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桂林市全州县有3个乡
广西壮族桂林市全州县有15个镇

全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以历史文化悠久，“地灵人杰川秀，物华天宝五谷丰”而着称于世，地处 湘江上游，总人口82万，是桂林市行政区规划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是 桂林市域副中心城市，又是桂北湘南的物资 集散中心，是“中国金槐之乡”。

全州始建于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邑，从古今一直为历代 州、府、县治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古今客、货运之重要通道，是湘桂之 交通枢纽，是南进 岭南、北入 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

根据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规划，加快 全州新区建设，强势由桂北重镇向 广西北大门 中等城市跨越，建成桂北副中心城市。

2015年11月，列为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2016年全州成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2017年成为第三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并入选首批“自治区级生态县。

战国是属楚之长沙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置长沙郡。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析长沙国置零陵郡，郡治零陵（治所在今广西全州县西南39公里处），辖7县4侯国。7县是：零陵（今广西全州、兴安、灌阳一带）治所在今全州凤凰或咸水、营道（今宁远县地）、泠道（今宁远、新田县地）、始安（今广西桂林、临桂、阳朔、灵川、永福、永宁县地）、营浦（今道县及江永部分地）、洮阳（今广西全州、资源县地）治所在今 永岁乡梅潭、钟武（今衡阳县地）。4侯国是：泉陵（今冷水滩、芝山、祁阳、祁东、东安及双牌部分地）、都梁（今洞口、武冈、绥宁、城步一带）、夫夷（今邵阳、新宁一带）、舂陵（今宁远、新田、祁阳部分地）。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郡上设州，零陵郡属荆州。

新莽王朝时，零陵郡改名九疑郡，辖地未变。

东汉时复名零陵郡，迁郡治于泉陵（治所在今永州市芝山区城北1千米），辖区除原来的7县3侯国（舂陵侯国并入泠道县）外，还增加了湘乡县（今湘乡、双峰等地）和昭阳（今邵东县地）、烝阳（今衡阳县地）2侯国，共计8县5侯国。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攻占零陵，零陵郡属刘表势力范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刘备代刘表领荆州牧，零陵郡属刘备势力范围。

三国蜀昭烈帝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病故，零陵郡地入东吴。孙吴时期，零陵郡地域开始减小。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分零陵郡西南部置始安郡，今广西桂林、临桂、 阳朔、兴安、灵川、永宁、永福等县地从零陵郡分出。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分零陵郡南部置营阳郡，郡治营浦（今道县）；分北部都梁、夫夷、昭阳置昭陵郡；同时将湘乡、重安（原钟武）、烝阳3县划入衡阳郡。至此，零陵郡辖6县：泉陵（今冷水滩、芝山、东安地及双牌的一部分）、祁阳（今祁阳县地）、永昌（今祁东县地）、零陵（今广西全州县地）、洮阳（今广西全州、资源县地）、观阳（今广西灌阳县地）。营阳郡辖营浦、 营道、 舂陵、泠道等4县。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废营阳郡入零陵郡。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置湘州，零陵郡属湘州。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析零陵郡复置营阳郡。义熙十二年（公元417年），零陵、营阳二郡属荆州。

南北朝时期，梁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改营阳郡为永阳郡；陈改永阳郡为营州永阳郡。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零陵、营阳二郡，设永州总管府，区域较零陵、营阳2郡有所扩大，谢沐、冯乘2县从临贺郡划入。大业五年（公元607年），改永州总管府为零陵郡。辖5县：零陵（今冷水滩、芝山、祁阳、祁东、东安地及双牌部分地）、湘源（今广西全州、资源、灌阳地）、永阳（今道县、江永县地）、营道（今宁远、新田地及祁阳部分地）、冯乘（今江华、广西富川县地）。隋末，萧铣改营道县为梁兴县。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零陵郡，分置永州、营州。武德五年，改营州为南营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营州为道州。贞观十七年，撤道州并入永州。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复置道州。开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永州为永州零陵郡，改道州为道州江华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 永州、道州。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永州辖4县：零陵、祁阳、湘源、观阳（析湘源县置，今广西灌阳县地）；道州辖5县：宏道（原营浦县地，今道县地）、延唐（原营道县地，今宁远县地）、江华（今江华县地）、永明（原永阳县地，今江永县地）、大历（析延唐县置，今宁远、新田及祁阳部分地）。

