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丰硕，发现了不少重要遗址与材料，也发表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年度发表于重要期刊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近百篇，经发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近百处。这些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填补了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时间与空间上的空白，拓展了旧石器考古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完善了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的序列，阐释了现代人演化、适应环境、认知能力发展的过程并提供了证据。
同时，在学术交流与遗址保护方面也收获颇丰，举行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增进了旧石器考古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旧石器考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019年度考古学者调查与发掘工作的报道涉及中国各个地区，其中西藏自治区、陕西、河北、湖南、河南等地发现较为丰富。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西藏阿里发现和发掘了迄今为止首个史前洞穴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位于阿里地区革吉县，海拔约4600米，保留有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存。碳样测年结果显示，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距今至少4000年，是高原腹地目前有明确地层信息的细石器遗址。发掘出土有典型的细石核、细石叶和其他加工精致的石器:细石核的类型以锥形和半锥形石核为主;细石叶窄而长，十分规整;石器包括加工细致的边刮器和端刮器;石料以优质的燧石、玛瑙和黑曜岩为主。同时伴随红褐色夹砂陶片和黑色泥质陶片出土，不见完整器物。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探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古人类生存活动、迁徙演变，人群互动交流等问题意义重大，将为研究细石器技术人群在高原腹地活动的时间和生业方式提供强有力证据，还将为研究史前人地互动、环境变迁以及西藏本土农业、畜牧业起源和传播及史前艺术等方面提供珍贵材料(《文物鉴定与鉴赏》第2期)。
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秦岭地区的梁山余脉、汉江右岸第三级阶地上，距龙岗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仅公里。洞穴中保留了距今10~1.5万年的人类化石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石制品1500余件，原料以石英砾石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和凝灰岩砾石;类型包括石锤、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和片屑，构成了石器生产和使用的不同环节。工具大多以石片为毛坯，类型多为中小型刮削器，存在少量尖状器，偶见个体较大的重型刮削器，主体属于华北小石片石器工业。动物化石及烧骨8000余件，大多为碎骨，牙齿化石亦较丰富，初步鉴定有鹿、麂、牛、剑齿象、犀、野猪、大熊猫、熊、狼、鬣狗、黄鼬、豪猪等20余种，其中鹿科和牛科动物占绝大多数，属于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该时段是人类活动的繁盛期，洞穴被作为居址长期利用，绝对年代为距今3~1.5万年。该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具有典型的早期现代人特征，是中国南北过渡地带秦岭地区首次发掘出土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为研究秦岭地区晚更新世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现代人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与时空分布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材料。该发现填补了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为研究早期人类洞穴和旷野阶地两种类型的居址形态和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对研究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工业面貌、人类技术行为方式和旧石器文化发展及演变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国文物报》12月6日第8版)。
兴隆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照阳河镇兴隆村东南，地属长城以北的坝上高原。遗址区域平均海拔1405米。年，国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坝上地区局部开展了系统调查，发现该地虽在历史上长期被游牧民族占据，但新石器时代遗址亦很密集。兴隆遗址坐落于山谷西坡之上，勘探显示遗址北侧依靠基岩山体，东、南、西侧有壕沟围绕;壕沟平均宽度约30米，应为利用自然沟修整而成;遗址环壕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南侧留有宽约30米的通道。遗址于2016年进行试掘，年正式发掘，发掘总面积1100平方米。主发掘区地层分为6层:第①层为现代表土层;第②层为辽金地层;第③~⑤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第⑥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其中④~⑥层多未发掘完毕。旧石器时代遗存主要为G5(环壕底层)⑤层出土遗物。此层为粗砂与淤泥交错层，包含遗物有细石核、细石叶、石片及动物骨骼等，石核有楔形和锥形，动物骨骼出土时皆包裹有钙凝结层，部分为烧骨。此期遗存年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末期(《中国文物报》10月11日第8版)。
伞顶盖遗址是近年来华南地区发现的一处遗物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佘市桥镇荷花社区，海拔约110米。遗址坐落于道水第Ⅲ级阶地，道水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北侧和西侧流过，周边现今地貌为沟壑纵横的起伏状丘陵区。伞顶盖遗址发现于2011年，并于年进行过第一次发掘，出土丰富的石器标本，2019年6~8月对遗址进行第二次系统发掘，出土各类石制品4897件，类型包括砾石、石锤、石核、石片、断块、碎屑和工具，以石片、断块类产品居多。标本尺寸整体以中小型为主，大型产品存在但数量较少。石核和石片反映出遗址古人类仍以随机性的简单剥片策略为主，但一定比例的向心剥片技术(盘状石核)和台面更新技术是石器技术发展的一个体现。工具多以石片为毛坯，种类多样，包括边刮器、锯齿器、钻、凹缺器等。总体上，遗址文化层的石器技术以延续、传承性为特征，早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组合变化(《中国文物报》12月20日第8版)。
龙泉2号洞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关镇龙泉山公园内的山坡南麓坡根，距伊河北岸约有1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33°47′24.0″，东经111°36′28.0″，海拔约734米。目前，龙泉洞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并且发现了多处用火遗迹和若干件磨制骨器。龙泉洞遗址距今4~3万年，主要选取当地的脉石英原料，采用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制作石器，除此之外还利用动物骨骼制作和使用磨制骨器，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空间利用和规划能力，并且懂得利用烧石加工食物，能够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偶尔也会利用鱼类资源。龙泉洞人已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所拥有的行为特征，显示出与中国北方北部地区人类适应行为不同，而与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有共同之处。龙泉洞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面貌、现代人行为特征和扩散提供了重要材料(《中国文物报》9月20日第7版)。
高星、张晓凌博士带领的科研团队自2011年以来八上高原，开展了多年、系统的考古调查，克服了高寒缺氧、交通不易和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等困难，最终取得了重大发现和创新成果。2016年发掘的尼阿底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在2016年7~8月的野外工作中，考古队在原生地层中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石制品40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凹缺器等类型的石器，它们是远古人群狩猎和采集的主要工具。尼阿底文化以石叶技术独特为鲜明特色，棱柱状石核和长薄、规范的石叶数量较多，且特征明确。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独特的石器制作技术，具有预制石核—定向剥片—系统加工等固定的操作流程，其产品规范、精致、锋利，代表了人类石器技术的一个高峰，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技术标识。该遗址的发现说明，先民在4万年前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刷新了学术界和大众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史和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该项研究还结合了古环境信息和分子生物学的成果，指出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时期处于末次冰期的间冰阶，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为人类的迁徙和生存提供了环境和生态基础(《科学》第5期)。
2013年8月29日~9月2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杨上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最大面积近12平方米，揭露剖面厚度近9米。遗址发掘区光释光测年样品测年结果表明，杨上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形成始于距今22万年前，结束于距今10万年前，属于中更新世晚期。杨上遗址石制品原料以采自河滩的脉石英和石英岩砾石为主，花岗岩和硅质灰岩也占一定比例。剥片主要采用硬锤直接打击法，未见明确的砸击石制品，石核包括普通石核与盘状石核两种技术类型，从两类石核的终端产品来看，二者实际归属于石片剥片系统，显示出北方石片石器的工业特征。该遗址也是陇西黄土高原发现的年代较明确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出土的大量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对于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早期人类的文化和生存适应方式、陇西黄土高原古人类的生存适应策略的演化过程和中国西部地区早期人类的扩散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考古》第5期)。
