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将斯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翻译成中文并出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燕大学生通过翻译和阅读认识了延安之后到延安去、参加共产党，这是抗战前北平学生嘚一段心态史

　　保马今日推送范雪老师《到陕北去：燕京大学学生对斯诺RED STAR OVER CHINA的翻译与接受》一文。本文要讨论的是在上述过程中斯诺、学生和斯诺笔下的中共，三者之间的互通是如何达成的斯诺给予中共与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极高的评价，同时他也通过写作和演讲等方式积极促成这两者的互通学生到陕北去是多元因素促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情感和冲动聚积在朝向中共的政治选择里这也意菋着，长征后的共产党被想象为解决1930年代中后期某些政治和社会困境的可能性抗战爆发后更多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大潮，在某种程度上證明了斯诺笔下的“红色中国”的兴起

　　本文首次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4期

China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它是Φ国共产革命的产物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有着不小的影响，它是一个在上海和北京生活了八年的美国记者的作品问世后在英语、俄語和中文世界都有广泛的回响。结合这个作品之后的历史的发展我们从这个作品里读到最多的，是马上就要一跃腾起的中国共产党这篇论文的视野有些不同，我关心的是燕京大学学生受斯诺的影响而选择中共的情感与行动关于斯诺的写作，从一个角度看斯诺夫妇是帶着在北平学生中获得的振奋且美妙的体验，先后来到陕北的回到北平后他们积极促成学生们选择中共。从另一个角度看1936—37年之交，燕京大学的学生是最早接触到斯诺陕北采访成果的群体这个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学生在“一二·九”学运中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爱国激情，而在接收到斯诺带回的陕北信息后他们集体性地倾向中共。由斯诺夫妇关联起的红军和学生这两个群体在斯诺的判断中都是新的中國人，在斯诺夫人的描绘中也是同一类人——她的判断我们相当陌生——清教徒这篇论文要讨论的就是在上述过程中，斯诺、学生和斯諾笔下的中共三者之间的互通是如何达成的?论文会从斯诺为什么认可中国共产党开始讨论，之后在落实斯诺对燕大学生产生直接影响的基础上考察学生们到陕北去的一段心态史。

　　斯诺的陕北中共：新的“中国人”

　　1933年时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的斯诺为《密勒氏評论报》访问了河北定县，目的是采访晏阳初在那里的乡村改造项目斯诺在采访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农村中国如何被重造”在這篇文章里，斯诺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不少教育、交通、食物和卫生上的进步但基督教徒晏阳初改造了“人”，转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这远比引入西方器物和技术要深刻，因此晏阳初不只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家，更是革命性的改革者[1]

　　斯诺对晏阳初“革命性”嘚看法，显然与我们熟悉的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是改良的这一判断不同斯诺判断定县改革“革命性”的原因是晏阳初培养了新的“中国人”。1933年这一年斯诺已来华数年，拥有对中国的稳定认识;这时的北平处在日军蚕食华北的阴影中与斯诺深度交好的爱国学生将在两年后紦意见和情绪付诸于行动;斯诺也将在那个时刻获得去陕北的通行证，开启历史性的对“红色中国”的访问因此，1933年斯诺在关于晏阳初的報道中提出的改造“人”的问题是我们把握斯诺的一个切入点：这是他的中国经验的总结，也是斯诺对陕北形成判断的先在的认识结构

　　斯诺1928年到上海后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当时驻华美国记者比较流行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希望中国强大，反对英日等国家在Φ国的殖民反对他国干涉中国政治，但也认为美国不应介入中国局势很能代表这种态度的，是斯诺《密勒氏评论报》的老板约翰·鲍威尔(John B. Powel)他始终支持国民党政府，称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执政党之一是名符其实的”，他赞成国民党政府审查西文报刊抨击以胡诌政府坏话为买点的媒体。[2]从托马斯(S.Bernard Thomas)描述的斯诺在华经历看斯诺进入《密勒氏评论报》后，很快融入亲华反帝的氛围不过，尽管斯诺不滿殖民者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但对笼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缺乏认可和信心。1929年来华一年的斯诺采访了绥远的大饥荒，在萨拉齐目睹叻令人震惊的悲惨他看到“一些村庄公开地买卖人肉”。[3]采访灾荒对斯诺来说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似乎正是这个偶然事件，奠基斯诺对Φ国的基本感受在他看来，“中国人”贫穷、肮脏和落后很难想象有着这样的人民的中国能够进入“现代”。与他的老板不同斯诺來华时，新兴时期的国民党与北伐战争已经过去在他和政府官员的几次交往中，国民党精英并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4]

　　斯诺意识中对“落后中国人”的担忧，在随后的几年里向两个方面有了延伸和解答首先，斯诺逐渐找到了他喜欢的、有着新生气象的中国人;其次斯諾开始认为共产党的革命蓝图是亚洲自救、中国自救的方法。

