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走过了63年的光辉岁月，伴随着“新中国电影摇篮”成长的足迹，长影译制片也走过了60年历程，经历了风雨的洗礼与时代的考验，译制出大量经典外国影片，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一部翻版片《一个普通的战士》的诞生

1945年11月，东北解放战争进入艰苦的阶段。为适应形势需要，东北电影公司按照东北局宣传部指示，于1946年5月13日开始搬迁，同年6月1日到达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1946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决定，将东北电影公司改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为推动电影事业的发展，1947年初，厂长袁牧之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和“七片生产”的口号。“七片”是指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包括动画及木偶)、翻版片(20世纪50年代初改称翻译片，20世纪50年代中期改称译制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在“七片生产”的思想指导下，东影推出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1947—1949年出品)、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1947年)、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1948年)、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1948年)、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48年)、第一部长故事片《桥》(1949年)、第一部翻版片《一个普通的战士》(即《普通一兵》，1949年)。这7部影片被称为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部”。

当时，东北解放区电影市场上放映的外国电影大部分是苏联原版片。为了使观众能够看懂外国影片，东影担当起了译制苏联影片的重任。1948年7月，袁乃晨根据袁牧之的指示，去哈尔滨找到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驻东北总经理聂斯库伯，同他谈了译制苏联影片的设想。由于东北刚刚解放，聂斯库伯不大相信东影能够翻译苏联影片，说：“你们翻译给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满意，今后就把华语版的翻版片全部交给你们；如果我们不满意，今后就交给印度或者香港做了。”为慎重起见，聂要求签订合同。袁乃晨赶紧起草了合同，返兴山请示厂长袁牧之后，又火速赶回哈尔滨。聂斯库伯让翻译把合同译成俄文，看过之后高兴地决定立即签字。

一个月后，苏联的原版片《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素材到达东影。影片讲述的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主人公马特洛索夫积极参军，在前线屡立战功，冲锋时用胸膛挡住敌人碉堡的枪眼英勇牺牲的故事。马特洛索夫牺牲之后被追授为“苏联英雄”称号。厂长袁牧之让孟广钧翻译台本。孟广钧是哈尔滨人，童年在教会学校读书，有很好的俄文功底。考虑到是第一次翻译外国影片，又邀请桴鸣(徐立群)、刘迟加入。他们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完成了影片的台词翻译工作，并首创了翻译影片的“对口型”方法，成为此后译制片工作者共同遵循的配音原则。

之后，袁乃晨开始寻找配音演员。当时，来自延安的抗大文工团(到东北改称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的部分演员在拍摄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中来》。袁乃晨就在他们中间并扩大到全团进行选拔，最后，选中了张玉昆和吴静。尽管张玉昆是放映员，吴静是服装员，但是，张玉昆音质醇厚，符合主人公马特洛索夫的音色；吴静有欧洲血统，声音自然甜美。两个主演选定后，其他配音演员很快确定下来，基本上都是《回到自己队伍中来》组的演员。当时的生产条件十分艰苦，整个翻版组就在一间普通房间改成的小放映室里观看原片素材。为了使演员适应配音，袁乃晨一字一句地教他们练台词。他将整部影片的所有台词都背了下来，给他们讲戏，指导他们配音。

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东影在1949年3月底4月初，分批迁回了长春现址。袁乃晨选定的配音演员也跟着来到了长春。为了让演员有连贯的情绪，袁乃晨事先要按照影片给演员们重新排一遍戏，然后才开始录音。录音师是来自延安电影团的张家克，同时清来日本籍专家高岛小二郎协助。当时录音室内只有一只话筒，配音演员们只得轮流配音。每个人走动时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现衣服摩擦声，或者脚步声，使录音作废。演员出身的袁乃晨，除了担任该片的译制导演外，还担任了影片的旁白。影片于1949年5月3日始录，5月28日录制完成，用时25天。

