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的三个维度及其当代传承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 黄乔生
因为从事与鲁迅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我时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鲁迅精神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学习鲁迅?如何阅读鲁迅?
鲁迅精神是鲁迅一生的操守和功绩的凝聚。作为文化巨人的鲁迅,他的精神有多种表现形式。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总结出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一是政治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二是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三是牺牲精神,他在民族危机关头,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提出“三家”和“五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如此伟大的精神力量,如此崇高的人格魅力,鲁迅对后世的感召可以想见。鲁迅像灯塔一样照耀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前进之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鲁迅精神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鲁迅文化遗产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每个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在阅读鲁迅时都会产生独特的感悟,从鲁迅的文章和生平中凝练出爱国、热情、诚实、爱憎分明、硬骨头、自省、立人、勤奋等品格,总结出韧性的战斗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服务精神、重视人的发展的“立人”精神、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等。这些精神品格外铄出多种维度,可以归纳为三个“面向”,即面向国家和民族、面向人民大众、面向世界。
鲁迅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的批判和反省根植于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社会进步的信心。他的论断和批判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全面、深刻的认识;他的批判也含有严厉的自省精神。对于现代中国,鲁迅的文化和社会批判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性资源。如,鲁迅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考和论述都非常深刻;他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也很准确,《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文章,今天读来仍能给人们深刻的启示。又如,鲁迅针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发表过很多重要论述。中国需要改革,改革需要深入,直到今天,改革也是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究竟如何改革,如何找到改革与现实的契合度?对此鲁迅曾说过:“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人要改革。”切中肯綮,对今天的改革者认清形势,找到改革的推动力和突破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鲁迅并不只是批判外在的社会、久远的历史,他更注重自我解剖。自省、反思,是鲁迅文化思想的一大特色。批判旧文明、旧制度、旧习俗,固然是一个民族在其前进道路上必须做的清除工作,但更需要审视自身,找出自己思想行为中的缺点和黑暗,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以严肃的自我解剖精神,反思自己所生长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进步的关键所在。
韧性是鲁迅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鲁迅持之以恒地追求目标,锲而不舍地学习和工作,他的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韧性、耐心和毅力。鲁迅的战斗精神持久有力,给人的印象极深也极为鲜明。人们都记得他那副有名的诗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提起鲁迅,人们就想起他的照片,目光犀利、眉宇凝重、头发直竖,还有那规整的隶书“一”字型胡须,那种严峻、一丝不苟的气质,令人印象深刻。
鲁迅的很多文章带有投枪匕首的风格,脍炙人口。这种永远进击的战斗精神,在当代也是需要的。解决社会问题,改革体制弊端,发展经济文化,没有韧性的战斗精神,是难以成功的;否则即便取得一时的繁荣,也难以持久。这是鲁迅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鲁迅一生,坚持在文学领域孜孜矻矻,辛勤耕耘,30年间创作300万字,翻译300万字,笔记手稿、金石辑校、美术收藏都十分丰富,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的成就还会更大。在同时代人中,他在新文学领域坚持最久,用功最多,因此,新文化运动诸先贤,虽各有建树,都足称名家,但以鲁迅的影响最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自己的文学实绩彪炳史册。五四运动前后,他以文学创作亮相文坛,便立即得到新文化同人的高度评价。这个成绩的取得,其实也是他长期坚持的结果。从少年时期的深厚的文史修养,到日本时期广泛阅读东西洋文学著作,从严肃认真地翻译外国文学,到工工整整地辑录古代金石碑拓,没有多年在寂寞中沉潜用功,就不会有爆发的壮丽辉煌。文学革命阶段成名后,鲁迅虽然经历了“荷戟独彷徨”的时期,在寂寞的文苑独自游走,但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继续翻译创作,不但写了大量散文,更针对新的形势,适应新的阅读需求,写作了大量杂文,在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代里,以笔为投枪匕首,塑造出独特的“战士+文人”形象。
