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9·白马茶馆开辟与坚持豫鄂陕根据地汪锋汪峰回忆开辟与坚持豫鄂陕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议，以6月26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我中原人民解放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下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创造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以陕南商洛地区为中心，包括现河南省的浙川、西峡、卢氏、洛宁、栗川、灵宝、篙县，湖北省的郧西、郧县，陕西省的山阳、商南、丹凤、商县、洛南、镇安、柞水、宁陕、旬阳、蓝田、长安等县的中心地带或边境地区。当时所辖面积约76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余万。根据地内建立了5个分区，24个县，55个区，100多个乡政权。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时期存在了一年另一个月，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突围部队北路主力历经千难万险，于7月15日全部渡过丹江，根据中央的指示，与陕南游击队巩德芳部会合，分散活动于豫鄂陕边区10余县，创造革命根据地。为了开辟和坚持根据地的工作，中原局电报中央，要求陕西省工委派负责人到陕南来。我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并负责管理陕南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工作。接到通知后，得悉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身体有病，体力消耗过大，随军行动已有困难，中央要我带一批同志到豫鄂陕边区接替工作。8月10日，我带胡达明(原在西北局工作)、王知德(原在陕工委工作)、张兴财(保卫队)、史忠义、李彦(保卫队队长)等同志，由中共陕西省工委所在地边区旬邑县马栏镇动身。当时胡宗南部队几十万大军包围着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严密的封锁线。要通过这一道道封锁线和统治的大关中地区是很困难的。环境险恶，任务紧急，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化装行动。我化装成国民党驻榆林一带的第22军高桂滋部少将副军长。胡达明、王知德化装成随行副官，李彦、张兴财、史忠义化装为马弃。经过艰难曲折，通过关中平原。过了陇海线快到秦岭根，因情况变化，我又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宋希镰部的参谋长。就这样，骑着牲口，带着武器，大摇大摆，在沿途地下党的掩护下，终于到达了中央西北局指定的联络地点秦岭山麓蓝由县东区流峪口黄沙岭。就在这个时候，胡宗南发觉了我们。他们在西安的报纸上登出通缉广告，派了一个3人侦察小组，跟踪刺探。我们很快找到当地党的地下组织，活捉了敌人的两名侦探。因部队接应未到，我们便决定在这个地方开展工作。那天夜里，我们住在秦岭高峰上一个叫歪嘴岩的小庙里。在讨论眼前的行动时，有的同志说:“没有与部队会合以前，最好少和群众见面，以免引起敌人注意。”有的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处处向群众宣传，只有依靠当地党组织，依靠群众，建立武装，才能站住脚。”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秘密开展工作，等待接应。于是，很快在这里组织起一支70余人40支枪的游击武装。起名为“蓝田游击队”，和周围5个保建立了互不进攻关系，在许家庙以东、濡龙庙以西山地活动，成为边区伸向关中平原的前哨。9月7日这天，天高云淡，清风徐徐。巍巍秦岭在秋色中显得格外绚丽多姿。满山红叶，令人赏心悦目。几天来，我们住在歪嘴岩庙里，山下就是西荆公路。公路上遍布着敌人和敌人来往不断的车辆，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村里穆家堰的穆俊杰、穆树善等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夜里给我们送来粮食。庙里一位和尚，为我们打探消息，关照我们的食宿，掩护我们在敌人鼻子底下进行革命工作。对群众之情与对敌人之恨，使我难以平静，便以《避敌》、《三峰聚义》为题赋诗两首，写在古庙的墙壁上。其中一首是:“夜半警报离秋田，跃上歪嘴集庙前。仰望北斗众星拱，俯视西安漫狼烟。今朝策马赴豫陕，他日挥刀取秦川。英雄谁惜洒鲜血，不剪贼寇难戴天。”约中午时分，突然听见“哒哒哒”机枪的声音，我们走出树林一看，原来是刘兆英(即刘三贝)按联络的时间、地点和暗号带游击队来接我们了。4年前，兆英曾做我的警卫员。现在他带了一支200多人的游击队，装备精良，很像样子了。我问他:“谁叫你来接的?”他说:“是李师长。”原来，在此期间，中原接应部队始终没有消息，我们又通过国民党保安团的营长—我党秘密党员李世华通知巩德芳，转报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师长亲自派刘兆英率部来接，并给调配了武器。我们会面以后，留王知德在此就地坚持开辟蓝(田)洛(南)地区的工作，我们几人同刘兆英即日翻秦岭进南山。途中于商县王河，听取了麻街地下党支部书记李世华关于掩护中央委员、中原局代书记兼军区政委郑位三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等人的工作汇报。这是一个打入敌人营垒里的地下党支部，又是南山通往关中的秘密交通站，现在又有党的重要干部在此休息，我决定留李彦在此，任麻街党支部副书记，加强这里工作。我们从刘家原双洞子渡过丹江，于9月11日，在巩德芳同志接应下，到达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附近—今丹凤县大峪沟和封地沟，很快与李先念等同志会面。(.二.)封地沟地处丹江南岸流岭深处，是陕南游击队在南山的根据地。我们住在西沟老院游击队交通员李明章(即高娃子)家。这里为流岭，东连深山要道花园岭直下竹林关，西去顺岭可指商县。站在流岭上北可俯视丹江，南可顾中村、银花，岭高山大，可守可退，是一小块理想的游击根据地。德芳在这里威望很高。我们到达那天，高娃子正给孙儿做“满月”，把我们作贵客招待。先念等同志住在10多里路外的寺坪—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当天，德芳就派人给先念同志送信。第三天，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等中原部队领导同志来到封地沟，我们互相介绍情况，交换了意见，积极筹备召开豫鄂陕边区党委成立大会。其实，在我到之前，边区组建工作已基本就绪。在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主持下，已建立了4个地委、军分区。各地委、军分区开始建立了县级党、政、军组织。3分区地委在山阳县中村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宣布成立中共山阳、郧山、商山县委和县政府。