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十大城门是杭州古代城池的城门遗址，分别是清波门、涌金门 、钱塘门、武林门、艮山门、庆春门、清泰门、望江门、候潮门、凤山门。
古清波门，在如今的铁冶路口。又称“柴摊儿”，顾名思义，是卖柴的。城门地形，在杭城十大城门中唯一尚可清晰辨认。吴越钱王时，此地只是水门一座，东通流福沟。时称“涵水门”，也称“暗门”。北宋，清波门建成，时人仍然以“暗门”相称。譬如，陆游《夜泛西湖》，有“骑马出暗门”一说。

　　涌金门，位于旧杭城正西。即从南往北数过来，第二座城门。说门，并非一门。不是朝朝暮暮在无数细节上与人休戚相关，几草、几水、几墙、几门，总嫌寡情乏灵。以下故事，无非如此。
杭城十大城门，九座城门都有重城（城门外的护城，呈四方形），而涌金城门独无。这也是它依附了西湖作为外势，可御可守。

　　钱塘门，一个与杭城渊源相继的名字；一截与佛事盛行相接的记忆；一段与民族崛起相关的往事。钱塘门位于旧城的西面，从南往北数，第三座城门。
杭谚：钱塘门外香袋儿。
钱塘门外的香市，在早闻名九州。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就有三期香会：第一期二月十九；第二期六月十九，第三期九月十九。其中，三月三是玄天上帝的诞辰，七月初一到十六是东狱大帝的朝圣。七月十五是中元节。
这日子里，城里的人从陆路出去，要走钱塘门；松木场落船的下三府（杭嘉湖）香客进城采买，也要走钱塘门。一座城门整日川流，几成堵阻。香客中最牛的，是下三府的土财主。肩挂黄包，腰系红带，银钱丰足，出手大方。那时候，天竺三寺指定要烧大蜡烛，数十斤一支。土财主雇人用小车从城里推来，同乡的香客们围着巨烛，牵拽着呈放射型的黄布白布，从钱塘门一路祷告徐徐走出（三十年前的彩车，也是如此）。这一仪式，行的人一本正经，看的人无比崇敬。钱塘门内的市民，羡慕得啧啧有声。

此外，松木场往西溪路走，从道古桥的地藏殿算起，直到小和山，沿途共有十八处灵官殿，处处也有香市。这一路的香客，也是摩肩接踵，“不下数十万”人。
明时，张岱的《陶庵梦忆》，说起昭庆寺香市，更为热闹：“昭庆两廊，无日不市”。“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临时搭的露天棚），厂外有栅，栅外有摊，节节寸寸”。以至“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饭店里的酒都卖光了）。”
白天看庙，晚上困觉，这是后来说的话语。当年的晚上，也是相当闹猛。单说七月十五，乘着云遮雾挡的浩月，大家妇女斗丽争华，小家碧玉惹蜂沾蝶。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中说到钱塘门外的夜景，归纳了五种人，其一就是；“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其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顾盼，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
　　武林门，位于杭州旧城的西北，又称北关门。历朝历代，这是一座可用得“价值”二字来衡量的城门。它，奉尊、要津、有序、富裕，一如它“北关”的旧称。
武林门外一路，历朝历代都是黄土铺地，清水遍洒。为啥？因为“朝廷恩泽自北而来”，由此入的杭城。
为此，有碍观瞻的行为，就绝对禁止进出了，尤其是“居人之槥”。“槥”就是棺木，强调“居人之槥”，估计寿材还是可以的。元朝后期，天下虽然大乱，规矩仍无人敢破。至正年间，有一个京城的高官，“死而返其乡”，要从武林门进棺材，这轰动就大了。杭城的最高长官也只有“姑曲从之”，西大街一时观者如云，都道是破了天荒。
