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承认错误、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回到陕北，接受党中央的领导，按东夫先生的说法，这个“南下受挫”其实才是最为主要的。而其标志就是“百丈之战”。“这是红军长征时期仅次于湘江战役的大血战，这一战决定了南下路线的命运，也改写了历史。”

　　【前按】陈洪涛：听东夫讲改写历史的“百丈之战”

　　东夫，本名王东渝，成都著名作家、学者。早年下乡知青，1970年入伍当兵，曾任连队指导员，后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原成都军区《战旗报》资深编辑，转业后为四川某杂志主编。其父为至今健在的资格最老的当年四川地下党负责同志，现已103岁高龄。东夫先生一直研究四川大饥荒问题，代表作有《麦苗青·菜花黄》等。

　　我和东夫先生结缘于戚本禹和《戚本禹回忆录》。

　　东夫先生是戚本禹同志生前的朋友。2012年4月，戚老重访他五十年代跟田家英一起，受毛主席指派种试验田的四川省新繁县崇义公社(如今的新都县大丰镇)，就是经好友彭伟联系，由东夫先生全程陪同的。东夫先生不仅研究四川大饥荒问题，而且因为出身、经历的关系，也对四川党史有深入研究，所以在此前后，与戚老对建国后四川的诸多问题都曾有过深入讨论。

　　在近距离的交往中，戚老欣赏东夫的坦诚，也毫不讳言其为“中右”观点。而令人感叹的是，在戚老身后，当“党史权威”逄先知等人以所谓《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为名，攻击戚老美化江青、为文革翻案，否定《戚本禹回忆录》的真实性的时候，就是这位“中右”观点的朋友却挺身而出，以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接连写出了《》、《》等内容详实、有理有据的文章，为戚本禹这个“极左分子”和“文革余孽”仗义执言，将那些满嘴谎言的所谓“权威”驳斥得体无完肤。

　　我们《红色参考》是最早、也是一直宣传戚本禹和《戚本禹回忆录》的，所以东夫先生这些为戚老辩诬的文章都是委托我们发表的。

　　戚老生前一直坚持：“无论观点怎样，总应该实事求是”。——在对《戚本禹回忆录》的评价上，东夫先生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位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原则，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共同底线。我赞赏东夫先生的人品，他也毫不介意我的“极左”立场，因此我们成为了朋友。

　　在一次对东夫先生的拜访中，我们聊到了党史中发生在四川的一件事。

　　长征后，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率领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自恃兵多马壮，谋取最高领导权不成，即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我们都知道，一开始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南下，后来张国焘承认错误、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回到陕北，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其根本在于两个原因，一是林育英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做了说服工作;二是因为四方面军“南下受挫”。

　　——按东夫先生的说法，这个“南下受挫”其实才是最为主要的。而其标志就是“百丈之战”。“这是红军长征时期仅次于湘江战役的大血战，这一战决定了南下路线的命运，也改写了历史。”（东夫语）

　　我惊讶于东夫先生谈起80多年前发生在川西的这场“百丈之战”时，竟然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从当时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共领导人之间因政治主张掺杂个人历史恩怨、脾气性格等形成的微妙关系;和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与四川地方军阀态势、内部矛盾、实际战斗力等等;甚至那些国民党地方军阀与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心照不宣、“暗度陈仓”;一直到最终打出来的这场惨烈悲壮的血战……

　　说实话，很多资料真是从未听闻，都不是“官方修史”中所能看到的。让我这个对党史战史素有兴趣的人禁不住要反复追问，始知东夫先生早在研究四川大饥荒问题的同时，就曾用几年时间实地考察走访、搜集求证，并且已经写成了《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这部手稿。

　　我当然要一读为快!而把好东西尽快分享给读者则是我的习惯。

　　所以征得东夫先生同意，《红色参考》将连续选刊他这部从未发表过的手稿。

　　当然，东夫先生文中的某些观点不可能与您全部一致，但他提供的那些“正史”所没有完全涵盖的史料，却绝对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

　　《红色参考》执行主编  陈洪涛

　　南下北上之争的结局——留在雪山草地的红军主力——四方面军的怨气——一方面军的内部倒戈

　　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十七八岁娃娃一大片——悍将余天云——“张主席”的绝对权威——为荣誉和生存而战

　　对川军的不同作战记录——一个被低估的对手——大智若愚的刘湘——中央势力入川——川军的整编

　　南下战役计划的制定——“水晶猴子”刘文辉——爬雪山的川军——初战告捷——《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红军分裂广为人知——刘湘与共产党的秘密来往——别无选择的川军——刘湘调兵谴将

　　张国焘改变主意——一个流浪红军的自述——飞机大炮的厉害——徐向前等坚持南下——朱德的忠告

　　第一块硬骨头——青龙场大捷——被迟滞的攻势

　　追兵赶过逃兵——土城战役实情——学过《资本论》的郭勋祺——天全县之战

　　陕北中央对南下战役的支持——张国焘大喜过望——南下红军打乱蒋介石阵脚——刘湘唯有拼命——四方面军指挥员们的狂热

　　红军的决战计划——百丈关——川军严阵以待——双方尽遣精锐—— 冲向平原——攻占百丈关

　　刘湘的预谋——郭勋祺再担重任——川军最危急的一天——川军援军赶到

　　决战前夕——顾祝同面授机宜——李先念和红30军——红军率先出击——川军全线进攻——红军退守百丈场

　　川军总攻——徐向前亲临百丈——一厢情愿——惊心动魄大搏杀——百丈场争夺战

　　红军节节退守——廖泽的敢死队——筋疲力尽的红军——霉老二——川军收复百丈

　　红军败退——报纸对战事的描述——徐向前谈教训——万人坑

　　西线无战事——向南出击——另类万里长征——中央军进攻——紧缩的防线

　　张国焘摊牌——共产国际与中共——张浩的“密码”——朱德的虱子——刘伯承改造“农民意识”——最后一击

　　和女兵结婚——在康北等待二、六军团——西路军的覆灭——不堪回首话当年

　　南下北上之争的结局——留在雪山草地的红军主力——四方面军的怨气——一方面军内部倒戈

　　1935年9月10日深夜，川西北草原与甘肃交界处，接到密令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北方开拔了。这支队伍包括中共中央机关，红一方面军中林彪的1军团，彭德怀的3军团，以及一些直属分队，总共一万余人。

　　第二天早晨，当指挥右路军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从睡梦中醒来，才“大吃一惊”地发觉这些队伍已经不辞而别，连昨晚与他们在寺庙里同居一室的参谋长叶剑英，也带着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消失了。徐向前“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两个月来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执，便以如此结局告终。

　　在右路军的左后方，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已经从草地退回。接下来在红军总司令部指挥下，所有的部队重新集结于川西高原。他们包括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一方面军的5、9两个军团，加上一些后勤分队，总数达8万。

　　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对红军领导机构的调整，这支红军主力的领导人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5军（原一方面军5军团）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第32军（原一方面军9军团）军长罗丙辉，政委何长工；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兼），政委何畏。

　　这就是说，整个红军的指挥机构和两军会合后的绝大部分红军部队仍然留在川西北高原，一切行动命令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名义下达。基于上述事实，跟随毛泽东北上的那支队伍，很快便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支队”。

　　中央1935年7月18日所作的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任命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所以教科书上张国焘“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之类的罪名，最初是张国焘扣在毛泽东等人头上的。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干部会议，张国焘称参加会议的有3千人(也有材料说是1千多人)，主题是“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会议气氛相当火爆，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泄怨气，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言辞之激烈，不亚于后来在延安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

　　这个怨气不仅仅是张国焘煽动的。徐向前说：

　　“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得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连徐向前都憋着一肚子气想不通，更何况他手下那些年轻气盛的将领。而中央领导在未通知5、9军团的情况下带1、3军团不辞而别，则使本来就觉得受亏待的5、9军团干部伤感情。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次大会上“第5军团和12军团(应为9军团——作者)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的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5军团和12军团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私率1、3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概。董振堂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董振堂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底在江西宁都策动26路军起义加入红军)5军团在长征中一直担任断后的角色，一路阻击穷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部队损失惨重，而且受苦最多，前面的部队把一路可资补充的东都收罗光了，到两军会师时只有不到两千人。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指责退出中央苏区不单是军事路线的错误，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人已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只想继续逃跑，不敢南下和敌人作战，是左倾空谈主义的“吹牛皮的大家”，已经威信扫地。提出要效仿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成立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徐向前说，在座者一时都傻了眼，连对中央意见老大的陈昌浩也不吭声，会场气氛既紧张又沉闷。