会后，山阳县的银花、中村开始建立基层政权，旧乡保人员积极参与新政权建设。中央于8月21日发出指示，要求速将银花、中村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经验通知各地照办，“愈快愈好”。1分区因王震部西进，打开了局面，中共南宽坪、镇郧旬、商山蓝工委相继建立:2分区地处丹江北岸，是老游击区，为根据地的腹地。在蓝田、洛南建立了蓝洛县，在商县北宽坪建立了商洛县。4分区于8月上旬，建立了卢灵洛县。全边区已建立了10多个县委和政府。这些都是李先念同志亲自指挥创建的。和先念师长见面后，我汇报了陕西省工委和陕南的工作，任质斌同志介绍了在陕南创建边区的情况。根据中央关于豫鄂陕边区干部配备的批示和先念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召开边区党委会，宣布边区党委成立。高娃子的五间大房就成为边区党委的办公地点。我们在中间三间房内挂上地图，借来桌凳，就开始办公。巩德芳管交通接应和后勤供应工作。他从丹江川道请来厨师，让游击队送来大米，9月24日开会这天，为大会准备了一餐丰盛的宴席。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山中盛会。9月的山村，已是深秋。边区党委办公所在的西沟老院，十数户民房沿坡势而立。高娃子的房子在坡跟小溪边。门口是一个打谷场，场面被溪边生长的几株柿子树覆盖着。树上红叶片片，果实累累。边区党委扩大会就在这个秋色如画的山村召开。会上，李先念同志宣布豫鄂陕边区党委正式成立，宣布了经过中央批准的豫鄂陕边区领导干部名单:汪锋为书记兼政委，文建武为司令员，陈先瑞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方正平为副政委，张树才为政治部主任，魏国运为参谋处长。他在讲话中阐述了的重大胜利，简要地回顾了创建豫鄂陕边区的经过和现状，要求中原部队放下包袱，克服北归思想，服从命令，扎根陕南，建立根据地;要尊重巩德芳等地方游击队干部。他还对根据地的建设作了具体指示。我在会上讲了中央电报的指示精神，要求地方干部学习中原部队的革命精神，团结奋斗，发展和提高游击武装，发展和建设根据地。强调在根据地建设工作中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诞生，.以及全边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初步发展，标志着豫鄂陕根据地的正式创立。正如李先念、任质斌在9月2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只要今后此地情况不再变得很坏，并注意将各种工作排列出轻重先后，有步骤有计划地做下去，则生根立足的阶段当可迅速结束，并逐渐步入大发展及创造正规根据地的阶段。”毛泽东主席亦于10月1日在((三个月总结》中，对中原突围与豫鄂陕根据地的创立给予了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三)在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阶段建立根据地，必然要经历敌人“清剿”、我之反“清剿”斗争。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西安出版的《西京日报》1946年8月6日发表《李先念应离开陕境》的社论，惊呼:“陕南及鄂西北，山岭盘结，正是共军一个理想的根据地。这地区，若任其盘踞，则关中即受威胁，川北亦有被窥伺的可能。”敌震惊之际，猛扑过来，于8月下旬从洋县、鄂西等地调来5个以上正规旅9个团，配合11个保安团队，共有5万以上的兵力，于9月上旬开始对我边区进行第一次“清剿”。针对敌之分散“清剿”，李、任、文9月1日致电中央，提出指导这次反“清剿”的原则是:(一)基本上还是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二)基本上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以保卫刚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稳住地方武装及群众情绪;(三)作战对象主要是敌之地方武装及保安团。9月2日，毛泽东主席亲拟电稿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复:“完全同意你们计划。”并指示:“作战时，着重打保安团，只要你们用各个击破方法歼灭大部分保安团，顽正规军即被孤立，那时再打正规军不迟。”“你们一般应避开这些正规军，专门打保安团，如能将11个保安团歼灭大部，根据地即可建立。”根据中央批准的反“清剿”的战略战术，各分区广泛出击。4分区旗开得胜。9月9日，在卢氏县杜关镇一战，全歼敌河南第10专署篙县保安团，毙敌40余人，俘敌团长高茂斋以下300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余支;10日，又在洛宁县上戈镇粉碎敌卢氏、洛宁、陕县3县保安团的1300余人的联合“清剿”。中央军委即于9月16日传令嘉奖4分区反顽迭获胜利。敌人在“清剿”中虽是正规军与保安团配合，但指挥很难一致，有利我之反击。面对敌人侵占1分区镇安县之米粮川、大坪、青铜关、茅坪等地，继之占领3分区高坝店、洛峪、中村、银花、漫川关、照川等地的边境，我各分区本着“在有利条件下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以坚决消灭向我清剿或控制据点之顽保安团”的原则英勇出击。1分区3支队于9月25日再次攻克镇安县城，顽地方武装千余被击溃;该分区镇郧旬工委所属武装700余人，于10月中旬在镇安三里岗、东台岭激战3小时，打退敌之进攻;商山蓝工委率15支队于11月上旬在杨家斜北湾村歼敌红岩寺警察局，活捉局长潘靖亚以下50余人。3分区部队于高坝店与敌人激战5日，给敌以重大创伤，继之45团又配合郧商支队攻打东赵川炮楼，俘敌连长以下170人，并出其不意攻克西照川街，全歼守敌4个中队，毙敌10余人，生俘200余人。4分区部队在透山寨周围设伏，毙伤敌陕州独立旅正副团长以下300余人;11月16日又在2分区配合下攻打双槐树街，消灭号称“老虎团”的内乡县靳绍华保安团，俘敌副营长以下138名，毙伤敌团长以下100名。2分区部队继9月28日在蓝田县溺龙庙歼敌1个营5个连，获轻机枪4挺、步枪83支、子弹万余发，俘敌百余;9月29日在张家坪截击敌军车多辆，缴获棉衣两千余套，接着又于10月11日在厚子镇东南花园歼敌保安大队一部，俘敌10余人，获步枪84支;10月31日与4分区联合歼灭敌内乡保安5团两个连;11月中旬破坏西荆公路木石桥8座、路基数处，使敌交通中断10天;11月19日在蓝洛县厚子镇击溃敌144旅的1个营。中央军委曾于10月23日电示文建武、汪锋:2分区几次胜利，意义甚大，望传令嘉奖。据不完全统计，在9至11月3个月反“清剿”斗争中，全区共进行较大的战斗20余次，毙俘敌团长以下15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仅11月份，就缴获轻重机枪23挺、长短枪677支，毙伤敌团长以下294人，俘敌营长以下484人。敌人的“清剿”被粉碎。敌镇安县长赵文彬、柞水县长周梦飞被以“李先念部窜扰陕南，放弃职守”罪撤职查办。敌驻4区(即商洛地区)保安司令部参谋曹健生11月15日在日记中忧心忡仲地写道:“最近4区各县之奸匪与土共合股，大者两三千，小者数百，迄今未能击溃一股，以致愈剿愈多，横行无忌……如不增派劲旅痛剿，被奸匪蚕食鲸吞，势必演成陕北局面。”