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在《谈〈金瓶梅〉》中写到：“《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生存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的猛将和斗士们发现了国民性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人的奴性。由此引发了由此及彼、由外到内、由历史到现实、由普遍到个别的深切又不乏痛楚的思考。他们悲哀的发现，虽然封建社会被尘封在历史的垃圾桶里，但是外在形式的改变并未能救治好国民精神上奴性的病态，这种病态已然成为顽症，很难医好了。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批评最多的是奴隶性，也称“奴隶根性”，其目的在于：“一是激励国人自强自立自尊、奋起反抗外国的侵略和殖民；二是变奴婢为国家的主人、反对专制统治。他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是专制政体造成的，因为国家视民众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众也就自视为奴隶。奴隶不管主人的事，所以就不关心国家大事。”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即告诫民众：“你们要参加革命，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陈独秀认为，改造国民奴性积淀最有效地方式是全体国民都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在革命的烈火中，得到彻底地新生。毛泽东及其认同这种观点，并特别撰文指出革命对于国民性改造的作用，认为中国数万万贫苦农民将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民政权的斗争洗礼而去掉奴性与旁观心理。

著名学者胡适终其一生关注国民性改造的问题，立人思想是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以改良为信仰的胡适在改造国民奴性积淀问题上依然主张温和、渐进。他认为，国民素质得不到根本有效地改善，没有现代的国民，就绝不会有现代的国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也不可能维持长久。所以，当务之急是塑造崭新的国民来摆脱封建文化对国民的束缚。早在美国学习期间，他就立下坚定的人生信念：“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5晚年的胡适更是特别指出，新文化运动在实质上是一种人类对解放的要求，是一种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人平等、自由、尊严等思想开始抬起头来，维护他自己的权利，而不再怀抱迷信和盲从的奴性心态。

对国民性中的这一顽疾，鲁迅看的最深，揭露的最真，批判的也最多。在鲁迅批判的各种国民性弱点中，奴隶根性或主奴根性被其认为是根抵，是最基本的病态人格。这位伟大的先行者，终其一生都在揭批奴性积淀对国民性不可低估的腐蚀作用。著名学者丁帆在其《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深刻地指出鲁迅“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冷峻地剖析一个中国人生命冲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根源，从而从哲学的意义上来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作出全方位的价值判断。”《鲁迅全集》中，相关文章俯拾即是，比如《论照相之类》、《上海文艺之一瞥》、《爬与撞》等即是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些文章中，鲁迅首先指出中国是一个“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的等级森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被安置在一定的等级中，一面“自己被凌虐”，受着上一级的压迫；一面“也可以凌虐别人”，压迫下一等级的人。“如鲁迅所说，即使是处于最底层者，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子也有他日长大，‘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的希望，这就是互为‘连环’，‘各得其所’，既‘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天下永远‘太平’。‘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自是要遭到全社会的谴责以至迫害；这个等级结构是高度统一与封闭的，绝不给异端以任何存在空间。”鲁迅接着提醒读者注意：这些并不是“辽远”的古事，而是现实生活中真切的存在，作为一种传统，已经完好无缺地保存在国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生长着。

诚如其所说，“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在鲁迅的体察中，中国人的奴性不是单独地存在，而是与主人性合二为一的，有意味的是，它们之间还能相互转换。阐述这个问题，他引用了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李普斯《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贴耳于新主人之前了。”鲁迅对此深以为然，从而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和批判。鲁迅对国民性的“见凶兽露出羊像，见羊露出凶兽像”的性格弱点特别深恶痛绝。在其小说创作中，也是不予余力地揭批这种国民劣根性。典型如《阿Q正传》中的阿Q，见到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则卑微懦弱，自轻自贱；见到王胡、小D之流则傲慢自大，好勇斗狠；见到小尼姑之流则猥亵下流，欺侮有加。鲁迅笔下的阿Q身上汇集了老中国儿女愚昧、健忘、麻木、奴性、势利、自轻自贱等劣根性，这些劣根性深入骨髓，渗透在阿Q及与他同在未庄民主的一言一行之中。阿Q在赵太爷的巴掌下，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姓赵的权利，封建文化积淀在他身上的奴性使他，“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

国民性批判主体在鲁迅的开掘下成为现代乡土小说的母体，在杨振生、赵景深、徐玉诺、王思玷、王敬熙、许杰、潘垂统、王任叔、彭家煌、许钦文、蹇先艾、黎锦明、台静农、王鲁彦等“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乡土小说作品中播撒拓展。其中，许钦文最得鲁迅精髓，他的中篇小说《鼻涕阿二》与鲁迅的《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可谓异曲同工。作家在对整个封建社会制度诘问的主题统摄之下，毫不留情地揭示了“鼻涕阿二”如阿Q一样软弱卑微、混沌麻木、自己备受迫害奴役却不忘迫害奴役更弱小者的病态扭曲灵魂。她被卖给钱师爷做妾后，加倍虐待丫环海棠，诚如学者苏雪林所言：“这个自幼在冷淡，轻视，侮辱，虐待的空气中长大的可怜人，然而她并不知道自己可怜，并且自己地位稍优时还将她所受的一切，施之于别人。”心理扭曲、变态的人格令人不胜感慨。

笔者认为，身处晚明末世的兰陵笑笑生虽然缺乏现代的理性意识，还未具备平等自由的人权观念，所以对其笔下的奴婢评价还脱离不了高高在上的审视态度，充满陈腐的等级意识。但兰陵笑笑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清醒地明了奴性人格在封建时代对人格和人性的腐蚀，而淫靡黑暗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腐朽因素则源源不断地塑造出病态的国民。对此，他保持了高度的警醒，表明了作者已经具备清明的批判精神和现代理性的烛照，虽然，这种烛照只是朦胧、暧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