完成的当天，厂里决定在小礼堂为全体职工放映。小礼堂内座无虚席，整个放映过程鸦雀无声。放映结束后，礼堂内掌声雷动。袁乃晨这下觉得心里有了底。当天下午，他就带着这部翻版片到了哈尔滨。聂斯库伯看完后，高兴地拉着袁乃晨的手说：你们翻译得很好。按合同规定，今后苏联影片华语版翻版片就完全由你们中国来制作了。

这部影片最初由孟广钧翻译片名为《普通一兵》，后来由袁牧之厂长确定片名为《一个普通的战士》。其中略带东北味的配音，与影片中苏联红军的工农身份十分贴切，令观众倍感亲切。自然朴素，毫不造作，成为东影人一贯的配音标准和风格。影片上映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影响。在抗美援朝期间，更是涌现出黄继光等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人物。

这是东影的第一部、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翻版片。《一个普通的战士》，伴随着东影人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汗水见证了中国译制片的诞生，从而彻底结束了中国观众只能观看外国原版片的历史。让我们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曾伴随着《一个普通的战士》登上中国银幕，成为新中国译制片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们是：

翻译：桴鸣、邝钧、刘迟

配音演员：张玉昆(凯南)、吴静、李白水、刘增文、黎光、成立业、丁克明、马喜麟、程列、于村、李雪鸿、凌元

录音：张家克；剪接：王联；洗印：鲁潍；剧务：凌元

推出新中国第一部翻版片，袁乃晨功不可没。人们赞誉他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献，称他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

袁乃晨，1919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雄县道务村。1939年3月，入120师二支队战捷剧社，从此走上文艺道路。1946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曾任演员剧团副团长。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部”中，他参与了四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的编导、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辑)的解说、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营长的扮演者、《一个普通的战士》的译制导演。1952年他被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电影局翻译片组组长，主持全国的翻译片工作。1955年调回长影，任导演。他导演的影片有《两家人》《战洪图》(与苏里合作)、《向阳院的故事》等。2008年，袁乃晨荣获第十七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配音演员张玉昆，不但完成了马特洛索夫的配音，同时他还用“凯南”这个化名完成了影片中斯大林的配音。几十年来，他参加配音的影片有400多部。他的声音，通过《保卫察里津》和《第三次打击》中的斯大林、《夏伯阳》中的夏伯阳等人物，被观众们所熟知。他用高度的声音技巧，赋予这些角色新的生命。同时，他还出色地完成了400多部(集)电视剧的配音工作，如《卞卡》中的塞夫利诺等。

配音演员吴静，1949年入文化部电影局，后调至长

影，曾任翻译片组副组长等职。参加过《丹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译制片的配音工作，并担任过《柏林情话》《一年五十二个星期》等译制片的导演工作。

东影拿到苏联影片华语版的翻版权后，在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的支持下，开始大量译制苏联影片。1949年下半年，东影译制完成了《俄国问题》(袁乃晨导演)和《伟大的转折》(于彦夫导演)。东影为支持翻版片的工作，修建了第三、第四录音室。通过实践，不断完善了泽制工艺，为后来大量译制各国影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东影译制片达到了32部，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电影市场。从1951年到1960年，是长影译制片生产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长影共泽制了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埃及、日本、南斯拉夫、印度、意大利、英国、墨西哥、蒙古、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联邦德国、希腊、阿联、玻利维亚、缅甸、挪威等25个国家的影片433部，平均每年近44部，最多为56部(1956年)，是长影译制片产量最多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泽制片第一个辉煌年代。

在这一时期，长影设有完整的译制片机构，译制片人员不断得到充实，译制影片的质量不断提高。长影译制片机构，最早称为翻版组，袁乃晨任组长。1950年，设立翻版科，鲍越千任科长；1952年10月，翻泽片人员划归制作处，分别组成译制导演组、翻译组和演员组；1955年，翻译片的翻译、导演划归编辑处，翻译片演员划归演员剧团；1956年，建立译制片处，徐明任处长；1957年，张健任处长；1958年6月，复称译制片组，张其昌任组长。1961年12月，译制片组合并到演员剧团，刘水航任组长。