(四)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正式成立之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负责同志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先后奉命回延安。1946年9月25日(即边区党委正式成立的第二天)，根据中央的指示，先念和任质斌同志要和我们分手，动身北上。先念同志是中央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是中原突围的主要指挥者。他的安危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能否最后胜利的大事。他奉命回延安，能否保证安全，是对陕西党的考验。在中央和西北局的关心下，我们曾设想:走山西、走关中两种方案，武装打过去、地下党护送两种办法。经过反复考虑，上下协商，确定秘密走关中，由地下党护送。商县北乡周寿娃为商洛“剿共”总司令谢辅三的营长，统治着商县大荆、腰市、黑龙口等地。他作恶多端，民愤很大，但慑于我解放军的威力，亦有收敛，想留一条后路。我途经大荆时，亲笔写信开导，说明同我们合作的前途;我2分区又曾两次派人与周谈判，讲明我党主张，揭露胡宗南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为他指明出路，周与我达成协议，为2分区开辟了一条由豫鄂陕边区的腹地留仙坪、北宽坪经腰市、大荆到达秦岭顶上溺龙庙，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交通线。回忆开辟与坚持豫鄂陕根据地先念、质斌同志动身北上，我们一同北渡丹江，到庚家河做好一切准备后，我同2分区司令员巩德芳、副司令员夏世厚带部队护送李先念、任质斌等同志，经过北宽坪，由大荆、腰市安然经过。护送到洛南、渭南、蓝田交界处厚子镇，指定由蓝洛县委书记魏平(尹省三)同志负责，交地下党护送，我们返回。在此分别时，李先念同志和我深谈到五更。我感万千，以《惜别》为题赋诗一首:“师座宿青坪，谈论破五更。临行言未尽，惜别柳桥情。四海阴云扫，三川红日升。延安春到早，一路顺风迎。”在关中地下党和统战朋友的帮助下，李先念同志等安全回到了陕甘宁边区。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顾大椿等在我地下党支部书记李世华处隐蔽之后，也都通过关中地下党的统战关系，陆续回到了延安。10月上旬，豫鄂陕边区党委在蔡川上庄坪(今属丹凤县)召开会议，我传达了李先念司令员和中原局其他同志离开根据地时的指示，党委认真讨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确定和调整了各地委的领导班子，以加强党的领导:1地委由肖元礼、吴世安、胡达明、曾广泰、曾"焊5人组成，肖元礼为书记，胡达明为副书记;2地委由刘庚、巩德芳、夏世厚、秋宏、邹顺华、魏金昌、薛兴军7人组成，刘庚为书记;3地委由王力、齐勇、周光策、丁先国、余益庵、许道琦、吴皓7人组成，王力为书记，并确定了以上3个地委的常委;4分区由黄林任地委书记兼政委，阂学胜任司令员。突围到鄂西北的2纵15旅43,44团奉命入陕归建，于9月下旬在柞水、宁陕以西建立了第5分区，汤成功任地委书记兼政委，王海山任司令员。经区党委提议，中央于10月19日批准成立豫鄂陕行政公署。毛泽东主席亲拟中央电报，任命:汪锋兼豫鄂陕行政公署主任，陈守一任行政公署秘书长，周季方、薛兴军、余益庵、张旺午分任1,2,3,4分区专员，潘哲夫、孙石任1分区副专员，完善了边区党、政、军组织。这时，边区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发展到近万人，粮食和冬衣成为当时最大的困难。10月11日，边区党委发出的《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问题如果不迅速求得妥当解决，我们将陷于更困难的境地，甚至影响我们生根立足，以至于束缚着我们不能放手大发展。”规定了合理负担的政策和在征收中应注意事项，“应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尽可能使之适合累进税政策，使公粮之负担主要放在大户身上”。粮食问题很快解决了。仅商山县，从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共征借粮食80余万斤，筹粮委员张发义一人就筹借了1.7万斤粮食。卢篙县成立后，找到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清末秀才、老教师、我国著名文学家曹靖华的父亲曹培元老先生，请他出面恢复原有的保甲政权，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当地的开明士绅和乡保人员多系曹老先生的学生，他一呼即应。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不长时间，筹粮300万斤，解决了部队吃粮困难。旧历十月后，秦岭山区进入严寒季节。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禁运，部队冬衣已成为当时的严重困难。在边区党委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群众想尽办法为部队制寒衣。我在上庄坪给2分区专员薛兴军写信，让给军区机关送250套棉衣。敌人封锁集镇，每人只准买1匹土布，薛部蔡兴运组织对峪沟群众每人上集买1匹布，完成了任务。郧商县委动员根据地群众到郧西、郧阳、荆紫关、山阳等地购买土布、棉花，为部队换冬衣。篙坪沟群众吴茂珠串通亲戚邻居为我军购买近干匹土布。各区、乡政府组织妇女、动员妇女，组织起来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郧商县还在小川乡办了一个被服厂，全乡妇女1个月时间赶制了1000套军衣、1000双布鞋。在全边区群众的热烈支持下，在中央派部队送款的帮助下，部队都穿上了棉衣，度过了严寒的冬季。到10月底，我军向敌人共发起20余次较大战斗，俘敌保安团长高茂斋以下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千余支。这不仅直接配合华北各战场歼敌作战的胜利，而且证明了我全体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与创建根据地的坚强信心。(五)敌人第一次对豫鄂陕边区“清剿”失败后，11月下旬，重新调集10个正规师和17个以上保安团，以谢辅三为总指挥，向我根据地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毁灭性的“清剿"0 83旅、10旅、21旅及13旅，自旬阳、郧西向西北压缩;135旅、64旅插入镇安、柞水，分割开来，背东向西压缩;144旅、84旅至陇海路由北向南，转东向西压缩，企图将我主力歼灭于丹江川道西荆公路两侧地区，一块一块吃掉。同时，还在我老根据地山区的主要地区，安插据点，修筑碉堡，移民并村，组织保甲，实行联防，大肆抢掠粮食，封锁交通，实行惨无人道的恐怖政策。在敌人的猖撅“围剿”下，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活动逐渐困难。面对猖撅的敌人，边区党委于1946年12月8日在今丹凤县灰家河石门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野战纵队，东进豫西，将敌人引出根据地腹地，到外线作战，粉碎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这一战略决策，得到各级党政军和边区军民的积极拥护。