西大街的市容也称得上“奉尊”，明《客越志略》说：西大街上“悉是冬青树”，有如拱门，“人从树里行，不见赤日”。沿街的房子，瓦是绿的，门是黑的，门外还有短扉。院子用蒿草编织，又用白土装饰。街上的妇人，梳着低低的环型发髻，用的是进口的美容品（“胡粉敷面”），都像少女一样受看。髫龄小儿，肤如白雪；街上走的，“甚多美少年”。
如此地杰人灵，传到紫禁城里，风流天子就坐不住了。康熙六下江南，五次来了杭州；乾隆六下江南，次次都没拉下。御船顺运河而来，在卖鱼桥霞湾港驻跸。霞湾港，本是富义粮仓码头，如今仓门上尚剩的朱红漆色，仍映出它旧有的官家霸气（可惜，北面的厢房，前几年失火毁了）。不过，皇上的船队一来，富义仓就寒酸了，御船队有“近千”只，霞湾那一段河港，全停满了。
　　艮山门，位于杭州旧城的正北偏东。宋元以来，此门虽非兵家必争，却为丝绸业集中之地。以此为雏，杭州的工业，后来大都出于此地。
“唱唱唱，洋机响，洋机开了五百张；角子铜板不算账，大洋钞票来进账。”
艮山门外丝篮儿，说的是丝绸制作中炼、染两道工序后的漂洗，挽竹篮去河港的女人。此外，也说投售土丝的蚕农。他们的竹篮，不是挽，是挑，那竹篮的直径有两尺多。
那时候的东街（现建国北路），相对武林门的西大街，并不算窄。有意思的是，却不能相应的称为“东大街”。当然，这不是说东街形成的时间，而是说它的地位。一条东街的丝行绸庄，在重农抑商的年月，只是另类。这也是意识决定事实。
东街的丝行每年正月十六开张，四月的小满一过，才是东街真正的黄金日子，投售土丝的蚕农摩肩接踵。近到笕桥、乔司（方言“茧桥”“缫丝”的谐音），远到南浔、湖州，老主顾带来了新户头，某某丝行的口碑，就这么被人看得一清二楚。蚕农们一般是上午看货作价，交割结账，吃八菜一壶黄酒的招待餐，下午返回。一时走不掉的，丝行也会提供一宿两餐。多住天把的蚕农，吃住就在船上了。那几天，要是无风，从艮山门城墙上北望，炊烟起处，河港中就生生的逸出了千百杨柳。
东街上最风光的要数银号送款的伙计，挑两只装了银圆的细篾竹篓，风风火火的赶。当然，这一种赶不是怕挨打劫的榔头，是赶时辰。竹篓的外面贴两张封条：某某银号，大洋壹仟，送某某丝行。这一天，要是某某丝行的解款在东街上反复出现，这丝行的上上下下，脸上就像涂足了油彩，是忙，也是兴奋。资金少的丝行，只能高挂“告满”的牌了。
东街的土丝收购价一高，德清、海宁的蚕农摇船赶来了。这一赶，就赶到了七月。也就间隔了几天，艮山门外的夏蚕，又开始上市。东街的丝行，从骆驼桥到宝善桥，每年要忙到秋风起时。有的丝行，本身就是织坊。周朝阳老人说，当年最大的织坊有三家：纬成、庆成、虎林。日进斗金。儿歌唱：“唱唱唱，洋机响，洋机开了五百张；角子铜板不算账，大洋钞票来进账。”
周朝阳老人唱这首儿歌的时候，电有了，织丝的土机已换成了电动的洋机。大街小巷，唧唧复唧唧的土机声，几乎全被“嚓啦啦”的洋机声替代。从茅家埠迁出，建在艮山门火车站旁的都锦生丝织厂，也在这时候引进了第一台法式织锦电力机。
有文字说，都锦生厂房后来毁于日本人的战火。但据周朝阳老人所见，当时的艮山火车站和都锦生厂房都远离民居，日本飞机的炸弹并没有投中。沦陷以后，日本兵虽然火烧了艮山门外的民居，却没有烧都锦生厂房。由于留守工人的保护，厂房一直完好。这一说法，与以往的文字虽有差别，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在日本有过“考察”生涯的都锦生，受到日本人的重视也属当然，否则日本人也不会委任他为伪政府科长。为此，爱国的都锦生拒绝接受，他宁可舍弃事业，躲避到了灵隐天竺，以示抗争。
要说近代的杭州工业，是从艮山门外起始，一点没错。除了电厂、铁路，后来的杭州轻重工业，几乎全在这里日趋扩展。如今，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它们又将逐步消失。一个新的“会展”中心，正在这里勃勃地兴起。
