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勇生于河南洛阳，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主任。1995年，王洛勇以《西贡小姐》主演身份登上百老汇的舞台，之后连续6年主演，场次达2400多场。2001年回国发展，在出演了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焦裕禄》《东北抗日联军》《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等后，去年他用英文朗诵的《出师表》迅速在网络火爆，上线36小时覆盖超过2亿，转评赞互动量达到66万，这个数字远超过王洛勇的想象。

　　现在辗转北京、上海、美国南加州三地，王洛勇的时间也大致分三部分，拍戏、教书、陪家人，在其中体味着自己的五味人生。

　　从到北京、录节目，王洛勇的行程是夜半归、清晨起，节目录制间隙的大半天空闲，他还接受了两家媒体采访，拍照、录像。在拍摄中，他不仅听从摄影师安排的动作，并从电脑上看着效果，随时调整。一个多小时的拍摄，在众人都有些疲惫的时候，他放出了百老汇的新音乐剧主题曲《wait for it》（《汉密尔顿》插曲）做背景音乐，他穿着休闲装摆出各种动作，甚至还随性跳着、旋转起来，众人都被他的激情感染，一边他的随行造型师无奈地笑着，幽幽地说：“完了，他又玩疯了。”听说，他经常录节目到半夜，被点燃后便完全忘了时间，自顾陶醉其中，旁人便困得睁不开眼睛的陪着他。

　　其实在很多演员眼里，这不过是配合宣传的一项工作而已，在他眼里，与所做的其他事情没分别，他都全力以赴，就像节目《演员的诞生》中，那些明明已经被淘汰的选手，他依然一丝不苟地教他们表演，也许这些人此生不一定会从事表演这个工作，但人生中，被那么一个人如此认真地对待过，也是一件幸运的事。

　　“人是累不死的”，王洛勇常把外公的这句话挂嘴边，一个拍摄结束，他会马上询问，下一个采访在哪里进行，需要换什么衣服。在等待了2个多小时后，我们采访正式开始。大半天他只喝了几口咖啡，但他的眼睛里闪着光，消瘦的身体里仿佛有无穷的能量。

　　【苦味】外公说人不会累死父亲要男孩多吃苦

　　看着他大半天像“打鸡血”一样的工作状态，便问起那句“人不会累死的”来历。王洛勇说这是他外公说的。

　　从来不信命，眼睛里也没有困顿的王洛勇，回忆起外公的故事。“他是哲学家，翻译了很多哲学的书籍。后来他不小心摔了一下，我们那时候在上海，住在虹口区乍浦路，当时的邻居就拿拖把扫帚打他，外公还经常是高高兴兴的，跟人家招手，还说对不起。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个凭什么？他在上海虹口区挖防空洞，每天去拉车子，我看着难受要帮他去推。我说外公你太累了，要累死了，他说不会累死的。人只能气死、闷死，孤独而死。”

　　在等待采访前，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王洛勇很温和，他会照顾女生，经常会帮着女性助理拎一些重物。我们的问题就从他身上的男人特质开始，不用他说，也知道这定是来自于他的家庭教育：“我的家里人都是女士优先，他们说你是男孩子，你得多吃苦，你得担当，你得照顾那些比你弱或者需要你帮助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有精力和多余的能量，能够帮帮别人，就帮帮别人。”其实王洛勇的军人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用这句话要求他了。“从小我就跟着爸爸晚上走黑路，爸爸经常让我爬山，还经常把我带到坟堆上去走。我当时看到像萤火在面前闪，特别害怕，我爸爸就说‘儿子，你不敢走过这样的路，你以后长大什么路都不敢走。’那会儿真的是脊梁骨都会凉透。凌晨四点，跟我爸爸出去练拳，给妹妹去取奶。”

　　从少年时代开始，王洛勇就要帮妈妈拎东西、照顾妹妹。那时他家在四川的自贡，他要凌晨经过一个山坡，去给妹妹取牛奶。那个山坡边就是一片坟地，每次路过那里的时候他都会紧张地屏住气快速跑过去。有一天他突然就不怕了：“我在心里面说，我是个好孩子，我就是给我妹妹去拿个牛奶。”从量变到质变，王洛勇渐渐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他不仅自己过那片坟地不再害怕，还因为带着其他同学过去成为孩子头。不仅如此，少年时代的王洛勇迷恋《封神榜》，认为拥有神力就是无人能敌的英雄。但跟班里的一个同学掰手腕每次都输，让他心里很不服气，就回家找爸爸想办法。

　　爸爸也没给王洛勇讲什么道理，只让他从楼下搬四块砖到四楼家里。王洛勇觉得这很简单，很快搬了四块砖到家门口。“我爸说你从厕所搬到房顶上去，我说这怎么上？他让我自己想办法。我进厕所里看，里面有防冻的水管，我就踩在水管子上，一手拿着砖，一手抠着墙逢，用胳膊蹭着，把四块砖搬上去了。”本来有些小得意的王洛勇，叫父亲来看，父亲看了一眼说，“四块不够搬40块吧。”不仅如此，父亲还要求他搬40块砖上去，再搬下来。“上去的时候可以踩着管子，靠惯性抡上去，下来的时候脚和胳膊都没法动，就要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40块砖搬完了，爸爸说他可以跟同学去试试了，果然轻松完胜。

　　【辣味】尽量不越位少说多做孩子成长的陪跑者

　　“小时候爸爸给我从力量上、胆量上做了很多的准备，或者说有意的培养我。”王洛勇说，父亲对他用这样类似游戏的方式，强推他成长的过程，他日后也用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

　　伴随着儿子的成长，王洛勇尽管不能时常陪伴在身边，但他经常用游戏的方式推动儿子成长。与碎碎念的母亲不同，王洛勇对儿子不是大包大揽，他说：“有时候我也憋不住要说点，但他不问我的时候，我说到最后总会适得其反。他问了我，我再说，效果还不错。”为人父母的往往是这样，关心则乱，甭管您是谁，一涉及到自家娃娃的问题上，总是不那么淡定。

　　王洛勇的儿子出生、成长都在美国，他给我讲起和儿子相处的故事。儿子是美式足球运动员，打防守。儿子从小就稍微有点婴儿肥，面对儿子的体型，自律的老爸往往会提出点要求，并计划性很强地提出新年计划，但儿子对此反而不太接受。看见儿子不接招，感觉自己有些越位了，老爸便不再提及此事。但带儿子到中国旅游的时候，听到儿子问他旅游计划的时候，他会适时地给他讲讲中国故事。比如有一次儿子看到维吾尔族人时，问他，为什么他们长得不像中国人？他会给他讲：“那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人，长得不太像汉人，但是他们是中国人。”儿子提出来想去看看，于是在天路修好的时候，王洛勇就带着他们走了一趟。“我发现在旅行的过程中，儿子会问我很多问题，会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各个省市的语言差别，怎么有那么多方言？以前他对学习中文有种抵触情绪，带他回中国这么一走，他觉得中国挺新鲜，自己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来问我，我觉得那个时候对儿子的帮助是特别有效的。”

　　【酸味】结缘古典音乐爱上莎士比亚

　　王洛勇的艺术启蒙老师是他的舅舅，他学会的第一个乐器就是笛子。11岁那年王洛勇参与了“上山下乡”活动，也就是这一年，他考上了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于是小小年纪独自一人背上行囊去学京剧。在那里他有过一次临阵退缩的经历。王洛勇学的是武生，压腿的疼痛加上刚离家的不舍折磨着他，他偷跑出来顺着铁路走了一天，到家的时候，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他了。父亲把他送回学校让他不要放弃。那次之后，王洛勇正式离开家独自闯荡，学京剧、学圆号、考上戏、去美国，他越来越不喜欢安定的生活，随时准备迎接挑战。

　　因为一次意外受伤，在家休养了不到两个月，爱长肉的王洛勇成了小胖墩，再回到戏校他连倒立都做不了了，心情沮丧的王洛勇不知该干些什么了。有一天他在《打虎上山》的戏曲中听到圆号的声音，便对此乐器着了迷，就请求老师让他学圆号，“没事就看他们吹，戏匣子里、喇叭里放我就听。”于是他被安排去了湖北歌舞团，一待就是五年。17岁那年他考到武汉音乐学院主修圆号，还顺带着学习了作曲，这一切也为他后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天老师跟他们说，英国有个作家是莎士比亚，不明就里的同学们听到这个名字全都笑了：“因为这名字说快了像骂人的话，我们不明白怎么还能起这么个名，后来老师把剧本给我们一看，看不懂。正好那时电影院在放《王子复仇记》，我一下就爱上了，每天就在电影院里吃中午饭，晚自习前溜出去看。后来我把‘生存还是毁灭’全背下来，在广播里跟着瞿弦和老师的朗诵模仿。”