　　“于是张国焘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同志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开列的与会人员的名单中，没有红5军军长董振堂的名字。如果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那么这位一方面军的军干部只能是红9军团(会师后整编为32军)长罗炳辉。9军团是1933年10月由一些地方部队拼凑起来的，军团长罗炳辉滇军出身1929年任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时起义加入红军，长征一开始就是掩护主力的角色。到贵州后一部分去给主力部队当挑夫，其余担任佯动任务，全军单独行动，一会东绕西拐吸引追兵，一会为掩护主力激战，比主力部队走了更多的路，付出了更大的牺牲，江西出发时全军11500人，与四方面军会合时只剩下不到一千人，部队怨气不小，士气低落。

　　中央红军过泸定桥后，主力沿大路由汉源、荥经向天全前进。殿后的9军团最后渡过泸定桥，过河后即将桥炸毁，以阻挡追兵。虽然朱德已和防堵这一线的杨森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但遭到中央军飞机轰炸陷入困境，于是急令殿后的9团取小道夺取天全，接应主力部队。这一来，一直殿后的9军团又成了先头部队，翻越艰险的马鞍山(二郎山)攻打天全为主力开路。罗炳辉在抗战后期的一篇日记里，追记了当时的情况：

　　川军三个团防守天全城和沿河。因山河水暴涨，无法北渡，处在狭小山里内，人家少，饥寒交迫的危境。……辉未过大渡河之泸定桥时即大病不食，几呼(乎)死去，经医治有好转，沿途人民逃走找夫(伕)不着，选自己战士抬。因体重，又加长征久皮(疲)乏，战士体弱，抬得哭，辉不忍，主要靠扶在鞍子上，强勉支持，遇障碍和上下壁(陡峭)的山坡时，又下马，用几个人前拉后扶的通过。到紫石关这晚任(仍)不能饮食，腹鼓胀，呼息(吸)困难，体弱(到)相当的程度。这夜接毛、朱、周“万万火急”电令，(要)罗率两个主力营不惜任何牺牲，星夜夺取天全，挽救危局，接渡一、三、五军团和中央纵队，以利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将电交参谋。看完说，我早已读完了，还有什么出路，叹口气睡着不动。请找向导，调查天全西北之小河上游找徒沙(涉)场，以便越过敌守桥之碍路，便利进攻县城，也不做声。又找黄奎参谋起来找向导调查路线，通知各部马上做饭吃，部队集合开干部会，黄又不照，只得自己代(带)病起来生气的说，共产党员，只有我一个人才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当即找驻房六十余岁老头来调查，并叫通讯员通知各部做饭吃，集合。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电令，说明共产党这是最伟大的牺牲时间，只要救出党中央，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救出红军主力，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虽死犹生。……我军即冲入城中。找船接渡一、三军团先头部队，……我当时因一股勇气，随队行动，忘了有病，不料大病体弱，过度紧张，忽然眼前发黑晕倒，约三小时后才转清醒。这一印象太深刻，也是革命斗争中一生大关键，偶提笔写出下面四句真实留着纪念。“辉病沉重旦夕间，中央陷危在天全。一息尚存赶营救，赤诚气勇破强敌。”

　　炳辉书1944、9、28。

　　这是后话。当时连身边的参谋都指挥不动了的他，除了靠对革命事业的忠心带病亲征，心中的怨气可想而知(1946年罗炳辉在新四军第二副军长任上因病去世，时年49岁)。事实上既定目标的一再变换，普通指战员根本就不知道目标何在的漫漫征程，部队惨重的牺牲减员，使整个中央红军的士气都大受影响。土城战役后红军总政治部1935年2月19日《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指出，“部队中散漫疲劳现象是在增长，军纪风纪相当松懈”，“各部队有些掉队落伍的分子，经常的每日的甚至故意掉队，他们不愿被人收容，不肯归队。或归队编队后，立即又重新掉队。”

　　过泸定桥后“掉队落伍”现象更为严重，红军总政治部6月13日下达的《关于克服落伍现象的指示》称，“在最近半月间，各军团的掉队落伍现象非常严重，并有时发生三五成群故意隐藏居民家中。”(刘统：《北上》)

　　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回忆录中称，加上招募的新兵，中央红军离开贵州时有4万余人，与四方面军会合时只剩下一半，而其间并未有过重大战役。(李德《中国纪事》)

　　正如有党史专家所言，中央红军的“内部倒戈”，给四方面军反中央的情绪火上浇油。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的核心是红军的生存，或者说到哪里更有利生存，与政治路线、抗日与否并无关系。张国焘认为南下有利，中央认为北上有利。张国焘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进退有据。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他的这一方案与遵义会议的决定基本一致。遵义会议做出的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中革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1935年1月20日)目的是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与抗日无关，也无北上的计划。实际上是中央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并非张国焘。为此张国焘等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

　　红军分裂后，8万大军的生存问题更加严峻。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当年不过区区二三十万人口，所谓的县城不过稀稀拉拉几十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标在地图上的地名和历史记载的重要会议的会址，或者是土司头人的房子，或者是一座孤零零的寺庙。从6月到9月两军会合后三个来月的时间里，能够收集到的粮食、包括当年收成的青稞几乎吃尽。短暂的夏季已经过去，10月以后的高原上已是寒气袭人，部队还穿着春夏之交进入高原时的单衣。严酷的冬季步步逼近，继续滞留无异于等死。

　　此时此刻，南下作战，解决8万大军的生存问题势在必行。

　　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十七八岁娃娃一大片——悍将余天云——“张主席”的绝对权威——为荣誉和生存而战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个性鲜明的部队。就打仗亡命凶狠而言，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无出其右。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归纳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而他尤其看重的“首先是狠。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生活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狠”的前提是不怕死。怕死这个词，在这支队伍里是不存在的。不怕死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骄傲，也没有什么比怕死更令人不齿和屈辱的了。在这种团队氛围下，他们根本就不把死当成回事，并引以为自豪。他们把在战场上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是红军战士的神圣归宿，是最大的光荣。指挥员尤其不怕死。打起仗来，各级干部乃至团长师长都冲在最前头，干部往往因为只顾冲杀而指挥不力，甚至冲得脱离了部队挨批评。被扣上畏敌怕死罪名，一定是栽赃陷害。

　　到那时为止的辉煌战绩和队伍的迅速壮大，造就了这支部队强烈的荣誉感和凝聚力，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一种不容置喙的自尊心和优越感，一种战无不胜的求战欲望。徐向前说，部队从上到下“巴不得天天打仗，如果一两各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工作”。内部之间争的是打头阵战强敌，否则就觉得窝囊要闹情绪。团队被人贬议是不能容忍的，真的打了败仗上上下下都觉得是天大的屈辱，有的指挥员甚至因此自戕。

　　上下之间等级分明绝对服从，是这支队伍又一大特色。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两军会合时发现，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我在懋功见的第一个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30军政委李先念，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富的饭了!”(《杨尚昆回忆录》)十几个背篓当然不会是指挥员自己背，这在提倡官兵一致的红军中是少见的。同时，打骂士兵、草菅人命的现象也不鲜见。

　　这种绝对服从的精神使这支虎狼之师，在面对内部的清洗残杀时犹如沉默的羔羊。肃反冤杀在整个红军中都有，而杀人之多，手段之残暴，尤以四方面军为烈。1931年底三个月的“百雀园大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处决。但这种冤杀并没有动摇过军心和意志：指挥员正在指挥打仗，几个手持驳壳枪的保卫局的人闯进指挥部就把人押走，剩下的继续指挥，事后也不打听被捕人罪名下落;团、营、连、排的干部几乎杀光了，就忙着提拔新干部补充，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莫名其妙的被抓、闻所未闻的罪名、生不如死的酷刑、朝为高官暮为囚徒背夫的沉浮、亡命于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枪口大刀之下，不生反叛之心甚至无言声辩。尽管也有恐惧和不平，却没有发生重要人物叛变，更没有中央苏区福田事变那样的集体内乱。