文学,是为了社会和人生的。对鲁迅而言,社会是中国社会,人生是人民大众的人生,这便是他的文学服务的对象。因此,鲁迅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是启蒙的文学。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他还引用鲁迅《自嘲》诗中“横眉俯首”一联,建议大家当作座右铭,并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学他“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根本宗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广大民众的根本诉求。鲁迅提出尊个性、张精神,强调人格平等,提倡独立自主意识,其意正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饱含着对人民大众的关爱和期望。
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正因为看到这种文化的弊病,他大声疾呼,严厉批判,深刻反省,寄希望推陈出新,促其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学习鲁迅的文学和思想,要充分认识到,鲁迅具有开放包容的思想,不狭隘,不偏执。
鲁迅的文化修养是中西融合的。他一生自留学日本开始,翻译了几十个国家的100多部作品;他提倡新兴版画艺术,为中国美术的现代化指引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他晚年住在上海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交汇的环境中,充分感知世界性,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互鉴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鲁迅提出“拿来主义”的文化主张,虽然偏重于引进优秀文化,但也注重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如何适应时代发展。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是鲁迅一生一以贯之的理念和实践。他青年时代就在《文化偏至论》中对中国要建设的新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在《拿来主义》中,他既反对“闭关主义”,也反对“送去主义”,而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其中含有一个主动选择、自我更新的过程: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当前,我们面临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重大任务。换言之,就是要对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融合中外,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鲁迅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师,在这方面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鲁迅。他并没有过时,也没有退出。我们不会淡化鲁迅,更不会赶走鲁迅。鲁迅的名篇佳作仍然像过去一样收录在今天的中小学教科书中,滋养着新时期的莘莘学子。
今天我们阅读鲁迅,应该与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与了解中国现实结合起来;阅读鲁迅,还要系统阅读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汲取其中的丰富养分。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但指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包括20世纪以来的优秀文化资源,鲁迅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传承鲁迅精神,我认为首先要阅读鲁迅的作品,如果没时间读《鲁迅全集》,可以选择读选本,读代表作。阅读鲁迅作品,除小说、散文之外,还应该特别注重杂文,通过杂文掌握鲁迅的思想方法,认识他的思维方式。说鲁迅不好懂、过时了,不过是一些没有耐心或者不愿意读鲁迅的人的借口。只有阅读鲁迅、了解鲁迅,才能真正走近鲁迅,才会独立思考,才能对那些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说法有分辨力和抵抗力,也才能更好地传承鲁迅精神。
阅读鲁迅,还要扩大阅读范围,特别要注重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更须注重美育。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在《读书杂谈》中他特别告诫青年学生:“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文化巨人的心胸,诚然是博大的。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锡荣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鲁迅先生。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评价鲁迅为中华民族“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时隔一年,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现代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又把鲁迅定位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价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对鲁迅有如此高的评价,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
