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哪个胡同最有名?

编者按:八大胡同,不在正史中。广义上,老北京的“八大胡同”指的是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许多条胡同,公认的八条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名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名大力胡同、小力胡同)。


八大胡同,早已是人们心目中古代红灯区的代名词,它也是老北京的隐私和隐痛。然而,它毕竟是北京特定的历史经历,它的产生和消亡无不带有岁月变迁的痕迹。今天的八大胡同早已老去,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八大胡同普通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气息。现在,就请各位随小编的指引去感受八大胡同前世的“繁华”和今生的“质朴”。

最初:八大胡同并不是“红灯区”

八大胡同一开始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的所在地。


清朝,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八旗都住在北京内城,汉人迁至前门以外。“内城就像是一个军事城堡,全是八旗兵,不许开商店,不许开旅馆,不许开戏园,所以,娱乐中心、商业中心全都迁到外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说。外城则由这一政策发展起来,前门和崇文门一带逐渐形成当时北京最大的商业中心区,宣武门外则发展成为士人官宦的聚集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后来形成的八大胡同就在大栅栏商业区和宣南士人居住区的交叉地带。


“八大胡同最初是为戏班子提供到京师的住处,是旅馆性质的。”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吴建雍说,“当时的戏园子集中在大栅栏,演员们进京要有住处,有吊嗓子的地方,还要离戏园子、剧场近,所以就选在了大栅栏以南、新华街以东的八大胡同一带。”

“‘相公’又是由戏曲活动发展起来的。”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吴建雍说,“清朝的这个特点很特殊,禁宿娼而不禁狎优伶,梨园界男色大兴,找‘相公’成了上层社会的风气。宣南的士人也好,商人也好,看中了哪个‘相公’,演完戏就请他喝茶、吃饭,慢慢发展成同性间相互爱慕的关系。”

“相公”,就是男性娼妓,古时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称“小手”的,后来称“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再谐音为“相公”。《中国娼妓史》称,在清代男妓盛行之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官居显赫者,也不例外,“有身为最高官吏而狎男娼的魏长生于和坤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阿翁瞥见皆消魂’是也。”士大夫往往与之相狎的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有的甚至有“状元夫人”的称号。

《京都胜迹》有打油诗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清光绪庚子年后,京师巡警厅将内城妓院全部迁至城外,给照收捐,已准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开设的妓院共有300多家,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


八大胡同的妓女有“南班”和“北班”之分。“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姣好,但不高。“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著名南妓,首先北来者,为身后毁誉不一的赛金花。

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终结于解放后一次有计划的突然行动。1949年5月,北京的社会治安状况已基本趋于稳定,一支由公安、民政、妇联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成立,开始了有重点的妓院调查工作。


9月19日,北平市出台整治妓女办法: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的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当天下午18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的方式,集中老板、领家;20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当晚,37部大卡车,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名干部和警员出动。

价值:胡同深巷的产业链

每一个行业的产生、存在都有它存在的基础与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八大胡同的这一特定环境的产业链可以从已公开营业的妓院看它们自身的经营与其生态圈的互存关系。


从竖的方面看:在妓院内部,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很细化;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是生态杠杆的另一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从横的方向看:有嫖必有赌、必有烟,必有唱、必有黑(黑社会)、必有地痞流氓,也必有政客、警察等时时处于其周边。


一二等妓院的投资不菲,许多妓院就是出于其使用目的而建造的。开办之前首先要准备资金,资金可借,可贷,可合股。这就要求老板要去联络钱庄、银号或有钱有势的人,而出资的人则一般以合股的形式加入其中,年底分红。搞到钱后还要找有一定背景的人物。

八大胡同今天的商业气息

带着“重游故地,寻找历史”的心情,我踏上了八大胡同,映入眼帘的是大力胡同与厕所指示和宾馆指示牌,一股商业气息扑面而来。


深入古巷,随处可见宾馆与饭馆的招牌,你只能在这些林立的找牌子中寻找一两处老宅的影子。笔者在三个小时的行走当中,仅发现无处貌似老宅的宅子。至此,笔者已经对在胡同中需找“脂粉遗香”、在小巷中追寻“历史的倒影”不抱任何期望了。