至 1947年1月，调集2,3,4分区主力5000余人，野战纵队迅速组成。经中央批准，黄林任司令员，方正平兼政委，夏世厚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翁可业任政治部主任，下辖5个支队。我和军区司令员文建武随纵队实行指挥。为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我们率野战纵队东进豫西，迅速跳出敌之“清剿”圈，把敌人引入外线，开辟栗川、篙县、鲁山地区。2分区主力和镇郧旬工委及其他工委带领部队，根据边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西返打游击牵制敌人，掩护野战纵队东进。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时，陕南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主力，保护了中原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坚持根据地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1947年2月2日薛兴军率9支队在篙县黑垛尖战斗中，消灭追敌1个营，于白头山小街与第2纵队陈先瑞会合，并与敌5个保安团激战。陈令薛兴军部蔡兴运1个营，把敌人引向西，打回商洛，掩护主力转移。蔡兴运营决与敌死战，烧毁背包行装，引敌于根据地内，保证了我们顺利转移。（六）豫鄂陕边区大规模的游击战争，迫使国民党军多次调兵“围剿”。鉴于豫鄂陕边区山大沟深，地域狭窄，群众居住分散，供应困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已基本完成了牵制敌人兵力的任务;为了保存主力部队，便于长期坚持豫鄂陕边区游击战争，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区党委经过讨论，提议主力北渡黄河休整，待机南返。北渡可以保护中原部队和陕南游击队之精英，为以后南返积蓄革命力量。陕南留千名部队骨干坚持原地斗争。中央军委1947年2月10日批示:你们决心北渡，甚好。但必须作充分准备，战胜敌人堵击、截击、追击……总之，要有战胜困难、战胜危险的充分准备，才能胜利地到达太岳。在这之前，我们即把5个地委、军分区的主力部队，逐渐向边区党委、军区常活动的2分区和4分区集中。因需绝对保密，部队行动由军区负责人秘密调动。12月中旬，2,3,4分区部队逐步集中在上庄坪、庚家河、官坡、兰草一线，等待其他未到的部队。大部队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军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注意，他派了两个团到峦庄、桃坪一线，同我军仅距一两天路程。形势非常紧张，战斗随时可一以打响，如果同敌人纠缠，将会影响我军的作战任务。党委在官坡经过多次研究，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由军区副司令陈先瑞同志亲自带1个连，去千里之外收拢分散在西部的主力部队。已集中的部队则尽快行动，经4分区兰草一线进入伏牛山区，在春节前夕攻占亲川县城。在栗川县城休息了几天，沿篙山东进，行至白头坡时，前卫警戒部队同敌军一团遭遇，经过约5小时战斗，歼灭一部分，其余败退。在此期间，我也曾建议中央，是否我留一部电台和少数老部队，依靠巩德芳的地方武装及已建立的各分区的地方游击队，坚持边区游击战争。中央复电否定了这个建议，命令我们集中精力，执行好中央指示的主力北渡任务。北渡的同时，边区成立了陕南工委和指挥部，刘庚任书记兼政委，巩德芳任司令员，王力任副书记兼副政委，薛兴军任副司令员，赖春风任参谋长，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继续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中央军委对我们部队的行动非常重视，随时给以具体指示，要我们以各种方法迷惑敌人，如目的在于向北，而先向南向东向西行动，走‘之夕字路，使敌捉摸不定，避开敌人堵击、截击。按此指示执行，使敌人自始至终未能发现我军北渡黄河的行动。我军运动到洛阳西新安县境内后，为了尽快地安全通过陇海线，兵分两路:西路由我和文建武同志率领，经义马关;东路由方正平、黄林同志率领，经铁门镇，迅速通过铁路。经过两天急行军，到达黄河南岸狂澜渡，同南渡黄河接应我们的太岳部队会合。在太岳部队掩护下，经半天时间，顺利渡过黄河，到达北岸太岳区王屋山下，第二天到达山西阳城。陈先瑞同志完成了西部收拢各分区主力部队的任务，率部东进，随后也顺利北渡，在晋城同我们会合。豫鄂陕军区部队主力北渡，至晋城共7000人，边区内尚留有1000多人坚持斗争。这时敌人更加疯狂，大步推进，移民并村，组织保甲，恢复旧政，烧杀抢掠，威逼人民屈服。根据地军民在陕南工委的领导下，坚持与敌进行顽强地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内外一体，我们即派田申荣等同志返回根据地内，同留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巩德芳、王力等同志取得联系，指导他们的斗争。他们在边区党委和主力部队的鼓舞与指导下，公开与隐蔽斗争结合，坚持到大反攻。5月中旬，豫鄂陕军区主力在山西晋城进行整训期间，中原局的成员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亦由延安到达晋城。5月27日，中原局高干会在晋城开幕。28日，中央特致电中原局转中原军全体同志:“我中原军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籍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要求“团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7月下旬，豫鄂陕军区主力7000余人，经过补充后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2纵队，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委(因病未到职，后由刘建勋担任)。由500多名陕南籍干部、战士于4月在晋城组建的豫鄂陕军区教导团(王杰任团长，杨克任政委)，与西北民主联军38军教导大队，合编为38军教导团(团长殷义盛，政委杨克)。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我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政委，陈先瑞为38军副军长。中原突围北路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共同建立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存在了1年零1个月之久。尔后，李先念亲率12纵队自8月5日由晋城出发，挥师南下，重返中原，于1l月间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会师，12月6日与中原独立旅会合，组建江汉军区，为中原决战、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等作出了新贡献。(1989年8月)