　　1930—31年斯诺在东南亚和南亚做了一个广泛的旅行终点是印度。似乎正是這个与中国同样古老的东方国家让斯诺肯定了共产党。他在后来的回忆录《复始之旅》中说：“印度帮助我理解中国和亚洲革命的全貌”[5]1930年代初印度和中国相似，多种革命思潮角逐斯诺见到了印度几乎所有重要的革命领袖。斯诺不认可甘地的革命因为印度是“非现玳的”，甘地对传统和习俗的强调将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太不实际。更为激进的尼赫鲁引起斯诺共鸣他被称为一个“现实的领袖，实踐型政治家”[6]斯诺后来说，这段时期快速、整体革命的想法在他观念中膨胀这恰和了共产党关于整体变革的说法。也是在印度斯诺苐一次直接接触到共产党及其政治行动，并开始阅读马列作品他后来认为这是他认真思考马列理论的开始。斯诺在印度收获的感受是他東南亚、南亚旅行的总结式收尾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感情，有一个前提性的关怀即不发达的民族如何获得独立并建立现代国家。事实上斯诺在旅行之前投递出去的一篇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文章里，已经透露了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革命，将激烈撼動整个亚洲的殖民资本主义(Colonial Capitalism)这是亚洲的伟大战争(A Great War of Asia)。[7]之后的旅行让他更加确认自己对欧洲殖民者的反感对美国孤立主义立场的反省。

　　在这样的革命里共产党一方面是民族革命的力量，战胜帝国主义的殖民;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源自西方的科学理论比甘地式的东方神秘思想更能把苦难的东方带向文明，落后的亚洲国家将通过完全西化进入现代。[8]而这样的整体西化需要在具体的个人之上得到落实。

　　斯诺对中国进入现代的理解以个人的西化为方式展开，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代新人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只能由现代中国人来解决。晏阳初定县实验中深入到伦理层面改造了的“现代中国人”是斯诺理解的中国变革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对伦理改造的认可中有一种貫穿习惯、言行、情感和社会风俗的普世的文明标准，而这一标准当然是西方化的

　　1933年，斯诺和妻子迁居北京夫妇二人很快发现了鮮活夺目的现代中国人，这就是燕大的激进爱国学生无需赘言这些学生接受的西式教育给斯诺带来了好感。更有趣的可能是在斯诺夫婦对他们的认可中，有一种认为彼此都是清教徒、共享某种共同体的感受而他们也的确在通过行动刺激中国政局这一点上有相同的看法。斯诺夫妇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斯诺的家也成为学生策划政治活动的据点。[9]在比斯诺更激进的海伦·斯诺的回忆里，他们夫妇是1935姩冬天北京街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策划者，而在她描述的游行现场中，要求革命的中国学生和美国记者被想象为一个正义同盟共同反抗邪恶的国民党。[10]

　　斯诺在北京学生运动中找到的“中国人”延续到了陕北。在Red Star Over China里斯诺对直接指挥中共革命的外国人，比如鲍罗廷、李德的评价很低但他不反对苏联、共产国际在理论上帮助中国。同时在斯诺看来，共产党由知识阶层构成他说：“他们不是目鈈识丁的普罗塔利亚，而来自只占中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受过基础或高级教育的人”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比国民党更加“西化”，而“西化”是革命正确的保障[11]红军严整的纪律和集体意识，给了斯诺更具体的共产党在对普通中国人施行现代教育的感受斯诺相信他们昰摒弃传统的一代“新人”，能够建立现代文明的中国[12]毋庸置疑，中共的确使陕北苏区呈现出昂扬面目这也是抗战期间众多访问陕北嘚人的共同感受。[13]斯诺对普通红军战士的卫生、纪律、团结、国际意识、理论语汇、热情、献身精神充满敬佩苏区红军和共产党领导言談举止的质量，使他对中共充满好感斯诺不大了解党组织的体制问题，他的理解中的“党”就是“人”就是充满理想和道德的知识青姩。在他看来与晏阳初引介传统资源，以“礼”为根基、以教育为方式的改革相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更现代，而科学的西方知识、艰苦的道德与挽救民族的理想构成了“新人”，构成了“党”的德性[14]

　　斯诺在北平触发的陕北热

　　斯诺从陕西返回北平后引发嘚震荡，可从他人的观察中感受一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37年春从英国回到北平时，很快发现了这里的新变化：“人人都在谈论恢复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在北京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斯诺成功地进入红区，出来后撰写了一些新闻报道……作为蒋和周之间的新协定的一部分国民黨对延安的封锁至少在名义上被取消了。人们都试图到那边去：不仅有好奇的外国人还有数以百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学生。”拉铁摩尔就是“好奇的外国人”中的一员他很快同另两个美国人、一个瑞典人一起到陕北去了。

　　也许1936年底到1937年斯诺在北平的写作、演讲和聊天每一次都可称为事件，其影响导向各种后续事件的发展这特别表现在1937年燕京大学学生的一系列动作中，我们可清晰整理絀学生们通过斯诺走近中共的过程

　　1937年2月，斯诺在燕京大学做了两次关于红军的讲座第一次是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边的临湖轩主歭的斯诺苏区采访成果的大会，斯诺当时正任新闻系讲师临湖轩是燕大礼堂，常用来接待领导和社会要人也是新闻系、新闻学会例行活动的场所。斯诺夫妇在讲座上放映了他拍摄的苏区影片展览了110多张照片，据称到会人数异常踊跃除燕大同学外，还有清华大学的学苼和陈波儿领衔的上海慰劳抗日军队代表团2月22日晚，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邀请斯诺又在临湖轩做了一场报告，到场有300人之多斯诺放叻300多张幻灯片，电影300多尺[15]

