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大业为什么要把帽子上的

建军大业拍的不好,不能都赖小鲜肉。

用小鲜肉去演历史人物,也不是不行的。毕竟那个时代的人年龄就是那么大,而且这种创新方式,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唐国强在《长征》里演毛泽东就是一次创新,我们以往看到只要一出现毛主席形象,都是湖南味的普通话,但是唐国强直接就用普通话来演绎,这是一个创新。

为什么说他没有跨出一大步呢?因为唐国强在七十年代末,七九年的时候,就是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特型演员,从青岛招到八一厂,可他没有PK过古月,最后古月演绎了毛泽东,唐国强留在八一厂,接拍了《小花》《孔雀公主》等成了奶油小生,一直到演毛泽东,诸葛亮,他才开始打翻身仗。

我们看到在《建党伟业》里,刘烨演毛泽东,这是又一次大的突破,唐国强毕竟外形上多少像青年毛泽东,刘烨像的程度就差多了,而且说的也是普通话。只要你抓住年轻时代毛泽东的那种精神气质,你的演绎就是准的,而且随着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长什么样子,所以只要抓住了时代的精髓,抓住了历史人物的精气神,演绎就成功了。

但是到现在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批判《建军大业》里小鲜肉的表现呢?

因为你把真正的有理想的年轻人甚至是将军演绎成了街头古惑仔!

在这个精神实质上,你就没有抓住人物的本质,大家当然有理由去批判你了。

我说我们今后再拍主旋律片子时候,尊重历史史实,把握历史人物的精神,应该是一个最起码的准则,而不要被现在资本横流的商业片把自己的原则给弄乱了!

来源:央视一套、央视网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联合推出《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用“最美声音”刻录百年记忆。

1929年春天,被称为“小上海”的闽西重镇长汀县诞生了第一套中国红军正式军装。军装的红领章上为何要绣黑边?这代表什么?配音演员边江陪您重回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同追寻前辈的足迹。

我讲述的文物是中国红军第一套正式军装,现收藏在位于福建省龙岩市的古田会议纪念馆。

展出的这套灰蓝色的军装有些破旧,衣领磨出毛边,衣服上的扣子全部掉光,裤子磨得泛黄,还有破损的痕迹。可以想象军装的主人,度过了怎样一段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

△图为红四军在长汀首次统一的全套军装,现收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中国红军第一套正式军装于1929年3月在福建闽西长汀设计并制作而成。军装的上衣是中山装式样,正面共有四个口袋,衣领上镶有两块红布做的红领章,领章四周绣一圈黑边;裤子是半长的阔腿式样,配有一副绑腿;军帽参照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上面缀着一颗布质红五角星帽徽。

为什么人民军队从1927年南昌起义成立,直到1929年才拥有第一套正式军装?这套军装又是如何诞生的?让我们回到1928年那段烽火岁月。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

电影《建军大业》片段:

“毛委员,毛委员!湘南暴动的同志到了,朱德同志到了!”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由于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从1928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向井冈山发动“会剿”。在敌人长时间封锁下,井冈山上红军的生活面临空前困难。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里这样记录:

“在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期间,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个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给养不足,红四军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统一军装了。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经济困难,1929年1月14日,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悄悄下了井冈山,沿着山间小路向赣南出击。

△红军第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示意图(1929年1月~4月)

攀越高山巨峰,没有山径可寻,到处都是嶙峋怪石和无底深渊,山风像刀子一样吹打着。古田会议纪念馆副馆长陈金娥说,这一路,红四军走得异常艰难和危险,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有时甚至还要匍匐前行。为了保暖,他们是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

陈金娥:有的是穿着工人农民粗布衣的,有的是穿着刚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军装的,还有的是穿着打土豪得来的长袍、马褂的,真的是各式各样什么都有,而且在长期的打仗行军过程当中,他们的服装显得很破旧,有的甚至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

△红四军进攻长汀时长岭寨战斗遗址图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从赣南进入闽西,进驻长汀县,打土豪、分田地。在长汀,红四军筹措到了近5万元的大洋。

5万大洋!这些钱要怎么用?大家议论纷纷。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朱德、陈毅等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筹集来的军饷,决不能分光吃光,每一元钱都要用好。他提议,先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寄去3万大洋作为经费,给红四军战士发一部分军饷,余下的再拿出一部分赶制4000套军装,每人一套。

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无法大量生产军服,很多人穿着从老家带来的长衫短袄,为便于作战和管理,统一部队服装十分必要。

△闽西重镇长汀县历史照片

当时的闽西重镇长汀县,被称作“小上海”,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红四军在长汀接收了一个被服厂,厂里有12台缝纫机和一批布料,这样,做军装的条件就具备了。

有了机器,有了布料,但军服到底该如何设计,定什么样的色调,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陈金娥说,红四军前委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确定了新军装的款式,布料使用灰蓝色,这灰蓝色代表的是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陈金娥:八角形的帽子,帽子的正面点缀着一颗用红布做的五角星,上衣领口上面配着绣有黑边的红领章,这个红领章其实是代表着两面红旗,但是为什么在红领章的四周要绣着黑边呢?是因为当时列宁逝世5周年,为了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而设计的。红军军装史上,也就是唯一的首套服装,在领口上面的两面红旗这绣有黑边。

△长汀县周氏宗祠,1929年3月,4000套军装在这里赶制完成

样式确定了,被服厂的工人就日夜加班赶制军装,军需处还找来20多家服装店的老板一起来加工。几天后,4000套崭新的军装发到了全军官兵手中,每人领到一套军服、一顶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和两双胶鞋。

红四军干部战士穿上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部队以整齐威武的军容,在长汀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检阅。

△长汀南寨广场历史照片

4000套统一的新军装,使红四军队伍焕然一新。这是红军自1927年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了军装!多年以后,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访问时,还对在长汀制作统一军装的往事记忆犹新。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这样写道:

“朱将军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式的红军军装。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这套军装代表着与旧时代的决裂。“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领子绣”,92年前的春天,红四军就是穿着这套凝聚着闽西人民革命热情的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成为中央苏区的一支红色铁军,最后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雄师劲旅!

