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刊发的文章来自于淮阳中学老校友高新旺的回忆录——《男儿当自强 》。高新旺与新中国同岁，长在红旗下，长期受党的教育，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发生的沧桑巨变。他感恩党和国家对他的培养和教育，退休之年，回首往事，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以回忆录的形式讴歌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以见证者的身份记录自己的亲历亲闻，为淮阳县和淮阳中学留下了珍贵的文史资料。尤其是他在淮阳中学求学的1965年——1968年时期，目睹了学校经历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参与了当时由党中央组织的全国学生“串联”运动，到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些资料的记录，校友高新旺尊重历史事实，真实书写自己的观察和心情，以白描的形式，还原特殊时期的历史真相，告诉后人一段应该引起反思的历史事实。这些史料无疑会成为淮阳县和淮阳中学校史研究的宝贵资讯。

我考入“河南省淮阳中学”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淮 阳中学录取通知书”和五元钱，步行二十五华里，来 到了我向往已久的河南省重点高中——“淮阳中学”。一进大门，就受到一群高年级同学热情的欢迎和接待。有一位同学亲自带我到新生报名处报道，我取出《录 取通知书》和五元钱，交给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我对 他说：“我的报名费没拿够，还差三元，等以后再补交”。可是他笑着对我说：“学校有规定，新生报名，书钱和 学杂费必须一次缴清”。没办法，我只好“乘兴而来，  败兴而去”。回家向爷爷要了三元钱，第二天才报上名（确实，那时缴八元钱比现在缴八千都难）。

     那时的淮阳中学还在老校址，即淮阳县北关的东北 角，从淮阳到商丘的公路北侧大约两百米左右的距离。大门朝南，大门外还有一片菜园地，这是学校的菜园。进了大门，西边是学校的运动场，东边是一个水塘，  水塘旁边有一片房屋，那是教职工的住处。运动场的 北边是大礼堂，礼堂门前是蓝球场。顺大道往里走，就是教学区。

      那时还没有楼房，全部是平房。横向约 有五排，纵向约八排。青砖红瓦，布局整齐。校园的 北面还有几十亩地，这也是学校的地，可以用来种蔬 菜或其它粮食作物。学生宿舍在东部，教室在西部， 中间是校领导和教师办公室。图书馆、阅览室、实验 室等应有尽有。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淮阳中学 都是周口地区的最高学府。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资源 丰富。在校学生十二个班约四百八十人，教职员工约 一百多人。

     淮阳中学是一所百年老学校，始建于 1903 年， 至 今已经一百一十多年。现在的规模比我读书时大了很多倍。一九九三年，学校召开建校九十周年庆祝大会， 我们几位在周口工作的同学被邀请回母校参加校庆。老三届的同学和校友大部分都回校见了面，几位担任 领导的校友（张秉来）和同学（梁照仲，已故；）等还 在大会上讲了话。淮中当时的领导还介绍了学校的情 况和发展规划。中午，大家共进了丰盛的午餐。下午， 老三届的校友和几位原来的老教师一起乘车瞻仰了淮 阳中学旧校址（淮阳棉纺织厂）。原来一个漂亮的学校 已经面目全非了，大家无不感慨万分……

    会后，学校还印制了《淮阳中学校友录》，给到会 的校友每人寄了一本。

    三年的高中生活开始了。开学第一课，就是入学教育。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首先由滕崇文校长介绍了“淮阳中学”的历史、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然后由团委书记常树体给大家讲新生入学后 的注意事项（校规校纪），并介绍新生各班班主任的情况。

     那年新生共招四个班，每班四十人，一共一百六十人。我们为一三班，班主任姓于，叫于天顺。班里有五六个初中的老同学，其余都是由其它初中考来的同学。我班同学分别来自“项城”、 “鹿邑” 、“沈丘”和淮阳等几个县。女生约占四分之一，大多数为男生。

      我的同桌叫司九龙，来自项城县。小伙子中等身材，皮肤较白， 浓眉大眼，很健谈。我们结为“一帮一，一对红”。他毛笔字写得不错，有功底。记得我还请他写了一幅对联。对联是毛主席诗词中的内容：“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他的姐姐也在淮阳上学，读的是中师，在“淮阳师范”。一个家庭供应两个学生读书，在当时的条件下，还真是不容易呀。说明他家的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