西山头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龙江县杏山乡西山头村南约1.2公里，地处绰尔河左岸的二级阶地上，海拔高184米。2017年5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绰尔河流域进行调查时发现该遗址，随后为了解遗址的堆积状况及文化内涵进行了小规模试掘。此次试掘区域位于阶地前缘缓坡处，北侧为耕地，南侧为绰尔河漫滩。此次试掘区域为东西长3.6、南北宽3.3米的一条探沟，采用1米×1米为最小单位逐层揭露，实际发掘面积为12平方米。发现用火遗迹1处，出土石制品10231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削片、断块、刮削器和钻器等;动物化石4件。西山头遗址的石器特点是细石叶工艺与石叶工艺共存，但细石叶技术尚不成熟，处于石叶技术向细石叶技术转变的过渡阶段。西山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嫩江流域近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环境适应策略和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新资料(《考古》第11期)。
康乐遗址位于黑龙江省穆棱市福禄乡康乐村东南约400米的长条形岗地上，2013年发现，2015年试掘4平方米，获得石制品62件。原料以燧石为主，剥片以石叶和细石叶技术为特色，工具包括端刮器和边刮器。文化层的14C数据为距今8240±45年和距今8550±40年，校正后的绝对年代在距今年。该遗址的发现为黑龙江东部地区旧、新石器文化的过渡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北方文物》第4期)。
2016年、201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组成旧石器考古队，分别对穆棱河中上游流域、牡丹江流域和绥芬河流域进行了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共发现旧石器地点十余处。穆棱市碱场劈山旧石器地点，共采集石器126件。石器原料以灰岩、黑曜岩和砂岩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及各类工具等。遗物总体特征应属小石器和细石器工业类型，石器质地多粗糙，石核几乎全部修理台面，石片和工具数量较多，部分三类工具修理较为精致。从地点的地理特征及石器工艺判断，推测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夏考古》第1期)。山河西山地点，共获得石器22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通过研究分析，此地点的石器工业特征是用锤击法进行剥片，锤击修理，以正向加工为主，复向次之，加工简单粗糙。石器以小型为主，中型次之，微型和大型最少，属于东北地区以小型为主的石器工业类型。通过对比分析，暂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文物》第2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和宁安市石岩镇发现三处旧石器地点，分别为大莫西山、石岩南山、三道亮子屯旧石器地点，共采集到石制品18件。原料以玄武岩为主，类型包括锤击石核、棱柱状石叶石核、石片和工具，工具类型包括石锤、刮削器、尖刃器、砍砸器和端刮器。推测三处地点的年代均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文物》第4期)。牛场北山旧石器地点是此次调查发现的重要地点之一，共采集到石器125件。原料以流纹岩为主，类型包括锤击石核、棱柱状石叶石核、石片和工具，工具类型包括石锤、刮削器、尖刃器、砍砸器和端刮器。推测该地点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第二辑)。东宁道河东山、西山地点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道河镇的Ⅱ、Ⅲ级阶地上，在地表共获得石制品61件和4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四类。东宁道河东山地点原料以流纹岩和流纹斑岩为主，东宁道河西山原料较为分散。道河东山地点工具的数量最多，器型有刮削器、尖刃器、砍砸器、两面器、雕刻器、凹缺器等，三类工具均采用锤击法修理，工业类型属石叶工业。该地点的年代较晚，推测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草原文物》第2期)。东宁岭后北山地点，共发现石制品22件，包括石核、工具和断块。原料以流纹斑岩为主，其次为角岩，还有部分玄武岩和流纹岩。岭后北山地点工具的数量较多，器型较为单一，有刮削器和尖刃器，三类工具均采用锤击法修理，工业类型属石叶工业。该地点的年代较晚，推测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域文化研究》第3期)。
2014年10月，张福有率野外调查队在吉林省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村发现枫林遗址，并在2015年6月再次进行了调查确认，共发现石制品217件。石制品原料以黑曜岩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工具和断块等。其中二类工具以刮削类使用石片为主，三类工具种类多样，加工较为精细。该遗址发现的手斧与阿舍利手斧较为相似，这在东北地区尚属首次，意义重大。经过研究分析，这是一处典型的以细石叶工艺为主的遗址。根据地层推测，遗址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学学报》第2期)。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抚松县文管所工作人员对枫林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获得了数量丰富的石制品，类型包括细石叶、细石核、石叶和精加工的石器等，原料以黑曜岩为主。其中，细石核典型、精美，具备从原料采备、初期加工、调整再利用到使用废弃的各阶段特征。田川等运用“操作链”的分析理念，以动态的视角对枫林遗址楔形石核的技术特征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该遗址以楔形细石核和工具类细石核等为主体的细石叶工艺产品，代表了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工艺的特色。该项研究有助于阐释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地区狩猎采集人群的石器技术特点、工具制作能力和生存模式，为探讨更新世末期细石叶工艺在东亚地区的扩散和人群互动提供了新的线索(《人类学学报》第1期)。
沈阳苇子沟白虎山旧石器地点位于沈阳市法库县卧牛石乡苇子沟村白虎山界河的Ⅲ级侵蚀阶地上，发现于2011年4月。共采集石器39件，均采自地表风化壳。石器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原料以玛瑙为主，工具中刮削器占主要地位，兼有少量雕刻器和钻器。该地点年代较晚，推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西部考古》第17辑)。
“北京人”遗址是周口店遗址(群)第一地点，以出产北京直立人化石而得名，属于洞穴遗址，其衍生的周口店期和周口店组以及周口店动物群(北京直立人—肿骨鹿动物群)通常作为华北旧石器时代第7版早期中更新世时段的代表。“北京人”遗址文化层发掘部分厚度达40米，分13层，出土石制品有据可查的17091件，其中第十文化层有443件，但能观察到的石制品只有141件，卫奇先生对这批石制品进行了再观测，这批石制品形制不定型，小型居多，占46.81%，中型和大型的分别占42.55%和10.64%，没有特大型的，形态绝大多数为宽薄型。修理工具毛坯多为石片，但单向背面修理的不如双向修理的多。修理刃缘几乎均为长短不一且形状各异的边刃，修理疤或多或少。石核多为Ⅱ2型和Ⅲ型，可见剥片的成功率大致为一半。剥片方法以硬锤直接锤击为主，辅以砸击。完整石片中Ⅰ2-3和Ⅱ2-2型占绝大多数，背面有剥片疤的完整石片中，双向多片疤者居多。有关石制品的总体特征与早更新世的Nihewanian看起来基本一致，较为简单粗陋，显示出人类创造性有所退化。进而推测早期“北京人”相对早更新世的泥河湾猿人，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思维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有所回落，这也许是因“北京人”长期近亲繁殖孕育了心智不足的弱智群体，致使群体发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旧石器生产出现了退化(《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第5期)。
泥河湾盆地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包括73113地点(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两叉沟)和74093地点(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长形沟)，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发现，后来许家窑—侯家窑遗址74093地点经过多次以“挖龙骨”为目的的发掘，大量标本未能保留下来。仅有部分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卫奇先生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再研究，包括1976年和1974年采集的77件石制品和4件骨片，石制品包括石核6件、石片15件和修理品56件，石制品的面貌与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的面貌基本一致，应该属于Nihewanian的延续。经过重新观测，“骨器”系食肉类动物啃咬形成(《文物春秋》第1期)。
东梁峁遗址是山西吉县清水河流域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该遗址于年发掘，发掘厚度10~16米，揭露面积约10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22件，动物化石2682件。石制品以石英岩、燧石和石英砾石为原料，硬锤直接打击法进行剥片和石器加工，石制品类型有石片、断块和石器，其中石器类型为小型石片石器，包括刮削器和尖状器。动物化石数量多，可鉴定化石种属包括梅氏犀、马、牛、肿骨鹿、野猪、鼠兔、鼢鼠和一些小型食肉类动物，是中国北方中更新世的常见种属，反映了疏林草原的生态环境。黄土地层和动物群对比分析显示，该遗址形成于中更新世早期阶段。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及其分布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人类学学报》第4期)。
