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汽车在7月5日16点30分离开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地区，向西北方向前往位于G217国道乌尔禾的魔鬼城。从石河子下高速后，我选择了一段斜插过沙漠和绿洲，直达克拉玛依的公路。沿途先后经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排子湾、克拉玛依、百口泉等油田漫长的采油带，在22点16分，汽车进入几乎已经空无一人的百口泉采油区。这里已经接近魔鬼城地区了。

汽车开过乌鲁木齐以东达坂城隘口时，我们实际上已经穿越了横贯新疆中部天山山脉的中段。以风能著称的达坂城隘口将天山分为地理上的东西两段。东段以博格达山为主，几乎从进入新疆不久便开始出现在公路北侧；西部天山则更险峻高耸，缺乏隘口，长期以来造成南北交通阻碍。天山这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将面积广漠的新疆分为北疆和南疆。在以农耕为主的南疆，多民族居民中的主体是维吾尔族；而在北疆，尤其是作为欧亚大草原脊梁的阿尔泰山，自古以来，则是众多游牧民族的故乡。

历史上，从黑龙江、松花江向西掠过北疆阿尔泰山和准噶尔盆地，一直到多瑙河平原，这片巨大的条状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天堂和游牧走廊。来来往往的草原民族在这里诞生，消亡，融合，重组。今天阿尔泰山众多游牧民族主体，是15世纪形成、在18世纪由清王朝钦定迁入游牧的哈萨克民族。在这里，新中国成立数十年来，哈萨克族、蒙古族、蒙古族图瓦人、达斡尔族和汉族等多民族平和地混居，相互影响、融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因这种交融发生了很大的演变。

作为中国最早进入西域的民族之一，今天通往新疆的国道北侧，绵延不绝的烽火台和城墙遗址，证明着汉民族上千年来对西域的渴望和探索。虽然这些烽燧和城墙遗址最终在嘉峪关以西戛然而止，但在新疆吐鲁番的交河故城、位于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等众多汉文化遗址，仍清晰证明着汉民族在西域生存发展的悠久历史。冯璐的父亲是在解放后的支边热潮中从天津来到乌鲁木齐北郊的兵团驻地的。她说，当年这里只有一条水渠和5户人家。数十年后，他们建设和居住的城市已经正式成为五家渠市。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因为多民族的混杂，被称为“混血之城”。包括冯璐在内，我在北疆接触过的很多各民族居民都对我们这些“口里”来的人强调，新疆虽说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但新疆并不只有一个民族。

冯璐的父亲退休后重新回到天津老家定居，但每年夏天，她父母还是会回到新疆，在天山脚下度过凉爽的夏天。这种对新疆这个新故乡的眷恋，以及在新疆和“口里”（新疆各民族对其他省份的俗称）的定期迁徙生活在许多新疆老一代汉族居民中颇为常见，颇似北疆游牧民族的游牧状态。这片在汉代就已纳入中国版图、长期以来被称为“西域”的疆域，终于在清代准噶尔部叛乱后，正式被定名为“新疆”，即“新的疆土”。其实在这里，几十个民族已经历经了上千年的共处、融合。

在南疆，众多民族在业已消亡的佛教文明上继续着伊斯兰文明。而在北疆，游牧民族虽然没有留下像南疆那样丰富的物质文化遗迹，但草原民族的每一代人出生后，面对的却是更加原生态的自然。大草原时代的游牧历史已成过去。在北疆的阿尔泰山，游牧民族的传统生活还在继续，并在相互的民族共处和融合中增加了许多新内容。而作为近代以来重新大规模返回新疆的汉族，也在北疆阿尔泰的森林草原和村落，在这片游牧者的土地上，创造出许多新的“游牧”生活方式。不过，无论这里的居民如何演变，阿尔泰山人至今仍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仍保留着热情、好客、向往自由、不拒绝融合的游牧精神。

戈壁、油田和魔鬼城之夜

微凉的晨曦中，一阵细密的雨点突然落在我裸露于睡袋之外的脸上，困倦和睡袋中的温暖只是让我更紧地裹了裹袋口。睡袋是7月5日下午在乌鲁木齐买的，足以抵抗零下12摄氏度的气温。上半夜钻进去时的燥热在几小时的辗转后早已变为舒适的温度，峡谷中的夜风一次又一次将细软的沙粒吹在脸上。凌晨时分，身下的细沙依旧绵软，只是已有点微润。被更大的雨点惊醒后，昨夜从东西两边漫卷而来的乌云早已将天幕合拢，吞噬了上半夜曾经俯视峡谷的整个月亮。云上的月光隐隐透过因厚度不均而呈现出絮状的乌云，暗蓝色的天幕下，显现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缘、217国道东侧乌尔禾魔鬼城雅丹地貌在凌晨庞大的剪影。

我们的汽车在7月5日16点30分离开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地区，向西北方向前往位于G217国道乌尔禾的魔鬼城。从石河子下高速后，我选择了一段斜插过沙漠和绿洲，直达克拉玛依的公路。沿途先后经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排子湾、克拉玛依、百口泉等油田漫长的采油带，在22点16分，汽车进入几乎已经空无一人的百口泉采油区。这里已经接近魔鬼城地区了。