开辟与坚持豫鄂陕根据地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议，以6月26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我中原人民解放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下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创造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以陕南商洛地区为中心，包括现河南省的浙川、西峡、卢氏、洛宁、栗川、灵宝、篙县，湖北省的郧西、郧县，陕西省的山阳、商南、丹凤、商县、洛南、镇安、柞水、宁陕、旬阳、蓝田、长安等县的中心地带或边境地区。当时所辖面积约76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余万。根据地内建立了5个分区，24个县，55个区，100多个乡政权。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时期存在了一年另一个月，发挥了重要作用。

突围部队北路主力历经千难万险，于7月15日全部渡过丹江，根据中央的指示，与陕南游击队巩德芳部会合，分散活动于豫鄂陕边区10余县，创造革命根据地。为了开辟和坚持根据地的工作，中原局电报中央，要求陕西省工委派负责人到陕南来。

我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并负责管理陕南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工作。

接到通知后，得悉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身体有病，体力消耗过大，随军行动已有困难，中央要我带一批同志到豫鄂陕边区接替工作。

8月10日，我带胡达明(原在西北局工作)、王知德(原在陕工委工作)、张兴财(保卫队)、史忠义、李彦(保卫队队长)等同志，由中共陕西省工委所在地边区旬邑县马栏镇动身。当时胡宗南部队几十万大军包围着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严密的封锁线。要通过这一道道封锁线和胡宗南统治的大关中地区是很困难的。环境险恶，任务紧急，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化装行动。我化装成国民党驻榆林一带的第22军高桂滋部少将副军长。胡达明、王知德化装成随行副官，李彦、张兴财、史忠义化装为马弃。经过艰难曲折，通过关中平原。过了陇海线快到秦岭根，因情况变化，我又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宋希镰部的参谋长。就这样，骑着牲口，带着武器，大摇大摆，在沿途地下党的掩护下，终于到达了中央西北局指定的联络地点秦岭山麓蓝由县东区流峪口黄沙岭。

就在这个时候，胡宗南发觉了我们。他们在西安的报纸上登出通缉广告，派了一个3人侦察小组，跟踪刺探。我们很快找到当地党的地下组织，活捉了敌人的两名侦探。因部队接应未到，我们便决定在这个地方开展工作。那天夜里，我们住在秦岭高峰上一个叫歪嘴岩的小庙里。在讨论眼前的行动时，有的同志说:“没有与部队会合以前，最好少和群众见面，以免引起敌人注意。”有的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处处向群众宣传，只有依靠当地党组织，依靠群众，建立武装，才能站住脚。”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秘密开展工作，等待接应。于是，很快在这里组织起一支70余人40支枪的游击武装。起名为“蓝田游击队”，和周围5个保建立了互不进攻关系，在许家庙以东、濡龙庙以西山地活动，成为边区伸向关中平原的前哨。

9月7日这天，天高云淡，清风徐徐。巍巍秦岭在秋色中显得格外绚丽多姿。满山红叶，令人赏心悦目。几天来，我们住在歪嘴岩庙里，山下就是西荆公路。公路上遍布着敌人和敌人来往不断的车辆，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村里穆家堰的穆俊杰、穆树善等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夜里给我们送来粮食。庙里一位和尚，为我们打探消息，关照我们的食宿，掩护我们在敌人鼻子底下进行革命工作。

对群众之情与对敌人之恨，使我难以平静，便以《避敌》、《三峰聚义》为题赋诗两首，写在古庙的墙壁上。其中一首是:“夜半警报离秋田，跃上歪嘴集庙前。仰望北斗众星拱，俯视西安漫狼烟。今朝策马赴豫陕，他日挥刀取秦川。英雄谁惜洒鲜血，不剪贼寇难戴天。”约中午时分，突然听见“哒哒哒”机枪的声音，我们走出树林一看，原来是刘兆英(即刘三贝)按联络的时间、地点和暗号带游击队来接我们了。

4年前，兆英曾做我的警卫员。现在他带了一支200多人的游击队，装备精良，很像样子了。我问他:“谁叫你来接的?”他说:“是李师长。”原来，在此期间，中原接应部队始终没有消息，我们又通过国民党保安团的营长—我党秘密党员李世华通知巩德芳，转报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师长亲自派刘兆英率部来接，并给调配了武器。

我们会面以后，留王知德在此就地坚持开辟蓝(田)洛(南)地区的工作，我们几人同刘兆英即日翻秦岭进南山。途中于商县王河，听取了麻街地下党支部书记李世华关于掩护中央委员、中原局代书记兼军区政委郑位三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等人的工作汇报。这是一个打入敌人营垒里的地下党支部，又是南山通往关中的秘密交通站，现在又有党的重要干部在此休息，我决定留李彦在此，任麻街党支部副书记，加强这里工作。我们从刘家原双洞子渡过丹江，于9月11日，在巩德芳同志接应下，到达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附近—今丹凤县大峪沟和封地沟，很快与李先念等同志会面。

封地沟地处丹江南岸流岭深处，是陕南游击队在南山的根据地。我们住在西沟老院游击队交通员李明章(即高娃子)家。这里为流岭，东连深山要道花园岭直下竹林关，西去顺岭可指商县。站在流岭上北可俯视丹江，南可顾中村、银花，岭高山大，可守可退，是一小块理想的游击根据地。德芳在这里威望很高。我们到达那天，高娃子正给孙儿做“满月”，把我们作贵客招待。先念等同志住在10多里路外的寺坪—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当天，德芳就派人给先念同志送信。第三天，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等中原部队领导同志来到封地沟，我们互相介绍情况，交换了意见，积极筹备召开豫鄂陕边区党委成立大会。

其实，在我到之前，边区组建工作已基本就绪。在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主持下，已建立了4个地委、军分区。各地委、军分区开始建立了县级党、政、军组织。

3分区地委在山阳县中村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宣布成立中共山阳、郧山、商山县委和县政府。会后，山阳县的银花、中村开始建立基层政权，旧乡保人员积极参与新政权建设。中央于8月21日发出指示，要求速将银花、中村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经验通知各地照办，“愈快愈好”。1分区因王震部西进，打开了局面，中共南宽坪、镇郧旬、商山蓝工委相继建立:2分区地处丹江北岸，是老游击区，为根据地的腹地。在蓝田、洛南建立了蓝洛县，在商县北宽坪建立了商洛县。4分区于8月上旬，建立了卢灵洛县。全边区已建立了10多个县委和政府。