五代时期，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马殷建立楚国，永、道二州属马氏楚国势力范围。楚王马希范置全州，以潭州之湘川县为清湘县，又割灌阳县为属而治清湘。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南唐灭楚，永、道二州地入南唐。后周世宗时，授周仁逢为武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尽领湖南之地”，永州、道州属周仁逢领地。

宋全州领县二：清湘，灌阳，隶荆湖南路。元至元十四年，改全州路总管府，属全州路，明洪武元年为全州府。九年四月降为州，省州治清湘县入，属湖广永州府。二十七年八月属桂林府。领县一：灌阳。清因之不变。

民国元年（1912年）废州改全州县，先隶漓江道、桂林道，后属广西省第1区、第8区。1935年将西延分出建资源县。

1949年11月17日解放。1952年资源又与全州县合并，1953年又分出资源县。1959年改称全州县。1971年起属桂林地区，1998年改隶属桂林市。

1996年，全州县面积4003平方千米，人口75万余人。辖9个镇、11个乡（其中2个民族乡）：全州镇、石塘镇、绍水镇、庙头镇、才湾镇、黄沙河镇、文桥镇、大西江镇、龙水镇、城郊乡、枧塘乡、永岁乡、咸水乡、凤凰乡、安和乡、朝南乡、两河乡、白宝乡、东山瑶族乡、蕉江瑶族乡。县政府驻全州镇。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州县总人口652963人。其中：全州镇92556人，黄沙河镇21383人，庙头镇22398人，文桥镇41561人，大西河镇29388人，龙水镇42684人，才湾镇44936人，绍水镇44729人，石塘镇37617人，永岁乡32563人，枧塘乡24767人，咸水乡31402人，凤凰乡45688人，蕉江瑶族乡14180人，安和乡32841人，朝南乡22703人，两河乡29045人，白宝乡15043人，东山瑶族乡27479人。

2003年，全县辖9个镇、10个乡（其中2个民族乡）：全州镇、黄沙河镇、庙头镇、文桥镇、大西江镇、龙水镇、才湾镇、绍水镇、石塘镇、永岁乡、枧塘乡、咸水乡、凤凰乡、蕉江瑶族乡、安和乡、朝南乡、两河乡、白宝乡、东山瑶族乡。

2005年7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桂政函[号）同意撤销朝南乡，整建制并入石塘镇，石塘镇政府驻地不变。调整后，全州县辖9个镇、9个乡（其中2个民族乡）：全州镇、黄沙河镇、庙头镇、文桥镇、大西江镇、龙水镇、才湾镇、绍水镇、石塘镇、永岁乡、枧塘乡、咸水乡、凤凰乡、蕉江瑶族乡、安和乡、两河乡、白宝乡、东山瑶族乡。

2016年辖全州镇、黄沙河、庙头、文桥、大西江、龙水、才湾、绍水、石塘、枧塘、咸水、凤凰、安和、两河14个镇和永岁、白宝2个乡及东山、蕉江2个瑶族乡，273个行政村，11个社区居委会，共3448个自然村。

全州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是桂林市辖县。在市境东北部，市人民政府驻地东北125千米。东北依次与湖南省道县、双牌县、零陵区、东安县、新宁县交界；南、东南与兴安、灌阳二县接壤；西与资源县毗邻。南北最长99.23公里，东西最宽85.77公里，全县总面积4021.19平方公里。

全县地处岭南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气温17.8℃，年极端最低温度-3.1℃，极端最高温度42℃。多年平均无霜期299天。年平均降雨日163.3天，降雨量1519.4毫米。

自然资源丰富，2015年土地面积折合603.18万亩，有耕地72.70万亩，其中水田54.92万亩，旱地17.78万亩。水域面积10.69万亩。林业用地面积363.79万亩。矿产资源有煤、锰、铁、锡、铅、锌、钨、硫磺、铀等20多种。境内长6公里以上的河流共123条，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72.6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径流量39.14亿立方米，地下储水量6.07亿立方米，外县流入水量27.47亿立方米。境内诸河流中，除湘、灌、罗三江可以通航外，其余各支流水浅流急，有利于截流筑坝，引水灌田。加上井泉众多，丘陵平原交错，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水位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25万千瓦。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全国100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天湖电站水头高1074米，设计总装机容量6万千瓦。

