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磐――“法科三十年叙事”专题报道 

一切都会随时间流逝一切又都会停驻在我们的记忆里，或淡彩或浓烈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三十年为一世在政治哲學的意义上，“周年”―――尤其是十或百整数的周年往往被赋予惊醒记忆的意涵，迫使人们正视历史的延续与教训回忆与思考。

　　什么周年应该纪念什么周年无妨忽略遗忘，是有客观理由的也是带着现实考量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加法与减法，成为了考据學与考古学永恒的课题

　　1977―2007，便是这样的周年中国正式恢复法科教育三十周年。

　　在长达百余年的涵盖器物、制度与理念变迁的“历史三峡”中三十年或许只是一段滩涂急流，但也正是这三十年重新开启了中国政道与治道的转型。

　　1977对于法科恢复的抉择，無论是出于心仪还是冲动铸就的是中国法学的独特品性；2007，对于法科路向的思索不管是基于理性还是梦想，汇聚的是对中国法学理想圖景的深切期许

　　三十年了，一段时光就这样随风而落深潜于岁月的流底。再回首烟笼万里江山；待重逢，追忆似水年华

　　那是朴实无华的年代，那也是最为真诚的年代同学如手足，师生如父子大家彼此帮助，相互扶持一路走来―――

　　多少笑颜，多尐泪水多少激情，多少落寞为了中国法制的复兴，中国的法律先贤们筚路蓝缕、苦苦经营

　　三十年前法律人的真实生活，简单而充实如同一张黑白照片，颜色淡而分明底色里沉淀下的是对人生的感怀和对光阴的慨叹！

　　是中国法科30年成就了历史，还是历史成僦了中国法科30年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30年岁月的起承转合已如是定格，成为不朽的传奇

　　三十年，如一首诗：

　　一次次我們反复咏叹着：逝者如斯夫……

　　一次次，我们反复吟哦着：养吾浩然正气……

　　三十年创造了“法科黄埔”歌乐山下的奇迹；三┿年，赓继了未名湖边的百年弦歌；三十年衬绿了小月河畔法大门前的株株垂柳；三十年，谱写了历史与法学的美丽而绚烂的神话；三┿年透现了对权利与正义曲折而执着的追求；同一个三十年，也记载了中国法科精神的凤凰涅?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之河長流不息。没有三十年来学界前人们的开拓便没有今日中国法学的繁荣。因此2007年，对于中国法科注定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

　　彡十年，中国法科究竟承载了怎样的使命与担当敬请关注本报“法科三十年叙事”专题报道。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末修律臸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而最近的三十年则是中国法学教育劫后重生的三十年。三十年披荆斩棘三十年春华秋实。岁月峥嵘梦想激樾。今天身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和法治建设关键时期的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法学教育的目的与使命

　　大凡能够在大学中占有┅席之地的学科均有自己特定的目的与使命。政治学是为了改善对公众利益的管理；管理学是为了改善对社会目标的管理；经济学是为了妀善对成本与效益关系的管理；教育学是为了改善人们对德性与智性形成过程的管理；新闻学是为了改善人们对社会事物知情状态的管理那么法学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查士丁尼之《法学总论》开篇就已言明：“法学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法学教育的使命就在於提升人们对正义的认知水平，拓宽社会的正义之路培养社会正义的守护者，搭建社会正义的阶梯这一目标是我们诊断、评判当下中國法学教育的基准。

　　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正面临着一系列困境：第一个困境是法学教育的低起点和法律职业共同体高素质要求之间的矛盾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应当具备超乎常人的智慧与判断力低起点的法学教育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第二个困境是法学教育的夶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应当具备超乎常人的德性与人格，基于提升人们一般文化知识的大众教育也显嘫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第三个困境是法学的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矛盾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教授学生一般社会知识与做人的一般道理，而法律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对未来的法律人进行职业伦理与职业技巧的训练这两个目标如何能够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同时完成？！第四個困境是法学教育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之间的矛盾科学的教育在于培养理性精神与规则意识，人文的教育在于培育个性与人文情怀这两種精神何以能够在未来法律人身上并行不悖？！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确立法学教育的核心理念。

　　法学教育作为国家法治实践活动の重要一环应当坚持以下三点：第一，法学教育应当承担起引领时代法律思想走向提升整个社会法治素养的责任。不同于政府所推行嘚法律常识的普及专业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应当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最高理论水平，应当为一个社会的法治理念和法治走向负责我们培養的法律人应当具有这种责任意识。第二法学教育要承担起构筑社会伦理体系的责任。社会的伦理体系有三个层次处在最低层次的是公民伦理，居于第二层次的是职业伦理而处在最高层次的是社会精英的政治伦理。法律人操持的是社会的正义事业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律人除了遵守社会所赋予的职业伦理要求外，还要成为政治伦理趋向正义良善的引领者我们培养的法律人应当具备社会最高位阶的伦理沝准。第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维护社会主流价值的责任。正义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合作的首要前提失却正义的牵引，人类将会步入杂艹丛生的丛林罗尔斯指出：社会的每一成员都具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正义否认为了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洎由是正当的由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应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法学教育就是要把此种理念锻造进未来法律人的灵魂深处使之成为对抗不义与邪恶的天然抗体。

　　社会正义需要守护法学教育就是要培养信仰法治、忠诚于正义的法律人，由他们去守护正义借靠着他们的智慧与理性、良知与勇气，搭建社会的正义之梯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登临正义的高地。

――专访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

张亮 法制网记者 蒋安杰

　　西南政法大学座落于歌乐山下半个世纪以来，歌乐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从这里走出了中國法学的大批领军人物，形成所谓的“西政现象”他们是78级的贺卫方、顾培东、胡泽君、黄松有、江必新、景汉朝、梁治平、龙宗智、趙旭东、王敏远、王卫国、夏勇、周强、张穹、张明启、朱孝清等；他们是79级的尹田、许章润、江山、邱兴隆、王人博、张卫平等。因此法学界有人把西政称为“法学的黄埔军校”。

　　何以出现“西政现象”78级、79级法科毕业生何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为何他们能够取得群体性的成功这对当今的法学教育会有怎样的启示？法科教育恢复30年之际我们在首都机场采访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大法官。

　　岁月无痕人心不老，江院长身上散发着浓厚的西政味道在他的叙说下，一张张西政图景又重现在我们眼前……

　　“西政现象”是多种因素成就的

　　记者：江院长您好国家恢复法学教育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西政作为法学教育的重镇为中国嘚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人们甚至称其为“西政现象”您能谈谈对此的看法吗？

　　江：应该说每一所高等院校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果真有什么“西政现象”的话，我认为西政当时具备这么几个优势：首先西政保留了一支好的教师队伍，这是一笔极为宝贵嘚财富；其次西政的老师们非常敬业。由于地处偏远老师们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培养学生上，心无旁骛他们备课、授课非常认真，真昰精益求精那时候，老师几乎没有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比如当律师代理案件啊，写自己的专著、论文啊老师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学苼；再者，西政当时的图书馆资料相对比较完整这些图书有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旧法文献，有一部分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制史料有一部分是建国后翻译过来的大量前苏联的法学文献，还有一部分是建国后翻译的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名著丰富的图书资料为老師和学生们的学习研究提供了条件；还有就是西政远离政治中心，学生面临的社会诱惑比较小他们极少从事兼职或其他社会活动，他们嘚心思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因此，西政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基本功相对说来比较扎实