克拉玛依周边是北疆最著名的油田。从距离克拉玛依还有近百公里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排子湾开始，黄色的采油机就开始出现在公路边缘。作为新疆重要的经济基础，能源让克拉玛依成为一座兀立在戈壁上颇具规模的城市。因为石油，沿途连绵百里的公路两侧，采油机和输油管、储油罐绵延不绝。某些地段，蔓延的输油管线和储油罐几乎覆盖住整个地面。荒无人烟、夜幕低垂的狂野，偶尔一团火焰出现在远方的采油井架上，让孤寂的戈壁沙漠突然来了些精神。

绿洲日渐稀少。沿途戈壁中出现的居民点，一定是因为石油的出现而诞生，也会因石油的荣枯而兴废。与克拉玛依的兴盛比，百口泉小镇让人看到的，便是一种令人震撼的静默。路边一排排整齐的4层红砖小楼显然曾是油田的宿舍，此时在低垂的夜幕中一片黑暗，人去楼空。商店关门，加油站封闭，就连清真寺也关门上锁。只有从陕西、甘肃来的几个小生意人依旧坚持在路边破烂的小屋内，经营着饭馆和杂货生意。

我停车走向一个正在路边昏黄灯光下炒菜的男子，他说，他们的顾客主要是油田职工，以及过路的司机。石油工业虽然支持了国家经济，但石油开采，却永远和孤寂、艰苦相伴。这些像伴生树一样辗转在戈壁沙漠中的小生意人，用令人惊讶的精神，给那些在沙漠上采油的工人提供简朴但不可或缺的服务，给我这类在漫长旅途中日渐疲惫和困惑的旅人带来物质和心理上的安慰。

老板说，他们已经搬迁了几个地方，一旦此地的油井工程结束，他们便会转移到另一地。在我见到真正的游牧民族以前，这些从“口里”乡镇来谋生存的人们，已经向我展示了一种类似游牧民族的顽强精神。而对于引起我们好奇和兴奋的魔鬼城雅丹地貌，那并不是他们的关心所在。“魔鬼城？就在前面马路边，站在路上就能看到。”他扬着铁勺指了指，“有什么好看的？”

7月初的新疆，太阳基本在22点左右才不舍地落山，而光亮会顽强地在天际持续一个多小时。我们的汽车逐渐一头扎入黑暗。正在翻修的国道犹如蛮荒古道，早已失去任何标志，地图和路标已经全然失去作用，就连GPS也几乎失去判断能力。在它显示的魔鬼城入口，居然找不到任何标志和通道。最后在一个用沙土刻意阻拦的小路口，我让摄影记者下车，勉强将我的标致206汽车越过了半米高的土堆，进入到一条全然没有路标的土路。漫无边际的黑暗带来的不安和好奇心艰难地缠斗。如此忐忑不安地继续行驶了6公里，GPS的屏幕和我们面前一样已经没有任何道路。一个三角形图标显示，这里就是乌尔禾魔鬼城的核心区。汽车上的时间显示，此时正好是7月6日凌晨过6分。

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西出连霍高速，路边就开始看到类似古城遗迹的雅丹地貌。但新疆乌尔禾魔鬼城的雅丹地貌可以说是中国最典型的雅丹奇景。在月光下，我将汽车停在一个巨大U形山谷的中央，四周是高大环抱如巨型城堡的山丘。打开车门，荒野中呼啸的烈风暴躁地将沙土卷入车内。走不过几十米，脚已经踩在松软的沙土上。乌尔禾一带的山岩，表面是一层薄薄的脆硬土盖，土盖下则是绵软的沙土质。脚踩在上面，薄薄的土盖破碎，鞋子立即陷入绵软的细沙中，让人有一些暗暗的恐慌。

乌尔禾的雕塑者就是这里终年不息的强风，它扫过山丘绵软的中部和基部，将它雕塑成一个个类似城垣、城堡和庙宇穹顶的巨大沙丘，形成所谓的“雅丹地貌”。我和摄影记者踩着流沙，在午夜艰难地爬上附近两座如双子座巨大城堡的腰部。狂风将细沙打在脸上，也驱使无边的黑云从东西两边的天际线迅速向位于天顶的月亮合拢，整个天空如同一个空前巨大的体育馆上正徐徐关闭的穹顶。月亮的光芒在进行最后的挣扎，将方圆十几公里的骇人山影打在暗蓝色的天际线上。直到如交锋战阵般接近的乌云最终合拢，月亮和星空被封闭在暗云之上，数十公里的魔鬼城在刹那间陷入一种更深邃的宁静。漠然静立，仿佛身处一个未知星球的表面。

这是2009年7月6日的凌晨。我本以为将会在这个所谓的“魔鬼城”体验人生中前所未有的恐怖之夜，却想不到它在另一个文明城市不期降临。就在魔鬼城的山丘上，我收到了来自乌鲁木齐的一条短信。这才意识到，人类的文明已经覆盖了所有我们认为还在被自然力所统治的蛮荒。每个夜晚的几小时，人类不过是暂时放弃了对这里的部分影响力。证据就出现在第二天醒来之后。我发现不过几公里之外的雅丹地貌沙丘边就是成排的采油机。而我们深夜中误入魔鬼城的土路，其实是油田和一个沥青矿专用的工作便道。短信的内容很简单：在我们刚刚离开的乌鲁木齐之后，百多名无辜同胞就在短短几小时内被残暴地杀戮，而我们则幸运地在此前数小时离开。