     司九龙同学脾气好，有修养，我们两个关系很好， 相处三年，没发生过什么矛盾。他学习很用功，成绩好。而且在体育方面有特长，篮球打得好，左手投篮，命中率很高，是我们班篮球队主力队员（司九龙同学高中毕业后回到项城县水寨镇，在中学里任教，后来担任该中学校长。在八十年代，他因为给母亲看病曾到周口找过我一次，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我班有五个项城县同学，另外四名分别是师书斌（情况不详）、张家洪（已故）、白凤礼（已病故）和陈玉荣（女，她的情况也不清楚）。

除原来的老朋友陈守俊和同桌司九龙以外，高中阶段又结识了几位新的好友，如沈丘县的刘海、鹿邑县的丁军廷和本县的郭云林等。这几位同学高中毕业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刘海去西安交大读书，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电力研究所，当了所长；丁军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了干，转业后到淮阳某银行当了行长；郭云林当了教师，晋升为高级教师，还当了学校领导。我对他们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太清楚，但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麽灭的贡献！我为有他们这些同学和朋友感到自豪！感到骄傲！让我们的革命友谊万古长存（我们现在通过微信保持联系）！

      进入高中以后，学习比较紧张。我的学习成绩显著下降。经常感到头疼，头晕，睡不着觉。上课精力不集中，记忆力也大不如前。经过淮阳县人民医院医生诊断，确定为脑神经衰弱症。引起这种疾病的原因是用脑过度：因为在参加升学考试前的一段时间内， 大家都在加班加点的复习。每天除正常上课外，晚自习结束后，同学们点起煤油灯继续复习，直到12点以后才休息。由于用脑过度，且营养跟不上，患了脑神经衰弱症。医生给开了“艾罗补脑汁”及其它几种药物，回去后每天按时服用。一连服了两个星期，也不见明显改善。后来干脆不吃药了，随它便吧。

     我的这个疾病直到一九六七年春才痊愈，可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停课，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好了。

 我们高一时的语文老师叫苗永明，是一位女教师。年龄大约三十七八岁，课讲得很好，被称为“豫东三杰”（另外还有方楚瑞等），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她给我们班上的最后一课是《欧阳海之歌》中的一段内容，好像是讲欧阳海出生时的故事。她读课文时带着丰富的感情，流着眼泪读完那篇文章。不幸的是，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苗老师因为害怕红卫兵对她进行批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投井而逝（那时有大字报说她是抗日战争时期伪县长的女儿，红卫兵准备批斗她）。苗老师的遗体被安葬在太昊陵的东角门外。她没有亲生儿女，埋葬她的那天，由她的养子来送葬。参加送葬的人不多，本人曾到现场观看（因为当时学校对她的处理结论是：自绝与革命……，所以不许举行葬礼）。

     高一时的其他几位任课老师： 代数老师候惠普，三十多岁，身材较高，方脸，白净，很帅气，讲课也不错。（现情况不详）几何老师李新民，三十多岁，矮个头，较黑。讲课效果好。（现情况不详。）物理老师张允国，不到三十岁，中等偏低身材，讲课有特色。“物理物理，就是要讲理” ，这时他的口头禅。（张老师后来调到周口师院任教，并但任物理系主任。现退休在家养老。） 化学老师夏中原，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曾在兰州大学当过助教， 调回淮阳老家的。讲课也有特色。说“一个阿弗加德罗常数”这句话时，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夏老师后来调到周口三中任教，现退休在家养老。）外语老师于天顺（班主任），三十多岁，高个头，白净脸。穿着比较讲究。那时我们学的是俄语。听说后来于老师调到漯河某学校并改教英语。真是了不起，完全是自学的。（现退休在家养老。）体育老师张云生，三十几岁，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据说他是淮阳县有名的书法家。体育课上得很好， 很认真。（已去世。）体育老师张乐山，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微黑。据说他是 国家三级体育裁判。上课非常严肃认真。（他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造反派 批头最厉害的一个。后来他被调到周口地区体育委员会工作， 直到退休，现已去世。）副校长王守德，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他曾经给我们代过 几节课，我的印象较深。记得他给我们讲毛主席诗词《七律》（答友人）时，把“九嶷山上白云飞”中的“嶷”字读成“ying”的音；把《七律》（到韶山）中“黑手高悬霸主鞭” 读成“黑手高悬霸王鞭”。因为他是校长，我们对他很相信。明知他讲得不对，也没人吭声。就只能回忆起这些老师了，其它课程任课老师想不起来了……