1997年，全州县面积4003平方千米，人口75.8万。

2000年，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州县总人口652963人，其中各乡镇人口（人）：全州镇92556、黄沙河镇21383、庙头镇22398、文桥镇41561、大西江镇29388、龙水镇42684、才湾镇44936、绍水镇44729、石塘镇37617、永岁乡32563、枧塘镇24767、咸水镇31402、凤凰乡45688、蕉江瑶族乡14180、安和乡32841、朝南乡22703、两河乡29045、白宝乡15043、东山瑶族乡27479。

2013年末全县户籍总人口82.91万人，占桂林市11县6城区总人口的15.9%，是桂林市面积最宽、人口最多的县。

全州县有彝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 傈僳族、 拉祜族、 佤族、 纳西族、瑶族、藏族、 景颇族、 布朗族、 布依族、 阿昌族、 哈尼族、 锡伯族、 普米族、蒙古族、 怒族、 基诺族、 德昂族、 水族、满族、 独龙族等民族分布。

2012年全州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31.28亿元，增长1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21.21亿元，增长33.8%；组织财政收入完成6.23亿元，增长10.3%；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76亿元，增长1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63元，增长12.9%；农民人均纯收入7435元，增长15.1%。

2013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38.36亿元，突破百亿大关，同比增长8.2%；完成财政收入5.63亿元，同比下降9.57%；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5.81亿元，同比增长25.1%；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44亿元，同比增长11.7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27元，同比增长11%；农民人均纯收入8498元，同比增长14.3%。

2014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152.46亿元，同比增长8.4%；完成财政收入5.94亿元，比上年增长5.54%；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8.57亿元，比上年增长19.7%；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8亿元，比上年增长13.2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68元，比上年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594元，比上年增长12.9%。

2015年，完成生产总值161.89亿元，同比增长9%，高于全市平均增幅1个百分点。完成财政收入6.48亿元，同比增长9.0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4.37亿元，同比增长21.2%；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61亿元，同比增长10.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400元，同比增长6.7%；农民人均纯收入10553元，同比增长10%。

2016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75.05亿元，同比增长7.0%；组织财政收入6.92亿元，同比增长6.8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0.57亿元，同比增长19.6%；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85亿元，增长11.4%；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15元，增长7.7%，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99元，增长10.6%。全州县在2016年全区县域经济发展分类考核中被评为“广西科学发展进步县”。

2017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71.02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1.89亿元，同比增长4.4%；第二产业增加值55.87亿元，同比增长3.2%；第三产业增加值63.26亿元，同比增长10.8%），三次产业结构比调整为30.3:32.7:37.0，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5.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219.04亿元，同比增长21.3%；组织财政收入7.56亿元，同比增长9.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52亿元，同比增长11.5%；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0961元、13651元，分别同比增长8.2%、10.1%。其中，组织财政收入（12县第一位）、固定资产投资（12县第二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县第三位）等三项指标增速在全市12县中排名前三。

全州县境内盛产大米、小麦、玉米，素有“桂北粮仓”的美称。自1986年以来，全州粮食生产连续14年增产。1998年总产量44.82万吨，农民人均有粮528公斤，名列广西榜首，全州县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0.65亿公斤，是全国100个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之一。

2005年到2010年，全州县以特色效益为主导的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稳定增长，水果、食用菌、金槐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居桂林市前列，生猪养殖大力发展，建设万头猪场8个，占桂林市万头猪场总量的三分之一。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力度不断加大，禾花鱼通过国家无公害原产地认证和地理标志审批。完成17个新农村试点示范村、453个文明村和759个自然村道路硬化工程建设。投入资金1050万元实施扶贫项目423个，解决6.2万人温饱问题，21个“整村推进”贫困村全部以优秀等。

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44.45亿元，比上年增长4.8%。

201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46.82亿元，增长4.1%。

全州工业已形成了以建材、造纸、食品加工、机械配件、化工等为主的五大支柱产业。建材业以水泥生产和花岗岩、大理石开发为主体。造纸业以生产白板挂面纸为主，形成了年产万吨的造纸能力。

2005年到2010年，全州县工业总产值由55.6亿元增加到106.3亿元，首次跨越百亿大关，年均增长13.8%；规模工业总产值由13.3亿元增加到62.2亿元，增长3.7倍，年均增长36.2%。规模工业企业由42家增加到58家，净增16家。首次荣获桂林市工业总产值跨台阶奖、工业经济目标责任特等奖。