杜庄遗址是山西大同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首次发现于2008年11月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时在灰绿色粉砂质黏土层中发现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2016年6月14日，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旧石器考古队，对山西大同杜庄遗址进行发掘。2016年，在杜庄遗址发掘中，探明文化层厚0.7米，共出土遗物848件，包括石制品244件，动物化石604件。石制品类型包含:石锤、石核、石片、断片、断块、刮削器、尖状器等。根据石制品工业的特征，该遗址应属于华北地区典型的小石器文化。动物骨豁可鉴定种属有:马、犀牛、鸵鸟，此外还有未确定属的啮齿目、奇蹄目、中小型食肉目，通过对动物化石的分析显示，当时的遗址附近生存的动物以中小型为主。根据石制品类型以及所出地层，可推测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晚期，文化时代应为旧石器晚期早段(《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
2015年4~5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成旧石器考古队，对天津蓟县进行旧石器田野调查。考古队于小穿芳峪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共采集石制品15件。石制品原料种类较多，类型包括石片、工具和断块。遗物总体特征属小石器工业类型，大部分石制品制作粗糙，推测该地点为临时加工工具场所，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的乌兰木伦河左岸，该遗址主要包括第1(Loc.1)、第2(Loc.2)和第3(Loc.3)三处旧石器地点。其中，第2地点发现于2010年，并于2011年进行试掘。2014年开始，在试掘基础上将发掘面积扩大至25m2，并进行系统发掘，截至2015年，第2地点共揭露文化层位5个，出土石制品318件，动物化石8件，并发现大面积动物脚印化石遗迹两处。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片和工具(锯齿刃器、凹缺器、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石锥)等。乌兰木伦遗址第2地点发掘材料的详细研究，增加了我们对于遗址环境和文化面貌的认识，为我们探讨中国北方晚更新世阶段古人类技术与适应性行为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光释光测年表明第2地点的年代距今约6万年，处于晚更新世中期(《人类学学报》第2期)。
西白马营遗址地处泥河湾盆地中部，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约8公里，南距桑干河5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4°14′28″、北纬40°07′25.58″。该遗址于1985年发现，当年即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进行试掘，并于1986年进行了正式发掘，两次发掘面积共76平方米，获取石制品1546件、骨片315件，以及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受当时发掘技术和研究手段所限，文化遗物埋藏状况等大量的遗址现场信息缺失，对遗址年代的认识并不精确。因此，2015年4~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阳原县文管所，再次对该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试掘面积为9平方米。发掘区的文化层连续分布，厚1.05米;出土各类文化遗物2000余件，包括石制品、骨制品、动物化石(鸵鸟蛋皮碎片)等，综合年代数据和地层对比，推测该遗址主要文化层距今5~4万年。西白马营遗址的重新发掘及新的认识，填补了泥河湾盆地该时间段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当地距今5~1万年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框架及年代体系，为我国该时期早期现代人演化、扩散及其行为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考古》第10期)。
西沟湾1号旧石器地点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官厅镇珠窝园村，埋藏于永定河右岸第Ⅱ级阶地后缘。2015年8~9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与怀来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地点进行试掘，揭露面积约27平方米，出土232件石制品和19件动物化石。石制品原料以粗面岩为主，应为就地取材;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等，标本大小总体以小型为主;石核剥片均采用硬锤锤击法。石制品的类型和技术特征显示其总体属于石片石器技术体系。结合遗物和堆积状况，推测西沟湾1号地点为一处原地埋藏类型的临时性石制品剥片场所。依14C年代测定，初步推断该地点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学学报》第2期)。
坑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丹江左岸Ⅱ级阶地。年度的主动性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少量动物化石。遗址北区发现文化遗物220件，其中石制品219件。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其中小型和微型标本居多;剥片采用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工具原型为磨圆较好的砾石，多以硬锤加工，个别工具可能使用软锤加工;工具组合以刮削器、尖状器等轻型工具为主，砍砸器、手斧等重型工具为辅。化石鉴定为中型鹿。推测遗址的性质为临时性营地，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华夏考古》第3期)。
孙家洞遗址位于河南省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哼呼崖的断崖上，北边紧挨伊河，坐标为东经111°41′38.0″、北纬33°47′50.0″，海拔为691米。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对孙家洞遗址进行了调查，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2012年5~9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对该洞穴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根据对伴生动物群的初步鉴定，推测孙家洞遗址古人类的生存时代为中更新世，铀系法的初步测年结果为40万年左右，可归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该遗址目前发现了6件人类化石，代表3个个体，分别为1个成年人和2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牙齿生长发育阶段与现代青少年相当。研究表明孙家洞古人类牙齿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属于直立人，同时具有东亚古人类及现代蒙古人群的地区性特征，为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假说提供了新证据。孙家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初步统计包括中国鬣狗、熊、大熊猫、狼、獾、貘、肿骨大角鹿、葛氏斑鹿、李氏野猪、牛、梅氏犀以及豪猪、竹鼠、刺猬等小哺乳类动物，对于研究中国中更新世石器和过渡区域动物群的种类及特征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为该地区区系演化及古气候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中国文物报》9月20日)
蝙蝠洞遗址位于河南省栾川县庙子镇高崖头村西南，地处伏牛山中段北坡。地理坐标为北纬33°45′58.2″，东经111°41′49.2″，海拔高度816米。2001年当地村民对该洞穴进行溶洞旅游开发，在清理洞穴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2009年从第三次文物普查经费中拨出专款并立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栾川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于2010年1月和6月进行考古调查、清理和试掘。蝙蝠洞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为一枚古人类的右下侧门齿，牙齿的尺寸明显小于中国直立人，与我国更新世晚期的智人化石较为一致。遗址文化特点具有中国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特征，如具有中国北方石片石器为主的特点和南方陡刃石器的特点;具有中国北方以小型石器为主的特点，也兼具中国南方大型石制品的特点等。该遗址的动物化石种类包括硕猕猴、马铁菊头蝠、皮氏菊头蝠、竹鼠、豪猪、豹猫、虎、豹、野猪、金丝猴、云豹、松鼠、灵猫、猪獾、犀牛、小麂、水鹿、青羊和水牛等，动物群反映出较强的森林性特征，以温暖湿润气候为主，也有少数喜欢凉爽、草地环境的动物，显示出南北过渡区类型特点(《中国文物报》9月20日)。
金水河口遗址是汉水流域发现较早的一处旧石器遗址，位于汉水左岸一级支流金水河第四级阶地。2014年6月~2015年2月，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南水北调西线“引汉济渭”项目的实施，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金水河流域金水镇附近的3个旧石器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金水河口遗址即为其中之一，该遗址发掘面积为370平方米，出土不同类型的石制品1210件。研究显示在金水河口遗址生活的古人类主要选取附近河滩砾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及加工工具;石制品的岩性以石英和石英岩为主，硅质灰岩次之，并少量使用了石英砂岩和花岗岩原料;古人类主要使用锤击法剥片;遗址中石核的利用率较低，近半数石片有直接使用的痕迹;遗址中碎屑数量很少，石制品组合以刮削器、凹缺器、石锥等小型工具为主，也包含少量重型工具，如砍砸器、手镐、重型刮削器等。相较于汉中盆地已发现的遗址，金水河口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洛南盆地中更新世的龙牙洞遗址更相似，但是重型工具的比例更高。由于遗址堆积物已超出了钾长石红外后释光测年法的测年范畴，目前只能给出遗址的埋藏时间下限，即埋藏石制品地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15万年。作为汉中盆地有明确测年的中更新世晚期遗址，金水河口遗址为我们系统了解汉江支流金水河流域和秦岭地区的石器工业特点、遗址地层堆积及年代等提供了新的、丰富的材料(《人类学学报》第3期)。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安徽水阳江流域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新发现15处旧石器地点，获得56件石制品。石制品可分为剥片类、废片类和打击类三大类。剥片类(包括石核、小型修理工具和大型切割工具)43件，石核类型有随意石核、准石球、盘状石核、多面体石核、砸击石核、石核刮削器、重型刮削器、单面和两面砍砸器等;小型工具1件，为尖状器;大型切割工具4件，手斧和手镐各2件。废片类10件，有Ⅰ型、Ⅱ型和Ⅲ型石片，砸击石片，碎片和碎屑。打击类2件，包括石锤和石砧各1件。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其次为石英、燧石、安山岩和玄武岩等，原料多为河流砾石，就地取材。石核剥片与工具修理以锤击法为主，少量为砸击法产生。这批石制品埋藏于水阳江及其支流两岸的第Ⅱ、Ⅲ级阶地的网纹红土层中，依据已有工作初步推测，新发现地点的时代主要为中更新世中、晚期;其中五磁地点埋藏于灰黄色—灰白色黏土中的石制品应为晚更新世。大型切割工具的发现表明该地区存在模式2技术，这对探求早期人类在长江下游的扩散和技术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学报》第2期)。
