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是鲁迅哪本书敬劳将军的劳是什么意思时候说的?

前言:在20世纪80年代,格非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打破传统文学的藩离,大胆借鉴西方文学的叙事技巧,使得先锋文学创作更开阔。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格非的创作陷入了困境,由于他过于追求形式的新颖和突破,使得小说叙事只注重形式从而让叙事变得支离破碎、晦涩难懂。因此他选择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回归。

在苦心研读中国古典文化、沉淀文坛10年后,被读者淡忘的格非带着“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重新回归文坛,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当《山河入梦》出版后,莫言说:“读完小说后,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觉得格非是换了一只手来写作。《山河入梦》的语言、叙事方式、人物个性的塑造,与包括《人面桃花》在内格非早期作品是完全不一样,我甚至认为这部小说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语言既典雅又平易整洁。”

笔者看完《山河入梦》也是认为其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本文将从叙事技巧、人物形象、作品的悲剧性这三方面来谈谈格非的《山河入梦》对《红楼梦》的借鉴和继承。

格非小说对红楼梦在叙事技巧的借鉴和继承体现在叙事结构上。

在叙事结构上的借鉴和继承:a、立体网络式结构。b、圆形结构。

美国前哥伦比亚教授、评论家夏志清说:“假如我们采用小说的现代定义,认为中国小说是不同于史诗、历史纪事和传奇的一种叙事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小说仅在一部18世纪的作品中才找到这种形式的真正身份,而这部(指《红楼梦》—引者)恰巧就是这种叙事形式的杰作。”

可以很肯定地说《红楼梦》是中国小说文学家族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文学巨著之一,它的文本结构就是立体网络式结构。它以“荣国府”和“宁国府”及“四大家族”架起了庞大家族的时空的叙事框架,有效地表现了家族小说创作的要求,从而展现了家族几代人的追求,也使得小说能更好地表现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展现个人乃至家族被时代潮流裹挟前进的曲折命运与探索。

《红楼梦》通过贾府几代人的日常生活琐碎事,特别是以贾家第三代人贾宝玉的地位及其家族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从而更加便利向我们展开时代的图景和家族的兴衰,从而揭示贾府的毁灭也暗示封建社会走向了毁灭。

《山河入梦》是“江南三部曲”之二,故事背景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主要人物谭功达是《人面桃花》主人公陆秀米之子。谭功达作为梅城县县长,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中混杂了“桃花源”的梦想。

他曾外派出国学习先进的理念,在他的乌托邦构建中,他大刀破斧、按图索骥。于是他修建普济大坝、开凿大运河,规划中更要实现“村村通公路、家家有沼气”的愿望,甚至还梦想满大街有电话。可由于谭功达的想法太超前,不顾当时的社会和自然情况,无视自然灾害和积贫积弱的实情,只是一心扑在构建乌托邦理想王国的美梦中,哪怕后来官职被革除,甚至因罪被捕入狱,依然不忘年年向政府写信并附上“梅城规划草图”,至死都在追求构建乌托邦梦想。

格非的《山河入梦》谭功达追求乌托邦这一主题贯穿文本,从而展现陆家第三代自始自终都在构建心中的乌托邦,这种立体网络式结构与《红楼梦》以贾家第三代为主而展开的家族兴衰是一致的。

《山河入梦》的叙事还效仿《红楼梦》的圆形结构。从回目看《红楼梦》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故事的开头由甄士隐的梦说起,结尾是以贾雨村的梦归结,这两个梦首尾呼应。故事开头以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人开启故事,又以他们归结红楼梦来结束故事。

《山河入梦》小说的开头姚佩佩与谭功达乘车前往普济水库视察途中,他与姚佩佩坐在车上,谭功达时不时用红笔在“梅城区域规划图”中进行圈圈点点。结尾是姚佩佩逃亡到普济时后被捕,谭功达想赶去普济见姚佩佩,却意外地看到桌子上那封姚佩佩未寄出的信,信中提到小说开头谭功达在梅城区域规划图的写写画画,而她发现地图边上的空白处全是她的名字。