翻译片队伍，最初担任翻译的主要成员有孟广钧、刘迟、王澍、尹广文、胡伯胤。20世纪50年代主要由他们担任苏联影片的翻译工作。1952年，孟广钧、王澍调离东影。1953～1954年，先后有傅佩珩、张呆参加译制片工作。为翻译各国影片，先后调来了俄国侨民柳葩，从北京新闻署调来英文翻译黎歌。这时，长影的翻译片已有较强的阵容。导演主要有李景超、兰馥心、张其昌、陈占河、林白、庄焰、徐明、崔隐、邸世勋、刘斐、张德发(张普人)、白景晟、刘国权、黄野、王岚、方荧等人。

译制片演员，最初主要由东北军政大学宣传队、东北文工一团、二团和华北联大调来的演员及东影四期训练班的部分学员、20世纪50年代在长春招收的一批年轻学员担任。1949～1953年主要有张玉昆、白景晟、王亚彪、赵子明、肖南、孙忠志、陈新资、凌萃、蒙纳、李景超、吴静、向隽殊、车轩、彭勃、徐世彦、尉骞、赵琪、马陋夫、谢遇春、张中西、张桂兰、张健佑、赵双城、陈光廷、王书斌、王建、宋保义、从连文、马静图、李晓峰、苑晓君、吴代尧、李铧、陈汝斌、车轩、纪树翰、徐雁、孙晓文、白路、于静子、孙含英、王健、荆杰、可人、高步、陈占河、刘群、田种玉、刘绍堂、王维都、马维光、于连启、张珉、马路等人。1954年以后，陆续调来了白玫、马玉玲、郑晓君、高荣弟、郭玲、徐风、沙娜、周文斌、黄世光、蓝群、金林、卢志平、马占华、孙玫、王凤文、郑万玉、贾廷文、孟舜、程晨、孙敖、殷秀岑等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译制片人员将近50人。1955年译制片演员同演员剧团演员合并，担任翻译片配音的演员几乎扩大到全团。故事片演员参加配音的如张巨光、方化、刘增庆、印质明、郭振清、任伟民、任颐、崔超明、贺小书、苏剑峰、叶琳鎯、蔺娜、李萌、黄玲等有50多人。1956年译制了外国影片56部，经常有四五个组同时工作，参加人员几乎达到百人。

在这个时期泽制的影片中，苏联影片占很大比重。亿万中国观众通过《攻克柏林》《政府委员》《列宁在十月》《夏伯阳》《保尔·柯察金》等影片了解了苏联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美好的向往。其中有很多是苏联著名电影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如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夏伯阳》；顿斯阔伊根据高尔基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还有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如托尔斯泰的《复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等，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工作者观摩学习的重点影片。

20世纪50年代，长影还译制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影片。1951年首次译制民主德国影片《每日的粮食》；1952年首次泽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影片《幸福之途》，匈牙利影片《地下殖民地》，波兰影片《魔鬼的峡谷》，罗马尼亚影片《为了美好的生活》，朝鲜影片《少年游击队》；1953年首次译制了保加利亚影片《警钟》；1954年首次译制了日本影片《箱根风云录》；1955年首次译制了印度影片《流浪者》；1956年首次译制了南斯拉夫影片《当机立断》，意大利影片《罗马十一时》，法国影片《禁止的游戏》；1957年首次译制英国影片《人间地狱》，缅甸影片《她的爱》，阿根廷影片《血的河流》，埃及影片《我们美好的日子》；1958年首次译制墨西哥影片《躲藏的激流》，西班牙影片《骑车人之死》，联邦德国影片《失业的自由》，希腊影片《伪金币》；1959年首次译制了蒙古影片《星火》，阿联影片《和平的土地》，挪威影片《如此一个夜晚》；1960年首次译制了玻利维亚影片《瀑布》。(《长春市志·电影志》156页)

