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崇祯是个亡国皇帝，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　在明代诸帝中，崇祯是个比较注意恭俭并颇为勤政的皇帝。即位后做了很多实事，先是清除擅权乱政的太监魏忠贤，调整“内阁”班底。后以封疆多事，“罢苏杭织造”，又“禁衣饰侈僭及妇女金冠袍带”。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并且率领大军渡过黄河，浩浩荡荡的向北京杀来。而反观明军这面，军心涣散，面对大顺农民军是一触即溃，还有不少地方的明朝守军选择望风而降，这也使得李自成的大军迅速占领山西全省，兵峰不断逼近北京城。

此时的大明王朝彻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然无兵可用，无饷可派的崇祯皇帝，选择就此放下帝王颜面，用近乎于“乞讨”的方式，向朝臣们借款以充作军饷，从而能够重新集结部队，抵挡李自成。然而，面对崇祯皇帝自降身份、苦口婆心的劝说，朝臣们却不为之所动，都只是象征性的拿出了少许银两，而这些钱自然是远远无法解决眼前的危机局面。

最终，深知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在绝望中自缢殉国，而在他临终前，也对于朝臣进行了痛彻心底的咒骂：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然而，造成如此的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局面，并不仅仅全都是大臣们的原因，崇祯也应该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崇祯向大臣们“借钱”，纯属迫不得已。

明朝的财政窘境自万历朝时期的“万历三大征”之后开始，就已经显露无疑。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这一年明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为白银3000万两，勉强能够维持财政的收支平衡。而到了万历朝末期，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明朝开始在辽东战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国家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朝仅军费一项的开支就高达2300万两，整个国家已经难以为继了。

到了崇祯皇帝登基后，明朝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崇祯皇帝在代表江南地主和商业士绅的利益的东林党人的劝谏下，废黜了矿业税和商业税，直接导致了明朝财政收入的进一步缩减，再加上灾患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方各地遭受清军不断南下劫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北方地区一片糜烂，朝廷的征税能力也在持续减弱，岁入银两已经不足2500万两，远远赶不上支出与消耗。

另一方面，崇祯除了要面对关外的清军外，还要面对着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这也使得整个国家处于两线作战的局面，财政状况日趋捉襟见肘。

而单单是为了对付关外的清军，崇祯皇帝光“辽饷”就加征了五次，每次都在百万两之巨，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整个国家也处在财政崩盘的边缘。

而由于国家缺钱，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便是明朝的军队了。

明清之间有决定性意义的“松锦大战”，正是因为崇祯皇帝迫于国家财政紧缺的制约，急于结束战争，所以一再催促洪承畴出兵进攻，从而使得洪承畴彻底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最终在松山被清军围歼，洪承畴本人也在被俘后选择投降。

同样“惨剧”也发生在了孙传庭身上。由于粮饷的短缺，孙传庭所部在辎重、兵器、粮草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被崇祯催促着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最终军心涣散、军备不整的明军被打败，孙传庭也战死沙场，从而留下了“传庭死而明亡矣”的遗憾。

所以，当李自成大军逐渐逼近北京的时候，国库早已是空空如野，于是崇祯只能选择用朝臣“借款”的方式来筹集军饷，以抵御李自成的进攻，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令崇祯失望透顶。

朝臣们荒唐而又滑稽的表现，正是此时明朝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真实写照。

为了让大臣们“慷慨解囊”，崇祯可以说是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谏，甚至一再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并且希望每位朝臣能够拿出3万两白银，来帮助国家挽救危局。

然而，大臣们的表现却只能用“啼笑皆非”来形容。

内阁首辅魏德藻，竟然只拿出了500两，并且还跪在崇祯面前痛哭流涕，一再哭穷。而有的大臣为了躲避掏钱，竟然身着破衣烂衫，把家里的家具、摆设，甚至是锅碗瓢盆，统统拿到大街上叫卖。还有的官员更为过分，他们在自家门外贴上廉价出售的红纸，表示要举家搬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反而是宫中的太监们，这其中王之心捐款的最多，他一人就拿出了白银1万两。

面对此情此景，崇祯皇帝可以说是失望至极，而最让他感到无奈与愤恨的，还要当属他的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周奎了。

崇祯非常清楚自己岳父的实力，所以他希望周奎能拿出来10万两白银，也算是给朝臣们做个表率，从而带动其他人捐钱。可周奎在崇祯面前，除了哭穷，还是哭穷，在崇祯的一再“哀求”下，才勉强同意拿出1万两。