故事的结尾与开头相呼应,既使得文本的情感更加强烈,又让读者得知谭功达早就爱慕姚佩佩而不自知。由此能加深读者的印象,引起读者的共鸣。

开头谭功达与佩佩坐在车中从梅城前往普济,结尾姚佩佩在普济被捕后枪决,由于尸体无人认领,她的肾被制成标本陈列在梅城的医院。谭功达则在普济因包庇罪和反革命罪被捕后关进了梅城的监狱。

由梅城开往普济的车中开启了男女主人公的故事,而他们的故事又终止在梅城。梅城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空间的循环往复,形成圆形结构,反映了小说的内在的悲剧性意蕴。

空间的圆形结构也跟《红楼梦》是一致的。贾宝玉由青埂峰中的顽石幻化成人来到了人间,经过磨难历过劫数又变回顽石,重新回到青埂峰。

《山河入梦》的男女主人公谭功达和姚佩佩无疑是《红楼梦》中多情软弱“公子哥”宝玉和刁钻天真“病西施”林黛玉。

  1. 多情软弱“公子哥”宝玉型:梅城县县长谭功达

莫言在《山河入梦》的清华大学研讨会上指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谭功达神似于现实中贾宝玉”。而《山河入梦》的谭功达借鉴与继承《红楼梦》的宝玉形象:这是新时代掌握权力的“宝玉型”的县长,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a、性格上的多情和呆痴

红楼梦第一回和第五回分别通过贾雨村和警幻仙姑之口,评价宝玉是“情痴情种”及“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一言以蔽之就是贾宝玉看到纯洁艳丽的少女就会心生爱慕之情,或生同情之心,或是敬重或是爱护。就如鲁迅曾指出贾宝玉对女孩子是“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山河入梦》的谭功达就如贾宝玉一眼看到纯洁少女就情感泛滥,似多情公子哥。当他看到钱大钧介绍乡下女孩柳芽抖个不停,虽觉得钱不钧的无厘头和田小凤的不靠谱,可当他看到柳芽的外貌时却柔情似水。心里想的是“就算婚事不成,权当萍水相逢,也不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

哪怕是他在普济大坝溃堤灾情严重,他跑到医院,看到凶巴巴的护士,他也心里想的这灵动的双眼下的面貌该是何等的风姿。

哪怕是他作为批斗对象坐在席上接受被批斗时,他关心的却是正前方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身上,“在县里,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人?她是新调来的吗?世上竟有这等的妙人!哎!就连白小娴、姚佩佩一流的人品,也还有所不及。”

他看到白小娴时,觉得白小娴太漂亮,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这与贾宝玉觉得“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是一脉相承的。

谭功达也如贾宝玉一样多情,喜欢一切美丽纯净的少女,如柳芽、白小娴、小韶、姚佩佩等。

而《红楼梦》的贾宝玉爱慕却只有身为知音的林黛玉一人而已。同样在《山河入梦》里跟谭功达灵魂契合且是知己的人也只有姚佩佩一人而已。当谭功达被革职之后,他才发现他内心深处最爱的人是姚佩佩。

在花家舍读着姚佩佩在逃亡给他的信,自此懂得这个世上最懂他的人是姚佩佩,而她是灰黑人生中唯一的色彩,是驱散他内心阴霾的唯一的暖阳。

《山河入梦》谭功达如宝玉的呆痴也是达到了极致。

如文本中:“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宝玉一个模样,就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

“那枚徽章的小别针或不会扎到她肉里去?在胡思乱想之际,目光就渐渐地变得飘忽起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韶,发了呆······”

谭功达完全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贾宝玉的复制及传承。谭功达看到烂漫的女孩子就会犯傻做梦,眼神发呆发愣与贾宝玉如出一辙。

b、对理想的天真和执着

贾宝玉因见惯“仕途经济”的人,厌恶官场,无意成为“建功立业”的浑浊男子。他愚钝天真,所追求的东西与当时的社会的格格不入,却妄想凭借自己一己之力而力揽狂澜,想靠着自己一点软弱的力量去支撑自己昂贵的理想。贾宝玉希望大观园的女儿们不必经受外面的风风雨雨,能和自己厮守到老。

