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音乐先声 作者 | 尹菊编辑 | 范志辉

1983年，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在其初版的《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一书中，精准地描述了女性写作可能会遭遇的种种困境：

她写了，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呀！

她写了，但她接受了他人的帮助。

似乎，女性创作总是处于被边缘的状态。来看一个乔安娜·拉斯为我们列举的数据，女作家的可见度总是限制在5%-8%的范围内： 总有足够的女作家凑足那个5%，却又永远不会多到超过8%。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女性在写作行业的生存境遇，音乐行业中的女性亦是如此。她们和她们的作品，正长久以来被忽视、被低估着。

9月16日，腾讯音乐由你榜发布了四周年数据。

通过成绩盘点回顾，每年上榜次数最多歌手TOP3共12席，只有双笙（陈元汐）、L（桃籽）2位女性歌手。四年间，共有54位歌手夺冠，性别比例悬殊，男性歌手夺冠占比高于女性歌手占比，女性歌手比例依次为31.25%、25%、36.36%、22.22%。其中，夺冠次数最多歌手为张艺兴（10次）、周杰伦（11次）、是七叔呢（7次）、周深（13次），暂无女性歌手在列。

就上榜作品来看，由你榜最高得分TOP10歌曲中，4首出自时代少年团，3首出自周杰伦，其余的来自蔡徐坤、肖战和摩登兄弟刘宇宁，女性歌手的作品在这场激烈的博弈中再次落败。而聚焦由你榜的得分最高、在榜最久、夺冠次数最多、推荐度得分最高、最年轻夺冠等11个官方记录，均无女性歌手的身影。

当然，这样男女占比悬殊的数据，不仅仅存在于中国音乐市场，在全球同行中也非常普遍。

2012 to 2021》报告显示，2021年Billboard Hot100单曲榜上有180位艺人，其中76.7%为男性，23.3%为女性。即使美国音乐行业曾多次宣称要实现性别平等，但数据似乎没有变好的趋势。2012 年至 2021 年，上榜的女性音乐人的占比小，且几乎没有变化，基本维持在20%左右。

报告中还提到，年间，格莱美奖女性提名比例整体呈上升，特别是自2019年起，呈现大幅增长趋势，但从近十年间的数据来看，在总共1924个提名中，女性音乐人只占了263个，比例仅为13.6%，而2022年格莱美中女性的比例也才14.2%。

相比男性，音乐行业里女性音乐人的身影少的可怜，能登上榜单、得到行业认可的更是少之又少。音乐行业看起来是个“男性俱乐部”，大家的耳机里大都住着男歌手们。

女性音乐人为什么总是赢不了？

无论是市场化音乐榜单数据，还是业内权威音乐奖项，女性音乐人似乎总是赢不了男性。我们不禁要问：她们不努力吗？她们能力不足吗？

在固有观念中，女性音乐人榜上无名，常会被认为是她们做不了、干不好，仍需要努力。2018年，时任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的尼尔·珀特牢（Neil Portnow）曾针对格莱美奖女性获奖者偏少这一现象，发表了“女性加把劲（Step up）”的言论，看似合情合理的鼓励，实则充斥着傲慢与偏见。

用还不够努力和能力欠缺低估女性，从而掩饰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是利益获得者的惯用伎俩。其实，女性音乐人既努力又有实力。以华语乐坛为例，近几年女性歌手相比男性歌手更敢于突破，交出了不少好作品，证明了自身的唱作能力和影响力。

根据腾讯音乐榜2022年中盘点数据，可以看到浪潮榜上榜歌曲最多专辑TOP3来自陈珊妮、徐佳莹、单依纯，三人的专辑中均有4首歌曲登上榜单。其中，新生代歌手单依纯以多首单曲多次获得浪潮榜百位专业评审青睐，是浪潮榜TOP10歌曲最多以及浪潮榜上榜歌曲最多的00后歌手。而在由专业创作人投票的榜单TOP10歌曲里，除薛之谦和张靓颖对唱的《可》外，更是有7首来自女歌手。

此外，浪潮榜上半年最高得分单曲《多亏你啊》（戴佩妮创作、演唱）展现了疫情冲击下的温柔勇气，谭维维在浪姐初舞台的《但求疼》意在鼓励女性打破外在束缚。这些表达多元的作品映照着女性音乐人对自我与现实的观照与思考，也获得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认可。

Producers》一文中指出，在艺术、音乐和文学等创意领域，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富创意。

那么，女性音乐人总是赢不了的答案在何处呢？

其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女性音乐人总是被抑制。一种来自社会的以及行业的，长久的、微妙的且让人习以为常的抑制。