　　连年无休止的恶战和内部清洗，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损失惨重。以4军正师以上干部为例，便有：11师师长张子清1930年5月负伤不治;11师师长周维炯1931年10月肃反被杀;12师政委姜镜堂1931年10月肃反被杀;12师师长耿凯1931年11月阵亡;12师政委张赤男1932年2月阵亡;10师师长陈奇1932年3月肃反被杀;军政治部主任高静山1933年肃反被杀;10师师长王有钧1935年8月阵亡。在这8人中，死于打仗和死于内部杀害各占一半，其中1931年10月到1932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死了5位师长师政委。

　　干部的大量损失和部队的迅速扩编，使四方面军的干部比任何一支红军队伍都年轻。徐向前说“军师两级干部20来岁的占绝大多数，团以下干部十七、八岁的娃娃一大片”。到1935年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除了方面军领导徐向前34岁，陈昌浩31岁，王树声30岁，军、师两级都是20多岁年轻人。

　　4军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王建安28岁，10师师长王近山20岁，11师师长陈再道26岁、政委陈锡联20岁，12师师长张贤约24岁、政委胡奇才21岁;9军军长孙玉清26岁、政委陈海松22岁，25师师长韩东山30岁;30军军长陈世才23岁、政委李先念25岁，88师师长熊厚发21岁、政委郑维山20岁，89师师长邵烈昆25岁;31军军长余天云“20出头”(生年不详)、政委詹才芳28岁，91师师长徐深吉25岁、政委桂干生24岁，93师师长陈友寿24岁、政委叶成唤22岁……。别看他们年纪轻轻，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战功累累。

　　徐向前承认，干部文化程度偏低，是这支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划个‘鸭蛋’了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这和张国焘卖力推行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有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部队轻视文化知识，视有文化者为异己蔚然成风。两军会合时有人议论说，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理由是，“一方面军讲究衣着，许多人口袋里还别着一支笔”。文雅为负粗鲁自然为正。男性的睾丸和女性生殖器一样，是中国民间的“话把子”，各地叫法不一，湖北人叫“卵儿”，发音“罗儿”，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开口闭口不离“罗儿的”，甚至成了战友之间亲密无间的代称。以至许多人建国后当了老大的官还口不离“罗儿的”，老战友见面不“罗儿的”就不亲热。

　　如果说四方面军是一支长处和短处都十分突出的部队，31军军长余天云则是集二者为一身的典型。余天云，湖北黄安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基本是个文盲，性情彪悍，打仗勇猛，数负战创，以战功由普通战士逐级提拔到师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被提拔为30军军长，搭档是政委李先念，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编，改任31军军长。整编时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建制团共3800人充实到一方面军;一方面军抽调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到31军任参谋长的李聚奎回忆余天云说：

　　“此人性情蛮横，不懂什么是军事、政治，只有一股凶恶的牛劲，杀人如杀鸡，特别草率。有一天，炊事员给他做了面条，他发现有一根牛毛(因面粉是牛毛袋子装的)，就说炊事员要害死他，立即暴跳如雷，要警卫员把那个炊事员枪毙了。警卫员把枪拿出来要杀那个炊事员时，我把他拦住了。可一转身，余天云亲自用手枪把炊事员打死了，真是蛮横之极。”“余天云想要我的望远镜、一只手枪、一匹骡子。他准备用擦枪走火的办法把我打死。当时，93师师长陈友寿、政委叶成焕劝阻他说“不能这样干”，但他还是派人把我的望远镜偷走了。这是37年我从西路军又回到31军当参谋长时，叶成焕告诉我才知道的。”

　　张国焘对他手下这批悍将的短处还是有数的。当了红军总政委后，在原中央红军学校基础上成立红军大学，让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校长，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留过苏的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把余天云等一批四方面军干部送去学习，以提高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水平。遵义会议后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贬到红军大学讲课的李德对余天云的印象是：

　　“他随身带了自己的机枪排，他直率的告诉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经常亲自带这个排参加战斗。在他身上至少有六处伤疤，这是他勇猛善战的证明。他对训练不关心，对现代指挥和参谋工作，显然懂得也不多。他认为，一个指挥员必须亲自参加战斗，作出榜样。他的卫队行动准确无误，然而总是不大与人接近，只服从他的指挥。”

　　余天云显然对正规的理论和训练不感兴趣，李聚奎说，“他在学校里自己不学，还煽动别人不好好学。有一次，郭天民去讲课，还没有讲，余天云就问：‘教员，今天讲什么课?’郭说：‘讲防空问题。’余说：‘不要讲了，我们见过飞机的，不像你们一方面军那样怕死。’郭无办法，只得悄悄地离开课堂。”他甚至连张国焘都不得不服的刘伯承也不放在眼里，以至发生后来的结局。

　　在红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眼中，张国焘“这个人城府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这个“面无表情”的人也有失态的时候，刘伯承回忆说，当张国焘知道中央秘密北上的消息后，向朱德大喊大叫：“他们这样搞法，使革命受到损失，何以对先烈于地下!”说完就流着眼泪痛哭起来。(刘统：《北上》)

　　此人时年37岁，论起在中共的资历，长征队伍里无人可及。他出身江西萍乡一个书香世家，1916年考入北大，是五四运动头号学生领袖——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他是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创建者——1920年和李大钊、张申府三人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是中共一大的会议主持人、一大产生的中央局三人核心领导成员、中央局代理书记;是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国际性会议的第一人，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是唯一一位列宁接见过的中共领导人;是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门领导人，领导了南昌起义;除了“三大”外，一直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四方面军官兵眼中，张国焘是个偶像化的人物，他们叫他“张主席”，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他更大的主席。他就是党，他说谁错谁就一定是错了，谁说他错谁就一定错了，他说谁该杀就一定该杀。据说他手中有宝，能掐会算料敌如神。杨尚昆说这个“宝”实际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曾钟圣)搞出来的(后被张国焘秘密处决)。

　　而且他还是杀不死的。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悬赏10万大洋收买张国焘的人头，一次张国焘路经一个小乡场，埋伏的杀手从楼上扔出手榴弹，他的两个贴身卫士当场炸死，自己竟毫发无损。一次杀手装扮成送菜农民潜入通江城红四方面军总部，深夜摸到张住的木楼，被起床小解的参谋邱世岳撞见，杀手挥枪将邱面部打得血肉模糊后逃走，张又躲过一劫。最惊险的一幕是张国焘看戏时发生的。打退刘湘的六路围攻后，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召开祝捷大会，邀请当地著名的川剧洪祥戏班助兴。刘湘的武术教官贺朝正等四个武艺高强的杀手买通班主，化装成演员寻机行刺。张国焘坐在离戏台咫尺之遥的前排，他不懂川剧，当夜又在下雨，看了一会就起身走人。刺客仓促忙动手，顿时灯灭人呼，枪声大作，张在警卫的团团簇拥下安全脱险，刺客当场三死一俘，逃跑的戏班班主也在清晨被擒，张闻讯大呼“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这位堪称高级知识分子的北大教师对文化人深恶痛绝，肃反时将有初中文化以上的人全部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除总部留下几个必须办文件的，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看中一个抬滑竿的农民熊国炳，立刻就叫他当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结果只是个摆设，实际工作还是他的秘书黄超干。这套越穷越没文化越革命的哲学，对又穷又没文化不见出头之日的人很有吸引力，不论他莫名其妙地杀了多少自己人。事实是，张国焘1931年初到鄂豫皖时红军兵力2万余人，一年多的时间发展到8万余人，扩编为四方面军;1932年底四方面军退据川北时剩下不到一万五千人，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打了无数的胜仗，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作为一支由穷苦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不能不把他当作精神领袖。当他们颇为失望地见到衣衫褴褛、实力不济的中央红军后——陈昌浩告诉他们的是“迎接三十万伟大的中央红军”，这位领袖的形象就更高大了。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部队的荣誉。