龙灯山遗址地处福建省将乐县水南镇渡头村东南，年代为距今5万~3万年，为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于2018年8月发现。2018年10月，为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埋藏情况和文化内涵，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遗址包含4个连续的文化层，发现打制石器18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石锤、刮削器和砍砸器，属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该遗址的发现将将乐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提至旧石器时代中期，扩大了三明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为闽西、闽中、闽南、闽北四个地域旧石器文化性质的对比提供了材料，也对研究中国南方地区早期智人的扩散及文化内涵有重要意义(《福建文博》第3期)。
广西田林龙皇庙遗址位于田林县驮娘江右岸的一级阶地上，为配合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2004年4~10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会同百色右江民族博物馆、田林县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出土遗物均为石制品，类型包括砾石、断块、石核、石锤、石片和石器等。石器以石核石器为主，亦有少量石片石器，种类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手镐等，以砍砸器为主。石制品原料以砂岩为主，剥片和修理主要采用锤击法。根据遗址地形、地势和出土的石制品特征推断该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龙皇庙遗址的发掘丰富了百色旧石器的文化内涵，也为百色旧石器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文博学刊》第1期)。
自20世纪60年代万年仙人洞遗址和王洞遗址发现以来，万年县的史前考古工作进展一直受到考古学界和普通公众的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万年县文物局于2015年3~4月，组织了专项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本次调查发现的5处露天遗址(地点)，有4处分布在梓埠镇境内，包括后塘黄家、杨树桥、山背、花园水库，另一处在上坊乡库门上冯家。新发现的石制品多埋藏于红土壤层中，均为砾石石器，以附近河流砾石为原料，采用锤击技术剥片。石制品形体硕大，加工较简单。已发现的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石球等。万年县新发现的砾石石器与江西境内已发现的砾石石器的技术特征与文化特点相近，也应属于华南砾石工业系统，时代应属于晚更新世早至中期，早于仙人洞遗址。此次调查工作的发现将万年县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提早了数万年，为探讨仙人洞遗址的制陶技术与稻作农业的起源等史前考古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线索(《文物鉴定与鉴赏》第2期)。
湖南临澧县条头岗遗址位于湖南省临澧县佘市桥镇荷花村(原桃花村)三眼桥组，地理坐标为东经111°32′58.2″、北纬29°26′8.7″，2011年4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澧县博物馆组成的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队发现了条头岗遗址，并于同年6~7月进行了发掘。该遗址在35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发现包括石锤、石砧、石核、石片、工具在内的各种石制品7300余件，工具类型以刮削器、凹缺器、端刮器等小型石器为主，大型砍砸器、手镐、手斧等处于次要的地位。条头岗遗址石器生产以剥坯为主、修形为辅的文化特征虽然仍具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一般特征，但已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反映了中国华南砾石石器工业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南方旧石器遗址中较为罕见，其年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反映了长江中游一种新的石器工业面貌，为研究华南砾石石器工业的区域多样性和古人类的技术演变、适应行为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第3期)。
天华洞旧石器遗址是金沙江中游地区财丰河流域旧石器地点群的代表性遗址之一。阮齐军等对该遗址2010、2013和2016三个年度的野外调查和试掘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天华洞遗址试掘位置为洞前缓坡区域，地层堆积可划分为5层，其中2~5层为遗址文化层，属红色亚黏土沉积。遗址文化层沉积结构稳定，年代数据分布在距今9.5~5万年。遗址共发现石制品1122件，以玄武岩为主要原料。石制品组合的内涵丰富，剥片技术和工具类型多样，一些特殊类型的石制品标本如预制石核、长石片、似勒瓦娄哇石片、盘状石核石片、似基纳型刮削器等代表了天华洞遗址石器工业独特的技术文化面貌，也表现出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一些技术特点和因素(《人类学学报》第2期)。
青塘遗址位于广东省北部清远市所辖英德市青塘镇。该遗址发现于1959年，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曾两次对青塘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未进行过正式考古发掘。为全面了解遗址内涵、建立可靠的地层序列与年代框架，促进华南—东南亚地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诸学术课题的深入探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英德青塘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在黄门岩1号至4号洞四处洞穴地点共发掘54平方米，其中2号洞地点发掘面积最大，达30平方米，同时还对周边其他石灰岩洞穴开展系统的调查。黄门岩1号洞地点发现墓葬1座，出土人骨化石1具，其葬式为蹲踞葬，年代为距今13500年左右。黄门岩2号洞地点出土年代超过距今2万年的穿孔蚌器，这是华南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遗址内出土各类石制品3000余件，包括打制石器、石锤、使用砾石、石片、断块、碎屑、石料及少量穿孔石器、局部磨光石器等。青塘遗址连续的地层和文化序列为华南—东南亚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研究提供了标尺;早期墓葬的发现有助于探讨旧石器时代社会发展、宗教意识的萌芽、仪式的出现以及区域现代人演化与扩散等问题;遗址在环境、技术、人类行为、聚落形态等方面提供的考古材料不仅具有区域意义，可以用来重新认识华南地区以往发现的同时期的考古材料，还在现代人演化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关系、新旧石器过渡与文化发展等重大课题上具有全局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月11日第7版)。
岳够明对内蒙古旧石器考古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他认为内蒙古自治区旧石器考古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开创期()、发展期()、新世纪(2000~)，并对每个阶段的发现和成果进行了梳理。开创期的发现主要有:1922年8月，桑志华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鸟类化石和石器，并采集到一件人类肱骨和一件人类股骨;1923年8月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萨拉乌苏—邵家沟湾地点进行了发掘，1926年发现了“鄂尔多斯人牙”;1933年，在扎赉诺尔煤矿开采中发现了“扎赉诺尔”人。在发展期，内蒙古旧石器时代考古也取得了许多新的收获，1955年，贾兰坡先生出版了《河套人》一书，这是内蒙古地区第一本旧石器考古的专著;1956年4月，内蒙博物馆的汪宇平先生首次到萨拉乌苏河流域考古调查，发现了范家沟湾遗址;20世纪60年代，又有多块人类化石在内蒙古被发现;1972年，贾兰坡、汪宇平、田广金等人，再次到萨拉乌苏考察，明确了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出自萨拉乌苏河的阶地堆积中;1973年10月，内蒙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呼和浩特市发现多个旧石器制造场，1976年对其中两处遗址进行了发掘;进入8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部分地点进行了发掘，其中对大窑遗址四道沟进行了多次发掘。新世纪以来，旧石器考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金斯太洞穴遗址、乌兰木伦遗址、三龙洞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以及大窑遗址的再发掘。金斯太洞穴遗址是个有着多层堆积的遗址，由旧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青铜时代，旧石器文化层年代距今约3.6万年。乌兰木伦遗址由三个地点组成，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石制品以小型或微型为主，动物化石有河套大角鹿、普氏野马等，属于萨拉乌苏动物群，年代为距今7~3万年。2011年，对大窑遗址二道沟进行了发掘，出土的石制品有石锤、石核以及刮削器、砍砸器、石刀、球形器等，其中以龟背形刮削器较为典型，动物化石有大角鹿、原始牛、披毛犀等，时代为距今78~2万年。2016年，发掘了三龙洞遗址，出土石制品500件，未发现动物化石，年代为距今约5万年。2017年出版了《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与古人类研究》(《草原文物》第1期)。
仪明洁系统梳理新疆北部发现的打制石器，结合石器技术模式的发展阶段及邻近地区的相关发现，建立该区打制石器遗存的大致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概述这些遗存蕴含的古人类迁徙、适应行为。目前已发现的新疆北部石器时代遗存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莫斯特技术阶段，以通天洞遗址为代表，年代为距今5~4万年;第二阶段为以骆驼石遗址为代表的石叶技术阶段，其年代为距今2.5~4.5万年;第三阶段为细石叶技术阶段，其最早出现的年代尚不确定，但不会早于末次盛冰期，晚可达铜石并用时代。上述三种技术的过渡阶段有年代上的重合。此外还有一些采自地表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是不同模式的基础性石器打制方法，因而无法据技术风格推断其相对年代。根据环境与石器技术对比分析认为掌握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的人群在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相对适宜的区域长期生存，对干旱、半干旱区域则开发不足，石叶技术人群的生存能力有显著飞跃，对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有独特的适应力。随着末次冰期气候的恶化，在人群向南迁徙与交流的过程中，小型化、标准化的技术显示出更强的生态适应性，并愈发成熟;即使进入生产经济时代，攫取自然资源也是农牧业的补充，包括新疆北部在内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持续到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阶段仍有不少细石器出土，显示了小规模群体流动组织形式的持续(《西域研究》第4期)。