可即便是如此，周奎还要跑到后宫找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诉苦。周皇后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对父亲周奎是好言相劝，并且还拿出自己体己的5000两给到周奎，希望周奎以自己的名义捐出来，以不至于让崇祯和周奎都过于难堪。可不曾想，周奎还要从这5000两中扣下2000两，最后只是将13000两白银捐了出来。

朝臣们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多年的党争，使得这些官员已经将党派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

先是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进行党争，随后又是东林党与阉党相互倾轧、攻伐、报复，朝堂上早已是乌烟瘴气。而在这长时间的激烈党争中，官员们已然抛弃了正确与否的判断，同时更加放弃了一直遵循的“礼义廉耻”之道。

正如《雍正王朝》中对于“朋党”进行评价时所说的：

“朋比胶固，牢不可破，祸端丛生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视朋党荣枯为性命，置事实大局于不顾。”

也正是因为如此，官员们想到的只有自身的利益，从而至整个朝廷大局与不顾。

况且，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这些朝臣们也不愿再为这个即将覆亡的王朝再进行付出，甚至为之陪葬。

所以，他们想要的首先是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财产，保全自己的官位职级与荣华富贵，以至于当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官员们选择的不是以死殉国，而是排着队的向李自成投降效忠。到了在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又是这些人再一次排着队的向效忠，场面可谓是极度的滑稽与讽刺。

尤其是周奎，身为国丈，因为女儿嫁给了崇祯皇帝而倍受恩赏与提拔，而他不仅在紧要的关头不肯出钱帮助崇祯，挽救国家，甚至为了自保还主动将前来避难的崇祯太子以及其他皇子亲手交给了李自成。自己的岳父尚且如此，由此也可见，那么崇祯与朝臣之间的离心离德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当然，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仅仅是明朝官员的责任，崇祯皇帝自己同样是难辞其咎。

首先，崇祯刚愎自用，性格多疑，并且的极不愿承担责任，被他“坑”死的文臣武将不在少数。

崇祯在位十七年，光兵部尚书就换了十五人，其中有两位是让人感觉最“冤”的。

第一位是王洽，“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兵破关而入包围北京，崇祯不由分说直接将王洽下狱，王洽可谓是莫名其妙的就直接“躺枪”了。第二位陈新甲则更加的可惜，他本是按照崇祯的意图与皇太极议和，结果因为疏忽消息为朝臣所知，随即遭到了极力的反对，崇祯立马“翻脸”不认账，并且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了陈新甲，进而将其处死。

实际上，不光是王洽和陈新甲，包括孙传庭、袁崇焕等人都是死在了崇祯的性格缺陷之下，而这也难怪满朝文武会与崇祯离心离德。

其次，就是崇祯自己太过于“抠门”了。

其实崇祯的“抠门”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国家确实没有钱，于是崇祯自己保持了极为简朴的生活习惯，非常的节约，这一点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而另一方面，就是崇祯太过于看重自己的内帑，根本不舍得花他自己的钱。朱元璋祖传的乞丐作风显现……

李自成逼近北京时，李明睿曾向崇祯提出，让其以祭祀孔庙为由前往山东，随后安排史可法接应，就此完成南迁，而因为担心朝臣们反对，李明睿还要崇祯不要通过户部拨款，而是从大内出钱。这个方案随即遭到了崇祯的拒绝，他要的是朝臣们恳请他南迁，再由户部出钱执行，这样一来崇祯就不会背负逃跑的“骂名”，也不用承担这份责任，同时还能省下来这笔钱。结果，朝堂上无人支持崇祯南迁，全部劝谏其要“君王死社稷”，崇祯不仅没有走成，反而因为想要推卸责任，险些让李明睿成为第二个陈新甲。

于是乎，崇祯由于本身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的“抠门”，这样极度自私且反复无常的表现，让朝臣们产生了后怕，进而愈发的自私与顾及自保，从而才会出现国家在危难关头崇祯向朝臣借钱，文武百官却无人愿意倾囊为国，反而在此之后纷纷倒戈，拥戴新主的场景。

最终，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面对已经将北京城重重包围的李自成大军，带着对于满朝官员们的极度愤恨，在煤山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然而，尽管这些朝廷官员们逃过了崇祯的“借钱”，却没有逃过李自成残酷的拷掠。

就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随即封刘宗敏为汝侯，并安排其主持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