在这个时期，长影译制片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发展成熟。长影的配音演员们在工作中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利用他们富有特色的声音，刻画了数百个以至上千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并通过实践较好地掌握了配音技巧。长影也因此出现了张玉昆、孙敖、肖南等声音浑厚、风格稳健，擅配复杂性格的优秀男配音演员，还有向隽殊、白玫、张桂兰等拥有甜美音色而感情丰沛、吐字讲究的女配音演员。

长影译制片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同志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名义写信，对东影译制片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信中对译制片工作给予极大的鼓励，说：“在目前的中国，我们急需清扫美帝国主义的影片所给予中国人民的遗毒，你们的工作岗位和任务显然更加重要了。”

长影译制片的质量，也得到了外国有关方面的赞赏。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就《阴谋》一片翻版质量及声带的鉴定在决议书中说：“该片翻译成华语的水平很高，与过去看的翻译片《攻克柏林》来比较，感觉出翻译片的工作质量有着非常显著的提高。全部演员之表演，无一例外的，在角色上与声音上都有机地同画面联系着，创作出的形象使人有鲜明的感觉，台词配得很仔细，演员是努力的。”(《东影通讯》146期)

从1961～1965年，受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本时期的译制片数量大减。期间，长影共译制14个国家的影片103部，其中除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

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英国、蒙古、阿根廷、西班牙的影片早有译制外，1961年首次译制了瑞士影片《海蒂》，1962年首次译制了越南影片《中线炮火》。

本时期开始，在演员剧团内设立了译制片组，1962年底又单独设立译制片室，刘迟任主任，黄世光任党支部书记。译制人员除原有的刘迟、尹广文、胡伯胤、黎歌、兰馥心、傅佩珩、张杲外，1963年潘耀华开始担任译制片翻译。配音演员又涌现出新秀李真、潘淑兰、张慧君、陆小雅、刘柏弘、高凤新、吴永庆、隋桂凤、张恩贵、赵爱娟、江19凡、陆长海、安淑英、由长科、刘武光等人，他们以富有特色的声音，塑造了众多角色。演员剧团的许多演员，也曾为译制片配音，为译制片生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见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313页)

在此期间，译制片人员曾排练《钗头凤》《红灯蒜》《年青一代》《连心锁》《全家福》《党的女儿》《南方来信》等话剧，在长春、大连、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演出。大家兢兢业业地工作，认认真真地演戏，既充实了生活，又锻炼了演艺，提高了配音技能。

在这个历史时期，长影继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1962年6月1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长影视察。他们在观看完一本正在录音的《甲午风云》样片和演员剧团排练的舞台剧《雾重庆》片断后，来到第三录音室，观看了译制片《盲人音乐家》的台词录音。总理对译制片演员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称赞他们的工作是“幕后英雄”。据著名配音演员向隽殊回忆，总理对配音演员们说：“你们都是幕后英雄嘛，今后片头上也可以有你们的形象!”周总理对译制片的关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译制电影事业与电影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亲切关怀，给了译制片人员极大的信心与鼓舞。

“文革”中的长影译制片

1966年4月，译制片室缩编为译制片组，林白任组长；1973年8月，划归到科教片室，尹广文任组长。本时期担任译制片的翻译人员，主要有尹广文、傅佩珩、兰馥心、潘耀华、何鸣雁。少量翻译台词剧本的外语人员有：全奇福、夏明箴、邹雅莉、杨国章、张志鹏、何庭庆、徐宝康、张德江。担任译制片导演的人员有姜树森、林克、林白、徐雁。参加译制的演员主要有张玉昆、肖南、陈汝斌、孙敖、徐雁、向隽殊、白玫、赵文瑜、徐丹、李真、潘淑兰、陆小雅、张慧君、刘柏弘等人。其间，因配音演员较少，从演员剧团请来郭振清、陈学洁、李希达、张斌荣、王修才、张圆等人参与配音。邀请故事片导演赵心水、薛彦东等人导演了《劳动家庭》《血海》《卖花姑娘》《勇敢的米哈依》等译制片。开始一段时间译制内参片。后来才译制供影院放映的外国影片。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前四年(1966～1969年)译制片生产处于完全停顿状态。1971年恢复译制片生产，当年译制影片7部，到1976年共译制朝鲜、苏联、罗马尼亚、波兰、英国、墨西哥、法国、越南、西德、阿尔巴尼亚、美国等11个国家的影片64部。1975年首次译制美国影片《纽约奇谈》和阿尔巴尼亚影片《洁白的道路》。在这批译制片中，罗马尼亚影片《勇敢的米哈依》《斯特凡大公》、朝鲜影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英国影片《送信人》、美国影片《纽约奇谈》，都各有特色，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新中国电影的摇篮》336页)