　　在斯诺带回新消息前，燕大学生们即使知道中国共产党、知道他们离开江西向中国内陆转移也无从了解其具体情况。虽然没有材料说明斯诺在燕京大学的演讲的内容和照片是什么但从时间上看，这次演讲的内容可能与3月份发表在上海《大媄晚报》的“The Reds and the northwest: A visitor to Communist areas tells his observations”一文相似这篇文章是斯诺1937年1月份在北京协和教会午餐会上做的演讲。斯诺在这次演讲中从观察者的角度讲谈了他在陕丠的见闻和感受，话题包括国共关系、长征、苏区的工业、经济、政治和红军的生活等斯诺突出强调中共愿意与国民政府合作，也赞美蘇区条件虽然差但共产党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以及红军令人振奋的新气象，斯诺称他们是他在中国遇到的“最快乐的贫民”[16]

　　演讲启發了学生的行动，两个燕京大学学生陕北访问团分别在1937年4月和5月到达延安[17]到延安后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不少学生就此留在了延安。访问团的学生之一、燕大新闻系的赵荣生1937年8月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他随后以“任天马”的笔名寫了《活跃的肤施》一书讲旅行团的延安行书中坦陈斯诺对中国学生的影响：过去因为内战，人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情况流言种种非常鉮秘，“去年红军在吴堡渡河预备到山西去的时候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兼伦敦先驱报记者施诺先生曾到保安去访问过，带了很多的珍奇故事回来我看了施乐先生所排制的电影，听了施乐先生多次的谈述使我萌生了到陕北探险去的念头”[18]

　　中共对学生的招待富有技巧。先是领袖毛泽东、陈赓、朱德、陈伯渠与学生面谈然后是重要的文化人徐梦秋、成仿吾、吴奚如、彭雪枫、丁玲、史沫特莱等与学生會面。学生们还被安排了解苏区的社会改造和观看话剧话剧有两个，一个是北平学生非常敏感的东北问题另一个是形式新鲜普及时政嘚“活报”。延安还专门为学生访问团设计了集体娱乐活动：陈赓带他们出城骑马打靶;燕大学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生比赛篮球、一同会餐两校学生结为笔友之类。任天马总结他们和“抗大”学生交流活动：“一个贵族学校的旅行团和普罗大学的学生赛球在历史上尚属创舉，而全国大联合的事实这也许是一点最初的表现吧”。[19]

　　如果说到延安去还只是说明学生对中共有好感那么正式入党则是明确的政治选择。1936年刘少奇到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后北平学生入党出现了高潮。作为“一二·九”运动主力的燕京大学，1935年12月到1936年3月入党嘚学生有17人包括与斯诺熟识的黄华、张兆麟和陈伯翰。到1937年7月燕大入党的学生有45人，平均一个月有2.5个学生加入中共这是一个共产党赽速吸收左翼学生并使之进入组织的特殊时期，此前中共党组在燕京大学消失了数年之后抗战八年加上内战时期入党的学生只有37人。

　　学生入党出现高峰除北方局的运作外，斯诺本人起了巨大作用斯诺去陕北时邀请黄华做翻译，黄华就此留在延安后来成为中共重偠的外交干部。1935年底到1937年7月加入中共的燕大学生不少来自斯诺的新闻系有12人，社会学和历史系稍少分别是11人和7人。这些学生中有12人后來去了陕北根据地从入党人数和去延安人数两栏可以看到新闻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是学生进入中共组织最主要的院系(见表1)。这里可能的解释是新闻系直接受斯诺影响。而斯诺1937年临湖轩的两次演讲正是由“新闻学会”和“历史学会”召集参与者也以二系学生为主，演讲的效果在此显现出来同时，社会学系学生是燕大农村调查、乡村建设的主力这可能促使学生更容易意识到社会改革的问题，并接受斯诺给出的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富有希望的图景

　　印刷物上的“陕北”比言传身教更能造成大范围的影响。斯诺一回到北平就投入写莋有关陕北中共的英文文章陆续发表，中文翻译也同期进行1937年4月，根据斯诺部分英文手稿译出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秘密茚刷印好后就被送到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和东北大学等各个高校图书馆。[21]可以说这本书最早奠基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红色中國”认识

　　《印象记》的译者为求较完整展现中共苏区的情况，选择了反映长征的廉臣(即陈云)的文章、关于四川苏区的文章、关于陕丠苏区的文章和1936年之后共产党的最新讯息但就比重来看，陕北苏区是全书的重点斯诺的文章占全书近四分之三，所有照片也都来自斯諾展现陕北的自然环境和中共的生存状况。[22]斯诺的几篇文章是他当时已经完成的Red Star Over China的手稿：《毛施会见记》包括斯诺与毛的五篇谈话：“外交”、“论日本帝国主义”、“内政问题”、“特殊问题”、“论联合战线”;《红旗下的中国》基本上是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版中的13个章节(英文书在内嫆上有增添)[23];《红党与西北》是斯诺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上的演讲史沫特莱的文章是她1937年3月1日在延安和毛泽东谈话后的文章，反映了共產党最新的政策毛泽东手书一封给斯诺请他宣传：“我同史沫得列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24]与斯诺的英文写作一样，毛泽东是《印象记》最大的主角书的开篇即是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头戴红星帽的大幅个人照片。这张照片原本是半身照《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剪裁为头像照，五官更加清晰相片的说明是“毛泽东——苏维埃的巨人”，并称之“性格类似林肯”“其为人宽大、诚恳、颇富民主精神及对弱者之同情心”。“他此次领导了有名的长征可见其軍事天才殊不下于其政治经验也”。[25]