    我们的校长叫滕崇文，大约五十多岁。中上等身材，常戴一副近视镜。讲话很沉稳，自从开学典礼大会上给我们讲话以后，就很少能能见到他。因为平时开会给我们讲话的大多数是团委书记或者是教务处主任，校长一般只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露面。

   不幸的是这位校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毒打致死。

团委书记常树体是给我们讲话最多的一位领导。他毕业于郑州大学物理系，身材瘦高，平易近人（ 文革期间是淮中革命委员会成员，曾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后调周口师院工作， 现退休在家养老）。常书记是我比较尊敬的一位领导和老师，这些年来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前年我回周口，还专门去他家里看望他老人家。他身体还比较健康。每天早上坚持出门散步，还经常陪老伴到集市上买买菜，干点家务活。晚上坚持读书、看报、写诗词……

    前一段，常老师看了我写的两本书《我的自传》和《祖国山河处处美》，还为我写了一首诗，原文如下：

     常书记的女儿叫常加英，是我的同事，也在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任教 ，专业技术职称副教授，还担任教务管理工作。常书记的儿子常加中，周口师范学院教授，教务处长。

    前不久，本人在新浪微博上也写了一首诗歌，赞美常树体书记，内容如下：

七言诗.共产党员的好榜样

为原淮中团委书记常树体老师题

    一九六五年，我们学校树立了三位学生标兵（比一般三好学生还要高一个层次），这三位学生是：张华林、胡映雪杨子曾。

     学校团委书记常树体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读了对这三位同学进行表彰的决定，并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号召全校学生向他们学习。会后，学校 还组织他们到“郑州国棉三厂”及其它地方参观、 学习和游览。回来后又在大会上向全校师生作汇报。张华林同学做汇报时的那种激动状态和语气，我至今还记忆优新。

    后来，张华林和杨子曾两位同学都在周口地区工作，现已退休。胡映雪同学原在淮阳沙厂工作，后来不知调到那里去了，现在具体情况不清楚。（胡映雪同学是我们郑集四中校长胡海江*的女儿。）

*注：有关胡海江校长的情况，请读者参阅本人新书散文集《龙湖岸边》。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大字报，大批判；大鸣大放，大辩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学校停止上课，大多数校领导和教师被贴了大字报。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作风问题；有的是教学中的问题，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学生中自发成立了各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如xxx战斗团，xxx战斗队。这些战斗团名字的前面都冠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个字。还制作了“红袖章”，佩戴在胳膊上。同学们排着队，打着红卫兵战斗团的大旗，喊着口号，到淮阳县城大街上游行示威。校领导和教师们也没有办法，他们自身难保，随时就有被批斗的的危险。接着，大串连开始了。学生们成批的离开学校，到郑州，北京，武汉， 上海，长沙，广州及新疆等地进行串联。乘坐火车不用买票，吃饭住宿不花钱。

