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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搬迁公告篇一北京市政府机构外迁的影响分析【北京市政府机构外迁的影响分析】北京市政府机构迁往通州的传闻已流传几年了。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参与北京市及相关区的规划研究工作时，也一直有所耳闻，对此传闻的任何发展并不感到惊讶。但由于此类信息最终有待官方机构公布，作为智库机构没必要象媒体一样抢新闻，因此传闻在安邦团队中仍停留在“内部信息”层面。不过，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安邦咨询已经多次在每日经济研究简报和城市问题研究等产品中，探讨北京市未来功能和规划调整后的影响和发展问题。近日，这一传闻再度走热。香港文汇报援引权威人士称，北京市四套班子（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将在今年国庆节前夕全部由城区迁往通州区，具体搬迁方案不日即将正式公开。还有传闻称，2017年前将完成搬迁工作。消息来源还称，北京市即将召开会议部署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州副中心建设是最关键的任务之一。部分医院、大学以及央企总部等或将迁出北京市核心区，北京城六区拟减少15左右的人口。北京和天津未来拟实现同城化管理，沿线建设科技园区。京津、北（京）唐（山）秦（皇岛）和北（京）保（定）石（家庄）将进行三轴布局，同时周边若干小城市建设高标准微中心。有消息称，上述规划预计到2020年基本完成。对此传闻，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均表示未接到有关消息。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该传言由来已久，不可作为依据，具体消息需以正式发布为准。早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长王安顺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政府部门是否会搬到通州”曾表示“北京城市总规划正在修改，但目前没有计划要将市政府等政治功能区搬往通州。”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王安顺市长还是相关部门的表态，都没有否定北京市将核心管理机构外迁的可能性。从北京市疏解非核心功能、调整规划布局以及京津冀协调发展等大环境来看，完全存在北京市政府外迁的可能性，因此，探讨和分析其影响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展望一下北京市向外迁出部分功能的情景。签于北京市核心区域功能过重的问题积重难返，从疏解功能、减少人口的角度出发，如果要一次性地解决北京市核心区积压的问题，北京市向外搬迁的应该不只是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四套班子，还可能包括主要的市委办局等机构，由此带动更多的北京城市功能向外转移，对中心城区的功能做个大大的减法。未来的北京市将形成真正的“双核心区”中央机构留在老的核心区，北京市机构将会东迁至通州区，并把通州这个“副中心”做实。梁思诚当初设想过的北京“双城”结构，终于在60多年之后实现了，只不过是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实现的。其次，北京市核心区将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中央特区”。北京市政府的核心职能迁出核心城区之后，原中心城区（首都功能核心区）将进一步强化首都职能，政府机构将以中央机构为主，原东城区与西城区地方政府将作为服务机构而保留，此外核心区还包括原有的商业中心区和居民等。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推测，在北京市地方行政机构外迁之后，中央将不会允许大量的新机构填补进来那将带来人流物流，抵消外迁和疏解的效应。这种情况下，现有的首都核心功能区将成为事实上的“中央特区”。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第三，北京市存在继续向东扩展职能的需要与可能。如果真如传闻所言，北京市四大班子迁移到通州区潞城镇，那将把北京市的地方核心管理机构置于北京市现在地界的最东部，已经接近河北省。这种空间分布虽然能缓解核心区的功能与人口过多问题，但北京市地方行政机构的分布呈现出奇怪的格局，就象一颗心脏被挂在体外运行一样。客观上看，北京市存在继续向东扩展空间的需要与可能，以增加自己的腹地。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河北省能否利用北京市政府机构东迁的契机，以一部分空间资源换取更多的发展资源现在看来还不得而知。第四，北京市政府东迁将带来一系列市场影响。很明显的是，通州区潞城镇的房地产价格将有可能大幅上涨，但中心城区并不会因为部分功能和人口迁出而出现资产价格下跌，反而会因为环境提升而出现资产价格上涨。中心城区的部分高度消耗公共资源的业态批发市场、医院、学校等，也将会把一部分资源外迁，减少对核心城区的压力。此外，市政府机构东迁通州将会带动相当大一批政府公务员外迁，不排除其中有少部分公务员因此而离职。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北京市政府机构迁到通州的传闻愈传愈真，显示其中的可能性在增大。这将给北京市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影响。（AHJ）返回目录【形势要点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近期，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把学习贯彻规划纲要作为全市重大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深刻领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目标要求、定位布局和重点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凝心聚力，用实际行动扛起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担，坚决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有专家认为，此次北京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纲要，意味着纲要已经下发至省市，不久全文将向社会公布。