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鲁迅就与多位党的创始人有过交往。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他们在北京时定期开会讨论编辑工作,彼此欣赏,甚为相得。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就是由于陈独秀的极力鼓动才编辑出版的,也正是这本小说为鲁迅带来了巨大声誉,奠定了他在新文学界的崇高地位。而鲁迅对陈、李二人建党时期的活动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1920年,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分道扬镳,提出在《新青年》上发表“不谈政治”宣言,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发表宣言,支持了陈、李。同在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鲁迅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一直到晚年,鲁迅对陈、李那一时期的活动都有高度评价。1933年鲁迅为李大钊的公葬捐款,并为《守常全集》写作题记,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与鲁迅虽然失之交臂,未能见面,但精神的共鸣早已建立。鲁迅的《阿Q正传》引起了毛泽东深刻的思索,后来他多次谈及: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多次同冯雪峰谈起鲁迅,加深了他对鲁迅的了解和理解;1936年鲁迅编辑出版了瞿秋白的翻译作品《海上述林》,特地寄赠毛泽东等人最精致的皮脊本;1938年刚出版不久的《鲁迅全集》就摆上了毛泽东延安窑洞的案头。
1926年鲁迅南下后,与共产党组织有了直接联系。同年10月,广州的中共党组织积极邀请身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年初,鲁迅来到广州并任教于中山大学。3月,他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会面。4月,鲁迅为营救被捕的大批青年学生竭尽全力,但终未成功,这让他十分愤懑,因而坚决辞职。10月,鲁迅到上海后,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1931年,赋闲的瞿秋白与鲁迅第一次通信,二人逐渐建立起深厚友谊。鲁迅与瞿秋白虽然年龄相差18岁,但他们却如磁铁般互相吸引,一开始就以同志相称,从书面交流到当面畅谈,从文学、翻译以及文字改革到中国文化发展、中国社会革命问题,几乎无所不谈。鲁迅为瞿秋白提供避难所,瞿秋白为鲁迅编《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两人还合作撰写杂文,合作编辑《萧伯纳在上海》。1934年年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前,鲁迅留他彻夜长谈,并把大床让给瞿秋白睡,自己睡地板。次年瞿秋白被捕,鲁迅竭力营救不成,为之编印《海上述林》。此外,鲁迅与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周扬、吴亮平等中共党员都有联系。在中共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后的艰难日子里,鲁迅还与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邓洁见过面。
在上海的中共党员中,与鲁迅接触的人里最著名的就是“左联五烈士”。鲁迅与他们的忘年交谊正是他与普通共产党人关系的缩影。鲁迅给予他们以多方面的指导,他们的奋勇精进,也给鲁迅以信心和感动。鲁迅在上海与陈望道、茅盾等早期共产党人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很多共产党人被捕后,鲁迅都曾参与营救。除了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参与营救陈赓、廖承志、罗登贤等,鲁迅还营救过作家艾芜、草明、黄素等很多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旗手
鲁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是一个巨大的存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鲁迅被推为领衔者之一。这个团体的宗旨是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从性质上说几近政治组织。鲁迅虽然不太赞成其过于暴露的活动方式,但还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在左翼作家联盟中,鲁迅是唯一公开宣布自己是左联成员、并为左联发声的作家。在打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搏击中,鲁迅的笔是公认最锋利、最富于杀伤力的匕首和投枪。
他还是左翼新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和建设者,创造了杂文这种文学形式,编辑了多个左联的机关刊物,主导了左翼美术运动。鲁迅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各项政策,例如他所作的《“友邦惊诧”论》,既痛斥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卑躬屈膝,喊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他的一支笔抵得过千军万马,所向披靡。这就是为什么一本书、一期杂志或一张报纸上面只要刊登了鲁迅的作品,就会不胫而走,为什么鲁迅逝世后民众献给他“民族魂”的旗帜,为什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称鲁迅是领导“拿笔杆子的队伍”的“鲁总司令”了。直到左联解散,鲁迅还公开宣称:“‘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要知道,当时左联是被当作共产党对待的,宣称自己是左联成员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捕被害。鲁迅因此遭到通缉,但他毫不畏惧,甚至到晚年还拒绝解除通缉,宁愿带着通缉令死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左联是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那鲁迅就是当之无愧的旗手。基于这些事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毫不为过的。
鲁迅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从旁观到同情,从支持到参与,从感同身受到竭力营救,终至公开站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时,鲁迅虽然与陈独秀、李大钊交厚,但在建党的问题上基本置身事外。1927年大革命失败,使鲁迅对国民党心生厌恶,对共产党深抱同情。左翼文化运动爆发时鲁迅领衔加入,左联五烈士事件发生,鲁迅痛彻心扉。此前此后大批共产党人被捕被害,鲁迅竭力营救,以至公开站队。1936年,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宣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掷地有声的宣言,旗帜鲜明地宣告了鲁迅的政治站位和立场,他是完全站在共产党一边的。这宣言给共产党人带来的鼓舞,给国民党当局带来的杀伤力,都是不可复制的。晚年鲁迅对共产党已是休戚与共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未来充满信心。
