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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h3&gt;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20至30年代期间，所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央特科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其中包括情报收集、对中共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中共高层人物被国民政府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者暗杀，并且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当时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党员。中央特科存在时间自1927年至1935年。&lt;br&gt;&lt;/h3&gt;&lt;h3&gt;中文名
&lt;h3&gt;一，特科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特点;&lt;/h3&gt;&lt;h3&gt;1，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曾经有三个“政府”并存，一个是张作霖的北京政府、一个是由汪精卫掌权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有一个是蒋介石自己另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事变之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失败。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和国民党的武汉政府、南京政府都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lt;/h3&gt;&lt;h3&gt;
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特工组织也就更加的隐蔽，甚至连组织档案都可能没有，因为党的秘密机关时刻有被敌人破坏的危险。所以像特科这样的秘密组织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组成，都是极为秘密的，有许多加入特科工作的同志，虽然自己在这个组织中秘密工作了好长时间，但是还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lt;br&gt;&lt;/h3&gt;&lt;h3&gt;&lt;br&gt;&lt;/h3&gt;
&lt;h3&gt;2，1925年，陈赓，顾顺章，陆留被送到苏联澳斯托兹那雅特工学校留学。虽然在苏联留学的时间不长，但顾顺章学了一身高强的本领，精通 化装术、催眠术、盯梢术、特工道具与枪械使用、魔术表演、机械修理、心理学等等数十个门类，可谓特工全才。&lt;/h3&gt;
&lt;h3&gt;3，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先后出现过三方四个特工组织，他们分别是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和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特科。在这四个特工组织中，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都是在国民党执掌政权时建立的，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也是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在上海建立了伪政府以后成立的。这三个特工组织虽然也是在从事着秘密工作，但他们毕竟是在掌握政权以后“官方”主办的，它们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都在政府的机密档案里有据可查。而中共中央特科则与它们有着很大的不同。&lt;/h3&gt;
&lt;h3&gt;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三天之内，已有300多名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反动派的枪口下，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激进群众被关进监狱，有5000多人失踪。&lt;/h3&gt;&lt;h3&gt;
由于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中共中央机关便从上海迁往武汉。“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1927年5月间，为了不使中央重蹈在上海的覆辙，由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着重点的“特务工作科”。顾顺章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特务科科长。中央军委机关驻地汉口友益街（现名红旗路）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科长欧阳钦）在楼下西厢，秘书科（科长徐以新）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科就在隔壁的右厢。&lt;/h3&gt;&lt;h3&gt;1927年9月21日中共军委特务工作科撤消。特务工作科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他却为特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特务工作科即为日后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lt;/h3&gt;
&lt;h3&gt;5，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 年 11 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 1927 年 11 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 年 10
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lt;/h3&gt;
&lt;h3&gt;二，特科的组织设置与主要领导人。&lt;/h3&gt;&lt;h3&gt;1，特科成立。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结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组织局，领导特务、组织、军事、调查、交通等科，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在11月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新增选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特务科科长由顾顺章担任。因为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央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哦、领导机构及成员安排，会后，周恩来开始整顿中共中央各机关，包括着手中央特科的组建工作，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央特科在1927年11正式成立。&lt;/h3&gt;&lt;h3&gt;随后又成立分支，中共北京特科，中共西安特科。&lt;/h3&gt;
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中央特务委员会（中央特科）委员。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1924年9月回国。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2月和10月，先后参与两次东征的领导工作。8月，与邓颖超结婚。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5月，在武汉组建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11月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组建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1928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1月，与向忠发、顾顺章一起组成中央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开展了一系列的地下斗争。&lt;/h3&gt;&lt;h3&gt;
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中央特科）书记兼行动科科长。本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工作。1927年5月9日，在中共五大上，顾顺章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下旬，担任中央军事部特务科负责人，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后，1927年11月顾顺章担任中央特务科科长，负责全党的情报保卫与交通工作。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1928年11月，任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书记。在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均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1935年被国民党秘密处死。&lt;/h3&gt;&lt;h3&gt;
陈 云——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科）书记兼总务科科长。&lt;/h3&gt;&lt;h3&gt; 康 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科第二负责人兼行动科科长。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以后，协助陈云主持中央特科工作并兼任行动科科长。&lt;/h3&gt;&lt;h3&gt;
武胡景——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共中央保卫部（即中央特科）部长。字迈五，又名武湖景、武和劲、武和景，化名吴福敬、罗玉堂、李士安、吴克敬、吴客敬、吴夫敬、吴福晋、林大生、林达生，后改名武怀让。1932年初任中央军委书记，1932年8月，改任中央保卫部（特科）部长。1936年8月，王明、康生借苏联“镇反肃托”运动之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武胡景秘密逮捕并杀害于莫斯科。1957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lt;/h3&gt;