在北京全市领导干部会传达学习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后，北京市委常委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北京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年工作要点讨论稿。会议强调，对于北京来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大城市病”难题的必由之路。要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好北京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年工作要点，牢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中实现首都更好发展。从目前零星透露的信息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所做的调整有可能十分惊人。（RLH）返回目录【形势要点5月份用电量显示经济有筑底企稳迹象】6月1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45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同比实现两连增。1-5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2188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33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第二产业用电量15732亿千瓦时，下降；第三产业用电量2810亿千瓦时，增长；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3012亿千瓦时，增长。从5月单月看，第二产业用电量降幅继续收窄。5月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降幅较4月收窄了个百分点。其中，5月轻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较4月继续回升了个百分点；重工业用电量同比下降个百分点，降幅较4月继续收窄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继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5月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5月份的用电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4月份筑底企稳的态势。（RLH）返回目录【形势要点地方稳增长政策紧跟中央方向】5月份以来的40多天里，吉林、安徽、河北、云南、河南、江西、山东、广西、内蒙古、湖北等10个省份相继出台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梳理各省稳增长的具体政策发现，地方稳增长政策涉及领域主要集中在重大项目投资（尤其是基建项目投资）、房地产、创业创新、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以及“互联网”等领域。河南省表示，“双十”投资计划的8000个重大项目和省重点项目，力争上半年完成审批任务的70以上，确保尽快开工建设投产达产。强力推动1500个重大工业结构调整项目建设，力争二季度再开工亿元以上项目200个，投产140个。河北在名为关于加大投资力度稳定经济增长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首要强调的就是要狠抓重大项目建设。下一步要加快抓好省管重点项目和1500个投资1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并要求今年上半年重点项目开工、竣工率分别达到60和50，全年力争超过100，争取产业项目完成投资6300亿元，产业投资增长20以上。湖北在日前出台的关于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快推进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力争全省全年在建亿元以上重大项目不低于9000个，完成投资超过万亿元。在诸多稳增长政策中，多省把房地产政策作为砝码之一，并寄予厚望。在吉林和内蒙古发布的稳增长政策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均被置于重要位置，并出台了多条与之相关的政策。此外，甘肃和安徽也专门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意见。广西、山东、江西、云南、河南提出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扶持政策。四川、内蒙古、河南还制定了“互联网”具体配套落实措施。（RWSQ）返回目录【形势要点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签署在即】2014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堪培拉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实质性结束长达9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据报道，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将于近日赴澳大利亚，最快将于本周内签署中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此前表示，中澳自贸协定有望在今年6月底前正式签署，并于今年底前开始生效。