共产党早已把鲁迅看作不在党组织的共产党人,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32年年底,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从苏区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找到了鲁迅,鲁迅为他联系上了中共中央。1935年中共北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又派人到上海通过鲁迅找到党中央。1936年中共中央派人到上海重建党组织,首先找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因为中共党组织相信,鲁迅是绝对可靠、绝对可信任的。
中共党组织曾经考虑吸收鲁迅入党,但经综合考量认为鲁迅留在党外发挥作用对党更加有利。1936年7月,张闻天、周恩来在写给冯雪峰的信中说:
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你的老师”就是指鲁迅。“送的东西”是鲁迅送给毛泽东等人的火腿和围巾等。从这样的语气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种无保留的信任,一种战友相互致敬、相互鼓励的深情。这也就是为什么1936年中共中央的机关刊《斗争》把鲁迅、茅盾的贺信刊登出来;为什么鲁迅逝世后,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共中央在陕北为鲁迅举行千人追悼大会;为什么共产党为纪念鲁迅率先建立了鲁迅师范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改名为鲁迅图书馆;为什么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高度评价鲁迅,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直到晚年还多次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钱念孙
鲁迅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人来说,仿佛阳光洒落到山林间,不论是头顶烈日脚踩阴影在山道上行走,还是寻找一片树荫小歇以躲避骄阳的照射,你都能感到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都会有形无形、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于我而言,在十来岁到20多岁最渴望读书的岁月里,其他书籍都闹“书荒”难以寻觅,唯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和《呐喊》、《彷徨》等鲁迅作品唾手可得。一本《鲁迅语录》,不知翻开又合上多少遍,说有多少理解自然是不可能,只不过是记住了“痛打落水狗”之类的只言片语。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除了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之外,还去听李顿先生开设的鲁迅专题讲座。一个学期颇为精彩的讲座听下来,连带细读了一些鲁迅小说及杂文名篇,“鲁夫子”的轮廓在我心中逐渐由模糊变得稍微清晰起来。
与其说这是我认识鲁迅的过程,毋宁说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体验:既对他凛然孤傲和坚韧不屈的人格形象肃然起敬,佩服他作为一代伟人的睿识和洞见;又为他常常不被时代和同辈理解而遗憾惋惜,对他性格的执拗和内心的痛楚及无奈,感到惊诧与叹息。随着年岁增长,有时重翻鲁迅著作,体悟他当年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忧患意识、直面惨淡人生的左冲右突,暗夜里近乎绝望的长歌当哭,以及诸多无可奈何的感慨和隐忍,我越发感到他的博大精深和丰赡复杂。这篇小文,当然无法勾勒鲁迅的全貌及其丰富而隐秘的内心世界,只能挂一漏万地谈谈他的侠骨与柔肠,以期从一个侧面略显其神采。
所谓侠骨,常指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性格和气质。电视剧《水浒传》里《好汉歌》中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以及人们常说的“仗义执言”“拔刀相助”等,大约体现了民间对豪侠义士的印象。
鲁迅年轻时就确立了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颇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侠肝义胆。1902年,21岁的他留学日本,曾写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篇,誓言要唤醒和改变风雨如磐的故园,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首诗,首开鲁迅以笔为剑刺破笼罩中国夜幕的先声,表露他年轻时确立的人生目标和志向,为其毕生执著追求、不懈奋斗奠定了基调。
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最具实力和实绩的主将,鲁迅的豪侠义举首以小说和杂文为武器,向封建“铁屋子”发起勇猛冲击。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更以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揭露封建社会“吃人”本质,控诉宗族制度和传统礼教对人精神的戕害。他随后创作的《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祝福》等作品,尤其是1921年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阿Q正传》,通过对社会底层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描写,将他们不幸的生活遭际、麻木的精神状态、悲凉的命运结局和盘托出,生动而精准地刻画出当时国民的魂灵,寄寓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和愤懑。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如果说鲁迅小说是驱散社会阴霾的长枪大炮,那么他的杂文则是刺向旧营垒的匕首投枪。翻开鲁迅十多本杂文集,犀利的评论、无情的批判、不屈不挠的论战,“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的锋芒英气逼人。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里刻画的“真的猛士”的形象,可以说是鲁迅作为文坛斗士,为民族和社会改良进步“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写照。