&lt;h3&gt;三，中央特科的工作职责&lt;/h3&gt;&lt;h3&gt;1，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lt;/h3&gt;&lt;h3&gt;中共"特科"的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此前称为"总部"，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武装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秘密无线电通信，负责人李强、陈寿昌。&lt;/h3&gt;
&lt;h3&gt;&lt;/h3&gt;&lt;h3&gt;2，特科工作的指导思想与策略&lt;/h3&gt;&lt;h3&gt;首先，周恩来指出在隐蔽战线上，中共党员不能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他指出：“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如果“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联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他要求“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间也应互相介绍职业”。党的干部也不能整日围绕在机关中：“党只需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担负日常的党务”，“决不能人人都派作党部工作”。他要求白区各级党组织，“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lt;/h3&gt;&lt;h3&gt;其次，机关“社会化”、“家庭化”周恩来要求党中央各机关，要“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实现“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lt;/h3&gt;&lt;h3&gt;随着白区斗争形势的不断恶化，周恩来提出党中央领导人也要职业化。1931年4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时指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要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lt;/h3&gt;&lt;h3&gt;其三，为了防止中央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牢牢把握政治斗争方向，周恩来从中央特科成立之日起，便为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政策和原则。他给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在具体的工作中，特科的四个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lt;/h3&gt;&lt;h3&gt;另外，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别名多啦，一个时期换一个”，“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lt;/h3&gt;
&lt;h3&gt;3，刺探敌情，打入敌营，策反敌方人员&lt;/h3&gt;&lt;h3&gt;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如不采取进攻策略，积极了解敌人情况，就难以有效保护自己。周恩来对情报工作非常重视，中央特科成立不久，他便为其设立了情报科，并亲自为情报科选调精干人员，任命陈赓为科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情报科成员机智勇敢，屡次成功完成任务。主要策略有——&lt;/h3&gt;&lt;h3&gt;
变换身份刺探敌情。为接触各种关系，从中获取情报，情报科成员经常改变身份和职业。陈赓化名“王庸”，“时而西装革履，像似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武装，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充当敌特捕房的‘蟹脚’；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又是巨商大贾的模样。”陈赓以其多重身份，掌握了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某些特务头目，可随时出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或租界巡捕房。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也以各种身份，出入于国民党军警宪特、租界捕房及流氓帮会之中，“利用关系办了许多很难办的事。”董健吾以牧师身份搜集情报，陈养山和刘大汉以记者身份刺探消息。吴先清或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或粗衣布鞋活跃在工人居住地区，或扮成朴素农妇出现在乡间村落。她通过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的“密切”交往，“设法从其周围的重要人物中，获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秘密和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lt;/h3&gt;&lt;h3&gt;
“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周恩来强调，对这些特情关系，要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按照这一指示精神，情报科把国民党在上海的警特机关和外国租界的侦探机关基本控制在自己手中。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杨登瀛），即是情报科“拉出来”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1928年到1931年的3年中，鲍君甫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帮助中共中央特科惩处了出卖罗亦农、彭湃等同志的叛徒，也营救保护了任弼时、关向应等中共要员。在公共租界，陈赓也拉出来一个特情关系，此人系某巡捕房帮办，身处巡捕房政治部的要害部门，经常给情报科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关系是通过金钱维持的，每月送他500元生活费，数目由陈赓决定。&lt;/h3&gt;&lt;h3&gt;“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侦探机关，直至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动向。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即是情报科“打进”国民党调查科的优秀情报人员，三人机智勇敢，出色完成了把国民党调查科“拿过来”的任务。周恩来在1949年7月说过：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lt;/h3&gt;
&lt;h3&gt;4，营救同志。行动科营救被捕人员的办法大致有四种：&lt;/h3&gt;&lt;h3&gt;一是律师辩护。该办法只适用于租界范围，在以党治国的华界行不通。行动科同许多律师建立了密切联系，对押在公共租界未暴露真实身份者，主要聘请潘振亚和费国禧律师辩护营救。对押在法租界的被捕者，则往往聘请与租界巡捕房和法院有特殊关系的陈志皋律师（曾与在特科工作的妻子黄慕兰一起奔走营救关向应。两人还曾于第一时间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给中央，使周恩来等人免遭逮捕——编者注）出庭辩护。&lt;/h3&gt;&lt;h3&gt;二是“行贿买通”。如1930年恽代英被捕后，周恩来亲自组织营救。他回忆说：党曾想尽办法营救之，花过很多钱打通了上下关节。&lt;/h3&gt;&lt;h3&gt;只因顾顺章叛变指认，营救工作才毁于一旦。&lt;/h3&gt;&lt;h3&gt;三是利用“内线”。即利用在各种反动机关、组织中建立的特情关系，根据情况相机解救。&lt;br&gt;&lt;/h3&gt;&lt;h3&gt;四是武装劫持。即利用敌人将被捕者引渡或转解的机会，途中劫持。如1929年彭湃等人被捕，当得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等转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后，周恩来果断决定劫车救人。他亲率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员，装扮成枪战片演员，埋伏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但因准备不周，未获成功。镇压叛徒。鉴于叛徒的严重危害，中共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要求各地党组织：“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号召党内外群众共起处以死刑。”周恩来在1929年8月23日为党中央起草的致山东临委的信中也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周恩来领导行动科对叛徒的严厉镇压，极大地震慑了叛卖行为，消除了众多隐患。与此同时，周恩来强调肉体消灭不能根除叛变现象，指出：党员叛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lt;/h3&gt;