作为全球第12大经济体，澳大利亚将成为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最大发达经济体。根据协定，到2019年，占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总额93的商品将实行零关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马朝旭近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双边自贸协定即将正式签署、批准、实施，这将为提升中澳经贸关系水平注入新的动力。以2013年预测数据显示，中澳自贸协定实施后，两国贸易增量可超过160亿美元，约占2013年双边贸易额的10。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多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战略上也有意义，正如我们此前所说，这是打破类似TPP的多边贸易俱乐部排斥中国的最好方式。（RWSQ）返回目录【形势要点北斗导航系统有望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来自“亚太位置服务与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消息显示，该联盟在第三届南博会上与来自老挝、缅甸、印尼、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多个国家的高校、企业签署推广合作协议。这意味着作为继美、俄之后的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中国以自行研制的“北斗星卫星导航系统”服务于“一带一路”的举措推向南亚、东南亚国家。该联盟由云南世纪位置服务平台有限公司牵头发起，联合老挝、缅甸、新加坡、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各高校、商（协）会、龙头企业、相关单位共同组建。卫星导航系统不仅仅可用在汽车导航与信息服务、车辆监控管理等方面，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跨境物流、旅游、生态保护等多方面领域也有着显著的作用。在国外市场拓展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将给北斗导航系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使其成为链接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信息丝路。（RWSQ）返回目录【形势要点境外国资总量规模已达十万亿级】据国资报告调查统计发现，目前，境外国资总量已不少于12万亿元。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都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遍布在世界150余个国家或地区，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万亿元。而在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中，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已分别达到万亿元、万亿元和1200亿元。除了110多家央企在境外的巨额资产，地方国企境外资产也颇具规模，仅在“2014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榜单中的34家地方国有企业，其海外资产已经达到亿元。除此之外，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境外资产规模更加庞大。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127家海外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万亿美元，按照现有汇率，折合人民币万亿元。因此，仅从上述所涉及到的境外国有资产来说，这一总量已经是一个超过12万亿元的天文数字。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向更深层次推进，中国的境外国有资产必然会更加庞大，可能被侵蚀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必须从现在起着手系统地构建针对境外国资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以有效防止境外国有资产流失。（RWSQ）返回目录篇二通州时间开始了北京正式明确通州为“行政副中心”通州时间开始了北京正式明确通州为“行政副中心”通州的“时间”开始了。据央视新闻联播7月11日报道，北京市积极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着力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深入优化调整城市布局，发挥首都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未来，北京市还将聚焦通州，加快推进市行政副中心建设。另据中新网报道，在本周末为期两天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最重要的议题是学习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份国家战略顶层设计蓝图和纲领性文件，由中央成立专门班子研究编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审议过。7月11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经市委全会审议通过。图片拍摄于6月18日，通州区潞城镇已经开始拆迁建设，国开行第一批资金150亿已经紧急拨付到位，2017年搬迁完成。