其中，红遍中国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曾经牵动无数中国观众的心。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的悲惨命运和哀婉动听的歌声，令无数观众泪湿衣襟。向隽殊为了配好《卖花姑娘》中花妮的声音，在练习时不知哭了多少遍，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感情之中。观众们记住了银幕上的花妮，同时也记住了为花妮配音的著名演员向隽殊。

向隽殊，1949年从华北大学三部戏剧科结业分配到东影译制片任配音演员。几十年来，她参加过400多部影片的配音，以优美甜润的声音、准确清晰的吐字、抑扬顿挫的语调、变化自如的声音化妆、真挚饱满的情感投入，实现了汉语配音与银幕形象的绝妙融合。她配饰的玛丝洛娃(《复活》)、阿克西尼亚(《静静的顿河》)、娜塔莎(《战争与和平》)、黛丽(《舞台生涯》)、德·温特夫人(《蝴蝶梦》)等角色，以完整的构思，极富光彩的声音形象准确地表现了人物，使其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1981年首届金鸡奖授予她特别奖。授奖评语是：“为表彰译制片演员向隽殊同志多年来对译制片的贡献及其出色的配音艺术，特授予特别奖。”她还曾在活剧《雷雨》《钗头凤》《年青一代》等舞台戏中扮演主要角色。并在电台为听众播讲过《晋阳秋》《刘胡兰》《旋风》等小说，参加过《羊脂球》《森林虎啸》《肖红》《捕鳄者》等几十部广播剧的录制，更为《无名英雄》《羊泉镇》等许多外国电视剧的女主角配音。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长影的历史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7～2008年，长影共译制了37个国家的影片301部。除朝鲜、日本、南斯拉夫、美国、罗马尼亚、英国、埃及、法国、加拿大、波兰、西班牙、意大利、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外，还首次译制了巴基斯坦影片《永恒的爱情》、瑞典影片《梦幻世界》、土耳其影片《穿黑袍的新娘》、斯里兰卡影片《横冲直撞》、巴西影片《生活之路》、泰国影片《翠彩》、菲律宾影片《飞蛾》、摩洛哥影片《杀人狂》、尼泊尔影片《朱砂情》、墨西哥影片《击鼓少年》、新西兰影片《007之谜》、韩国影片《无悔的爱》、以色列影片《铁臂金刚》、奥地利影片《美丽的夜晚》、南非影片《小鬼闹非洲》、新加坡影片《憨仔鬼精灵》，并为香港地区粤语影片《特警急先锋》配成普通话。

在本时期译制的影片中，罗马尼亚影片《神秘的黄玫瑰》，南斯拉夫影片《第二十六个画面的占领》，日本影片《人证》、《维也纳之恋——寅次郎的故事》，法国影片《疯狂的贵族》，苏联影片《战地浪漫曲》、《两个人的车站》，印度影片《强权女人》，韩国影片《武士》、《雏菊》，英国影片《空战英豪》，泰国影片《拳霸》，美国影片《舞台生涯》、《蝴蝶梦》、《罗马假日》、《谍影重重》、《防火墙》放映后都受到观众的欢迎。