　　对川军的不同作战记录——一个被低估的对手——大智若愚的刘湘——中央势力入川——川军的整编

　　张国焘对南下的乐观估计，重要依据是对川军作战能力的评估。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屡战屡胜，建立起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不仅是他，整个四方面军部队都没有理由惧怕这个老手下败将。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大亏。此后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西康礼州(会理)。当时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的礼州城，数次挖地道炸城墙。据守围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7夜终未得手，为此引起一些领导人对毛泽东指挥能力的质疑，发生林彪要毛交出指挥权的事。而大渡河、泸定桥的逢凶化吉，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毛对此心知肚明。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对川军的不同作战记录，很大程度影响了南下与北上的战略选择。

　　“丘八”这个词，用在四川军阀部队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川兵，看上去就是一个又穷又恶的痞子。他骨瘦如柴，军帽歪戴，衣领敞开，一年四季穿着草鞋，个子矮得可笑，一张口就是怪话。其实他们还有不可小看之处，他们吃苦耐劳，背得重物跑得远路经得饥渴，憋急了横猛过人，给几块银圆就敢拼命。陈昌浩说他们有一股“烟劲”，“一般是抽过大烟后，凭股烟劲发起冲锋，羊群式的队形，密密麻麻，‘给老子’、‘那舅子’的乱喊乱叫。敢死队领头，军官压阵督战，脚杆硬，爬山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刘湘的主力部队，拥有大批新式轻重机枪、102迫击炮和充足的弹药，抽足大烟后借着烟劲冲锋，相当厉害。”他们从辛亥革命以后就不停地打仗，枪法精准战场经验决非等闲，一旦有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指挥，能够和当时中国任何军队抗衡。

　　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就是清末以来便布于巴山蜀水的帮会组织“袍哥”(洪帮)的翻版，他们多半就是靠袍哥起家，兼着袍哥头目，把持着大大小小的“码头”。平时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却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是饮血誓盟两肋插刀的生死弟兄，明天便反水他投、六亲不认刀兵相见;战场上两个正打得昏天黑地，城头公馆里两家的太太小姐聚在一处吃喝玩乐其乐融融。外面的人看来，就是一帮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乌合之众。其实他们是有原则的，一旦有川外的势力企图染指，这群斗鸡立刻就抱成一团枪口对外。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但绝不容许外人染指。用他们的行话叫做“肉烂了在锅头”。辛亥革命20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省外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

　　正如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先生所言：“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吃掉，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

　　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对外省军阀还是对中央政府，他们都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他们曾联合起来，将入据四川的滇军、黔军逐回老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之初，蒋介石试图让胡宗南部进入四川，协同川军剿灭红军，遭到四川军阀们的一致拒绝，扬言自己对付不成问题，把胡宗南的部队挡在陕南。直到中央红军西征开始，四川仍然是处心积虑统一中国的“蒋中央”针插水泼难进的国中之国。

　　20世纪初，川西大邑县安仁乡的一个刘氏家族，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奇迹般的崛起，成为称雄川康两省的豪门巨富。这一族众多高官显贵中，最为显赫的是刘湘。

　　刘湘，字甫澄，祖父刘公敬曾中武举，父亲刘文刚则只是一个有40余亩水田的碾坊股东。刘湘1890年出生，幼年读书之余，还要给碾坊推谷送米。他16岁进雅安武备学堂，从当清军开始军旅生涯。此公身材高大，面呈憨厚，做事勤勉，当下级军官时纳言辞寡交游，只管埋头读书练兵，从不过问政治，天生一块领导喜爱的料。由是步步高升，22岁当营长，23岁当团长，26岁当旅长，28岁当师长，30岁当军长，31岁首次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成为实力超群的大军阀，随后开始统一四川的大业。经过十多年的内战制服了无数对手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个能与他抗衡的对手刘文辉。

　　刘文辉是刘湘父亲的嫡亲兄弟，在五弟兄里排行老幺，人称“刘幺爸”。这个“幺爸”比他的堂侄刘湘还小5岁，1928年33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拥兵10余万盘踞川西，也要统一全川，遂演两雄争霸大战。结果幺爸大败，败退至川西雅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雅安市)已是山穷水尽，刘湘忍了一手，留下这块地盘给幺爸安身。

　　刘湘是那个急剧变化社会的奇特混合体。他一生娶的唯一老婆，是父母之命的大脚乡下女人，其貌不扬脾气刚烈言语粗鲁，刘湘待之唯唯诺诺。他召集部下在家中开会，老婆叫一声赶忙出去应付，于是众人乘机议论“甫公”怕老婆的笑话，他听见也装聋做哑，也因此受人尊敬。他唯一的绯闻，是抗战在武汉重病住院时和贴身护士的短暂恋情。

　　他少年从军戎马一生，还能留下“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的绝笔。他招降纳叛不记前嫌，对部下宽严有道。他追逐先进军事技术购买先进武器，广揽才学之士，又奉妖道“刘神仙”为军师，见必叩拜言听计从，被讽为“以神治军”。他明知“六路围攻”败于各路军阀各怀鬼胎保全实力，却装模做样要投江自戕。他第一次到南京见蒋介石，商议共御中央红军入川大计，装做连话都说不清楚，让蒋的亲信杨永泰看得着急，对刘的亲信邓汉祥说：“你这个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邓笑答：“你不要把人认错了。”实际上他未入京门，已对蒋一箭双雕的图谋了然于胸，拿定了应付的主意。就在和红军打得你死我活之际，他开始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秘密来往。他的为人、气度、实力和谋略凝聚了一大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是蒋介石经营四川必须利用也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人物。

　　中央红军西进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统一川政，令盘踞四川多年的军阀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我们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走，不要带进四川”，刘湘告诉他的亲信，“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拿四川，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

　　然而红军真是要拿四川。中共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由贵州北度长江，消灭刘湘军直取成都，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面对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巨大压力，刘湘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眼睁睁看着蒋介石的参谋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中央军进入自家的地盘。这一年蒋介石在四川飞来飞去，指挥追缴红军并做迁都重庆的准备，步步控制四川军政大权。红军汇集于川西北高原的7月，追剿红军的薛岳二路军进入成都。秋天，蒋介石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亲自任团长，给川军军官宣讲三民主义传授剿共经验，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10月间，又将剿共指挥中心由武汉移师重庆，正式成立“重庆行营”，称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对川军进行整编。

　　整编后的川军由360个团缩编为210个团，人员减少三分之一，按国军体制统一了番号、编制、装备和训练，补充了武器弹药，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辛亥革命以来四川的割据局面。整编后的川军由刘湘任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下辖7个军以及若干独立师。为分散刘湘的实力，将其人数众多的部队分编为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和王缵绪的44军，是川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但他们依然仍效命于刘湘。

　　南下战役计划的制定——“多宝道人”刘文辉——爬雪山的川军——初战告捷——《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几乎所有和张国焘共事过的人，后来都竭力拉开与张的距离，表示在另立中央、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错误路线上持反对意见并进行过斗争;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书籍，都把南下作战说成是张国焘的个人决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

　　南下作战计划毫无疑问是当时留在高原的主要领导人共同策划的。最初的作战计划是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制定的。

　　刘伯承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张国焘组织临时中央，“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他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说“那你马上办交代”。他交代完了工作，张又要他搞一个南下作战计划，限两小时完成，他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就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工作去了。刘伯承虽然被边缘化，但张国焘并未解除他总参谋长的头衔。

　　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支持并参与了计划的制定和指挥。徐向前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1960年11月朱德在一次谈话也承认这个事实，他说：“南下后是冬天，没有吃的，就组织打天全，打芦山，不打，活不下去嘛”。(《朱德总司令关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情况的谈话记录》，1960年11月，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办公室记录整理)

　　徐向前则公开说明自己支持并参与了南下作战计划的制定。事实上以徐向前为首的四方面军将领，正是南下作战最积极的策动和指挥者。

　　宣布成立临时中央的会议，同时也是南下作战的动员会。两天以后的10月7日，朱德、张国焘在卓木碉土司官寨发布南下作战命令——《绥、崇、丹、懋战役计划》。绥是绥靖县，崇是崇化县，合为现在的金川县;丹是丹巴县;懋是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当时川军已经翻越雪山进驻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前出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前出大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打下去。