文内图均来自东方IC通州建设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传闻已久，如今，尘埃逐渐落定。毫无疑问，历经十年“等风来”，通州已然站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风口”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日近在咫尺。通州区委书记杨斌在传达学习该文件时“一锤定音”“规划纲要对通州是历史性机遇，影响是历史性的。”中央预留地与北京行政部门搬迁十年传闻相映照，通州行政办公预留地也是“传得太多了，哪都有”。通州区潞城镇工作人员称，除了传闻中的潞城镇，“还听说过张家湾镇、台湖镇、永乐店镇只要有一片空地，就有人想这是不是给市政府留的。”事实上，潞城镇政府西边就紧挨着一块荒地，已闲置多年。该工作人员称，这块地曾经说是给通州区政府搬迁预留，但后来一直没有动静。在村民的口口相传中，这块荒地也逐渐演变成“市政府预留地”，并受到媒体关注。一位通州梨园镇规划科工作人员则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从京哈高速通州出口往北，第一个红绿灯右转，通往张家湾有一条主路，过去的路灯和长安街上的一样华丽，道路也很宽，“这在通州任何一条街道都没有，很难不让人联想（北京行政部门搬迁）。不过现在灯都换了。”官方规划文件显示，潞城和张家湾，确为北京市曾经“钦定”的行政办公预留地所在区域。2004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第75条显示，“为保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工作和开展国际交往的需要，调整优化中央行政办公用地布局。根据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土地置换整合，形成组团式、相对集中的布局模式。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与北运河沿线的地区预留行政办公用地。”北运河恰好是潞城和张家湾的分界线。作为中央行政办公预留地，张家湾似乎更早进入决策视野。在2013年的一次地产论坛上，原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曾讲述过张家湾成为中央行政办公预留地的始末。高毅存称，2002年前后，有一次他和当时的北京市发改委一位副主任谈到北京市发展未来规划，提出北京应该建立双城模式，通州是副中心最合适的“人选”。“我们当时想在通州给中央留一块未来发展的预留地，这无疑是明智之选，再不给中央留块地就没了，土地就被圈完了。后来市委市政府决策在通州张家湾留了四平方公里，其实中央没有说要迁过来。”高毅存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了此事，但他表示，这是非正式场合提出的建议，而且当时的想法是给中央机构，跟现在市政府外迁没有必然联系。“迁不迁是中央的考虑，但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应该提前想到这个事。”高毅存说，当时建议主要针对部分中央办事机构、部委，像农业部、地矿部，不一定都要留在北京中心城办公，可以到副中心集中办公，效率也高。高毅存注意到，张家湾中央行政办公预留地一度写入政府规划，但是不是落实到了通州发展的纸面上，还需要和规划部门核实。澎湃新闻记者致电张家湾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其明确否认张家湾现有规划“行政预留地”。聚焦潞城事实上，2005年制定的通州新城规划（2005年2020年）中，潞城和张家湾地区均已划出相关“发展备用地”。五大功能区规划图示中，将此标注为“国家行政办公预留地”。其中，潞城镇作为未来新城行政中心，同时规划有一片行政办公用地，位置正好在去年年底开通的地铁六号线倒数三站（郝家府、东夏园、潞城）沿线，与预留地块连成一片。再加上通州新城核心区规划将潞城区域明确定位为“协同发展区”，此番潞城被视为北京市政府迁入地绝非偶然。一纸棚户区改造通知，进一步点燃了公众的想象。通州区住建委5月11日颁布的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暂停办理有关事项的函显示，此次棚改涉及17个村庄。据财经杂志报道，第一批拆迁村庄或为古城、辛安屯、郝家府、胡各庄、后北营和大台。邻近潞城地铁站的东小营村，一度被网传是市政府迁入地。有消息称，其也将从第二批拆迁村提前至第一批。不过，东小营村村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东小营村拆迁主要和地铁公司征地有关。东小营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则透露，目前计划有所推迟，还没确定拆迁批次和时间。6月26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访潞城镇发现，不少村庄已经搭起简易工棚，等待拆迁组入驻。郝家府村委会被许多商铺包围，很不起眼。村委大院里，一大片工棚已经接近完工。一位建筑队工人告诉澎湃新闻，入驻郝家府的拆迁工作队分为12组，共有160多人，半个月来总共建了45间工棚，6月底就可以全部完工，拆迁组7月1日即将入驻，开始房屋评估。“刚盼到地铁通了，就要搬了。”50多岁的胡各庄村民老孙多少感到有些遗憾。他的儿子儿媳都在市中心上班，每天坐地铁一个多小时来回，工资并不高。老孙对市行政副中心带来的短期效应并不乐观，他觉得要让儿子儿媳回通州找工作，还是有困难。老孙还惦记着每个月村里发的几百块补贴，“农转非”以后就享受不到了。家里有5间出租屋，每间月租200元，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到底搬不搬来，现在谁都不知道。”老孙的困惑也纠缠着潞城镇宣传科。“天天都有记者来问”，一位工作人员甚至被同事们调侃已经成了“新闻发言人”。有工作人员感慨，“现在潞城曝光度比通州还高。”6月26日，潞城镇宣传科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潞城镇棚户区改造还处于前期政策准备阶段，拆迁组尚未进驻任何一个村。“要等到政策落实，才谈得上拆迁、补偿、土地规划等后续工作。”工作人员再三声明，潞城还没有接到任何有关市政府搬迁的通知。