　　巧考上戏，几经波折

　　每天有莎士比亚的戏剧相伴，时间过得很快，王洛勇毕业了。正在踌躇未来的王洛勇，一天听妈妈说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其实他早就看到那个招生启事，只是耿耿于怀一年前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初试就给刷下了，让他很不自信。虽然嘴上跟妈妈犟，说自己没有时间去，但看到在武汉招生，家住十堰的王洛勇最终还是决定去一趟。“晚上9点多钟，我们同学骑自行车把我带到火车站，临时买票上了车。”坐了11个小时的火车，被烧煤的火车熏得半边脸和膀子都是黑的。王洛勇下了火车也来不及清洗，半夜到了考场，被告知老师都回去了。打听到老师们住的酒店，他自知老师们都休息了，就在门口转悠，王洛勇看见人就打听能不能报名，可已经晚了，考试结束了。

　　听到这个消息，王洛勇不知道当时自己是什么表情，他暗想：今年自己都30岁了，命咋这么不好，当初要是听妈妈的话早点来就好了。这时出来个老师，王洛勇上前说想参加考试。老师问他：“你要真想考上海戏剧学院，为什么不早来，看来你心不诚。”听到这话，王洛勇扭头就走了，他冲下楼，来到酒店对面的江边。面对长江王洛勇五味杂陈：“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也不能在她面前掉眼泪，有种要爆炸的感觉。”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说，“小伙子，你不要跳下去！”王洛勇回头看见一位两鬓斑白的人，王洛勇说他不会寻死的，就是在那想一会儿。他上来后看到所有老师都在。他想老师们以为他要寻死，想给他做做思想工作，便跟着他们走进酒店。老师问他准备了吗？接下来就是王洛勇在老师们面前朗诵、表演。最后老师问他考“上戏”的理由：“我讲，我在一个小剧团里工作，爸爸妈妈都懂俄语，家里面很多长辈都在西方受过教育，但是我在山里生活太闭塞，我想像外公、舅舅那样，有朝一日能够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学的。老师可能被我感动了，就让我参加第二天的体检。”

　　王洛勇在参加文化课的英文考试时，他又蒙圈了，不会英文，咋办？他上演了咬破手指写血书表决心的桥段，监考老师走过来，瞟了一眼说：“行了，收起来，没人看这个，不会英文就吃零蛋。”反正也不会，王洛勇就听了老师的交了白卷。虽然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文化课，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但是王洛勇还是从老师一句“慢一点，别毛手毛脚的”的话中感觉到老师对他的关心，他觉得老师有点喜欢他。就这样他回到了十堰，到了7月中旬他收到“上戏”的录取通知书。没有任何准备，冥冥中王洛勇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Yes先生”之名，酸楚到底

　　大学毕业后王洛勇留校任教，因为一个来自美国的艺术代表团，勾起了王洛勇的“美国梦”，当他知道在美国一个戏剧可以演上七八年，甚至三十多年时，他决定去美国。

　　王洛勇想好自我介绍，找人翻译成英文，录了一段录像寄往美国，他很顺利地被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戏剧学院录取。英文不好的事实被他隐瞒了，拿到了入学资格和奖学金。但真到了美国西洋镜很快被拆穿，王洛勇成了著名的“yes先生”。

　　“美国人都是边干边学，所以英语不好也不用怕，问你什么你都用yes接下来，然后慢慢干着干着就学会了。”老留学生给王洛勇的这一“忠告”还是坑了他。

　　在学校王洛勇只会反反复复说“Yes”这一个词，老师问：“你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吗？”王洛勇回答：“Yes！”老师说：“那你和我们讲讲这本书吧。”王洛勇还是回答：“Yes！”老师说：“可以开始了。”王洛勇仍旧回答：“Yes.”老师说：“你想讲哪一段呢？”王洛勇回答：“Yes？”老师说：“你为什么不讲话呢？”王洛勇继续说：“Yes.”老师似乎觉察出什么：“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讲话？”王洛勇回答：“Yes.”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结果是王洛勇被取消了奖学金和戏剧学院的学习资格，“发配”到语言学校去学习。

　　“就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不能骗，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碰运气，投机取巧，就得老老实实。”经历落差和挫败后，重新学习语言并生存下来，这个过程中的酸楚可想而知。“同龄人不懂我们，年长的人稍微有点同情心的跟你交流一下，孩子们指着我就笑。很多人觉得我是骗子，转身就走。”王洛勇说，他说的英文背后都有一张美国人的脸，“有些是同学教我，有的是卖东西的售货员教的，有的是清洁工教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教我的英文。在那个过程，你才发现自己啥也不是。你不学，到了美国，你就是傻子，你还得装傻，还得自称愿意傻到底。”当初老师跟王洛勇说，语言关过不去，他根本没法学表演。四处碰壁之后，王洛勇终于考进了美国波士顿大学戏剧表演系。

　　过台词关没有捷径，唯有苦练

　　语言仍旧是王洛勇的软肋，幸好一位老师看到了他身上的京剧功夫，让他出演《小飞侠》舞台剧的男主角，那是一个不用说话，只用舞蹈表演的角色。京剧训练赋予的好身段让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地的报纸用一个超大的版块报道了他的表演，题目为《一道来自东方的闪电，点亮了路易斯安那的舞台》。那位给他角色的老师继续鼓励他说：“你的形体能力别人要花十年才有可能赶上，但你只要专心学两年的英语，就可以赶超很多人！”

　　虽然从时间比上，王洛勇有胜算，但那个过程很难熬。那时每个星期的台词课，老师都会让班里的同学坐成一排，逐一报出自己想要演的角色。如果后面刚好有人愿意搭档，两人便组队成功。刚开始的两个月，没有一个同学提出和他组队。每次都是大家一组组地结对走了，就剩王洛勇一个人坐在那儿。老师也无法强迫别人，就只能看着他，耸耸肩，然后亲自帮他对词。

　　“一开始心里很委屈，很难受。但我后来想明白了，老师的做法是对的，不能强迫别人来，同情心只会造成假象，我必须自己把他们争取来。”想明白以后，王洛勇开始专心练习，和老师一字一字地念，一句一句地念，一遍一遍地念。两个月后的一次汇报演出上，其他同学都是合作表演片段，而他一个人在台上完成了莎翁戏剧中的一篇大段独白。下台后，同学们全都围过来，拍打他说：“干得漂亮！”那天之后，王洛勇报什么角色都会有人和他搭戏排练。

　　一天王洛勇跑去百老汇看了一场《蝴蝶君》，看得热血沸腾。他还记得他把节目单捋成一个棍，指着剧院说：“你看着吧，我总有一天要到这来的。”他的同学说：“你要到这来，人家要不要你啊？”我说：“我又没说我能来，我就说我要来。”当时他们说：“疯了疯了。”王洛勇确实有个疯狂的想法，他想演《蝴蝶君》的主角宋丽伶。行动力很强的王洛勇，直接跑去找《蝴蝶君》的导演，导演被这个中国小子打动了，于是他拿到了剧本。两个月后，王洛勇再次打电话给导演，说的是戏里的台词，得到的答案是“Come

　　演《蝴蝶君》，语言是一个老大难，除了找到一个优秀的语言老师，王洛勇个人的努力不可忽视。两个月拿下台词的他怎么学习呢？他为了练习咬舌音，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就是用牙齿咬住舌头，舌尖露在外面经常被风吹干。开始他用红酒瓶的软木塞做练习发声的工具，后来发现木塞容易有口水味。一次演出时他找到了一个小石头，从此这块石头就成了练习工具。口中含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坚持了下来，练就了一口地道的英语。除了台词外，要演好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外在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他也开始了解女性的心理、姿态、习惯。1990年，《蝴蝶君》在西雅图顺利演出，王洛勇也一炮打响，好玩的是他凭借着《蝴蝶君》拿了一个最佳女主角的奖。

　　【甜味】5年连演2478场百老汇的男主角

　　为了争取音乐剧《西贡小姐》的表演机会，王洛勇一遍遍地练习那几段独白。几根香蕉、水、一个谱架，这几样东西陪着他每天练、每天练、每天练，快念慢念、快念慢念、快念慢念。1995年7月4日，他以《西贡小姐》第一男主角的身份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至今说起那段经历，王洛勇仍旧有些小兴奋：“我去了以后，得知只有三个星期的24场演出。如果能撑下来，就可以签三个月的合同。只唱了两天，王洛勇的嗓子就哑了，剧院的领导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想，回去拿柠檬倒上蜂蜜喝，晚上不要吃晚饭。”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撑下来，后来王洛勇感动了舞台上的所有美国演员，大家一起帮他争取下面的合同，“他们说大家都要帮他，他忘词都要提醒他，他误场每个人都帮他上场。到了第三个星期还差两天，我打开一看，我都快晕过去了，给了我11个月的合同。”