柿子滩遗址第9地点位于山西省吉县柏山寺乡高楼河村黄河支流的清水河畔，从2000年发现至今，该遗址前后历经三次发掘，出土大量细石叶制品、动物化石、数件蚌制品、骨针及磨制石器等。张双权等对S9地点第4层(校正后年代距今年)及第5层(校正后年代距今13000年)出土的动物遗存，尤其是其中测量尺寸在2厘米以下的大量烧骨进行了埋藏学与动物考古学方面的观察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S9地点的烧骨是古人类烧烤猎物、维护遗址(甚至可能还包括以骨骼作燃料)等生存行为活动的文化残留。此外，S9地点出土烧骨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古人类在上述行为活动之后，可能又将烧灼后的残存骨骼(与灰烬等)清理出火塘并堆放在其核心生活区的周边位置(《人类学学报》第4期)。
宁夏鸽子山遗址第10地点(QG10)位于青铜峡市西北约20千米的贺兰山南麓。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动物化石、近万件石制品以及装饰品、骨制品、结构性火塘等。张双权基于遗址第4层出土的动物化石的埋藏学初步观察认为:晚更新世末期的古人类是遗址中动物骨骼的富集者和改造者;狩猎采集人群采取狩猎而非主动食腐的方式获取了遗址附近的大中型食草类动物，并将其完整搬运至遗址内进行后续的肢解、食肉与敲骨取髓等营养性处理。在其营养物质之外，古人类还利用了遗址内小型动物的骨骼材料以制作器形规整的骨角类工具(《人类学学报》第2期)。
玉米洞遗址是重庆巫山县新发现的一处文化面貌特殊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其骨角牙制品颇具特色，在狩猎采集经济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依赖动物而生存。贺存定对玉米洞遗址的骨角牙制品进行初步的类型学研究，将观察的材料分为骨器、骨片、骨断块、牙器和角器进行详细记述;同时试图从操作链角度分析该遗址骨角牙制品的制作技术和其反映的人类行为，它们显示出古人类简单粗放、灵活高效的技术特征和生存策略;最后对该遗址出土骨角牙器的时代及古人类行为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玉米洞的骨角牙器的时代介于中更新世—早全新世，简单加工骨角牙制品与精致加工骨角器之间存在连续或断续的发展演变关系，以骨角器的发现作为衡量中国古人类“行为现代性”的标准需要重新考量(《人类学学报》第1期)。
来自中国、法国、德国研究者的工作表明，世界上最早的骨针出现于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地区，且这两个地区的骨针可能是独立起源。鲁可将骨针与石器技术和环境背景结合考察，探讨更新世晚期后半段发生的人群的扩散。通过材料的梳理证明，中国北方地区的骨针是出现于距今31000年前的一次技术创新，这一技术创新以石核—石片技术为代表的中国旧石器晚期的到来为背景;距今25000年，一种新形制的骨针出现，这些骨针形制扁平，与细石叶技术同时出现，这可能反映了欧亚大陆西方人群的东迁，这些人群带来了细石叶技术;更新世末，骨针更加多样化，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有多种用途;在晚冰期末段，中国北方地区的骨针不仅与细石叶技术共出，同时也与石核、石片和陶器共出。在中国南方地区，距今12000年前，骨针与石核—石片技术同时出现，南方地区的骨针或是本地的发明，或由末次冰期前北方人群的南迁带来。在长江以南地区，骨针与石核、石片和陶器在更新世晚期同时出现，更新世晚期中国南北方地区同时出现的这一工具组合，即石核、石片、陶器和骨针，预示着南北方地区在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可能存在着长距离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第3期)
宁夏鸽子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考古人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该遗址中采集了大量石制品。尖状器是其中数量较多、形态不一、制作精细的类型。王惠民等通过尖状器形态与功能的比对研究，结合该地区晚更新世末段至早全新世的环境特点，探讨石制品形态所体现的古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变化。分析认为在人口增加或食物资源匮乏时，这里的古人群大量制作宽大而薄锐的工具和厚重的磨食器具，用来攫取、加工和贮藏植物性食物，逐步改变了单纯狩猎采集并一次性食用的生活模式。鸽子山等地点成为这种饮食文化和生产模式转型的典型古人类遗址，其中鸽子山尖状器形态的特殊性是明显适应了人类生存需要的例证(《人类学学报》第4期)。
贺存定以巫山玉米洞遗址为例，对石灰岩石器进行复制与使用功效的模拟实验，结果表明有些石灰岩在石器打制层面表现出较好的适用性。石灰岩石器在常规的砍砸、切割、挖掘等行为活动中表现出良好的功能实用性和效率。通过实验标本与遗址出土石器的对比分析，认为玉米洞遗址应存在优选天然毛坯直接使用而形成的“使用石器”，类型主要集中于砍砸器和手镐等重型工具，但二次加工的石器比“使用石器”更为有效耐用;有尖类石器在作用于硬性对象或结构不稳定、受力不均时容易产生残损，与出土有尖类石器较高的残损率相吻合;把手修理在石器使用过程中显得非常必要，为遗址出土石器普遍存在把手修理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人类学学报》第3期)。
黑曜岩在史前时期被人类广泛用于制作和加工工具，黑曜岩的产地研究可以阐释黑曜岩资源的获取方式、石器制作工艺以及原材料交换或交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而进一步探索该地区史前时期古人类的贸易、迁徙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王春雪等对刘爽的著作《中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黑曜岩制品原料来源探索》一书进行了评介，他认为该书将为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在东北亚地区的迁徙、文化交流与传播等问题提供重要资料，也将为解决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联系沟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他认为该书也绝非尽善尽美，其主要以P-XRF检测结果为依据进行分组，只是对遗址黑曜岩制品化学特征进行初步分析，更加精确的判源还需要依靠更加先进的ICP-AES、ICP-MS等技术进行全样本检测分析(《人类学学报》第4期)。
砸击法是早期人类最基本的剥片技术之一，自旧石器时代早期至现代民族学观察中一直有大量应用。相对于另一种重要的剥片技术——锤击法，砸击法独特的剥片机制有着诸多的优势和不足，其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目前，国内关于砸击法剥片技术的实验和讨论较少，有关砸击法剥片技术的鉴别特征和经济策略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马东东等通过对砸击法相关术语的梳理，结合泥河湾盆地麻地沟遗址的石器实验研究，明确了砸击法的基本概念，讨论了砸击法的应用方式、经济效益和产品辨识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砸击法的适用情况，并倡导在以后的砸击法产品辨识过程中应以各地原料为基础进行实验观察，进而对遗址中砸击法产品进行对比和辨认。对不同地区的砸击法产品的实验研究不但能帮助我们建立砸击法产品辨识的参考标准，还能根据砸击法与锤击法产品进行经济效益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古人类的行为特征(《人类学学报》第4期)。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是位于东亚大陆腹地嵩山东麓的一个多层连续堆积的晚更新世露天遗址，经过年三个年度的发掘揭露出了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和用火遗迹，14C年代数据集中分布在距今4.1~4.0万年，校正后为距今4.5万年左右。陈宥成等将老奶奶庙遗址出土的石核分为A类、B类、C类、D类、E类、F类等多种较为稳定的几何组织结构类型，这些几何组织形式是在有计划的操作程式下剥片的结果，而非偶然产生，其中以A类石核最具特色。这些特征显示出老奶奶庙遗址石器工业向系统性剥片发展的趋势(《人类学学报》第2期)。
李超荣对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不同质地的141件装饰品进行了分析研究，分析表明距今2万多年的山顶洞人，在制作装饰品时选料丰富，钻孔技术应用广泛，为了追求美在有的装饰品上用赤铁矿石进行染色。并对目前在我国发现有装饰品的旧石器遗址即北京山顶洞、辽宁仙人洞、山西峙峪、河北虎头梁、河南小南海和宁夏水洞沟等遗址进行了梳理。这些遗址的考古学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学年代为晚更新世，其中山顶洞、仙人洞、水洞沟的装饰品的年龄都应该是距今3万多年，其他遗址为距今2万年左右(《化石》第4期)。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洞穴岩画以其神秘的画面内容及独特的绘画形式备受瞩目。李政从美术考古的视角入手，从文化断代、画面材料及绘画工具和画面内容解读等三个方面，对多尕特洞穴岩画予以探索研究，据此描绘分析当时该地区人类族群的生活状态。他认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洞穴岩画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芦苇杆为工具，以湿研法(用色粉块蘸着液汁研磨)获取颜料进而进行创作，展现的内容有鹰、蛇、猫头鹰等原始人类崇拜的神物，狩猎对象牛、马、鹿等动物，还有战斗及狩猎的人群和表现原始生殖崇拜的内容。这些岩画展现出一幅内容丰富、寓意良多的原始人类文明的图景(《新疆艺术学院学报》第4期)。
在末次冰期之前，古人类开始生产非实用性产品——个人装饰品，它们被认为是古人类精神领域内发生变化最生动、最具体的代表，这些装饰品可能作为佩戴者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或者可以与各种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邵会秋等对王春雪关于装饰品的著作——《鸵鸟蛋皮装饰品:不止于装饰》(Ostrich Egg shell Beads:More than
Decoration)进行了评介。他指出该书是以水洞沟遗址第8地点及第12地点出土的鸵鸟蛋皮串珠为研究目标，系统论述旧石器时代鸵鸟蛋皮串珠的生产制作流程以及所反映古人类的象征性行为，结合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鸵鸟蛋皮串珠的部分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其在考古遗址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他认为该书填补了我国史前考古领域的一项研究空白，是国内一部有关中国特定遗址和特定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专著，但又不限于材料和地域本身，而是将世界各地的同类材料做了梳理和联系。同时，他认为该书也绝非尽善尽美，由于旧石器时代个人装饰品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及多样性等特点，该书对于鸵鸟蛋皮串珠这种特殊类型的装饰品还存在继续发掘和阐释的空间，书中仅立足于水洞沟遗址及同时代非洲地区的材料，而较少涉及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学学报》第4期)。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按“水平层”发掘与按“自然层”发掘相比各有自己的优势。但有些讨论存在诸多对考古发掘基本理念理解不甚清晰之处，同时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理念也有很大的误解，因此李锋对考古发掘的目标、“水平层”的概念及在中国考古发掘中的实践、旧石器时代遗址堆积和发掘特点等加以讨论，以明确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他认为当今考古学逐渐趋向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信息的综合性及理论阐释的多元化，如何尽可能全面地提取考古遗址的科学信息是考古发掘的首要任务(《考古》第1期)。
