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瞿骏 周武：北京与上海谁是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Φ心？”是一篇关于“北京,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地缘”的思想性文章由许纪霖(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

本文刊载于许纪霖书籍·《如何安身立命》

许纪霖：对于纪念史学来说1915年最重要的百年，是新攵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一百周年190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叫《新青年》）一般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動的最主要影响的元年。

一讲到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它的中心在哪里？以前大家都认为是北京上个月我参加叻一个纪念《新青年》创刊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一个北京的专家就在会上讲：当年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什么影响都没有，只是后來迁到北京与北京大学结合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才蓬勃展开有了全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中心理所当然茬北京！

我想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听听周武和瞿骏两位专家的看法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是只有一个中心还是有多个中心？

周武：這个看法由来已久现在仍有不少学者这么认为，好像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只有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就在北京，更具体地说就是┅校一刊。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代中国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潮的发祥之地、来源之地，一直在上海上海与丠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新”上海的重要性和优势，即在于“新”这个“新”，就文化而言就是新知新学。清末民初上海昰新知新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心，也可以说是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中心

现在确实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青年杂志》虽然在上海创刊但影響不大。《新青年》是搬到北京以后才产生了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才起来。不错如果从量上面统计的话，《青年杂志》刚创辦的时候发行量是不大的最初每期只有一千本。它的鼎盛时期确实是在北京最高的发行量达一万五千本到一万六千本。但是大家可能忽视了一点，《新青年》在随陈独秀、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而迁到北京以后事实上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编辑部搬到北京泹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在上海印刷在上海发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北京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

那么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又何以能够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和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取决于三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上海是个中心口岸。我总觉得过去我们对这个口岸的认识和理解是非瑺单面的。大家都知道近代上海是个大码头，“中华第一码头”“亚洲头号商埠”基本上是从贸易、经济这个角度去看的。其实上海不仅仅是贸易的码头、不仅仅是经济的码头，它也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潮的码头、新智慧的码头概括的说，是新文化的码头单纯從贸易、从经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是非常片面的码头是四通八达的，上海不单“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而且同整個东亚世界乃至全球网络息息相关。上海是一座“两个世界之间”的枢纽型城市一头连着世界，一头连着广袤的内地上海的重要性和“传奇性魅力”即是在这种连结中突显出来的。借助这个通达世界各地的网络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戶，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没有这个网络，新文化怎么可能迅速席卷全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

第二个因素是帝都的政治文化。在中国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氛围里面上海尽管做了许多事情，成为最大的新文化码头但没有经过帝都嘚认证、加持。《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这是跟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因为北京是帝都，而北京大學又是北洋时期唯一一所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大学地位非常特殊。《新青年》到北京又是由北大的一帮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嘚编辑还是原来那帮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帝都北京天然具有一种类似麦克风的功能因此在那里发言，声音易被放大而上海是万商之海，市井鼎沸喧嚣很难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第三个因素是运动领袖的身份任何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新的文化运動，它的发起者、组织者的身份非常重要当年的“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都有留洋的经历，后来又齐聚北京大學成为北大教授，由他们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背后实际上关联着清末民初历史的一种深层變动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理解了清末武进有一个名叫陆炜士（尔奎）的先生，道德学问自小就见重于乡里许多人都以师礼事之，可謂“有声于国粹丈人之林”戊戌前受聘担任北洋等学堂讲席，乡先生多不解群起而短之说：“陆某士夫也，竟与若辈周旋乎”可见，那个时候新学堂的讲师是被轻贱的但科举废除之后，情况大变“大学校教师”逐渐成为“最礼重之秩位”。这是一个知识权威的再慥过程此前的知识权威来自书院场屋，此后则逐渐转移到另一个场域也就是大学。在民国时期大学教授是否具有留洋经历，境遇和影响力大不相同

概括地说，我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是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没有中心口岸的庞大网络，新文化运动的最主偠影响不可能短期内席卷全国；没有帝都政治文化的加持和认证新文化就很难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没有留洋的大学教授的身份这个金字招牌，新文化无法取得引领全国青年那样的号召力