　　防守大金川右岸一线的是刘文辉的24军部队。刘文辉，号自乾，尊称“刘自公”。他的发迹史和整个大邑刘氏家族一样令人眼花缭乱：25岁靠刘湘提携当旅长，28岁当师长，31岁因响应北伐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1928年33岁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拥兵十几万，防区(地盘)70多个县，占据包括最富足的川西平原在内的大半个四川。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少年得志，不可一世”(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刘文辉反蒋由来已久，1929年参与唐生智等反蒋，1930年响应阎、冯公开反蒋，从此与蒋结下宿怨，在与侄子争霸四川的大战中，被蒋还了一刀——支持刘湘。

　　败退西康后，当年的张狂少帅已修炼成见风使舵狡兔三窟的“多宝道人”。眼下他对蒋介石一石二鸟的目的一清二楚。和刘湘不同的是，他手上那点本钱更经不起和红军“对消”，他的所谓24军，不过是为多向蒋介石要粮饷械弹胡乱拼凑起来的，号称5个师，师下辖旅、旅下又辖团，东拼西凑，乱打番号，实际兵力还不到两万人，除了曾经防守礼州(会理)的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瑭，没有一个是想和红军打仗的。他后来说，此时他和蒋介石已是冰炭水火，认定共产党是唯一能和蒋介石抗衡的力量，决定走亲共的道路，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而已。

　　中央红军兵临大渡河时，和他有过交道的刘伯承给他写信，申言红军只是借道北上，决非要他的地盘，请他放道让行。蒋介石则电令他死守大渡河：“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蒋的特务头子康泽还派出一支别动队到汉源对他的部队进行监视。面对双重压力，决定走亲共道路的刘文辉选择了虚以应对：一方面放红军放一条生路，一方面必须要打一打，给老蒋有个交代，以免断了老蒋的军饷，弄不好还会落得王家烈的下场。无论如何，他就是这么做的。

　　原刘文辉24军参谋长张伯言等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详细叙述了防守大渡河的经过。负责大渡河防的是新编第5师，下辖袁国瑞旅和杨学端旅。这个所谓的师是临时打出来的番号，师长陈光藻明知下面的部队指挥不动，只是因为在雅安“赋闲已久，感到无聊”接受了任命。他手下除了副师长、参谋长几个大官，连警卫部队都没有，匆忙收罗了50多个川军整编后在雅安市井闲荡的失业军官，组成一个“将校连”以壮声色。陈师长自己呆在雅安的宅子里不动，让副师长带着“将校连”慢腾腾地走了三天到达汉源的前线指挥部，组织起“有的拿一把马刀，有的拿一根矛子”的民团守城，却无法和防守安顺场的属下杨学端旅取得联系。

　　这边厢杨学端旅不知道已经有了师领导，还在按早些时候军部的命令行事。杨旅长住在安顺场下游的富林镇，叫7团团长余味儒到安顺场布防。余团长躲在安顺场下游的安庆坝，叫韩槐楷营在安顺场对岸布防。韩营长是名山百丈场袍哥头子，早年浪迹安顺场，酷好赌博，与当地豪绅恶棍混得很熟，该营是他后来拉起的袍哥队伍改编的。红军5月25日拂晓进入安顺场，该营官兵还在对岸睡觉。早饭后红军找到船工，用机枪掩护第一船渡河，这帮袍哥才发现红军到了，放了几枪就朝山上跑，17名渡河红军无一伤亡便占领了北岸。韩营长的队伍这一跑就不见踪影，旅长杨学端几天听不到安顺场方向的消息，又不见红军来攻，“弄得莫名其妙”，派兵人到安顺场打探，才知道红军早已朝泸定桥去也。

　　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时，受命防守泸定桥的袁国瑞旅还没到位。前锋部队头天晚上赶到泸定桥，只拆了不到一半的桥板，便因“烟瘾发作”不干了。天亮时红军已经在对岸架起几十挺机枪，无法再拆。但红军没有立即攻桥，等待着对岸刘伯承率领的部队赶到。其时刘伯承部遭到袁旅阻击，双方都无法到达。守泸定桥的团长李全山打电话给袁国瑞叫支援，袁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便没了下文。李全山见势不妙，令周桂三营断后，自己带两个营先跑，躲进二郎山的深山老林。周桂三也不傻，“决定以饶连的虎班长带一班人作为最后的守桥部队”，也逃之夭夭。到红军开始攻桥时，守桥的就只剩下虎班长的一个班，对岸红军几十挺机枪一齐开火，结局可想而知。

　　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以刘文辉对有关命令“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通令记大过一次。

　　记大过也无济于事，接下来刘文辉部与南下红军作战依然是一触即溃。防守金川河右岸丹巴、金汤一线的是刘元琮、许剑霜二旅，二人本是死对头。许剑霜和刘伯承早年相识，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中央红军由礼州到德昌前，刘伯承给防守德昌的许剑霜送信，希望放行。许将信交给在西昌的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主张接受，未等刘答复即不战而退逃回西昌。刘元琮知道后拍桌大骂许剑霜通敌，叫刘元璋把许杀掉，刘元璋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把许保下来。这一仗许剑霜部一触即溃，刘元琮更邋遢，丢下部队“滚山而下”，怕回去交不了差，自己打自己手臂一枪逃回雅安。蒋介石勒令刘文辉把刘元琮押解到重庆行营查办，刘文辉称刘元琮受伤走不动拖着不办。许剑霜撤职回泸州老家当寓公，1938年通过中共地下党员王梓赋恢复了中共党籍，还到延安抗大学习过一年。

　　防守大金川河谷左岸一线的是杨森的20军部队。

　　杨森，字子惠。此公名气最大的是他成群的小老婆(据说可以编一个连)和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子女。他自创“家歌”，每日集合他的庞大家庭列队高唱。他酷爱体育，命令夫人们骑马打网球，开四川女网之先，后来到台湾还当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80高龄还学开飞机。他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进过云南讲武堂，护国之役随滇军入川，接着就倒戈参加驱逐滇军之战;北伐军兴，被委为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却和夏斗寅搞到一起进攻北伐军;他想独霸四川被刘湘打败，就公开宣誓效忠吴佩孚;他靠刘湘起家，却四度背叛刘湘;四方面军入川之初，徐向前写信要他保持中立他不干，挨了打就派人谈“互不侵犯”;他和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朱德达成让路协议，红军一过他就追着屁股打，一直打到懋功，得了蒋介石的嘉奖，获奖金数万。

　　防守金川河右岸一线有杨森三个旅和一个“精练司令”部队。这拨队伍跟在中央红军后面，翻过夹金山占据懋功、抚边。本以为红军已经在草地被中央军打散了，军官堆在屋子里昼夜赌博，士兵成天挨家挨户搜吃的。红军一开打，担任前线警戒的“精练司令”部队一枪未打就崩溃下来，一天之间4个旅的部队像受惊的畜群，“不知分成多少路向后方溃逃”。第二混成旅6团团长李介立的一路半夜摸到一处悬崖边，把绑腿接起来，团副胡显荣抢先抓住绑腿往下溜，这家伙是个公子哥儿，落地就不知东西南北，竟向懋功方向逃去，在山里当了半年“野人”才摸回成都。许多败兵把枪卖给土匪，弄得当地匪患猖獗。

　　这些川兵是第二次翻夹金山了，而且还干了任何一支红军没干过的事——在雪山上露营过夜!但他们自己叙述的场面一点都不悲壮。团长李介立写道：

　　“到了夹金山上时，荒无人烟，又值冬季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上积雪甚厚，官兵又冻又饿，疲惫不堪。特别是在夜间，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大雪仍不断地飞落，士兵们都未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着‘妈呀、妈呀’地呻吟之声。第三天继续在雪山上行军，有的掉队被冻死，有的滚在路旁雪坑里湮没而死。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忽传来通报说，红军正由夹金山本道追来，要赶快通过山顶，才能脱离危险，这又才鼓起逃命的勇气，加快速度往后跑》。”(李介立：《红四方面军反攻懋功与二十军惨败》)

　　沿河谷右岸进攻的红军由王树声率领，沿河谷左岸进攻的左路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后者是主力部队。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久困高原求战心切、急需补给的数万红军如饿虎出山猛扑而下。大金川河是大渡河的上游，流经横断山脉深山峡谷地区，河流在峡谷绝壁间咆哮，小道在密林和岩壁间穿行，这正是红军擅长的作战地形。两路红军所向披靡，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溃敌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仗打得相当漂亮。第一次指挥四方面军打仗的朱德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

