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李健很有文化?


“时代的记忆,谱写在刻满旋律的唱片里。”最近爆红的《声生不息》是芒果TV、香港TVB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港乐竞唱栏目。一众老牌香港歌星和新生代歌手,一同重唱香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流行金曲。阔别银幕多时的林子祥和叶倩文等元老级歌星也都粉墨登场,怀旧味颇浓。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文化永远是凝聚人才和团结人心的关键。


从《披荆斩棘的哥哥》中翻红的大湾区哥哥,到《声生不息》里香港经典歌曲的竞演,怀旧是门好生意,两档红火的综艺节目竟让香港流行文化“复活”了!

香港文化是中西文化的独特结合,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机遇。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上海本是亚洲金融经济重心,华洋杂处,海派文化、海纳百川,汇聚了大批工商业和文化人才,鲁迅、茅盾、金庸和张爱玲等著名的文学家都曾经在上海生活过,也曾随战乱时期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南迁至香港。

此外,当时的中国政府把香港作为通向全世界的南大门。作为中西交流的要地,香港的低税优势和无限商机也吸引着西方才俊不断涌入。不同的文化需要包容和碰撞才能迸发出火花。唐代开放,才得以盛世繁荣;明代海禁,导致日渐衰落。我们从历史中可窥一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不论是港产电影、电视剧还是粤语歌,皆风靡整个亚洲。在那个时代,香港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娱乐产业得以发展蓬勃,不论是歌曲、电视、电影,都成了深刻的文化记忆,辐射力遍及亚洲,也影响了一代内地观众。





香港流行文化曾引领整个亚洲

彼时的香港流行文化如此璀璨夺目,离不开三大关键因素——人才、文化和资本。

首先是音乐人才辈出。当年盛极一时的香港乐坛正是中西文化的结晶,许多大牌音乐人都深受西方音乐的影响,其中不少人,包括顾嘉辉、雷颂德、林子祥等,还曾前往欧美深造。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只用英文歌唱,而是逐步发展了以粤语为主的香港乐坛。

歌神许冠杰是第一位创作粤语歌曲的歌手。粤语是一门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方言,共有9个声调、19个声母和56个韵母,比普通话复杂得多。现代的粤语用字中还保留着古汉语的字词,所以填词人黄霑凭着他对唐诗和宋词的了解与领悟,结合粤语的抑扬顿挫,填写了上千首脍炙人口的金曲,如《沧海一声笑》、《英雄本色》的电影主题曲《当年情》、《倩女幽魂》等。在20世纪80年代,黄霑、林振强、林敏骢并称三大词坛巨匠,林夕也是在此期间被挖掘出的。

时代的大背景是,香港经济腾飞,人们才能发展娱乐产业。作为当时的工业和转口港重镇,香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金融码头”身份迅速崛起,位列“亚洲四小龙”。内地很多产品都需要经由香港出口转内销。当香港人有饱腹之外的闲钱和时间,他们便转而寻找娱乐,就如词盛于宋代道理一样。

经济发达的香港,利用资本运作发展起一整套娱乐文化产业。比如,从选人、培养到国际化出海政策都有一套严谨的制度。


第一步,新秀海选。香港每年举办公开的歌唱比赛,梅艳芳是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的冠军,张学友是香港十八区歌唱比赛的冠军。因为比赛形式公开透明,得奖者在比赛过程聚集了大量人气,为以后的发展铺好了道路。

随后冠军被签约成为艺人,再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培训和包装,内容包括音律、台风、衣着。甚至这些歌星还需要录制儿歌来扩充人气,例如张国荣演唱的日本动画片《宇宙大帝》的港版主题曲,成为一代人的儿时记忆,典型的“从娃娃抓起”。

香港乐坛的巅峰时期诞生了许多响当当的人物,比如张国荣、许冠杰、罗文、林子祥、陈百强、梅艳芳、徐小凤等,也影响了一大批至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歌手。比如《声生不息》中,东北人李健是听粤语歌长大,从小就爱模仿谭咏麟。即使大部分的内地听众不会听也不会说粤语,但粤语歌曲都是他们的集体青春回忆。