&lt;h3&gt;中央特科第一科（总务科）职责与成员&lt;/h3&gt;&lt;h3&gt;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是替中共中央机关租房子，为中央负责人安排住处，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中央开会会场，组织营救被捕的负责人，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简单一点说，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lt;/h3&gt;&lt;h3&gt;洪扬生——中央特科总务科首任科长。1921年在上海由江西老表赵醒农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党后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和团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被捕叛变，但未曾出卖组织和同志。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lt;/h3&gt;&lt;h3&gt;阚思颖——女，又名甘棠，1910年生，四川省南溪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员。建国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妇委副书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文革”中惨遭迫害。1971年11月28日病逝。&lt;/h3&gt;&lt;h3&gt;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情报科情报员宋再生的妻子，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lt;/h3&gt;&lt;h3&gt;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lt;/h3&gt;&lt;h3&gt;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担任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lt;/h3&gt;&lt;h3&gt;张阿桃——顾顺章岳父；&lt;/h3&gt;&lt;h3&gt;张陆氏——顾顺章岳母；&lt;/h3&gt;&lt;h3&gt;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lt;/h3&gt;&lt;h3&gt;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lt;/h3&gt;&lt;h3&gt;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lt;/h3&gt;&lt;h3&gt;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lt;/h3&gt;&lt;h3&gt;克昌——吴韵兰胞弟，做掩护工作；&lt;/h3&gt;&lt;h3&gt;吴克昌之妻——姓名不详，做掩护工作；&lt;/h3&gt;&lt;h3&gt;朱胜——化名，真实姓名不详，湖南人，古玩店老板；&lt;/h3&gt;&lt;h3&gt;周青——四川人；&lt;/h3&gt;&lt;h3&gt;戴荣鑫——浙江余姚人，木器店店员；&lt;/h3&gt;&lt;h3&gt;阿四——化名，真实姓名不详，广东人，总务科司机；&lt;/h3&gt;&lt;h3&gt;张克诚——化名，真实姓名不详北方人，木器店老板；&lt;/h3&gt;&lt;h3&gt;松江阿姨——真实姓名不详，在木器店烧饭。&lt;/h3&gt;
&lt;h3&gt;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职责与成员&lt;/h3&gt;&lt;h3&gt;情报科（二科）应该是在红队之后建立的，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除了上述搜集情报的几种主要方式外，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实际是灵活多样的，一切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lt;/h3&gt;&lt;h3&gt;陈
赓——中央特科情报科首任科长。原名陈庶康，1903年2月27日生于湖南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lt;/h3&gt;&lt;h3&gt;潘汉年——中央特科负责人兼情报科科长。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重组特科，潘汉年为特科负责人之一并兼任情报科科长。1955年4月3日，
因“内奸”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临终前与爱妻董慧女士软禁于湖南茶陵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场)。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lt;/h3&gt;&lt;h3&gt;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四期学生。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上海中央局成立，指导全国白区工作。王世英被上海中央局安排到中央特科情报科，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潘汉年被迫撤离上海之后，他代理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工作。1934年12月，白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武装“红队”被敌特侦破，大部分队员被捕牺牲，王世英迅速重组“红队”，继续英勇反击敌人。成功在被特务包围的剧场击毙带领特务搜查的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全国解放后，先后历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山西省省长、中央监委专职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等职。&lt;/h3&gt;&lt;h3&gt;钱壮飞——原名钱壮秋，又名钱潮，特科情报科主要成员。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判定为牺牲。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lt;/h3&gt;&lt;h3&gt;李克农——化名李泽田，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县炯炀镇中李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底——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裳天、伊于胡底等。1905年3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张国焘竟下令将其杀害。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根据共中央调查部的建议，追认胡底同志为革命烈士。&lt;/h3&gt;&lt;h3&gt;陈养山——原名程仰山，字应驺，曾用化名陈英舟、陈德清、高君实、老王、陈仲英、陈鸣钧等，上虞百官人。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署长、华北政法委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司法部副部长、宁夏革委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顾问。&lt;/h3&gt;&lt;h3&gt;刘
鼎——原名阚尊民，曾用名戴良，1903年12月15日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鼎历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二机部副部长、三机部副部长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鼎惨遭迫害，倍受磨难。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他担任航空工业部顾问，中国兵工学会顾问。&lt;/h3&gt;&lt;h3&gt;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四川彭县人，在上海大同、沪江、东吴大学求学期间参加反帝爱国的进步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等职。&lt;/h3&gt;&lt;h3&gt;连德生——浙江上虞人。1893年出生。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售票员。1925年参加地下党
。曾组织电车公司工人参加“五卅”工人运动，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公共租界电车总工会第一分会会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将他派往苏联学习特务工作，1928年6月从苏联回国后进入特科二科，1929年10月受陈赓派遣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的保镖和小车司机。1935年3月21日在江西大余被国民党杀害。&lt;/h3&gt;&lt;h3&gt;卢志英——山东省潍坊市人，1906年生，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到北京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1947年3月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关押在狱中。1948年12月27日，英勇就义。&lt;/h3&gt;&lt;h3&gt;李一超（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后改名赵一曼，四川宜宾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7月，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曾短期在特科做掩护工作，1929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她曾经与李一氓等装作一家人进行掩护。1936年8月被日寇杀害。2009年9月10日，赵一曼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lt;/h3&gt;&lt;h3&gt;刘仲华——又名刘子华，中共上海中央局情报部负责人。&lt;/h3&gt;&lt;h3&gt;柯
麟——化名柯达文，广东省海丰县人，与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开设达生医务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lt;/h3&gt;&lt;h3&gt;贺 诚——化名贺雨生，四川省射洪县人，1928年11月，与柯麟(化名柯达文)
在上海威海路春萱里开设达生医务所，作为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场所。&lt;/h3&gt;&lt;h3&gt;宋再生——原名宋启华，浙江诸暨人，人称“老宋”。曾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任政治密查员。&lt;/h3&gt;&lt;h3&gt;宋荣华——宋再生胞弟，人称“小宋”。&lt;/h3&gt;&lt;h3&gt;赵一敏——与李一超一同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短期在特科做掩护工作。&lt;br&gt;&lt;/h3&gt;&lt;h3&gt;陈彭年——山东济宁人，1921年留法。回国后在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调任中央交通局汕头站站长。1932年调任苏区国家保卫局交通科长，1934年10月随军长征，次年在深入大草地中，失足陷入沼泽壮烈牺牲。&lt;/h3&gt;&lt;h3&gt;陈立年——山东济宁人，陈彭年胞弟。&lt;/h3&gt;&lt;h3&gt;项与年——原名项廷椿，福建省连城县人。曾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亲自送往瑞金。&lt;/h3&gt;&lt;h3&gt;刘大汉——外号“大块头”。&lt;/h3&gt;&lt;h3&gt;董健吾——以牧师身份作掩护，参加情报科的工作。&lt;/h3&gt;&lt;h3&gt;吴先清——刘鼎的夫人。&lt;/h3&gt;&lt;h3&gt;安