　　此后5年连演2478场！王洛勇创下了《西贡小姐》的表演纪录，他也获得了“百老汇华裔第一人”的美誉。

　　在美国百老汇，有了钱有了地位，还有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这样的人生在外人看来已经近乎完美。2001年央视请王洛勇演一个电视剧，听说是正面的英雄形象，王洛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这是时隔十八年他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不仅接演了很多电视剧，到上海戏剧学院执教，出演话剧《简·爱》，还参加综艺节目。看着他越来越好，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背后也有煎熬、苦涩。与十八年前刚到美国，要去适应西方的文化不同，这一次他难以被国人理解。

　　回归后，重新了解自己的国家

　　李安曾评价王洛勇，说他是个“生不逢时的演员”。之所以说“生不逢时”，是因为要找一批像他这样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演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很少。但他得服从中国市场。李安给王洛勇提醒过，在很长时间内，他的能力有可能不会被国内制作人看好，要做好心理准备。被李安这样一说，王洛勇也曾很烦恼，其实他和李安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在行规面前不得不妥协。

　　从1985年到美国，到2002年回归，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业规矩不同，王洛勇开始很不习惯，也得罪了不少人。他曾经因为严格按照美国的工作时间，合同中规定每天不超过10小时工作，而被称为最斤斤计较、抠门、没人情味的演员；他也曾经遵守在美国接受过的训练，尊重导演、尊重编剧，不提出剧本修改意见而被称为圆滑；后来王洛勇才发现国内很多剧本不完善是需要边拍边改，他参与改剧本后，又落了个“小焦晃”的名号：“后来我发现，我不说，得罪我的演员朋友，我一说得罪了所有的制作人、导演、编剧。”

　　王洛勇得罪导演最狠的一次，是拒绝了一位知名导演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接演角色，对方至今对他恨之入骨。面对如此大的差异，王洛勇很无奈也很委屈。“就是说当两种文化不一样的时候，你用一个标准试图去硬套另一个标准，你得在这个过程慢慢悟、慢慢适应。”王洛勇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在国内待不下去了，不被理解、无处诉说的王洛勇回到美国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你现在处在里外不是人的时期，你开始在美国时，别人也是拒绝你的，通过交流人家知道你是懂美国文化的，你已经走过了这个过程。你回国虽然是你自己的祖国，但是你也不了解今天的中国，所以就得等着和坚持，就像你在美国一样的坚持，就在这守着，不能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你把美国的东西学了这么多，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半途而废，也许透过这个过程，他们也会改变。”接受了心理治疗，王洛勇开始思考自己“最能做的是什么”。

　　“我可以教书啊，我可以把我这些横跨东西的知识，传承给年轻学生，培养中国的下一代，来弥补李安曾经讲过的，两边都找不齐的这种演员生态。”

　　彼此的鼓励支撑，是最好的师生关系

　　“你说我是个演员，我觉得也不是，说我完全是个教师，也不是。我不是天天坐班的。”王洛勇把很重要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给了教学。硕士念的是戏剧教育，毕业后在威斯康星大学执教5年，回国后任职于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专业，并于2012年创立了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身为该中心主任，长达二十几年的教学经历，让他始终怀揣着一种根植于心的为师的责任感。“我是宣过誓的！”

　　“我这一生不为传播真理而拼搏、忙碌，我就在默认罪恶、堕落和愚昧在人间蔓延。”这句誓词对于王洛勇而言，不仅是曾说过的一句话，而且是要时时刻刻放在心里、努力做到的准则。

　　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学生，王洛勇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他曾对自己的学生说过，有一天这种师生关系不仅是师生关系：“我们会在一起竞争，在一起成长。我说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比较远，很快我就会面对这一切。”

　　王洛勇的话没有多久就实现了，在《天地民心》中王洛勇给他的学生袁弘助阵；在国家大剧院的经典话剧《简·爱》中助阵学生朱杰；在《我就是演员》总决赛的舞台上给韩雪助阵，据悉，演出后，韩雪也亲自到王洛勇老师的休息间再次回访拜别。曾经在某访谈节目中，王洛勇老师的另一位学生胡歌，也到节目现场给老师助阵了。所以真正的美好的师生关系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王洛勇讲起他和学生朱杰同台演出的事。“她问王老师我怎么演？’我说，‘咱们现在都是专业演员，老师不存在’。在这过程中我才发现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和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就是把角色‘玩’出来。演员是感受性的行业，它伴随着一种玩的感觉。”在创作的过程中，王洛勇认为自信很重要，“欧美的好演员，他们犯错也是骄傲的犯，不完美也是骄傲的不完美，胜利了也是不卑不亢的胜利。”所以，王洛勇在教学中给年轻人很多鼓励，“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太多的条条框框或者标准的压力，可是走进表演，除了基本功需要认认真真地去练，但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是应该鼓励的。”

　　王洛勇是最欢快的老师。在教学中，他喜欢跟学生玩游戏，完全信任自己的学生，很多学生跟他在一起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说这才是表演的真正意义。王洛勇也是最严厉的老师，他说他会兼顾每个人，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最让我痛心疾首的，是这些学生的毅力太差，练基本功没有耐心，让我非常痛苦。我在国外学的戏剧教育，在美国也教了很多年的书，来自美国、欧洲、南美的学生，从没有过迟到、作弊，然而这些情况是经常会在国内出现的，很是让我痛心。

　　“我一回去，学生都被我揪起来，所有的排练我都要检查，有时大家会有一点点的兴奋、紧张还有新意。我觉得挺新鲜，小别如新婚，我对老师们的一些建议，他们也觉得挺受用，学生们也对我也蛮尊重。”

　　“王老师太特别了，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系主任！”不止一位音乐剧中心的学生这样表示。每时每刻都像打了鸡血一样，随时随地都会唱起来、跳起来。他带给学生们的不只惊喜，有时还有“惊吓”。一次，王洛勇在教学楼里巡课，刚好碰见一个新生班在解放天性，模仿小动物。他悄悄地推门进去后，猝不及防地就跪在地上化身成一只狗，仿佛一位精通变形术的“阿尼马格斯”。

　　王洛勇觉得在生活中、教学中，“真”和“爱”是最重要的，在其中他能感受到全心全意的放松，他也希望学生们能够感受到。其实，在王洛勇心中，教学是责任，也是爱。“我们前天开新生见面会，看见那些年轻人，我由衷觉得：真好！我甘愿为我的这些学生铺路搭桥。”提到学生，王洛勇满眼都是慈爱的光芒。

　　王洛勇说，这些年的拍戏和教学工作，他不仅知道中国的制作水准、要求，市场的要求，播放平台以及资本的运作和筹集，也更加了解中国，了解历史。他知道有些事情哪怕没有高收视率、高回报也是要做的，慈善和公益原本没有国界，更何况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在百老汇我们一年四季都要参与慈善公益工作。我们把我们的用品、签名照片、签名海报拿出来销售，收入全部捐给基金会。所以我也在想，我把我了解的概念、制度带到教学里，让学生不仅学习表演技术，同时把经典作品与中国的文化和特色融合起来。”

　　而对于“台前英雄退居幕后”这件事，他很淡然。而在“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并一路走到现在，平静地沉浸在戏剧文化的海洋中，为我的学生提供来自世界的资源，这是当前我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也是我觉得自己最牛的地方。”

　　【咸味】英文版《出师表》爆红，他是美国的“中国小子”

　　“我们很可能说出来以后你还会爱上我的。”王洛勇经常把《简·爱》的这段台词挂在嘴上。他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为中国正名，王洛勇在美国，大家都叫他中国小子。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称呼，他更加希望做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使者。其实王洛勇第一次被震惊到是他80年代去美国时，已经有大量的美国老师在学易经、孙子兵法、道德经。他们对中国唐代故事、明代故事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王洛勇。尽管在年少时，因为觉得中国的戏剧文学太过悲情，王洛勇也曾有些“崇洋媚外”。“出了国才会真正知道什么叫爱国。”在深入学习过西方戏剧，了解了西方文化以后，王洛勇冷静了下来。他发现中国文化中有太多优秀的人物和思想，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

　　“就比如说君子协定，谁说是来自西方？最了不起的、最早的契约精神是诸葛亮鞠躬尽瘁地辅佐小皇帝。”他说，可是这样的故事我们讲得不多，讲给世界的就更少了。在王洛勇看来，中国文化走到今天，不能再自我满足于用中文讲故事，而要学会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以往，很多翻译中国戏剧的人不懂戏剧，使得本应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被困住了。