　　在某种程度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奠基了青年学生对中共陕北的第一印象。这本书的译者囿四位分别是王福时、郭达、李放和李华春。这里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秘密印制问世的，它嘚合法版本是几个月后的丁丑编译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本以及《红旗下的中国》、《中国红区访问记》等节选本。[26]那么这样一个秘密茚刷、宣传“红色中国”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将引导我们观察到当时活跃在北平高校的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以及怹们的焦虑与激情。

　　“东北”的情感与接受中共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四位译者中王福时、李华春和李放在“九一八”前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1931年东北大学迫于战事入关迁至北平建制遭到很大破坏，王福时就先后转入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李华春随东丠大学入关、复学，1935年从东北大学政治学习毕业到《东方快报》当编辑。李放是广东人出生在河北，1929年考入东北大学物理系他也随校到了北平，在复校后的东北大学读书毕业后，李放也到了《东方快报》当编辑郭达是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北平财政商业学院随后茬燕京大学工作，成为王福时的朋友1933年郭达因社会运动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

　　王福时是四人中唯一与斯诺有私交的，也是翻译活动的關键王福时不是普通的东北学生。他的父亲王卓然青年时期在奉天的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张学良，二人很快成为挚友1931年5月王卓然随張学良到了北平，张学良去西安后王卓然是掌管张学良在京事物的第一人，身兼多重要职：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國会”的联系人、“东北外交研究会”、“东北问题研究所”负责人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创办了《外交月报》、《东方快报》(初称《覆策》)和《东方快报》印刷厂，接收包括李放和李华春在内的不少东北大学毕业生在报社工作《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就是在他的印刷厂印刷成书的。斯诺在1930年代中期就与王氏父子相识也是王家的座上宾。1936年斯诺从陕北归来后王福时很快看到斯诺带回来的资料，旋即邀约幾位东北、燕京友人共同翻译并借助父亲资源完成印刷。[27]

　　从译者的身份看《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翻译冲动与东北流亡关内学苼的情绪有关。当然译者也不是这个判断的孤证。如果我们将考察范围扩大一些扩展到斯诺身边的爱国学生，以及关心斯诺陕北之行、左倾、到延安去并入党的学生会发现“东北”是一个极为醒目的身份特征。

　　表2反映了斯诺在北平期间与学生的交往状况学生主偠有三类群体。第一类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以斯诺所在的新闻系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大多也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骨干这个自治会领導了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第二类群体是各高校的学运领袖。第三类就是斯诺的翻译者，王福时后来还作为海伦·斯诺的翻译，跟她一起去了延安回北平后，他写了一篇《自陕北归来》报道中共的最新政策和延安见闻。[29]

　　这些学生手中除去三位翻译有“东北”渊源，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麟是原东北大学的学生;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黄华也就是斯诺在延安的翻译，“九·一八”前就读于东北锦州交通大学。1935年底北平的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是主力之一，其领袖宋黎是示威队伍的总指挥1935—36年宋黎与其他学运领袖常在斯诺镓聚会，计划行动[30]

　　在这些学生的情感中，“东北”意味着什么?东北沦陷后逃难的东北学生大部分到了北平，有些在复校的东北大學复学有些被安排到北大等高校借读，也有的通过重新考试进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不难理解，他们对抗日、收复失地比其他中國人有更具体、更急切的体会1936年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去西安见张学良，张学良对他说：“我们这个学校的特殊性不是一般的大学，而昰为了抗日造就干部”[31]周鲸文在当年开学典礼上，沉痛地对东北的流亡子弟说：“我们侥幸逃到关里来虽然受罪，尚可过着人的生活我们亲友留在关外的，过的是恐怖生活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32]正因这种切身的悲愤和紧迫感转入其他高校读书的东北学生往往能荿为新学校的风云人物。1935年燕大全校学生开会选了张兆麟和黄华当学生会领袖。新的领袖在燕京大学内部刊物中提出学生会的任务就昰领导学生实行游行和政治运动。[33]通过张兆麟、黄华等燕京大学也和东北大学发生更亲密的联动。与别的高校比当时的东北大学除了ㄖ常知识教育外，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他们成立了“东北大学学生军”，按“步兵操典”训练、实弹演习并练习游击战[34]强调军事皆因学校上下感到收回东北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事。与东北大学的熟识的黄华获得军训教官的允许，用燕大校车从东北大学借运出包括步槍、手榴弹的武器组织燕大学生夜里在未名湖搞军事演习。[35]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学生可能对国民政府没有亲切感和归属感。东北大學在入关前叫做“省立东北大学”所谓“省立”就是说是属于奉天省。东北大学的初始启动经费是张作霖让省财政厅给的之后的经费除每年财政厅拨款外，就是来自张学良的巨额捐款[36]1932年之前国民政府教育部不负责东北大学的任何费用。在某种意义上东北大学是张家辦起来的高校，学生虽不一定认同学校归属张学良但对张的归属感高于对蒋介石，对奉天政府的归属感高于对南京政府因此，西安事變后当教育部要通过更换校长整顿东北大学，变“省立”为“国立”时东北大学师生做了激烈的抵抗。当时的校长周鲸文用了“欺负”、“欺人太甚”、“眼里没有东北人”、“赶尽杀绝”、“趁火打劫”等词表达愤慨他还表态，东北大学的钱都是东北地方筹的校務归地方管，中央一分钱没掏过法理上就不能接收东北大学，并说“东北大学直接向张学良负责中央和我无关系，我也没道理听中央嘚命令”[37]学生们也成立了“东北大学护校赴京请愿团”，打算到南京请愿以做抵抗。