这些都是李先念同志亲自指挥创建的。和先念师长见面后，我汇报了陕西省工委和陕南的工作，任质斌同志介绍了在陕南创建边区的情况。根据中央关于豫鄂陕边区干部配备的批示和先念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召开边区党委会，宣布边区党委成立。高娃子的五间大房就成为边区党委的办公地点。我们在中间三间房内挂上地图，借来桌凳，就开始办公。巩德芳管交通接应和后勤供应工作。他从丹江川道请来厨师，让游击队送来大米，9月24日开会这天，为大会准备了一餐丰盛的宴席。

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山中盛会。

9月的山村，已是深秋。边区党委办公所在的西沟老院，十数户民房沿坡势而立。高娃子的房子在坡跟小溪边。门口是一个打谷场，场面被溪边生长的几株柿子树覆盖着。树上红叶片片，果实累累。边区党委扩大会就在这个秋色如画的山村召开。

会上，李先念同志宣布豫鄂陕边区党委正式成立，宣布了经过中央批准的豫鄂陕边区领导干部名单:汪锋为书记兼政委，文建武为司令员，陈先瑞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方正平为副政委，张树才为政治部主任，魏国运为参谋处长。他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原突围的重大胜利，简要地回顾了创建豫鄂陕边区的经过和现状，要求中原部队放下包袱，克服北归思想，服从命令，扎根陕南，建立根据地;要尊重巩德芳等地方游击队干部。他还对根据地的建设作了具体指示。我在会上讲了中央电报的指示精神，要求地方干部学习中原部队的革命精神，团结奋斗，发展和提高游击武装，发展和建设根据地。强调在根据地建设工作中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诞生，.以及全边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初步发展，标志着豫鄂陕根据地的正式创立。正如李先念、任质斌在9月2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只要今后此地情况不再变得很坏，并注意将各种工作排列出轻重先后，有步骤有计划地做下去，则生根立足的阶段当可迅速结束，并逐渐步入大发展及创造正规根据地的阶段。”毛泽东主席亦于10月1日在((三个月总结》中，对中原突围与豫鄂陕根据地的创立给予了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在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阶段建立根据地，必然要经历敌人“清剿”、我之反“清剿”斗争。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西安出版的《西京日报》1946年8月6日发表《李先念应离开陕境》的社论，惊呼:“陕南及鄂西北，山岭盘结，正是共军一个理想的根据地。这地区，若任其盘踞，则关中即受威胁，川北亦有被窥伺的可能。”敌震惊之际，猛扑过来，于8月下旬从洋县、鄂西等地调来5个以上正规旅9个团，配合11个保安团队，共有5万以上的兵力，于9月上旬开始对我边区进行第一次“清剿”。

针对敌之分散“清剿”，李、任、文9月1日致电中央，提出指导这次反“清剿”的原则是:(一)基本上还是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二)基本上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以保卫刚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稳住地方武装及群众情绪;(三)作战对象主要是敌之地方武装及保安团。9月2日，毛泽东主席亲拟电稿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复:“完全同意你们计划。”并指示:“作战时，着重打保安团，只要你们用各个击破方法歼灭大部分保安团，顽正规军即被孤立，那时再打正规军不迟。”“你们一般应避开这些正规军，专门打保安团，如能将11个保安团歼灭大部，根据地即可建立。”

根据中央批准的反“清剿”的战略战术，各分区广泛出击。4分区旗开得胜。9月9日，在卢氏县杜关镇一战，全歼敌河南第10专署篙县保安团，毙敌40余人，俘敌团长高茂斋以下300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余支;10日，又在洛宁县上戈镇粉碎敌卢氏、洛宁、陕县3县保安团的1300余人的联合“清剿”。中央军委即于9月16日传令嘉奖4分区反顽迭获胜利。

敌人在“清剿”中虽是正规军与保安团配合，但指挥很难一致，有利我之反击。面对敌人侵占1分区镇安县之米粮川、大坪、青铜关、茅坪等地，继之占领3分区高坝店、洛峪、中村、银花、漫川关、照川等地的边境，我各分区本着“在有利条件下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以坚决消灭向我清剿或控制据点之顽保安团”的原则英勇出击。

1分区3支队于9月25日再次攻克镇安县城，顽地方武装千余被击溃;该分区镇郧旬工委所属武装700余人，于10月中旬在镇安三里岗、东台岭激战3小时，打退敌之进攻;商山蓝工委率15支队于11月上旬在杨家斜北湾村歼敌红岩寺警察局，活捉局长潘靖亚以下50余人。

3分区部队于高坝店与敌人激战5日，给敌以重大创伤，继之45团又配合郧商支队攻打东赵川炮楼，俘敌连长以下170人，并出其不意攻克西照川街，全歼守敌4个中队，毙敌10余人，生俘200余人。

4分区部队在透山寨周围设伏，毙伤敌陕州独立旅正副团长以下300余人;11月16日又在2分区配合下攻打双槐树街，消灭号称“老虎团”的内乡县靳绍华保安团，俘敌副营长以下138名，毙伤敌团长以下100名。2分区部队继9月28日在蓝田县溺龙庙歼敌1个营5个连，获轻机枪4挺、步枪83支、子弹万余发，俘敌百余;9月29日在张家坪截击敌军车多辆，缴获棉衣两千余套，接着又于10月11日在厚子镇东南花园歼敌保安大队一部，俘敌10余人，获步枪84支;10月31日与4分区联合歼灭敌内乡保安5团两个连;11月中旬破坏西荆公路木石桥8座、路基数处，使敌交通中断10天;11月19日在蓝洛县厚子镇击溃敌144旅的1个营。中央军委曾于10月23日电示文建武、汪锋:2分区几次胜利，意义甚大，望传令嘉奖。