走在这些拥挤而杂乱的小巷中,偶尔会听到商家拉客的呼唤,“小姐,吃饭吗?”、“小姐,正宗的爆肚!”……我只能在这些召唤声中幻想着昔日皮条客的“风采”,在这些现代的商业氛围中冥想往日的繁华。

八大胡同今天的生活气息

今天的八大胡同是北京平民生活的原生态区。这里斜街多、胡同拥挤、街道杂乱。许多院落都已破败不堪,房上长草。走进一扇敞开的、掉了朱漆的大门,眼里是私搭乱建的小棚子,横七竖八的晾衣绳,衣物、被单遮住了半个天,地面上除了一小块公用空地,其他地方被杂物塞得满满的。电线杆子、厕所、下水道,摊、杂货铺,自行车、人力车,膀爷、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扇蒲扇的老大妈,以及从棋牌室传出的麻将声和收破烂的吆喝声……这些都是八大胡同的现实图景。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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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作为北京历史上最有名的风月场所,与秦淮河一样被世人所关注,那里有着黑暗的罪恶,也有着美丽的传说。而今日的八大胡同已经面目全非,经过数十年的人事变迁、拆迁改建,早就残破不堪。历史作家郝晓辉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走访了前门一带所有的胡同,拍片子,查资料,与老人们聊天,亲手绘制地图,力图还原最真实的八大胡同。本文选摘自刚付印出版的《勾栏胭脂:八大胡同的前世今生》一书,文中段落是老人们的口述实录。

八大胡同的传说可多了,赛金花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中国晚清时代最为风光的妓女,应该就是赛金花。

为什么一直说赛金花呢?因为她对北京有功。当时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掠夺。有一个德国兵,喝了酒就到处敲门,结果就敲了赛金花的门。赛金花的佣人出来一看,是一个外国人,就赶紧叫主人去了。赛金花觉得事情很严重。因为赛金花曾经是公使夫人,她的孩子就是在德国出生的,所以她并不害怕,非常平静地用德语和这个人说话,问他是哪国人。那士兵回答说是德国人。赛金花问他:“知道瓦德西司令吗?我和他是朋友,我是傅彩云。”那时候赛金花就叫傅彩云。德国兵一听吓了一跳,回去赶紧跟瓦德西汇报。第二天,瓦德西就派车来接赛金花。接去之后,老朋友相见,瓦德西求赛金花给他办粮草的事情。因为当时德国来了那么多人,没什么可吃的,打仗没有粮草可不行。可是赛金花提出两个条件:一,不能伤害无辜,不能随便杀人放火;二,保护北京的名胜古迹。瓦德西一听,不答应不行啊,于是就答应了。就这样,北京城免遭了一场浩劫,不然的话,什么故宫、天安门,早就全部被毁了。

据说老北京城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那时候叫官妓。现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像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的地方;而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卖唱演绎而来的。“勾栏”,明代以后成为妓院的别称。

在明清时,当官的和有钱的吃饭喝酒时都要有妓女陪酒、奏乐、演唱,有一个名字叫做“叫条子”,而妓院一方,就叫“出条子”。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城的妓院就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了。原因据说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当然以上都是资料上说的。而民间有一种说法则是,在民国初期,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他还想做皇帝,所以出手很大方,花重金收买参、众两院议员(那时候号称八百罗汉),给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

那时候国会的会址就在现在新华社所在的宣武门,距离八大胡同非常近,这些官员在酒足饭饱之后,就顺便到八大胡同里遛弯,这也让外城在那一段时间空前繁荣。当时许多妓院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妓院生意这么火,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袁世凯的皇帝梦,就是这样成就了那时的八大胡同。