低估女性音乐人,将其成就个别化,是音乐产业内部和外部的广泛现象。2019年11月1日，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获得Billboard榜单“十年最佳女艺人”时，回顾和讲述了作为女性音乐人所要经历的考验以及音乐行业的男性特权问题。她直指， “我们被保持在一个更高的，有时感觉是不可能达到的标准”。这意味着，女性音乐人的业务能力要受到更严苛的挑剔。

即便像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这样的荣誉等身音乐人，人们也喜欢为她在音乐行业的成功辩解： “无论你是否实至名归，总有人会觉得你是否配得上这份工作，你的男性制作人或合作者是你成功的原因，或者你全靠厂牌精心包装”。可见，要证明女性音乐人身上的音乐才能的真实性，比证明男性音乐人身上所拥有的，困难得多。

除了与男性音乐人有不同的音乐业务标准外，女性音乐人往往还面临着音乐业务之外的多重标准，譬如漂亮衣服、面孔、身材、时尚风格等。听众无法像对待男歌手那样赞赏她们的音乐才能而不是外表；有些女歌手也只能凭借漂亮衣服、面孔和时尚风格成为偶像，与音乐本身的讨论渐行渐远。

2021年3月8日，幽默饼主唱笑笑在接受“街声”采访时表示：“人们对女性音乐人的期待总是有别于男性。期待我们声线更温柔，表达更细腻，爱情更曲折，甚至外貌和身材也常常拿出来作为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同样地，2022年9月9日，比利时乐手斯蒂芬妮·曼纳茨（Stefanie Mannaerts）向Producer Hive袒露：“观众中有人告诉我，我应该重新考虑我的外表。那个人告诉我，我看起来太运动了，应该穿裙子和高跟鞋……”

再者，薪酬性别差异化是女性音乐人被抑制的另一体现。获得BRIT Awards（全英音乐奖）新星奖的歌手Griff在接受“NOWNESS现在”平台采访时，坦言即使身居高位的女性在收入上也与男性差异大。音乐先声往期作品《 性别收入差距远超平均水平，音乐行业对女性更不友好？》就曾分析过音乐行业同工同酬这一美好愿景或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些长期存在且未解决的问题，导致女性在音乐行业及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她们在音乐行业的职业发展更加困难。尽管要接受有失公允的标准和评价，但为了能被看到，女性音乐人们还是在不断努力去争取一席之地。

欣慰的是，为了不让女性的名字从音乐行业中“消失”，越来越多的女性、公益组织、音乐公司开始帮助更多女性顺利进入音乐行业，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是一个非常具有力量和能够看到未来的方式。她们真正理解音乐行业中其它女性音乐人的困境，并为之发声，发掘她们的潜力。譬如，为Beyonce、Britney Spears和Craid David等巨星创作过多首热门歌曲的顶尖词曲作者Carla，发起了非盈利组织Girls I Rate，以帮助那些有梦想但处于弱势的女性成为未来的经纪人、PR或者词曲作者。

同时，近年来致力于消除音乐产业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组织也不断涌现。如致力于增加从事音乐工作的女性的非营利组织She Is The Music (SITM)，以研究为基础的USC 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包容计划）、发起性别平等数据驱动计划的Make Music Equal……他们都通过具体的数据洞察着行业的不平等问题，进而扩大围绕性别平等问题的对话，改善当今音乐行业的结构性不平等。

尽管国内音乐行业在女性组织还比较缺位，但音乐平台自身也加入到发现、增加和扶持女性音乐人的行列。诸如腾讯音乐娱乐集团（TME）发起“唱响她力量”行动，持续助力朱婧汐、钱润玉和Joysaaaa等女性音乐人创作优质歌曲；网易云音乐也多次发起女性主题合辑企划，发布女性音乐人单曲和女性音乐人音频纪录片；类似的还有面向青年女性音乐人的新世代音乐寻星企划“寻找羚少女“，让更多的人了解女性音乐作品及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我们不难发现，女性音乐人、公益组织和音乐公司的行动，甚至只是在为更多的女性获得音乐俱乐部入场券而努力，要帮助她们在音乐行业被平等、认真对待又是另一个愿景。

不仅仅是音乐行业，各行各业持续挖掘未被发现的女性，帮助身处行业中的女性，都是意义非凡的。

恰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章艳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译者序结尾处写道：谨以这本译著献给我的女儿和她们这年轻的一代，希望“她们”终有一天能得到与“他们”一样的平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为了未来的“女儿们”，即使是一小步，也要勇敢地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