目前，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多学科领域的融合方面己经发挥了极为明显的作用。但是，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东亚地区，这一手段的使用还明显有所欠缺。张乐等将这一技术手段应用于贵州马鞍山遗址(距今4.3~1.6万年前)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之中。在上千件石制品与数十件骨制品之外，马鞍山遗址还出土有大量的动物化石，从而使其成为检验与实践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个良好媒介。她以ArcGIS软件包中的空间分析工具为技术依托，重点对遗址出土的大型动物(包括水牛属和巨貘)的骨骼单元分布模式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法而言，GIS系统在大型动物遗存的量化统计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此外，这一技术手段还有望在第四纪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得到发挥与应用(《人类学学报》第3期)。
旧石器考古学中石片石器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石片石器加工程度的测量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李昱龙介绍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影响较大的一些测量方法，并对其进行对比和归类分析，提出石片石器加工程度的测量方法目前可分为以“减核率”为核心的测量方法和不以“减核率”为核心的测量方法两大类，其中以“减核率”为核心的测量方法影响较大的有石器加工深度指数(IR)、估计加工比率(ERP)和厄尔—卡伊姆尖状器的加工程度指数(IE);不以“减核率”为核心的测量方法影响较大的方法有Clarkson指数和石片异率分析。针对石器加工程度测量方法目前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应该在统一的测量标准下，以石器的类型、生产过程和使用过程为基础对石片石器加工程度进行定量测量(《人类学学报》第1期)。
绘制石器成为史前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周玉端等回顾了法国石器绘图的变迁，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从尚未形成行业规范、仅以遗物展示为目的的绘图，到类型学方法下的传统形态—类型绘图，从操作链理念下创造出来的技术分析图，再到以揭示工具的预设功能和使用方式为目的的技术—功能分析图。她进而指出对于旧石器考古研究而言，无论是使用摄影技术成图，还是手工绘制传统图或技术分析图，研究者应当对这些图像表达方式的目的有更加清楚的认识，绘图方式的选取往往是由特定的研究目标所决定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发挥各种途径和手段的长处，为更深入地复原和解释古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提供更多的可靠信息(《考古》第2期)。
张萌等回顾了1985年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访华的背景和产生的影响，认为这次中美旧石器考古合作失败的原因是两国学者之间在认识论和范式上的巨大差异。宾福德对周口店的埋藏学思考是立足于过程考古学中程理论和他自己的埋藏学探索的基础之上，张萌认为宾福德中程理论和参考框架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和借鉴，有助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努力构建和完善自己的考古学理论框架。这种框架需要重视材料的分析和归纳，提出研究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然后根据埋藏学和动物考古学排除遗址形成过程中的自然改造因素，提炼人类行为的信息，最终达到重建文化历史、人类生存方式和文化变迁的三个目标(《人类学学报》第4期)。
遗址形成过程(或成因)研究是以地质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为出发点，解读古人类遗址的形成和埋藏过程，其研究结果对正确解读遗址完整性和早期人类生存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方向在中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鉴于旷野遗址在保存早期人类化石及遗物方面的特殊地位，裴树文以地质考古学为出发点，系统分析有关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对Glynn
Isaac在东非创立的一套系统解读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所涉及的指标进行了梳理。此外，他还以古人类活动遗物的埋藏和空间分布特征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目前旷野遗址成因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指标及学术意义，并对中国境内有关遗址成因研究以及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讨论(《人类学学报》第1期)。
人类演化的一个明显事实:人越来越聪明。不过，在局部空间里局部时间段的滞后发展乃至文化倒退现象的存在也是肯定的，早期“北京人”就是一例。卫奇梳理了北京人石制品研究的历史及相关理论，指出早期“北京人”的石器确实比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的简单粗陋，只有发展到后期才达到了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的水平;中更新世的“北京人”石器比早更新世小长梁遗址的原始，因此早期的“北京人”相对早更新世的泥河湾猿人更愚笨，他推测是因为“北京人”群体发展缓慢导致长期近亲繁殖，产生心智不健全的弱智群体，造成了旧石器文化的倒退。“北京人”是泥河湾猿人的一支后裔，正是由于智商低下的原因，在物竞天择的生存斗争中被排挤出泥河湾盆地，不得不远离家乡迁徙到周口店开辟新的领地。不过，上层石制品组合的变化，有可能是后期迁来过较为聪明的移民，替代了老“北京人”，做了周口店的主人，成为后期的“北京人”。同时，他也指出这些推测都没有坚实的证据，因此早期“北京人”石器工艺在周口店一度衰落的原因，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科学之谜(《化石》第4期)
仪明洁梳理了现有的考古材料，结合环境因素，讨论石器技术与人群组织结构的变化，尝试阐述中国北方细石叶技术与社会组织复杂化早期进程的关系，认为细石叶技术是狩猎采集群体保持高度流动性的技术保障，支撑了旧石器时代最末期古人类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开发，也恰恰是细石叶技术带来的人群高流动性导致攫取式获食方式不足以维持古人类生存，迫使人类降低群体流动性，转变生产方式，促使社会组织方式发生改变。随着定居程度的提升，细石叶技术的优势不再，故而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迅速衰落(《考古》第9期)。
叶灿阳对中国古人类用火问题进行了回顾与思考，“用火”一直被视为古人类生存和演化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但长期以来，由于发现和研究的深度不够，中国古人类用火研究长期停留在证据识别和遗迹描述阶段，直到近些年才开始上升到与古人类行为相联系的阐释层面上。叶灿阳分四个时期回顾了中国古人类用火问题的研究历史，从1949年以前中外合作发掘与识别报道北京人用火遗迹，到新中国成立后封闭环境下的独立发现与探索实践，再到宾福德的质疑和学科转型发展，最后到达今天与世界接轨并跟上国际潮流的阶段。他通过对各个阶段的古人类用火发现和研究史概况的梳理，结合国内外新近的研究动态分析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古人类用火问题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思考，一是旧石器考古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同行的互动和交流，闭门造车总归成就有限;二是科学技术发展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三是理论、方法论和考古材料三者总是相互关联的，没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思考和严谨可靠的方法论支撑，再好的考古材料也无法充分发挥其价值(《常州文博论丛》第5辑)。
王幼平梳理了晚更新世华北地区石片石器的发展历程，进而探讨了石片石器与南邻的砾石工业，北部边疆地区新发现的莫斯特文化遗存，以及更晚来自西北方向的石叶/细石器技术的交流互动。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晚更新世华北石片石器与现代人在该地区的出现与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提出石片石器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流，亦是追溯该地区现代人出现与发展课题至关重要的考古学证据(《人类学学报》第4期)。
细石叶工艺起源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近些年相关发现与研究在迅速增加，但有关的基础理论问题一直缺乏探讨。陈胜前重新梳理了细石叶工艺的基本概念和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的立论前提，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既有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研究范式的制约，采用传播论的解释并不足以有效回答技术起源的问题，技术元素的起源与细石叶工艺作为整体的涌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最后，在研究细石叶工艺起源时不能脱离石器技术变化的一般机制。因此，未来的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应该与时俱进，综合运用归纳、演绎与类比推理，注意厘清概念、明确问题、反思立论前提、拓展范式，从而更好地了解古人行为与古代社会的变迁(《人类学学报》第4期)
越来越多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现代人类起源、进化和适应理论的看法，中国作为东亚一个幅员辽阔的地理区域，已经成为这类研究的热点地带。来自该地区新的人类化石和石器组合对基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构建的“现代人非洲说”(Recent
