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辽东边军和女真人打了二百年，来来回回都有什么套路，互相之间都清楚得很。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其优势不在于多么复杂精密，恰恰在于它简便易行。

努尔哈赤最早创立的这套军事制度，采用的都是明朝的官职，比如说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后来才逐步改成满语。这套制度其实相当简陋，完全用军事管理取代了行政。但也正因为如此，努尔哈赤可以快速调动起战争资源。

努尔哈赤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把自己的队伍从几十人一步步扩充到几万人，而且在此期间赢得了每次战争的最终胜利，这就导致了三个结果。

第一，努尔哈赤累次亲冒矢石，在战争中积累了足够的威信，对于这支自己一手创立的军队也有足够的掌控力。

第二，努尔哈赤一直能给部下提供晋升空间和战利品。

第三，这是一支崛起中的创业队伍，没有各种陈年积弊。

反之再看明军，把这三个条件调过来就对了。

首先，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是空降下来的文官，鲜有与军队关系密切的，更没有同甘共苦的经历。参战军队有很多是从内地调来的客军，缺乏互相配合的经验。

其次，辽东明军之穷是有历史的，早在嘉靖年间，辽东巡抚吕经就在辽东一顿胡搞，引发了兵变。到了万历年间，被某些人吹上天的矿税更是在辽东引发了大规模的变乱。

矿税监高淮到了辽东之后，不仅暴敛横征，甚至还插手军务。高淮前后仅向万历皇帝上交了四万多两银子，然而他在辽东聚敛所得不下此数的十倍。仅仅是万历三十一年，高淮便率领数百家丁，遍掠前屯、辽阳、镇江、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地，得银多达十余万两。在辽阳，高淮令数十家商贾倾家荡产，“非死而徙，非徙而贫，无一家如故。”在金州，高淮强征壮丁开矿，待遇却比资本家更黑十倍，导致了矿工暴动，高淮乱辽十年，激起的民变不下十起。

盘剥商民还不算，高淮又盯上了军队，他从马政上打主意，把分配给军队的马匹都换成了羸弱的瘦马，索要的价格却是好马的十倍，还公然向将领们索贿。谁敢不从，高淮便指名参劾，马林便因此被罢官，指挥使张汝利甚至被高淮的爪牙打死。于是明军将领们便克扣士兵的粮饷去贿赂高淮。

万历三十六年的时候，高淮又派人到前屯强索马价，不从者即严刑拷打，士兵们的军饷本来就被拖欠很久，又被这样明火执仗地抢劫，哪里还能忍耐。愤怒的士兵打死了高淮派来的党羽，暴动迅速蔓延到了松山、广宁、山海关，这才致使万历不得不把高淮叫回了京城。但是高淮的暴行已经对辽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时人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

与此同时，总兵李成梁、巡抚赵楫等人倒是和高淮相得益彰。他们对高淮行贿，纵容高淮祸害辽东，他们自己也大肆敛财，“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军费、马价、盐课、市赏等项目无不贪污，更明目张胆地走私。放弃宽甸六堡时，李成梁以武力逼迫当地百姓搬迁，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事件。

最后，就是明朝的军屯经过两百年的时间，已经废弛，户籍、土地都对不上号，士兵如同军官的农奴，毫无同袍情谊可言，有的士兵甚至被压榨得卖妻鬻子、投河上吊。

军饷、粮食都不够，军队的纪律和训练当然也不可能保障。

这样两支军队交起手来，结果可想而知，双方的战法、武器装备、军队编制是很相近的，但是纪律性、士兵待遇、士气、训练水平、作战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在后金建立之初，努尔哈赤军中的汉人比例极高，尤其是攻下辽沈之后，金军中编制了大量的汉兵。

虽然金军在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地都有屠杀行为，一年之内杀戮百姓十余万，“山骸川血，鬼哭人号”，但是大部分辽东汉人还能凑合活着。起初，努尔哈赤还让一些汉人降将独自领兵，比如说天命六年夏天他巡视辽南的时候，就曾经对一个“刘参将”下令：“我看尔海州城颓败，未经修治。着参将尔将城外木栅倾塌空缺处，妥为修治加固。城照辽东、沈阳布列车炮般，于海州城外壕内布列车炮，妥为布置。若无车炮，来辽东取去，着辽东之人复行解送。尔城若坚固，我兵毋庸镇守。”

之后，努尔哈赤又从汉人中抽丁为兵。“汉兵已二十抽一人设立矣，着给厚暖衣服，（否则）若冬季野外行走，难以御寒。将马匹妥为（喂养）肥壮。马匹缺少之人，着买齐。兵丁勿庸备办弓、撒袋，俱执炮、鸟枪。若无炮、鸟枪，令汉人工匠会同诸申匠役制造。兵丁俱如诸申例造甲。”