不同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晚了一年制定的2005年版通州新城规划，其实已经为“市行政副中心”开了一道口子。“第62条行政办公”一节写道，“新城行政办公用地近期在现有基础上发展，远期需要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布置在运河及六环路以东地区，在潮白河沿线与六环路东南地区预留中央或市属行政办公用地。”这或许与当时北京市政府领导的力主有关。据南方周末报道，地产商任志强曾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当时市政府确曾有过搬迁计划，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主导了规划，但随着王岐山上调中央，这项计划随之淡化。疏解提速在此背景下，十年间，市政府东迁通州的传闻经久不息，又相继遭到否认。但通州官员和房地产商们仍热衷于对外维持这一话题的热度。2004年，某开发商在一次论坛上向记者透露，他从有关部门获悉，市政府已有东迁的计划，东部房地产市场有望快速发展。随后，时任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否认此事，称建设部尚未对此展开任何讨论或研究，而近几年内，政府东迁也不太可能进入政府议事日程。2006年5月，在一场通州招商环境说明会上，时任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张树森表示，目前通州已在该区域内为北京市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以及中央直属研究机构预留了一块办公楼建设用地，总占地面积为3平方公里。当月，该消息再度被官方澄清。时任北京市规划委办公室主任陈建军向媒体记者明确表态，保证五年内没有安排具体的行政机构搬迁计划。其称，划出预留地的目的是以防万一，而当时还没有到想象中的紧张程度，搬迁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市规划委对预留地也没有过问。陈建军当时所说的“以防万一”，考虑情况包括旧城区行政办公用地紧张，或者旧城区的环境恶化到严重影响办公效率时，以及中央突然出台具体的政策要求疏散行政机构等等。在近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大城市病”愈演愈烈，人口承载力也越来越差，交通堵塞和成为公众尤为关切的焦点问题，甚至开始上升到中央决策的高度。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考察北京时，谈及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今年2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这一问题时，侧重点上升为区域经济布局。他表示，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在此半个月前，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务咨询会上，市发改委副主任刘伯正介绍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作时称，今年北京市功能疏解将有实质性进展，按“几个一批”向外疏解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功能和产业。正在规划研究中的“疏解”清单里，就包括一批行政事业单位，确定年内完成外迁。市政府搬迁消息越传越真，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北京方迪智库首席专家赵弘却变得越来越谨慎。许多关键问题均以“现在不能说”来回应澎湃新闻。此前，他曾向媒体透露，传闻并非无中生有，有关单位正在对搬迁方案加以研究，加快推进。而他本人正在主持编写的“通州区十三五规划（）”中，已经将北京市行政职能的迁移纳入规划建议之中。1131十年间，通州副中心并非没有竞争者。其特殊地位经过多年摸索，才重新被慢慢“扶正”。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建设11个新城，其中，东部的通州、顺义和亦庄承接中心城人口、职能疏解和新的产业集聚的主要地区，被列为3个重点新城。在这个意义上，仅通州被明确安排行政职能，定位为“北京未来发展的新城区和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和中心城区“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加上中央行政办公区“虚位以待”，无疑都令通州成为新城建设的“重中之重”。2010年，通州新城规划调整之际，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解释，2004年的总规中，唯有通州的描述是“新城区”，这就比“新城”提高了一个层级。然而，现实未能像规划那般“一马平川”，十年来，包括通州在内的新城建设仍然落后于中心城区。北京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北京中心城区直接吸纳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直到去年，中心城六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仍然比6个城市发展新区高出10个百分点。赵弘曾指出，“十一五”规划中，北京市确立了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中，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4个在中心城区，强化了中心城区“磁力”作用，对周围区域形成“虹吸效应”，进一步拉大了中心城区和郊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差距。“多中心等于没有中心。”赵弘告诉澎湃新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新城和老城的概念属于时间范畴，新城定位层级对资源引导作用不强。此外，11个新城规划数量过多，没有区分，而8个功能性中心包括CBD、金融城等，发展点多面广，资源不集中重点不突出，短期内不能凝聚社会共识和社会资源，“结果就没有达到目标，或者说效果不明显。”