Out-Of-Africa)提出了挑战。高星等对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考古学研究的新发现和进展进行了总体回顾，新的古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现代人出现于距今约10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可能(至少部分)是由那里的土著居民进化而来，一些古老型智人表现出了马赛克或过渡性体质特征，并可能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杂交混合，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表现出了早期现代人类技术和行为的复杂性。中国北方的小石片石器主工业和南方的砾石石器主工业贯穿于整个第四纪，然而从距今约4万年前开始，石叶技术开始出现在中国北部，紧随其后的是这些地区骨制工具和个人装饰品的出现，这表明，更新世晚期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与我国北部可能存在着紧密的文化关系，东北亚地区可能存在着由西北向东南的迁移路线。这些人类化石和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现代人类起源和适应的过程与机制可能与欧亚大陆西部不同(《人类学学报》第3期)。
刘武等结合近年中国更新世中期人类演化研究进展，选择部分具有演化及分类价值的形态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在更新世中期中国古人类化石上的表现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更新世中期中国古人类演化模式做了尝试性探讨。研究发现，周口店、和县、沂源、南京等中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呈现有较多的区域性特征，形态特征表现相对稳定;而大荔、金牛山、许家窑、许昌、华龙洞、马坝、盘县大洞等中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在化石形态特征上表现复杂多样，变异范围大。此外，在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上发现较多与生存活动、健康、环境适应有关的证据。根据这些发现，刘武等学者认为中国中更新世早期组人类演化以形态连续性为主;进入中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演化区域性特征减弱，演化模式以多样性为主，一系列新的化石发现和研究证据显示中更新世晚期东亚大陆可能生存有不同的古人类成员，根据目前掌握的化石形态和年代证据，大约30万年前是中国更新世中期古人类演化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人类学学报》第4期)。
1983年，科学家们根据线粒体DNA(mtDNA)系统发育树构建了首个现代人起源的分子模型，认为现代人起源于亚洲，但1987年非洲起源说的提出取代了这一亚洲起源说。近几年，张野等提出了一个新的分子进化模式，即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人类起源模型，这一模型与多地区起源说基本吻合，重新把现代人类起源地定位在了东亚。非洲说与东亚说在线粒体进化树上的主要区别是单倍型N和R的关系，非洲起源说认为N是R的祖先，东亚说则反之。张野等引用了已发表的古代人群mtDNA数据，重点分析了线粒体单倍群N和R的关系，结果显示三个最古老的人类(一个距今45000年，其他两个距今约40000年)都属于单倍群R;在距今年前的人类样本中，绝大部分属于单倍群R下游的亚单倍群U，只有两例为单倍群N(Oasel距今39500年，Salkhit距今34425年)。这两例所属单倍型位于单倍群N下游最基本的未分化亚型，不属于今天存在的任何N下游单倍型，所以可能靠近单倍群N的根部。这些古DNA数据揭示单倍群R比单倍群N古老大约5000年，进一步证实了亚洲起源说的正确性，非洲说的依据不足(《人类学学报》第4期)。
20世纪70年代在许家窑—侯家窑地点发现的人类化石对了解东亚中晚更新世过渡时期古人类的形态演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除形态特征外，针对许家窑人病理表现也开展过相关研究，其中许家窑人幼年个体前部牙齿上出现的黄色小坑被认为是患有氟斑牙病的证据，且可能代表世界范围内该牙病的最早实例。邢松重新研究了许家窑人幼年个体前部牙齿，经电子显微镜和显微断层扫描显示，这些黄色小坑或凹陷是釉质发育不良的表现，而不是代表个体患有氟斑牙病后牙齿受咀嚼压力而产生的物理破损。同步辐射扫描显示，许家窑幼年个体前部牙齿釉质密度均匀，没有出现浅层釉质矿化减小的现象，不支持该个体因釉质矿化过程受影响而患有典型氟斑牙的结论。许家窑幼年个体不同牙齿在外部釉质缺陷和内部釉质缺失密集程度上的差别可能反映的是个体在发育过程中所需应对的外界扰动因素程度不同(《人类学学报》第4期)。
2015年安徽省东至县华龙洞遗址出土20余件古人类化石，其中1件直立人头骨化石被命名为“东至人”(通称，非学名)。吴秀杰等通过同位素测年、动物群组成分析及地层对比等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将人类化石的年代确定为距今33.1~27.5万年。结合近些年来东至华龙洞遗址考古一系列重要发现及科研成果，张邦启从遗址位置、化石类型、人属特征以及遗址地层发育、气候环境、动植物分布等角度，探析东至华龙洞遗址出土直立人头骨等人类化石的主要特色，华龙洞遗址属典型的洞穴遗址，人类材料较完整，从年，华龙洞遗址已开展六次考古发掘工作，除发现大量动物化石及古人类加工使用过的石器外，出土众多古人类化石，合计共20余件，头骨原始性明显。安徽东至华龙洞遗址出土直立人头骨化石，有力证明了安徽乃至长江流域是古人类演化、扩散的重要地区，对于探讨中国直立人的分布和演化过程，揭示该地区古气候、古环境、动植物种类分布等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化石》第1期)。
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和现代人不同，依据现代人头骨测量数据计算出来的公式往往不适于古人类颅容量的推算。获取古人类颅容量最准确的方法是复原出其内部的颅内模，然而，由于颅内模的复原工艺复杂，加上古人类头骨化石数量稀少且多数残破，如何准确地推算其颅容量，成为古人类学者研究的难点问题之一。吴秀杰等通过对中国境内发现的不同演化阶段的古人类颅容量推算方法进行对比和验证，提出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所适用的颅容量计算方法:(1)早期现代人解剖特征同现代人基本接近，依据现代人头骨推算出来的回归方程可以用来推算其颅容量。(2)直立人头骨厚重、脑颅低矮，体质特征不同于现代人，其颅容量的推算依据中国直立人头骨测量数据推导出来的回程方程(C=-06I+0.A)。(3)古老型智人的体质特征位于直立人和现代人之间，对其颅容量的推算不能一概而论，体质特征接近直立人的，如大荔人、华龙洞6号，可采用直立人公式法;体质特征接近早期现代人的，如许昌1号，可采用现代人公式法;体质特征位于直立人和早期现代人中间位置的，如马坝人、金牛山人，其颅容量约等于采用现代人公式法和采用直立人公式法获得的颅容量的平均值(《人类学学报》第4期)。
为探讨中国更新世古人类身高演变趋势，杜抱朴等采用间接法复原中国更新世化石人类身高，先重建残缺长骨标本的最大长，然后依据长骨长度复原个体身高。结果表明中国直立人(4例)和早期现代人(12例)的身高变异范围分别是155.4~169.2厘米和155.2~171.7厘米，而早期智人仅有1例女性个体身高约166.1厘米，位于西南地区的柳江和丽江的古人类身高明显低于北方早期现代人。因此他认为从直立人至早期现代人阶段，中国古人类身高变异范围相仿，而平均身高可能呈逐渐增长趋势;早期现代人展现出较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早期现代人与新石器时期现代人群身高间差异并未表现出显著性(《解剖学报》第3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报导了《人类进化杂志》发表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邢松与西班牙同行合作的关于桐梓人牙齿形态的最新研究成果。桐梓人地点位于贵州桐梓县九坝乡(现为九坝镇)白盐井村的岩灰洞，1972年、1983年，古脊椎所工作人员在此开展野外调查发掘工作，共发现6颗人类牙齿。根据地层中次生碳酸盐以及伴生动物牙齿的铀系年代测定显示，桐梓人生活在距今约24~17万年前，属于中更新世晚期。此项研究结果显示，桐梓人门齿粗壮，保留有粗壮的舌侧结节和指状突，颊侧近远中方向的隆起程度中等;上第一臼齿齿冠外轮廓形状近似长方形。这些特征使得桐梓人与直立人接近，而与现代人区别明显。然而，在上第三前臼齿的齿冠外轮廓上(颊侧明显宽于舌侧)，桐梓人又与晚期人属成员(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接近。总起来看，桐梓人牙齿形态特征处于原始和进步相结合的镶嵌状态，属于过渡类型的古老人类(《文物鉴定与鉴赏》第5期)。
石雨泰和贾焱对灭绝古人类与现代人的混血研究进展做了梳理。他们首先简要回顾了古DNA研究的历史，然后重点介绍了对尼安德特人古DNA的研究情况、对丹尼索瓦人的古DNA研究情况(包括丹尼索瓦人对现代人的影响和丹尼索瓦人与其他古人类的相互影响)和近几年对田园洞人古DNA的研究情况。对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研究都说明现代人对古人类的替代没有在亚欧大陆发生，对田园洞人的线粒体DNA与核DNA分析显示出现代人扩散路线的复杂性。同时他们也指出古DNA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除了对现代人与古人类的基因交流的研究外，还在现代人迁移路线、杂交发生的时间与地点等人类演化问题上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尤其是东亚地区的人类演化问题比已有的两种假说所描述的都要复杂得多，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古基因组学能够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第三假说(《生命科学》第3期)。
陈发虎带领其团队多年来在青藏高原开展过去人类活动和环境适应研究，他们分析了甘肃夏河县新发现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可以确定其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命名为夏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研究发现，该化石目前是除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距今16万年前)。该研究为进一步探讨丹尼索瓦人的体质形态特征及其在东亚地区的分布、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对高海拔环境适应等问题提供了关键证据。这项夏河人研究，将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活动的最早时间从距今4万年推早至距今16万年，为现代藏族和夏尔巴人等高原人群的高海拔环境适应基因找到了可能的本地来源，并首次从考古学上验证了此前只发现于阿尔泰山区丹尼索瓦洞的丹尼索瓦人曾在东亚广泛分布的推测(《高科技与产业化》第7期)。