人类往往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产生出试图征服的逆反欲望。我们当时临时决定离开乌鲁木齐，本想挑战一下魔鬼城之夜的恐怖极限，却因此逃过一劫。在这个整个新疆都难以为安然入眠的夜晚，我和同事却在这个以惊悚和恐怖之夜著称的荒野，在风、沙和细雨的轻拂中安然入睡。任由变色龙爬过露在睡袋外的手臂，让半夜的雨点和晨露打湿无遮挡的身体。它的魔力在于，你能够体验和10万年前史前世界别无二致的某个夜晚而无需时光机器，从此轻易逃避了仇恨和暴力。由此在这个短暂而又似乎亘古未变的夜晚醒来后，你会对所谓文明和原始的概念产生某些全然不同的理解。

汽车在次日终于穿过沙漠，抵达准噶尔盆地北缘。在乌伦古湖东南岸白天鹅保护站的水边，我第一次见到哈萨克人。

乌伦古湖位于阿尔泰山中段南侧、准噶尔盆地北缘的福海县。G217国道从乌伦古湖和它东南侧小一些的吉力湖中间穿过。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中部，是国内第二大沙漠，也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沙漠北缘，发源于阿尔泰山西南段中国一侧的乌伦古河与北侧几十公里处的额尔古纳河平行，从东向西流经乌伦古湖，成为阻止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侵的屏障之一。湖边是茂密的芦苇。北疆7月正午，强烈的阳光穿透清澈的湖水，嬉戏的小鱼在鹅卵石上清晰可见。成群的鸥鹭和不知名的水鸟在芦苇荡中和水面盘旋，偶尔扇动翅膀急停在水面，猛地啄入水中，然后徒劳地重新爬升掠过。

我沉浸在微凉的湖水中，看着一辆摩托车驶向湖岸。哈萨克少年康加力克把他的大运牌摩托车停在我的车旁，然后迅速从木制的小码头向水边跑来，脱下他粉色和蓝色条纹的衬衫，还有脚上那双手工缝制的布底布鞋。

“水的，冷不冷？”这个脸膛黝黑的高大少年站在木头码头上问我。我告诉他，水温刚好，还能适应。这是一张非典型的蒙古式脸庞，并非扁平的长脸庞，但眼睛细而长，黑色的头发紧紧地贴在头皮上。我们一起游到远离木头码头的芦苇丛边，湖水渐渐淹没到下巴。“那里的水，这样。”康加力克突然停下来，用手在头顶比画了一下，示意我不要再游得更远。我们就这样在乌伦古湖的水中聊起来。

康加力克今年只有19岁，却和所有在烈日和草原上成长起来的游牧者一样，显得稍微老成。他家就在乌伦古湖西南岸山脚下的毡房内，哈萨克人的毡房类似蒙古包，如同他们和蒙古族人在一起时一样，只有本地人才能区分出其中的不同。康加力克的汉语不是太好，后来我猜，那是因为福海县和乌伦古湖远没有阿尔泰山最知名的旅游地喀纳斯湖那样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这里的哈萨克人大多数已经不再转场，而是在政府赞助修建的牧场上种草定居，生活也舒适得多。汉式服装取代了长袍，摩托车代替了马匹。据说哈萨克人过去甚至都不大吃鱼，不过康加力克说，如今他们也吃鱼，很多习俗已经在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发生了改变。

一辆三轮摩托车突突地停到岸边。“谁的摩托车！”一声大喝，匆匆结束了康加力克和我的对话，在爬上木码头前他和我匆匆道别。来的是白天鹅管理处的管理员谢新胜，一个山西解县的移民，一岁时就随父母来到了福海县。白天鹅管理处是乌伦古湖四个管理站之一，目的是保护湖内的大量水鸟和乌伦古湖的特产白狗鱼。由于乌伦古湖的水量不如以前，加上上游阿勒泰地区修建大坝引水灌溉，乌伦古湖的水量已经有些微咸。

谢新胜的三轮摩托车车斗里放着几个塑料大桶，他是来湖边取水的。“这里的湖水非常干净，我们洗碗就直接用这个水。”谢新胜说，乌伦古湖是国家自然保护区，鱼和水鸟都非常多。虽然吉力湖已经承包给个体养殖户，但乌伦古湖则长期禁渔禁猎。