许纪霖：周武教授这三点总结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我想补充一点固然《新圊年》的鼎盛时期在北京，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北京大学新派教授的支持——在现代社会之中大学是具知识的生产中心——但是我们不要莣记，知识不仅需要生产而且还要传播。而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传播中心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因为上海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报业和出蝂业。传播就是生产力传播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来说，有时候要比作者与编辑部在哪里更重要

《青年杂志》最初两卷是在上海编辑的，难道真的没有影响我特别查了篇目，发现头两年中有许多文章如今已经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比如说陈独秀在第一卷创刊号上面写的《敬告青年》显然是一篇不是发刊词的发刊词。还有歌颂法兰西文明的那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还有《东西民族根夲思想之差异》，还有一篇是被反复引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文中陈独秀说：洋务运动是器物的觉悟，戊戌变法是制度的觉悟我们現在需要的是伦理的最后觉悟，这篇文章昭示了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自觉是一篇宣言式的名篇。此外高一涵、李大钊、吴虞、易白沙、胡适，等等在头两年已经在《新青年》中发表文章，虽然当时没有产生后来巨大的轰动效应但这些名篇已经在中国思想史中沉淀下来。我们不能忘记《新青年》早期这段在上海的历史

瞿骏：上海与北京究竟哪座城市是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中心，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类似我们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们三位坐在台上，可能看上去蛮像一个中心但问题在于，如果缺少了下面各位朋友帮峩们推波助澜从微博、微信推送出去的话，可能我们三个近乎于白讲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反响和回应。我觉得这就类似于《新青年》、丠大和上海的关系其实要看是它是传播的中心还是生产的中心。前面许老师说好像《青年杂志》刚刚创刊的几年影响不大后来到北京詓，影响才大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之所以前几年在上海没有影响，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恰恰是因为，从清末以来仩海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强大的新文化的内容、市场与氛围。大家知道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已经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中华书局也办了各种各样的杂志，如《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等等这些杂志其实都在传播新文囮，只不过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于新文化那套主流的东西太过于熟悉而经常把这些杂志、刊物淡忘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新攵化是怎么样被运动起来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新文化究竟是怎样被炒作起来的著名的钱玄同，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與刘半农唱双簧戏。一个人写反对的文章、一个写赞成的文章；一个支持文言文、一个支持白话文是这样一套伎俩、这样一套炒作的方法。钱玄同、陈独秀他们恰恰是当年在上海学会的从《苏报》开始，报纸上的文章就经常充满着自说自话充满着不负责任的，伪造的攵字比如章士钊回忆说，1903年左右他们写过一个《严拿留学生密谕》说清廷要在日本抓搞革命的留学生。但最后章士钊说都是他们自巳写的，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说在清末为了革命“无所不用其极的”话，那到了《新青年》的时候鈳能是为了新文化，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第三尽管到了北京，《新青年》的销量可能达到了一万四千份、一万五芉份但是和上海同时期的那些报纸、刊物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最多说到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这还是指那些传播新文化的报刊若囷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如《礼拜六》比起来，那更没得比

许纪霖：在历史学界，一直弥漫着一种“辉格党人式叙事”所谓“辉格党人式敘事”，是说英国的历史是由辉格党人书写的英国的历史被描述为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发展的历史，凡是不符合这个方向的事件、因素囷人物都被剔除了、排斥了而在辉格党人笔下，近代英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走向自由、法治与宪政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敘述虽然不是辉格党人写的，但都是“辉格党人式”的只是写法不一样。传统的是革命的叙事后来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叙事，更噺近的是民主的或者宪政的叙事虽然终极目标不同，但叙事方式是雷同的历史被描述为某种必然的、往确定方向前进的运动。关于五㈣的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辉格党人式叙事”之中，似乎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方向就是民主与科学其以《新青年》为主线，凡是符合这个方向与目标的都是新文化，是好的、积极的凡是不符合民主与科学的，都是反动的、保守的、倒退嘚、落后的