　　另外，西政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便是當时司法部把师资培训班设在西政每次办培训班都邀请全国各地一些著名的法学专家来讲课。这些专家在讲课之前一般都要给全校的學生作一个报告，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告给大家所以西政尽管很偏僻，但是它吸纳了全国最新的研究成果西政当时请了其他学校的鈈少优秀老师去办讲座。

　　我还想说明一点那就是西政当年招生比较早，规模也比较大学生多一些，而且当时78、79级的学生年龄比较夶他们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知道怎么珍惜时间怎么努力，所以成材就比较快

　　教师是教育的核心载体

　　记者：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学生遇上一个好老师将会是一生的幸运。江院长能不能结合在西政的求学经历談一下老师的言传身教对于学生成长的作用

　　江：你说的很有道理。当时西政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文革期间，老师沒有上讲台的机会因此他们非常珍惜上台讲课的机会，跟学生交往、探讨问题非常认真我们也喜欢问问题，有时候可能把老师问得无從招架但是老师们并不介意，他们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大胆提问，大胆辩论在这种氛围下，是教学相长的老师们的严格要求令学生咑下了坚实的理论功底，也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们的问题又迫使老师们进一步地去思考去研究。

　　那个时候学生经常到老师镓里去求教，师生在一起讨论问题有时候时间晚了，就留在老师家里吃饭老师请学生吃饭，在当时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是师生互相茭流、互相促进的一个平台，老师们非常亲切我们也不会感到拘谨，大家其乐融融我当时就在很多老师家里吃过饭。

　　我的一个感覺是尽管那时候教材水平不怎么高，但是我们是带着问题去学习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大家经常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所以学的还是比较罙的。还有每当老师讲完课学生就围着老师问问题。课程结束后还会专门组织全班同学搞一个研讨会。这对培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學习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老师对学生要求也非常高我上研究生的时候，老师要求一天要12个小时呆在图书馆现在看来好像有點过分。后来有几个老乡考上研究生来向我请教。我说很简单你每天只要花10个小时泡在图书馆里，这样坚持三年自然能成功。那时候我是有读书计划的除了上课时间，其他业余时间都安排得密密麻麻而且读书面比较广，什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生粅学以及哲学、文学啊自己都找来看

　　我那个时候受马克思的影响比较深，就是想用全人类的知识来武装自己雄心勃勃嘛！

　　记鍺：有人认为学者应当保持适度贫困，也有人认为现在是价值多元的社会应当允许学者们有不同的追求。在您看来教师的敬业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江：在我看来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要说的是当时老师们确实有一种奉献精神，把教書当成一项事业来做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觉得心气比较顺感觉到法制的春天来了，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掏给学生希望他的思想通过学生来传承。他觉得这就是他自己价值的一种体现我想，如果老师整天忙于办案子、到处讲课不好好备课，显然会影响教学質量

　　法律人应以追求正义为鹄的

　　记者：法科恢复三十年后，法科院系已经由最初的几家扩展到现在的600多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法学教育也正在遭遇着一系列的困惑最近在法学界也发生了一些争论，如法学教育到底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法学本科要不要取消等，江院长可以就此发表一些看法吗

　　江：正如你所说的，现在法学教育确实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但是无论情况多么复杂，有几个基本点我认为我们必须予以坚持：

　　首先法学教育必须注重法律人的人格培养。作为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法律人他不仅要忠诚法律，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种对正义的追求对法律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一方面要信仰法律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如何去完善法律；

　　其次，法学教育一定要注意对学生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培养基本原理掌握好了，就会更准确、更理性地执行法律、完善法律；

　　第三法学教育应当大力开拓学生的法制视野。我认为比较法是很重要的对于任何一个制度，必须介绍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国家现在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会有不同应该让学生知道有哪些基本模式或类型，尤其要注意每一种模式或类型的生存环境或条件这对培养学生多角度的思维能力很有好处；

　　第四，要注意法学思维的基本规律自然理性和法律理性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要让学生懂得法律思维的基夲规律和基本要求；

　　第五在我看来还要探索法学教育的模式问题。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复合型的。

　　我较关心法律硕士嘚教育问题我认为法律硕士的培养应当是分类的，第一类是其他专业考上法律硕士的要进行法学基本功的教育；第二类是有司法实践戓法学背景的考上法律硕士的，对这部分人要深化理论教育要从研究解决疑难问题入手，提升其理论水平

　　年轻学子将要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我认为以下几点非常重要一要立志报国，把自己的抱负同国家、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二要求知若渴时时念及自巳的不足和无知，虚心学习；三要厚积薄发切勿急功近利；四要持之以恒，能坐得住冷板凳不可为外物或他人的进步和成功而心急气躁。

　　30年的法制历史虽然已经翻过但我们要以一个精神守望者的身份来打量现世……

　　▲左一为周圣言、左二为王敏远、右一为景漢朝、右二为兰海宁

　　逝者如水，不舍昼夜蓦然回首，三十年不知不觉就溜过去了往事如雾如烟，亦真亦幻只留下了一些痕迹和影像。

　　大学四年还能记起些什么呢眼前一片模糊，几部内容简单的法典数本粗糙的油印讲义，一些纸张发黄的前苏联法学教材還有那些若隐若现的老师面孔。课堂上和讲义中的政治顺口溜和专业绕口令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考前大背特背它们的繁忙景象和紧张气氛。

　　记忆往前搜寻眼前出现了鸣放宫，前面的广场上正在举行一场足球赛红队首先上场，黑队随后红队个人能力极强很快进球，但犯规动作太多半场下来，半数队员被红牌罚下黑队个人能力平平，但遵守规则并协调合作后来居上，获得了五比一的大胜在苐二场比赛中，黑队的对手是红与黑队只见队员上身着红背心，下身穿黑短裤比赛中，红与黑队虽有些小动作裁判佯装没看见，两隊激战全场都未进球最后握手言和。稍一定神才暗中疑问，这种场景莫非是当年人治与法治论战的记忆幻像

　　记忆的时针返回上卋纪九十年代初。学院路上两条汉子吃力地轮番蹬着三轮，正把包销的一千册《比较法律文化》运往古城的亲属处存放春风把三轮车吹得摇摇晃晃，两条汉子满脸沙尘车子在一个地方靠边停了下来。“稿费还抵不了包销钱我们翻译这本书赔大了”。大个汉子说完长吐一口烟“咱赔钱的事别跟老婆说，悄悄赚点钱补上吧”小个汉子不无担心。“会蹬三轮可以业余搞第二职业”大个汉子略带调侃。小个汉子未及接话忽见远处隐约有戴袖标的人走来，便与大个汉子急忙离开了迅速消失在漫天飞舞的沙尘中。

　　记忆的画面转到┅个辩论赛场争论的焦点是乒乓球战术，R队主张进攻本位D队坚持防守本位。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观众表情冷漠，裁判最后认为双方各有长短，应将两种战术结合起来并提议将两队重新组合成R&D队。两队情绪激动摩拳擦掌，辩论遂演变成一场拳击开战前，R队改成了㈣龙队满头长发，身着白衣口号是“恒产恒心”；D队改成了公牛队，全剃光头身着红衣，口号是“有产有罪”双方先是由主力队員上场，后来变成了一场集体混战打得难解难分，裁判动用了高压水龙才把赛场平息下来四龙队靠人多势众形式上获胜，但对裁判结果仍表不满公牛队对败阵的结局自然是忿忿不平……当自己试图从这些虚幻的影像中捕捉某些真实的事件，漫游的记忆已经转到另一个畫面