据不完全统计，在9至11月3个月反“清剿”斗争中，全区共进行较大的战斗20余次，毙俘敌团长以下15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仅11月份，就缴获轻重机枪23挺、长短枪677支，毙伤敌团长以下294人，俘敌营长以下484人。敌人的“清剿”被粉碎。敌镇安县长赵文彬、柞水县长周梦飞被以“李先念部窜扰陕南，放弃职守”罪撤职查办。敌驻4区(即商洛地区)保安司令部参谋曹健生11月15日在日记中忧心忡仲地写道:“最近4区各县之奸匪与土共合股，大者两三千，小者数百，迄今未能击溃一股，以致愈剿愈多，横行无忌……如不增派劲旅痛剿，被奸匪蚕食鲸吞，势必演成陕北局面。”

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正式成立之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负责同志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先后奉命回延安。

1946年9月25日(即边区党委正式成立的第二天)，根据中央的指示，先念和任质斌同志要和我们分手，动身北上。先念同志是中央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是中原突围的主要指挥者。他的安危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能否最后胜利的大事。他奉命回延安，能否保证安全，是对陕西党的考验。在中央和西北局的关心下，我们曾设想:走山西、走关中两种方案，武装打过去、地下党护送两种办法。经过反复考虑，上下协商，确定秘密走关中，由地下党护送。

商县北乡周寿娃为商洛“剿共”总司令谢辅三的营长，统治着商县大荆、腰市、黑龙口等地。他作恶多端，民愤很大，但慑于我解放军的威力，亦有收敛，想留一条后路。我途经大荆时，亲笔写信开导，说明同我们合作的前途;我2分区又曾两次派人与周谈判，讲明我党主张，揭露胡宗南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为他指明出路，周与我达成协议，为2分区开辟了一条由豫鄂陕边区的腹地留仙坪、北宽坪经腰市、大荆到达秦岭顶上溺龙庙，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交通线。

先念、质斌同志动身北上，我们一同北渡丹江，到庚家河做好一切准备后，我同2分区司令员巩德芳、副司令员夏世厚带部队护送李先念、任质斌等同志，经过北宽坪，由大荆、腰市安然经过。护送到洛南、渭南、蓝田交界处厚子镇，指定由蓝洛县委书记魏平(尹省三)同志负责，交地下党护送，我们返回。在此分别时，李先念同志和我深谈到五更。我感万千，以《惜别》为题赋诗一首:“师座宿青坪，谈论破五更。临行言未尽，惜别柳桥情。四海阴云扫，三川红日升。延安春到早，一路顺风迎。”在关中地下党和统战朋友的帮助下，李先念同志等安全回到了陕甘宁边区。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顾大椿等在我地下党支部书记李世华处隐蔽之后，也都通过关中地下党的统战关系，陆续回到了延安。

10月上旬，豫鄂陕边区党委在蔡川上庄坪(今属丹凤县)召开会议，我传达了李先念司令员和中原局其他同志离开根据地时的指示，党委认真讨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确定和调整了各地委的领导班子，以加强党的领导:

1地委由肖元礼、吴世安、胡达明、曾广泰、曾"焊5人组成，肖元礼为书记，胡达明为副书记;2地委由刘庚、巩德芳、夏世厚、秋宏、邹顺华、魏金昌、薛兴军7人组成，刘庚为书记;3地委由王力、齐勇、周光策、丁先国、余益庵、许道琦、吴皓7人组成，王力为书记，并确定了以上3个地委的常委;4分区由黄林任地委书记兼政委，阂学胜任司令员。突围到鄂西北的2纵15旅43,44团奉命入陕归建，于9月下旬在柞水、宁陕以西建立了第5分区，汤成功任地委书记兼政委，王海山任司令员。

经区党委提议，中央于10月19日批准成立豫鄂陕行政公署。毛泽东主席亲拟中央电报，任命:汪锋兼豫鄂陕行政公署主任，陈守一任行政公署秘书长，周季方、薛兴军、余益庵、张旺午分任1,2,3,4分区专员，潘哲夫、孙石任1分区副专员，完善了边区党、政、军组织。

这时，边区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发展到近万人，粮食和冬衣成为当时最大的困难。10月11日，边区党委发出的《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问题如果不迅速求得妥当解决，我们将陷于更困难的境地，甚至影响我们生根立足，以至于束缚着我们不能放手大发展。”规定了合理负担的政策和在征收中应注意事项，“应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尽可能使之适合累进税政策，使公粮之负担主要放在大户身上”。

粮食问题很快解决了。仅商山县，从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共征借粮食80余万斤，筹粮委员张发义一人就筹借了1.7万斤粮食。卢篙县成立后，找到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清末秀才、老教师、我国著名文学家曹靖华的父亲曹培元老先生，请他出面恢复原有的保甲政权，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当地的开明士绅和乡保人员多系曹老先生的学生，他一呼即应。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不长时间，筹粮300万斤，解决了部队吃粮困难。

旧历十月后，秦岭山区进入严寒季节。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禁运，部队冬衣已成为当时的严重困难。在边区党委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群众想尽办法为部队制寒衣。我在上庄坪给2分区专员薛兴军写信，让给军区机关送250套棉衣。敌人封锁集镇，每人只准买1匹土布，薛部蔡兴运组织对峪沟群众每人上集买1匹布，完成了任务。郧商县委动员根据地群众到郧西、郧阳、荆紫关、山阳等地购买土布、棉花，为部队换冬衣。篙坪沟群众吴茂珠串通亲戚邻居为我军购买近干匹土布。各区、乡政府组织妇女、动员妇女，组织起来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郧商县还在小川乡办了一个被服厂，全乡妇女1个月时间赶制了1000套军衣、1000双布鞋。

在全边区群众的热烈支持下，在中央派部队送款的帮助下，部队都穿上了棉衣，度过了严寒的冬季。到10月底，我军向敌人共发起20余次较大战斗，俘敌保安团长高茂斋以下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千余支。这不仅直接配合华北各战场歼敌作战的胜利，而且证明了我全体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与创建根据地的坚强信心。