 我的第一次串联是去郑州。我班的几位同学，随着其它班里的同学，大约三十多人，分乘两辆大卡车到省城郑州。去郑州的那次活动，是参加省里组织的批斗河南省省长文敏生及其他“走资派”的大会。回来时汽车走到开封附近，路边有一家加工棉花的小厂起火了，同学们赶快下车帮助救火。那时大约是凌晨四五点钟，天气很冷，工厂里的工人光着膀子在救火。幸好我们赶到，人多手脚快，一会就把火扑灭了。工人们非常感激，连声称谢。我们也感到欣慰，因为这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的第二次串联就到了北京。我和班里另外一位同学刘国勤两个人一起，从漯河乘火车直达北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等候接待人员安排。我们被安排到永定门外九十中，半夜时分到达学校。我们很幸运，第二天就赶上“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吃过早饭，大家就出发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天安门广场及北京火车站广场，等候毛主席的接见。我们是在北京火车站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头顶上飘舞着各种大小不等的红卫兵旗帜。大家唱着革命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以及毛主席语录歌等），不时向广场外面张望，惟恐错过了见毛主席的机会。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听到许多人大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顿时， 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们站起身来一边向大街上观望，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只见毛主席乘坐敞蓬汽车，从天安门方向缓缓驶来。他老人家穿着军大衣，站在车前扶手处，不停地挥舞着着军帽，向大家致意。我们不停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嗓子都喊哑了，也不愿意停下来。直到毛主席的车子走远了，喊声才慢慢停下来。（我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参加了两次接见。还见到了许多领导人物，如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邓小平，陈毅，林彪等。）

     我在北京期间，除了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型活动外，还参观游览了许多地方：如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革命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动物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公园等。那时我们参观这些地方全都是免费的。

     在天安门广场有许多家照相馆专门为游客照相，我也照了一张照片，背景是天安门城楼，好像只花了六角钱（二寸黑白照片）。照完后留下地址（直接写在信封上）然后由照相馆负责寄回去。那时北京的风沙很大，空气质量不好。我的眼睛怕风沙，只好买了一副防风镜戴上。

      参观这些地方，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故宫博物院里的九龙壁，珍宝馆里的玉雕和金塔，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大炮，被我国击落的美国U-2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残骸；颐和园里的十七孔桥；北海公园里的白塔；北京动物园里的大熊猫等等，这些都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现在回忆起来，历历在目。

     那次北京之行，真使我大开眼界。心中更充满了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以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敬仰。

第三次串联（步行加乘车）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驱虎豹战斗团”，分成几批，开始步行大串联（长征）。我们计划用十一个月的时间，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走。

 我们这一批是最后出发的，出发时间大约是六六年的12月中旬。出发那天下着小雪，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两女。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大背包（衣服、鞋子、被子等生活用品），跨着军用水壶。我比别人还多拿了一件东西，那就是扛着战斗团的大旗。我们计划的第一站是武汉市，选择最近路线走：从淮阳出发，经过项城县的水寨镇、平舆县、罗山县、黄陂县到达武汉市，路程大约四百公里，估计需要两个星期时间。我们队伍的其他四位同学分别是：陈守俊、孙益君、樊林（女）、韦淑英（女，已故）。开始很顺利，走到平舆县时，出了问题。韦淑英同学脚上打了水泡，发炎了，不能走路。我们只好暂时停止前进。我们住在平舆县“红卫兵接待站”里，在那里借了一台油印机，刻蜡版，印传单， 准备沿途散发。传单的具体内容记不得了。陈守俊同学还利用这个机会练习骑自行车。不知是谁的破自行车在接待站里放着，我们推出去就骑。我那时还不会骑自行车，就看着他骑。他也是刚学会了一点，勉强能骑。

      在平舆县休息了三天，韦淑英同学的脚基本上好了，我们决定继续前进。沿途 的小站也不记得了，正像《西游记》里写的：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每到一处，都有专门的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不需要花钱。白天行走几十里路，腿脚都很累。晚上在接待站里用热水泡一下脚，睡一觉就没事了，第二天接着走。一路上，还会碰上其它步行串联的队伍，有中学生，还有大学生。有本省的，还有外省的。如有一次我们在接待站里遇到天津大学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一位女生脚肿了，另一位男生帮她揉搓。我们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在途中我们还看到这种现象：有个别学生累得很了，或者是脚上磨起了水泡，走路一拐一拐的。好心的卡车司机让他们上车，不收费，可这些学生却说：谢谢您的好意，我们不能坐车，我们要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吃这点苦不算什么。

      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我们终于到达武汉市。到武汉的那一天，我们大约走了八十多里路。每个人都累得脚疼腿酸，晚上九点多钟才找到红卫兵接待站。那是我们出发以来最累的一天，也是走得最远的一天。