所谓的八大胡同,指的是包括王广福斜街、陕西巷、朱茅胡同、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朱家胡同在内的一片地区,其中最主要、最有名的是这么几条胡同。那年头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下午,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和“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人,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比如赛金花、小凤仙等都是南方人。“北班”的妓女以北京郊区和河北三河一带的女人为主,相貌好,但没有文化,不会吹拉弹唱。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除此之外,明清时候的八大胡同也有一些相公窑子。相公窑子里面的几乎全部是唱戏的男孩子,要人有人,要个头有个头,油头粉面,整天捯饬得跟女的一样。据说明朝的时候妓女少,相公多,那些漂亮些的男孩子打着唱戏的名义接客,陪达官贵人。等到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更加热闹,一些妓女看到这里的钱好赚,就跑过来,形成了西边玩相公、东边玩妓女的局面。等到南方妓女到了八大胡同,就把相公窑子的生意给顶了,渐渐地也就没有了。

陕西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其北口与棕树斜街相交,南至珠市口西大街。此胡同东侧与榆树巷、万福巷相交,北侧与韩家胡同、百顺相同、东壁营胡同相交。据说陕西巷明代就已存在,而数百年来未曾更名,实属难得。明初,大量商户云集前门外地区,招商居货,此巷聚集了许多陕西籍的木材商囤积木料,故名陕西巷。

现如今陕西巷最富盛名的建筑是上林仙馆(现名陕西巷宾馆),清末民初的名妓赛金花、小凤仙都曾在此搭班,但据记载赛金花的怡香院在榆树巷1号;小凤仙的云吉班在陕西巷52号。上林仙馆的前身并非是妓院,而是一家药铺,主要经营“二药一纸”。所谓二药,即春药和麝香。

百顺胡同原名柏树胡同。明朝称柏树胡同,因种有柏树故得名。清初谐音取“百事顺遂”的含义,更名为百顺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的西南部,全长245米,宽5.7米。

百顺胡同的东口是陕西巷,西口开在大百顺胡同,与它并行的北面是韩家胡同,南面是东壁营与西壁营胡同。

在八大胡同中百顺胡同名气最大,各个院落的历史沿革也较复杂,很多院子自建造起经过多次易手,有一些老住户也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百顺胡同最初曾设有太平会馆、晋太会馆。会馆后来大多改为民居。

石头胡同南起珠市口西大街,北至铁树斜街。据说明永乐年间,石头胡同永乐皇帝迁都存放石料之地。算一算石头之名至今已近六百年的历史了。

据传当年石头胡同是茶室(二等妓院)和会馆云集之所,据说石头不在八大胡同之列,他主要是为八大胡同提供商业服务的。闻名的大北照相馆前身就坐落在石头胡同北口路西。

韩家胡同,位于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西南面,是条老胡同。原名“韩家潭”。直到1965年整顿地名时,才改为韩家胡同。韩家潭是一条文化底蕴丰厚的胡同。因为这条古老的胡同正是国粹京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这里又有清初大戏剧理论家李渔的故居--芥子园。他在这里写出了不少名剧和戏剧理论,并组织了《芥子园画谱》的出版,名扬海内外……

王广福斜街,现在叫棕树斜街,东连大、小李纱帽胡同,西接石头胡同,这条胡同的房屋较为破旧。

从前,这里集中了三等妓院,有名的有久香茶室、聚千院、贵香院、双金下处、全乐下处、月来店下处等。李纱帽胡同,原来分为大李纱帽、小李纱帽两条胡同,现在已改为大力胡同和小力胡同。小李纱帽是“八大胡同”之一。这条胡同不大,总共有21个门牌号,但是在老北京,妓院就占了近20个院子。这里的妓院主要是三等,有名的有双凤楼、鑫美楼、永全院、天顺楼、泉生楼、连升店下处等。因这条胡同离一些戏园子和饭庄较近,所以也有几所二等妓院。

胭脂胡同原名胭脂巷,全长100米,宽约5米。胭脂胡同北口开在百顺胡同,南口开在两广路上。胡同呈南北方向,其中部有东壁营与西壁营从中穿过。现残存长仅有三四十米,胡同虽小,但常被列入八大胡同之中。在这几个胡同里胭脂胡同最短,但一等妓院有十多家。此地曾有店铺制售胭脂粉,主供“八大胡同”烟花女施用,故名胭脂胡同。

明代小说《警世通言》及京剧中流传很广的王景隆(金龙)与苏三(玉堂春)的故事,有人考证就发生在胭脂胡同内的“苏家大院莳花馆”。它是一处三进四合院。其大门开在百顺胡同。据史载这条胡同在咸丰年间就:“香车络绎不绝、妓风大炽、呼酒唤客彻夜震耳。”

