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题：一张卡让中国人的旅行实现说走就走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之九见证
虽然离职多年，吴海至今还保留着几张淡黄色的塑料小卡片——这张名片大小的携程卡今天看来设计简单，做工粗糙，仅仅是凸起的阳文刻着一串电话号码。
然而就是这些小卡片，在短短6年时间里，在中国境内发放了10亿张。
卡片为携程这样的互联网旅行平台积攒了海量的用户，也反过来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模式。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说走就走的自由，曾经举步维艰的困厄，已成过眼云烟，消散在记忆的深处。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吴海加入了当时正在创业的携程网。
在此之前，旅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而奢侈的代名词。整个80年代，中国人刚刚从户籍、土地、粮票的捆绑中透出一口气。 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逐渐活跃，人们的流动频繁了，口袋里的钱多起来了，对生活质量的期许也变得丰富起来。但出行，仍然是一桩技术含量极高的事情。
吴海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走南闯北的企业销售或采购人员随处可见，但对于个人来说，去一个陌生地点住宿却是一种压力。大家不了解当地有哪些酒店，什么价位，是否满房，更不要提酒店本身复杂的价格体系。即便在携程负责酒店业务的COO孙茂华，那时去了一趟千岛湖，两男两女也是找不到住处，最后好容易找到一家小旅馆，只剩下一间屋子，四个人打了一夜地铺。
酒店与消费者信息的壁垒最终被一张小卡片打破。
为了让用户更加快捷地了解机票和酒店的信息，在携程负责业务拓展的吴海，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业务拓展方式——向客户发卡。 那一年，携程的发卡大军突然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交通枢纽、商务楼宇和开发区，卡片上注明了预订机票酒店的电话，他们告诉所有领到卡片的人，根据卡片上的订房电话，不用再靠旅行社和亲戚朋友，就能搞定机票和外地的宾馆。
吴海曾经的一名下属当时担负着在上海陆家嘴、淮海路一带扫楼发卡的任务。他记得那段日子，自己穿着衬衫西裤，包里背着40张卡片及使用手册，穿梭在黄浦江两岸核心商圈的每个楼层。为了不被楼宇的保安轰出来，时常带着几个同伴佯装成要租写字楼的客商，自己负责和物业周旋，讨价还价，掩护其他同事逐门逐户开展业务。
在那个年代，最初发出去一张卡，收获极大，有时候马上就有人通过卡片一下子定80间酒店客房。
一年后，携程平台每个月的订房量从不足1000间暴增到10万间。从2001年到2007年的6年里，携程在中国境内发放了10亿张卡，几乎中国人人手一张。
发卡模式的爆发,为携程迅速积攒了海量的用户。作为旅游市场一支越来越庞大的势力，携程凭借背后庞大的消费者群体，终于有资格参与到市场规则的制定中，进而改造和颠覆了整个传统旅游产业。
最大的变化是发生在坐飞机这件事上。
乘坐飞机，对于上个世纪中国大多数人来说，是一项庄重而神秘的行为，其仪式感甚至超出了交通行为本身。最初买机票需要介绍信，后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票台，但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网络。
携程最早通过发卡把送票上门的服务发扬光大。那时候，携程的送票人员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把一个个通过卡片电话预订的装着机票的信封，送往千家万户。
送票业务做大之后，异地购票业务也被开发出来。
现在习惯了购买往返机票的人们，已经忘记十几年前买飞机票还是“有去无回”——不得不在自己所在的城市购买单程机票，然后在目的地城市再次预订返回机票。携程的机票业务团队，设计开发了一个全国机票预订平台，同时要组建一个能够覆盖异地各个出票网点，并异地送票的巨大网络。
为了和航空公司授权的各个票台达成合作关系。 业务员们跑遍了全中国所有拥有机场的城市。一些老业务员记得，让票台接受这种合作也不容易，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民航票务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逐渐改变了票台老板们的思维方式。一个又一个能够合作的出票点建立起来，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一张巨大的网络逐渐铺就，异地出票在中国大地的一个又一个角落得以实现。
从委托旅行社到前台现付
10亿张卡片的背后，中国人住酒店的体验也被颠覆性地改变。在拥有了海量用户之后，携程开始要求合作酒店实行前台现付。
所谓前台现付，就是让消费者在订房后不交钱，直到酒店前台再交付房款。
在本世纪初，一个消费者想要提前订房，都要向酒店或旅行社交付定金或全款，如果计划改变，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失。前台现付的模式在国内前所未有。即便放眼全球，当时Travelocity这样已成规模的订房网站也是预付方式，前台现付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