      第二天，我们就上了武汉长江大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最宏伟的长江大桥， 我们从大桥的北头慢慢向南走，边走边看，我心里不住的赞叹。赞叹建筑工程师的伟大，赞叹建筑工人的智慧和力量。这时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毛主席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的句子：“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多么好的诗句呀，一句话把长江大桥的气势很贴切很生动地描写出来了。

      在武汉待了几天，我们决定坐火车去广州。火车上的人很多，走道上也挤满了人，连行李架上都躺了人。火车行走了几十个小时（确切时间记不清了），顺利到达广州站。

 红卫兵接待站设在一个小学里面。到了接待站，感到很热，我们赶快脱去棉衣。因为我们上火车时武汉还非常冷，棉袄棉裤都穿着。而广州的气温比武汉高得多，根本用不着穿棉衣。我们看到广州人还光着脚，穿着凉鞋，年轻女孩还有穿裙子的。吃饭时发现，广州的小馒头那么小，几乎一口就能吃下去，而且是甜的，面粉里放了糖。我们觉得很好吃，每人吃了四五个，还没吃饱。

那时广州的雨水特别多，几乎天天下雨。我们在广州住了半个月，游览了黄花岗、红花岗烈士陵园、中山纪念馆、广州动物园、越秀公园、珠江大桥、广交会会址等地方。品尝了以前没吃过的水果，如：木瓜、杨桃、和香蕉。我们每人还买了一双塑料凉鞋。

 从广州回来时，火车到达长沙市，我们赶快下车，先到长沙市委红卫兵接待站住下。第二天就去游览了橘子洲和湖南大学。这时已到春节，我们就在长沙过春节了。农历正月初二，天下起小雪。我们决定步行去韶山参观毛主席的老家。湖南的天气比广东冷多了，我们又穿上了棉衣。沿途有很多到韶山去的红卫兵队伍，从大学生到小学生都有。有乘车的，也有步行的。由于天气不好，下的小雪很快融化，路上很难行走。那时的路可不像现在水泥路或柏油路，全是泥土路，一下雨雪，泥泞难行。许多学生被滑倒，不时传出阵阵笑声。第一天我们没赶到韶山，在中途休息一晚，第二天上午到了韶山。

      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冲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背山面水，竹林环绕，真是个出伟人的风水宝地呀！（人们说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我们在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及其展览馆。还到毛主席旧居周围转了一圈。屋后的小山，竹林，土地以及前面的水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那水塘曾是毛主席小时候游泳的地方。说起游泳，使我又想起毛主席诗词中的句子：“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何等气派！真不愧是一代伟人发出的千古绝唱！

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大串联

就在我们从韶山返回长沙，准备继续串联的时候，党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我们响应中央的号召，立即停止串联，准备返回河南淮阳。这时因为我本人所带的钱已经花完，在长沙往家里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让父亲给我电汇了十元钱。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回到了河南漯河，然后步行两天回到淮阳。这次串联，一共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虽然时间不长，去的地方也不算多，但我觉得，也基本上达到了“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受锻炼”的目的。

      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整个过程中，发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给国家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对铁路交通和运输，影响较为严重。这些问题，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我们的活动都是按照中央的号召进行的 。

一九六七年春天，大串联结束了。同学们都陆续回到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大家一边上课，一边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后来，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保守派”，他们把一批领导干部和教师保护起来；另一派为“造反派”，他们要把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意道路的当权派”和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学校里又成立了许多新的红卫兵战斗队：如“二七公社”、 “星火燎原战斗队” 、“革联战斗团” 、“雄鹰战斗团”、“八一战斗队”、“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等等。

 两派红卫兵组织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开始用大纸报互相攻击和谩骂，后来发展为武斗。连县人民武装部里的枪械（机枪、冲锋枪、手枪、步枪、汤姆枪）都被红卫兵拿到了学校。有个别战斗队的头头还把手枪别在腰里，坐在大卡车上跃武扬威的在街上横冲直闯，就象电影里国民党特务队一样。后来，又提出了一个公开的口号：叫“文攻武卫”！两派红卫兵经常到县城里大街上游行示威。大家手里拿着木棍，头上戴着安全帽，高呼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xxx”……