&lt;h3&gt;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职责与成员&lt;/h3&gt;&lt;h3&gt;行动科的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领导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人以及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行动科成立之初由顾顺章兼任科长，1930年1月起由陈赓兼任，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康生兼任行动科长，1932年11月，夏采曦任科长。1933年6月，夏采曦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红军大学任教授。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担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负责红队行动。1934年11月，龚昌荣被捕，由武胡景兼任保卫部部长，孟用潜任副部长，朱大鹏担任保卫大队队长。&lt;/h3&gt;&lt;h3&gt;谭忠余——特科第三科（行动科）副科长。上海宝山县人，和顾顺章是老乡，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员。北伐战争期间，他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从此加入革命队伍。谭忠余曾是康生的交通员，并由康生介绍入党。后参加中央特科行动科，做顾顺章的助手。并与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结婚。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了一系列惩治危害中共的叛徒和奸细的行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轰动一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的击毙出卖澎湃等人的叛徒白鑫的行动。（1933年），谭忠余从苏联返回时，因为他带了一部电台，怕被国民党截获，就没有乘火车而是徒步偷越国境线，在与国民党边防部队遭遇的枪战中壮烈牺牲了。&lt;/h3&gt;&lt;h3&gt;邝惠安——特科红队队长。原名龚昌荣，化名邝惠安、邝福安，人称“邝哥子”。1930年10月从香港调入上海担任红队队长。先后率队处决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国民党中央驻沪调查专员黄永华和中共叛徒翕国华，击伤中共叛徒陈俊德（陈蔚如）。1934年11月被捕，1935年4月13日被杀害。&lt;/h3&gt;&lt;h3&gt;　　蔡
飞——又名余德富，曾与顾顺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铜匠，曾担任过红队负责人。&lt;/h3&gt;&lt;h3&gt;　　马宗显——又名张英、刘英。1902年1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双杨店镇）马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从军于冯玉祥部，很快被提任为中尉排长。1925年11月，去苏联红军高级军官学校留学。1926年11月7日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底回国，参加特科，改名张英，负责保卫周恩来同志的安全。1929年初，奉命到山东，于8月中旬先后处决了叛徒丁维尊、王复元。1929年12月，奉命到达河南商城南部苏区，改名刘英，任刚组建的三十二师师长。1930年4月，调任徐向前为副军长兼师长的红一军一师参谋长。10月，升任师长。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第十师副师长。4月，升任师长。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任其所辖的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在几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他屡建战功，是红军中的一员名将。1932年2月初，在河南商（城）潢（川）战役即将结束时，他率部追敌于豆腐店，不幸头部负伤。同年10月，转上海治疗，途经武汉，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于武昌城下，时年30岁。&lt;/h3&gt;&lt;h3&gt;&amp;nbsp;
王世德——代号“老先生”，曾参与制裁顾顺章家属的行动，后被捕叛变。&lt;/h3&gt;&lt;h3&gt;　　邵达夫——邵扶民，绰号“张麻子”。曾参与制裁叛徒白鑫等行动。&lt;/h3&gt;&lt;h3&gt;　　吴克坚——湖南省平江县人，先后任交通员、红队队员、秘书等职，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lt;/h3&gt;&lt;h3&gt;　　王德明——曾参与制裁叛徒白鑫等行动。&lt;/h3&gt;&lt;h3&gt;　　赵一帆——曾参与制裁叛徒白鑫等行动。&lt;/h3&gt;&lt;h3&gt;　　吴蓝甫——曾参与制裁叛徒白鑫等行动。&lt;/h3&gt;&lt;h3&gt;　　陈永嘉——曾参与制裁叛徒白鑫等行动。&lt;/h3&gt;&lt;h3&gt;　　左光余——曾参与制裁叛徒白鑫等行动。&lt;/h3&gt;&lt;h3&gt;　　童国忠——1931年随顾顺章叛变后，被中统特务安排负责监视顾顺章的行动。&lt;/h3&gt;&lt;h3&gt;　　张文农——1931年随顾顺章叛变后，被中统特务安排负责监视顾顺章的行动。&lt;/h3&gt;&lt;h3&gt;　　李士英——康生担任行动科长以后从北方局调入特科，任行动科第一小组组长，曾在闹市区击毙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lt;/h3&gt;&lt;h3&gt;　　周惠年——谭忠余的妻子。&lt;/h3&gt;&lt;h3&gt;　　朱大鹏——又名朱军，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保卫队队长。&lt;/h3&gt;&lt;h3&gt;　　程杳萍——一说为陈香萍，红队队员，参与击毙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的行动，1933年11月6日于上海南市小东门中央旅舍被捕，经不住严刑拷打，随即叛变，供出其他队员。&lt;/h3&gt;&lt;h3&gt;　　欧志光——红队队员，1933年11月6日于汉口路曲江里90号中新旅舍33室被捕。1933年12月13日，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死刑，遂即被害。&lt;/h3&gt;&lt;h3&gt;　　袁永芳——一说为袁友芳，红队队员，击毙特务胡世星，1933年11月6日被捕于汉口路曲江里90号中新旅舍33室。1933年12月13日，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死刑，遂即被害。&lt;/h3&gt;&lt;h3&gt;　　张玉山——红队队员，1933年11月6日于汉口路曲江里90号中新旅舍33室被捕。1933年12月13日，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死刑，遂即被害。&lt;/h3&gt;&lt;h3&gt;&amp;nbsp;&lt;/h3&gt;&lt;h3&gt;赵兴才——红队队员，1933年11月6日被捕。&lt;/h3&gt;&lt;h3&gt;　　王子玉——红队队员，1933年11月6日被捕。&lt;/h3&gt;&lt;h3&gt;　　赵德兴——一说为张德新，红队队员，参与击毙中统特务黄永华的行动，1933年11月7日晨6点，于北成路载德里88号2楼被捕。1933年12月13日，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死刑，遂即被害。&lt;/h3&gt;&lt;h3&gt;　　董纪全——红队队员，1933年11月7日上午，于北成路载德里88号2楼被捕。1933年12月13日，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死刑，遂即被害。&lt;/h3&gt;&lt;h3&gt;　　孟华庭——后期曾任红队副队长，1934年12月6日被捕，1935年4月13日被杀害。&lt;/h3&gt;&lt;h3&gt;　　赵
职责与成员&lt;/h3&gt;&lt;h3&gt;前身是交通科，交通科主要工作内容是与共产国际以及各苏区保持联系、勘察线路，护送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骨干进出白区，转移已暴露的同志和被营救出的同志进入苏区。其工作方法为派交通员陪同，由各地情报点、交通站沿途护送。随着以李强为首将特科秘密电台研制成功、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共产党第一部密码“豪密”的启用，以及电讯班培训队伍的扩大，交通科开始转为专职负责与苏区及共产国际进行无线电联络的部门，交通站的人工联络方式被逐渐取代，但交通站在人员护送方面的功能一直保留，没有因此而削弱。&lt;/h3&gt;&lt;h3&gt;通讯科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通讯科（交通科）科长先后曾培洪（李强）、陈寿昌。1931年5月以后调归中央组织局（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负责人先后黄平、乐少华、毛齐华、龚饮冰。交通工作由上海中央局交通局负责，局长陈刚。&lt;/h3&gt;&lt;h3&gt;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是难以到达中共手中。&lt;/h3&gt;&lt;h3&gt;张沈川——1928年10月，受周恩来指派学习无线电技术，后成为中共第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厅长、湖南省政协常委等职。&lt;/h3&gt;&lt;h3&gt;　　涂作潮——代号“木匠”，湖南长沙人，1928年10月第一批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的6名学员之一。1929年，他到远东支队当报务员，随后又到苏联“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电台受过专门培训。