整个拷掠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刘宗敏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则夹碎手足，同时，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不少明朝的官员都惨死在了拷掠过程中。前文中提到的崇祯岳父周奎，被严酷拷掠出了足足57万两白银，即便如此，也还是丢掉了性命。

于是，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之下，明朝的大臣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拿了出来。最终，刘宗敏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拷掠出7000万两白银，并随即铸成数万块银饼，后用骡车运至西安。

要知道7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明朝三年多的财政收入，试想下，如果这些朝臣们能够将其中的一半拿出，来支持崇祯皇帝，来挽救整个大明王朝，那么明朝最后的结局或许真的有可能被改写了，可最终却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不由得让人倍感惋惜。

看来大家都知道，命比钱重要。可是，国家都没了，有谁还能笃定自己的性命一定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满清入关后，在随后的南下战役中，更多采用的则是屠城方式来宣告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主宰。难道这些读了很多年书的官员们就不明白一个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都不存在了，还用什么来保护臣民？

只是，一个国家不将百姓的利益放于心间，又怎能获取百姓的拥戴？到头来都是各自忙着数自己的钱，在性命受到威胁时，拿钱来买个平安罢了。

为什么崇祯皇帝没有同意李自成的和谈条件？

公元1644年农历3月17日，黑压压的农民起义军包围了北京城，李自成坐在阜成门外的大帐里，看着眼前巍峨高大的北京城墙，内心感慨万千。

回想自己这几年的征战生涯，李自成也没想到今日自己可以带领农民起义军包围大明王朝的北京，将大明王朝的皇帝崇祯帝围困于北京城之中。

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北京城，李自成内心兴奋不已，但在兴奋之余他也有一点点的担心，这点担心主要是来自于之前的一场战斗，当时他带领大军经过宁武关，遭到了守关明军的顽强抵抗。

几千人守卫的宁武竟然生生让李自成伤亡了数万人才拿下，经此一役，李自成萌生退意，原本想退回西安，谁成想大同和宣府的明朝总兵竟然派人送来降表，这让李自成大喜过望，于是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

但是对于拿下北京，李自成内心还是有点担忧，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核心，肯定会有重兵守卫，一个宁武尚且如此抵抗，北京城若有重兵，恐怕自己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

更重要的是，一旦北京被围，明朝各地勤王之师肯定会源源不断向北京袭来，到时候来个反包围，自己岂不危险了，所以面对近在咫尺的北京城，李自成反而有点犹豫了，他决定先派人去和崇祯帝和谈！

为了和谈，李自成派人向北京城城头上射了几封请求和谈的信件，随后李自成找到了投降自己的一位明朝太监杜勋，向他交代了自己和谈的条件，杜勋随后来到北京城下，守城士兵用吊篮将杜勋吊入北京城内！

此时的紫禁城内，崇祯帝心急如焚，面对着李自成射入城内的信件，他自然也是看过了，后来又听说太监杜勋带着李自成的和谈条件已经进入城内，于是便召集文武百官商讨此事。

杜勋见到了崇祯帝，朱由检虽然生气他没有“尽忠王事”而投降了敌人，但这个时候也没心情追究，连忙问他李自成到底要怎样才能退兵，于是杜勋就转达了这三个条件：割让西北土地给李自成，允许他称王，但是不奉诏，不觐见。明朝要给李自成100万两白银，算是给起义军的军费，如果崇祯帝答应这两个条件，起义军可以退回河南！

李自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崇祯承认自己占领地的合法统治权，并封为王爵，世袭罔替。我们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中绝大多数是由农民和各地的流民组成，他们之所以会起兵造反，起初的原因是因为活不下去不得已为之，可是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起义军所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军队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各路头领慢慢的开始滋生出官僚主义的作风，现如今他们自己虽然也建立了政权，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士大夫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造反的草寇而已，现在他们已经占领了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就能获得非常大的政治资本，暂时性的退兵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第二个条件，李自成借口自己军队人数众多，而且还有很多投奔的流民需要安排，这次趁机向明廷狮子大张口，说是需要饷银100多万两。这个条件崇祯也是不可能答应的，因为自从各地起事以来，连年征战，加上关外后金的部队虎视眈眈，朝廷的钱光是应付这些都已经捉襟见肘，现在从哪里来弄这么一大笔钱。