201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62.1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其中，工业增加值52.55亿元，比上年增长13.2%。

201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65.07亿元，增长10.1%，其中，工业增加值54.89亿元，增长10.3%。

201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8亿元，比上年增长13.24%。其中城镇16.98亿元，乡村11.8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6.02%和9.48%。批发业商品销售额24.24亿元；零售业商品销售额22.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64%和15.52%；住宿业营业额1.08亿元，餐饮业营业额4.99亿元，同比增长12.94%和10.68%。

2014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增加值12.61亿元，比上年增长5%。全年邮政业务总量2462万元，增长18.85%；电信业务总量29223万亿元，增长19.63%。旅客周转量37788万人公里，下降2.1%；货运周转量101061万吨公里，增长11.6%。年末公交车路数20路，年末实有公共汽车营运车辆数71辆，实有出租汽车数88辆。

2014年接待游客42.4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92亿元，增长21.9%。

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45.85亿元，比上年增长6.1%。

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50亿元，增长11.1%。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为28.9：40.2：30.9。

民国以前，全州县生产均为手工操作。民国后期，县政府设有农业技术推广所和3名技术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有了较快的发展，科技队伍迅速壮大，并建立农机、农业、林业3个科学研究所和15个学会。县、乡、村、组成立广泛的联系网络和相应的科学技术管理机构，设置专职农科员，或兼职农民技术员，在各个领域内开展了各项专业科研活动。

2005年到2010年，全州县被列入“全国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试点县”。

2012年，全州县科技工作取得新成效，被确认为全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县。

全州县在历史上深受楚文化影响，教育发展较早，宋代已立州学。此后陆续建立清湘书院等10所书院。私塾也较普遍。科举考试中登科人数之多，名次之高，仅次于 临桂，居广西第二。

1990年，全州县有幼儿园437所，入园幼儿15470人，比解放前的1948年增长300多倍；初中62所，在校生26710人，与解放前的1949年相比较，增长98倍；高中、完中（以下简称“高完中”）7所，在校生4731人。当年高考，参加考试的2012（含历届毕业生）人，考取大学及中专者共达537人。

2014年全县有普通中学30所，专任教师2523人，在校生28910人，其中高中在校生9157人；共有全日制小学256所，专任教师2514人，在校生49933人。

全州县位于中原通岭南要道，系越头楚尾之地，得楚、中原文化之先。自秦代建置 零陵县以后，文化日臻发达，两宋至于民国，县内文人辈出：宋学士陶崇、明代理首揆 蒋冕、清诗家 谢良琦及史学家 蒋良骐等，其诗文史论，或著名于当时，或影响于后世。至于民间文化，桂剧第一个科班（秀字科班）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首建于当时州属西延分州，嗣后代有名角。 渔鼓道情、舞龙舞狮，均具地方特色。

2005年到2010年，全州县6个村级服务中心、197家农家书屋和文化信息共享工程三级网络建成投入使用，首届湘山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

2012年，全州县高度重视挖掘红色革命文化和传统民间艺术，被认定为“广西革命老区县”和“全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十二五”建设任务提前完成，数字电视高清整体转换工程试点顺利启动。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全州县始建县卫生院。解放后，全州县的医疗卫生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在医疗机构方面，1950年建立全州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后改为县人民医院），1951年始建区卫生所，1955年组织联合诊所，同年又建立防疫站，1957年建立妇幼保健站，1966年建立机关、学校厂矿卫生室，1969年生产大队建立合作医疗站，1981年改为村级医疗点。1990年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627个，其中县级医院2所，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院各1所，乡镇卫生院17所，中心医院3所，联合诊所24所，村级医疗点522个，厂矿企业卫生室22个，机关学校卫生室12个，其他事业卫生室3个，乡镇级防保所20个。共有病床879张，卫生技术人员及行政管理人员0.22万人，其中中医203人，西医840人。

2005年到2010年，全州县推进和完善5项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数达14.4万人。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5.3%，城镇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达92%。

2014年末全县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6321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82512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3512人；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350015人。

全州文物、山水，承荆、楚之文运，兼潇、湘之灵秀。千年湘山古寺，昔称“楚南第一禅林。”汉洮阳城遗址，古迹犹存。炎井河谷，二十里一线江天，仰观蔽天古木，俯听奔流击石。炎井温泉，入浴称身快意。天湖水库，洁淼烟波，高处不胜寒。其他尚有虹饮桥、燕窠楼等等。