　　去年王洛勇参与翻译并亲自朗诵的英文版《出师表》在微博上大火。精准的翻译，深沉的朗读，直击人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震撼力，也体现了将中国文化世界化的紧迫性。改变行业中的不完善要从学生抓起，所以他要求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用双语教学，并设有英语正音课。王洛勇坦承开始他也没意识到会有这般影响和效果，自己一开始其实有些抵触，还是在团队和经纪人一再坚持下才去尝试的。“我说好端端的古文干吗整成英文的，谁看呢？没想到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留学海外、想家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这是来自于古汉语的记忆。”

　　英文版的《出师表》不仅引起华人的共鸣，连王洛勇在美国的朋友听了也很惊讶：“他们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这么有责任感，这么忠诚！我说有啊！我觉得，这个形象的塑造蛮有意义的。”他再次为中国做了一次正面的形象普及。在国外定居多年，王洛勇发现，中国的文化表达在世界舞台上，有时候仅停留在技术和民俗风情展览的层面，如杂技、武术、耍狮舞龙。“让人家看我们能顶多少碗，翻多少跟头，腰腿有多软，打打杀杀、语言不洁比比皆是，我们用形体来展示的作品，超过了用思想的。”

　　王洛勇发现，仅仅有经典名著是不够的，文化工作者还要继承讲述的传统，讲述方式更要多种多样。在他看来，文化自信应该来自于文化诉说：“我们对中国文化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非常有分量的。”

　　我的中国胃，走多久难以割舍中国味道

　　抽着雪茄、喝着咖啡、穿着西装，儿女在美国出生长大，在王洛勇洋派作风下，仍然保留着中国的国籍。他说自己当然是中国人，因为他改变不了自己的中国胃。 “不吃炸酱面，不吃煎饼，咋能受得了？咖啡是另外一回事，我喜欢咖啡，是因为当年学习时我睡觉太少。在大学里写文章，通宵基本上就在图书馆里过的，那个时候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开始去的时候想喝可乐，太贵了！开始学校的咖啡才五分钱一杯，后来两毛五分，后来是五毛钱。”在特定的时期，养成了特定的习惯，咖啡如此，奶酪亦是如此，他说喜欢奶酪就像喜欢臭豆腐。不少逗留在海外的人都喜欢相声，王洛勇也不例外。不仅乡音难改，这中国胃更是很顽固，至今他对牛排也不是太感兴趣，他心心念的是涮羊肉：“大蒜的味道，包括花椒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把自己的时间分成三份，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不小，王洛勇也觉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特别是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少了一些。“我经常跟孩子讲，我是个专业人员，也是个教育者，要对我的工作负责。其实我也在给他们做一种示范，就希望他们能知道作为一个职业人，应该怎么去对待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也知道我是个专业的父亲，抽空回去，我就全力给他们补一点。”

“聆听大家”系列访谈——
著名钢琴家郎朗：“用钢琴奏响中国声音”

　　“《猫和老鼠》让我对钢琴产生了兴趣”

　　问：您从两岁开始学习钢琴，到现在钢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您是如何走上钢琴之路的？

　　郎朗：我很小的时候，电视里常常播一部卡通片《猫和老鼠》，里面有一集叫“猫之协奏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演的是汤姆猫和小老鼠杰瑞一边弹钢琴一边拼死搏斗的经过。我觉得这有趣极了，每次电视里播放那一集时，都聚精会神地看。后来才知道，它们两个弹的曲子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2号》。当时我只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子，但就是这样对钢琴、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

　　后来，我到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那时也只有十四五岁。刚到的时候，发现同学中很多都是天才，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就像大师一样，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学习了。于是，我就像海绵一样，不仅跟老师学，也跟同学学，跟这个学一点儿，跟那个学一点儿。有同学弹西班牙乐曲弹得好，我就学他的拉丁节奏；有同学出身音乐世家，我就学到了音乐知识；有同学弹琴特别有气质、有钢琴家的范儿，现在我也学来了。

　　从我自己学琴的经历来看，也是从小在学习中经历了一个一个的关卡，一步一步走来的。第一步是明确爱好，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音乐；然后是第一次登台、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考到音乐学院、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然后进入专业训练，走上职业道路后，开始思考如何提高水准，进入到更大的音乐世界……每一关都要突破自己。所以，学钢琴，一定要一步一步打好基础，这是后来取得飞跃的前提。每一个进步，都是以时间累积为前提的。就像堆积木一样，一定要累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出现质的飞跃。

朗朗少时的练琴生活 

　　“自律应该是深入骨髓、从学琴的第一天起就要做到的”

　　问：钢琴是一种孤独的艺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您是如何做到将一首曲子练了百遍千遍也不厌烦的？请与我们分享您将一件事做三十年依然保持热爱的秘诀。

　　郎朗：弹钢琴是一项苦差事，我的老师格拉夫曼很早就这样告诉我。他6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纽约遇到了著名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就对他说：“我也想当钢琴家，我最喜欢你。”然后拉赫玛尼诺夫说：“that is a hard business”，这是苦差事。至今他依然告诫我：郎朗你要知道，我们干的这个事儿（钢琴）是一个hard business。但不管多辛苦，钢琴是我的梦想，不是别人的梦想。自律应该是深入骨髓、从学琴的第一天起就要做到的。到现在为止，不管多忙，我每天都要保证两个小时练琴。

　　当然，练习得很多的时候，自然会有一点枯燥。但钢琴的好处在于，它是一个“万能型”乐器，既可以弹奏西方的乐曲，也可以弹奏中国的乐曲，甚至是中国民歌改编的作品。每首曲子的曲调都不一样，表达的情感和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从中感受到德国的古典、法国的印象、俄罗斯的浪漫……一首曲子腻了就换一首弹，它能呈现出一个非常有色彩的世界，不会让你越弹越枯燥。

　　能够感受到练琴的快乐，是一种能力——快乐的前提是学得正确、练得到位。如果越弹越枯燥，就证明目前的练习是有问题的，没有抓住重点，没有把握好应当呈现的艺术特质。这说明需要通过学习来加深对不同的表演形态、艺术风格的认识和体会。如果能在练习中不断感受到艺术蕴含的力量与情感，肯定不会厌倦。

　　问：即使有了今天的成就，您也一直在坚持不断推陈出新。为什么要求自己每年都要有新的尝试，挑战新的曲目？

　　郎朗：这也是我保持练琴积极性的一个秘诀：一定要给自己定目标。目标有大有小，大目标肯定是要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小目标可以是今年要弹一首新的乐曲，要尝试一些不一样风格的作品，要跟一位仰慕已久的大师合作，要推出一张新的专辑……这些小目标会让人充满动力，不断推着自己进步。

　　在音乐的世界里，不进则退。艺术不会保持新鲜，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远，所以我要求自己每年都要有新的声音、新的挑战。必须不断突破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退步。

　　另一方面，水平越高，越必须努力。这次弹得好，下次观众的期待值就会更高。舞台是最透明的地方，有没有进步，大家都能听出来——观众的热情也逼着我们必须越来越努力。

朗朗接受本网专访 

　　“如果能通过曲子把一个故事讲给观众听，那就是成功了”

　　问：您的表演不仅有着扎实的功底，而且以情感丰富、激昂澎湃著称。您如何丰富自己表演时的情感表达？

　　郎朗：音乐实际是在讲故事，它需要感情的注入。音乐家如果能把自己弹进曲子里，通过曲子把一个故事讲给观众听，那就是成功了。不管是一个30分钟的奏鸣曲，还是一个5分钟甚至只有3分钟的小曲，每首曲子都是一个生命，演奏就是在唤醒它。不能把钢琴只作为一个乐器、一个工具，也不要把曲谱看作一个一个死的音符。如果只是照着谱弹，没有融入自己的情感，那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读谱器”。所以，从小到大，无论是演奏西方古典音乐还是中国传统音乐，我都不会把它当成是已经被演奏了几十或几百年的作品，而是尝试融入自己的想象，诠释出一个新的故事，就像给观众端上一碟热腾腾的饺子。当演奏者把所有感情都倾注到琴键上，就能让音乐很自然地流入观众心中。

　　同时，音乐是抽象的，每首曲子都不应被固定成一个故事。作曲家本身并不希望每个演奏者都把作品弹得很相似，千篇一律不叫艺术，叫山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在作曲时，从来没有写下每首曲子是什么意思，是出版商为了帮助观众理解，才加上了诸如“黎明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等名字。法国印象派的作品也很有意思，他们把所有的题目，都放在了乐曲结束之后右下角最小的一个地方，而且还画了一个括号，这就是告诉听众可以这么想象，但不一定局限于这个意思。我想音乐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此。