　　过去的，总也有留下了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与所有的城门一样，庆春门所表达的并不是以往的文字和城市的踪迹，以及如今在大街一侧的古人铜像所占有的全部信息。只是一个有关“春”和“春”过后的其他日子，生出的喜、怒、哀、怨。
杭谚：太平（庆春）门外粪担儿。
满清入关，兵分八旗。杭州的十座城门，从顺治年起，九座城门的钥匙由八旗的门卒掌管，汉人的巡抚都不能染指。钱塘门由正黄旗掌管；武林门由镶黄旗掌管；凤山门由正红旗掌管；望江门由镶红旗掌管；候潮门由正蓝旗掌管；涌金门由镶蓝旗掌管；清泰门由正白旗掌管；清波门由镶白旗掌管，艮山门由旗人专管。唯独庆春门由汉兵把守，为啥？因为这城门洞内进出的，多粪担，属“污秽之门”。
《清史稿·年羹尧》说年羹尧遭雍正皇帝猜忌，调任“杭州将军”，后罢职授“闲散章京”。“章京”是满语的读音，相当于高级别的文秘，不过前面加了一个“闲散”的定语，也就晾起来了。民间野史说这一段就热闹了，说年羹尧开始守的是“污秽之门”庆春门。后来落实政策，又改守了涌金门和钱塘门。
五十年前，“污秽”一说，也是庆春门的记忆。劳志鹏先生当年住在庆春门内，在他十六岁的眼中，庆春门内有三多：死伢儿多、蛇虫八脚（蜈蚣）多、清水茅坑多。
此时，历经六百余年的城墙依然存在，但只是一道高不可攀的泥墙，没了表面的砖石。城东的人家死了婴儿，往往到城墙脚边一扔了事。荒草丛生，阴潮凛人，城墙脚边多的是蛇虫八脚。就连城墙外面出了名的络麻地蟋蟀，叫得也是嘤嘤的森人。钻出城墙的破口，城河里的虾清晰可掬，水却凉得逼人。
与此相比，清水茅坑算是城墙内最大的亮色了。菜农挑一对大腰鼓似的粪桶，城里城外收来粪便，稀哩哗啦倒进了菜园的粪缸，储存、沤化。大粪喂过的菜，油绿。当然，城里的粪便也不是随便收的，城里有粪行，人称“金汁行”；城里还有“粪霸”，各有“领地”，谁破了规矩，事就大了。南宋《梦梁录》说：“杭城户口繁夥（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倾倒）去，谓之“倾脚头”，各有顾主，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严重的是上官府大打官司），胜而后已（不胜利决不罢休）。”看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老实巴结的菜农，只能沿袭上一辈留下的粪户，因循守旧了。
劳志鹏老先生小时候住的是楼房，大门、二门，房门，不锁的，最多就是门后戤（gai，靠）一张凳儿。后半夜，菜农上楼梯来了，轻声轻气。马桶是放在床头的，菜农从床边走过，打开马箱，取出马桶。马桶也不是低矮带环的那一种，那形状如同绍兴酒店烫酒的“汆桶”，半人高，上有边沿。菜农将马桶夹在腰间，下楼。菜农的腰上缠了“单梢”，以前吃力气饭的人腰上都有，丈把长的白布，用来“杀力”，用来擦汗。“汆桶”似的马桶无论多满，搁在“单梢”上不会滑脱。
马桶倒净洗清，又端了上来，放进马箱。马桶盖和马箱盖就竖立了，这是告诉主人，马桶净了。菜农的去，也如他的来，猫一样的行走，悄声无息。这么一种世代相袭的往来，极信任的，哪怕住家是夫妻同房，哪怕房间里摆了值几个钱的物事，极无陋闻。
后来的马桶，各家就放到天井了，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再后来，马桶放到了墙门的外面，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不知道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还是人开始生出了防人之心。等到这一个日子的出现，有一个惯例也就破了：那就是每年的立冬，菜农给各家送上的大白菜一担，做冬腌菜用的。
那时候，庆春门内菜园上空的气息是有那么一点遭人嫌弃，但雨后的七彩飞虹，却常常在净空中浮现。高楼林立的今天，只是记忆中的事了。