△穿上新军装的红四军队伍焕然一新。1929年12月28日~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领导召开了古田会议。

谢贵全:我是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谢贵全,今年23岁。每当为游客讲起这套军装的故事,红军战士们斗志昂扬的神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无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朝气蓬勃的建设年代,红色文化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将接力好这一棒,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建军的背景是青年伟人们激情岁月与革命浪漫,一代人演绎一代人,一帮初出茅庐却想着“干大事情”的年轻人,就该是那个样子。如果让老戏骨来“装嫩”,反倒是不负责任的。

  沉闷的暑期电影市场终于有了起色,这源于两部主旋律电影《战狼2》与《建军大业》的正面对决。接近好莱坞工业电影制作水准的《战狼2》在口碑和票房都有惊喜的表现,后者则因为“小鲜肉”而备受争议,甚至被冠以“红色电影娱乐化”的批评。

  不过,批评者似乎有些想多了。作为主旋律作品的《战狼2》与《建军大业》,在其宣扬主旋律精神上都有其价值和积极意义,只不过两个作品各有自己的受众分层。何况,有些激烈批评《建军大业》的人,甚至都没进电影院看过它。

  叶挺之孙叶大鹰的怒批,无疑最受关注。除了“红三代”的身份,叶氏的批评另一个受到追捧的原因,大抵是说出了很多人看不惯“小鲜肉”当道的心声。

  然而,恐怕恰恰是这一波批评,带坏了公众关注电影本身的节奏。

  一部回眸解放军建军历史的红色电影,最终引发关注竟然是“小鲜肉”像不像,而电影本身记述的历史与其背后的意义,反而成了最被忽视的东西。这样的确很遗憾。

  “像不像”的问题,本来不该是个问题。今天电影的受众主流已经不是那些看着老一辈革命者故事成长起来的人,审美本身就在变化。而即便是过去公认的伟人扮演者,也未必都跟原型很像——比如毛泽东扮演者中很受认可的唐国强。对优秀电影来说,关于角色的阐释和表现,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像与不像”。

  让“小鲜肉”来演青年一代人,就更显得自然而然。网上有一份有关《建军大业》原型与演员年龄的对比,大部分都十分接近,由此看,导演们选角还是很用心的。

  建军的背景是青年伟人们激情岁月与革命浪漫,一代人演绎一代人,一帮初出茅庐却想着“干大事情”的年轻人,就该是那个样子。如果让老戏骨来“装嫩”,反倒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有一点超越青年的世故与成熟,反而会很出戏。

  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建军大业》不只是一部电影,更肩负宣传主旋律的使命。从2009年的《建国大业》开始,“建国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以及《建军大业》),开创了一个商业类主旋律类型范式。就像韩三平当年所说,“要改变那种以前重点影片拍完了,领导说好,专家说好,然后就锁库房了的局面。我们不能只用商业手段推广商业电影,我们要用商业手段推广一切电影。这是一个公正的待遇。”

  在这个意义上,招徕“流量小生”也是一种创新。

  理解《建军大业》的意义,不能忘了一个不可否认地事实:大部分人在高中阶段就接受了还算完整地历史教育,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那些历史上发生的事及背后的意义。严重的常识欠缺,今天也并非罕见,比如在网上的讨论中,有人竟会把“上井冈山”理解为对电影的“剧透”。而微博上针对叶大鹰的批评进行的“反批评”中,赫然有这样的话:“讲真如果不是因为建军大业我还真不知道叶挺是谁?更不知道他孙子???我只知道欧豪!!”

  无知是真的无知,不仅可笑,而且可悲。然而,光指责无知并不解决问题,更需要反思的是为何有人如此无知。而这个时候,《建军大业》或许就显示出了存在的意义——这部电影就像一个触发的开关,能够引发那些冲着明星来的人了解历史——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时,我就能够瞄到一些闪烁的屏幕在查百度。冲着这个,这部电影就有价值。

  新一代愿意通过“小鲜肉”了解历史,和上一代人通过漫画、《三国演义》了解历史,这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一个世代有一个世代志趣和了解问题的方式,这没有对错之分,更无高低之别,只是方式不同。而商业片就是要讨好他所对标的受众,这是一种本分。

  当然,这不意味着电影就不能批评、不能讨论。我们大可以不欣赏这部电影,也大可以厌恶流量小生,但无论如何应当予以一个相对宽容的舆论环境——可以在艺术上争辩,但不必急于判定政治是非。说到底, “流量小生”是一个艺术“高下”问题,而不是政治“是非”问题。

  说起来,叶大鹰本人也是曾是不宽容舆论环境的受害者。当年,他的《红色恋人》因为启用张国荣演共产党员,被质疑为“消费革命”。叶大鹰自己接受采访时就曾提到,曾有一个很有头有脸的顶级艺术家给广电部写信,让他感到很大压力。对这样的事,谁都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 时过境迁,又何苦站到当初自己的对立面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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