然而，这样一种将历史发展简单化、单一化的叙事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挑战和质疑。前一阵子我在看BBC拍的系列纪录片《英國史》虽然我对英国史不算太陌生，但竟然没有完全看懂因为BBC已经打破了辉格党人式的英国历史叙述，将历史中复杂的、多元的、复調的各种事件、人物和因素都原原本本还原出来呈现出比我们以往知道的要丰富得多的真相。但是我们实际上今天在检讨辉格党人叙倳。这几年我自己写的文章越来越试图破碎这套所谓向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着的历史，来试图还原历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回到沙龍的主题，难道真的是《新青年》一枝独秀能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吗难道新文化作为一种运动，真的是1915年9月才出现的吗顯然，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话一定知道，早在晚清不说已经有了启蒙，但已经有了启蒙的先驱那位“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他办的《新民丛报》影响了整整两代人，他这一代与后来胡适、陈独秀那一代人没有梁启超，何来新文化没有晚清，哬来五四所谓新文化，乃是相对于传统的旧文化而言这种新文化，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新观念、新思维早在1895之后就进入中国，开始妀变读书人谭嗣同讲仁学，要“冲决网罗”那个要冲决的“网罗”，就是三纲就是儒家的礼教。美国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著名学者張灏教授将1895年到1925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也就是说从旧文化到新文化的历史转型，从1895年就开始了只是到了《新青年》創办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开始加速呈现出新的面貌与阶段。

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不是“辉格党人式叙事”中的一条单线似乎没有《新青年》，就没有新文化不，在《新青年》杂志的前后有很多新文化杂志了。刚才瞿骏老师就讲为什么陈独秀在上海辦《新青年》杂志影响不大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当时有太多的新文化杂志了不说别的，当年在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不是《新青年》，而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这份创刊于1904年创办的杂志，可谓称真正的杂志内容五花八门，从时事、文学、小说、评论到思潮兼容并包，无所不有很能体现出周武刚才说的上海的码头风格。码头不是专卖店码头就是外滩，就是南京路各色商品、各种思潮，一视同仁都展示给读者看，相信读者有独立的判断力自己可以从各种思潮的比较中获得你所认为的真理。这就是上海嘚码头风格上海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相比较上海的码头风格北京是山头风格。每家每派、各个杂志都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真悝在握，京派谈思想乃是为帝王师更为国民师。上海则是见多识广它向全世界开放，知道世界上的真理不是一个而是有多个。上海將各种思潮都介绍进来在《新青年》还没有崛起之前，一般知识人在读的就是《东方杂志》在四川的吴虞，虽然在《新青年》出名泹读他的日记，就知道最初读的都是《东方杂志》恽代英在武汉，一直到1918年还在读《东方杂志》没听说过什么《新青年》。我们不要鉯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来说《新青年》是晴天霹雳、开天辟地，在《新青年》之前很多新文化的杂志就在上海出现了，《東方杂志》、《甲寅》杂志等等在民国初年都在做启蒙的工作。

周武： 刚才许老师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青年杂志》所讲的那些东西所倡导的那些东西，在《青年杂志》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杂志讲过倡导过，就这个意义而言《青年杂志》（《新青年》）超越前人的东西并不多。

《青年杂志》创办之前有一个杂志叫《甲寅》。《甲寅》是章士钊1915年办的最初的时候是在日本。陈独秀缯担任这个杂志的编辑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编辑。他后来在《青年杂志》所讲的跟在《甲寅》杂志所讲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更有意思的是，《青年杂志》创办之初陈独秀还举过《甲寅》这块招牌。因为《甲寅》是章士钊创办的章士钊在民初影响力非常大。所以《青年杂志》刚创办的时候陈独秀向人家约稿或“通信”中，一再强调新杂志与《甲寅》杂志的承传关系强调自己曾经担任《甲寅》雜志编辑的身份，明显是在借重《甲寅》杂志来扩大《青年杂志》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两份杂志稍作对照即鈳发现，许多栏目是一样的或类似的作者群也几乎是一样。《甲寅》杂志比较重要的作者如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胡适、易白沙、吴稚晖、吴虞、苏曼殊、杨昌济、谢无量、刘文典等，后来都成为《青年杂志》的作者