由于女真贵族的苛政以及粮食的匮乏，辽东各地频频发生汉人的反抗事件。尤其是被分配给女真官员管辖的汉人，被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经常受到虐待甚至滥杀。努尔哈赤总是筑城，而且还朝令夕改，一会儿筑一会儿拆，滥用民力，对于强征来的民夫又百般虐待，各处工地尸骸山积。于是，各地频频发生针对女真人的投毒和袭击事件，甚至连蒙古人都开始袭击孤身出门的女真人。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女真人出门必须十人以上结伴同行。天命六年，金州发生了反抗运动，镇江的陈良策擒获金军游击一名，重归明朝。

天命八年四月，努尔哈赤突然下令：“汉人兵丁、百姓，凡所有弓矢刀枪、炮、军械，着二十日内，送交各自管理官员，逾二十日隐匿不送军械，被出首告之，治以重罪。”同一年，又发生了海城汉人一万一千余丁投奔明朝的事件。

从天命九年开始，努尔哈赤大肆屠戮汉人，“嗣后虏法愈苛，几无噍类。渡河私归，日不乏人。冰胶之日，有如密雨”。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下令将残存的汉人全部编入庄屯为奴。辽东汉人也发动了遍布辽东的反抗运动，鞍山、海州、首山、彰义、平顶山、双山、长岛、岫岩、凤城、镇江全都燃起了烽烟。

努尔哈赤不思悔改，继续采取更加残暴的镇压措施，他派兵逐村逐屯地扫荡，屠戮任何怀疑的人，尤其是读书人要全部杀光。金军的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辽东经济的全面崩坏，由于人口的大量损失，农业生产遭遇毁灭性打击，到努尔哈赤死时，金国已经爆发了严重的饥荒，一斗米的价格竟高达八两银子。人相食，到处都是凶杀和抢劫事件。

如果金国继续按努尔哈赤的路线发展，袁崇焕“五年平辽”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的，只要能和金国对峙五年，他们直接就自爆了。

但是，皇太极即位之后迅速改变了努尔哈赤的政策。首先，皇太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他把恢复生产放在了首要位置上，首先得重建辽东的农业，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治国之要，莫先安民”。

作为女真贵族的利益代表，皇太极自然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汉人。但他至少把大部分辽东汉人的生存环境变成了可以凑合活着，虽然还是当牛做马，但起码有草料吃。

皇太极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汉人全部在女真人的庄屯服役的政策，每个备御保留八个庄丁，其余的汉人分屯别居，与女真人隔离开来，由汉官管辖，这样一来，汉人受剥削的程度就降低了一些，基本的存活能勉强保证了。

努尔哈赤时期，俘虏的汉人、蒙古人全部为奴，甚至连主动归降之人都不例外。皇太极把政策改成了俘虏部分为奴，将不少俘虏编为民户，而归降的人基本上都编为民户，重新构建了对于一个封建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自耕农群体。到了后期，俘虏的人口在补全八旗缺额之后，一般都编为民户。还要求配给妻室，分配房屋土地。虽然实际执行起来不见得是那么回事，但总归比努尔哈赤那会儿见人就杀要好了，至少汉人还能过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日子。

入关抢劫以及劫掠朝鲜、蒙古得来的大量人口、财帛、牲畜，也成为了后金经济的重要补充。

对于女真贵族对汉人无节制的虐待，皇太极也做了限制，不许随意杀害奴仆，不许强奸属下汉官的家属。（这都需要大汗特意下令，可见之前女真贵族们嚣张到什么程度了。“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范文程都是这个待遇，普通汉人的处境可想而知。）皇太极屡次训斥自己的兄弟子侄，你们把汉人都杀光了，我们去统治谁？役使谁？

对于努尔哈赤时期的各种繁重徭役，皇太极也做了一定的减免。全部废除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别多到把人都累死的程度。

努尔哈赤时期的逃人法极为严酷，抓住就杀，皇太极一步步将逃人法放宽，对于逃人不再一概杀戮。不过后来到了多尔衮时期，逃人法又被恢复甚至大大强化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全方位地优待汉人百姓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女真贵族的生产资料，把他们都优待了，女真贵族就要造反了。于是皇太极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方式，拉拢少数汉族中的高层人物为己所用。

努尔哈赤最初也明白这个道理，比如说他和李永芳联姻，优待范文程。但是夺取辽沈之后，努尔哈赤迅速膨胀了，认为汉人不堪一击，把汉官汉兵都分给了女真贵族管辖。汉族官员的财物甚至老婆都任由女真主子使用，汉官死后，妻女往往为奴。许多汉官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要典当糊口。