　　问：让自己能讲好每一首曲子里的故事，您有哪些好的做法可以与我们分享？

　　郎朗：学钢琴，不仅仅是学艺术，同样是学文学、历史等文化知识，二者不可偏废。读书越多，对音乐家的个人经历了解越多，对同期的艺术作品比如画、雕塑等，以及时代背景比如法国大革命、二战等了解越多，对于演绎作品越有好处。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追求的风格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对地理知识也要有所了解，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丘陵、山脉、乡村、城市等，同样会造成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我有一次去德国接受采访，就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记者问我从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里看到了什么，我说看到了一些城市的面貌，结果闹了笑话。那首曲子其实写的是萨尔茨堡的鸟，是飞翔在阿尔卑斯山的鸟。

　　一个音乐家，要形成自己的“知识库”，随便拿出一首曲子，要能大概说出它的时代背景。你可以读诗，读小说，看电影，然后通过音乐来编织你想象到的图画。

朗朗接受本网专访 

　　“用音乐说话、用实力说话、用时间说话”

　　问：对于中国的钢琴家走进西方古典音乐圈，您有哪些体会？

　　郎朗：古典音乐是一种源自西方的音乐文化。其实不只是中国音乐家，西方人对亚洲音乐家能否演绎好古典音乐都会存在一些误解。所以作为一个亚洲音乐家，在进入古典音乐领域时，必须得展现出自己超强的能力和特点，否则就很难脱颖而出。

　　我在美国刚开始起步时，确实很难。签公司的时候，签我的经纪人就被公司老板批评了。老板问，他行吗？你怎么能签一个十五岁的中国男孩，他弹的《贝多芬协奏曲》，哪一个观众愿意买票呢？其实他说的是实话。这样的质疑很多，意志力不强的人，可能几下就被淹没了。

　　后来到了2001年，我第一次参加BBC逍遥音乐节，准备弹拉赫马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被誉为世界最难的协奏曲。刚到伦敦，就有人跟我说：一个中国孩子就别尝试“拉三”了，现在换曲子还来得及。我当时很礼貌地说：“let’s talk after the concert(请在音乐会后再评论)”。那天弹完以后，我印象很深，现场的解说连着说了三声“wow”，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想至少那天现场的观众们以后再也不会认为中国人弹不好钢琴了。

　　其实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傲慢与偏见”，是难以避免的。非常幸运，我冲破了这个所谓的“重围”。我一直坚持，不管受到怎样的评论甚至批评，都不要去直接回击，而是用音乐说话、用实力说话、用时间说话。

　　问：您师从格拉夫曼，也有过和众多世界顶级音乐大师合作的经历。您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郎朗：格拉夫曼曾是霍洛维兹的学生，本身就是著名的钢琴大师。他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向导。能师从于他，是我的幸运。此外，我也和很多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师合作过，比如艾森巴赫、巴伦博伊姆，包括前段时间琉森音乐节的夏依等。和音乐大师的交往，帮助我找到了自信。比如原来我弹莫扎特的作品，其实没有太抓住其中的感觉，包括怎么触键、怎么分句、怎么形成音色的变化。在这些问题没弄清楚时，我就弹得很保守，挑不出毛病，但也绝不精彩。这时，艾森巴赫出现在我艺术的世界里，他亲自带着我，我们俩一起四手联弹《莫扎特奏鸣曲》。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语言，他一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就会明白，原来是这种感觉，原来应该那样弹。当我体会过这种感觉以后，再弹起莫扎特，就如鱼得水、太喜欢了。我很多时候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的。

　　“艺术是能改变生命的力量，它能让我们每个人拥有欣赏美、收获快乐的能力，具备体验幸福人生的能力”

　　问：古典音乐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很难、很高级”，因此欣赏人数有限。能否结合您的体会，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

　　郎朗：的确，在很多人印象中，古典音乐总是和精英、高冷、古板、不接地气等词语相连。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古典音乐并不高冷，它也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自己的温度。包括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这些古典音乐巨匠在他们所属的时代，同样具有普遍的听众基础——他们也有一大批“狂热的粉丝”，“票房火”的时候也座无虚席。你能想象吗，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李斯特和塔尔贝格，他俩曾经就在大马路上斗琴，一个人把本来是右手的练习曲用左手弹，一个人不但用左手弹，还从最后一页倒过来弹——这完全就发生在马路边上，旁边围观的都是来来往往最普通的老百姓，这就是最接地气的音乐。再比如莫扎特在作品公演的时候，有时候两个小节过去，底下观众就叫“好”，再两个小节过去，观众叫“太差了”，这些场景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典”和“流行”只是相对而言，古典音乐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今天我们应当去除对古典音乐的刻板印象，重新真正认识古典音乐。

　　艺术是能改变生命的力量，它能让我们每个人拥有欣赏美、收获快乐的能力，具备体验幸福人生的能力。古典音乐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完全不应仅仅只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流行。它不像足球、电影、流行音乐那样，能让人在三分钟内就感受到魅力，古典音乐其实更像中药，慢慢渗透，需要一些时间，久了疗效就出来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让古典音乐在今天流行起来，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爱上古典音乐。

　　问：有人认为听古典音乐之前应当先去了解相关的知识和背景，才能“听懂”这首曲子；也有人认为欣赏古典音乐无需专业知识，只用感受音乐艺术中蕴含的美感与愉悦就够了。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去欣赏古典音乐？

　　郎朗：其实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你听《黄河》的时候，需要知道黄河长什么样吗？可能去了解一些关于黄河的历史、地理知识对自己会有所帮助，但那个旋律一出来，其实共鸣感就很强，就能带给你心灵的震撼。再比如贝多芬的《命运》，那个“当当当当……”的旋律一响起，不用告诉你这是命运，但你听着这心脏的跳动，这不就是命运吗？这就是经典的作品，不需要太多背景，就算完全没接触过古典音乐的人来听，也会产生心灵的共振。当然，确实也存在像《马勒交响乐》这样比较难的曲子，我建议古典音乐的初级爱好者们不要上来就听。不过最重要的是参与、享受其中，不要在意听不听得懂，听久了自然就能明白，就可以去想象、去和作曲家对谈了。

　　“用钢琴来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问：您既是一名优秀的音乐家，也是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以琴声为桥梁连接了中国与世界。您是如何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

　　郎朗：民心相通，需要文化相通；文化相通，需要音乐搭起中外人民心间的桥梁。音乐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不需要翻译就能营造出亲近、愉悦、和谐的氛围，具有一种“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力量——不同国家的人与人之间或许会因误解产生问题，但最终一定能因音乐坐在一起。

　　正如西方古典音乐能被中国听众接受一样，今天，“中国元素”被各国音乐家们所钟爱，中国的传统音乐正逐渐被世界所聆听。作为中国钢琴家，我希望把钢琴弹好，同时也希望能把更多的优秀中国作品弹出去，用钢琴来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通过钢琴、通过音乐、通过文化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所以在国外演出时，我常会带上一些中国的优秀乐曲，《我的祖国》《黄河》《长江之歌》《浏阳河》等都是我世界巡演的重要曲目。演奏前，我会用故事形式来解释乐曲的内容和意境，帮助观众通过想象来领悟中国音乐的神韵。每当演奏完这些中国曲目时，全场观众都纷纷站起来，与其说是为我鼓掌，不如说是为中国鼓掌。我能感受到，观众们从我的演奏中领悟到了我的心意，那一刻真的让我开心极了。

　　好的作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2005年，作为中国文化年活动之一，我应邀到白宫举行个人专场独奏会。我弹了一些中国的曲子，还和我父亲合奏了一段二胡曲《赛马》。尤其用二胡做马声的时候，现场观众都在拍手，然后站起来说“中国艺术很伟大”！2006年，我录了一张中国专辑《黄河之子》，这之中也遇到一些压力和顾虑，有人很直接就说：“中国音乐，能行吗，我们国家听众不一定听”。后来，这张专辑非常神奇地在德国卖了15万张，美国、英国效果都很好。很多观众都说很好听，不敢相信钢琴怎么能弹出这么美好的中国音乐。我当时就觉得，中国文化，真厉害！

　　中国有丰富的题材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但好的作品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艺术家们沉下心来、不断追求，也需要多与外界交流、寻找借鉴，比如《黄河》就是因为凝聚了一代人的努力才成为了典范。推广中国文化需要时间，也需要艺术家个人和集体的踏实努力与坚持不懈。

　　“当《黄河》的旋律响起，我的眼泪就自己流下来了”

　　问：您曾经说《黄河》是自己最喜欢的中国乐曲，在公开场合演奏过数百次，好几次泪水充满了眼眶。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奏《黄河》的经历是什么？

　　郎朗：《黄河》这首曲子，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弹。小时候没有理解这首曲子，所以有些乐章中愤怒、悲壮的感觉没有弹出来。后来出国了，在国外再弹奏《黄河》的时候，感触会尤其深刻，就觉得真的太好听了。所以我在国外演出时，如果有机会，都会把《黄河》推荐给当地的观众。