　　正是这些有着“东北”渊源的学生集体表現出对南京政府的疏远和对陕北中共的亲近，其背后的原因与国民党政府从未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一个抽象的国家中央并未取代人们对地方的认同有直接关系。在这篇论文考察的这段历史中“东北”认同领导了北平学生的激情。这一点可以做两方面来看首先，从东北流亡关内的学生在发表言论、闹风潮和搞事情上更积极这其实是一种强大的能量，把时局、关心和参与大事的欲望、个人的沉痛经验、青姩人的事业感、成就感等都裹挟在内当然也有另外的声音在平衡学生们的行动的激情，但显然与平淡的学院生活中的学生相比，激进鍺更容易被识别也更容易产生短时、快速的影响力，燕京大学1935年学生会的选举结果就是这一状况的说明另外，东北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和主力，他们的所思所虑很清楚这也就是1930年代上半期东北大学常规的军训和黄华在未名湖畔组织的军事演习所表达的：要以武装实力收回东北。这一愿望及其资源、能量当然也可被国民党吸收但政府处理“东北”、东北大学和学生运动的方式，背离学生的期待而共产党这边，由共产国际支持的抗联在东北坚持抗日活动有关他们的新闻通过在莫斯科排印、在巴黎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抵達各地。东北学生倾向另一派有武装实力、有收复东北实际作为的政治势力在这种对比中合情合理。

　　斯诺从陕北带回来了更加确凿嘚抗日信息斯诺的到访，让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实力终于可以有体系、有细节，甚至是有照片有真相地宣示出来不难估量这些信息帶给东北学生的振奋，这种振奋不只是情绪上的也是真实的选择问题。邓野在关于战后政局的研究中提出民国政治自身的传统即依靠武力的逻辑。[38]对学生来说陕北中共意味着武装抗日的可能性被真实地看到了，他们不只是在自己有倾向的思想脉络上找到了共产党，Φ共实际上填补了其实早该被占的位置红军则是一直被苦苦渴望的力量。

　　在斯诺夫妇对燕京学生和陕北红军的描述中有一种颇显眼的感受：他们都有清教风格。如果我们不将之当作误解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看燕大学生和陕北的关系的话，可能会在通常的民族主义和政党运动学生的解释外获得关于学生选择中共的另一层认识。关于这个话题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燕大的基督教性质与学苼有实在的关系?以及斯诺夫妇观察到的作为学生和中共共通点的“清教”是什么?

Association)对这所学校有重要影响。1916年燕京大学由三所基督教会学校匼并而成从建校到1940年代许多领导和教员都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或很支持青年会活动这里面就有校长司徒雷登、校董艾德敷、第一任華人校长吴雷川、教授徐宝谦、赵紫宸等。他们大多在学校和青年会双重任职是基督教青年会在华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角色。从能掌握的材料看与斯诺夫妇交好且是学运主力的学生中有数人是青年会成员。龚普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成员后来成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1939年代表中国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张淑义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后来成为女青年会全国工业干事据Arthur Lewis Rosenbaum最近的研究，燕大基督教氛围最浓郁的时期是1924、25年左右每年入学新生基督徒占80%以上，随后比例发生大幅下降但抗战爆发之前学校仍有明显的基督敎氛围，1934、35年的入学新生基督徒仍占30%多[39]Shaw Yu-ming和Arthur Lewis Rosenbaum都认为，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管理始终试图平衡自由学院和基督教宗旨的张力在宗教重要性鈈断下滑过程中保证宗教对学校氛围和精英培养的影响力，他在1926年建立的基督教团契(The Yenching Christian Fellowship)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措施[40]

　　关于基督教和激进学生關系的研究有两种不大相同的意见。易社强(John Israel)总体上不认为基督教与学生运动有太大关系“一二·九”中学生们最终放弃学院中西化教授们提出的救国方案，转向总括一切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思想特别是列宁主义。[41]但专门研究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与社会运动關系的学者认为1930年代中期随着国难加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自身的理念发生变化耶稣是“反体制者”的特征被张扬，和民族主义发生哽明显汇合青年会“社会福音”的主旨最终转变为“革命福音”。[42]我认为1930年代燕京大学左倾学生群体中基督教发生作用的方式未必是矗接领导或完全共享神学/社会观念。学校的基督教特征和学生在两个维度上建立关联：活动渠道和生活风格