白龙洞是位于鄂西北部郧西县的一处出土遗物丰富的古人类洞穴遗址，先后在此出土了8枚古人类牙齿化石、若干石制品和骨制品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基于郧西县文管所和中科院古脊椎所收藏的标本，同号文等首次对白龙洞历年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综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白龙洞动物群由32种(含未定种)哺乳动物组成，优势属种是谷氏大额牛、岩羊、野猪及各种鹿类(水鹿、斑鹿、麂、毛冠鹿);此外，还有豪猪、竹鼠、变异狼、貉、豺、猪獾、黑熊、大熊猫、中国硕鬣狗、锯齿剑齿虎、虎、豹、金猫、云豹、剑齿象、苏门犀、梅氏犀、巨貘、鬣羚及水牛等。该动物群缺乏猴类动物，并且豪猪化石也很少，这与其所处的时空位置很不相符，但总体面貌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通过对比，白龙洞动物群组成与盐井沟动物群及南京猿人动物群最为接近，从动物群组合及有关属种的演化阶段综合判断，白龙洞动物群的地质时代应当是中更新世中期(《人类学学报》第4期)。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文化精致程度差异，是智力水平还是文化表现?张萌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述评。他首先否定了尼人与现代人体质差异与智力水平之间的直接关联，认为尼人未能发展出精致的艺术品并不是因为智力水平低;之后评论了“尼人未能发展出精致的艺术品是因为不需要”的观点，认为就目前的材料而言这种推理更为合理。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论述了现代人在人口水平与社会交流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提出尼人由于体质和行为的特化，无法在短时间内应对周围变化过快的世界，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恶化中收缩到欧洲西南部，最终在体质意义上(而非基因意义上)灭绝(《人类学学报》第1期)
朱照宇等总结了黄土高原黄土地层古人类遗迹年代研究新进展，自1920年以来，在中国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的黄土及河湖相地层分布区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地点，其中包括著名的泥河湾、水洞沟、萨拉乌苏、丁村、大荔、稦河—西侯度、庄浪、庆阳、三门峡、东秦岭地区以及蓝田地区等。在陕西蓝田的最新研究进展是运用第四纪地质学与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以黄土—古土壤序列和高分辨率磁性地层年代框架为依据，发现了公王岭遗址黄土地层的强烈侵蚀和多组地层缺失，确定了直立人头盖骨与伴生的古动物化石所埋藏的地层不是前人确定的粉砂质黄土L15中部(年代为距今115万年)，而是位于一个大侵蚀面之下的S22~23古土壤混合层(年代为距今163万年)。同时，在蓝田上陈一带发现了新的出露良好的连续黄土—古土壤剖面(L5~28)，并在早更新世S15~L28层段的17层黄土或古土壤层位中发现了原地埋藏的数量不等的旧石器，其年代为距今212~126万年。研究结果使蓝田地区成为迄今所知非洲以外最古老的人类活动地区之一，这不仅在人类起源和演化方面提出了新的科学思考，而且拓展了“黄土石器工业”和“黄土地质考古带”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中国黄土高原高分辨率黄土—古土壤序列与多时期古人类活动序列关联研究的新设想(《科学通报》第25期)。
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消亡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其消亡的环境背景和影响机制仍没有形成一致观点。我国东北地区晚更新世地层中保存有丰富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Mammuthus-Coelodonta Fauna)化石记录，是研究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生存环境及消亡过程的理想区域。黑龙江省青冈地区出土有典型的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种类，如真猛犸象(Mammuthus
antiquitatis)等。姜海涛等以青冈县英贤村化石出土剖面为研究对象，通过孢粉分析，重建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生存环境背景。青冈地区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出土于湖沼相沉积中，研究发现其生存环境的主要植被成分是蒿属、菊科、禾本科、莎草科和云杉属，指示草甸草原为主，局地生长有针叶林的植被景观，也表明欧亚大陆晚更新世高纬度地区广泛分布的猛犸象草原植被曾延伸到我国东北地区(《人类学学报》第1期)。
田庆春等以丁村古人类遗址东沟剖面为例研究了末次间冰期以来临汾盆地气候演化特征。根据光释光定年数据，并结合磁化率及粒度参数变化特征，可将临汾盆地气候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距今13~7.5万年前，成壤作用强，古土壤发育明显，表明该时期亚洲夏季风占主导，降水量较大，气温较高，最为暖湿;距今7.5~5.7万年前，沉积作用增强，黄土发育明显，表明亚洲冬季风占主导，干燥少雨，且气温极低，最为干冷;距今5.7~2.5万年前较为特殊，弱古土壤发育，表明气候回暖，但仍处较冷时期，降水量相对较大，气候温和;距今2.5万~2万年前，该时期沉积作用再次加强，黄土沉积，表明亚洲冬季风增强，降水减少，气候变冷。通过将临汾盆地丁村剖面数据与其他地质数据对比分析可见，在末次间冰期—末次冰期的气候旋回中，临汾盆地气候变化与同时期全球气候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且存在一定区域特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12期)。
韩国学者李和宗等介绍了韩国石叶组合的区域特征，并在近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向朝鲜半岛的迁移进行了概述。朝鲜半岛的砾石石器工业一直持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早阶段，而在大约距今4万年前，朝鲜半岛出现了石叶组合，在这些典型的石叶地点中，未出现大多数类型的重型工具，这些特征表明，朝鲜半岛的石叶工业可能是人类迁移的结果。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韩国的石叶工业在距今2.5~1万年前被细石叶工业取代，相反，这两种文化可能是由移居朝鲜半岛的不同人群产生的，在细石叶的使用群体迅速扩散到整个朝鲜半岛时，石叶工业仍然延续，在距今2.5~1.5万年的时间里与细石叶工业并存(《人类学学报》第3期)。
气候变化在人类起源和演化中起着重要作用。殷建军等综合各方面的气候环境资料，结合桂林考古发掘的孢粉、人类学特征的因素，综合讨论了旧石器晚期以来桂林地区古人类的生存和居住环境。研究表明桂林在距今3.5万年前出现古人类，可能与桂林大量发育的洞穴，当时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有关;桂林古人类螺蚌的开始食用以及稻作农业的出现，可能与当时相对寒冷、偏干的气候环境，以及食物减少有关;桂林陶器的出现，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安全食用的需要;桂林古人类不再以洞穴为生活中心，可能与当时全新世大暖期丰沛的降雨导致的洞穴不再适合居住有关(《中国岩溶》第6期)。
2019年1月12日下午，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委、政府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共同主办的扎赉诺尔人类头骨年代测定结果发布会在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召开。会上，吴小红教授公布了对扎赉诺尔博物馆所收藏的4个扎赉诺尔人类头骨所做的14C测年报告，经树轮校正后，一号头骨为距今10113年左右，其余三个分别为距今7400年左右、1600年左右和1000年左右，这表明近万年以来，扎赉诺尔地区不断有人类活动。这项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扎赉诺尔人的了解，也提示我们对“扎赉诺尔人”和“扎赉诺尔文化”等概念需要重新认识和界定(《化石》第1期)。
2019年8月1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委会、中国科学院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周口店镇政府、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共同承办的纪念第1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90周年暨第三届中国旧石器文化节在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幕。此次旧石器时代文化节为期两天，其间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并设置11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走进远古生活，体验石器时代”“北京猿人的故事”“化石—文物鉴赏”“石器制作与使用”“旧石器考古论坛”“小小讲解员现场展示”“钻木取火”“模型制作”“‘狩猎’游戏”“周口店遗址知多少”“模拟发掘与“采集”游戏”。此次旧石器时代文化节的举办增进了广大群众对旧石器时代的了解和体验，拓宽了旧石器时代不同遗址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周口店遗址未来的研究、保护、展览展示、科普教育等各方面给予了指导和启迪(化石网8月8日)。
基于模拟打制实验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在河北阳原由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办了“第一届中国石器打制技术培训班”。2019年8月21日上午，由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办，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石器打制技术培训班”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磨盘村山城顺利结业。此次培训班特别邀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Bruce
Bradley教授为主讲老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和王社江研究员、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陈全家教授为特别顾问，来自国内共13所大学及科研院所的14位学员参加了培训。在为期5天的培训中，Bradley教授从赫兹锥体原理开始，深入浅出地向学员们讲授了简单剥片、两面器技术、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等内容。这次培训为青年教师、旧石器考古工作者今后的研究工作开拓了思路，传播了石器制作知识，推动了旧石器考古学科的纵深发展(《大众考古》第11期)。
为纪念北京猿人第1个头盖骨发现90周年，交流中国及相关地区古人类学相关领域最新成果，推进人类起源与演化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12月2~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织召开国际古人类学术研讨会。会议安排了大会报告、专题报告、展板报告共计70余场次，美国亚利桑那大学John
W.Olsen教授、中科院古脊椎所吴秀杰研究员作大会特邀报告，会议期间安排分会场进行专题报告:包括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学与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垂杨介专题。与会专家学者就人类的起源和直立人在欧亚大陆扩散的化石与文化证据及年代框架，现代人起源与扩散问题上的化石研究、考古学探索和DNA分析等诸领域的研究进展与问题，环境演变对人类起源与演化、迁徙和交流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会议还安排了内容丰富的会间考察和会后考察，12月3日，会议代表赴周口店考察北京猿人遗址，并参观了北京猿人博物馆与科普体验馆。会后，部分代表赴福建三明市参观了万寿岩遗址及博物馆，并召开了万寿岩遗址保护专家研讨会(化石网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