回到上海后担任中央特科的电台训练班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涂作潮随李克农、潘汉年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他还手把手地教报务员李白如何收发和修理，并利用普通收音机装配起一部能与延安联络的10瓦电台。1944年，涂作潮奉命到达陕北，担任了军委三局材料厂长。建国后为工程师。&lt;/h3&gt;&lt;h3&gt;　　毛齐华——上海市嘉定县人，1928年10月第一批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的6名学员之一。1930年回国后，在特四科担任机务技师。1935年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无线电台负责人。建国后曾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lt;/h3&gt;&lt;h3&gt;　　方仲如——又名方廷桢，陕西咸阳县人。1928年10月第一批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的6名学员之一。&lt;/h3&gt;&lt;h3&gt;　　沈侃夫——又名陈宝礼，1928年10月第一批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的6名学员之一。&lt;/h3&gt;&lt;h3&gt;　　李元杰——1928年10月第一批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的6名学员之一。&lt;/h3&gt;&lt;h3&gt;　　程祖怡——1928年10月第一批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的6名学员之一。后曾担任上海中央局国际台报务员。&lt;/h3&gt;&lt;h3&gt;　　蔡叔厚——在上海东有恒路开设“绍敦电机公司”，储藏中共特四科电器。&lt;/h3&gt;&lt;h3&gt;　　黄尚英——浙江乐清人，1926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温州去上海，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无线电夜校学过电台业务。1929年，跟随李强、张沈川等人学习收发报技术，是我党在初创无线电通讯事业时的第一个学员。同年12月，奉命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与李强一起在香港九龙弥顿道建立秘密电台。当时，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和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通报全由此电台转达。他因工作过度紧张，积劳成疾。1930年5月，由香港到杭州治疗。8月21日，不幸逝世。&lt;/h3&gt;&lt;h3&gt;　　蒲秋潮——四川省广安县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1929年特科在沪西英租界极司非尔路福康里九号一幢三层楼石门房子建立第一座秘密电台，由蒲秋潮住机关。&lt;/h3&gt;&lt;h3&gt;　　于昆——又名于益之，继蒲秋潮之后在极司非尔路福康里九号秘密电台机关担任掩护工作。&lt;/h3&gt;&lt;h3&gt;　　伍云甫——又名吴晋生，1930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中央机关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lt;/h3&gt;&lt;h3&gt;　　曾三——1930年5月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他做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先后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等职。1990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lt;/h3&gt;&lt;h3&gt;　　吴克坚——湖南省平江县人，先后任通讯科（交通科）交通员、第三科红队队员、秘书等职，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1986年12月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lt;/h3&gt;&lt;h3&gt;　　黄平——1931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中央电台负责人。&lt;/h3&gt;&lt;h3&gt;　　乐少华——1932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中央电台负责人，1932年3月赴中央苏区。&lt;/h3&gt;&lt;h3&gt;　　龚饮冰——1935年继毛齐华之后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无线电台负责人。&lt;/h3&gt;&lt;h3&gt;　　王有才——上海中央局中央台报务员。&lt;/h3&gt;&lt;h3&gt;　　翁瑛——上海中央局机务技师。&lt;/h3&gt;&lt;h3&gt;　　宋季仁——交通员。&lt;/h3&gt;&lt;h3&gt;　　黄杰——女、中央组织局交通员。&lt;/h3&gt;&lt;h3&gt;　　夏之栩——女、中央组织局交通员。&lt;/h3&gt;&lt;h3&gt;　　李果毅——女，上海中央局军委机关交通员。&lt;/h3&gt;&lt;h3&gt;　　李云——女，上海留守处最后一名报务员。&lt;/h3&gt;&lt;h3&gt;　　参加交通通讯工作的还有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喻杰生、邱德、宋濂、王平、孙巨芳、夏明、李志超等人。&lt;/h3&gt;
&lt;h3&gt;　　特科工作人员誓词&lt;/h3&gt;&lt;h3&gt;“我自愿参加中央特科，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荣誉地位，随时准备被捕牺牲。如果被捕后，在敌人威胁利诱下，做到不背叛组织，把个人的生命和一切献给党。坚决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誓做一名无名英雄！”&lt;/h3&gt;
&lt;h3&gt;四，特科的秘密机关&lt;/h3&gt;&lt;h3&gt;&lt;/h3&gt;&lt;h3&gt;为了从事秘密工作，特科的首要任务是设立秘密机关。特科设立的秘密机关主要有四种，一是铺保，在当时，若想取得一个住所来掩护机关就必须先要找一家店铺作保。这些都是早就登记在案的店铺；二是设立的秘密机关，这些机关大多是以住家为掩护的；三是为领导人开设小店铺取得一个职业身份来作掩护；四是临时开设的秘密机关，比如为了召开较大型的会议就需要临时准备场所，会后即取消。&lt;/h3&gt;
&lt;h3&gt;　解决了担保问题，中央的大多数秘密机关都是以家庭住户的形式设立的。先后设立的秘密机关主要有以下几处：
&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上海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二楼的“福兴商号”。老板熊瑾玎，“老板娘”朱端绶。“福兴商号”设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过无数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向忠发、苏兆征、任弼时、澎湃、邓小平、邓颖超、陈赓等领导人经常来这里研究工作。&lt;/h3&gt;&lt;h3&gt;　　中央办公厅：同孚路（今石门二路）柏德里700号一处两楼两厅的房子里，这是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的地方，被工作人员称为“中央办公厅”。周恩来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每天都来这里解决中央和各地区的问题，不能当场解决的和重大的事情，则提交“福兴字庄”政治局会议决定。该机关由彭述之夫妇等住守。&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处之一：戈登路（今江宁路）673弄10号和1141弄的一处房子，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阅读、起草文件和政治局接头的地方。由张纪恩、张越霞夫妇和苏才、周秀清等住机关。向忠发叛变后，此处被破坏。&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处之二：同孚路（今石门二路）336弄9号。&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静安寺路口松寿里24弄11号和青海路19弄善庆坊21号。&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成都北路741弄丽云坊54号。周恩来几乎每天早晨或深夜都来此处，阅读报告，听取汇报，同各地来沪找中央的人讨论工作。组织部另一联络点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坊某号前楼。&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原设于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由军委秘书白鑫住机关。白鑫叛变后，总务科在成都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将中央军委机关迁来。曾希圣、朱瑞、傅钟等人在此住过，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也常来此会议。&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联络点：浙江中路112号2楼，周恩来经常在此与各地负责人接谈，如曾与云南的龙大道、河北的张兆丰、浙江的卓兰芳等在此谈话&lt;/h3&gt;&lt;h3&gt;&amp;nbsp;&lt;/h3&gt;&lt;h3&gt;中共中央联络点：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斜桥会馆旁的一家古玩店，总务科派来自湖南的朱胜（化名）为老板，顾顺章的岳母张陆氏在此做饭。&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联络点：泥城桥东的一家木器行，由戴荣鑫当店员。该店既是中央领导人的接头处，也是用以租房的一个铺保。另外，领导人搬家时，所需家具由此供应，用不着的家具也可在此堆放。&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条弄堂里的最后一幢独门独户三层楼洋房，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接头开会之处。洪扬生以“资本家”身份同负责文书工作的严重夫妇以及一位盲人翻译，住此机关并负责接待工作。&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秘密会址：威海卫路达生医院，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的柯麟（化名柯达文）和贺诚（化名贺雨生）坐堂行医，中共中央大概每月在此开会一次。&lt;/h3&gt;&lt;h3&gt;　　中央文库：设在西康路合兴坊15号。