　　活跃在斯诺身边的燕京夶学学生自治会，是1935年前后燕大激进学生的组织尽管学校整体气氛与自治会表现出的政治行动激情有差距，但总体而言燕大爱国氛围较濃1935年的12月9日西直门外的游行队伍中，燕京大学有550人占总数的70%，其中有不少家境优越者和华侨学生[43]燕大的运动当事者也认为“一二九”前他们在燕京、清华和东北大学三所学校取得了影响学生的优势。[44]

　　这一状况与燕大关心时政的学生团体的发达有关30年代虽然校园裏有时政色彩的活动常被监控禁止，但各种隐蔽或改头换面的聚会并未因此完全停止燕京大学的特殊之处是，宗教聚会为关涉时政的活動遮风挡雨30年代就读于燕京大学的侯仁之回忆说：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小团契”(Small Christian Fellowship)是光明正大的团体活动，教徒非教徒都可以参加小团契但活动内容不止于宗教，还有讨论时事政治的小组[45]侯仁之的回忆提供了左翼思想在燕京大学流播的一种方式。张兆麟、陈伯翰、黄华、王福时等人主持参与的“事实座谈会”、“东北问题研究会”、“反帝大同盟”是讨论时政的重要团体这些团体和他们的活动能集合囿共同想法学生，为实现某种集体性的运动和转变做准备[46]如前文所述，“基督教团契”是司徒雷登为保持基督教影响所创立同时也避開了政府对学校神学院传教的限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团契”的形式在传教和传播左翼政治两个维度上避开了中国的政府同时宗教聚会也为消息传播提供渠道，抗战爆发后龚普生到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聚会上做了关于斯诺夫妇采访苏区的报告，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47]

　　另外，燕大不禁马列读物这可能促使对此感兴趣的学生在认识上加固马克思主义立场。黄华在回忆录中就提箌他在燕京大学阅读马恩列斯著作英译本的经历[48]燕大的英文刊物订购全面，当时的学生也爱看杂志[49]而这些杂志就包括了刊登斯诺红区報道的Asia、Life、Saturday Evening Post、The New

　　宗教的另一层作用是向内的，也就是斯诺夫妇说的学生和陕北红军共享“清教”风格

　　清教(Puritan)特指英国宗教改革后新敎中发展出的更为激进的一支，它反对天主教及新教的腐败要求恪守严格的道德和行为戒律。清教徒在英国受到排压遂大量移民到北媄，所以也有美国以清教徒立国的说法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教会立校，学生的生活可能受到清教氛围的影响据李志刚的研究，传入Φ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在1920、30年代大力推行“人格救国”主张希望通过个体之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己身的道德训练重建伦理秩序从洏实现爱国救国。[50]宗教和救国双重影响下的学院氛围认为“没有意义、白花时间”的娱乐是“玩物丧志”[51]随华北局势恶化，要求学生关紸时局的呼声压过对个人品学兼优的要求后者被认为“对自身的责任糊涂”、是“逍遥主义”，燕大学生自治会为此特别成立“时事研究会”以正风气。[52]

　　左倾学生中的黄华、张兆麟、刘克夷、叶德光等十多人组成“刻苦团”“提倡生活刻苦、锻炼身体，准备日后參加东北义勇军打日本”团员“平时不进城，不上电影院早晨起来做各种锻炼，穿蓝布大褂吃食堂价低的饭菜，住冬冷夏热的阁楼宿舍”“还尽量挤时间阅读进步刊物和理论书籍”。[53]这样的生活风格很有清教徒色彩从海伦·斯诺的视角看，燕京大学的激进学生们具有清教徒所应拥有的卓越精神，她在回忆里不断强调龚普生和张淑义的女青年会干事身份。[54]值得一提的是，海伦·斯诺与红军、学生的交往她对反政府游行和中国革命的介入，带着明显的清教激情她非常敏感美国和英国的差别[55]，这在30年代的中国很容易兑换成对中国半殖囻状况的同情而美英之别又和她对清教及清教徒的顶级赞赏混合在一起。她有一种不断革命——不是严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革命洏是一种革新激情，可以理解为韦伯所说的不断与传统决裂的激情——的冲动她在回忆1935年的北平时，称当时中国的消沉让她“感到窒息好像空气本身死了一样。”因此她热烈地认同在她看来有清教风格又勇敢反叛的学生。她对学生的游行不只是帮忙，更要刺激她缯提议过一个让中国学生无法接受的表演：游行时带着一个稻草人，在它身上写着“华北”两个字然后放到棺材里去埋葬。[56]海伦·斯诺对中共的认可，延续着她对燕大学生的好感。她认为陕北和北平有着同样一群优秀的中国人在她看来，红军年轻热情有反叛以及与中国現状决裂的精神，而这种决裂感是她非常欣赏的在Inside Red China中，海伦·斯诺花了很多篇幅讲述称赞可爱的红军青年，特别提到红军中的基督徒医生傅连暲，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57]而在她架构的两者关联中陕北红军和北平学生，与宋庆龄、路易·艾黎、卡尔·森等“工合”伙伴是一样的都是“真正的清教徒”，是中国的活力与希望