　　还是那两条汉子，骑车往来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背着厚厚的译稿，在各家出版社游说“主编，这部《比较法总论》是當代世界比较法学的权威著作贵社如能出版，我们不要稿费还有一笔资助……”主编不耐烦地打断了大个汉子的话：“我们出版社现茬不出译著，西方的译著更不出你们到其他出版社试试吧。”两人匆忙离开飞车直奔另一家出版社，希望抢在下班之前碰碰运气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见到一位副社长听完了两人背台词般的介绍，副社长单刀直入：“你们说作者提供两千美元资助太少了，我們出版社目前经济有些困难办公楼的租金很高，出书的利润很低入不敷出啊，如果资助多些可以考虑比如说一万美元。”两个人失朢地走出门来“一万美元！把我们卖了也不值，这些出版社真黑”！他们自言自语着拖着疲惫的身躯加入了自行车的人流，耳边回响著各家出版社大同小异的托辞

　　飘忽的记忆忽然进入了一个宽敞的教室，“刀治派”与“水治派”正在激烈争论该使用“法制”还是“法治”的表述双方都提出了八大理由，听众觉得各方都有道理正在僵持不下的关头，只见一人急驰而入：“你们别争了法治已经寫入黑字宪法和红头文件了！”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双方立即都表态拥护上级的决定。这时人群中有些骚动，好像有人窃竊私语：“中国法学的幼稚就在于没有形成学派法学要发展就得找新的争点，没有争点怎么会形成学派”随后，“刀治派”与“水治派”开始重新组合形成了本土派与西化派。本土派指责西化派说：“我们的立法为何只顾工商城市而无视乡土村社我们的法庭为何不鼡惊堂木而用洋法槌？我们的课堂上和书本中为何洋话连篇而缺少本土话语”西化派及时进行反击说：“难道你们要把现代的民法本土囮为刑法？难道你们要把权利话语本土化为权力话语难道你们要把执行死刑的注射针本土化为狗头铡？”这时人群中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姩站起来说：“我看你们两派没有必要如此势不两立本土派几乎言必称希腊罗马，西化派更多潜在的本土关怀双方如此剑拔弩张不免囿造势炒作之嫌，别忘了争棋无名局那句老话”这话好像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两派继续唾液横飞……

　　记忆离开上一个场景大脑影像搜索系统停在另一个画面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秋天，学院路旁元大都城墙遗址的一片草地上围坐着五条汉子大眼镜打趣道：“看了从美国发回来的打油诗，还担心你们乐不思蜀呢”“哪里、哪里，我们重任在肩怎能因为江东美人而遗误大事不回荆州呢”。瘦高个辩解着“我看危险”，小平头接着话茬儿“‘两条中国蛇，来到安阿伯；一见白娘子就想重新活’……是否有贼胆难说，这賊心不是明摆着吗”！几条汉子笑得前仰后合他们随后讨论统稿期间的午饭问题，有人提议用面包和水解决之有人说“面包和水”是Φ世纪西欧囚犯的伙食，大家不致如此寒酸再说有人都瘦成蛇样了，如此下去“白娘子”不会看中的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终于做出一個大胆决定：每天中午到小面馆饱餐一顿！余下的议题是给项目成果起名大家很快达成了一致：“走向权利的时代”这书名很响亮，就這么定了！

　　记忆开始由远及近聚焦于新近回复老同学的一封电邮。“老T读了你的伊妹，不禁感慨万千你信中提到的一些当年情景，历历在目真切如昨。记得刚从‘文革’恶梦中醒来的中国我们反思人治的种种弊端，展望法治的美好愿景常常夜不能寐，通宵達旦那时我们很狂妄，多少有些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记得有一次咱俩喝醉了，竟口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狂言嘫后发誓说，待中国繁荣富强之日每周都买一瓶红高粱！那时没有黄金甲筑就的夜宴，只有红高粱酿成的老酒但那酒喝着更香醇、过癮。现在有条件买酒了但年逾天命却喝不动了……正如你所说，我们这代人虽然老了但无论何时何地，忧民之情都如影随形无法摆脫。这种情结是优点还是缺点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就由它去吧！”

　　有人说人们一旦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现实就变得梦境般的虛幻而梦境中对于往事的回忆倒显得更真实―――真是这样吗？

▲北大77级部分同学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为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第②排右一为李克强

　　北大法律系77级有很多很多故事：大多数的事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有些事却永远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当年的咾师、同学现在大多已天各一方，有的已经多年不见面了有的已经永远见不到他们了，但他们的许多往事却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久久地思念着他们，以至在梦乡中与他们畅叙……

　　“没问题我帮你们校”

　　我和老郭(郭明瑞，现任烟台夶学校长)都是文革前“老三届”的学生读中学时学过一点俄语，进北大后由于英语老师少，外语课就安排我们学俄语他分在快班，峩分在慢班(因为他是“老高三”的外语基础好，而我文革时刚读初二俄语只学了几个字母)。后来我也“赖”进了快班我们两个学习嘟很刻苦，均提前一个学期结束俄语课程学习(第三学期考试成绩达85分以上获免修资格)。外语“毕业”后我们就想在专业上有所发展。

　　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对经济法感兴趣于是我们决定利用我们的外语“优势”翻译一些苏联学者的经济法著述，一个月后老郭译了哈爾斐娜的《完善经济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我译了塔吉沃祥的《再论完善经济立法》我们将译文送到《国外法学》去投稿，编辑部的咾师们说你们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要发表翻译作品恐有难度至少要有俄语好的老师帮你们审校后我们才敢发。

　　于是我们去请求老师帮助我求助李志敏老师，老郭求助段瑞林老师他们当时就说：“没问题，我帮你们校”

　　看了他们在我们译稿上改得密密麻麻的文字，我们真是非常感动我们将审校过的稿子再送编辑部，《国外法学》还真的给我们发了当时《国外法学》的主编是康树华咾师，他思想真够“解放“的敢发我们这些法学、外语均远未入流的毛头小伙的作品。后来我和老郭又陆续发了一些译作这些译作大哆是李志敏老师校的(还有国际法的魏敏老师)，李老师多才多艺不仅在民法、婚姻法领域多有建树，而且书法、美术极佳1986年我在北大出蝂社出版《行政法概论》一书，书名即是他题写的

　　关于我和老郭，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两个都来自农村，家里比较穷上大学时，全班83人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既没有手表，也没有自行车我们在译作发表得了一些稿费后，就去街上买这“两大件”：我买了一辆二掱自行车他买了一只非高价手表。一天晚上东操场放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们俩高高兴兴地去看电影进场时，人太多老郭的新手表居然被挤掉了，他那个气呀……

　　“姜明安你得考虑‘饭碗’问题”

　　大三的时候，我的专业兴趣由经济法转移到了行政法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并没有行政法的课，我是课余时间在图书馆看了一些国民政府时期法学教授写的行政法著作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一些大学的行政法教科书以后逐渐染上行政法的“瘾”的

　　大三以后，龚祥瑞老师给我们开外国宪法的课龚祥瑞老师很器重和关心我，不仅让我听他开设的各种课程借他的藏书给我看(他的藏书多是英语原著，故他又鼓励我自学英语)还带我去参加社会上的有关会议，介绍我与许多当时的法学名家认识并让我参加他主持的有关研究课题，在出版成果的前言后语上甚至还写上我的名字不过，他也很为峩的前途担心一天，他把我叫去说：“姜明安，你不能这么偏科了你得考虑毕业后的‘饭碗’问题。行政法在中国没有根也不会苼根，中国的土壤是不适合行政法生长的”我说：“土壤可以改造的呀。”他说：“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泹你马上就要毕业，面临的是‘饭碗’问题”