这几乎是北京城市规划一直走的“老路”。早在1958年的城市规划中，就开始提出建设卫星城，当时还是县城的通州也涵盖在内。但“遍地开花”的卫星城都很小，对于主城“摊大饼”式的极速扩张，没有起到任何疏解作用。2009年，赵弘在研究东京、巴黎等地建设城市副中心的经验基础上，提出启动建设京西副中心、通州亦庄副中心和顺义副中心，提高重点新城的层级，同时协调“东北重、西南区”的区域不平衡问题。这一年年底召开的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加快重点新城建设，特别是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际新城”。2011年，赵弘进一步提出，将通州率先建设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年后，这一建议进入政策通道。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北京首次正式提出将通州打造为城市副中心。随后在2013年和201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要求加快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梦想与现实在“聚焦”和“尽快”的呼喊背后，是通州有城无业、沦为“睡城”的现实。“通州在房地产开发中迷失了”，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从2003年八通线投入运营，北京房地产业正式起步，再到2009年CBD东扩规划敲定，现代化国际新城概念被热炒，仅仅一年时间，通州房价从均价5000元/平方米飙升至3万元/平方米，达到近十年来的峰值。通州房地产一枝独秀，产业转移却并不顺遂，高毅存称之为“什么都有一点，但什么都不强”，远远落后于其他新城。近三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通州GDP一直排名第六，落后于大兴、顺义、丰台、昌平、房山。公共服务也很难让人满意。北京市社科院今年6月发布的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中，对北京区县公共服务绩效综合评估结果显示，16个区县中，通州区公共服务综合排名垫底。一位通州网友2014年5月的一则帖子颇具代表性，流传甚广，“作为首都的新城，通州至今没有一个商业中心，没有步行街，没有市政广场，没有城市中心公园，没有一个五星级酒店，没有一个城市综合体，没有一栋甲级写字楼我们缺的太多太多。”这也正是北京市社科院建议市直机关东移通州的原因。北京市社科院管理研究所所长施昌奎称，“有必要将更多的市直机关东移通州，以提升通州副中心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缓解中心城市人口聚集压力。”然而，多年来，对通州行政副中心职能的异议也并不少见。去年凤凰财经曾推出一份首都行政副中心城市排行榜，指出通州的缺点在于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堵，与北京主城区越来越连成一片，“这或许意味着，作为副中心的通州新城尚未完全建成，就已经不再适应首都经济圈的未来发展需要了。”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通州常住人口超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预留的百万人口规模。去年，通州常住人口达到万人，年增长领先中心城。对于通州与常营连成一片的担忧，正在编制通州十三五规划的赵弘告诉澎湃新闻，“通州要划定城市生态红线，避免摊大饼的老路，避免和常营连起来。我们提出向东发展，呼应廊坊大厂、三河、香河北三县，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区。”大兴南苑作为国家行政预留地替代方案，出现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至今也常被念及。中国社科院原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就是市政府南迁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州往东空间非常小，一下就出了北京辖区进入河北省，而南苑方案的行政管理成本更低，也符合中国区域政府所在地靠近行政区域中间的原则。此外，牛凤瑞认为，未来一二十年，南城将是北京市的重点发展区域，发展的强度和速度将会高于全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主任吴唯佳也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更愿意看到北京东部保留为生态绿地，“我不主张北京将北京湾全占了。”无论如何，在市政府政策重重加持下，通州已在此轮城市竞争中“一骑绝尘”，行政副中心几无悬念。在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看来，通州新城的独特优势，不仅是区位优势长安街和中轴路十字轴东端，邻近CBD和首都机场，同时面向京津冀的门户，也包括京杭大运河带来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其他新城并不是不重点发展。而是要先集中力量、整合资源，毕竟人力、物力、财力也是有限的。”黄艳称，要通过建设通州新城，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其他新城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年内，通州将成为一个“大工地”，补足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2012年在通州运河奥体公园附近买了房的李斯特，为了工作方便，一直租住在北京中心城，如今已经打算回到通州居住。“这里更有生活气息，等摇上号买了车，走高速很方便。”他喜欢房子自带的小院，公园里的单车径，更让他欣喜的是，在小区门口就能看到几只小刺猬。“2014年年底开业的通州万达广场，也是一个风向标。”李斯特说。这座60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体，涵盖A级购物中心、5A写字楼、精品住宅、室外步行街和独立幼儿园，开盘一年便吸金46亿元问鼎京城城市综合体销榜，打破了通州网友“什么都缺”的吐槽。