　　清平、安泰，这是城门的原意；沪上的开埠、铁路的兴建、帝制的没落，这是中国的近代。清泰门，它所拥有的细节，更多的属于近代，这是中国从不变到万变的开端。就像以这个城门命名的立交桥，多多少少的巨变，从此开始。
杭谚：清泰门外盐担儿。
挑盐担挑出伟业的，是吴越王钱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到民国初期浙西的私盐贩子，一根扁担，两头是溜尖的乌铁，一旦与官兵遭遇，常有万夫不挡的枭雄出来。读这一段，我想起了在东北插队，当地的盐，是在粮站按户售卖的。其实，清泰门外盐担儿，说的就是官府对盐的统购统销。前面说到龚自珍在北京时的宣南诗社，社中有一个魏源，近代史上“师夷之长技”这话，就是他提出的。后来，此人见改革无望，靠倒卖“食盐许可证”，倒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了。
《三刻拍案惊奇》是晚明的话本，作者署名西湖浪子。第二十六回说到清泰门外的产盐，是将挖来的江沙，放在搭起的“灶炉”中泡煮，“煎沙成盐”。这与沿海的晒盐大不相同。宋以前，杭州的“盐榷”（盐专卖所）在盐桥旁；元、明时期，称盐业批验所，（在东河太平桥附近）。盐商盐贩，都要到此得了官府的确认，才能“称掣放行”（“掣”就是抽取检查），“分行各地”。所以，清泰门外的盐民，往往在一个大好的艳阳天下，挑了白花花银子似的晶盐，委蛇行走在城墙的外面，从庆春门进城，以待官府稽核。
清时，杭州府辖下的盐场，在清泰门外有“三保”（这“保”，是否就是现在清泰门外“堡”的由来，尚需考证）。“三保”设有灶保三名，役使四名，属于杭州府的“干部”编制，负责盐场的“稽煎缉私”。盐的制作，全在这些稽缉人员的眼皮下进行。盐场的产出，除了配给仁和、钱塘、余杭三县的“肩引”（“肩”挑夫；“引”销盐凭证）每“引”一百斤外，剩下的盐全由官府出币收买。这一种“引”，每八天一换，核对盐贩的身份。
省会杭州，民食殷繁，盐贩纷杂。钱塘与仁和两县的食盐销售，可以互相调剂，听凭盐贩“互地行销”，这很有一点计划经济下市场经济的意思。只有余杭来的“肩引”，走的路线是有规定的，就像现在的出租车管理，只准盐贩走清泰门外前往武林门，再出观音关直至余杭，“不许饶道越走”（旧观音关在武林门外的观音桥），这也是余杭不同于直属县钱塘、仁和的区别。
不过，清时还有一条贩盐的规定很人性，这就是杭州府另拨仁和、钱塘两县的老年人贩盐名额三百个，凭“筹”每日“止许负盐三十斤”，使无依无靠的老人能保持“易米糊口”的生活，这也是1689年康熙南巡杭州时尊老精神的发扬。
清泰门外盐担儿，一直挑到了1937年的12月，日本佬举着膏药旗从东面来了。进了杭城的日本佬将旧城门作为固守的凭借，盐担儿一度被封锁在城门的外面，统配盐店在杭城出现。
当时，清泰门外的产盐地已经东移到了翁家埠。搭灶煮盐，依然因袭。这也是江南多雨，不得为的方式。这一方式，制约了盐的产量，也必定将成为新的生产关系改革的对象。1949年共产党来了，这一年的11月8日，由浙江省盐务局军代表张元勤批发的76号文件，就是在“改煎为晒”的改革中，对翁家埠盐场一只“九号灶”要求保留的质疑。当时，翁家埠驻有一连盐警，对改革的促进，也有一定的威慑。
杭州盐务分局局长罗义文在1949年的工作总结中说到杭城的盐担儿，尚有“二百余名”。说这个数字，罗义文满怀感激。他说：国民党时期，盐“全部实行官收”，“我们接管以后，由于资金和食粮的匮乏，因此实行自由运销，就场征税的政策”。“这个政策，盐区的封建大板主（产盐以‘板’为单位）和盐商是乐意的”。但在翁家埠宣布这政策时，也有不少的盐商与盐民代表反对。
罗义文说，事实证明，反对的人是正确的。“而不少在会上不吭声的人，他们对共产党却是抱观望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后来的几个月，大盐商垄断，囤积抬价，致使杭城一度出现盐荒。分局动员了“二百余名食盐零售肩贩（盐担儿），争取这些人来供应杭市市民的食盐。”应该说，盐担儿为新政权的巩固，有过功劳。