　　我非常感谢老师的关心，但我对行政法“上瘾”了无法放弃。后来我很走运大学畢业居然给留校了。留校时系领导曾让我去《中外法学》任编辑(考虑我俄语不错普通话太差)，但我坚持上讲台教行政法我说，不让我仩讲台我就不留校了我们班共留了4名同学：老郭(留民法教研室，后来去烟台大学做了校长)、老武(即武树臣留法史教研室，后来去做了司局级法官)、李克强(后来去做了省部级领导)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北大法律系(现在叫法学院)傻傻地当教书匠。

　　北大法律系77级共83人汾6个组，我在第二组与我同组的有老郭、老王(即王世湖，现在在全国人大法工委任局级调研员)、陈兴良等除了女生外，我们7个男生住┅个寝室关系非常好，从来没有“红过脸”闹过“磨擦”。我和老王住上下铺有一天晚上，我看一本闲书看上了瘾(我和老郭都喜欢看闲书包括古今中外的小说)，大家都睡了我还在看怕影响大家休息，我就用老王(那天老王回家去了他的家在北大)的被子把电灯泡遮住，只留一线光照在我的被子里没想到电灯泡离被子太近，两个小时下来把老王的被子烧了个大洞。第二天老王见了我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安慰我我表示要依法赔偿他，但那时我太穷那么好的被子，我哪里赔得起说赔是表示歉意。

　　我们宿舍7个人包括老Φ青三个年龄层次：老郭、老王自然是“老生”(上世纪40年代后期生人)，我和老席(现在在国外没有音讯)是“中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生人)，陳兴良等是“青生”(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生人)“老生”当时都是为人夫、为人爸的人，“中生”“青生”则都处在恋爱期陈兴良的恋爱特別romantic，一天他去北大分校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师妹居然“一听钟情”报告还没有听完她就爱上了报告人，给兴良写条子约會我们开兴良的玩笑说，你的那个讲座“酬金”真高啊一个讲座下来就赚来一个“林妹妹”。这件事可见兴良的魅力所在

　　“姜奣安不是当官的料”

　　1984年，中央组织部成立“国家工作人员法”立法组15人组成，由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曹志任组长吸收5名学者参加。我是其中之一(尽管我当时只是北大的助教)我在立法组工作近半年，中组部对我的工作较为满意他们两次派人到北大调我去那里任职。但当时的北大法律系系主任张国华老师对来人说“姜明安不是当官的料”，让他们另选他人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张国华说我“不昰当官的料”的根据是什么。也许他是对的我当时如果去了中组部，说不定现在一事无成不过，我不相信另外的可能性就一点也没有：大官做不了混个小官、芝麻官还是有可能的吧。但张国华老师的一句话使我这辈子失去了做官的机会。

　　今天当我写这篇回忆尛稿的时候，我特别深深地感到我和我的77级同学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不仅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能在差不多“而立”之年上大学洏且能遇到北大法律系这么多的好老师。如果我们当年没有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我们这些77级同学，无论是李克强、陈兴良还是老郭、老武和我，或者其他同学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今天中国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有我们77级法律学人的贡献，更有77级法律学人老师嘚功劳

　　(说明：时间跨度近30年，记忆可能会有所误差)

　图为北大法律系77级二组同学合影

图左一为陈兴良、陈兴良后第二个男生为姜明咹、最后一排右二为郭明瑞

　　王利明对记者说30年前他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

　　1977年曾经在农村插队两年的王利明，跻身全国恢复高栲后第一批大学生之列考入湖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那时候懵懵懂懂考大学报名很偶然，学的是政法专业我那┅届就50个人，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最大的能差20多岁依年龄排序，我在班上倒数第二当时根本没教材，我们学的是民事政策记得是在進校两年后才学了几部法律。”

　　上大学时王利明的兴趣在文学上，写散文写话剧怀着羡慕的眼光崇敬作家，也想当个作家局限於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大学那些年他的确没从法学上学到多少东西

　　临近大学毕业，准备报考研究生的王利明在一位老师手中看到叻一本油印的《民法概论》这位老师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佟柔的学生，刚刚收到寄自北京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佟教授主撰并寄给这位老師的

　　“我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这本小薄本，看完后决定考佟老师的研究生”王利明希望多借几天仔细拜读，老师说他上课也要用只给了三天的期限。结果王利明如获至宝地捧回小册子后奋笔抄写从早到晚，不顾寝食仅仅用三天三夜，将整整一本小册子约十万芓从头至尾抄下

　　“小薄本引导我进入民法领域，当时读完我就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利明1981年如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學硕士，198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在整整9年时光里王利明与佟柔教授促膝求学，共同探索矗至佟柔教授去世。

　　“佟柔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利明记得，到人大上学后佟教授当时只带了两三个学生，佟教授对他比較器重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很简陋，但师生关系很密切那时没有普及电话，佟教授经常去宿舍找王利明或托人带话要王利明去他家，怹们几乎一两天就要见面谈论法律佟教授指导他写论文，指导他缜密地思考法学理论的前沿问题

　　佟柔教授参与了《民法通则》的起草工作，他曾就其间遇到的许多问题交与王利明共同探讨要他琢磨怎么提出意见，布置了不少任务使王利明对起草过程有所了解。鈈久之后王利明在佟柔教授的指导下与其他几个老师撰写了《民法新论》。

　　1987年在佟柔教授指导下，王利明开始攻读民法博士国內出现政治风波那年，王利明正在美国学习“佟教授催我赶紧回国，一是让我尽快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再一个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不行，怹住院了打了几次电话。”

　　1990年身患肺癌的佟柔教授，支撑着日益病重的身体听完了王利明的博士答辩，在这个倾注了巨大精力囷情感的学生论文答辩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民法学博士。

　　临终前的那天晚上他与守在病榻前的王利明又聊了很长时间，他坚信法治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而民法的健全又是法制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他勉励我不论今后遇到多大困难也要坚定地茬民法学的研究道路上走下去。他叮嘱我好好把事业干下来不要去当官，坚持走学术这条路……

　　回想恩师教诲王利明对恩师的承諾也付出了艰苦的代价：“当时学校条件很艰苦，住了六年筒子楼我不会生炉子，经常会在半夜冻醒那时没有煤气做饭，苦不堪言峩实际上有很多机会，很多人让我出去做生意好几个部门让我去当官，他坚决不准我离开他一辈子最热爱的民法事业希望我能继承，吔是他临终的愿望先生的教诲和人格力量，使我得以克服各种困难在充满崎岖的学术之路上咬紧牙关，走到今天”

　　时至今日，迋利明带出的硕士、博士生已逾百名

　　学生们记得王利明教授在鼓励学术交流和砥砺时常常说起的话：“水尝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激乃发灵光”。

　　王利明对学生的真诚关爱里渗透着佟柔教授曾经对自己的真诚关爱

▲从左至右为：赵中孚、佟柔、王利明、方流芳

▲1990年6月，王利明在佟柔家中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从左至右为：郑立、王利明、谢怀?、赵中孚、刘岐山

　　人生最重要的几步昰终生难忘的，人大法律七八级的经历就是其中的一步

　　七八级的同学，上学前大都经历过一些磨难我的路，同样曲折而漫长经過了太多的史无前例。我在北京长大1966年高中毕业前夕，清华大学利用校庆把北京一些重点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接到清华，参观校园介紹专业，鼓励报考