全州县枧塘乡珠塘村有一个小石山，人称“语录山”，山上刻有毛主席语录和名人浮雕。作者是一个农民叫蒋济渭。

虹饮桥位于龙水镇龙水村西，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长70米，宽4.2米，高7米，"虹桥秋柳"为龙水"八景"之一。

燕窝楼，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木质牌楼燕窝楼，在距全州县城以北约16公里远的永岁乡石头岗村，又称燕子门楼，系蒋氏祠堂之门楼，原是永岁乡石岗村的蒋氏宗祠。

天湖位于全州县华南第二高峰真宝鼎东侧，有大片原始森林，众多奇花异草和野生动物。

全州“三辣”：红辣椒、大蒜、生姜，是全州三种著名的土特产品，虽然形状各异，食法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香辣开胃、食疗皆美。全州有句民谚：姜辣口来蒜辣心，朝天海椒辣全身。

清凉 禾花鱼：据传，全州禾花鱼养殖始于东汉末年，已有1700余年，而作为贡品是在南宋初年，已有800余年。

松花糖： 松花糖是全州的传统甜点，发源自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故居中的私人厨房，由李宗仁家中的一名厨师发明。近百年传承创新，风味愈加诱人，甜而不腻，入口酥化不粘牙，流行于桂北地区。松花糖去古已远，名称的由来，一说是由于松花糖粒粒金黄色如松花;二说源自于松花糖“酥脆清甜，入口即化”,是“酥化糖”的讹误；也有说因其作为全州的传统节日礼物，寓意着“轻松花钱”的祝愿。

蒋冕（1462—1532年）明代县城北隅人（今全州镇北门一带）。少聪颖好学，15岁中解元。1487年与其兄蒋弄联袂同登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礼部、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傅（从一品）。

曹学程（1563—1608年）今才湾镇田心铺人，幼聪明好学，16岁中举，20岁中进士。在湖北石首和浙江海宁任知县期间，因兴修水利，政绩卓著而擢为御史。

舒宏志（1566—1594年），全州北隅人（今全州镇北门一带），明朝尚书舒应龙之子，少时聪颖有奇才，博览群书，过目不忘，以神童著称，十八岁中举。

石涛（1641—1718年）姓朱名若极，字石涛，明靖江王赞仪十世孙，全州湘山寺僧，释号元济、道济，号苦瓜和尚、大涤子、小乘客、零丁老人、清湘老人、瞎尊者等。

谢赐履（1661—1726年）龙水镇桥渡村人。20岁与父同时中举，任感恩县令（今海南省东方县）。715年，谢赐履历任水平知府，山东巡抚、右佥都御史。

谢济世（1689—1756年）龙水镇桥渡村人。幼年聪颖勤学。12岁代父作《观风制艺》一文，学官惊叹为神童，19岁中解元，23岁中进士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

蒋良骐（1723—1788年）永岁乡石岗人，后迁居才湾。蒋良骐28岁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编纂、鸿胪寺、太什寺少卿、通政史司、通政使等职。

蒋启歇（1795—1856年）今龙水镇龙水村人。21岁中举，27岁中进士及第。历任江西省德兴、会昌知县、永丰知州、南昌同知、江西盐法道，后擢升河南彰德、卫辉、怀庆兵备道，其辖区正临黄河北岸。

蒋琦龄（）字申甫，号石月，今全州县龙水镇龙水村人，1840年礼闱二甲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九江、汉中、西安知府，四川盐茶道，翰林，顺天府尹等职。

赵炳麟（1876年～1927年）清末官员。名竺垣，号清空居士。

伍纯道 ，男，当代书法家（-），广西全州县文桥人， 广西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中文系，艺术系主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蒋淑玉，女，广西全州县人。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广西散文家。

盘文波 ，笔名：光盘，1964年10月出生于全州东山瑶族乡，研究生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广西第四、第六、第七届签约作家。

蒋钦挥（1952.10—），男，广西全州人。1996年被评为广西优秀专家，1998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1月12日，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利用湘江天险构筑第四道封锁线，核心防线就在桂北的灌阳、全州、兴安间的灌江至湘江地域。湘军和桂军在零陵、道县至兴安、灌阳间近150公里的潇湘两水沿岸，构筑了500多余座碉堡驻守重兵，湘桂两军利用湘江天险打造了两扇铁门屏障，形成一个张开口的“铁三角”，以薛岳、周浑元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则从湘南尾追过来。