第二步,发行唱片。要唱片大卖,选歌是重要的一步。幸运的是,当年香港作曲、填词的人才辈出,凭借影视作品,歌曲的传唱度极高。比如歌星叶丽仪就凭着《上海滩》红遍大江南北,她曾多次公开感谢作曲人顾嘉辉。

第三步,文化出海。海外华侨众多,对中华文化的产品需求大,而彼时500万人口的香港本土市场规模太小,文娱产品又正好属于边际利润极高的产业,录完一张唱片或者拍完一部电影可以销往全球。在韩剧《请回答1988》中,剧集一开场主人公聚在房间里,看的就是周润发和张国荣主演的《英雄本色》,这是那个年代韩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可见当年香港文化出海有多成功。





香港流行文化却失落了?

我第一次去购买唱片是林子祥的《花街70号》。许冠杰走红于七八十年代,他兄许冠文导演的电影连续四年香港票房冠军,但是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九十年代荷里活电影(粤语音译,普通话音译为好莱坞)打垮了香港电影。

不止电影,音乐、文学也概莫能外。当大家都对港乐的未来抱有美好的期待时,1998年的唱片销量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市场急剧萎缩,全年收益只有1995年的三分之一。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输入下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内地创业机会剧增,内地人才不一定要去香港寻求发展机会。反观香港已经是很成熟稳定的经济体系,资金都被几大家族财团控制,年轻人难以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只能转而寻求个人的慰藉。他们的创作在网络平台上多有呈现,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训练,只能自娱自乐,产生不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唱片公司转型,转战台湾市场。在20世纪70-90年代,如果你想要买一张装满好歌的唱片,那基本只需认准宝丽金三个字即可。该公司旗下拥有绝对的天皇巨星,如谭咏麟、王菲、张国荣、张学友、黎明、刘德华等。宝丽金唱片公司对音乐有崇高理想,可惜其背后的大财团以雄厚资金加入,品味不高,选择新人时并非一定以唱腔作为重要的标准,香港本土音乐人断层,宝丽金转而开拓台湾市场。


第三,资本弃文娱而转地产。90年代后期,香港地产经济崛起,社会贫富差异加大。在这种大环境下,香港根本无法支撑文娱产业健康地发展。而内地文化产业兴起,每年光演艺专业的毕业生便有三十万人,加上日流和韩流的力争上游,香港乐坛日益衰落。

《声生不息》强调怀旧金曲,也折射出香港流行文化的断层与衰弱。节目最令人动容的是请到了港乐巅峰时期的巨星出马,七十多岁的林子祥仍然精神饱满,唱腔一流,瞬时唤醒观众的满满回忆。

诚然非物质文化是存在于人类脑海中的知识和记忆,怀旧也可以是再创造的,用全新的音乐处理方法,旧瓶新酒,依然可以博得满堂彩。





以大湾区的身份,再创IP

文化事业是国家的重要产业之一,象征国家的软实力。好莱坞电影横扫世界,韩剧远销全球,日本动漫深入人心,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个经典IP形象。

中国作为大国,也理应需要输出强大的文化IP。可惜,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中国的食物(麻辣火锅、北京烤鸭)和熊猫、打麻将上。虽然老子的《道德经》是最畅销的中国译作,但是究竟有多少老外看得明白真的是个谜,只能说明有些老外喜欢中国的朦胧美。

《声生不息》带我们重温香港上个世纪的流行文化,但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而非终结。除了粤语怀旧金曲,大湾区是否可以完美融合香港及华南地区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并再创巅峰?


例如,香港有实力雄厚的中乐团和西乐团,两者相互配合,再和粤语流行曲碰撞是不是可以擦出新火花?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分明,以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表达了大时代下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读者众多,大湾区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人物再创造成为IP,吸引年青一代?