谢新胜和他同事的工作，就是看护烟波浩渺的乌伦古湖。据说当年成吉思汗的大军来到湖边，看到湖面烟波浩渺，雾气腾腾，便将其取名为“乌伦古”，意为“雾气蒸腾”。谢新胜说，每到三四月的春季，野鸭、鸥、大天鹅、疣鼻天鹅、鸬鹚、黑鹤和鸢等上百种鸟类汇集乌伦古湖。从4月一直到秋天，都是观鸟的良机。天鹅在3月末湖面尚未开冰时就从西伯利亚飞来，在湖中的芦苇荡里繁衍后代，直到11月才飞走，一对天鹅通常只生两个蛋。在巡湖时，谢新胜说他常能看到小天鹅跟在大天鹅后头，“没人会去偷天鹅的蛋”，谢新胜说，“谁看了舍得啊”。更多蛋则是大雁和野鸭子的，一窝一窝的，偶尔有人偷几个，但并不会全部拿走。谢新胜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防止附近居民和牧民偷渔、偷猎。即便是雪深一米，陆地零下20～30摄氏度的冬季，也有少数人在冰面上打洞钓鱼。但好在多数人并非为了卖鱼，不过是为了偶尔一饱口福。乌伦古湖的生态在谢新胜等人和牧民们的轻微纠缠中，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生态。

谈话中，两个哈萨克男青年和一个姑娘又来到湖边游泳，谢新胜这次懒得拦他们。哈萨克女孩穿着T恤和高跟鞋，汉语名字叫小雨。一问之下，竟在北京幼师上大二，正好放假回家，陪男朋友来游泳。两个男孩子长着和康加力克完全不同的扁平圆脸。一个前额垂着几缕长发，脖子上挂着用猿骨制作的挂件，活脱就是图画上匈奴人的模样。他就是小雨的男朋友。

哈萨克人的婚姻过去一直是父母包办，但现在，年轻人在择偶上比汉族人更加开放。小雨说，老师让她毕业后在北京实习，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但对于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家乡的某个学校，她看了看男朋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阿尔泰山：游牧的哈萨克

真正游牧的哈萨克还在阿尔泰山上。

从漂亮干净的布尔津县城到禾木乡的公路新修成不过几年。从县城出发，额尔齐斯河在数公里外向北形成一个宽阔的河湾，著名的“五彩滩”就是指这里。汽车很快从河湾进入绵延的戈壁公路，路边的小片沙漠让人很难想象，这里距喀纳斯湖和阿尔泰山的腹心森林草原地带不过150公里左右。曲折的盘山公路先要翻越一个光秃秃的石山隘口，向下进入一个绿洲盆地；紧接着蜿蜒翻过一个更高的隘口后，山下的景观突然为之一变：阿尔泰山的草原地带出现了。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谷底草地上出现了哈萨克白色毡房和偶尔可见的用原木搭建的房屋。山坡背阴处，松林开始成片出现。随着海拔逐渐提高，道路在山腰绵延，森林开始越来越多地覆盖住草原的领地。从山腰的公路向下俯视，越是接近谷底溪流处，草原越是呈现出鲜艳的绿色，形成由黄到绿的肆意铺漫。溪流附近往往有平行蜿蜒的土路，那是哈萨克人转场时的牧道。

路边也有个别哈萨克人在你试图照相时要钱。他们并不怎么会说汉语，却懂得牵着骆驼比画着让你骑上去，嘴里含混地说着“钱，钱”。在前往喀纳斯和禾木图瓦乡的分叉口，我在向禾木方向行驶数公里后停下车。道路下数百米处的山坡上，两座哈萨克人毡房附近的栅栏里，两个男子正在给上百头羊剪羊毛。哈萨克族少年胡安就站在木头和铁丝围栏里，身穿印着姚明头像的黑色T恤，看着我们从山坡上走下来。

或许过去游客们只会从公路上向下拍照，从没有人会走下这几百米的距离。胡安显得有些腼腆，他的哥哥乌兰正在围栏内和另一名男子剪羊毛，看到我们，只是抬头笑了笑。乌兰从羊圈内拖出一只羊，这种黄色或白色的绵羊长着微曲的扁角，尾巴好像一个大元宝耷拉在屁股上。胡安说，这是阿尔泰大尾巴羊，只有阿尔泰山才有。乌兰先将羊按倒在地上，熟练地用绳子捆住四个羊蹄，然后用一把自己打制、类似圆规的大剪子从根部剪毛。羊毛被连根剪下来后，看起来居然是连着的完整一张。栅栏外，剪完的羊毛已经堆成一堆。

胡安看到我们主动要求进栅栏，显得很开心，他迅速解开围栏门上的绳子，侧身让我们走进闻起来臊烘烘的羊圈。和乌伦古湖边遇到的哈萨克少年相比，胡安显得更漂亮。他那淡黄色的眼睫毛很长，正好遮挡阿尔泰正午强烈的阳光。脸早已被晒成暗红色，一样黑色贴着头皮的短发，一样眼睛狭长而略微向两侧倾斜。从星星峡进入新疆，在通往乌鲁木齐的312国道平行的路北，就有巴里坤、木垒和吉林萨尔3个哈萨克族自治县。120多万人口的哈萨克人零散居住在从北疆东北部沿着准噶尔的沙漠边缘到北部草原，直到阿尔泰山。