蒋介石踌躇满志，盘算以湘江“铁三角”布袋阵一举“聚歼”中央红军，还可乘势打破粤桂及西南诸省长期割据的局面，坐收“一箭三雕”之利。11月14日，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军”总司令部，颁布了“追剿计划书”，第一步拟将中央红军“聚歼”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第二步将“围歼”红军于兴全灌的湘江以东地域。

何键下令以1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击堵截红军：第一路刘建绪部4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第二路薛岳部4个师，由茶陵、衡阳直插零陵。这两路军的任务是堵击去湘西途中的红军。第三路周浑元部4个师，第四路李云杰部2个师，尾随红军追击。第五路李韫珩部1个师在红军南面跟进，配合粤桂军围堵红军。

这时，桂系5个师已经先期占领了全州、灌阳、兴安、恭城、富川、贺县等地。粤军陈济棠的6个师也参与防堵。此时，蒋介石督令嫡系薛岳、周浑元等部10几个师围追堵截上来，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会同何键的湘军从南北两边夹击过来。国民党26个师近30万大军，在兴、全、灌的湘江以东地域布下“铁三角”“聚歼”中央红军已成定局。

但是，国民党蒋、桂、湘军阀间存在着极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蒋介石欲在“围歼”中央红军的同时，乘机削弱和吞并各省军阀的部队和地盘，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粤、桂、湘、黔等省军阀也深知蒋介石的用心，他们对蒋介石的中央军深怀戒心，只要中央红军不深入其统治区腹地，他们就不愿与红军鏖战而损耗实力。

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远远地跟在中央红军的侧后方，以此来保存实力，企图等红军与地方军队互相厮杀后，再收渔翁之利。何键的湘军因红军进入湘南并威胁湘中，虽听命于蒋介石积极卖命作战，但仍处心积虑地维护地盘和避免损耗过大。粤军陈济棠和桂军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黔军王家烈为保存实力，防备蒋介石中央军趁势入境取而代之，所以只在粤桂黔湘边防范，实施所谓“送客追击和敲梆式的堵截”。

最为典型的是桂军。白崇禧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以广西全省两个军3万兵力“要堵红军，又要防蒋”之万全大计，决定在红军入境前，调征万余民团在桂东北赶筑起3道碉堡线：一是在富川、贺县、平乐、恭城；二是全州至灌阳沿湘桂边的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三是自黄沙河至兴安的湘江西岸。

主力部队布防于湘桂边界和湘江沿岸，摆开阵势给红军看，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白崇禧致电“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恭贺他“帅五省之师，系万名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表示“协力堵截”；同时又电呈蒋介石表示“遵命办理”。

11月16日，湘军刘建绪和桂军白崇禧在全州会商联合防堵的作战部署。进一步商定利用湘江、漓江天险，严密布防：湘军担负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防务，桂军担负兴安、灌阳、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防务。据此，湘军刘建绪4个师驻防黄沙河至衡阳和全州至零隆的湘江西岸。

桂军部署与红军行动路线

白崇禧把总指挥部从南宁迁至桂林，将防堵第一道防线布在湘桂边境，防堵第二道防线布在湘江沿线及桂黄公路。以夏威指挥第十五军四十四师及第七军二十四师集结布防全州至灌阳的湘桂边“四关”一带，以第四十三师、四十五师布防恭城、贺县、富川的龙虎关至鹰扬关一线；以廖磊指挥第七军第十九师防守桂林，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驻防全州，第七军独立团防守兴安界首。仅全州黄沙河至兴安间的湘江西岸就构筑了140多座碉堡，全州至灌阳“四关”的大小碉堡亦有百余座。

李宗仁、白崇禧从统治广西地盘的根本利益出发，多次在南宁、桂林召开会议，分析局势变化，认为红军进入广西腹地，桂军与红军决战，或是桂军失败，或是两败俱伤，都对桂系不利。李、白判定蒋介石是迫使红军入桂，“期待我与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鏊善中央军可有借口人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