此外,香港的文学家如刘以鬯(chàng)和西西创作了大量严肃的小说,是不是可以作为IP或者是电影的题材?例如刘以鬯的《对倒》便启发了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西西的小说想象和手法奇特,是不是一个未被发掘的宝藏?

对任何产业而言,都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市场。

2021年,TVB启用曾志伟担任总经理,负责节目内容运营,王祖蓝曾一度担任首席创意官。TVB开始和内地深度联结,曾志伟接受采访时说:“以前大家都觉得继续留在TVB发展空间已经不大了,如果真正能和内地联动起来,工作的内容多元了,平台多样了,我相信大家(文化行业人才)会慢慢都愿意回来的。”

总而言之,文化是用来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利器,香港昔日的成功是基于对不同文化的兼收并蓄,希望香港的流行文化也能依托大湾区的雄厚实力,重新焕发生机,成为Z世代的共同记忆。


关浩光教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在加入中欧之前,他任职于同济大学管理高等研究院,曾担任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

关浩光教授获得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组织与战略学博士学位,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环球商业和管理学硕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培训、领导力和偏差行为。

文中创意图片已获海洛图库、视觉中国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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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在微信里看到一个“搞笑”视频,说的是李健在《中国好声音》节目里说了很多成语和“文言文”,结果遭到以哈林为首港台歌手的嘲笑。

看完视频,我可以将其理解一种过分娱乐化,李健爱用成语确实有其幽默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李健用的那些成语都是非常常见的,如果这都能引起港台歌手的不解和惊呼,那也只能说明他们的文化层次太低。

就拿李健数次提到的“直抒胸臆”来说,这个成语用来描述包括歌词在内的诗词并无任何不妥,而且也并没有白话文能更好地表达同样的意思,所以又有什么好笑的呢?估计李健也是一头雾水,又无从辩解。

而更加悲哀的是,类似的现象已经弥漫很多中国人的日常,也就是明明可以用一个已有词汇简洁表达的含义,偏偏要啰里啰嗦地用白话文表达,而且还表达不好。我作为翻译,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这样的例子。翻译们都知道,英语翻译成中文的词字数比例大约是1比1.5、1比2乃至更多,这个比例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确实,中英两种语言特征不同导致字词数量不同,比如一个词的“start”不得不翻译成两个字的“开始”,但英文中也有很多词是不用翻译的啊,比如“the”、“your”甚至主语都是经常不用翻译的,这就有相当的抵消。所以,比例达到或超过1比2就说明译文很有可能太啰嗦(当然,在做翻译或校对时,不必纠结于这个比例,因为它会随着题材不同而有变动,而且它只是结果,而非原因)。

译员们在翻译书面语时尚能注意保持语言的简洁并适当使用文言化的旧词汇,但在翻译诸如剧本对话这样的口头语时,就出现大量词语的滥用,最典型的是“的”、“了”、“会”、“也”等助词的滥用,而即便在中国人的日常对话中,这些词也并没有滥用到那种地步。

回到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话题。我女儿有一天晚上说自己在看“夜空”,我有些吃惊她这个词汇用得这么娴熟,想想应该是巧虎的某个故事里有提到。

这个词用的并无不妥,而且即便是偏文言的书面语,意思非常明了,可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明白无误的词,我们在平常说话中却极少用到。即便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也会把它啰嗦化,比如说成“晚上的天”,或者绕着弯来说,比如“晚上看天上”等等。

可是反思一下,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夜空”真的是晦涩到需要规避的词汇吗?最好的汉语表达,往往竟只出现在小孩的说话中。

估计李健在《中国好声音》里说“夜空”这个词,又会遭遇惊呼和嘲笑。可就是这样一个词,也明明出现在了很多流行歌曲里,比如《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歌名,《私奔到月球》中的“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五月天甚至还有一首更加“文绉绉”的歌叫《星空》。

我以前专门写,我反对滥用成语,但也反对明明有成语或旧词可以更好地表达某个含义,却偏偏绕着弯子用白话文表达。

无端抵触汉语旧词汇,刻意区别对待旧词和白话文,是我们当前文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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