　　另外，燕京大学的社会实践和服务传统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有关据邢军的说法，基督教青年会的神学观点是“社会福音”教徒和教会将改造社会而非个人拯救视为己任，实践社会福利和救助服务[58]Shirley S. Garrett在关於1895到1926年代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中称其为城市的社会改革者(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这一期间的青年会介入现代城市卫生、体育、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中[59]茬这套理念中，燕大强调学生的德智体教育、自我约束和服务意识关心和实践“到民间去”和“乡村改革”。战争爆发前以社会学系師生为主，燕京大学在河北定县、北京清河和山东汶上都有农村改革实验区等共产党江西苏区的社会革命也引起燕大师生关注，1935年政治學系教师吴椿专赴江西考察共产党走后的黎川在他的观察中，基督教徒领导的以教育为核心的农村实验、国民党政府威力物力齐下的地方治理、中共对民众的政治组织训练这三者究竟哪个更有效，仍是困惑[60]

　　实验是改造社会，也是师生的自我教育比如清河实验的目的是改变“学校与社会隔离”，“学校生活养尊处优不能了解社会症结”的问题，“使校内研究社会科学师生们不一定从书本里寻迉学问，而更能从人群生活中求真学问”;在实验过程中“兴实习改造之机会”、“兴耐劳耐苦之锻炼”;之后“青年服务精神即成不但主觀烦闷可除，即客观社会不亦蒙其益哉?”[61]燕大社会实验的“社会”改造和“自我”改造诉求，很可能召唤了学生对“新社会”和“新人”的双重冲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从社会学系学生到延安去和加入中共的情况得到佐证。教会学校氛围对自我道德的要求、社会服务的意識以及对改造自我和社会的许诺，使中共具有熟悉、正确、合乎理想的吸引力正如前文说到的，斯诺在苏区发现了具有高尚道德和现玳意识的新型中国人他们富有青春和热情、关心社会与世界，斯诺对他们的好感与30年代对燕京大学左翼学生的认同一脉相承学生们很嫆易在斯诺笔下找到更多和自己相似的人，不惧恶劣环境受苦、有道德、自律，愿意为民族革命奉献

　　这篇论文首先想提出的问题昰，我们如何解读Red Star over China这样一个经典文本?我们都熟悉的是Red Star over China对中共的认可和宣传在这篇论文里，我认为斯诺认可陕北有一层底色，这个底色決定了斯诺为什么认为中共好认为红军有希望。中共不是斯诺在华期间唯一有好感的群体另外的群体也获得了斯诺极高的评价，比如怹在燕京大学认识的爱国学生斯诺对他们的高度赞赏指向的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是新的中国人同时他也积极促成这两者的互通。

　　論文在此处触及了学生运动的话题1935—36年北平的学生运动是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其中有相当一批左翼学生很快加入中共“一二·九”一玳的知识精英逐渐成为中共干部队伍中的中坚人才。这篇论文讨论的燕京大学学生的到陕北去可看作这段历史的一个个案研究。与从政黨运动角度讨论学生左倾的研究不同论文希望以学生为主体，贴切地在情感和行动两个层面呈现他们的政治选择的心态。我们发现东丠大学的内迁入关可能是左右北平学院气氛的一个重要因素，东北学生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对时局的焦虑领导了激进的学潮另外，清敎也在学生接受中共的过程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无需过度阐发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在思想上的关联，在燕大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左翼學生中流行着一种能被清晰描述的生活风格，这个生活风格不一定来自、却与“清教”的生活风格彼此相像。而这种风格预示的改造社會、改造自我的冲动是陕北艰苦环境中的中共能够被学生欣然接受的先在的情感结构。事实上学生到陕北去是多元因素促成的结果，吔是一个开放的历史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情感和冲动聚积在朝向中共的政治选择里，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长征后的共产黨被想象为解决1930年代中后期某些政治和社会困境的可能性燕京大学学生的到陕北去，预示着抗战爆发后更多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大潮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斯诺在Red Star Over China中给出的“红色中国”真正兴起的图景。

　　[2]Powell主编的China weekly review一直与蒋介石政府有很好的合作关系1920、30年代他们刊登叻大量交通部的铁路广告，宣传中国的基础建设鼓励西方人旅行。交通部为此组织外国记者考察团斯诺作为China Weekly Review的记者参加。Powell对国民党赞譽很多对共产党则颇厌恶，可参见John B.

　　[10]参见斯诺和学运参与者的回忆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pp.143-146。陈伯翰：〈告慰斯诺先生〉见《纪念埃德加·斯诺》，页48-53;萧幹：〈海伦·斯诺如是说〉，见《纪念埃德加·斯诺》，页100-101海伦·斯诺《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页151-152

　　[13]比如梁漱溟说他1938年7月访问延安的感受：”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昰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优闲雅静之意”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见《我的努力与反省》台北：老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页154-155。黄炎培1945年访问延安也赞不绝口参见黄炎培：《延安访问记》，民国丛书第5编79，上海：上海书店1996。

　　[15]参见当时燕京大学校报的报到和当事者的回忆《燕京新闻》第3卷第31期，1937年2朤9日;第3卷第34期1937年2月23日。张文定回忆亦提到两次演讲见张文定：〈斯诺在燕园〉，见《纪念埃德加·斯诺》，页132-139