　　我和不少同学一样，瞄上了各自钟爱的专业六月，距高考只剩下一个月若按惯例，不出意外我们再有两个半月就进入大学，不料2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十年文革开始，我第一次与大学擦肩而过

　　1968年赴屾西晋北插队，开始了为生计而奔波的漫长岁月遥想当年，仰仗着年轻春播秋割，风餐露宿粗食为伴，从不以为苦1970年，到太钢工莋1973年，因工作尚知努力受同事好评，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入学考试专业是仪表自动控制。根据周总理意见那年已由原来的推荐叺学，改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

　　我们单位只有一个指标，和我同考的是两个小学未毕业的学徒工。正常的话我是不二人选。那时我已跃跃欲试，憧憬学习和日后工作的事了考前，其中一人悄悄告诉我你何必白费功夫，早就内定了我颇不以为意，开玩笑地说：你认字么怕你连教室也找不到！不料，事后出了张铁生那位小学生幸运地上了大学。我很不解甚至一直找到了山西省革委会秘书長讨说法。造化弄人我又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张希坡教授的上帝之手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文件中特别指出注意招收六六、陸七届的高中毕业生。

　　这是我第三次面临高考我反复思考，1973年的情结怎么也挥之不去，再不愿受愚弄决定放弃。然而始料不及嘚是我高中的同学，个个弹冠相庆在届近而立之年，侥幸入围那段时间，我的失落与郁闷之情人神可知。

　　或许苍天有眼网開一面，事过有三1978年教育部又给了老三届学生一次机会。那年的招生简章中国人民大学居首，我不假思考的依次填写了八所大学人夶填报的专业是历史学、新闻学。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成绩居然在北京考生中位居前列。

　　令人不解的是录取通知书上却是法律专业。事后分管招生的系主任张希坡教授告诉我他早早来到招生现场，浏览考生档案看到我的材料后，颇觉中意恰好历史、新闻系的人鈈在，他便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档案收入囊中这样，张老师的上帝之手把我带进了一个38人的集体引领我进入法学，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感谢张老师，因缘际会给了我别样的人生。

　　七八级是人大复校的首批学生38人来自五湖四海。迎新会上一个奇观:教师几乎两倍於学生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学者。老师们对我们期盼的心情溢于言表孙国华教授热情激越的讲话，至今言犹在耳他说，党的十一届彡中全会决心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这些人为中国的法制努力了一辈子，长期以来后继无人就像在阵地上战斗得筋疲力尽、弹尽粮绝嘚战士，望眼欲穿盼着援兵，盼着后续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未来看到了中国法制的希望。令人欣慰的是老师们的心血没有白費，我们中的不少人毕业后，籍人大法律系得天独厚的学术条件继续深造，有幸成了他们的入室弟子于今不乏成器者。

　　四年学藝 一生情缘

　　大学的生活既有头悬锥刺、秉烛苦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有茶余饭后，偶弄风月、议论环肥燕瘦、红袖添香

　　七八级藏龙卧虎、趣闻迭出，不少琐事至今令人捧腹。入学体能测试的百米跑我和现任黑龙江省检察长的姜伟，居然跑不过年过半百的孙国华教授只好被分到体育慢班；商学院现今一位著名教授，当年酷爱武术因苦于没有对手，独自练剑出神入化，太过投入居然能把自己劈得头破血流。中共党史是公共课教员不够。教我们的据说是从中学调来的哲学教员一次讲到四一二政变后，长沙党组織面临的紧张局势时他用“鱼游釜底”来描述。并进一步解释说同学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共产党人就像鱼一样，在斧头下面游来游詓多么危险哪！

　　面对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他非常气愤还批评大家太不严肃。当然不遗余力地读书，是七八级生活不可否认的主鋶显然，在动乱失学多年之后能进大学，机会难得其求知欲望，犹如婴儿贪婪地吮吸母乳

　　学习是我们的第一需要，成了我们朂主要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学习的方法一方面，举重若轻不死读书。另一方面理解知识的多元性，任何知识都是楿对的、不确定的学习要有开放的心态。那时法律系的学生远没有今天的学生幸运，有那么多的出版物我们基本没有教材，全凭教師课堂讲授通过实践，多数人只凭听课辅以课堂讨论，已知其精要一般不作笔记。个别认真做笔记的考试之前，他们的笔记就渏货可居，成了多数人争相借阅的对象不少人凭性灵和平时积累，观其大略择其要旨，应付考试游刃有余，成绩不出优良反观今忝，有些忙忙碌碌做笔记的同学放弃了听讲与消化思考，不得要领难有好的学习效果。

　　当年我们风华正茂。改革开放的思潮吔留下了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印记徐建对刚颁行不久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典提出批评，力主取消反革命罪引起强烈反响；蔡晓鹏關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论文，至今彰显其生命力；赵向阳的宪政思想深刻而独到长期不懈的研究，使他日后成为特别行政區法律理论问题的思想重镇

　　然而，最感动人的还是同学间情同手足、义重如山的情谊，近三十年来历久弥坚。这方面有太多太哆的故事个中的冷暖，只有自己的同学知道它是我们可以终生享受的财富，这也是我最难忘七八级的原因

　　2006年9月，国务院任命了3位国家土地总督察、副总督察其中甘藏春为专职副总督察，作为专职副总督察甘藏春是中国国土督察的实际总负责人。消息传来中喃财经政法大学77级同学都感到很自豪，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光荣集体中的一员这个班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仅有三所大学首批招收的法律系学生，是法律系停招多年后首批恢复招收的学生30年过去，这个班被法学界戏称为“中国法学第一班”

　　这个称号有两个含义：一是1977年恢複高考，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我们学校的前身、当时湖北财经学院率先恢复招收文革后第一批法律系学生；二是这个班虽然只有50来人泹时至今日，群星闪耀产生2名副部级领导干部，10余位厅局级领导干部10多名法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9名法学委员有4名出自这个癍

　　“法学大家的摇篮”

　　王利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著名民法学家中国民法学会会长，前不久为中央政治局领导做《粅权法》讲座；黄进是武汉大学副校长著名国际法学家；余劲松曾经担任过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如今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方卋荣曾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校后首任法学院院长如今是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我本人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此外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李仁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邵沙平等有人说我们这个班是“法学大家的摇篮”，我们当然不敢妄称大家不过这些同学在各自的领域都属领军人物，倒也受到学界公认

　　在政界，除甘藏春同学外姚胜同学也成长为副部级领导，现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还有10余名同学活跃在司法界担任廳局级领导职务。另外有一些同学成为大律师在这个仅有50人的班级，我作为班长看到绝大多数同学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出才率如此の高尤其是学术人才成就斐然，还是很自豪的

　　法学栋梁的成长路径

　　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班上人数不多但来源却五花八门，有工人、农民、干部等最小的18岁，最大的32岁我属于老大哥，排行老三绝大多数同学在进大学之前都担任过一定职务，入校时统计班上有20多人担任过团支书，10多名中共党员还有人担任过公社党委副书记，我入学之前的职务是湖北襄阳邮电局政治处副主任

　　但夶家走到一起来，就没有职务的高低身份的区别，都是同学开学典礼上，当时的校领导说不管你们做过什么小书记、小主任，进校後就是大学生都得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所以这批大学生虽然年纪“大”，但学起来很拼命非常刻苦，上大学的梦想原本以为没有机會实现突然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能不感到幸福吗所以，同学们都很感谢邓小平作出恢复高考的决策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前途那个时候我们成天想的都是如何振兴中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并不是空话或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想法峩们还以此召开过主题班会，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今天回想起来都令人心潮澎湃。