这是中共在在敌人眼底下开辟的红色档案馆，它为今人了解当年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lt;/h3&gt;&lt;h3&gt;　　中共地下印刷厂：多次转移地址，先后设在派克路、齐物浦路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至147号、梅白克路祥康里99号、麦特赫斯脱路386号、武定路181弄12号至14号、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大连湾路大连坊26号、扬州路三民坊。这里承印着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在白色恐怖中传达着党的方针政策。&lt;/h3&gt;&lt;h3&gt;　　中央特科机关：中央特科曾用代号“新新公司”、“中兴公司”，较长时期设在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郑家巷91号。另外，公共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幢洋房的三楼，曾是中央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顾顺章、陈赓等中央特科的领导人常来此处接头谈话、商议工作，中央特科其他人员不来此地。同孚路一条弄堂内有一幢石库门房子，该房子的底楼厢房，曾是总务科和行动科成员的聚居点，此处还储藏有一批武器，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一般不来这里。情报科成员则主要在陈赓家中碰头。&lt;/h3&gt;&lt;h3&gt;　　特科总务科还经常为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开设店铺，以掩护其本人的工作和生活。主要有以下几处：&lt;/h3&gt;&lt;h3&gt;　　松柏斋古玩号：开设在黄浦江边，给曾以古玩商为公开身份的周恩来使用。&lt;/h3&gt;&lt;h3&gt;　　烟纸店：为曾以商店经理为公开身份的邓小平在浙江路清河坊开设。&lt;/h3&gt;&lt;h3&gt;　　古玩店：为曾以古董商为公开身份的向忠发在爱文义路戈登路口开设。&lt;/h3&gt;&lt;h3&gt;　　奇星魔术社：为擅长魔术的顾顺章在斜桥路22号开设。&lt;/h3&gt;&lt;h3&gt;　　中共中央经常召开会议，布置会场和保卫会议安全是特科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确定会议地址、租用房子、布置会场、筹备会务等，均由总务科负责办理。而保卫会议安全则由行动科负责。&lt;/h3&gt;&lt;h3&gt;　　1929年6月下旬，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特科租用的会场是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排一幢公馆摸样的房子。周恩来亲自选派中央工作人员去住机关，作掩护。刘叔琴回忆说：“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要求用家庭形式来掩护。这时，周恩来要我去住机关搞掩护工作，公开身份是家里闲住的女主人，实际上却是为全会做些文书工作。”
中央还调来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等住此机关，还调来总务科成员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为机关烧饭。顾顺章带领中央特科队员，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lt;/h3&gt;&lt;h3&gt;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特科在赫德路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楼房，并把之辟为临时医院，一楼由总务科的人充当门房、护士、帐房等，负责应付前来求诊的病人并防止外人上楼。二楼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则是会议厅。&lt;/h3&gt;&lt;h3&gt;　　1930年
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在上海召开，中心议题是纠正李立三的错误。总务科把会场设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独立洋房里。到会领导人签名的有：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之夫（瞿秋白）、少山（周恩来）等。会议期间，总务科派人照料会场，行动科全体出动，保证会议安全进行。&lt;/h3&gt;&lt;h3&gt;&amp;nbsp;&lt;/h3&gt;
&lt;h3&gt;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福兴布庄&lt;/h3&gt;&lt;h3&gt;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中，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福兴布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lt;/h3&gt;&lt;h3&gt;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密联络点——达生诊所&lt;/h3&gt;&lt;h3&gt;地下印刷厂&lt;/h3&gt;&lt;h3&gt;　　在一切秘密机关之中，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因为搞印刷厂必须要有机器，只要机器一动，就会弄出很大的响声，容易引起怀疑。同时，在敌人搜查时，机器和大量的印刷品很难隐藏。因此，地下党的秘密印刷厂，很难在一个厂址存在较长的时间。但是，从1927年11月建立秘密印刷厂直到1935年初中共中央机关迁往苏区以后，毛泽民、瞿云白、钱之光等在特科的积极配合下，一直坚守着这一重要的宣传阵地。&lt;/h3&gt;&lt;h3&gt;神秘消失的医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提出，当时需要有集中的最高政权组织即中央苏维埃政府，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政权。这样，中共中央就把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作为党当时的中心任务，提到全党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1930年２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八号通告，宣布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会议定于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待会议结束，医院也消失了。&lt;/h3&gt;
&lt;h3&gt;五，特科工作的三个时期;&lt;/h3&gt;&lt;h3&gt;综观特科从创建到结束的整个历史，可清楚地看出，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由于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行动，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央特科的全部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lt;/h3&gt;
&lt;h3&gt;第一时期：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创立至1931年4月中央特科具体工作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这是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不断发展完善，取得卓越功绩的阶段。&lt;/h3&gt;&lt;h3&gt;由于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奠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并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渗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掌握了敌人致命的要害部门，解惑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这些正如国民党人士后来所说：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内应……掌握了特务机关全盘活动机密，即使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共党叛徒、奸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而做到先发制人。“[13]对一些具体情况，以往颇有介绍，兹不冗述。&lt;/h3&gt;&lt;h3&gt;要指出的是，这时正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党内盛行。在盲动、冒险思想指导下，先后有11各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而处于险恶环境中心的党中央机关不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还在上海发展了秘密联络机关十余处，并成功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及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与其他国统区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及1934年后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党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的情况相对比，更可看出周恩来及他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保护和巩固挡住之的卓越功绩，看出他们在中共情报史上写下了何等辉煌的一章！这些，正如台湾人士后来所哀叹的：”1928年至1931年国共双方在上海的地下情报战争，国民党在表面战果辉煌，专书成册，升级上受制于中共潜伏在它心脏中的反间谍……徒呼奈何，岂不伤哉！&lt;/h3&gt;