更为可贵的是,鲁迅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升级,他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发表在《京报》上,支持学生正义斗争,后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教育部佥事职务。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他因撰文抨击段祺瑞政府罪行而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远赴厦门。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他以中山大学教务主任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被捕进步学生,遭遇掣肘而愤然辞职。1931年1月,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杀害,他不仅义愤填膺地吟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诗句,还写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多篇文章纪念,尽管面对受牵连遭追捕的威胁仍无所畏惧。
如此豪侠义举,在鲁迅可谓指不胜屈。以其对世事的洞明,他完全知晓做此类事的后果,也完全可以躲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或安心在校园里教学和写作。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目的如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所说:“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中国及青年一代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正是有着这样坚定而崇高的信念,他临终前在《死》这篇带有遗嘱性质文章的最后,以豪侠义无反顾的语气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不过,鲁迅绝非只有刚毅、冷酷、严峻、硬气的一面,他作为眼光深邃、情感丰盈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也有宽和、热情、怜悯、柔软的一面。并且,他柔肠百转的细腻和情深,与其侠肝义胆的刚强和勇毅一样鲜明突出,恰如江河水流,既能平缓如镜,又能汹涌澎湃,只是因时因地不同却又源自一体,既彼此衬托又相互为用。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对人对事责之深,往往是因为爱之切;而对其爱之切,则多半会责之深。鲁迅诗词里许多夫子自道的名句,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等,无不深切地呈现了他兼具侠骨与柔肠的人格和性情。
与鲁迅交往颇多的记者曹聚仁,在其1956年出版的《鲁迅评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迅和弟子孙伏园一次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到300元酬金,鲁迅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随后,鲁迅得知陕西易俗社经费紧张,就决定将这钱捐出去。西北大学的工友照顾非常周到,鲁迅也决定多给他们一些酬劳,但其中另一位也来讲学的朋友不赞成这样做。鲁迅当朋友面没说话,退而对孙伏园讲:“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从这件平凡小事一波三折的细节上,足以看出鲁迅不仅对人对事具有深广的同情心,而且精神上保持洁身自爱的高洁品德。
鲁迅的柔肠百转,还特别表现在他对青年文艺家的扶持及与他们的友谊上。他于1925年发起成立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为宗旨的未名社,热情推介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等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的作品,在文坛传为佳话。萧红、萧军、叶紫、艾芜、徐梵澄等青年作家遇到迷茫和困难,常向心中的偶像鲁迅求教。鲁迅尽管异常繁忙,但还是抽时间与他们通信和会面,为他们的作品写序并帮助出书。萧红、徐梵澄等人的回忆文章,字里行间无不透溢着鲁迅高大形象的亲切与温暖。尤为凸显鲁迅为人诚挚和深情者,当推他与瞿秋白的交往,以及瞿秋白死后鲁迅为祭奠亡友而表现出的超凡绝尘的风仪。
鲁迅与瞿秋白1932年才在上海初次相见,但交谈之下,彼此都相见恨晚。1933年盛夏,瞿秋白编选一册《鲁迅杂感选集》并作长篇序言,第一次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客观、准确、全面的阐述,对鲁迅的创作历程和思想演进轨迹,作出清晰的梳理和精当的分析。鲁迅作为变革时代创建新思想和新艺术范式的一代高才,时有单骑绝尘、知音难觅的孤独和寂寞。他读了序言,大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欣喜和快慰。他挥毫写下饱蕴深情又别具境界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送给瞿秋白。
1934年年初,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奔赴江西苏区工作,临行前特地到鲁迅家中道别。鲁迅依依难舍,长谈至深夜,坚持留其在家过夜。他执意将床铺让给年轻近20岁的瞿秋白,自己则睡在地板上,以表尊重和惺惺相惜之情。谁料此次惜别竟成永诀。1935年2月,瞿秋白转移香港的途中,在福建长汀被捕,而后慷慨就义。噩耗传到上海,鲁迅悲痛欲绝。他跑到冯雪峰家里激愤地说:“我决定编一本秋白的作品集,作为一个纪念,一个抗议。一个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此时,鲁迅的肺病已经比较严重,离其1936年10月去世仅剩一年多时间。但他以抱病之躯,坚持工作,把瞿秋白的翻译文稿一一整理编选成两大卷近60万字的《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诸夏”指全国民众,“霜”取瞿秋白原名瞿霜之字,“诸夏怀霜”即寓意全国民众怀念瞿秋白。《海上述林》编妥后,许多印刷厂怕惹麻烦不敢承印。鲁迅找同乡老友、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帮忙,在美成印刷厂打出纸型,然后托友人内山完造辗转送往日本印制。此书用重磅道林纸精印而成,配有玻璃版插图,以皮革镶书脊,书名烫金,极为精美。
鲁迅晚年居住在上海,高强度不间断写作所得稿费和版税,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可以说每一个铜板都是其呕心沥血的结果。《海上述林》不论是编选校对、装帧设计,还是购买纸张、联系印刷,包括广告拟定、推广宣传,全是鲁迅亲力亲为,一手包办。这不仅需要承担不小的经济压力,更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对于一位重病缠身且肩负家庭生活重担的文人来说,如此付出意味着什么,鲁迅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义无反顾,知其不宜为甚或不可为而拼力为之。这种几乎是赔上身家性命、不图回报,只为祭奠一个逝者的奉献,世间几人能够做到?