所以桂系在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始终围绕着如何保住桂军实力和广西地盘这一主题，着重研究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红军过境入黔的动向；二是桂军要不要在湘江堵击红军；三是如何对付蒋介石。对于红军的动向，他们认为，红军深入广西腹地的可能性极小，而沿红六军团线路西去的可能性最大。关于是否在湘江正面堵击红命军的问题，李、白反复掂量。桂系第7军和第15军辖有5个师18个团3万兵力，连同各区民团2万多人，如果执行蒋介石封堵湘江走廊，血战红军，结果必是两败俱伤。

为了应付蒋介石，桂系在红军入境前先将部队布防于桂北全州至兴安湘江沿岸，摆开决战架势，迫使红军桂北过境路线不南移，桂军以“不拦首、不斩腰、只击尾”为上策，在红军经过路线以南各地区，痛击红军的侧卫和后卫部队。白崇禧最后谋定：一要保住桂军实力，二要保住广西地盘，三要寻找有利战机重创红军，既迫使红军尽快离境，又能从容应付蒋介石，最终达到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

李宗仁还派密使刘少南由上海北上天津，希望通过吉鸿昌的渠道给中共方面透个信息。然而在11月9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围捕吉鸿昌时却将刘少南误杀，此计划未果。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三道封锁线进逼湘南之际，中共中央最高“三人团”否定毛泽东、彭德怀关于挥师北上湘中调动敌军，寻机歼敌的战略建议，决意继续西进，沿着红六军团的老路突破湘江封锁线，寻求在湘鄂黔边会师红二、红六军团，创建新根据地。

中革军委奉命进行湘江战役的作战部署。朱德、周恩来临危受命，两人力挽狂澜，调兵遣将打乱敌军布防，果断电令主力红一、红三军团渡过潇水，进占宁远、道县，开辟西进广西通道；红五军团担负全军后卫阻敌；红八、红九军团经嘉禾、蓝山进占江华、永明，佯装主力南下桂东富川、贺县、恭城，纵横广西桂柳中心腹地。

11月16日，右路红三军团进攻嘉禾。17日，红一军团一师进入蓝山境内；19日，红三军团占领蓝山县城，左路红一军团二师占领道县城。红八、红九军团也于19日在宁远击溃追敌李云杰部，奉命绕过道州经泗马桥直趋江华、永明，牵制广西富川、贺县、恭城之桂敌。22日红九军团占领江华县城，红八军团进逼永明。红五军团在宜章、临武、蓝山、宁远、道县顽强阻敌尾追。

此举还真的使白崇禧、蒋介石都感到迷惑，达到了调动桂军撤防湘江百里防线的战役目的。11月20日，李宗仁电呈蒋介石：“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厦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濯。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拟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白崇禧已令桂军做好南撤的一切准备。

当时，蒋介石通过中央军和湘军飞机侦察红军南下的情报，也为红八、红九军团南下之举所迷惑，误判是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南攻桂东的富川、贺县，便在11月22日下午，即中央红军九军团占领江华那天，电复桂系第四集团军总部，同意桂军南移。

同时，蒋介石电令何键速调湘军南下桂北接防，并加紧“向江华、贺县推进”。桂军接到蒋介石“照准”的电报后，当天晚上立即将原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主力部队连夜撤往恭城、富川。为了应付蒋介石、何键，桂军象征性地在全州留下两营千训队，在兴安、灌阳各留一个团。由此，从11月23日至25日，全州至兴安间60公里的湘江防线，桂军撤防湘江，湘军尚未赶到全州，灌江和湘江防线洞开。

影视剧中血战湘江的红军

但是，湘军军长刘建绪在11月23日获悉桂军已悄然南移，全州以南湘江防线无桂军守兵，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电告了何键。何键自有盘算，对桂系临阵脱逃和将红军引向湘西十分恼火，一方面电斥桂军“任匪扬长而去”“合围之局既撤，追匪之师徒劳”。同时也呈电蒋介石“实属无余力继续南移”。

当日下午，何键判定红军大部尚在宁远、道间与国民党三、四路军对抗中，一部已窜入富川；红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又，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向。据此，何键当即调整部署，督令第一路军刘建绪部以4个师又一个团兼程南下，抢占全州县城，争取在红军抢渡前封锁湘江；第二路军薛岳部紧急跟进至黄沙河。又令其他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给红军施加最大的压力，延滞其行动，为刘建绪部争得时间，南下补防全州至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其后，何键在12月5日致电白崇禧承认中计：“所惜者，匪以狡计先使贵军主力偏其贺、富，及至展开于兴灌以北地区时，我军原部署于黄、全间之部队已追匪先进，从前后之相左，致夹击而未能。情报之难得实在，判断之不易正确，其亦有同感乎？谨电致歉，诸希谅察。”这便是蒋桂湘军阀中计误判的历史真相。