&lt;h3&gt;第二时期：从1931年5月至1932年底中央机关撤离上海。这是中央特科整顿组织，重建对敌情报关系的阶段。&lt;/h3&gt;&lt;h3&gt;顾顺章被捕叛变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一次重大挫折。顾在被捕前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主持中央特科具体工作。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央所有领导二年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在周恩来果断指挥下，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这样巨大的变化引起的内部收缩，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科工作面临重大调整。&lt;/h3&gt;&lt;h3&gt;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代表特委对滚顺章叛变一事作检讨，并规定了今后特委组织、工作方针和纪律[15]。之后，周恩来具体知道、妥善处理了顾案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特科重建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lt;/h3&gt;&lt;h3&gt;1、调整干部，整顿组织。顾案后，特科三年来历尽艰辛打入敌人内部的大部分特工人员被迫停止活动，有的甚至在上海已无法安身。如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相继转到苏区，特二科科长陈赓赴津、特四科科长李强赴俄。为加强对特科的领导，派陈云、康生、潘汉年重组中央特科领导机构：由陈云任总负责人，兼任一科科长；康生任三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科长。原特四科的工作（通讯）在1932年后交给了我中央。在安排好有关工作后，周恩来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进入苏区。&lt;/h3&gt;&lt;h3&gt;重组班子是特科得以在短期内恢复活力，正常运转的首要措施。在其后两年时间内，特科除调集未暴露的干部、选拔优秀党员参加特科工作，还调整了顾顺章具体领导特科时，热衷在上海帮派内挑选关系，导致一些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人进入特科的组织方针，广泛联系和聚集了一批不同社会阶层的有用人才，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重新织就中央特科组织网络。&lt;/h3&gt;&lt;h3&gt;2、改改善工作方法。为吸取顾案的严酷教训，中央特科在以往秘密工作方法基础上，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如规定所有办公地点、工作人员住址都设警号；办公地点及住家严格限制往来人员，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不时更换；通电话要用化名、暗号，电话内容只限联络、报警、约定碰头时间地点等等。对这种行之有效的使国名党感到”耳目失明“的变化，一个当年的特务首脑在他的匿名回忆录中感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建立的线索一下子割断了……我们只知道共党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了。&lt;/h3&gt;&lt;h3&gt;另外，特科进一步运用了“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这一原则。如1932年3月4日，特科利用在《申报》上公开刊登“紧要启示”的方法，有利回击了国民党蓄意制造的“伍豪启事”。同时，特科规定了在不破坏组织的前提下可以“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得情报来源，或伺机潜逃，从而保护了干部，缩小了打击面。&lt;/h3&gt;&lt;h3&gt;3、重建情报关系网。鉴于再派遣自己同志打入敌心脏非一日之功，同时针对国民党特务CC派在中共地下组织埋伏卧底内线的威胁，特科以反间计对付啊反间计，在情报科科长潘汉年主持下，首先在敌对营垒物色合适的策反对象，在租界巡捕房、国民党社会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埋伏了自己的耳目，这样就能掌握到叛徒秘密自首、等级的情况，对特科准确地惩治叛徒起到很大作用。如及时获取了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叛变后对中央机密及特科改组情况的全部供词并送呈中央，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大破坏阴谋。&lt;/h3&gt;&lt;h3&gt;除此之外，中央特科在这一时期还逐步探索和开拓了一条情报工作新思路，这就是通过与一些有社会地位、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上层人士交朋友，以此获得内幕消息和情报来源。这种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一般性情报工作网点的做法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做哟偶那个。更重要的是，它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于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个中共情工战线的独特方式。&lt;/h3&gt;&lt;h3&gt;这一时期，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和潘汉年等同志协助下，在加强政治领导、调整组织、改变工作方法、重建反间关系方面受到明显效果，仍保持了中央特科作为“有战斗力的白区地下组织”的重要作用。&lt;/h3&gt;
&lt;h3&gt;第三时期：从1933年初至1935年9月中央特科结束。这是在“左”倾思想和错误方针指导下，中央特科遭受严重破坏，最后被迫结束的阶段。&lt;/h3&gt;&lt;h3&gt;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影响和国民党的疯狂搜捕，白区党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临时中央无法再伤害立足，被迫于1933年1月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标志着中央特科进入了后期阶段。&lt;/h3&gt;&lt;h3&gt;临时中央离开上海后，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继续领导国统区工作。同时，由于陈云1933年1月17日陪同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前往苏区，康生、潘汉年相继于1933年7月调离特科赴莫斯科和中央苏区工作，特科后期工作由武和景（即吴福进）、欧阳忻（即欧阳新）、刘子华（即刘仲华）相继主持。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连续大规模遭到破坏。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就遭受六次大破坏，历届主要负责人被捕，不少人投敌叛变。因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以保卫党组织为基本职责的特科也面临结束。中央特科后期工作效果与以前相比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其原因有以下几点：&lt;/h3&gt;&lt;h3&gt;1、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隐蔽工作中的充分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时，上海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将皇失措，一反隐蔽精干的秘密工作既定原则，决定以牙还牙，用“红队”镇压国民党的公开特务。从1933年4月至8月，在市区、火车站、旅馆等公开场所连续行动4此，至1934年，总计一年中行动7此，并3此制裁所谓内奸。这种从“防御”变为“出击”的指导思想及把“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变为单纯公开行动的结果，使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地、一再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最后致使两批“红队”战士被捕，整个“红队”被打垮。这种由盲动导致失败的事实证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思想及实践的是上海党组织，也是中央特科被最终搞垮的主要原因。这正如周恩来所说：情报工作是很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的路线。&lt;/h3&gt;&lt;h3&gt;2、国民党采取了更为阴险毒辣的破坏首发。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于1933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行动区”，除加强公开镇压外，还是用了“自首”、“细胞”政策等手段，通过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将叛徒作为内线细胞再安插进中共党组织，以达到架空、瓦解中共的目的。原国民党特务的一个总结可作反面参考：“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们的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半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而且，这是敌人又实行了先捕人好再办手续，甚至直接绑架、突击的方法，这样，虽然特科在租界捕房还安插了一些警报关系，党警报根本来不及发出有时即发出也不起作用。&lt;/h3&gt;&lt;h3&gt;3、放弃了反间工作。1933年初，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向上海中央局要军政情报，潘汉年曾抽调中央特科干部搜集。但是，此后在国民党疯狂的追杀搜捕下，党史的特科负责人，原做兵运工作的武和景及原军委系统的刘子华仍错误地把主要力量放在搜集敌人军事情报上。他们未认真研究敌人方式方法的变化和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及教训，没有认识到要在敌人严密控制和残酷镇压下继续生存，除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斗争策略和巧妙地社会掩护外，必须加强反间工作。由于忽略政治情报侦察工作，致使耳目不灵，在敌人利用内奸特务里应外合进攻时，只好被动挨打。