嗟乎!古有“季札挂剑”之美谈流传青史,今有鲁迅为亡友编书之佳话谱写新篇,其“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深情和厚德,能不令人感佩哉!
北京日报社原编委 李乔
《祭书神文》,是鲁迅先生青年时写的一篇祭祀文字,录自周作人日记所附《柑酒听鹂笔记》,收入《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补编》。
祭文有小序、有正文,云: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絪緼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蠹鱼。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漆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蠹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惙惙以心忧。宁招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祭文实际是一首骚体诗,可见青年鲁迅深受《楚辞》和《文选》的影响。文中含有许多关于书籍文墨的典故,行文既庄严且潇洒,一派读书人气息,可见青年鲁迅的知识储备之厚,古文根底之好,情怀之高洁。祭文中似也含着一点幽默。
近年来,常有研究鲁迅的文章提及这篇祭文,但都没有足够的解说,少数几篇专门介绍这篇祭文的文章,也都是从研究诗歌的角度来谈的。笔者拟换一角度谈谈有关这篇祭文的几个问题。
从一些谈《祭书神文》的文章看,鲁迅好像只是单纯写了此文,而并未亲身祭祀,是为写而写的,甚至有文章说“是戏作的”。我看并不是这样,鲁迅应是亲身祭了神的。
这篇《祭书神文》是一篇实际使用过的祭祀文字。这从小序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呈上祭品,念诵祭文,鲁迅确实是祭了神的。但也许有人会怀疑,祭文可能仅是书面文字吧,只写不祭也是有可能的。不错,实际生活中也许存在那种只写不祭的情况,但《祭书神文》不属此类。
读读周遐寿(即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一书中的有关章节,更可以推断鲁迅确实是亲身祭了书神的。此书的第一部分《百草园》中有一节是《祭书神》,专谈祭书神事的:
旧日记从戊戌年写起,戊己两年的除夕没有什么特别记事,庚子年稍详,文曰:“晴,下午接神,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才兄作文祝之,稿存后,又闲谈至十一点钟睡。”
文中所引是周作人自己的日记,是庚子年除夕即公元1901年2月18日那天的。日记中所说的“豫才兄”,即鲁迅。细读这天的日记可以看出,从接神、拜像、辞岁,到祭书神,都是一件一件实际做过的,日记是据实记录的。关于拜像、辞岁二事,《鲁迅的故家》里还有详细的说明。“饭后祭书神长恩”,周作人日记里的这句话,是明明白白的,可以与《祭书神文》小序中的“祀书神长恩”一语互相印证。鲁迅不仅祭了书神,而且祭祀的时间也是严格按照绍兴习俗于除夕之时办的,并不是自己随意定的。况且,祭祀书神者,不只有鲁迅,还有周作人,《祭书神文》小序中说的“会稽戛剑生等”,就包括了周作人。周作人是以祭书神的亲历者的身份写下日记中的那些话的,所以他的话是可信的。
鲁迅祭祀的书神是怎样一个神呢?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祭书神文》注4引明人笔记《致虚阁杂俎》云:“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鱼不蛀。”可知这个书神名叫长恩,又叫“司书鬼”,其神职是掌司书籍不被鼠啮虫蛀。从“司书鬼”的“鬼”字来看,这个书神似是由某人死后变化而来的,但不知其具体来历。