哈萨克人本来是信奉萨满教的蒙古部落，在公元15世纪左右最终形成今天的哈萨克族。近几百年来，随着伊斯兰教的向东扩张，哈萨克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从布尔津到禾木、喀纳斯湖的公路旁边，时常可见哈萨克人的墓地。那是一种高于地表的正方形砖木结构，好似一个小院的模型，正面有象征伊斯兰的新月。自清代以来，阿尔泰山和准噶尔盆地北部一带被划归为哈萨克部落游牧，从此哈萨克人取代蒙古部落，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

胡安今年19岁，是家里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与康加力克以及乌伦古湖边另外两个哈萨克男孩不同，腼腆的胡安还没有女朋友。他一家刚从位于黑流滩的纳斯机场附近转场到这里，胡安说，他们也有邻居，他指了指远处的毡房。一个哈萨克牧民的家庭领域可不是以几室几厅来丈量的，胡安给我比画了一下他们家的范围，那手势概括了两边目力可见的山峰，一直到山谷对面的森林。虽然住所只有两个加起来不过30平方米的毡房，但这片大约有几十个足球场大的山谷都他家的夏季牧场。

转场是哈萨克人生活中的大事，胡安一家一年要转场两次。每年冬天，哈萨克人要把羊群赶到山下的冬季牧场，夏天谷底气候炎热干旱，则需要将羊群赶到气候凉爽、牧草丰美的夏季牧场。即便是今天有了汽车，转场也是艰难的旅行。毡房和炉灶等物件可以用汽车运来，从黑流滩到这里的几十公里路程，只需要200元的运费，而羊群和牛马则依旧需要沿着传统的牧道翻山而来。正是因为这种频繁的迁移，哈萨克人的家往往十分简朴。

羊圈坡上几十米处的围栏内，两个一大一小的毡房就是胡安的家。深色的简易毡房是厨房兼作餐厅，另一个更大的毡房则是住所。哈萨克人的家里没有任何家具，这也是游牧生活的需要。阳光从毡房顶部掀开的毯子中照射进来，屋内的主要设施不过是一张大通铺。靠近门口是装着酸奶子的大铁桶，旁边挂着几十条风干羊肉，那是牧民的主要蛋白质来源。门口石堆的竹席上晒着奶疙瘩，我掰了一块，味道略微有些酸。胡安的妈妈在旁边做面饼，面团被放进一个有平盖子的扁平锅内。草地上早已点燃了牛粪，铁锅放在燃着摊开的牛粪上，再用滚烫的牛粪灰盖住扁铁锅。如此烤出的面饼和用油炸过类似小油饼的面食“包尔萨克”以及酸奶、奶疙瘩和风干肉，构成了游牧哈萨克人的主要食谱。

胡安的姐姐给我盛了一碗酸奶。100多年前的西方探险者在笔记中曾详细描述他在西藏牧民家品尝到的酸奶，味道与我今天尝到的基本一致：酸而没有白糖。胡安家有600只羊，50头牛和10匹马。谢新胜此前告诉我，福海县的一些哈萨克人养马是为了提供肉食，马肠子就是阿尔泰地区的美味特产。胡安家这样的牧民养马则多是为了骑乘，牛和马都在对面的树林里放养，到了晚上，它们自己会回到毡房附近。

剪过毛的羊需要用沥青在背部印出自家特有的V形符号，以便丢失时容易寻找辨认。即便如此，胡安说，每年家里都要丢失几只“羊娃子”。胡安说，1公斤羊毛如今的收购价是4块钱，小羊羔只能卖200块，羊娃子是600块。我终于明白，“羊娃子”才是成年羊。阿尔泰山一路接触的哈萨克人中，中学毕业辍学的胡安汉语说得还算能听懂。他说，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通过产羔、卖羊和卖牛得来。

从山下黑流滩的冬季牧场转场到这里只要两天时间，说到这个胡安显得很高兴，他家的转场距离是最短的。“吉木乃县，那里的牧民，很多的，转场那边山。”胡安指了指位于禾木方向的阿尔泰山深处，那里距离蒙古国国境只有不到100公里了。“那里的很远，转场，20天。”阿尔泰山牧民的冬夏牧场，是在上世纪50年代建国后就已经划分确定的。每家牧民都有牧场的契约。即使在如今被统一规划管理的喀纳斯景区，也依旧有图瓦人的村落和哈萨克牧民的牧场。至今他们能够自由进出这些付费高昂的景区而无须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

临走前，我们表示想把和胡安一家的合影寄给他们，但他们笑着说没有地址。这于我们或者于胡安一家，都是个不小的遗憾。

在凌晨喀纳斯河边，我偶然遇到了阿尔泰地区公安局副局长赵国光，他正好来视察景区新成立的交警队。赵国光说，很多哈萨克人虽然依旧保持着游牧传统，但游牧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地自由迁徙。历史上，争夺草原和水源，从来都是游牧民族爆发部落纷争甚至爆发战争的根源之一。所以即便在北部大草原还都处于清王朝版图的时代，中央政府也已经为每个部落划定了大致的游牧领地。

赵国光说，今天，阿尔泰山每个县，每一片牧场都划分到了草原牧民的家庭，每个县的牧民基本上在本县都拥有自己的夏季和冬季牧场。至于少数牧民需要跨县迁徙，则是因为本县缺乏牧场，由政府统一在外县补给了草场。这些牧民虽然在转场时相对辛苦，但政府投资了大量财力修建了牧道和定居草场设施。不但改善了游牧的生存条件，也从根本上避免了因争夺草场资源而引发的纷争。