为了推动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于1979年在优秀电影评奖中，增设了优秀译制片奖。长影译制片连续6年获此殊荣。分别是美国影片《舞台生涯》、巴基斯坦影片《永恒的爱情》、日本影片《妈妈的生日》、罗马尼亚影片《神秘的黄玫瑰》、菲律宾影片《金牌》、日本影片《浪花之恋》。1985年，文化部电影局划归到广播电影电视部后，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译制片奖。长影影片多次获奖。分别是美国影片《弗兰西丝》、苏联影片《两个人的车站》、美国影片《罗马假日》、美国影片《魔窟寻谍》、法国影片《阴谋的代价》、意大利影片《月夜》。1994年更名为中国电影华表奖，法国影片《圣女贞德》获2002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

译制片奖。美国影片《超胆侠》获2003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译制片奖提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影译制片还译制了大量电视连续剧。其中，墨西哥的《卞卡》、巴西的《女奴》、朝鲜的《无名英雄》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期担任翻译的主要人员有：尹广文、潘耀华、吴代尧、张杲、傅佩珩、任珊珊、王志、孟超、阿华、杜桂敏、吕得保、张勇、李红、全奇福、吴广孝、陆水林、王秀媛、关群等。担任译制片导演的主要人员有：肖南、林白、李景超、陈汝斌、李真、赵文瑜、徐雁、陆建艺、刘大航、胡连华、孙佳禾、孟丽等。这时期担任配音的男演员有徐雁、陈汝斌、张玉昆、孙敖、陈光廷、郑万玉、张中西、吴永庆、徐丹、马静图、彭勃、苑晓君、高风新等。女演员有向隽殊、白玫、刘柏弘、张慧君、潘淑兰、李真、赵文瑜、隋桂风、崔慕燕、林美玉等。青年演员的进入给译制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王瑞、陆建艺、金毅、刘雪婷、胡连华、孙佳禾、孟丽、刘大航、杨帆、宋丽捷、张雷、王晓薇、陈红、孟令军、王利军、郭金非等，逐渐成为译制片中坚力量。

本时期译制片机构几经变化：1981年，译制片划归到综合片室，尹广文任副主任，徐雁任组长。1985年3月，成立译制片分厂，陈汝斌任厂长，荣振东任副厂长，兼任演员剧团、译制片分厂党支部书记。此时，演员剧团与译制片分厂合署办公。1988年10月，演员剧团与译制片分厂分开，荣振东任译制片分厂厂长；1992年，刘雪婷任厂长；1995年，金毅任厂长；1998年，杜慧君任厂长；1999年10月，译制片分厂改为译制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尹爱群、宋江波、王国孚先后任董事长，杜慧军任总经理。

改革为长影译制片注入了活力与希望。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引进美国分账大片，这一重要举措，激活了中国电影的市场，为长影译制片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部部外国影片伴随着长影译制片人精湛的技艺、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被国内的广大电影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长影译制片开始面临人才流动与流失的状况。许多有才华的配音演员、导演，纷纷走向社会，造成了专业译制片人员队伍的流失。为培养新生力量，长影译制片曾举办了七期译制片培训班。近几年，长影译制片除了壮大自身队伍外，还陆续从北京、上海等地邀请著名演员来长春配音。2005年的译制片《马达加斯加》和《鲨鱼故事》就曾分别邀请了林依轮、何炅、金海心和夏雨、李冰冰、张涵予、秦海璐为影片配音，收到很好的效果。

60年里，几多风雨，几多沧桑。有过多少播种，就会有多少收获。45个国家的802部译制片，凝聚着长影人无数的心血与汗水。其中，许多影片成为不朽的泽制经典之作，被载入中国电影的史册。长影人是新中国电影译制事业当之无愧的开创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长影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为新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长影译制片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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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的传播与交流中得到发展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具有普遍性。译制是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译制片是人类跨文化传播在现代社会的集中体现。从学理上说，译制片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从社会进步、文化建设乃至美学追求的视角看，译制片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本文旨在说明译制片的性质和特征，并进一步揭示我国译制片存在的意义。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外影视文化交流日益繁荣。译制片作为中外跨文化流通的产品表现，不仅活跃了影视文化市场，满足了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以独特的艺术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异域风情、审美品味，展示了一片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外部世界。