据笔者查考,《致虚阁杂俎》中这段关于长恩的文字,早在宋元时人欧阳玄所著的谈鬼专书《睽车志》中就有了,这是所见最早的关于长恩的文字。这表明,至晚在宋元时代就已有祭祀长恩的习俗了。明清文献中,除了《致虚阁杂俎》,明人张岱《夜航船》卷十八《荒唐部鬼神》及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中也有关于书神长恩的记载。《夜航船》与《睽车志》的文字基本相同。《茶余客话》则略有不同,云:“司书有鬼,名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则不蠹。见《致虚杂俎》(即《致虚阁杂俎》)。”
长恩是个颇受古代士人青睐的神明。林则徐曾为清代藏书家庄有麟的藏书楼题名为“长恩书室”,庄氏所辑的一套丛书名为《长恩室丛书》,另一清代士人傅以礼的藏书处称为“长恩阁”,其所辑的丛书名为《长恩阁丛书》。
何以称“书鬼”为“书神”
长恩在上引古籍中被称为“司书鬼”,鲁迅却称长恩为“书神”,这一称“鬼”一称“神”,怎样解释呢?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来看。
其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鬼与神常常是不分的,“鬼神”常连称为一个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说到过这种神鬼不分的情况。他在分析中国神话仅有零星遗存的原因时说,“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又云:“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中国古时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淆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鬼有时可以谓之“神”,神有时也可以谓之“鬼”,鬼神杂淆,是中国传统鬼神观的一个特点。所以,长恩既可以谓之“书鬼”,也可以谓之“书神”。鲁迅是知道长恩一向被称为“司书鬼”的,但他也知道“人鬼亦得为神祇”,所以便以“书神”来称长恩。
其二,鬼与神在传统观念中常常不分还只是一种情况,与其并行的另一种情况是,鬼与神在很多时候还是区分的,鬼是鬼,神是神,不能混淆,但有的鬼可以称为“神”。比如,鬼分善恶,善鬼代表善良、美好,恶鬼代表丑陋、凶恶,其中许多善鬼就可被称为“神”。司书鬼是保护书籍的善鬼,所以又可称为“神”。鲁迅之所以没有沿袭古籍里的叫法,称长恩为“书鬼”,除了鬼与神可以互称的原因外,更是由于长恩是善鬼,而鲁迅对这个善鬼又抱有很大的好感。“书神”,实际是鲁迅对长恩的尊称。
也许有人觉得,怎么堂堂大思想家鲁迅先生也祭过神呢?信鬼神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其实这很好理解。鲁迅写《祭书神文》时,才19岁,那时是晚清,祭祀鬼神的风气还很盛,除夕的接神、拜祖先、祭书神等,不过是社会上祭神风气中很小的一部分。鲁迅作为普通人,参加祭神活动,祭祀书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毫不足怪。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超越时代倒是奇怪的了。
旧时人们祭神总有一定的功利目的,鲁迅祭书神也是有的。他是希望书神保佑自己的书籍“鼠不敢啮,蠹鱼不蛀”,完好无损。但要说鲁迅真把书籍的安全托付给了书神,当然也不是,鲁迅还是要自己料理和保护藏书的,祭书神不过是他表达愿望的一个形式而已。
鲁迅祭书神与商贾祭财神相比大有区别。祭财神有铜臭味,祭书神则透出清寒和一缕书香。祭文小序说,供品是“寒泉冷华”,即泉水和花束,清寒得很。祭文末尾云:“宁招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购异籍以相酬。”以珍异的书籍来酬谢书神,飘溢着书香,体现出鲁迅的书生本色。
《祭书神文》是鲁迅一生中写的唯一一篇祭祀文字,是鲁迅文章中比较特殊的一篇。从这篇文字中,除可看到青年鲁迅的志趣和他古典文学的修养外,还可以体察出鲁迅当时所处时代的民俗文化氛围,以及鲁迅年轻时的一些俗文化观念。这篇祭文对于研究青年时期的鲁迅是颇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