当时负责业务人员记得，对于前台现付的新模式，酒店的阻力很大。尤其是前台和财务部门，都抱怨这种支付方式会增加工作量。而真正欢迎前台现付的只有期待业绩的酒店销售部门。
然而势比人强，本世纪初，市场经济进入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各种民营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携程的业务员仰仗日益增长的用户数量，用市场的逻辑说服了一个又一个酒店的决策者，将部分支付的自由让渡到消费者手中。
不久，国内最知名的两家连锁酒店Holiday inn和香格里拉都接受了前台现付模式，随后一个月里，消费者能够享受前台现付的酒店就超过了800家。
2003年的春天，一种名叫SARS的致命病毒在空气中蔓延。从广东迅速扩散到香港、东南亚乃至全球。北京、广州和香港几个重镇成了疫情的重灾区。全民恐慌，处处隔离，以社会流动为基础的旅游行业随之遭受重创。因为发卡在当年第一季度还保持着高增长业绩的携程机票酒店业务，瞬间归零。
现任携程COO，当时还在负责呼叫中心业务的孙茂华记得，整整三个月里，她和呼叫员们守着携程呼叫中心1000多个坐席，偌大的空间里，一整天一个电话呼入都没有。那段日子，全国各大航空公司的每日订票都是个位数，不少酒店歇业，旅游景点门可罗雀，有些旅行社干脆关门。
好在非典很快被控制，随之而来的，中国的旅游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80后正式走入职场，成为旅游市场消费的主力军。从知识、语言、信息和勇气各方面，一代新人对旅游体验也有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港澳地区和更多的国家对公民开放个人旅游证明，也为中国人自助出游创造了条件。
此时的传统跟团游被概括为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越来越为新一代消费者所不满。旅行社低价恶性的市场竞争和混乱的管理开始被人们察觉和诟病。就在此时，携程推出了一个后来被人们耳熟能详的新业务——自由行。
自由行是把机票酒店业务进行捆绑，为游客谈判出比单一机票酒店预订更为优惠的“机+酒”组合。
传统旅行社出身的徐郅耘当时正负责自由行的国际线路。在她看来，此前航空公司的票价只给中国的团队优惠价，从携程推出自由行后，很多航空公司才开始有了双人优惠、四人优惠和六人优惠。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生态也因为自由行而改变。国外地接公司接送机的大车变成了小车，酒店开始每天为中国游客预留单间的空房。
2014年春节，远在中国最北边的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突然成为一个互联网上的热词。
在短短的两周里，携程和当时门票业务老大的同程网，突然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门票价格上展开激烈的价格厮杀。冰雪大世界原本330元的门市票在两家移动APP上的价格一日一变。
优惠是以返现方式进行的，携程在两周内从10元调到最高205元，APP返现最高达到210元，同程网也不甘示弱，返现从4元一直追加到最高200元。在某个短暂的时间点上，两家的客户端甚至出现过0元甚至负1元的票价。
这场厮杀在当时被媒体称为双程大战。在半年内，以1元门票活动为标志的烽火，绵延了全国30个省份的100多个城市，涉及的景区有600多家。
亲身参战的携程员工方洪峰说，双程大战的时候，有些景区的门票销售瞬间增加了10倍，不知道大战会持续到哪一天。现在看来, 两家企业当时也不是为了你死我活，而是为了共同成长。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景区的门票价格早有诟病，而门票在线预订比例也只有约2%。经过一场双程大战，“一元门票”颠覆国人对门票价格的概念，让更多游客发现了手机预订门票的便利和实惠，目前国人在线购买门票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0%。
众多的景区也开始转移注意力到在线购票上，越来越多的景区开始了线上购票，类似故宫等一些大景区甚至已经完全取消了现场购票。
从一张携程卡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的旅游业不断被互联网重塑。从电话到指尖，改善着消费者的出行体验。
在携程总部的大厅里，挂着一块块黑色的屏幕。全中国和全世界从这里预订出的房间和机票订单，在黑色屏幕上被抽象成五颜六色的光点。伴随着每一秒时光的律动，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上的房间订单，此起彼伏忽隐忽现，机票订单则划出流星般的轨迹，交错纵横。
大屏幕的光点背后，是连接着全世界5000多个城市的200万条航线，以及全世界400多万房型的酒店的庞大系统。在系统中，人们预订一张机票的速度只有7秒，而每一秒，则提供1万条房价变动信息。
在建筑物内，每天有50台打印机，从早8点到下午3点一刻不停地打印着订单发票。在签证中心，成箱的护照每天被源源不断送往各国使领馆，每年数百万的人从这里走出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