　　《黄河》的难度很大，风格多变，深度、旋律性、技巧性全部都能达到国际标准。比如《黄水谣》这一乐章，风格很细腻、很中国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但它同时又包含了一些不太传统的部分，和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有点像，比如大八度就明显受到影响，有俄罗斯风格。同时，更打动我的，是它背后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曾经读过作者冼星海的家书，有几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希望把宏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黄河》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奏响了冼星海以及那个年代的中国音乐家们满腔热血的家国情怀，和以“音乐为武器，将音符变成子弹，射向敌人胸膛”的不屈信念，有着说不出的中国气魄。每当在国外演奏时，我都会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感动。

　　第一次在国外演奏《黄河》时，是跟中国爱乐乐团在美国林肯中心。一般弹音乐会时，我是不会哭的。但是那天，当乐队出来、《黄河》的旋律响起，我的眼泪就自己流下来了。这是流淌在所有中国人血液里的东西，是不能描述、不可控制的。

　　问：常年在世界各地演奏，您对“中国”这两个字是否有更深刻的体会？

　　郎朗：还记得十四岁去美国的那天，我是拿着国旗走的，其实当时那么小，可能也并不明白什么是爱国、应当怎样爱国，但这种感觉永远都是真诚的。

　　音乐没有国界，音乐家却有祖国。国外的观众来看我的演出，不管演奏什么曲子，观众心中想的首先一定是“这是个中国钢琴家”，然后才是“这是郎朗”。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要在舞台上，就是代表中国。每场音乐会都要弹好，要让其他人知道中国人是可以的。

　　不光是我，每一个中国人出国在外，都不仅代表自己，一定也代表中国。很多外国人没有来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大多是通过与身边中国人的接触而形成的。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形象，由每一个中国人展示；中国的国家尊严，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维护。每一个出国在外的中国人，都应当自信、自立、自强、自律，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与昂扬精神。

　　“改革开放带给每一个人的最大变化是让我们敢于有梦想，最大机会是有了享受梦想成真的机会”

　　问：一个人的成长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时代的烙印必然会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人身上。您的人生经历，受益于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机遇。能否谈谈您感受到的改革开放？这些年您所见到、感受到的世界眼中的中国，与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郎朗：我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我觉得改革开放带给每一个人的最大变化是让我们敢于有梦想，最大机会是有了享受梦想成真的机会。非常幸运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在我父母那个年代，很多人也有理想、有才能，但是却没有我们一样的机遇。

　　今天，随着中国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带来了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其中。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灿烂星空》，这是我一辈子不能忘怀的经历。从那之后，我感到了明显的改变，仿佛全世界都在张开怀抱欢迎中国。举例来说，原来我们让中国音乐“走出去”，是给谁听？全是给中国城的华人听。现在不一样了，外国朋友会主动来听，甚至国外的新春音乐会都变成了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庆祝中国的春节。在国外过春节时，外国人会和我们一起放鞭炮、舞狮、舞龙，甚至写起了对联。在纽约和加拿大，中国春节已经成了法定节假日，这在二十年前简直不敢想象。

　　这些年，我们不仅“走出去”，还“引进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音乐交流的重要舞台。很多世界著名音乐家和乐团都会来华演出，不仅带来外国的经典曲目，还会演奏一些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曲目。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什么情况呢？我记得艾森巴赫曾经讲过他闹的笑话：八十年代初，他带着苏黎世乐团来中国，要学一首中国曲子，就学了《春节序曲》，本来的旋律是“叮叮叮咚，叮叮叮咚”，很欢快的节奏，结果他们演奏得很慢，“叮——叮——叮——咚——”，现场观众面面相觑，听不明白他们演奏的是什么，这就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中外的交流太少了，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现在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了，很多外国乐团演奏的中国乐曲，都很有韵味，很好听。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40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到现在，我为中国感到自豪。我会继续努力以音乐为桥，用旋律促进世界对中国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用钢琴奏响中国声音。

　　（采访整理：郝思斯丨摄影：胡思远）

　　郎朗，著名钢琴家，联合国和平使者。他是第一位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以及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等国际一流乐团长期合作的中国钢琴家，曾十次获得德国古典回声大奖等多项古典音乐类权威奖项。

　　门开了，郎朗走了进来。

　　在向我们点头示意后，他的注意力被面前两个七八岁的“小粉丝”吸引了：“学琴几年啦，最近在练什么曲子，辛不辛苦呀？”蹲下身子，他温和而耐心地问。当听到“小粉丝”们害羞地说“辛苦”时，他笑了，举起手说：“要加油啊，来，咱们击个掌！”

　　这份自然流露的亲和，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一直以来，人们给他贴上了“古典主义”钢琴家的标签——演奏着古典音乐，穿梭在殿堂级的音乐厅和音乐大师之中，理应是高冷、不苟言笑，甚至严肃古板的，可他却有着与生俱来的直率、开朗，一开口，就让人感觉到热情与快乐。

　　“如何做到将一件事情坚持三十多年且一直热爱？”

　　访谈开始不久，我首先就提出了这个自己好奇的问题——毕竟有那么多人在学琴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练习得很多的时候，自然会有一点枯燥。但钢琴的好处在于，它是一个‘万能型’乐器，可以弹奏各种类型的乐曲，一首曲子腻了就换一首弹，它能呈现出一个非常有色彩的世界。只要你真正热爱，是不会舍得放弃的。”

　　郎朗将自己那份天生的乐观情怀延续到了音乐中。对他来说，钢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命的幸福体验：“一天不练琴就手痒，感觉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没做”，“每首曲子都是一个故事，我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每讲一个故事就像给观众端上一叠热腾腾的饺子”，“我曾经一个人躲在音乐学院的楼道间听《黄河》，就觉得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曲子”……脸上不时洋溢的笑容，一谈到古典音乐就仿佛在闪光的眼睛，说到兴起时便挥动起来的那双灵巧的手，这些无意间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们，他是多么享受与音乐为伴的人生。一如“交响之父”海顿所言：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能从练琴这样一件看似“枯燥”甚至“痛苦”的事中找到快乐并获得成功，这是郎朗的过人之处，他也因此被人称为“百年不遇的天才少年”。

　　难道郎朗的成功，真的是因为天赋？

　　对于这个问题，他说：“没有勤奋就没有一切。至于天才，我将其理解为一种无限的伸展性，也许一个人只要具备一点点天赋就可以扩展成很大。”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生活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道理，所有人都懂，希望钢琴能有乐趣，是所有学琴者的期待。可“乐之”的境界，往往是走过低回蜿蜒的学习求索、走过曲径通幽的瓶颈艰辛，而后才能逐渐深入体会到的：小时候，在上学之余，郎朗每天练琴近6个小时，节假日非但不休息，练习时间还要加倍；在柯蒂斯音乐学院读书时，他练琴之勤奋，使得学校破例延长琴房开放时间；后来开始奔波于各地演出，他就趁午休时间练习，有时实在累了，就直接往地板上一躺，稍微小睡一会儿；直到现在，即便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钢琴家，每天无论再忙，也必须保证两个小时练琴时间……对于自己练琴吃过的苦，郎朗并不愿多说——他觉得所有都理所应当：练琴虽然“很累，但有安全感”，“练习多了，心里就有底了，就算你是神，不练也不行。”

　　听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郎朗“快乐钢琴”的秘诀：快乐是一种建立在练习基础上的能力，想要享受到快乐的体验、感受到乐趣的存在，就必须学得正确、练得到位——每一点一滴的进步、每一次练习带来的艺术享受，都是快乐的源泉。音乐本身的魅力，能够超越所有的辛苦、汗水、眼泪，正如他所说，“如果能在练习中不断感受到艺术蕴含的力量与情感，肯定不会厌倦”。

　　钢琴大师肖邦曾说：“我每天努力练琴十几个小时，最终世人用天才两个字总结我所有的汗水”。没有任何成功的微笑，不是由失败的泪水与辛勤的汗水叠加而得；没有任何人前的掌声，不是经人后的孤独与绝望的苦闷体尝而来。

　　努力，是最大的天赋，或许这就是郎朗成功的秘诀。（郝思斯）

昨天，在《乘风破浪》的第三次公演中，刘恋告别了舞台。但作为这次唯一一位「带薪上节目」的姐姐，社交媒体上关于她的故事还在传播——

她毕业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后来去了某知名4A广告公司，一路做到创意总监； 同时本科期间就与学长杜凯组成爵士乐组合Mr. Miss，201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先生小姐》，次年获得第2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

比起节目中那些早就声名显赫的姐姐，刘恋或许是最接近普通女孩的那个人，但关于当下的自己，这位普通女孩却能够自信满满给出判断：「我长成了自己小时候羡慕的样子。」

至于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以下是刘恋的自述——

二月份节目组打电话来联系我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我这种双职业的身份，就像节目里说的，一边上班，一边上《乘风破浪》的人，仅我一个了吧？他们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这么野生的人了。