6月27日，一场街道举办的广场音乐会在万达广场举行，上百人在一旁尽情投入广场舞的热闹。夜色中的建筑群，就像一艘金色的航母，续写着通州近千年漕运史的光荣与梦想。篇三向哪迁如何迁首都中央政府行政区外迁之争向哪迁如何迁首都中央政府行政区外迁之争来源千龙网作者中国新闻周刊胡玲时间今天，行政和经济手段已很难阻止公民的流动，也难以强迫居民迁徙。因此，如何让数百万人按美妙的规划重新布局，是北京未来的关键“首都中央行政区的搬迁，现在着急不了，”李京文说,“但是方向肯定是对的。”在为此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做论证的27个专题研究中，北京工业大学的李京文教授领衔”首都中央政府行政区空间布局研究”。这项成果最终并没有写进规划，李京文说，因为“牵扯到好多单位的利益”。但是在这一轮北京规划论争中,中央政府行政区的迁移问题，仍然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北京市政府官员随后多次出面否定了近期外迁的可能。不过，外迁的远景并没被否定。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陈刚说，要视人流和人口对行政需求的增长，时机适当时，再仔细研究是否外迁、以何种形式外迁等问题。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中央行政区外迁，只是未来北京空间布局调整的诸多设想之一。赵燕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与理论与历史名城研究所所长，早在2004年11月中旬，就下了这样的预言如果北京的行政功能不外迁，包括行政功能在内的所有机构和个人的效率会继续降低。北京市区建成区面积为490平方公里，李京文的课题组调查显示，中央机关及其附属单位占地170多平方公里，超过北京中心区的建成区面积的1/3。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些占地广阔且集中在长安街、二环、三环等黄金地段的“大院”，形成了对北京中心城区交通的障碍性隔断。“汽车没法从这些大院通过，所以北京的交通只能靠几个主干道，堵塞是不可避免的。”李京文说，“不解决这些大院的问题，北京市交通改善的难度很大”。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单位布局分散。李京文说，自从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联合提出的在北京西郊集中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建议未被采纳之后，北京市对中央政府的行政用地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规划”的。“用地是一个一个批下来的，各个部委满城建，怎么方便怎么建，互相离得很远。全国来办事的人要跑遍全市，效率自然低下。”显然，这样的分布也人为地增加了人流和车流。占城市空间重中之重的中央行政区的布局，在何时，往何处，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迁移”，已是决定未来北京城市走向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主张，除了中南海、天安门那边的大院出于历史原因，并考虑到保密和安全的因素不能动外，建议其他的中央机关，包括北京市的一些单位，适当往东集中起来”，李京文教授说。“各个机关集中搬迁到新城，政府办事效率提高的同时，中心城就会腾出好多地方，用来改善交通，增加绿化面积，用来做文化、教育、人居等，北京的城市发展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然而，这些想法并没有写入跨度至2020年的规划，决策者认为，搬迁的时机并未成熟。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办公室主任谈绪祥明确表示“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并不鼓励大规模地迁移某些办公区，不鼓励利用政府的财政投资行为来拉动城市的建设，因为把政府办公区的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增长点这种方法越来越不可取了。”然而规划中，还是对行政办公的发展和合理布局在空间上预留了一定的区域。规划中提到“调整优化中央行政办公用地布局。根据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土地置换整合，形成组团式、相对集中的布局模式。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与北运河沿线的地区预留行政办公用地。配合驻京部队通过积极调整，探索基地化建设的发展模式，并为实施调整预留用地，为促进城市发展和提高办公效率，积极引导北京市行政办公用地布局的调整。”李京文认为，目前中央行政区搬迁的时机尚未成熟的原因是第一，在新城建设行政办公配套设施需要一大笔资金，还需要在财力上作进一步的积累；第二要使各单位服从整体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一些方便，还会有一些阻力。如果住宅、供水、供电、交通、通讯、娱乐场所、学校、医院不配套，大家就更不愿意去了。卫星城何以成睡城对中央行政办公区外迁的热议，反映出各方对疏散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期待，也反映出试图将聚集城中的人们迁出所能遭遇的阻力。这些的努力一直在进行。1993年的上一版北京总体规划就提出了疏散旧城区人口的计划。但北京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积累起相应的条件并寻找到合适的方式前，这种让人们向外迁徙的努力，通常是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望京成了睡城，亦庄成了空城。”这是对北京十多年来的卫星城建设的失败最尖锐的表达。建设卫星城，也一度是试图疏散中心区人口的手段。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