　　未等第一阶段战役结束，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发布《康(定)芦(山)天(全)名(山)雅(安)邛(崃)大战役计划》，规定红军在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以主力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先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部，尔后迎击川军主力，“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

　　红军当面敌方部署态势是：川军杨森和刘文辉的部队在天全、芦山一线，康定方向为中央军李韫珩(李抱冰)部，成都方向是刘湘的川军主力。红军的战役企图是迅速击溃一线敌军，尔后以一部向右出击牵制西南方向的中央军，一部向邛崃方向出击，主力直下川西平原，和川军主力展开决战，以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奠定川康边根据地。投入战役的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其编成和任务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中路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李先念，下辖30军全部、31军93师和91师两个团、9军25师。作战任务：翻越夹金山，夺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川西平原挺进。

　　右路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倪志亮，下辖4军、32军。作战任务：4军经丹巴渡大金川河夺取天全县，得手后向汉源、荥经出击。

　　左路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陈海松，下辖9军第27师、军直属第76团。作战任务：翻越夹金山出芦山大川场，尔后向邛崃、大邑方向出击。

　　由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率领的5军向康定方向佯动，牵制中央军李韫珩部。

　　朱德强调，战役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刘湘的川军主力。

　　红军分裂广为人知——刘湘与共产党的秘密来往——别无选择的川军——刘湘调兵遣将

　　南下红军的动向川军早已有所掌握。

　　从10月分开始，川内各大媒体密集报道有关红军内部分裂和主力“回窜”的消息。成都《华西日报》10月14日以“残匪发生内讧朱毛徐张意见分歧”为题报道：

　　“朱毛与徐向前、张国焘意见不和，毛乘机率林彪、彭德怀北窜，朱德未能走脱，有被徐扣留监视说。朱德之伪五、九军团，已被张国焘改组云。”

　　成都《新新新闻》11月3日以“朱毛等匪意见不洽歼灭当不远”为题，报道行营主任贺国光在渝发表的谈话：“

　　朱毛各匪，由赣而湘，而黔，而康，自始至终，均系企图苟延残喘，绝无所谓打通国际线路计划。此次回窜，则系由于内部分裂，毛泽东主张它窜，徐向前、朱德主张负隅，故追随朱德多年之林彪，彭德怀极其部下，均被毛匪拖走……目下山内积雪甚厚，更无粮食，匪众饥寒交迫，势将在各军围剿之下，根本消灭。”

　　以后的报道就更详细了。如11月25日，《新新新闻》刊登“赤匪内部之分裂”一文披露：

　　本年七月毛泽东朱德所率领之伪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之伪四方面军，会合于四川西北之懋功县。此时如能突入成都平原，或东过岷江涪江，从川北以争四川腹地，苟政府军之防击力量薄弱，则四川之局势，绝不致如此简单。无奈成都平原与涪江东岸的防备，使红军不敢尝试这一企图。终于移师北上，攻下毛儿盖，另做计议。

　　据最近表现事实分析，匪军在八月之中，曾尝试了两个企图，一是攻略松潘，第二是突入青海，第一个打算，还是准备着手夺四川，只因为胡宗南在松潘挡驾，这一着没有实现。第二个打算，因为有三道黄河和草地以及藏兵的阻碍，到了阿坝，就无法前进。

　　八月中匪军中央高级干部，和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在毛尔盖，商议匪军今后的根本动向。毛泽东朱德等中央干部，主张北上甘肃更至陕北，过黄河以接近苏联边境。而张国焘等，则主张南进，以图川康。因此在根本方针上，一、四两方面军持不同见解。

　　毛儿盖会议，双方意见分裂，行动与组织上还没有分家。北进的主张因是中央干部的意见，故仍被勉强执行，结果分两路向甘前进。一路由毛泽东率领，以林彪之一军，彭德怀之三军为基干，使张国焘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为前锋。另一路由朱德率领，辖五九两军。从毛尔盖一带，分左右两路，绕松番北面大草地(即记者前次通信之沮洳地)以接近白龙江之两岸。这时张国焘和陈昌浩都在毛泽东一路，走了六天沮洳(即草地——作者)地，才到达包座。陈昌浩率领之三十军，还和胡宗南所指挥的中央军之四十九师在包座打一仗，而且得了相当胜利，如果这次不是红三十军的力量，则疲惫的中央部队，又加以在六天沮洳地的困难的跋涉之后，说不定有遭中央军重大打击的危险。

　　可是在过了草地之后，匪军内部的问题就发生。在包座之战胜后，匪军之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陆续向白龙江进发，大军集于银固花园、亚西茸、包座一线。这时匪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等，坚认为不能再行北进，而毛泽东则非继续北进不可，认张陈是犯机会主义，违反党中央的指导。而张陈则认毛已丧失在中国本地上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只知以“党”来支配掩饰一切。据目击当时情况者谈，毛泽东与张国焘在白龙江边一大山下，在江流湍急和森林阴映的湿滑小道上，曾有激烈的争论，军队皆停止道上，敬候解决。然而彼此意见，愈说愈远。毛遂使人向士兵宣传，谓张陈等动摇，怕死、违反党，违反中央，怕甘肃的骑兵和飞机。而张陈等亦扬言军中，谓毛泽东已不敢再在中国革命，只想到苏联去享福，并且乘士兵畏惧沮洳地的心理，谓由白龙江至甘肃，还有二十一天的草地。张陈等再进一步，宣布匪四军和三十军脱离毛泽东的指挥，回师毛儿盖，并向匪一军和三军煽动，凡愿继续在中国革命，以及不愿过二十一天草地的，一律到四方面军来。此时两方互相攻击，互相宣传，争夺群众，一时军情大乱，有人并说观见毛泽东痛哭流泪了。

　　决裂事件发生后，匪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立即与中央军之一、三军脱离，毛泽东乃派一团精锐对四方面军警戒，继续向白龙江北岸越渡。而四方面军乃重回包座，再行六天草地，以返毛儿盖。

　　至于朱德之五、九军团之下落，据毛泽东过甘肃时对部下之宣称，系于进入草地二日路程后，水涨粮绝未曾通过草地，已回毛儿盖一带。

　　于是中央匪军与匪四方面军合而复分，中央匪军之本身，因自然的阻力，又分成二起。

　　除非来至红军内部，不可能得到如此准确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报道有一个共同错误，即称张国焘与毛泽东共走一路，那场著名的冲突也是在二者之间发生的。事实上这一冲突发生在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毛泽东等人之间，提供信息者一定是把李特误认为了张国焘。四方面军的人多半见过张国焘，中央红军则恰恰相反，可见，如果有关信息来自红军内部，只能是来自中央红军。

　　刘湘方面也许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中央红军尚未入川，中央即派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5月，中共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中央在甘肃俄界村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

　　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张国焘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焘方面与华东局及其与刘湘联络的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张曙时、黄子谷接办成都的一家报纸。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前，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

　　如果红军都北上了，刘湘真是“馨香祷祝”求之不得，可眼下红军不仅把中央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四川，而且要拿最富庶的川西坝子，甚至威胁到刘氏家族的发祥宝地大邑。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据他的地盘，蒋介石也将堂而皇之地控制四川，根本没有他的生存余地。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他作出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并急调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西部集结。

　　张国焘改变主意——一个流浪红军的自述——飞机大炮的厉害——徐向前等坚持南下——朱德的忠告

　　1935年10月24日，南下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原始森林，向宝兴、芦山、天全进攻。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直趋宝兴，守敌杨森部溃不成军，一路狂逃。一周后红军攻下了宝兴城，随即乘胜追击，在芦山灵关镇夺取了一个后勤基地，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粮食，部队得到久旱逢甘露般的补充。

　　此时张国焘突然改变了主意。

　　战役发起第5天的10月31日，张国焘致电随中路纵队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主张放弃原先的战役计划，改向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在这封电报中说：“我们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芦山大川场)进入川西平原”。“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娱。……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就是说，在敌集中兵力防堵红军南下时，虚晃一枪，掉头西进到康定一带立足。