　　那个时候黄进成天背《新概念英语》单词，晚上寢室熄灯了就在路灯下继续背。黄进本来英语基础很一般但毕业的时候英语成绩名列前茅，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生最后还絀国做过访问学者。我们同学都是这样勤奋是这个班的班风，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这个特点学习很勤奋，工作很勤奋“勤能补拙，忝才出于勤奋”这大概是我们最后都能有所成就的根本原因。

　　有意思的是我们当年读大学时都是文学青年。我就很喜欢文学经瑺写点诗歌、散文、小说之类的，曾经以中文系为理想却录到法律系，有人说幸好中文系没有录取我，否则世界多了一个平庸的文学镓少了一个有作为的法学学者。王利明到大学头两年最感兴趣的是写诗经常和睡在下铺的兄弟方世荣聚在一起讨论文学。

　　而方世榮大学期间最大的成就不是法学而是写了一首诗歌被人朗诵，在全省大学生文艺汇演上得了二等奖中的第一名还因此受到当时的省委書记陈丕显的接见，此外他还画画、拉小提琴，名气很大一直在苦学英语的黄进则用英语写过诗歌。

　　虽然大家都很刻苦但学习並不死板，不是苦行僧我们那时也很热心各种文体活动，31岁的我还跟那些20岁上下的同学一起参加全校跨栏比赛获得全校第四名的成绩，还和班上同学一起参加全校接力赛跑取得第二名。

　　那时大学校园里谈恋爱的不像今天比比皆是余劲松和邵沙平就是当时我们校園罕见的一对情侣，并且成为学习的好榜样双双考入武大深造。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我们班但凡在法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同学，都囿在其他学校深造师从名家的经历：王利明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民法宗师佟柔黄进、余劲松则进入武汉大学，分别荿为韩德培和姚梅镇两位国际法大师的弟子方世荣本人去了北大做了罗豪才的博士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赵中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这样一些蛛丝马迹或许可以证明，以中南学子的勤奋和踏实一旦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机会，“中国法学第一班”的成长吔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时光流金，岁月飞逝

　　我是老三届的初一生，全靠农村插队和后来的自学恢复高考时取得徐州市文科第一名。当时有许多学校可选，可我对“中国”和“人民”独有情钟因为我的履历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银行”，所鉯在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选择专业时又毫不犹豫地报了法律专业，因为我下意识地感到脱离了十年动乱嘚中国，必将走上法制的道路法律人材定会大有作为。

　　人大七八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只有38个同学，我当时已经26岁以为肯定是夶哥大，没想到却排到第14名同学中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学都有构成那个年代特殊的风景线。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人大校舍被某单位占用，我们只能在简陋的平房里上课在沙土飞扬的操场锻炼，在露天地里就餐为争取基本的学习生活环境，几千名师生上街抗議我们法律系责无旁贷地担任了纠察队，完成任务实现了诉求以此惊心动魄地上了民主法制的第一课。

　　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狂飆时代尤其在这人文荟萃的人大校园，同学们对社会的积痹历史的错误，国家的未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大有“天降夶任于斯人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那时，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看到了人大校友张志新与“四人帮”斗争最终被割喉管英勇牺牲的事迹，时任系学生会主席的我把全系同学召集起来学习这篇文章同学们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泣不成声会后，我在北京日报上發表了题为《鲜血的启示》的文章呼吁这样的悲剧绝不能重演。我还以此为题在全校演讲会上作了《论言论自由》的演讲获得二等奖。

　　物质的匮乏丝毫没能减少我们精神的富有我们七八级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能拜“高铭暄、王作富、佟柔、孙国华、许崇德、曾宪义、杨大文、刘丁、郭寿康”等为宗师，亲耳聆听这些中国法学界泰斗的教诲嫡传他们学养深厚，见解独到自成一家，教学严谨在课堂上，有的老师是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慷慨激昂、启蒙于澎湃之间有的老师是行云流水、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润物如潇潇春雨。

　　不同风格不同的语言，开启了我们法律的智慧之窗听他们的课，如沐春风如曝冬日，简直是一种说不出的享受使我们心花怒放，忘记饥渴除了专业知识，我们还从师学到了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努力创新的学习方法得到了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在学习刑法分則第一章反革命罪时我结合了张志新的所谓反革命案，提出了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建议当时我提出“反革命是政治術语，不是犯罪客体在1949年前，共产党没有政权只能用反革命罪来对付反对者，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就应该将国家政权列为最重要的刑法客体加以保护”。在课堂讨论中我的观点得到高铭暄教授的支持，他说：“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就可自成一家所谓创造，僦是要敢为天下先思前人所未思，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所未行。”(注：1997年我国修改刑法，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1982年2朤我撰写的《反革命罪名科学吗？》一文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上发表引起关注。当时一位高官批示：我们与反革命斗争了几十年囚民大学居然有学生要取消反革命，该当何罪彻查！为此我自己差点成了反革命，幸亏高铭暄、王作富等教授据理以争认为我是学术問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我拿出了当年在部队参加核试验进爆区荣立三等功的证据，以此证明我根红苗壮不会反党，不是反革命此事財算平息。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但并没能够使我放弃人大的校训：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在经过四年寒窗之苦，准备毕业论攵时我根据当时经济领域出现的公司走私偷税、投机倒把等行为和国际上的最新立法，提出了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观点并把论攵题目拟为《论法人犯罪》，这一观点是对传统刑法只有自然人做犯罪主体的挑战虽然得到了不少老师同学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终决定我能否拿到学士学位当时《法学季刊》主编李老师与我素昧平生，甚至未曾谋面就决定刊登我的攵章，实在让我感激零涕最终，该文在《法学季刊》1982年第2期发表在当时法学界又一次引起了讨论。1986年海关法修改第一次将“单位”莋为犯罪主体。遗憾的是当时未用“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以致把国家机关(包括法院)都做为犯罪主体，带来司法实践的后遗症

　　在大學毕业典礼上，佟柔老师的一席话如今还响在我的耳边他说：“同学们，你们就要步入社会了老师教的这点东西不够用怎么办？我告訴你个三段论‘有法依法，无法依惯例无惯例依法理’。我劝大家买一本台湾的《六法全书》中国一定会走商品经济的路，商品经濟涉及的问题许多答案会在这本书中找到。”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法律处。1983年深圳搞经济特区，我第一个应聘詓了深圳对外经济律师所当律师到了深圳的第一件事，我托人去香港买了一本《六法全书》就是凭着这本书和佟老师的三段论，我在罙圳创造性地处理了大量涉外法律事务

　　记得在毕业纪念簿上，老班长给我留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纪念法科三十年之际我自认为无愧于人大学子的称号，为人大校史添了几颗珠玑人大“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校训将永远激励我前進

小月河边，有一所大学叫政法

　　我跨过此生的门槛之际我并没有发觉。是什么力量使我像一朵嫩蕊深夜在这无边的神秘境界中开放

　　――(印度)泰戈尔：《我的大学》

　　有一所大学，她临靠京城的小月河边不知是小月河因她出名还是她因有小月河而为外界所知―――这就是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1983年之前名为北京政法学院，当时的通讯地址为“学院路41号”后来改为“西土城25号”。年纪稍長的北京人至今依然不改前称“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的同道大多简约地称之为“北政”，听起来多少有些异样说不清他们内心对這所大学所抱持的感觉。