     记得有一次， 半夜里突然集合，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们大家头上戴着柳条帽，手里拿着枪、木棍、匕首， 甚至有人把硫酸、硝酸这些化学试剂瓶都带上。就象真的打仗一样，心里非常紧张。我们分别埋伏在从外地通往县城的几个必经路口，防止“敌人”偷袭。不过那天夜里没人过来，大家虚惊一场。

      还有一次，半夜里又紧急集合。我们一帮人从校园里翻墙出去。那天我很倒霉，爬墙时过于紧张，不小心把一块砖头扒掉下来，正巧砸在头上，疼得我几乎晕倒……

       有一天晚上，我们班里有一个项城县的同学（张X X）在住室里玩枪的时候不小心走了火，砰的一声响，子弹穿破屋顶，把大家吓了一跳。幸亏是枪口向上，否则就有打死人的危险……

 在复课闹革命的那些日子里，根本就没有好好的上课。教师们也没有上课的心情，提心吊胆的过日子。随时就有被造反派拉去批斗的危险。据我的记忆，很多人被拉出来批斗过：包括学校领导（书记、校长）和普通教师。我们的班主任于天顺老师就被批斗了几次，原因是怀疑他调戏和奸污了我们班一位女生。但是，他到最后也没有承认这件事。我想，这也有可能是部分同学和老师的猜疑吧！于老师可能被冤枉了。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砸抢现象

     回忆文革中曾经出现一些打、砸、抢现象，造成对国家财产、文物；学校建设；私人财产和生命安全等多方面的的破坏和损失。

    一些红卫兵组织派人爬上一些古建筑(如淮阳县城里红学院）的屋顶，把上面的琉璃瓦兽头砸掉；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一部分图书烧毁或丢进垃圾堆（我记得有一本康熙大词典就丢在垃圾堆里）；到一些领导家里抄家（把人家的金银珠宝都给拿走）；在淮阳太昊陵伏羲墓顶上放炸药爆破；砸坏“淮中大礼堂”上面的“礼堂” 二字（据我的回忆，干这个事的还有我们的一位物理教师张某某，他用绳子拴住自己的腰，有别人在上面拉着，他用一把铁锤，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哪两个字砸毁。据说，这“礼堂”二字，还是请淮阳县最有名的书法家何祥熙书写，用水泥雕刻在上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对一些领导和教师的批斗，殴打和摧残，甚至造成死亡(淮中共有三人死亡，校长滕崇文和教师苗永明、纵春林）。

 两派的斗争以造反派的胜利而结束。紧接着，学校成立了以造反派为核心的领导机构：“淮阳中学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有造反派头头胡维钦担任，另有学校原领导成员、教师及红卫兵造反派的其它头头为革委会副主任或成员（约七人）。学校的一切权力归革委会所有，代替了原来校党委和校领导。具体的人物有哪些我记不清了，可能原来的校团委书记常树体老师进了革委会班子。从此以后， 学校的一切工作就有革委会来安排了。学生一边上课，一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学校决定，六六、六七、六八 三届学生一起毕业，可以离校了，这就是平时所谓的老三届。我们毕业后的去向主要有三种：上山下乡、 留城或回乡。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或留城，农村学生回乡。当时有一个说法，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党的号召，也是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班的同学有两位（邵哲先和丁军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余都到农村插队或回乡了。我家是农村的，就回到了农村。每天和村里的社员们一起干活，认真地、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高新旺生于1949年3月，淮阳县人，淮阳中学1968届毕业生，后来考入并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 (原南京药学院）化学制药专业。

高新旺生于1949年3月，淮阳县人，淮阳中学1968届毕业生，后来考入并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 (原南京药学院）化学制药专业。系中共党员，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河南省周口市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宝安区太极研究会会员。曾为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生物化学高级讲师。还曾兼职河南省职工医学院生物化学副教授。

      高新旺平生爱好广泛，摄影、旅游、写作皆工。此次捐赠的书籍包括诗集《祖国山河处处美》（ 团结出版社）、医学专著《生命科学大观园》（ 中国名家出版社）（与祁新芝合著）、散文集《龙湖岸边》( 作家出版社)、新版自传《男儿当自强》( 中国作家出版社)、诗集 《江山如画》（中国人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