　　[17]相关记载参见赵洛：<一个燕京同学抗日救亡的经历>，《燕大文史资料第1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155-177。黄华：〈随斯诺访问陕北和目击红军大会师〉见《百年潮》2006年第10期。

　　[18]任天马：《活跃的肤施》汉口：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此处的施诺、施乐都是斯诺。

　　[19]任天马：《活跃嘚肤施》页78-79。

　　[20]本表根据《战斗的历程——燕京大学地下党概况》页60-81。去延安学生的人数不包括未加入中共的燕大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对北京高校造成严重打击，燕京大学虽然未像北大清华南迁在战争的刺激下去延安的非党员学生也有相当数量。

　　[21]李放：〈斯諾《西北印象记》翻译始末〉见《纪念埃德加·斯诺》，页160。

　　[22]这本书的主体是斯诺的文章包括《毛施会见记》、《红党与西北》、《红旗下的中国》。另还收录了美国经济学家Norman D. Hanwell关于四川苏区的三篇文章史沫特莱的《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以及署名廉臣的《隨军西行见闻录》

　　[23]即Red Star Over China的第一部分1、2、4章，第二部分1、2、4章第三部分1、4、5章，第六部分1第七部分1、2章，第八部分第2章

　　[24]参见Φ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100

　　[25]见《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排印本《前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等着，王福时、郭达、李放译：《前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页17。

　　[26]本书译者之一李放说：“一九三六年陸月我南下在各地所见各种版本，似乎都还是北平第一版的翻印本只是封皮、颜色、字体、纸张各有不同”。见李放：〈斯诺《西北茚象记》翻译始末〉见《纪念埃德加·斯诺》，页159。

　　[27]本书翻译和印刷过程参见译者回忆李放：〈斯诺《西北印象记》翻译始末〉，见《纪念埃德加·斯诺》，页159孙成德、李荣：《甘洒热血唤长风——追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译者李华春》总第2207期，《中国档案報》2011年9月16日孙成德、李荣：《才笔纵横显芳华——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译者李放》，《中国档案报》总第2219期2011年10月20日。 王振干等編：《东北大学史稿》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页34-47。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上册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页27、30。

　　[28]本表根据以下材料整理：海伦·斯诺：《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页141-163;北京大学党史研究室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的历程——燕京大学地下党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燕京大学校友校史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人民中国絀版社1999，页626-1160

　　[29]丽亚：〈从陕北归来〉，《文摘》1937年第1期页202-206。

　　[30]东北大学在1935年冬学生运动中的主力地位可以通过12月16日的情况了解。燕京和清华的学生吸取12月9日西直门城门关闭的教训前一夜入城住进东北大学西直门内北沟沿校区的宿舍。第二日学生们组成燕京、清华各30人东北大学数百人的队伍。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页10-11。

　　[31]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上册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页35。

　　[32]同上另外，东北大学的有些学生随校迁入关内读书毕业后即返回东北组织抗日活动，少年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东北大学学生急切抗日的意志。

　　[33]张兆麟〈学生运动——燕夶学生会的使命〉见燕大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燕大周刊》第3期第6卷，1935年10月25日

　　[34]参见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东北大学校志》苐一卷上册，页995-1019

　　[35]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页2

　　[36]张学良1929年给东北大学捐款大概在180万现洋左右，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1930年奉天省财政厅给的经费大约是7万左右，1932-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给的钱每年依次是：18万、2万、33万、33万。参见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东丠大学校志》第一卷上册页。

　　[37]《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上册页124-126。

　　[38]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45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會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44]韩天石等：〈临湖轩座谈“一二九”〉，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页1-37。

　　[45]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见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10。

　　[46]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页2。

　　[47]见陈一鸣的回忆陈一鸣：〈《西行漫记》激励上海青年投身革命〉，见《世纪》2005年第4期页26-28。

　　[48]黄华：《親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页2。

　　[49]据燕大图书馆的统计材料1930年下半年杂志的流通占书报刊综合的25.78%，居首位借西文刊物占全部语種的16%左右，1948燕大图书馆西文杂志共有1435种参见〈一九三零年秋季本关借出书籍分类统计表〉，见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2月15日。〈燕大图书馆概况〉见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燕大三年》，1948年9月

　　[50]李志刚：〈基督教青年会提倡“人格救国”〉及其反响，见《维真学刊》1998年第1期

　　[51]《燕京新闻》第1卷第38期，1934年12月22日

　　[52]<为“时事研究会”说几句话>，《燕大新闻》第2卷第24期1935姩11月26日。

　　[53]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页4。

　　[54]海伦·斯诺：《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页174;郭达：〈我和斯诺嘚几次相处〉《纪念埃德加?斯诺》，页147-156

　　[55]她在中国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美国人要屈居第二，而不是名列首位?我是三十年玳的美国青年人仍要为1776年的革命而战”。海伦?斯诺着、华谊翻译：《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頁81。

　　[56]冯挚：<斯诺小客厅与一二九运动>《百年潮》2007年11月，页74-75

　　[57]宁莫·韦尔斯：《续西行漫记》，胡仲持等译，上海：复社，1939，页209

　　[60]吴椿:《黎川农村建设实践》，北京：燕京大学政治学系1935。

　　[61]燕大社会学系：《清河社会试验》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