盐担儿，一副衬了箬叶的竹篾盐筐，一步一脚从翁家埠挑进了清泰门，上到江头，下到湖墅。“卖盐嘞！”的叫声，悄然中略显短促。这担儿挑进了卖鱼桥的鱼行，隔日的鲜鱼也就成了鹞儿一样的鱼干。现住德胜东村的84岁老人何立人，解放初期就是盐务局的。他说，当时杭州城里的盐担儿，“七到八”都是私盐，国民党手里就有，你要管他，他说你们条儿码子（指公家人或警察。出自洋泾浜语：“moulds”）为啥不去管管大老板？管我们穷人！何老先生说，当时我们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盐担儿的最后消失，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一份杭州盐务分局1949年10月12日第173号文件规定：在杭市及杭县地区开设正式盐店、酱园店或兼营盐业，“均应向本局申请登记……结保……经查核认可，发给登记证盐摺，方得营业。”从那以后，盐担儿就陆陆续续地步入杭城的盐店和酱园店了。
这一年的11月3日，省盐务局有一个51号文件，对余姚盐贩的走卖定了行规：“商人必须向放盐场所声述路线及沿途经过的地名，由盐务所在运照上加盖指定沿途报给地点，中途不得任意变更，一经察觉，概以走私论。”
杭城盐担儿的消失，就没有这么一个声色俱厉的过程。
　　望江门外的明迷，我竟然是第一次晓得。古城河两边的公园；望江门外的老街；太平时世的民殷；夕阳下，与三五老人坐在一起，尘埃不起，康乐安定。于是，对古城门的凭吊，油然而生。
望江城门的旧址，是在贴沙河（护城河）与铁路之间，现在的望江路65号方位。和城站一样，此段的铁路，是在城墙的里面。铁路南去，离望江门不远，在响水坝的附近，铁路穿出城墙，就走在城墙的外面了。
望江门一带城墙的消失，并非几天间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乡民的造房、筑墙、起灶、填塘、扩道中逐渐没去。直到十几年前，抚宁巷的东头，还有旧城墙的地基。
杭谚：望江门外菜担儿。
南宋时周密的《武林旧事》说到杭州的“市”，有“药市”、“鲞市”等一十七种。其中“菜市”标注有新门、东青门、坝子头三处。估计这是一种刻本，有小字注明：“宋刻本”只有“新门外”一处。估计，新门外的菜市类似现在的三里亭蔬菜批发市场，官方认可。菜市桥与坝子头，是菜农的自由贩卖。
二百五十年前，厉鹗第一次读《七述》，见到“紫蕨、青莼、韭芽、芋头、茭白、芹菜、姜葱”文字，感叹良久。他说：“这是杭州的蔬菜第一次上了文人的书籍，可惜，没有写明出处，这都是出在我们东城的啊。”厉鹗说的东城，是望江门到艮山门一带。尤其望江门外，江涂田野，种不得稻谷，世代种菜。
三十年前的望江门直街，就是这么一条整日排满了菜农的街市。现在道路拓宽，印痕杳无。不过，出了古望江门的遗址，倒是真能看到一点旧时的影子，这就是小巧古朴的望江门外直街，紧挨了盘旋式地道与高架通衢的现代建筑，让人恍若隔世。
我走这条老街，是在下午四点。没有喧闹的菜市，没有四个轮子的车子（新望江路就在北面）。上百年前的“盛美德墙界”、“世德堂墙界”，从曾经涂没过的泥灰中现露了出来。于是，六十年前，有一个于姓的卖油郎，似乎也从我的眼前生了出来。他挑一副鱼篓似的油担，敲一块枣木的梆子，叫一声“麻油——酱油！”一步一晃，走街穿巷，一直走到共产党来了。也就一夜之间，黄的制服，红的帽徽，他成了望江门外第一任派出所的所长。原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于是，在这一条直街上，任何与新社会有牴牾的人都难藏了。
望江门外菜担儿，遗痕还有。
据说望江门种菜种得最高的地方，是在城墙的上头。四五米高的墙上，种菜人搭起了屋棚。说这番话的是七十七岁的扬老伯，还有七十四岁的俞老伯、七十二岁的闻老伯。我们一起坐在贴沙河东面的公园，隔了曾经的护城河，看橘红、灰黑的火车走过。河西的公园，有一处高坡，那是城墙没有除净的地基。