巷名外郎营,固可解为吏人聚居之处,但也存在着其地本为某外郎坟茔的可能。考虑到该地向系金中都、元大都城外之郊野,则由“茔”讹为“营”的可能性比较大。

东壁营胡同原名东壁营、东皮条营、皮条胡同。它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南部,全长75米,宽3米。东壁营胡同与西壁营胡同实际上是一条胡同,胭脂胡同从中穿过,由此分成了两条胡同,它的东口在陕西巷。民国时在这条胡同中最多的就是暗娼,清末时有几家半公开的妓院。这条胡同主要是从百顺胡同争夺一些客源。

东壁营胡同8号,原为一家茶室,后拆改。现院内约住有20多家居民。

我出生在王广福斜街,今年七十五岁了。我们家是开煤铺的,我那时候还穿着长袍做掌柜的,当时我们家雇的伙计和对面饭馆的小徒弟就经常去逛妓院。

我也认识一些妓院里面的伙计,一般人们管他们叫大茶壶。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沏茶倒水,客人来了帮忙招呼什么的。不过现在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死了。在八大胡同,当时妓院有五虎:捞毛虎、坐地虎、笑天虎、霸天虎,还有一个负责保护妓院的叫什么虎就记不清楚了。老鸨叫笑天虎,皮条客叫坐地虎,大茶壶就叫捞毛虎。尽是唬人的。

“王皮蔡留,朱茅燕家,大小李纱”,这个顺口溜,基本上概括了八大胡同。除此之外,石头胡同还有一些小班,都是一等的妓院。路西路东比较好点的房子几乎都是妓院。因为客人都是坐汽车去的,那边街道也宽敞点。像棕树斜街这边最好的妓院就是二等,三等居多。一等叫做小班,二等叫做茶室,三等叫做下处。下处就是低级的了,非常脏。原来骂人不是说下三滥吗?就是说像下处这样的地方。

我家前边的楼以前是汾阳会馆,现在已经改成小学了。早先在日本人占领时期,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老挤着好些人,但基本上都是逛妓院的。我家对面现在是公共厕所,那旁边有一条小胡同没几家人住着,里面原来就是妓院。斜对面是饺子铺、小酒馆,再旁边的小楼是一家大烟馆叫红星膏店,现在是棕树斜街7号,原来是2号,人们就是到这里抽大烟的。

我们家对面二等的妓院比较多。现在棕树二条那边的武警支队所在地,是最早的宪兵队住址,后来日本人来的时候也是驻扎在那里。听我父亲说,当时军阀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于学中在那儿驻扎。那是一个船型的建筑,非常漂亮,但是后来拆了,现在是一个塔楼。一到晚上查妓院的时候,宪兵队的人就拿着一个大令过来。到了哪个院,所有人都必须站起来,大茶壶给掀着帘子,那时候叫打帘子。有一天查到一家妓院的时候,宪兵队一进去,杨宇霆在里面正打麻将呢。当时帘子一掀,里面就有一个声音问道:“干吗的?”宪兵就回答说:“查妓院的。”“查什么妓院呢?”杨宇霆一生气就从腰里把枪拔了出来,走过去就把大令从宪兵的手里夺了,给撅折了。宪兵一看,这可不行,没办法向上边交代啊,再说这也是宪兵队的公务,怎么说撅就给撅了呢?马上有人给宪兵队打电话,杨宇霆也立即召集了自己的部下。就这样,队伍都拉过来了,双方就在胡同里交上了火。吓得附近居民谁也不敢出来,那些正在胡同里的就赶紧找地方躲啊,场面非常混乱。最后双方死了有十几个人。想想都知道,这么窄的地方,根本没法躲,能不死人吗?在当时这是一件大事,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军阀和宪兵打起来了,非常轰动。为了平息这事,以后又有了军警宪联合查妓院。

