价值图”终于得以清晰勾勒。

所谓GEP，是指特定地域单元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的价值，相当于绿色版的“GDP”。

“换句话说，它就是用一个清晰的数字，告诉人们‘绿水青山’到底值多少‘金山银山’。”海南省林业科学院院长杨众养介绍，GEP核算体系共设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3个一级指标，其中物质产品包括农、林、渔、畜牧业产品及生态能源等，调节服务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等，文化服务包括休闲旅游、景观价值等。

一条河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值多少钱?一片森林的固碳释氧能力又价值几何?生态产品属性千差万别，如何估价成为最大难题。

“我们利用资源调查、定位监测、遥感监测、3S技术等方式积累了海量本底数据，同时通过建立生态系统过程模型、生态系统空间数据库，计算出固碳释氧、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等各项指标的生态产品实物量。”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宗铸介绍，在摸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的“生态家底”后，他们随即综合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支付意愿法等方式，核算出上述指标的货币价值。

譬如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与水库相似，在衡量这一服务功能的货币价值时，便采用替代成本法，参考水库的造价成本对其进行定价;而今年4月，一份在海南人朋友圈中广为传播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GEP核算调查问卷”，则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了他们在热带雨林中接受科普教育服务的支付意愿，从而为这一生态产品贴上了相对合理的“价格标签”。

无形的生态产品得以量化，再套入相应的价格核算公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生态账本”由此得出——经核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森林、湿地、草地、农田、聚落等生态系统2019年度GEP总量为2045.13亿元，单位面积GEP为0.46亿元每平方公里。

至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成为国内首个发布GEP核算成果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意味着海南在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的具体实践上走出坚实一步，也为我国国家公园开展“两山”转化成效评估提供了“海南范本”。

画好“评估表” 突出海南热带雨林特色

GEP核算在国内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以“国家公园”为核算单元却尚属首次。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地跨海南9个市县43个乡镇，并非由完整的行政区域组成，且拥有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结构组成，仅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就划分为7种不同植被类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副所长陆钊华直言，在生态产品产量数据以及本地化参数的获取上，此次GEP核算无法直接采用统计年鉴等现有数据进行统计，并需根据不同植被类型针对性地获取的相关森林参数，因而在数据收集、整合难度上远大于其他地区。

基于这一独特的地域性，核算团队在参考相关规范和国内外有关案例的基础上，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立起一套独一无二的GEP核算方法体系和指标体系。

对照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指南》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方案》，会发现后者处处体现出“海南热带雨林特色”：分为森林、草动、湿地、农田和聚落等5个一级测算单元，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划分更为细致，剔除了“海岸防护供给”等指标，新增“提供空气负氧离子”“科普教育”等指标。

“与其他核算单元不同，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有关生物物种资源作为首要目标。”在杨众养看来，这一理念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GEP核算结果中即可得到印证：其调节服务价值为1688.91亿元，占比达82.58%。

仔细梳理其价值构成，会发现以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固碳释氧这三项指标的“含金量”最高，分别为545.71亿元、510.69亿元和198.5亿元。

“提及海南热带雨林的这三项生态产品，过去我们给出的评价通常是‘海南水塔’‘物种基因库’‘天然氧吧’等相对模糊的概念，不仅老百姓心有迷茫，甚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也很难用三言两语描述清楚其重要性。”杨众养认为，海南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离不开公众生态意识的提高，而GEP核算通过将绿水青山的宝贵价值“明码标价”，可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认识生态系统及其保护价值，从而充分调动起社会各界保护和利用生态资源的积极性。

探索“转化路” 培育生态产品交易市场

与经济增长的快慢影响GDP一样，生态的好坏同样会让GEP处于一个不断浮动的状态。

“随着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眼下海南热带雨林的碳汇能力年均增长3%至4%，说明今后其固碳释氧的价值总量还有不小的上升空间。”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李意德看来，GEP核算就像是一根“绿色标尺”，生态好不好、价值高不高，一量便知。

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相比，GEP核算体系有效弥补了GDP核算中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生态资源与环境破坏的缺陷。这也意味着，今后这一核算结果可作为生态考核量化的抓手，应用于国家公园建设成效评估、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其具体指标的变动还可以为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生态资源价值量化倒逼生态文明建设，与此同时，青山绿水也真正变现为“金山银山”。

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的五指山市水满乡，便给出了一份生动样本。近年来，当地种植茶叶超过4700余亩，年销售额超3000万元，培育出30多家茶叶加工厂和10多个茶叶品牌。

“省内其他地区的茶青价格一般在每斤10多元到20多元之间，但我们的茶青价格能达到每斤30多元，有时甚至能卖到每斤40多元。”水满乡茶农王琼香直言，正是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他们种植的茶叶才能卖出好价钱。

以茶叶为代表的物质产品和以休闲旅游为代表的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如今依托市场力量，均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价值转化。但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的转化通道，长期以来却始终处于闭塞状态。

“比如，地处生态核心保护区的村落放弃了许多产业发展机会，村民的损失究竟该如何衡量?”陈宗铸认为，这时政府部门便可通过科学核算上下游间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调节服务产品价值，以GEP的增量作为生态补偿的依据和标准，让受益地区和保护地区、流域上下游通过资金补偿、产业扶持等多种形式完成横向生态补偿。

而在这一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并不会是唯一的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便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社会资本怎么进来?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南正探索培育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建立统一、规范、开放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平台和交易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相关政策法规，以期尽快打通“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转化通道。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大力打造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同时加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核算与价值实现的科技支撑，挖掘生物基因资源，应用于食品、制药，以及育种、园艺、保健品等产业。”在杨众养看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新探索，GEP核算与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细化程度，更好守护并不断反哺绿水青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