公司也知道我情况特殊，给我安排的是一些比较灵活的工作，负责一些重要项目的提案和文案脚本，然后写稿、把关一下产出的内容的物料，主要是这些。我去录节目的这段时间，工作就暂时交给一个同事去做，听说他这段时间忙到要死，我对他心怀愧疚。

关于节目，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真人秀，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24小时都在监控下的生活。一开始很担心在这种场合下会不知如何表达，但到那之后一看，大家也是很正常地说话，很自然地交流，这种感觉让我一下觉得，好像跟我平时上班见到同事那个感受差不太多。

第一次在这么大一个真人秀露面，我另一个忐忑的点在于——别人对我是什么样的看法，这很容易让人患得患失。

比如一公选歌的时候，别人说我是「神算子」，我知道我不是，我只是正巧那个时刻被捕捉下来了，所以之后遇到类似这种解读规则的场景时，我就会更有压力。难道我每次都能算那么准吗？我下次要是失算了呢？其实生活里我傻的时候多着呢。

在生活里你可以马上消融别人的误解，但当你变成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只能让人家去解读。我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态能够接受这些解读。

刘恋的《乘风破浪》初舞台 图源视频截图

在宿舍里我跟赵梦睡对床，第一周每天晚上两个人辗转反侧睡不着，我就挺担心自己做不好，在还没有熟悉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就承担了队长这么个挺重要的角色，特别害怕自己出差错。

当时在组里，我遇到的是朱洁静、唐诗逸和齐溪，她们有两个是舞蹈家，一个是电影界的，大家都不属于长期在娱乐圈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4个人特别像在开小组企划会，天天讨论舞台怎么设计，我想，这不是我最舒适的状态吗？我在公司天天干这个事。

但讨论到第三天的时候，工作人员跟我说，咱也聊点别的吧。我说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他说咱也不能只有开会吧，也应该呈现出这些姐姐工作以外的别的性格面。那个时候我突然才明白，一下觉得有点愧疚，因为我是队长，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设计一些放松环节，让大家展现生活里可爱的一面。

但我也没想好怎么办，我就只能坐到她们旁边说，我们聊聊天吧（笑）。就非常的硬，每天逮着她们一个个来聊天，我在那儿硬聊，人家也很懵，这些尬聊最后也确实没聊出什么东西来。

到临表演的前两三天，我们4个变熟之后，大家才自然而然找到了放松的状态。但最后还是输掉了，知道结果以后我特别难受，觉得对不起她们，一副好牌放在自己手里没打出去。

我也知道自己的人气，在比赛里属于凶多吉少，我本来预计自己可能一公就走了。所以发现自己二公还在的时候，就不像一开始那么在乎输赢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可以走，但我得留下一个好的作品，得对得起自己。

二公拿到《梦中人》，我和薛凯琪统一的想法是这首歌如果只是站在台上唱是不行的，我们没有办法颠覆那么经典的原唱，所以我们希望融合更多的表达在这首歌里。

这个舞台的感觉是特别直观的，我们在颤抖，镜头拍上去像是我在笑，但是那个时候你就是忍不住觉得这一切太美好了——你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这么释放地表演一个这么棒的演出，和一个这么棒的人。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最动容的时刻都是我在看着对方的眼睛，在唱歌的时候。包括在一公，当我们找不到感觉，我们就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去唱这首歌。

哪怕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秀场的舞台，但你能感觉到这些人她们自己多少年来积攒在心里的东西，想要表达的事情，在她们的眼睛里，你感受到那种生命力的传递。

参加这个节目，如果说对我有什么改变的话，它让我更确认自己能做出好的作品，对自己的创作力更有信心。

二公舞台，刘恋与薛凯琪共同演绎《梦中人》 图源微博@乘风破浪

节目里，我好像拿了一个快乐倒霉蛋的剧本，一次都没赢过，一局都没有，一把都没有，到后来都输习惯了。我人生中上一次感觉到如此受打击可能还是高一在理科实验班拿倒数第二的时候。

我从小到大成绩都很好，当第一当惯了，甚至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就应该成绩好，挺难接受自己不如别人的。但高一进了理科实验班，身边都是从小学竞赛上来的人，进度也比别的班要快一倍。每次考完试，化学老师会让倒数几名站起来，你知道我多么羞辱吗？倒数第一一直在变，倒数第二始终是我（笑）。但等我高二进了文科班之后，基本上数学没有再听过课，不用费力就可以超过别人很多分。

所以，我从初中到高中，除了高一那个阶段，一直是第一——虽然成绩很好，但生活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快乐。

成都是我的故乡，但我的父母都不是成都本地人，他们是后来调动过去的。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客场，等待着别人去接纳我的那种感觉。我家里人说普通话，我就只会说普通话，同学就拿我玩笑，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开始努力地学习四川话，就是为了能跟大家没有距离。

那时候，我会有一点讨好型人格，不敢有异议。出去遇到别人推销，哪怕我不想买，我也会立刻买。如果说跟朋友吵了架，我会选择先道歉，因为很想维持住这个关系。为了不让别人觉得不开心，自己哪怕受到伤害，也不愿意展现出来。

生活也很单调，看不到任何别的可能性。我这辈子最压抑的一个场景就是初高中上学的那条路，我家离学校特别近，骑车就20分钟，我每天两点一线。那是大马路上的一条小道，旁边有个居民大院，其他就是一些餐厅、文具店、五金店。那个时期，青春期的荷尔蒙分泌旺盛，但是身边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安放。每天都重复走在这一条路上，简直觉得活不下去了。

所以每天骑车的路上，我就开始哼歌。初中的时候都还是听情歌，局限在自己情感的小世界里，但高中的时候，一个我一起长大的朋友给我介绍了「林肯公园」，我从那之后开始听摇滚乐，电台司令、伊凡塞斯、椎名林檎这些，才发现他们都可以很大胆地在自己作品里面呈现前所未有的东西，针砭时弊，同时还能把内容写得非常诗意。哪怕到了人们觉得应该安定下来的年纪，他们还是依然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追问。

我一下打开了音乐世界的大门，越听越深，越听越偏。

对我震撼特别大的是多莉·艾莫丝，她在被一个男乐迷强奸之后，写出了《Me and A Gun》，所有的情绪转化为这样一首歌，用音乐来还击社会给她的伤害。她的那种坚强，真的传达给我音乐的力量。有人说人有两个生日，第一个是出生的生日，第二个是当你决定自己人生方向，并且决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日子。我觉得我的第二个生日，就是在我爱上音乐，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的时刻。

当时我就想，大学一定要去北京，因为北京有很多live house，很多音乐节，就是这个念头让我支撑下来的。

刘恋在排练中 受访者供图

我本来第一志愿填的是北大新传，想学广告。因为之前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威士忌的广告，以前我看过的大多数广告都是那种洗脑式的，但那条广告拍两个人在北极垂钓，然后音乐缓缓响起，突然看到这一幕，我天，让我觉得广告这个东西可以这么美，这么有艺术感。

但因为我是2008年那一届，高考前一个月汶川地震，这导致当年我们的数学特别简单，我是靠数学跟别人拉开分的，结果，最后录取我的是第三志愿，北大考古与文博学院。

一进大学，我就问学长怎么转系，我想转到新传，后来也去蹭过一些他们的专业课。但到第二年我决定留下了。考古专业学古建筑、学人体骨骼，还学素描，我开始觉得这个专业有点有趣，能接触到别人很难接触到的东西——稀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专业还有一些实践课，真的带你到名胜古迹里面去。以前我去的时候，也就是看看简介、拍拍照就走了。但是学了考古以后，你再重新走进这些地方，去看它的斗拱、它的出檐，去判断它的年代，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很多当时学的东西考完试就忘差不多了，但起码学校教会我一点就是多角度的思考事情，这让我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一些转变，让我能够站在第三方视角去看自己的经历。后来写歌和写广告，也会需要你换不同的视角去写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换个视角，它可能会有更好玩新颖的故事或观点出现。

当然，学习也没耽误音乐。大一我就报名了十佳歌手大赛，在复赛唱的是诺拉·琼斯的《Seven Years》。当时我还是很害羞的，心里很没底地唱完，也没进决赛。比赛之后，我在人人网上收到了杜凯的私信，他当时学工保研，以教工的身份做比赛评委。他私信里夸了我一通，说觉得我很有天赋，邀请我一起到吉他协会玩。我就觉得，哇，原来我还是很厉害的，是有点东西的。