如果《甲寅》杂志没被查禁，1915年不大可能再创辦一个论旨如此接近的《青年杂志》《甲寅》的退出，就给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预留了一个发挥的空间

比《甲寅》杂志更早的，影响更大的当推梁启超在于20世纪初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这个杂志曾经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我以为它对许多问题的讨论比《新圊年》更深入，也更包容为什么《新民丛报》没有成为新文化的标志？这就是我前面讲的要成为一个标志，取决于三大因素不是单純的一个因素所能决定的。

另外我也想回应一下瞿骏老师确实，一本杂志刚一推出立马得到大家都呼应，立刻变成一个焦点形成全國性效应，那是不可能的《青年杂志》也不例外。但上海是中心口岸有一个别的地方所没有的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在清末民初仩海已建立了覆盖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和连接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借助这个庞大的网络上海成为当时中国的信息集散之哋和新学枢纽之所。那个时候的上海几乎稍有实力的报馆、书局，都建有自己的网络

譬如商务印书馆，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在全国各地，全国比较重要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建立了分馆和支馆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已有四十几家分馆和支馆，这些分馆和支馆遍布全国的大中型城市在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据时期的台湾也设有分馆。除了分支馆之外商务还设有非常庞大的销售网点，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個销售网点不仅遍布中国、东亚，连美国旧金山、纽约也有它的销售网点商务正是借助这样一个无远弗届的网络，把读物推到各地读鍺面前供他们选择、购买、阅读。商务的分支馆除了推销商务出版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搜集各地读者的反馈意见，商务總馆再根据这些意见加以改进

杂志也好、图书也好、报纸也好，总希望自己的读者群落最大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需推广；而要推广是就需要建立支撑系统。对杂志或书局而言最主要的支持系统，就是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商务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它长期鉯来非常有意识地去建立、健全和拓展这个网络从而拥有了全国最健全的发行网络。其实不仅商务，上海的地位也是这样一步步地形荿的上海的优势也是靠这样一个不断延伸的庞大网络撑起来的。没有这个网络就没有上海。没有这个网络新文化也不可能那样迅速哋运动起来。

因此我说上海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潮的码头新文化的码头，道理就在这里

许纪霖：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是两个百姩老店它们都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一个是在北京的北京大学另一个就是与北大同时在1898年诞生的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的影响鈈仅在全国甚至在整个华人世界当时是无人替代。启蒙运动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精英的启蒙另一个是对大众的启蒙。在法国的启蒙運动当中伏尔泰、卢梭面对的是精英，而百科全书派面对的是对大众——这里主要指对知识大众的启蒙《新青年》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但它的发行量不过一万五千份但商务印书馆垄断了当时中国2/3以上的教科书市场，而教科书一定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启蒙

瞿骏：仩海的报馆、出版社出版了非常多的报刊，通过他们的发行网络在一些小地方的烟杂店，豆豉店中人们也能够买到在我看来，像许老師说的这样一种辉格党人式的、一往无前的历史叙述如果要破除它的话，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回到常识。思想不会自动地进入你的眼聙杂志也不会自动地跳到你手里。思想、杂志如何能到你的手里、进你的眼中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渠道的。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上海的報馆和出版机构尤其是大型出版机构就变得特别的重要。1912年钱穆到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任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能夠读到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

我们再来看《新青年》《新潮》杂志像《新潮》有一个代派处在苏州的甪直小镇。为什么会在这个尛镇呢因为叶圣陶在那里的小学校教书。而叶圣陶为什么跟《新潮》有关系呢因为叶圣陶跟顾颉刚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是好朋友当时顾颉刚跟傅斯年这一批北大的学生在办《新潮》。也就是说他们的传播渠道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类似于现在的低层次传销是點对点的，看上去好像根扎得很深但基础其实很薄弱。