汉官的待遇如此之低，投奔明朝的自然不在少数，努尔哈赤也因此愈发不信任汉官，就连李永芳这样死心塌地为金国效力的铁杆汉奸，也因为小故被罢了官。（当时复州有汉人投奔了明朝，努尔哈赤大怒，要立刻发兵洗剿，李永芳怀疑是谣传，建议先调查再说。调查之后发现是真的，努尔哈赤便大发雷霆，认为李永芳故意袒护汉人，撤了他的职。）按照皇太极自己的说法，当时辽东汉官的处境是“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

皇太极即位之后，对汉官的待遇做了一些调整。

第一，现任的明朝官员来投降，一律保证原来的官位不变，如果有功，还可以加官进爵，甚至可以死后让子弟顶班。

第二，无官职者来投降，不会沦为奴隶，当编为民户，如果确实有用，可以授官。

第三，如果杀掉明朝的官员来投降，按照功劳大小授官。

第四，多人来投降的，按照人数多寡授予为首者官职。

第五，战场上哪怕是被包围到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也算主动投降。

第六，被俘还不肯投降的，可以酌情不杀甚至放回。

第七，投降的官员都要分配妻子、衣服、房屋、田地、奴仆、牲畜、金银。

实际执行的时候，这套规定当然不可能完全落实，比如说永平四城之役，阿敏就悍然屠杀了大量降人。但是，皇太极的政策还是给了降金汉官一条出路，而且有很多人确实因为投降而升官发财。

比如说大凌河之战后，皇太极收降了一百多名汉官。皇太极认为这些人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虽然当时后金自己的财政也很困难，但他还是对这些大加赏赐，而且是隔一段时间就赏赐一次，花费了大量的银两、布匹、毛皮，还给了他们上千奴仆和几百头牛，分配土地庄屯给这些新降汉官。又让八旗旗主轮番设宴款待这些人，每隔五天就开一次宴会。皇太极自己也不断给汉官赐宴，最多的时候，一天赐宴三次。

皇太极对汉官的优待，已经到了令一些女真贵族不满的程度，汉官占有的丁口少则二三十，多则上千，超过了很多女真贵族。有女真贵族抱怨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皇太极教训这帮鼠目寸光之辈，说他们只看到现在花费的这些金银、布匹、牲畜，却不想想招募一大批了解明朝的人才之后，夺取明朝江山的巨大利益。

到了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创立的制度已经过时了，于是皇太极对此做了调整。努尔哈赤的那一套，重军事，轻行政，排斥汉人，而且重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权力，这显然和一个封建君主国家的需要不相称。

皇太极刚一即位，就在八旗各设了一名总管旗务大臣，与贝勒们一起参与国政，即便是不兼任议政王的固山额真，也可以参与国事。这就扩大了核心决策层的范围，也分割了旗主贝勒们的权力。

此时后金的决策层内还全都是女真人，皇太极刚刚上台，也不可能做太大的调整，但是他设立了文馆，开始翻译汉文书籍。而且举行科举，考选汉官二百人。这些人有的原本在女真贵族家为奴，比如说宁完我本是萨哈廉的奴仆，皇太极觉得此人有才，立刻将他拔擢至文馆任职。

天聪五年，设立六部，每部以贝勒一名主事，以女真官两人、蒙古官一人、汉官一人辅之。

天聪八年，皇太极再开科举，又考选了二百多名汉官。不过后来，皇太极就不再允许奴仆参加科举了，张存仁、祖可法等人曾经劝皇太极再从奴仆中选官，皇太极认为如果抽走奴仆太多，会损害女真贵族的利益，不再这么做了。

到了天聪十年的时候，执政十年的皇太极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了，他得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把文馆改成了内三院，像明朝那样设立大学士，女真、蒙古、汉三族皆有。

与此同时，皇太极也在不断强化自己的君权，阿敏、莽古尔泰、代善三人相继被斗倒，皇太极确立了南面独尊的地位。

辽东的农业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皇太极严厉批评满洲贵族不事生产，但知掠夺的作风，派遣了一大批官员，组织自耕农和农奴种植了大量的稗、高粱等杂粮。虽然粮食供给仍然很困难，但不至于像努尔哈赤后期那样发生全面的大饥荒了，对粮食实行有管控的市场交易。畜牧业方面，在今吉林南部一带蓄养了大量马匹，同时供给生产和军事需要。手工业方面，将俘虏的明朝手工业者编组管理，并且组织开矿，到了大凌河之战时，金军自产的大炮已经可以投入实战，三顺王来投之后，火炮技术更进一步，甚至可以与同时期的欧洲军队一较高下。

很快，皇太极称帝，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真正的封建国家清朝出现了。

到了皇太极晚年，清朝掳掠了大量汉、蒙古、朝鲜、索伦人口，在辽东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建立起了各族官员混合的成熟封建政权，而且有了一支多达十余万人的强大军队。

而对面的明朝呢？还是用皇太极的话来说：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