译制片是跨文化传通的结晶

    译制就是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影剧院播映的译制片就是经过译制加工的从国外进口的影片。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译制？因为有不少人觉得“要看就看原汁原味的”，所以译制就是多此一举，甚至破坏了原作情调的完整性。这听起来是个个人兴趣问题，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涉及的是一个基本的跨语言、跨文化问题，而且也是涉及译制片存在合理性的根本问题。
    从跨语言的角度讲，比如报纸，如果头版登的是中文关于甲A联赛的近况，二版登的是意大利文关于意甲的赛事，三版变成德文关于德甲的球讯，四版换上朝鲜文有关亚运会的报道……中国球谜还会买这种报纸吗？是谁又是怎样把信息转换成你我认同的文字符号？再比如广播，如果7点播出普什图语有关拉登的近况，8点讲的是土耳其语关于东突组织的内幕，9点变为印度语有关印巴边界的冲突……国内听众还会喜欢从收音机里听消息吗？是谁又是怎样把信息转换成大家都懂的声音符号？显然不是媒介，因为到目前为止，什么媒介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神通。
    再比如电视的引进节目。电视引进节目可大致分三类播出：一是完全译制型，这是绝大多数，经过了翻译和配音；二是原声加中文字幕，此类节目的比例也不少，当然字幕也离不开翻译的功劳；第三便是拿来就播，原汁原味。那么，主张不要译制的朋友最喜欢哪一种呢？

    是第三种吗？应该是，可惜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引进节目不仅有英文的好莱坞大片，还有日文的系列片，韩文的家庭剧，还有墨西哥的室内剧，还有来自俄国的、印度的、巴基斯坦的、法国的……您能听得习惯吗？
    如果是第二种，也就是还听这些声音，但有了经翻译加工的中文字幕，看懂是没什么问题了，不过您得有个好耐性：养成一边忙着追字幕，一边跟那些陌生的环境混眼熟，同时还要跟那些陌生的话语混耳熟。您能把中文字幕跟剧中人物讲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越南文、泰米尔文……这些语言时的口型、表情进行正确对位吗？这还只是对成人而言，或者包括一部分懂外语的朋友。如果是动画片，比如让“蜡笔小新”讲他原汁原味的日语，小朋友们听得习惯吗？即便再加上翻译好的中文字幕，还能有那么多的小观众吗？由此来看，真正接受“原汁原味”的观众并非多数，更不可能是包括小朋友在内的绝大多数。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第一种了，我们只好委屈一下，接受配音译制吧。人们对译制的质量提出了许多批评，这其实才是问题的根本。过去人们看《魂断蓝桥》、《列宁在1918》、《流浪者》、《追捕》，恐怕没有谁提出想看原版的要求。随着引进节目的猛增，译制力量日显薄弱，结果译制市场混乱，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了。尤其是盗版片，先不说版权的问题，也不说画面等因素，光看中文字幕：很少有规范的、像样的，有的荒唐不稽、有的粗俗不堪，即使能勉强看过去的，多数也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怎么不让人对译制产生怀疑呢？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对译制问题的关注恰恰说明译制的重要性，也说明加强译制工作的必要性。
    我们再说电影。引进的电影也同样存在多种语言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拍摄的电影绝大多数都以各国的民族语言为表现形式，比如：日本电影《追捕》，俄国电影《列宁在十月》，印度电影《流浪者》，越南电影《森林之火》，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电影《伏击战》，南斯拉夫电影《桥》、法国电影《红》、《白》、《蓝》，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西班牙电影《对她说》、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按照常理，恐怕很少有人听得懂或者听习惯这么多种语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说译制片、谈译制片、津津乐道某某译制片、甚至赋予某些译制片的片名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比如拿“魂断蓝桥”比拟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可是我们却很少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没有译制，会有多少人能说出或记住这些电影的名字？
由此可见，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译制作为对影视语言文本的二度编码，是影视媒介跨文化传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要求，是传通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译制片是改革开放的需要
开放的意义就是与世界对话，与世界沟通，与世界接轨，但首先是了解世界。只有了解世界，才能更好的认识自己、发展自己。我们正是在了解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在学习他人的同时，改变自己，最终求得自我的发展。我们有过一段封闭的历史。那时的中国没有几部译制片，那时的国人对外国的了解是狭窄的、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美国是帝国主义，那里的人民遭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人们了解真实世界的意识和欲望。许多优秀的译制片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大千世界。
    我们需要译制片，因为我们需要全面、具象、真实、完整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当然，了解世界的渠道有很多：读书、看报或到实地去亲眼看一看，但是，对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欣赏影视文学作品，因为影视文学作品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能向我们展示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图景。我们认识的外国人、乃至整个外部世界的形象往往是通过译制片里面的图景构筑起来的。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个自我世界或多或少是译制片的世界。也就是说，译制片能形象生动地帮助我们想象、透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变迁、自然环境、文化习惯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译制片的主要意义就在这里。举例来说，我们从《望乡》里想象二战时日本的社会状况；我们从《辛德勒名单》里想象犹太人遭受西特勒压迫、毒害、剥削的悲惨命运；从《亡命天涯》里想象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情况、法律体系、社会风貌；从《埃及艳后》里想象罗马帝国时代地中海沿岸古老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从《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里想象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场面；从《居里夫人》里想象科学家在干什么，怎么生活……可以说，译制片为我们构筑着一幅幅生动的世界历史画卷。
    从这个维度上讲，我们可以说译制片是一扇窗户，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在此意义上，看译制片成了普通百姓进行世界文化旅行、文化观光的一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说译制片是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反照着自己，思考着自己并且追问：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应该干什么？在此意义上，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译制片把我们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我们在自由的梦幻中体验那难以想象的易异域风情。