那时候的贴沙河比现在要宽，上八府来的木排，全在这里交易。买木材的不光是杭州人，还有顺水从下三府来的乡人。“望江门外木排儿”，也是一句杭谚，传的路要比“望江门外菜担儿”远。城门边在早有一个水龙会，水龙会不仅管了木材，还惠及地方。水龙会的锣声一响，响几声，是指哪一处火警，老人们至今说来分分明明。于是，众人抗着水龙，赶火去了。这“赶火去”，也算是杭州话中的经典。
　　白居易说：“杭州老去被潮催”。候潮门，旧杭城东南的第一座城门，它所昭示的，正是一个在潮水中“老”去的杭州。这一“老”，是“大”，是“久远”，是城市的厚蕴，也有前人多少的沉浮。“不是前人功德远，沧桑几度事模糊。”要说这“模糊”，候潮门外，倒是最能让人读清楚的。
杭有谚语云：“侯潮门外酒坛儿。”绍兴老酒就从那儿运输。
一千四百年前，杭州东面的城墙在中河的西岸，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南路一线。白居易有《杭州春望》一诗，其中一句：“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上段说的就是在吴山的伍公庙中，能听到滔滔的江潮。要知道，这指的还是春潮，要是八月十八的大潮，估计在苏小小家里喝茶也是能听得到的。
公元893年，也就是唐昭宗景福二年，接二连三得了擢升的钱鏐扩建杭州城，将城墙扩到了中河的东面。这一扩，东南一角就接近钱塘江了。江潮无情，城墙屡建屡毁，钱鏐懊恼了。钱鏐搞的也是“一国两制”，长安城里无论那家上台，他都相当臣服。钱鏐说：既然朝廷封我钱鏐为杭州之主，那我管的就不光是军民了，一方的鬼神也得听我的。潮水怎么敢如此无知，屡次使我的善政不能成功！这也未免太藐视我这个朝廷命官了！
这一段话，出自清康熙年间的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写书的“墨浪”将这潮水的侵袭与朝廷的声誉系在了一起，也算是主题先行，钱鏐的豪气也就理所应当的凌云了。他调集了一万名身强力壮的兵士，各持强弓劲弩，一字儿排开江岸。时辰一到，潮头骤起，浊浪排空，吞天沃日而来，钱鏐鸣炮三通，一阵锣响，兵士万箭齐发。羽箭嗖嗖出去，箭箭射在潮头之上，那感觉就像是在和张牙舞爪的蛟龙较量。
一万箭过去，又是一万箭，恶浪瞬间退去，军民一时欢声雷同。估计那潮头不射箭也会退的，欢呼的士民也是捧个人场。据说后来的潮水直冲了对岸西兴，施孽到南岸去了，这就奇了。于是，运来巨石，盛在竹笼（也称“竹车”）里，沉落江底，再打入木桩捍卫，城墙的基础就这么巩固了下来。城门建起，称“竹车门”。
不过，对钱鏐射潮的说法，也有不同意见。北宋熙宁年间的杭州通判苏轼，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中说到候潮门外射潮，他说这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吴王夫差所为，而不是六十多年前的钱鏐。这苏阁老倒不是一个痰气很重的人，他这么说，估计也是怕说得近了，招惹是非。这也是古今文人的通病，尤其熙宁年间，官场上跟人跟线很讲究。该贬的你褒了，那就倒大霉了。
其实，钱鏐射潮的传说出在他筑捍海塘的时候，时间是公元910年（后梁开平四年），当时还留下一个铁幢浦的遗迹。不过，按《五代吴越国大事记》的说法，后梁开平四年，钱鏐也有过扩城三十里的史实。
到了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赵构筑杭州城，在竹车门的旧基上重建城门，此门才取名“候潮门”。
　　凤山门，一个平常的地名，凝结着的，是杭州历史的精气。不说凤山门，不说与它相联的山水街巷，也可以说是没有道出杭州文化的主脉。如今的凤山门，仍然披着一层薄纱，就像秋雨将尽的晓岚，明一阵，雾一阵。偶尔也能让人看见，有比其他九座城门更真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