李自成还表示，如果上述的两个条件崇祯都答应的话，他还可以率领部队协助朝廷平息内乱，剿灭其他的地方割据势力，甚至可以出关抵抗辽东的后金部队，但是军队却不受明廷的指挥，本人也不奉诏，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从此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大殿之上的崇祯听完杜勋的话之后，气的一脚踢翻了龙椅，但冷静之后又沉默了。没错， 李自成提出的条件虽然非常的苛刻，但现在起义军已经将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各路的勤王部队又迟迟的不见踪影，现在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这些条件，要么成为亡国之君，没有其它的选择。可惜的是，崇祯皇帝最终还是没能答应李自成的要求，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京城，曾经威震天下的大明王朝从此灭亡！

客观来说，这样的条件对于崇祯帝来说，算不上非常过分，毕竟起义军已经被围困，封李自成为西北王，事实上李自成自从占领西安，已经是名义上的西北王了，如今不过是想得到明朝正式的允许罢了！

至于说100万两白银，看上去很多，但对于偌大的大明朝来说，这点钱根本算不上什么（老丈人从崇祯岳父身上打出了300万），拿100万两白银，换农民军离开北京，解决北京被围困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了！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崇祯帝最后的机会了，也是大明朝最后的机会了，但是自尊心极强，又不想承担责任的崇祯帝却不想爽快的答应，他希望自己的大臣能站出来说服自己答应李自成和谈的条件。

但很可惜，满朝的大臣没有一个肯站出来说话，一个个沉默不语，生怕自己说了话，日后会被崇祯帝秋后算账，毕竟崇祯帝甩锅大臣不是一次两次了，而被甩锅的大臣不是被流放千里就是满门抄斩！

面对无人肯出头的局面，崇祯帝内心崩溃了，果然满朝文武皆是不堪重用，难道要自己亲口答应贼人的条件，但是内心一向自负的他怎可能允许自己答应，更不用说自己一旦答应，那么自己这个皇帝还不得被天下人耻笑！

于是乎，崇祯帝最终还是拒绝了李自成的和谈条件，放杜勋回去复命，望着杜勋远去的北京，崇祯帝知道大明王朝的末日马上就要来了，而自己终究还是亲手埋葬了大明王朝，成了亡国之君！

对于崇祯帝的拒绝，李自成是有点意外的，因为就连李自成自己都觉得自己提得两个条件并不过分，给自己封王，打赏一百万两白银，对于明朝来说都不算难事，怎么崇祯帝还拒绝呢？

想不通的李自成于是下令起义军攻城，没想到开始攻城没多久，城门就自己打开了，原来是守城的太监让士兵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于是乎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人马浩浩荡荡的进入了北京城。

这个不让人痛恨 却还有些同情的亡国皇帝

“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是崇祯帝在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于煤山自缢前，留在衣服上的那份遗诏。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

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

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的。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同为亡国之君，崇祯到底有啥能耐，可以赢得死对头的同情?

崇祯，十七岁即位，三十四岁殉国。在位十七年，饱受后人非议。是睿智，还是无能?是真相，还是阴谋?

在诸帝中，崇祯是个比较注意恭俭并颇为勤政的皇帝。

文献记载，崇祯即位后做了很多实事，先是清除擅权乱政的太监魏忠贤，调整“内阁”班底。后以封疆多事，“罢苏杭织造”，又“禁衣饰侈僭及妇女金冠袍带”。他白天上朝，晚上加班，常召对群臣开会议政至深夜。

明朝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能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是当时民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些史学家认为，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有君无臣，祸贻邦国”所致。就连崇祯自己也认为，他并非“亡国之君”，而大臣们都是“亡国之臣”。他在遗书中道：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之误朕也……”

然而，在郭沫若眼中，崇祯帝的性格确是十足的“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有言：

崇祯皇帝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

大明祖训曰：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无论如何，崇祯帝还是守住了这最后的底线。他的离去，无声无息。煤山之上，仅留下那棵“罪槐”，几百年来默默地诉说着他的满腔愤懑与不甘。

崇祯帝于煤山自缢的情节颇为著名，如今，北京景山公园里的那颗歪脖树仍是众人探寻的一景。然而，崇祯帝的尸骨并未出现在乱坟岗，而是被葬于明十三陵的思陵内。乱世之中，是谁料理了他的身后事?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景山公园中崇祯自缢的歪脖树复制版，原树被江青要求铲掉。