后来杜凯才跟我讲，他主动联系我其实是因为当时他想去酒吧驻唱打工，人家说你一个男的其貌不扬的，再找个好看点的姑娘跟你搭档吧。后来，我们就一起在五道口的酒吧驻唱。

后来我们去到南锣鼓巷附近的几个酒吧演出，大家都是搬着小凳子，挨着坐的那种，那种氛围现在想来都觉得很温馨。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演出，演到最后顾客都走完了，只剩下老板一个人坐在下面听我们唱。老板会吹萨克斯，听着听着他就把自己的萨克斯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演。哪怕都没有观众了，但是你看到他坐在下面，然后拿出乐器跟你一起玩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那会儿，刚开始合作，我和杜凯也只是工作伙伴，音乐喜好也特别不一致。我喜欢小调音乐，英式音乐；他喜欢美式音乐、黑人音乐，说唱这些。当时我们驻唱一场两百块钱三个小时，得唱50多首歌，正好实验了各种各样的风格，民谣、流行、英伦、R&B等等。演出效果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大家就在下面玩骰子喝酒。但很多次，唱到爵士和百老汇风格的时候，观众反响都很好，会转过头来认真听。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我们的东西。

刘恋与杜凯的爵士乐组合Mr. Miss 受访者供图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选择，当时我已经保研，可以到北大深圳校区的新传学院继续读研；我也拿到了北京奥美公司的实习offer。当时我想的是，如果选择去深圳读书，可能组合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我还是决定留在北京，进入广告公司工作，继续跟杜凯一起唱歌。

因为我觉得我们当时前景挺好，大二我们的组合Mr. Miss就在北大十佳歌手大赛上拿了冠军，逐渐地有了一些演出和比赛的机会，一个机会连带起另一个，我们还上了中国达人秀。但没想到，决定留在北京之后，在音乐上却进入了一个灰暗的时期，写歌也陷入瓶颈，演出的机会也减少了，基本陷入了一个停滞的状况。

大多数Mr. Miss的歌都是杜凯先把曲子写出来，然后我填词。他对爵士、对百老汇音乐研究得很深入，对什么东西适合或不适合放进来很敏感。这种音乐要求一种非常洒脱、非常乐观的性格，但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吧，写Mr. Miss的歌词的时候得把自己努力调整到那样一种心态，创作出歌里的那个「我」。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杜凯的乙方一样，我的词要交给他审，审不过我得重新写。一开始他只能接受乐观、洒脱那种风格的时候，这其实也不是他的要求，是爵士音乐本身的要求，但一开始我是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很难发自肺腑写出像《雨中曲》那样表达特别直接的歌。我们也吵了很多年，我总有一颗想做摇滚的心。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写得特别慢，第一张专辑《先生小姐》筹备了7年，2016年出的。

那张专辑做出来之后，拿到了金曲奖的三项提名。去领奖的前一天，我们在江西演出，赶上大暴雨，飞机停飞，只能包车连夜从江西开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到香港，再转到台北，红毯都没赶上，二十分钟化了个妆直接赶到典礼会场，最终获得了最佳演唱组合奖。

Mr. Miss在第28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 图源网络

获奖之后，我以为我们应该可以进入主流了，至少步入歌坛第一梯队了吧，结果并没有。回来之后，观众还是不太认识我们。我们去音乐节的时候，像其他乐队的摇滚歌，人家甚至不需要听清他们在唱什么，就能燥起来，摇头晃脑挺开心的，但我们这种不是。你得听清我的歌词，还得入戏，它有点像个音乐形式的脱口秀。

包括上节目也是一样，节目会带来一些热度，但可能很快又会过去。

所以，即使是在刚拿完金曲奖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想要辞掉工作全职做音乐人。因为做广告可以让我保持着对社会和新事物的敏感度——广告是在反哺我的音乐，哪怕是在做很自我的表达的时候，我也有能力平衡，让它是用户听着能接受的东西，同时又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其实刚进入广告行业的时候，也挺受打击。我去一个公司应聘，说我特别想做创意，那个人就笑了，她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创意吗？我发现我确实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作品，也不知道怎么证明我可以。

我大概写了一两年的公关稿，拽一些特别优美的词生夸一个东西，每次都特别头大。那时候，最常做的事就是给各种媒体老师打电话，「我们这有个活动，老师能不能来参加一下」，然后到活动上料理各种琐事。我也一度想过是不是应该转行，去画廊做策展，或者去个音乐公司做音乐相关的产业。

但后来我们开始涉及新的业务了，开始做创意方面的内容了，而且后来广告的分发方式也变了，开始做微信、微博这些社交平台，可以做一些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开头脑风暴会的时候，我的领导就说，其实这一行是属于年轻人的。你们是最走在时代前端的人，最知道大家爱的是什么，所以你们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即使我们说了一些特别飞的想法的时候，他也不会立刻毙掉或者否定你，他会沿着你的思路想怎么去发展这个想法。

我是属于别人越鼓励我，我能做得越好的人。特别在最开始你对自己不确定的时候，这些鼓励就显得尤为重要。后来我做了一个汽车品牌的微博运营，看到一点一点地，大家开始喜欢看这些微博，开始跟我们互动，就像自己养出来一个孩子一样。

等到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足够的认识、足够的把握，就不需要别人去认可你。哪怕别人不看好，觉得有风险的方案，我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去让自己能把这个事做下来。

刘恋（右三）在社交平台晒出广告拍摄现场的工作照

可能就是因为初高中那段时间的阴影，我特别害怕重复的人生。所以，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的标准就是：一定不要做一个每天重复的工种。这可能也导致了我后面一边做广告，一边又做音乐。

我就是想有每天都可以不一样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基本长成了一个小时候的自己会羡慕的样子。

之所以会长成这样，其中有成都给我的影响。

2008年汶川地震到我高考之间的那一个月，我们放假在家，为了远离高层建筑还睡过公园空地的帐篷。当时一边复习，一边看电视里的地震新闻，非常迷茫，有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

但成都人民是很能苦中作乐的，大家都睡在公园了，还会在空地上打麻将。我觉得这是成都教会我很重要的一个心态——从此之后，哪怕忙到要死，加班到凌晨我都还能笑出来，我知道生活里没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另一个给我能量的，就是音乐。

我这些年的成长过程受杜凯影响很深，他是一个学术型人格的人，教会了我很多不同于常人的思考方式，补充我的视野。虽然我吵架吵得凶的时候，无数次想拆伙。但冷静下来仔细一想，能有这么一个人在身边挺难得的。我觉得我进北大可能就是为了认识他。

我们一起去录节目，他能很敏锐地感觉到在节目里跟在线下演出的时候，观众反应的区别。线下演出的时候，哪怕他们根本没有专心听，他们是真实地根据你现场的状况去做出的真实的反应。但是在节目里，观众的反馈跟你真实的表演水平是有错位的。

录完节目凌晨两三点了，我已经累得焦头烂额，他还要抓着我讨论真人秀的本质是什么，我屡屡跟他发火。但是生活里，你又很难再遇到这么纯粹为一个东西而生活的人。

杜凯还让我有一种可以从浮躁的状态下落下来的感觉。他现在已经快四十岁了，没房没车，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女朋友、家里人天天催着他，但是他还是很能静下心来去钻研这个事情，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让自己静下来。

现在，距离出《先生小姐》又快7年了。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让那些因为综艺而喜欢我们的人也会喜欢我们的音乐，我们希望这种音乐成为大家平时会听的音乐，去形成一个爵士音乐文化的圈子，而不只是当个新鲜。

现在，我也逐渐地可以考虑到歌词的文学性啊，别的一些层面。杜凯也逐渐能接受有一些暗黑的讽刺的歌词了，我自己性格里有夹枪带棒的那一面，写这种歌是比较顺畅的，我就觉得我又行了。

的确，音乐让我更加有自信，让我不那么怕变老。

我过去会很怕变老，总觉得到了30岁就是大限将至，创造力会衰减，看到「江郎才尽」之类的词都会心里一紧。但到了这个阶段，我发现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以前我羡慕的一些音乐，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做出来，但是现在可以了，只要我想到，我就能写。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到完全自由的时刻，依然还会为一些世俗的问题焦虑，但我觉得自己活得比20岁要好多了。

我记得有一年年末，我们做了一个圣诞音乐会，现场观众不算多，大概两三百人。其实有些歌，当你唱过一两百遍，已经无感了。但是那天唱《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的时候，全场一起跟我们合唱，我突然有一种新的感动。

这些歌一开始只是诞生于世界上一个微小的角落，有时候我和杜凯会大半夜两三点钟沿着他们家门外面那条空马路，一边走，一边写词，好像你的音乐原本只是自我的表达，创造出来的作品只属于这两个人。但它在出去的一刹那，就变成了一粒粒的药丸，给到别人一些养分，他们接收到这个能量之后，又能把这种能量反馈到你身上，大家在一起螺旋上升。

那一刻就像无数人都加入了那条街，却又是不吵闹的，不会打破本来的那种宁静感。每一个个体在你的歌里找到看到自己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共振。那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生活中的刘恋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