译制片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

    如果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视角看，译制片作为一种媒介文化产品，必然具有文化商品的属性，服从着市场流通－满足消费的原则。在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浪潮下，媒介文化产品跨越国界，加速在全球市场的流通。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直接面对的就是跨国媒介集团优势产品的冲击——这是从消极意义方面而言的。从积极意义来说，引进优秀的外国影片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是推动国内影视市场走向国际；二是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首先，译制片作为引进的交流产品，对国内传媒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的传媒业要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竞争，首先必须开放市场，积极创造国际化的竞争环境。而竞争则必然依循优胜劣汰的法则。优秀的外国影片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品牌的质量，这背后就是由生产、制作、销售等各个环节统一起来的运行机制和生产理念。按照一般的常识，产品交流有助于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也就是说，译制片所带来的不只是作为文化商品本身具有的实用价值，而且还包括实现这一价值的理念和机制。
    译制市场的兴旺必然拉动整个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近几年，由八一厂译制的外国大片频频获奖，在全国范围引发了一个又一个译制片热潮，委实让人心情振奋。八一厂在引进、译制外国大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不仅仅是演绎八一神话的魔方，或者说是掀起全国译制片热潮的法术，而且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探索译制方法、理解译制实质、挖掘译制价值、创造译制理念的具体实践中所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事实证明，译制片有力地活跃和繁荣了国内影业市场，是促进国内市场走响国际化的活性催化剂。
    从消费市场方面来看，大众文化娱乐是多样的。显然，译制片是满足多样化消费的重要内容。译制片在我国有着广泛、深厚的观众基础。看译制片早已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消遣方式。译制片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精神食粮。毫无疑问，优秀的影视文化产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亦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源泉。
    尽管有人对译制片持有这样那样的态度，亦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好的译制片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居里夫人》的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李岚清同志十分赞赏《居里夫人》的翻译和配音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他对翻译说，“你翻译得很好，你感动了我，也感动了观众。” 他还说，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要吸收一切优秀的人类精神文化。李岚清同志认为，好的译制片能起到教育青少年的作用，具有独特的艺术功能。他指出，搞好译制工作是大有前途的事情。
    由此可见，译制片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因此，做好译制工作，或者说加工高质量的译制产品既是市场的要求，也是满足多样化文化娱乐消费的需要。

作者：麻争旗 转载： 高速小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