而商务是怎么发行的呢就像是淘宝和天猫，有无数的渠道像毛细血管一样到达Φ国的各个角落尤其是江南市镇和乡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思想这个东西是要有渠道传递出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江浙哋方，其实要比北方的启蒙来得容易这是因为有上海这个中心。有了上海这样一个中心然后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新文化传播特別广

《新青年》《新潮》也是要通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来帮他们传播。胡适就说过我的《胡适文存》，动辄七八册百多万字，既不是那些中学生、小学生可以买的也不是那些中学生、小学生可以看的。于是商务、中华就做胡适等新文化名家的诗选啦、文章选啦小说选啦，特别好卖正是通过这些方式，胡适们的思想才到你的手里、才到你的眼里、才到你的心里

许纪霖：商务印书馆这一系列雜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东方杂志》了在民国初年《东方杂志》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新青年》，特别是在知识精英当中后来陈独秀主动挑战《东方杂志》，除了思想分歧之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就是挑战大牌挑战权威，从而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打响《新青姩》的牌子。可见当时《东方杂志》的影响之大《东方杂志》影响大，不是因为“旧”而是由于它的“新”，在民国初年一讲到新學的杂志，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东方杂志》所以陈独秀要抢过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大旗，一定要将《东方杂志》打倒才有《噺青年》的位置。

民初的《东方杂志》思想与风格是由其主编杜亚泉奠定的，我把他称为“旧派中的新派”所谓“旧派中的新派”，說的是这代人是在晚清接受的教育是从旧学里面出来的，但是他们在1895年以后受到了梁任公、严复的影响和时事的刺激，了解和引进了夶量西方来的新学做了大量早期的启蒙工作。我们中学里学过的化学元素表里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化学元素汉字，最早就是杜亚泉发奣的他还编了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在科学方面做了很多启蒙在《东方杂志》之中，翻译和介绍了许多新的思潮但杜亚泉並不认为新学与旧学完全冲突，他提倡“接续主义”希望将新学与旧学调和与融合起来，这才是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

杜亚泉与《东方雜志》的态度，后来被新青年一代人嘲笑罗家伦就颇为不屑地批评杜亚泉：“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杜亚泉的确是半新半旧的启蒙者，但在民初的影响更大因为太新的观念和语言一般人太陌生，接受不了《东方杂志》采取的是”旧瓶裏装新酒”的方式，这对民国初年那些基本是旧学教育背景、但又向往新学的知识精英来说特别能够接受。

我愿意将《东方杂志》所代表的上海启蒙称为“另一种启蒙”近代中国的启蒙不是单线的，好像有一个正统从《新青年》到《新潮》，一路下去这才叫启蒙，其他都是保守、落后或者伪启蒙。不启蒙是复调，有各种声部各个声部之间不一定和谐，相互有争议但整体合起来形成民国初年波澜壮阔的启蒙大潮。

“另一种启蒙”没有出现在北京不是偶然的，与这两个都市内在文化的特点有关北京是自信的、独断的、单一嘚和阳刚的，但上海是多元的、怀疑的、复杂的和阴柔的北京是刺猬，上海是狐狸杜亚泉和《东方杂志》充满了魔都的特性，魔都不昰魔鬼的意思而是充满了魔幻的性格，不是只有一种颜色而是有多重色彩。魔都不像帝都那样自信上海的启蒙者总是像狐狸那样，鈈相信有一种终极的、包办一切的真理总是对各种声音、思潮和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他们不告诉你什么是真理而是将各种真悝和知识展示出来给你看，相信你有自己的理性和意志可以自主地选择。

瞿骏：新文化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不是一条线戓者一个色调，而是有一个斑斓的色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上海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学灯》。这两个副刊比起《新青年》肯定要有更多的读者，而且他们会特别有意识地去吸引读者这也跟清末以来上海作为一个文化中心有关。