谭功达作为梅城县的县长,没有铁腕的手段,性格软弱。他妄想实现心中的“乌托邦”。担任县长期间,他修建普济大坝,开凿大运河,实验制造沼气,推行合作社,修建公园,但是由于他枉顾县里财政赤字加上自然灾害,导致民不聊生。

基层干部阴奉阳违,机关内部斗争白日化,人民群众不拥护也不出力。最终在大坝溃堤中被下属落井下石中撤职,注定以失败告终。

哪怕他最终在牢中因病而死,他依然想把他的遗书——谁也看不懂并多次修改过“梅城行政规划设计图”上交给当权者。

无论是贾宝玉还是谭功达,他们都是“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注定要背负巨大的个性觉醒和精神迷惘而承受在时代里找不到出路且灵魂又无处安歇的痛苦。

  • 2、刁钻天真“病西施”林黛玉型:身世凋零的姚佩佩

格非曾强调:“读者对《山河入梦》小说本身如何评价我并不在意,我更在乎读者对姚佩佩这个人物是否有误解。这是我用心创作的人物,她的心理变化和对世界的看法同我的内心世界很难分割。”

格非在创造姚佩佩这个人物是用心塑造的,姚佩佩这个人物是借鉴林黛玉这一形象,具体表现在:a、身世凋零。b、性格习性。c、品质高洁。

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母亲是荣国府贾母疼爱的女儿(贾敏),而林黛玉自小被视为掌上明珠,林如海更是请贾雨村教林黛玉读书写字,更让她学会作诗,其造诣不输于才子。从小林黛玉锦衣玉食,受尽万般宠爱。母亲病逝后入住贾府,吃穿用度与“三春”相同,后来住进了大观园。

姚佩佩生于上海高干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官员,母亲更是上海滩有名的舞女,也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家境优渥。从小便“坐在美吉奥餐厅的面包房里,做着漂亮的松枝和彩带搭成的巨大拱门里,吃着冰淇淋”。

姚佩佩13岁时,父亲因反革命被逮捕并枪决,母亲随后悬梁自尽,成为孤儿的她跟随姑姑、姑父生活,受尽姑妈的冷眼,更遭到姑妈的驱赶,在澡堂谋生,后又流落到曾是烟花柳巷的“胭脂井”的绒线铺里卖绒线。身世凄苦的她在谭功达的帮助下,进入类似于“大观园”的县机关工作。

b、性格习性上:爱哭且敏感刁钻,天真又不谙世故

林黛玉前世是一棵绛珠草,注定对宝玉是为还泪而来。因此林黛玉有流不尽的眼泪。

而文本中也多次提到姚佩佩的眼泪。

“吃惊地发现她惨白的脸上竟然满是泪水”、“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似有泪珠抛落”、“她若有所思,若有所悟,鼻子一酸,眼中不觉落下泪来”“佩佩心里一恸,眼泪又下来了”、“佩佩说到这里,脸色陡变,心中忽然大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抛抛撒撒,落在摊开的书页上”

在《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明白自己是寄人篱下,为人敏感且小心翼翼,“不肯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恐被他人耻笑了去”。也因为她没有直系亲属的指点,没有薛宝钗圆滑世故懂人情。在大观园里,上至长辈下至奴仆,都更喜欢是姨表姑娘薛宝钗。

姚佩佩来扫县机关,明白自己的处境,一无文凭二无一技之长。她也曾想融入到集体。刚开始她极力想做好本职工作,可无论她怎么做都是错的。像刚开始对谭功达“亚叔”、“老谭”的不恰当的称呼更是受到钱大钧的批评,体现她的天真不谙世故。

“她不知道这个县到底有几个乡、几个镇、多少个自然村,就连县机关到底有几个下属、单位都没有明确的概念”。

对官场知识匮乏及不谙官场的门道导致她在县机关寸步难行且格格不入,考核更是每个月月底都是“差”与“较差”的评分。

可她又敏感,尽管她政绩差,可依然分配到谭功达办公室做秘书,她隐隐约约知道这是机关单位以钱大钧为首的下属在讨好上司谭功达,发出“怎么偏偏把我调到他的屋里去?怎么这么倒霉!苦揀树和紫云英花地上的乌云不会移走······永远不会”。