也多亏了革命先辈出其不意的战略智慧，才能让中央红军一次次脱险，为后来的革命事业积攒了宝贵的力量。今天也正值八·一建军节，在此，小煎蛋向革命先烈，军人、军属致以崇高的敬意。

•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红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南渡贡水。
   21日晚，中革军委以红1方面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开始抢渡信丰河，于25日全部渡河，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但在随后的行军中，由于部队、机关人员众多，携带了大量笨重的物质器材沿山路行进，拥挤不堪，行动缓慢。
   直到11月8日，才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至宜章间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5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洲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结集；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2个师与第三路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路22日袭占道县，左路24日占领江华，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沱水，一部兵力西出永明（今江永）。白崇禧害怕我军攻取桂林，遂令其主力由全洲、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我军西进，并防止乘机进入广西。
   这样，全洲、兴安一线敌兵力比较空虚。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
   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洲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此时，何键也令其第一路2个师由东安进至全洲、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红军；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
   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
   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
   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 
   1934年11月27日，先头部队红二、红四师各一部渡过湘江，控制了脚山铺至界首间30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但后续部队因辎重过多，道路狭窄，行动迟缓，未能赶到渡口。此时，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进至道县；第四路进至东安地区；桂军5个师开至灌阳、兴安一线。
   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一、红三军团奉命在桂北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区，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军。 
  　　28日，桂军第四十四师在炮火掩护下，从灌阳向新圩之红三军团第五师（欠第十三团）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第五师凭借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奋勇抗击。
   桂军正面进攻受阻，遂以一部兵力从侧翼迂回，第一师被迫退至第2道防线。29日，桂军第二十四师及第七军独立团投入战斗，并有飞机支援，战斗更加激烈。红军与桂军展开白刃战，但终因力量悬殊，第2道防线被突破。30日，红五师继续阻击桂军，战至16时，中央及军委纵队从界首全部渡过湘江，才奉命撤出战斗。
   新圩由红六师第十八团接防，继续阻击桂军。 
  　　在新圩阻击战开始的当日，"追剿"军第一路（湘军）3个师从全州南下，企图控制湘江各渡口，将红军拦腰截断。傍晚，红一军团第二师警戒部队在鲁板与湘军第十六师交战，随后退至脚山铺阵地。29日，红二师与湘军激战。
   30日，红一师赶到脚山铺，与红二师一起打退湘军数次进攻，予以重大杀伤，红一、红二师也遭严重损失，部分阵地被湘军攻占。入夜，湘军迂回侧击，红一、红二师为避免被分割包围，先后退至夏壁田、水头、赤兰铺、白沙铺一带。12月1日凌晨，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以开辟西进的道路。
   拂晓，湘军在飞机掩护下，采取正面攻击与迂回包围的战术发动猛烈进攻。红一、红二师奋力拼杀，掩护红军主力于中午渡过湘江，向西延地区前进。29日晚，驻兴安县光华铺之桂军第四十三师和地方民团向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飞龙殿等阵地发起进攻。第十团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打退桂军多次冲击，并趁夜暗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
   30日，桂军改变战术，在正面进攻的同时，主力沿湘江西岸向界首之红四师第十一、第十二团侧后攻击。经过激战，第十一、第十二团于12月1日中午撤离界首渡口。
   至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脚山铺至界首间湘江两岸被湘、桂军控制。
   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在由新圩向湘江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大部牺牲。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阻击战的同时，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在永安关、水车一带阻击"追剿军"第三路的追击，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该军团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转战于灌阳、道到一带，虽经英勇战斗，予敌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包括师长陈树湘在内的绝大多数指战员牺牲。
   除红一、红三军团外，其他部队也在突破封锁线中遭受重大损失。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
   湘江战役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
   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跳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此战之所以能够保重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是因为红军指战员在作战中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
   此战之所以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则主要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没有充分发挥红军的长处，部队在行动中仍要背负着"坛坛罐罐"行军，行动迟缓，战略战术指导上更是存在着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