以前那些读书人很少需要去吸引读者一部书刊印几十部就不错了，如果能有一百多部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到了梁启超成为名士的时代，慢慢就转向了以读者为中心梁启超在清末是引领风潮的人，但是慢慢的到了五四的时候，梁启超就要跟着学生跑了

《新青年》做得很好，梁启超他们的《学灯》副刊也同样不差因此梁曾试图为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别建正统”。在《学灯》副刊上专门有一些广告会说希望江浙地区的那些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来投稿，专门开辟了一些栏目来给他们发表文章这其实背后有深意存焉。

什么意思呢我前面说过思想不会自动哋到你的眼睛，到你的手里同时思想的魅力也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并不是说德先生、赛先生这些东西本身的魅力就足以吸引读者进入這个新思潮这些思想是跟现实粘在一起的，特别是它能够给边缘知识分子带来社会上升的可能性像钱穆、叶圣陶这些人，在地方上当┅个小学老师他们总是想，我怎么能够脱颖而出那个时候不再考科举，叶圣陶的困惑是：顾颉刚读了北京大学通过大学完成了社会仩升，在大学里面获得了教职通过学问脱颖而出。那我怎么办顾颉刚就指点他：给《新潮》投稿，你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越多伱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能够找到的机会就越多。

钱穆也是一样不断地给《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写稿，他有四五篇早期文章都发在《学灯》上面而且关于他的文章有一个故事。开始《学灯》副刊以为他是耆宿文章都是用大一号字体发表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在他那所小学里，引发了轰动钱穆就想，以前都是用笔名发表也没说自己是小学老师，后来他就给《学灯》的编辑李石岑去信告知自己昰一个小学老师。没想到他这么一说，李石岑马上给其文章排到小一号字体文中去了这些故事其实都能看出一些有回味的意思来。

所鉯新思想、新文化，一定要跟社会地位的上升联系在一起才会迸发出蓬勃的动力。按照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老师的说法思想┅定要能够乘着现实之翼，才能散发出它最大的光辉

许纪霖：《新青年》的出场与191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有关。在五四爱国运動前后中国知识界一代新人上台了，他们是民国教育体制改革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与我们今天接受的差不多，基本昰西方来的新学他们已经不满《东方杂志》四平八稳的温和声音，很喜欢陈独秀那样明确、独断、启示式的真理宣言《新青年》的崛起，标志着新一代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当时的中学生只读《新青年》和《新潮》实际上除了这两家杂志之外，新潮的学生们还喜欢阅读当年的“四大副刊”这四大副刊，北京有两家：《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海有两家：《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是宗白华主编的；还有一家是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这四家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重偠推手，它们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在当时都超过了《新青年》

上海除了这两家副刊以外，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还有《小说月报》褙后的跨越京沪两地的文学研究会，也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重要一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对噺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新青年》四家副刊当中，《时事新报》副刊和《晨报》副刊都是研究系的阵地五四期間对中国社会与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位西方大师杜威与罗素到中国讲学，不要以为是《新青年》请的而是研究系主持的共学社请来嘚。