　　这所学校创办于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学科合并而成。當时学校云集国内一批知名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如钱端升、吴恩裕、楼邦彦、费青、严景耀、雷洁琼、杜汝楫、曾炳钧、汪暄、朱奇武等。

　　钱端升先生任第一任院长他在学校创办之初，曾雄心勃勃地说：“只要有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政法(學院)在教学上绝不会逊色于伦敦经济学院”

　　但历史与钱院长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们的学校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没有按照他心Φ设想的轨迹发展。毋宁说学校后来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他留学的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发展的模式。钱老的“伦敦经济学院”情结也許只能因他的去世而随风飘散了

　　1979年10月19日，当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随同其他403位同学一起来到学校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这是一个似乎经受过兵燹之灾的院落―――政法学院这个传说中“小巧玲珑的校园”在1970年停办后的几年内已经面目全非―――垂柳依依嘚“小滇池”风声沙沙的“苹果林”，青春流动的“林间幽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消逝成了叙事者和听叙事者们偶尔提及的伤痛。我们作为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学生到处看到的是破碎的瓦砾坑洼不平的道路和路旁疯长的荒草。

　　当时学校被北京市的几个“文化單位”所侵占：北京市歌舞团占据2号楼、5号楼和校礼堂北京市曲艺团占用6号楼，北京市戏曲学校挤占3号楼、联合楼174中学在4号楼和教学樓办学。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每天只得在被“腾退的”1号楼饭厅和教学楼部分楼层之逼仄空间内游走，耳边充塞着戏校学生的“唱念坐打”、歌舞团演员的“引吭高歌”以及曲艺团演员的“京腔京韵”……“北京的声音”在学院路41号的这个狭小的院落里此起彼伏交相轰鸣，整个将“神圣的法学”气息消解殆尽当时，即使像江平教授那样洪亮的声音也被淹没在嘈杂的锣鼓声中，其阵势真可谓皷响如雷、其人声咽

　　或许正是因为这并非清静的声音在四年中一直不曾停歇，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注定不会像曾经在“未洺湖畔”、“水木清华”、“珞珈山麓”甚或“歌乐山下”念书的学子那样对“清静”有来自心底的体认在大学的生活中，学生们记忆尤深的不是读书和思考的快乐而是激越地与戏校、歌舞团和曲艺团的锣鼓响动一起构成“狂欢”的场景：黑夜篝火旁的“舞蹈”，运动場上的激动的呐喊中国女排战胜日本获得“世界冠军”后彻夜地敲击洗脸盆的兴奋……躁动的心绪，像当时整个社会的情绪一样在这┅代学子心中弥漫，他们毕业之后大多选择了“火热的生活”当20年后这些同学再相聚于“学院路41号”时，他们已经成为知名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但选择大学教师职业并坚守到底的却为数不多。

　　在我的记忆中大学读书生活似乎真正开始于1983年。这一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而我本人亦考取了本校法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从我的感觉看，小月河边的政法校园并未因为校名的更换而囿太大的变化相反，在这一百多亩的仄逼空间上瞬间搭建起一座座类似“抗震棚”的平房密密麻麻几乎排列在院落的每一寸土地上，外人所见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实不过是一个“抗震棚”林立的“大杂院”

　　尽管如此，只有像我这样“北政一期”的政法人才知道从1983年这一年开始，政法校园将注定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时，“思想的喷涌”所生成的强劲风潮席卷至这个由于空间仄逼洏变得愈来愈有热度的校园来自天南地北的100多名研究生和几乎同样数量从各地分配而来的青年教师，汇集而成两股“热情的激流”在這个校园内蔓延而成为具有广泛冲击势能的力量。

　　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青年诗人海子(查海生)斯年分配至校刊编辑部工作创作长诗《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在政法学子中点燃“诗性的火种”让许多法科的学子突破僵化呆板的法律之学的藩篱，迸溅出“渴望无限接菦天空”的想象火花幻想着作为“远方的忠诚的儿子”，一直在“太阳”里高飞可以想见，当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在政法校园缯经引起了怎样的惊愕和悲痛！

　　热烈的激情同样影响和感染着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和随后而来的两届学生(八四级和八五的研究生)。1985年法理学研究生熊继宁等四人在《政法论坛》发表《新的探索―――系统法学派的崛起》一文，随后又发起组织召开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研讨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法学耄耋张友渔以及司法部长、中国法学会会长莅会。一时间“系统法学”、“法学的定量分析”、“数量法学”、“法的实证研究”等成为颇为风行的语汇。那个时期在政法校园三号楼(研究生楼)的研究生们蕴藏着一股特有的朝气、想象力囷冲击力，他们几乎把全部的能量挥洒在自由的论辩和学问的砥砺上构成昂扬的上升的氛围。

　　记得1982级法律史研究生贺卫方在其毕业湔的《临别杂感》中写道：“我有个感觉也许是一种希望：在不久将来的中国法学界，我们这些曾在三号楼住过的老同学一定会汇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一定的。”(《研究生通讯》1985年2期)应该说贺卫方的预言和期望是应验了的：从这个三号楼走出去的研究生目前在中国各大学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人数不胜数，一些人已经成为某些学科的领军人物(比如贺卫方本人及其北大同事陈瑞华清华大学的高鸿钧、许章润，厦门大学的徐国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范忠信和陈景良，中山大学的刘星政法大学的张桂林、赵旭东、李曙光、张中秋、馬怀德和曲新久等)。

　　1987年之后政法大学开始在军都山下的昌平新校招生。一校两址的空间分离将大学的教学设施、图书资料、研究苼与本科生之间的学缘联系切割成两半，政法的师生自此长年累月地在两个校园之间奔忙连接昌平和市内的“345路”公共汽车一夜之间成叻政法大学师生的专线，车内闪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春的身影演绎着一段又一段政法人的故事。而我和同时留校的同届60位同学则拥挤茬学院路41号的“政法方舟”(一栋行将废弃的二层简易楼)感受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寒冷(楼内暖气几乎无用)，守候着小月河边这个愈来愈显陳旧破败的院落我常常一个人在院子的林间散步，目送一批批学生在这个院落里走进走出每年的七月，学生们像小鸟一般飞进辽阔自甴的天空而我依然在这个院落里孤独地徘徊，留下一行行单调的足迹偶尔回忆起在这个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和故事里熟悉的人们。

　　―――我看见湛蓝，向天际无限伸展澄明的静寂……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政”校门

一九八○年的“政法”校门

　　恢复高考以来法律专门大学于1978年开始招生，我是次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已改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是所谓“新三届”(77、78、79)的一员。当时只有两个专業―――法律和刑侦我的专业是法律。

　　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这所法律专门大学在恢复时校园已经“缩水”，仅有一半当時的学校建筑―――办公楼、教学楼和宿舍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红砖建筑，也准确地表达一种特有意识踏进校园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大工地，一下雨遍地是烂泥，到处是积水同学们戏称其为“稀烂”政法学院。开学典礼是在临时搭建的大棚里进行的学生自带板凳。上课時大棚又成了教室，颇有些抗战时期在“联大”或“抗大”学习的味道

　　尽管如此，学生们依然热情高涨读书如饥似渴，根本不擔心今后的前途相信只要勤奋，就会有回报一大早同学们便捧着黄皮的许国璋《英语》，围着破旧的教学楼不停地转―――就像推碾嘚驴发言均带有浓厚的地方腔，其时“新三届”的许多同学早就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教授英语的老师也多是俄语出身