这棵歪脖树见证了历史，那么它的命运如何呢？清顺治皇帝定都北京后，对曾经吊死过前朝皇帝的这棵古槐妄加罪名，认为是棵“罪树”，让人用铁链将其锁了起来。后人为此撰写过一副对联予以嘲讽：“君王有罪无人问，古树无辜受锁枷。”如果这棵树能够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说：我冤枉啊，分明是你和李自成内外夹攻逼死了崇祯。其实大树何其无辜也！

这棵可能是唯一一颗吊死过皇帝的歪脖树，保存了几百年已经成了活文物了。但是到了1971年的时候，第一夫人看到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立刻大怒：“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建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于是这棵几百年的老树就被刨掉了。

话说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皇宫，在清宫过程中，没有找到崇祯，遂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

二十日中午，才发现崇祯帝已自缢身亡。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将帝后尸体停在东华门侧，装入柳木棺内，搭盖了临时灵棚。

三日后重新改殡，以红漆棺殡帝，黝漆棺殡周后。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

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去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其投降，李国桢回说：

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

一是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

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思陵，在明朝时只是一座妃子坟——皇贵妃田氏（于崇祯十五年去世）之墓。于是，只好将崇祯葬入田贵妃的墓中。

许是应了他生前的恭俭，崇祯帝的下葬经费少得可怜。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葬期紧迫，只得靠“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

据悉，先后有十人捐钱共350千文（当时约合银233.6 两）。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

思陵石五供。正中为香炉，四足两耳方鼎形，左右为烛台，两边是花瓶。然而因为文物部门管理不善，已经被盗……

四月初四申时，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内，棺木前陈设猪羊金银纸等祭品，众人举哀祭奠。

祭毕，打开田妃椁（棺外木套），先将田妃棺移于石床右侧，次安周后棺于石床左侧，最后将崇祯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椁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椁之前各设香案祭器，点起万年灯，遂将两座石门关闭，将隧道填平。

崇祯帝后，在大顺农民军政权的命令下就这样葬入了田妃墓中。

入主中原后，为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士人为清廷效力，始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

思陵，虽然终清之世一直是崇祯皇帝的陵名，但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称其为思陵，而称之为“攒宫”。

如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就直称思陵为“攒宫”，并加以解释说：

“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杀，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

显然，他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认为明朝的国耻未雪、君父之仇未报，因此，崇祯帝虽葬于田妃墓中，但却不能称“葬”，思陵也不能称“陵”。

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蹂躏了祖国大好河山，思陵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地下墓室曾先后两次被当地土匪盗发。

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炮楼，又大规模地拆毁陵园地面建筑。至中共建政成立前夕，思陵已是满目凄凉，只有坟冢、楼殿遗址、石雕五供、碑石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

明思陵位于十三陵陵区西南隅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或锦壁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帝崇祯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

思陵虽为帝陵，但这却是时的事，明朝时它只是一座妃墓——皇贵妃田氏之墓。一座皇贵妃墓是怎样升格为帝陵的呢？这还要从崇祯帝自缢身亡那段史事开始谈起。

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历270余年，到了崇祯年间社会已极度不安。后金政权崛起东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到北京城。十八日，太监开彰义门投降。当天夜里，崇祯帝登万岁山（即今景山）四望，见大势已去，易服带佩刀，欲夺正阳门而出。守门军不明情况，以为皇宫内变，遂返炮拒击，崇祯帝未能出城，返回皇宫，对皇后周氏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皇后也相对恸哭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所恨。”皇后周氏遂自缢而死。崇祯帝自知日暮途穷，连喝数杯酒，下令两宫及懿安皇后自尽，传太子及二王改装出走，又人寿宁宫，剑砍长平公主左臂，杀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天将曙明，崇祯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想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但大臣们一个也没到。崇祯帝走投无路，只好登上万岁山，在寿皇亭旁的树下自缢而死。死时“披发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联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之误联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勿伤百姓一人。”太监王承恩随崇祯帝一同上山，遂再拜恸哭，在崇祯帝前跪缢而死。

十九日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皇宫，在清宫过程中，没有找到崇祯帝。李自成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二十日午，才发现崇祯帝己自缢身亡。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将帝后尸体停在东华门侧，装入柳木棺内，搭盖了临时灵棚。二十三日重新改殡，以红漆棺殡帝，黝漆棺殡周后。崇祯帝头戴翼善冠，身着衮玉渗金袍，周后亦依制加袍带。

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李国桢投降。李国桢说: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一是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但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其原因按清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是这样的：“崇祯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