禾木村：从游牧到定居的图瓦人和哈萨克人

阿尔泰山禾木村如此著名，除了有美丽的风景，却是人数只有总民族人口在中国不过2400人左右的蒙古族图瓦人。他们分散在布尔津县的禾木村、喀纳斯村，和喀纳斯西哈哈巴河县的白哈巴村。汽车驶过胡安家牧场后仍需要40多公里，经过禾木河大桥附近的收费处，便进入到禾木乡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是收费的景区。

曾经是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图瓦人的渊源至今未能确定。不过阿尔泰山东北萨彦岭和唐努乌尔山一带，被公认为是图瓦人的发源地。在今天俄罗斯联邦境内还定居着全世界23万图瓦人中的20万，他们的所在地在清朝时期的版图中被称为“唐努乌梁海”，在1924年独立成为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26年改称图瓦人民共和国。不过图瓦人并不喜欢被称为“唐努乌梁海人”，这个词被他们认为含有“被赶出家门的人”的意思。阿尔泰最后的图瓦人虽然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在民族上属于蒙古族，但早已放弃了游牧生活，多年来定居在禾木和喀纳斯一带的森林草原村落中。

谢尔格林在自家木刻楞屋子前洗衣服。一只跛了前足的断尾猫趴在她家门槛上看着我走过来。谢尔格林是图瓦村蒙哈双语中学的教师，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她汉语说得很好，却似乎不太喜欢讲话。租用她家房子开饭店的布尔津人祝君奇说，她只是和生人话不多。走进谢尔格林的家，她妈妈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是自己买的，床边还放着另一台大彩电，上面印刷的字显示，是政府家电下乡赠送的，不用一分钱。与游牧的哈萨克人比，定居的图瓦人和哈萨克人家拥有稍微多些的家具和家电。谢尔格林家的墙上供着班禅大师的照片，显示图瓦人的信仰，窗边则摆放着毛主席的大照片。

谢尔格林的职业和家体现了禾木村图瓦人近百年来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几乎一切特征。禾木的学校是来禾木避难定居的俄罗斯人发起的。禾木村虽然是图瓦人村，可是村里人都说，哈萨克人更多。虽然人数很少，但图瓦人具有天生成为好翻译的特质，由此并没有放弃本民族的独特语言。他们相互间说没有文字的图瓦语，与哈萨克人能够流利地用哈语交流，可以和其他蒙古族人说现代蒙古语，也能用流利的汉语和游客说话。谢尔格林说，现在村子里的学校是用蒙、哈两种语言教学。在禾木乡原来的所在地冲乎尔，则有用汉、哈两种语言教学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图瓦人和哈萨克人开始有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2006年，禾木乡出现了第一个考上“口里”的大学生。

定居产生的民族融合影响到了图瓦人和哈萨克人各方面的生活。禾木村内极具民族风格的尖顶木刻楞房子，谢尔格林说，房子的尖顶是为了避免冬天大雪压垮屋顶。仅仅半个世纪之前，禾木村图瓦人的住房还是在地面挖开1～2米深的土坑，然后在四周用原木围上，铺上树皮平顶，俗称为“地窝子”。俄罗斯“十月革命”后，第一批俄罗斯贵族避难者翻越阿尔泰山进入禾木和喀纳斯一带定居，他们建造的卫生和舒适的木刻楞建筑被图瓦人接受。俄罗斯人带来的还包括种植燕麦、养猪和养蜂的技术。在食品上，烤列巴和做格瓦斯饮料等流传至今的食品也是由俄罗斯人带来。这批俄罗斯移民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回国，禾木村的图瓦人种植燕麦和养蜂的技术也逐渐荒废。

另一个影响到图瓦人的，便是定居的哈萨克人。由于相对人数多得多，哈萨克人的文字成为过去图瓦人使用的记录文字。在谢尔格林的家中，就挂着一幅哈萨克语的书法条幅。哈萨克人至今多数仍听不懂图瓦语和蒙古语，但这并不影响两个曾经游牧又共同定居的民族和睦相处。从图瓦人那里，哈萨克人也学会了做木刻楞房子，而哈萨克人的很多习俗和饮食习惯也深深地影响到图瓦人。

禾木河和从喀纳斯湖而下的喀纳斯河在禾木村下十几公里处汇合成布尔津河，最终在布尔津县城附近流入额尔古纳河。禾木河和喀纳斯河汇合处布尔津河东侧的一大片台地山坡上，住着阿孜尔古丽一家。我停下车，沿着从公路山边留下的一条小溪走进山下远处的牧场。这条小溪就是牧场的饮水源，虽然有两条大河在此汇合，但台地距离河流太高太陡，并不能从河中取水。阿孜尔古丽的老公家有5个兄弟姐妹，老公在家里务农养牛，他有一个弟弟在武警部队服役。他的一个叔叔便是禾木乡的乡长，几天前刚离开禾木前往乌鲁木齐开会。由于人口繁衍，禾木村已经没有更多的牧场。他们在不久前才分到这片位于河口交汇处的丰美土地，在过去，这里还没有人定居。