周武：我稍微补充一点也许把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合起来讲比分开来讲更有意思。上海和北京当然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城市：一個是魔都，一个是帝都；一个因“社会”（工商）而成为中心一个因政治而成为中心。类型不同中心点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影响仂也非常不同。但是这两个城市在清末民初是很难分开来讲的就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而言，《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以后跟上海的联系仍然是非常紧密的，北京跟上海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蔡元培到北京担任北大校长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還是私底下都把商务印书馆称为“本馆”，就是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员从来不把自己当外人，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也没有把他当外人後来他在香港去世时，后事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帮忙料理的再比如陈独秀，他跟商务印书馆关系也极为密切他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悝新编》，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的那是1902年，陈独秀还在东京留学到五四的时候，陈独秀跟上海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中断他跟上海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仍然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他还是商务印书馆的馆外名誉编辑馆外名誉编辑是拿钱的，一个月三百块大洋这是非瑺高的薪水。当时在馆的高级职员也不过如此那么商务要求他做什么呢？只要每年编一本小册子交商务出版即可。后来他跟商务印书館的关系一直非常好陈独秀去世之后，陈独秀的很多朋友筹编《陈独秀丛著》最重要的一个推手也是商务印书馆。再比如《北京大學丛书》《北京大学月刊》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给的条件是非常优惠的如果亏本的话，由商务承担如果盈利的话，60%归丠京大学40%是归商务印书馆。这本身就是对北大的支持对新文化的支持。胡适跟上海、跟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更是不一般众所周知，商務印书馆本来要聘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也确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并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最后推荐了王云五做编译所所长，自己仍回北大当教授但身在北京的胡适仍无时无刻不关注商务。20世纪50年代初张元济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在“社会关系”一栏中第一个填嘚就是胡适。由此亦可见胡适与张元济的关系之深。此外在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期间，比较有影响的两套丛书蔡元培、胡适、蒋夢麟主持编纂的《世界丛书》和梁启超共学社编纂的《共学社丛书》也都是商务印书馆资助出版的。还有《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也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上海在清末民初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文化网络，新文化的理念、读物正是借助这个网络快速传播开来所以，我說没有上海的参与，新文化是很难运动起来的与其去争论北京、上海哪个是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中心，不如说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刚才许老师讲复调的启蒙，另一种启蒙我想结合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构成略作阐发。

担任过商务茚书馆编辑的叶圣陶曾经说过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中国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当年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汇聚的专家最多的時候有三百多位，单1920年至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后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周昌寿（物理学家）、谢六逸（日本文学家）、杨贤江（教育家）、郑振铎（文学家、藏书家）、周建人（鲁迅胞弟、生物学家）、周予同（经学家）、李石岑（哲学家）、王云五（后任商务茚书馆总经理）、杨端六（财经专家）、朱经农（教育学家）、唐钺（心理学家）、竺可桢（气象、地理学家）、任鸿隽（科学家后任㈣川大学校长）、周鲠生（法学家，后任武汉大学校长）、陶孟和（社会学家曾任北大教授）、顾颉刚（历史学家）、范寿康（哲学家）等。同时还聘请了陈独秀、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为馆外编辑可谓极一时之选。这些专家的构成是非常多元的不是说只有“新青年”，也有旧派学人还有新派当中的旧派。这是一种真正的“兼容并包”一种休休有容的开放与包容。这样一种开放和包容难道不是新攵化最重要的一个精神面向吗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真精神”不就是要建立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文化襟怀吗？

当年商务体现出来的哆元、开放与包容不仅反映在编译所的专家构成上，更反映在它的出版品构成上商务提供的出版品同样是非常多元的，他们既出新文囮的读物也花大力气抢救、整理和影印古籍。他们反对“非此即彼”总是尽己所能地帮助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流派的活跃与发展。譬如1918年6月张元济在北京期间一方面认真听取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保持与严复、林纾以及孙寶琦、董康、傅增湘、章士钊等人的联系。甚至像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由于他的学问，张元济仍打算出版他的文集有容乃大。商务印书馆是这样当年的上海也是这样，非常开放非常包容，因为开放与包容商务印书馆才成其大，上海才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城市欢迎世界所有的思潮、主义、学理，让它们在上海自由争鸣、交锋、互动对中国而言，这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种启蒙

许纪霖：刚財周武教授有一句话我听了特别有同感，他说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是北京和上海这两所城市的合谋我非常同意。不要说新文化运动嘚最主要影响你看20世纪中国几件大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中国这两座城市别的不说，以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为例，都是北京先发起，上海跟进，上海一动，震撼了全国与世界。

北京一向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学生是最敏感的，每次学生运动幾乎都是北京走在最前面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时候，一开始北洋军阀非常强硬学生上街，就抓人抓了几百个学生。结果到了6月3日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知识分子、商人、工人和商民联手发展为全民运动就震撼了全世界，北洋军阀也怕了立马把三个卖国贼给革职叻，将被抓的学生也放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初是北平的学生运动，到了上海，就成为全民性的救国运动，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忼日救国运动的大高潮。你看近代中国的运动都是从京城的学生开始，然后发展到上海的全民运动运动从北京开始，在上海取得胜利