　　张国焘突然变卦，和来自北方的消息有关。

　　中央红军不辞而别，很大程度上是怕被张国焘“吃掉”，风险之大形同一场赌博，因为南下北上争执焦点既非北上抗日，也非靠拢陕北红军根据地，而是是否投靠苏联。张国焘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毛泽东)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刘志丹——编注)、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

　　李德说，“向西北、向陕甘宁地区进军，在那里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事，在当时就是做梦也没有人想过。”(李德：《中国纪事》)

　　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迭县俄界村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时，还是决定“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无休无止艰难跋涉，既定目标的一变再变，饥饿、疲劳、惊人的减员，前途的不确定性，尤其和红四方面军的分裂，这一切严重的严重侵蚀着北上红军的士气。在未和陕北红军会师以前的这段时间，北上红军队伍掉队、逃亡的现象严重。《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有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时只有七千二百多人了，而此间红军并未有过大仗。有关红军分裂的情报，很多是这些流落的红军提供的。

　　这年7月，26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一举成名的西北采访之旅。11月13日，他从甘肃平凉发出一篇报道，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流落红军故事。这位流落红军是江西兴国人，中央红军干部团成员，有文化，了解情况较多。据本文作者所知，这是有关红军长征最早的中立性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分裂后北上红军的实况。成都《新新新闻》予以连载，全文如下。

　　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长江发自平凉

　　记者于陇东某处，得遇一零落之狼狈青年，面目薰黑，衣不蔽体，冷缩不能直身，口语赣音，知其必有特殊来历，乃与之谈。初坚不吐实，继明记者身份后，始以兴奋亦疲惫之声述与记者，述自瑞金出发后，过湘桂黔滇川日，直至陕边致落后之经过。其事奇，其辞哀，而其所显示之问题相当重大。记者事后仍以述者口气追忆之，或亦为关心时事之读者所乐闻欤。

　　我是红军学校最近一期的学生，为贫农出身，原在兴国乡间种田。连年江西的战争，红军战士的伤亡甚大，我是扩大红军运动把我抽去的。

　　进了红军以后，刘伯承和叶剑英都曾做过我们的校长，刘伯承尤为大家所欢迎。国军的经济封锁政策，致了我们苏区的死命，因为我们外无来源，内不能自给，使社会经济日趋崩溃。虽然在苏区边界上，可以买到少许物质资料，如赣州一大部，经常供给我们无线电材料和食盐，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以公路政策碉堡政策，不断的向苏区压迫，使苏区只有缩力没有扩张的可能。去年八九月间，我们已看到中央苏区发生动摇，十月十日我们同中央政府全部离开瑞金。

　　我们红军学校出发时改为“干部团”，红军大学改编为“上干队”，合中央苏维埃，政治部，政治保卫局，野战医院，中央一，二，三队等，编为“军委纵队”。中央一队为毛泽东，二队为王稼祥，三队为□□，干部团长为陈赓。出发时，说是向广东游击，不过我们觉得把整个中央政府拿去游击，恐怕有些不实在。在雩都过赣水以后，又宣布说到湖南，说是红二方面军贺龙在欢迎我们，湖南的群众热烈的希望我们前去。到了湖南南部，到处都看见马路，这里也是国军，那里也是国军，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怕那宽宽的马路的。我们的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于是作成梅花式的阵容，四面轮番作战，把我们的军委纵队放在中央。到达广西境界后，又宣布我们要到四川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会合，赤化川、云、贵三省，四川的工农群众已组织得非常成熟，在等待我们。过了湖南和广西，我们的八军团就不见了。

　　因为怕飞机轰炸，我们军委纵队自从瑞金起，都是夜间行军，一直走到贵州遵义，没有日间走过路，而且从没有休息过一天。大家走得昏天黑地，不知往那里走，不知走了多远，过了河，不知道是什么河，过的山，不知道是什么山。到遵义休息了几天，得到王家烈不少的东西，大家才补充一些。

　　遵义以后，因为得了许多教训，夜间过山，危险太大人太苦，后来改为过山白天走，平路夜间走。

　　遵义休息后，直攻土城，本打算直入川南，因据侦探报告，土城只有川军两师，故由彭德怀率老三，即三军团之俗称，全力攻击，以为满可以消灭土城敌人。后来才知道土城有五师兵力，老三吃一大亏。我们干部团奉命参加，也损失不少。这一昼夜的苦战，老三每连伤亡二三十人，败下来后，秩序很乱。因为我们的攻击，大半须先有胜算，然后行动，谁知这次侦探不实，出乎意料之外，故大家都感到大惊慌。

　　土城之战，关系我们全局甚大。我们的老三，向来是不容打败仗的，这一败使我们无法进入川南，只好调个方向，又回到贵州中部。在一条大马路的地方，我们老一即一军团有一团人不见了。以后就是昏天黑地的跑，不知怎样，跑到了云南。过阴历年的一天，军委纵队在一条山谷里住宿，中央苏维埃弄到了一条猪，但是无米无菜只是吃了一条光猪。我的干部团则什么也没有弄到。

　　过云南某一个山谷，我们仅有一个团在两山警戒，谷里挤满了队伍，这时天上突然发现几架飞机，大家都以为要受大的损失，侥幸没有抛炸弹，不然那天真的不堪设想。

　　到了金沙江边，系刘伯承带一营干部团任警戒，我们军委纵队全部，由五只渡船安然渡江，江口并没有军队把守。

　　在将有大渡河的地方，经过一个蛮子区域，开枪乱打我们。老一(即一军团)有一排人放哨，被他们缴械，并且把人全杀了，后来政治部的人，带了许多钱和枪械，送给他们，才算无事。

　　过大渡河，系我们干部团先在下游用三只船在激流上偷过，打开了守桥的军队，其余的队伍，才由泸安(定)桥上安全的过来。

　　最可怕的是夹金山。这架山，我们一上一下走了一天，山上积雪几尺厚，空气也不够，到山顶即人人头昏，滑倒地上，立即死去。过这架山，死去好些人。下山不远，即到懋功县，正式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大大的休息了一阵。到懋功，只知道是夏天，那月那日，我们也顾不着留心这些了。

　　土城以后，我们的组织更为严密。军队后面有收容队，其中有政治保卫局的人参加，凡落伍不能再行前进的，因恐泄漏军情，一律由保卫局的处以死刑。

　　我们的伤兵，团长以上的由担架带走，团长以下，则藏匿民间。因为我们打土豪，民众对我们尚肯收容。真正从江西出来的，到懋功已损失多半，在云贵两省经过，把当地的农民补入了一些。

　　到了懋功，我们江西来的人，都分住在懋功上打鼓，下打鼓，芦花一带休息，足有三四周的光景，中间还翻过三次雪山。在休息时间，粮食发生问题，中央苏维埃才下命令每人每日须割番子麦子五斤缴上。因此和番子大起冲突，打死我们一二千人，侥幸他们没有组织，只是零星的反抗，如果组织起来，大规模的和我们作战，以他们的强壮勇敢，爬山越岭的迅速，骑马的剽悍，射击的准确，我们恐难支持得了。

　　芦花北去，就到了毛尔盖。我们知道胡宗南有一营人在那里，他和松潘胡宗南的主力没有联络上，所以我们就把那一营人团团围上，打了一个星期，他们还不缴械。后来他们东冲西冲，冲出去了七八十个人，毛尔盖才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在毛尔盖休息了一些时间，整天还是打番子的麦子。不过这时候，差不多每个人都郁结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往那里走。因为粮一天天的少，天气一天天的冷，我们决不能在毛尔盖留下去。

　　中央干部和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这时也在商量这个问题。最初传下来的消息是北上，我们已接到命令，叫每个人准备一个半月的粮食和盐，说要通过一个大草地，毫无人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中央干部和红四方面军干部闹了意见，本来已下令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又说出“南下”的主张来，大家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的不痛快。

　　天渐渐的冷起来了，我们拿番子的衣服，不管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大家都胡乱补充了一些，就离开毛尔盖向北出发。我们的干部团系由毛泽东统帅，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都在这一路。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并带了他们的四军和三十军做我们的前锋。朱德走一路，说是也过草地，军委纵队分了一部分给他们，五、九军团(原有军团，到懋功后缩编为军，番号仍旧)由朱德带走，是否仍有红四方面军参加，我们就不知道。