阿孜尔古丽今年23岁，长得非常漂亮。她的家在喀纳斯河对岸的河谷，嫁到这里才9个月，还没有孩子。无论是定居还是游牧的哈萨克人，都特别强调订婚距离，以避免近亲繁衍。这和人数过少的图瓦人有所不同。对于哈萨克牧民来说，婚姻至今仍是由父母包办的大事，据说哈萨克人为了避免近亲结婚，有越过数条河流寻亲的传统，其实就是要尽量避免血缘过近。过去由于转场频繁，自然难以有自由恋爱的可能。如今开始定居后，婚姻的习俗开始发生很大的改变。

祝君奇的妻子和村里人很熟，她不但在村里开餐馆多年，还雇了两个哈萨克人做帮手。她说，在男女问题上，今天村里很多哈萨克青年比汉人还开放。来她餐馆吃饭的哈萨克男女青年，“身边的人换来去，一点也不稀奇”。

无论是图瓦人还是哈萨克人，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娱乐便是饮酒。在阿孜尔古丽家的院子里便是一个装满马奶子酒的大塑料桶，这种酒我在祝君奇的餐馆曾经尝过，类似带有奶腥味的米酒。祝君奇说，图瓦人和哈萨克人喝起马奶子酒，基本上属于无底洞。“无论男女老少，哪个你都不是对手！”祝君奇今年上山已经营业了将近两个月，不算马奶子酒，24瓶一件的乌苏啤酒就已经卖了70多件。长年无节制的饮酒一直是北方许多游牧民族健康的隐形杀手，过度饮酒曾经让图瓦人的生育率长期处于减少状态。谢尔格林今年28岁，还没有结婚，在图瓦人中，这也是相当少见的情况。

阿孜尔古丽的家显然是个走向富裕的样板。她带我参观了她的新房，分别是为夏天和冬天准备的木刻楞。木头地板的屋子里挂着她在布尔津拍摄的婚纱照，大块的挂毯，和一个“名不护”琴，即使是在禾木村也很难见到这样漂亮的房子。冬天的木刻楞里还有俄罗斯式的特制壁炉，我曾在东北额尔古纳河边的室韦村看到过。院子里则放着太阳能的发电设备。七八栋木刻楞房子中，还有两座新盖的是为游客准备的，现在还没有住人，阿孜尔古丽的弟弟达利汗说。

达利汗在冲乎儿乡读书，现在正放暑假，来姐姐家里帮忙。他是一个脸上长着许多小雀斑但热情开朗的少年。达利汗告诉我，他父母共生了11个孩子，爷爷奶奶就住在对岸喀纳斯河北岸的那几栋目力可见的木刻楞里，走过去却要3个小时。他自己在冲乎儿乡的中学读书。双语教育让达利汗的汉语水平比姐姐好很多，虽然很多复杂的句子他表达起来还是很吃力。这让我想起了乌兰的儿子若扎，他8月4日满9岁，在禾木乡小学上三年级，学校同时学汉、哈、蒙三种语言。或许是年纪小的缘故，若扎的汉语是所有我见到的哈萨克牧民中最流利标准的。定居让游牧民族的孩子得到了现代教育，也照顾了他们本民族自己的文化传承。达利汗说，他们学校刚刚在舞蹈比赛中得了二等奖，表演的舞蹈是图瓦人传统音乐中的《黑走马》。

在每个开满花朵的草原：汉族的“游牧”人

在阿尔泰山旅行遇到的每一个本地人都对我们说，这时来阿尔泰山不是时候。4月的阿尔泰山，路旁的山坡上还保留着没有融化的积雪，路边已经有早开的野花。5～6月的阿尔泰，满山鲜花怒放。其实即便是此时7月的山坡上，依旧满是黄色和紫色的花海，这让我实在难以想象，所谓阿尔泰的5～6月是何等颜色。从9月开始，森林开始染成黄色和红色。“那时候你要是清晨走在禾木村和喀纳斯的神仙湾、月亮湾，会看到上千人举着照相机，在山坡上守候清晨光影和云雾的变换。”赵国光说。

在喀纳斯湖畔的早晨，我们和赵局长驱车，沿牧道爬上喀纳斯湖畔的山坡。金色的阳光才刚刚打到对面的山顶，喀纳斯河神仙湾上，蒸腾的云雾竟然经久不散，迟迟露不出碧绿的水面。8点不到，远处河畔哈萨克人的毡房里炊烟升起，山腰上，两个清晨赶路的牧民骑马从我们面前的坡下穿过。赵局长远远地向牧民们打了个响哨，对方同样以此回礼。“这是草原上的礼节。”赵国光说。现在还不是摄影者的季节，追逐光影和颜色的摄影人还没有像候鸟一样来到喀纳斯和禾木。不过在阿尔泰的禾木乡，一些汉族生意人的特殊游牧生活早已经开始。