我们家对门有一家二等妓院,是一个叫钱兆山的开的,叫同义楼。当时钱兆山也买卖人口,有人从别处拐来的姑娘,他就收下,然后让这些姑娘去接客。北京解放后封妓院的时候他家还有一个小姑娘呢,他说是他养的。当时这个小姑娘管他叫老爷,我怀疑是他买来准备卖到妓院去的,因为孩子还小就先养着。小姑娘被解救出来后没地方去,就由一个工作组的姓宛的工作人员给领养了。钱兆山算比较幸运的,查封妓院的时候他逃脱了。因为妓院注册的名字是他媳妇的,就没抓他,工作组把他媳妇给抓起来了,判了五年徒刑,他倒没事。后来他又跑回来,但他能干什么啊,就蹬三轮。这下他人也老实了,不敢那么嚣张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把他揭发出来,说他拐卖人口、逼良为娼,他也承认了,不承认不行啊,红卫兵把他打得肛门流血,又把他抓了起来。他可能实在熬不过去了,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摸电门自杀了。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很多妓院的老鸨都认识他,从他那里买过姑娘。当时他住的是棕树斜街18号。

八大胡同的那些“黑话”

记得那时候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打茶围。所谓“打茶围”,就是嫖客亲自或派人到妓院去点名叫妓女,或者与妓女一起喝茶聊天,或者是听善唱的妓女弹唱一曲。嫖客进门,照例由老鸨或妓女亲自端茶,由妓女亲自端出干鲜果品来,行话叫做“装干湿”,说俗点也叫“敬瓜子”,临走的时候,就把一块钱茶资放在果盘中,给妓女一块钱,这叫“盘子钱”。当然,愿意多给,更显得嫖客有气派。实际上这是嫖客与妓女“联络感情”的手段,也是嫖客选择妓女的过程。

当时的一二等妓院里,很多妓女是非常讲究情调的,聊聊才艺、唱唱小曲、喝喝茶后,才会与嫖客一起到房间里“行事儿”。更讲究一点的,甚至安排的是嫖客与妓女可以讲点情调的地方,让双方增进些感情。当然,并不是让他们恋爱,这样的话,老鸨就亏了,她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在这样高等级的妓院里,并不是嫖客一进门就与妓女上床,是必须经过多次打茶围、叫局、吃花酒,所谓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之后,才可以开口提留宿的。

然后说说“出局”,所谓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价格每次一至三块,不过,也有很多有钱人家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会多给妓女点钱。当然,出局不是随便就把人带走的,要有凭据的,否则妓女跑了,老鸨找谁要人去啊?所以还有一种东西叫“局票”,也就是叫妓女的条子,类似现在的收据,或者白条,总之是让嫖客留个证据性的东西给妓院。我见过局票,觉得还挺正规的,都是印刷的条子,不是人自己写上去的。熟客叫局,不必当时付钱,而是由妓院的账房根据局票写在账上,称为“局账”,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之前结算,叫做“清局账”。如果到了结账的时候,嫖客以出门或者其他借口赖账不给钱的,叫“漂局账”。在嫖客圈子里,如果漂局账,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妓女出局,除了事先约定的之外,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写饭店提供的局票,派人送去各家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如果所点的妓女在家,就立刻派轿子把人送过去,档次高的妓女还带着伺候她的人,手里拿着琵琶和水烟筒之类的跟着,这也有一个说法,叫做“跟局”。身价越高的妓女跟局的人越多,而且有自己的专用轿子和轿夫,这也是这个圈子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新中国刚成立时,政府对妓院采取的手段较为平和,以限制为主。194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妓院实行四条管理规定:规定一,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录住客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和固定住址,并于当日二十二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规定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嫖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规定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讯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规定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要向派出所报告。

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当时为了把嫖客轰出八大胡同,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前门外第五分局就想出了一招,在嫖客的衣服上盖章,上面写:嫖客查讫。这样,肯定他以后不敢再来了,同时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招的确管用,那些嫖客们只要一见到公安局的人,马上就有人喊:“盖戳儿的人来了,快跑啊!”于是嫖客抱头鼠窜。几天下来,这些人不敢到妓院去了,妓院的生意一下子冷清了。没多长时间,一些老鸨自动关门走人,她们手下的妓女也都自谋生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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