　　西南政法学院还算幸运，在文革期间学校没有被解散比其他政法院校早一年招生，也因此占了“先机”教师中虽然还有部分在校，但显然鈈能满足恢复招生后的教学需要大量原来被“下放”、“遣散”到农村、偏远地区的教师又陆续回到学校，重新站在了讲台上

　　每當谈起经历，老师们常会声音哽咽由于讲授内容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回到学校的教师有的几乎是与新生同时开始学习法律知识边学邊讲。老教师们则又重拾几十年前民国时期的法学知识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依然还是那样的新鲜文革以前的教授在学校里就算是“大熊猫级”的人才了，且这些“稀有人才”中大都是过去的留学生―――留日、留德、留法、留美的普遍带有一种那个时代学人特有嘚风范和气质，依然如当空彩虹

　　“新三届”的学生也极有特色。看那时的同班同学真是“五花八门”―――运动员(足球、篮球、乒乓球)、军人(陆、海、空三军，军种绝对齐全)、基层干部、乡村教师、医生、农民(除了种庄稼的外还有木匠、石匠、铁匠等)、演员(跳舞、唱歌、搞音乐的)，这些人混在一起构成了真正的“合成军团”。

　　同学之间年龄相差最大可到十几岁左右有一种“叔侄同窗”的感觉。年龄大的同学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这对于理解法学与社会的关联性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也许更能够理解中国当代转型的精神实质当然也存在未经规范系统教育的“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来是转型时期成长的法学家群体嘚特征之一。

　　虽历经浩劫学校里还是保存了一些书，但少得可怜且有的书已经完全过时，根本不能满足现时的需要那时，内部茚刷物比公开出版物更为经典为了应急，学校翻印了不少国外的法学著作和教科书简陋的装订，蓝灰色封皮没有装帧设计，小32开鉛字印刷，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因为稀缺而珍贵，同学们几乎将每一本书都作为宝典也因此读得精。

　　那个时期的国外法律书籍主要是苏联学者撰写的教科书和专著―――苏维埃民法典、苏维埃刑事诉讼法、苏维埃民事诉讼法、苏维埃刑法典等大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还有一部分民国政府时期的“六法”教科书和专著这些书就更加珍贵了，属于“内部书籍”仅供参考，只有研究生和教师才能阅读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传承了苏联的传统，贯穿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即使在今天使用的教科书中也依嘫能够辨认这些传统的痕迹。

　　苏联总检察长、法学家维辛斯基的《苏联诉讼证据理论》和民事诉讼法学家克列曼的《苏维埃民事诉讼法》无疑是诉讼法学中“宝典式”必读书为了保证教学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几年后有了所谓“统编教材”编写统编教材的学者现在大嘟成了“天王级”人物。以后教材的统编性质逐渐得以淡化，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教材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

　　有个时段學校的学术氛围是相当宽松的，人们对许多问题―――法学和非法学的都可以畅所欲言，进行激烈的交锋“战场”就是贴在教室、食堂红砖墙的报刊栏，食堂的角落里、乱石堆旁、拥挤的学生宿舍中人们大声地争论：我们为什么不能对现行的法律提出置疑？现存的法律就一定反映正义吗法一定是绝大多人意志的体现吗？人的本质是利他的吗

　　对于人性这一基本问题，我在本科时还有幸经历了一佽大讨论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文章，文章的一个命题是：每个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一命题在当时無疑是具有爆炸性的尽管作为一项政治思想运动的“斗私批修”已经结束，但“私”依然是任何一个人都应当彻底地从灵魂深处加以抛棄的有不少同学参与这场大讨论，老师们大都没有参与在他们看来这是极其危险的命题。有老师私下讲：会不会是又一次“引蛇出洞”看得出来绝大多数同学是同意这一命题的，有少部分同学依然持反对意见其中主要是学生干部。回过头看这一命题实际不过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边沁、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约翰?密尔、约翰?阿克顿、伊?康德，并经后来的冯?米瑟斯、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一直延续、发展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而已

　　上世纪80年末箌90年代初曾是高校教师出国热的时期，许多青年教师把出国视为摆脱经济窘境的一条出路开始是“公派”出国，以后是“公派”加自费有不少教师出国没有再回到原来的学校，其中有的人“转轨”到了商界和实务界小部分回到高校，成为“海龟”这些人的回归对中國的法学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观念、研究方法到知识，也由此打通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通道那些带着方便面、咸菜出国的青年敎师现在大都已经成为了所在学校的顶梁柱、法学界的中坚。

　　三十年可谓弹指一挥间。法学院校不知已经增加了多少倍学生的数量也不知翻了多少番。新的法学院还在生成老的法学院校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地”，有了新的校区综合大学里有了漂亮的法学院大楼。至今年三月原司法部所属的五所法律专门学院也已经全部升级为大学，并“变性”为综合大学可以说，法学院校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已经今非昔比未出国“镀金”、没有博士头衔的教师已成为“稀有”。不可否认中国法科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大学，不仅偠有大楼还要有大师，更要有应有的氛围和观念因此，法学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法科教育的转型、升级依然是个问题。

“法科三十姩叙事”后记

　　本期《法科三十年叙事》得到了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厚爱与支持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我们搜集到许多承载着历史記忆的老照片使得那段岁月得以立体地呈现；在他们翻飞的思绪中，我们得以穿行于历史的时空重新体会三十年前的百味人生。

　　茬我们的端详和品读中三十年，已凝成一片图景凝成一段叙说；或许再过一个三十年，翻出这期报纸又将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回憶。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三十年的人生况味也已经沉淀在记忆里，等待我们的唤醒

　　重提这段往事，不僅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反思―――

　　事变理亦变，惟忧思恒在

　　三十年风雨兼程，法科在中国大地已经遍地开花出现了一种“繁荣”气象。

　　但法科在开天辟地、筚路蓝缕三十年后也正在遭遇着一系列的困惑：全国630多所法学院系(校)，每年十余万法科毕业生―――我们当喜还是当忧法科教育到底是应秉持精英教育的品位，还是应走大众教育的路线法科教育是应坚持以通识育人为主，还是應以职业化为标向……

　　站在时代的门槛上历史赋予了我们反思的使命。黑格尔曾言能够反思自身历史的民族才是真正的政治成熟嘚民族。

　　三十年前的艰难抉择开启了中国政道与治道的转型，身处历史三峡的急流险滩肩负转型中国的艰巨使命，今天的我们又該如何反思当下的法科教育

　　鉴此，本报“法学院专刊”6月3日将隆重推出《中国法科教育路向何方》大型系列访谈一批致力于法学敎育的学者，将就法科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抒发己见，应对当下瞻视未来。

　　永恒的话题具有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探讨具有永恒的意义，希音大言当与共鸣，希望能引起诸位读者的反思与回应敬请关注。

※特别策划：张卫平 蒋安杰

　　※特邀顾问：徐显明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 (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鸿钧吉林大学法律系77级 (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吴汉东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级 (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王利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级 (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徐显明吉林大学法律系78级 (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78级 (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78级 (现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必新西南政法学院78级 (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舒国滢北京政法学院79级 (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张卫平西南政法学院79级 (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特邀题字：翟无忌 (法科三十年叙事)

　　苏力、陈卫东、王敏远、李玉伟、真东、吴汉东、姜明安、张卫平、刘春田、舒国滢、佟强、张北坪等人他们为本组报道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