祝君奇的“游牧”生活开始于5月中的“转场”。在冬季过后，他一家重新回到禾木村在谢尔格林家租用的几栋木刻楞房子，继续“再回首牛肉面馆”的生意。村里的图瓦人和哈萨克人没有种菜的传统，所有的蔬菜和鸡蛋都需要从山外运进来，于是价格很贵。一份大盘鸡要100元，不过游客和本地人照样人来人往。因为图瓦人和哈萨克人不会做汉餐，而祝君奇的手艺不错。

通过养鸡降低成本是不可能的。因为鸡很快会被偷光，说起来他的妻子有点尴尬，毕竟在村里开餐馆这么多年，有些话不太好说。村民的另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赊账，“他们是有多少钱花多少，从没有储蓄的观念”。于是生意兴隆，但账单“最晚的时候，要第二年我们来的时候才能结清”。牧民们喜欢吃，喜欢赊，好在欠了账一定会还。但频繁的赊账仍让祝家的资金经常周转不过来，加之冬天游客少，于是9～10月一过，他们宁愿冬天闭门歇业回到布尔津的家中。28岁的祝君奇的儿子只有1岁多，半年定期禾木村的生活，毕竟让他对孩子有许多牵挂。

李娟和伙伴们的另一种特殊的“游牧”生活同样是在每年阿尔泰的春天开始。当海拔较低的布尔津县城附近，树林里野菊花盛开的时候，李娟就开始组织汽车，将在吐鲁番过冬的蜂箱运到北疆的布尔津附近，开始一年的采蜜迁徙。野菊花之后是杏花和农田内大面积种植的葵花。到了5月，李娟的蜂箱开始被装车运抵禾木和喀纳斯附近的阿尔泰山区。这里正是各色鲜花盛开的时候，适宜采酿百花蜜。

禾木最早的养蜂人还是上个世纪初来到此地的俄罗斯移民，他们当时曾给本地引进了一种高加索黑蜂，这种蜜蜂个头大，飞行距离可以超过10公里。然而随着这批少数掌握技术的移民离去，喀纳斯、禾木一带的高加索黑蜂群逐渐退化，最终被内地汉族移民引进的小个黄蜜蜂所取代。

李娟说，小黄蜂的飞行距离只有3公里，但是生存繁殖能力强。她的数百小蜂箱绵延分布在从激流滩到禾木的公路边。每天清晨，工人们趁上午凉爽的时间，用特制的小勺挖出蜂王浆，然后用特制的取虫笔将蜜蜂的幼虫一个个放入特制的储浆架上。每两三天，工蜂就会在其中为幼虫注满王浆。李娟说，如果不及时取出王浆，这些幼虫便将迅速成长为蜂王，从而扰乱蜂群的秩序。昂贵的王浆每公斤价值700元左右，是高价值的蜂产品。下午14点之后，李娟和伙伴们则开始收集蜂蜜。戴上特制的纱帽，从一个个蜂箱取出蜂巢，装在一个有旋转装置的铁桶内，将蜂巢内的蜂蜜甩出收集。一个大桶内堆放着废弃的蜂巢，很多上面还残留有浓浓的原蜜。李娟拿起一个给我，“这个可以吃”。嚼在嘴里，蜜的滋味从蜂蜡中渗透出来。蜂蜡本身则是由国家收购，用于医疗和国防等多种用途。唯有蜂蜜是由李娟全部自己销售，她笑着说，国家的收购价太低了。

阿尔泰蜂蜜最大的优点便是全部采自野花，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农药残留。养蜂人的生活和游牧民族一样，需要根据每年的花期，进行有规律的多次迁徙。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在聊天中发现，李娟的几个工人分别来自遥远的湖北和湖南。每年春天在采蜜季节开始，他们都要从数千里之外的老家辗转来到位于北疆的阿尔泰，过多数人完全不知的另一种“游牧”生活。和牧民一样，养蜂人的生活也基本靠天吃饭。由于花期短暂，养蜂人必须进行频繁的迁徙。由于蜜蜂飞行距离只有3公里，所以即便到了一个地方，蜂箱的位置也必须转换。遇到大雨天蜜蜂无法出箱，则收成大幅下降。雨水同样不利于花期持续，低温则是蜜蜂的大敌。于是在每年8月底最后的花期一过，李娟和她的丈夫必须指挥工作，将数百箱蜜蜂用汽车运送到遥远而温暖的吐鲁番盆地过冬。“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休息半年。”李娟笑着说。

游牧民族迁徙的代价可能是牲畜的死亡。对于养蜂人，迁徙则需要面对巨大的成本和消耗。李娟的数百箱蜜蜂，每年要消耗15吨左右的白糖和1吨多王浆，这是蜜蜂给人类酿造蜂蜜所得的交换，而每吨白糖的价格高达数千元，每吨王浆的价格则高达数万元。汽车运输则是另一个巨大开支。进入如今已经纳入收费景区的禾木，李娟则没有本地牧民那样自由进出的优待，她必须缴纳七八千元的进山费。我曾问她，每年收获的蜂蜜是否有10吨。“10吨？”她大笑起来，“要是每年只有10吨收获，我们就要饿死了。”去年的收成大约是100吨蜂蜜，这自然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养蜂人的所有艰辛，以及在花期游牧迁徙中的辛劳，直到此时才能得到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