　　因为我们中央红军到达懋功的时候只有二万多人，军委纵队是不能作战的，老一，老三，老五，老九都疲得要命，人也不多，如果红四方面军不和我们合作，多么另(令)人丧气。幸而出发时，红四方面军没有和我们决裂，并且和我们一道走，我们又比较高兴起来。

　　出了毛尔盖，就入草地。说起草地，真叫人害怕。在草地里一望平原，无树无村，人影也不见一个，地下间隙的长着一堆一堆的丛草，表皮是水和泥混成的软土，不能支持人的体重，下脚就陷一二尺深。走上半里路，已经使人感到万分疲乏，鞋子袜子(如果有的话)只要走几步路，都一齐拔了下来。更加草地每天总得下一二次雨，我们又没有防雨的东西，只好让它把衣服打湿。草地里常常有河，须要徒步涉过。往往有深二三尺者，水冷如冰，往往渡到中流，即因肢体僵直，倒于水中而死。夜间宿营，尤为痛苦，上系不断的雨水，下系毫无遮垫的稀泥地，站立尚且被陷入，要睡又何从睡起。不得已的办法，系将草地上的丛草割了下来……

　　通过草地走到一个大河边，名叫白水(即白龙江——记者)。不知为什么红四方面军又和中央军闹起意见来。红四方面军宣布要回去，毛泽东和张国焘争得非常厉害，终于彼此决裂。毛宣传如果依照张国焘的计划，还要过草地，有番子要来打我们，如果能到甘肃，那面有麦子吃，有群众，张之不服从命令，是投机，怕死，动摇的表现。张也宣传毛的计划，还要过草地，有飞机，有骑兵，而且跑到俄国，就失了革命的勇气。

　　当时弄得很乱，结果彼此分家。张国焘他们调队伍回到毛尔盖，毛泽东带将近一万人的队伍，渡过白水，又连翻几个大雪岭，从拉(腊)子口出到岷州南面。沿途番子乱放枪，打死我们好些人。

　　刘伯承过了白水以后，就不看见，不知到那里去了。不过，自从分家，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感到一种幻灭的空虚，我们的情绪，再不象以前的热烈。我们在岷县南面休息一阵，只有少数部队警戒，实行改编，我们八九千人改为陕甘支队。(其内容与记者前次通信，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一文所述相同，故从略——记者)。

　　从岷县起，我们一直往□□方向前进。每天上午四点起程，夜间九十点钟休息，尽走山僻小路，平均每日行程总在一百一二十左右。所以这样多的追军，都没有把我们追上。万一逼紧了，我们只是派少数部队应付，大部队改道前进，这样一直跑到陕北边境，都未有大的接触。

　　原来在路上，毛泽东对我们宣布，大家忍耐点，到陕北边境，会有刘子丹的二十万军和徐海东的的二十五军来接我们。但是我们过了□县，还是没有人接应，我们好些人都疲乏得不得不停止前进了。

　　(记者最后问以后何所往。他怅然良久，终摇头无以答。再问之，则曰，我根本无家可归，生活亦无门，惟任其自然流浪而已。乃相与唏嘘而别。十一月十三日)

　　10月19日，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子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狂，并将消息通报了张国焘、朱德。张国焘对此心情应该十分复杂：

　　如今毛泽东他们避开强敌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开辟生存之地，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他敢于跟中央叫板，倚仗的是他的实力，一旦损失过大，前景就不容乐观了。

　　张国焘要求退据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虽然恶劣，对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而且红军从未到过这里，生存物资相对充足。南下战败后，红军就转移到这里足足呆了5个月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会大大减少。

　　张国焘改变主意，应该还和朱德的忠告有关。深知蒋介石剿共之道的朱德清楚，红军进入开阔地带作战风险极大。蒋介石“公路加碉堡”的战术和飞机大炮武力的优势，曾经让中央红军吃尽苦头，现在蒋介石已把江西剿共的经验带到四川，他担心四方面军的莽撞会吃大亏，这从他对部队的告戒中凿凿可见。一直和朱德在一起的张国焘，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张国焘从未讲过朱德的坏话)。“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这样的话更象是朱德的意思。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焘并非总是能够独断一切。这一次，反对他的不仅是徐向前，还有他的忠实追随者陈昌浩。

　　在徐向前眼中，“陈昌浩很能干，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他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连张国焘都得让他几分”。陈昌浩政治上单纯激进，一脑袋苏联版的马列主义，他仪表堂堂，讲起革命大道理口若悬河，写文章一挥而就，打仗既不怕死还有军事才能，又喝过洋墨水，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不下于徐向前。

　　他的传奇故事之一是，红军俘虏刘湘的一架飞机后，他亲自坐上飞机去黄安扔炸弹。这架飞机虽然改名“列宁”号，驾驶员还是原先的龙文光。怕驾驶员把飞机开跑，陈昌浩就像劫机者似的带着手枪坐在后座，一手举着手榴弹给龙文光下命令。飞机在黄安城撒了传单，还投了两颗炸弹，让做梦也没想到红军还有“空军”敌人大为惊恐，一败涂地。

　　这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跋扈起来也是相当可怕的。四方面军在川北让四川军阀吃到苦头后，杨森派人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但四方面军撕毁协定打了他。此事让四方面军总部参谋舒玉章不解，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广州黄埔军校，会几国文字，性格十分耿直。他认为既然达成了协议，就应该守信用。一天早晨排队打饭的时候，他为此和陈昌浩争吵起来。陈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缴了那么多枪，难道不对吗?舒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了互不侵犯，你们打人家是“立三”路线，告到中央我也不服!陈一下就炸了，拍桌大骂舒是“日本特务”、“煽动反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捆起来!”，硬是把舒关进牢房，最终以反革命的罪名杀害。

　　在记述北上与南下之争的许多文章中，陈昌浩被描述为在张国焘的指挥棒下上跳下窜的小丑。他确实为张国焘的主张摇旗呐喊过，但绝非出于功利的目的，而是志同道合，张国焘也乐于拿他当枪使。他在多次会议上拍桌打掌、出言不逊给中央的人留下相当恶劣的印象。但应该记住的是，分裂前夕的毛尔盖会议上，陈昌浩态度鲜明地支持北上，主张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特地表扬了他的发言，而且是他和徐向前率领四方面军部队打开了北上通道。

　　还应该记住的是，中央秘密北上那天早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内的中央纵队经过一条山谷时，被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发现，打电话请示陈昌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陈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于是徐向前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但是徐还有话，他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不能打的）答复，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杨尚昆则不无后怕地说：“当时我们就真怕打起来，如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

　　陈昌浩不听张国焘的话也不是一回。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行时，在鄂陕边界的漫川关陷入重围，唯有一个敌军把守的垭口能够通过。张国焘出了个馊主意——分散突围，陈昌浩和徐向前都不同意。陈昌浩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前沿指挥，打开通道使部队得以突围。徐向前则早就觉得“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

　　这一次，张国焘要红军停止进攻转移西康的电报徐、陈也没有理睬，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焘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的行动。徐、陈回电反对：“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集中兵力在这里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50多年后徐向前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表现了令人起敬的诚实。他说：

　　“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如此一说，徐向前就把最终失败的责任承担了。

　　张国焘的意见未能通过，战役仍按原计划进行。担负着总司令之责，对战事的凶险有充分估计的朱德，随即下达了《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的文件，指出：

　　“天全、庐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一带地形，与绥靖，崇化，懋功，丹巴尽是山地战，路隘战，大大的不同了。自我军击溃杨、刘，占领宝兴、金汤、灵关、双河场后，已打出了隘口，主力已到天芦名雅邛大之平原……因此，我们的战术，由山地战、路隘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

　　“单靠我们红色战斗员的的英勇冲锋和指挥员的之果敢坚决，以运动战的方法去打堡垒战阵地战就不对了”。并摘录苏联野外阵地战条列若干条供指战员参考。同时又下达《对防空应注意之点》，提出若干战术要求，强调“我们不是拜物主义者，不应丝毫惧怕这些武器，应用现代技术及一切科学方法去消灭他才是出路。也不应空喊不怕，不做任何对空方法，使红色战士经常受着无代价的牺牲。”

　　四方面军血气方刚的猛将们，对他的忠告并未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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