书中更是几次提到佩佩的“冷笑”、“话中略带讥讽之意”、“鼻子冷不丁地哼一声”,这些活脱脱是曹公笔下的林黛玉再现。

《葬花词》里“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等诗句都是来形容林黛玉高贵的品质。

姚佩佩这个人物是格非用心创造的人物,身上的高贵的品质也是为人折服的。在遭受家庭变故,姚佩佩保持自己的禀性,更因为年少的变故使得她对“当官的人”的厌恶。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年代,当她来到县委办公室,她没有利用自身的美色来事权贵。

金玉派人送礼到她姑妈家并准备迎娶她,当她得知之后是拒绝并离职,宁愿回去澡堂去卖筹子,更甚至进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的女工。她也绝不出卖美色,或以美色为筹码做当权者的玩物。

当她被好朋友汤碧玉和钱大钧设计遭到金玉的强暴,强大的耻辱使得她杀掉了金玉,从此开始了逃亡终会被捕的生涯。

姚佩佩始终忠于自己的情感,忠于自己的灵魂。她本可以投身集体主义,跟社会融合,但她依然选择追求自由的爱情。在逃亡之际,她依然寄信给谭功达,哪怕会因此泄露自己的行踪或者谭功达以此去举报邀功而重返政坛,可她依然执着于她的爱情。

姚佩佩的悲剧在于她自我意识的苏醒且越来越强。她的处境只允许她当可有可无的花瓶,姚佩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选择注定她只能被那个时代所摧毁,鲜活的生命只能砸碎在龌龊得阴谋中。

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他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可见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才是悲剧,价值愈高,悲剧愈大。

《红楼梦》中的女性悲剧:青春守寡的史湘云、李纨,出嫁一年便被丈夫折磨而死的贾迎春,远嫁的贾探春,悲观绝望青春出家的贾惜春,含冤而死的秦可卿和鸳鸯。

她们的悲剧是由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礼教下所造成,有自身的原因,可根本原因却是封建主义的吃人制度,这既是社会悲剧更是时代悲剧。

《山河入梦》中的女性悲剧:

有以姚佩佩、白小娴为代表的反抗者。姚佩佩因反抗沦为权色的交易筹码只能走向逃亡最终被捕枪杀的悲剧宿命。白小娴因不想帮叔叔做伪证构陷谭功达而只能成为众人口中被谭功达感情玩弄后精神有问题的疯女子。

有以汤碧云为代表的权色制度下牺牲者。她沦为当权者的玩物,丧失何止是孕育后代的能力,连人格都丧失了。后半生只能活在悔恨之中,终于活成她所讨厌的“小胡子女上司”。

有以冯寡妇、小韶为代表的时代凋零者。冯寡妇(金玉的前妻)在时代里挣扎求生,生活所迫无奈做起了皮肉生意,却撞上“三反运动”被当众扒的“一干二净”,因不堪受辱当晚回家悬梁自尽。小韶个性明媚可却不符合花家舍当下的“灭人欲”的时代特征,只能去改造,而改造后将成为“举止端庄、得体、不苟言笑的新人”。

作者笔下色女性或可敬可悲或可憎可怜,而在构建乌托邦的理想王国中和拯救女性将抛给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和追寻者们,这体现了格非对人类命运的反思和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怀。

格非曾在《小说叙事研究》中指出,“就小说而言,写作应是一种发现,一种勘探,更应是一种谛听。作家每时每刻都在谛听来自小说的声音。实际上,写作本身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确立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格非的小说始终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他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传承本土小说叙事方式的传统,并开始注重人情,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梦”命运。并将个人境遇跟历史境遇、民族境遇进行碰撞,使得小说产生深刻的悲剧力量。让人类日常性话题与终极性话题在文本中同生同长,使得《山河入梦》不仅仅是一场文学视觉上的盛宴,更是一面发人深省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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