敌人第一次对豫鄂陕边区“清剿”失败后，11月下旬，重新调集10个正规师和17个以上保安团，以谢辅三为总指挥，向我根据地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毁灭性的“清剿"0 83旅、10旅、21旅及13旅，自旬阳、郧西向西北压缩;135旅、64旅插入镇安、柞水，分割开来，背东向西压缩;144旅、84旅至陇海路由北向南，转东向西压缩，企图将我主力歼灭于丹江川道西荆公路两侧地区，一块一块吃掉。同时，还在我老根据地山区的主要地区，安插据点，修筑碉堡，移民并村，组织保甲，实行联防，大肆抢掠粮食，封锁交通，实行惨无人道的恐怖政策。

在敌人的猖撅“围剿”下，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活动逐渐困难。面对猖撅的敌人，边区党委于1946年12月8日在今丹凤县灰家河石门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野战纵队，东进豫西，将敌人引出根据地腹地，到外线作战，粉碎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这一战略决策，得到各级党政军和边区军民的积极拥护。至 1947年1月，调集2,3,4分区主力5000余人，野战纵队迅速组成。经中央批准，黄林任司令员，方正平兼政委，夏世厚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翁可业任政治部主任，下辖5个支队。我和军区司令员文建武随纵队实行指挥。

为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我们率野战纵队东进豫西，迅速跳出敌之“清剿”圈，把敌人引入外线，开辟栗川、篙县、鲁山地区。2分区主力和镇郧旬工委及其他工委带领部队，根据边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西返打游击牵制敌人，掩护野战纵队东进。

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时，陕南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主力，保护了中原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坚持根据地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1947年2月2日薛兴军率9支队在篙县黑垛尖战斗中，消灭追敌1个营，于白头山小街与第2纵队陈先瑞会合，并与敌5个保安团激战。陈令薛兴军部蔡兴运1个营，把敌人引向西，打回商洛，掩护主力转移。蔡兴运营决与敌死战，烧毁背包行装，引敌于根据地内，保证了我们顺利转移。

豫鄂陕边区大规模的游击战争，迫使国民党军多次调兵“围剿”。鉴于豫鄂陕边区山大沟深，地域狭窄，群众居住分散，供应困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已基本完成了牵制敌人兵力的任务;为了保存主力部队，便于长期坚持豫鄂陕边区游击战争，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区党委经过讨论，提议主力北渡黄河休整，待机南返。北渡可以保护中原部队和陕南游击队之精英，为以后南返积蓄革命力量。

陕南留千名部队骨干坚持原地斗争。中央军委1947年2月10日批示:你们决心北渡，甚好。但必须作充分准备，战胜敌人堵击、截击、追击……总之，要有战胜困难、战胜危险的充分准备，才能胜利地到达太岳。

在这之前，我们即把5个地委、军分区的主力部队，逐渐向边区党委、军区常活动的2分区和4分区集中。因需绝对保密，部队行动由军区负责人秘密调动。

12月中旬，2,3,4分区部队逐步集中在上庄坪、庚家河、官坡、兰草一线，等待其他未到的部队。大部队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军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注意，他派了两个团到峦庄、桃坪一线，同我军仅距一两天路程。形势非常紧张，战斗随时可一以打响，如果同敌人纠缠，将会影响我军的作战任务。党委在官坡经过多次研究，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由军区副司令陈先瑞同志亲自带1个连，去千里之外收拢分散在西部的主力部队。已集中的部队则尽快行动，经4分区兰草一线进入伏牛山区，在春节前夕攻占亲川县城。在栗川县城休息了几天，沿篙山东进，行至白头坡时，前卫警戒部队同敌军一团遭遇，经过约5小时战斗，歼灭一部分，其余败退。

在此期间，我也曾建议中央，是否我留一部电台和少数老部队，依靠巩德芳的地方武装及已建立的各分区的地方游击队，坚持边区游击战争。中央复电否定了这个建议，命令我们集中精力，执行好中央指示的主力北渡任务。北渡的同时，边区成立了陕南工委和指挥部，刘庚任书记兼政委，巩德芳任司令员，王力任副书记兼副政委，薛兴军任副司令员，赖春风任参谋长，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继续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中央军委对我们部队的行动非常重视，随时给以具体指示，要我们以各种方法迷惑敌人，如目的在于向北，而先向南向东向西行动，走‘之夕字路，使敌捉摸不定，避开敌人堵击、截击。按此指示执行，使敌人自始至终未能发现我军北渡黄河的行动。

我军运动到洛阳西新安县境内后，为了尽快地安全通过陇海线，兵分两路:

西路由我和文建武同志率领，经义马关;东路由方正平、黄林同志率领，经铁门镇，迅速通过铁路。经过两天急行军，到达黄河南岸狂澜渡，同南渡黄河接应我们的太岳部队会合。在太岳部队掩护下，经半天时间，顺利渡过黄河，到达北岸太岳区王屋山下，第二天到达山西阳城。陈先瑞同志完成了西部收拢各分区主力部队的任务，率部东进，随后也顺利北渡，在晋城同我们会合。豫鄂陕军区部队主力北渡，至晋城共7000人，边区内尚留有1000多人坚持斗争。

这时敌人更加疯狂，大步推进，移民并村，组织保甲，恢复旧政，烧杀抢掠，威逼人民屈服。根据地军民在陕南工委的领导下，坚持与敌进行顽强地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内外一体，我们即派田申荣等同志返回根据地内，同留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巩德芳、王力等同志取得联系，指导他们的斗争。他们在边区党委和主力部队的鼓舞与指导下，公开与隐蔽斗争结合，坚持到大反攻。

5月中旬，豫鄂陕军区主力在山西晋城进行整训期间，中原局的成员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亦由延安到达晋城。5月27日，中原局高干会在晋城开幕。28日，中央特致电中原局转中原军全体同志:“我中原军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籍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要求“团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7月下旬，豫鄂陕军区主力7000余人，经过补充后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2纵队，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委(因病未到职，后由刘建勋担任)。

由500多名陕南籍干部、战士于4月在晋城组建的豫鄂陕军区教导团(王杰任团长，杨克任政委)，与西北民主联军38军教导大队，合编为38军教导团(团长殷义盛，政委杨克)。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我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政委，陈先瑞为38军副军长。

中原突围北路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共同建立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存在了1年零1个月之久。尔后，李先念亲率12纵队自8月5日由晋城出发，挥师南下，重返中原，于1l月间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会师，12月6日与中原独立旅会合，组建江汉军区，为中原决战、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等作出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