&lt;h3&gt;1，历史沿革&lt;/h3&gt;&lt;h3&gt;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军事部下属增设特务工作处，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下设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匪运股。11月，特务工作处改组为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中央特科内设总务科/一科（历任科长洪扬生、欧阳钦）、情报科/二科（历任科长陈赓、潘汉年、王世英）、保卫科/三科（历任科长顾顺章、谭余保、赵容、邝惠安、王世英）、通讯科/四科（历任科长李强、张沈川）。&lt;/h3&gt;&lt;h3&gt;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它的内设机构有：侦察部（部长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兼任，后由张然和、钱兆凤和汪金祥接任），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后由李一氓接任），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海景洲），秘书处/后称总务处（处长欧阳毅）。&lt;/h3&gt;&lt;h3&gt;1932年初，国家政治保卫局增设了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国俭）。&lt;/h3&gt;&lt;h3&gt;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中央特科人员并入国家政治保卫局。此时，中国工农红军中都成立了政治保卫局和保卫分局：&lt;/h3&gt;&lt;h3&gt;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lt;/h3&gt;&lt;h3&gt;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lt;/h3&gt;&lt;h3&gt;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张纯清）、&lt;/h3&gt;&lt;h3&gt;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欧阳毅）、&lt;/h3&gt;&lt;h3&gt;红八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卜盛光），&lt;/h3&gt;&lt;h3&gt;红九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许建国）；&lt;/h3&gt;&lt;h3&gt;红二方面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吴德峰）；&lt;/h3&gt;&lt;h3&gt;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先后由周纯全、曾传六担任）。&lt;/h3&gt;&lt;h3&gt;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改称西北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周兴先后担任局长。&lt;/h3&gt;&lt;h3&gt;1937年10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政治保卫局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担任处长。此前，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所属政治保卫大队已经成为中央军委警卫营。后来演变成为中央警卫团。这是后话暂且不表。&lt;/h3&gt;&lt;h3&gt;1937年12月，中央保卫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先后成立。&lt;/h3&gt;&lt;h3&gt;1938年8月，中央保卫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央社会部，对内称“中央情报部”，对外仍是用“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孔原、潘汉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隶属中央社会部。&lt;/h3&gt;&lt;h3&gt;1949年10月，中央社会部撤销。其保卫职能部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归入了公安部（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一局）；情报职能部分分别组建政务院情报总署和中央军委联络部，原中央社会部秘书长邹大鹏任情报总署署长兼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lt;/h3&gt;&lt;h3&gt;1952年8月，情报总署撤销。其职责并入中央军委联络部，邹大鹏继续担任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负责统一管理情报工作。&lt;/h3&gt;&lt;h3&gt;1955年4月，中央军委联络部整体改组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兼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邹大鹏任常务副部长。负责向驻外使领馆派出特工人员，专门负责所在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时的中央调查部八局，负责情报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对外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就是现在国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lt;/h3&gt;&lt;h3&gt;1969年6月，由于中央调查部在“文革”中卷入派系斗争，打乱了阵营，严重影响了工作，使得中央调查部一度被取消，并入总参二部（情报部）。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改任总参谋部第二部（情报部）政委。&lt;/h3&gt;&lt;h3&gt;1973年8月，中央调查部又逐渐恢复了原有建制。罗青长任部长。&lt;/h3&gt;&lt;h3&gt;1983年7月，由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组建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凌云担任首任部长。&lt;/h3&gt;&lt;h3&gt;机构演变大概：中央特科－政治保卫局－中央社会部－政务院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中央调查部（军委总情报部）－总参情报部—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lt;/h3&gt;
&lt;/h3&gt;&lt;h3&gt;第四局（台港澳局）：主管台港澳地区情报工作。&lt;/h3&gt;&lt;h3&gt;第五局（情报分析通报局）：主管情报分析通报、搜集情报指导。&lt;/h3&gt;&lt;h3&gt;第六局（业务指导局）：主管对所辖各省级厅局的业务指导。
&lt;/h3&gt;&lt;h3&gt;第七局（反间谍情报局）：主管反间谍情报搜集。&lt;/h3&gt;&lt;h3&gt;第八局（反间谍侦察局）：主管外国间谍的跟监、侦查、逮捕等。&lt;/h3&gt;&lt;h3&gt;第九局（对内保防侦察局）：主管涉外单位防谍，监控境内反动组织及外国机构。&lt;/h3&gt;&lt;h3&gt;第十局（对外保防侦察局）：主管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监控，侦查境外反动组织活动。&lt;/h3&gt;&lt;h3&gt;第十一局（情报资料中心局）：主管文书情报资料的搜集和管理。&lt;/h3&gt;&lt;h3&gt;第十二局（社会调查局）：主管民意调查及一般性社会调查。&lt;/h3&gt;&lt;h3&gt;第十三局（技侦科技局）：主管侦技科技器材的管理、研发。&lt;/h3&gt;&lt;h3&gt;第十四局（技术侦察局）：主管邮件检查与电信侦控。&lt;/h3&gt;&lt;h3&gt;第十五局（综合情报分析局）：主管综合情报的分析、研判。&lt;/h3&gt;&lt;h3&gt;第十六局（影像情报局）：主管各国政、经、军等影像情报，包括卫星情报判读。&lt;/h3&gt;&lt;h3&gt;第十七局（企业局）：主管该部所属企业、公司等事业单位（2000年撤消）。&lt;/h3&gt;&lt;h3&gt;第十八局（反恐局）：反恐行动的主管单位。&lt;/h3&gt;&lt;h3&gt;②、派驻机构：中纪委暨监察部派驻纪检组、监察局。&lt;/h3&gt;&lt;h3&gt;③、直属机构：办公厅、法制办公室、政治部影视中心、干部部、部纪委、拘留所、党校、普法办公室、教育培训部、监察审计局、综合计划局、行政管理局、西苑管理处、老干部局、训练局（是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院以及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三个“学术机构”所组成，而且每一年均参与北京地区普通大学的招生活动，一般外界并不了解这是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直属学术机构。这些学术机构并定期发行“现代国际关系”杂志。）&lt;/h3&gt;&lt;h3&gt;④、直属学校：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苏州江南社会学院。&lt;/h3&gt;&lt;h3&gt;⑤、直属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lt;/h3&gt;&lt;h3&gt;⑥、外围机构：新华社、中国新闻通讯社、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随团人员身份搜集情报、中国国际旅行社、国际投资公司、中华贸易公司、深圳振华宾馆、振华公司。&lt;/h3&gt;&lt;h3&gt;⑦、直属企业（2000年以前）：北京燕山大酒店、远东集团、中国振华进出口公司、福州鑫达贸易有限公司、厦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西双版纳商贸公司、香港华润集团、超却贸易公司、新光进出口公司、天龙公司、赋维投资公司、邦贸总公司。&lt;/h3&gt;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lt;/h3&gt;
&lt;h3&gt;结束语&lt;/h3&gt;&lt;h3&gt;古往今来有两种战争，一组是公开的战争，一组是隐蔽的战争。隐蔽战争中的广大战士们有两大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无名”：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丹心素裹，冷月无痕；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英雄”：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他们的一个人甚至能抵敌人雄兵百万。&lt;/h3&gt;&lt;h3&gt;“无名英雄”的六个特质，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简明扼要的阐明了无名英雄的伟大与品质，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军人要学习的精神；&lt;/h3&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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