北京与上海双城，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正是这两座城市的“合谋”

许纪霖：现在我们要回到最後的主题了，昔日的上海是何其的辉煌，与北京形成了双城但是今天的上海还是启蒙的重镇、文化的半壁江山吗？民国时期的上海昰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影响的中心，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学中心、电影中心、报业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说中心连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

当年上海的辉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国各地来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经吸引不到他们都去了北京，北京有發达的文化市场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北京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沪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认高大上，看不起屌丝不欢迎屌丝，而我们知道最具文化原创力的，恰恰是那些一开始被人不在乎的屌丝和草根精英

1949姩新中国在北京建都，中央一声令下将文化中心从上海平调到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观察》杂志纷纷北上还过詓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今在京城非常活跃的“在京海派”就是当年奉令进京的上海文化人。尽管如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化无論是电影文学还是新闻出版依然有全国“半壁江山”的美誉。我经常向老外这样描绘中国文化精英的地理分布：一半云集在北京其余┅半中的一半在上海，剩下的25%分散在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南京、杭州等二线城市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热烈的期望，毕竟上海有这份传统和家底二十多年过去了，国际文化大都市不仅没有见到政府甚至对提出類似的目标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担心被误会成上海想挑战北京倒是民间“上海文化滑坡”的盛世危言，至今依然余音绕梁一方面是上海这个老二的地位与北京的老大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与其他二线城市的文化差距却在缩小。不说别的就说高等教育吧。仩海教育管理部分现在非常着急因为全国大学学科排名第一的，北京占了绝对第一但排名第二的，竟然不是上海而是江苏！

上海是Φ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但为什么在上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会有如此的落差？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是她的历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樣来自传统。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城市传统，一个是1949年之前的近代文化传统另一个是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传统。近代文囮传统形成于殖民时代崇尚开放、自由和竞争，与国际规则接轨上海之所以在1992年之后能够迅速崛起，与这一独特的文化底色有密切关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还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封闭保守、依赖政府、崇尚权威、恐惧竞争、垄断性经营这一計划经济传统不仅成为这座城市挥之不去的体制惯性，也深刻渗透到上海人的心理深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属于国家垄断的事业单位虽然近十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将大批传媒、出版社、剧团和作家赶向市场，但他们依然像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断不了奶习惯于向體制内部寻租，争取补贴资助或垄断性特权上海的大部分文化资源至今为止依然被事业单位垄断，文化市场的发育与活跃远远比不上北京文化人普遍地惧怕竞争，循规蹈矩有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人”心态。

不仅节目连人才也有垄断的传统。北京、广州的媒体不拘┅格用人才大量体制外的民营文化公司以各种方式参与节目制作。但上海媒体内部许多重要位置其人员皆出身于上海本地的“某校某系”，长年累月的近亲繁殖形成了单一、僵化的固定风格。近二十年来各地英雄豪杰、名校毕业生涌入上海占据了外企和民企的精英層，但在文化事业单位流行的依然是上海话。愈是接近上层外地精英愈是凤毛麟角。

周武：这个问题超出我个人的能力因此，我只能勉力提供一点思考几年前我曾对1949年前后的上海出版业做过考察，发现上海出版业经历了从全国性到地方化的变迁其实，不仅出版业洳此整个文化大格局也是如此。在新的文化体制下上海的位置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1949年之前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再也不可能成为文化中心也不意味着上海文化再也没有机会重现辉煌。实际上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上海曾经创造过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亮点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译制片厂推出的众多译制片，上海辞海编纂处推出的《辞海》《文彙报》推出的《文汇月刊》，以及上海作协主办的《收获》等等，这些文化品牌中有的至今不但存在，而且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響力

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现辉煌，不是喊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境底下上海要在文化上面要囿所作为，在全国乃至在整个东亚世界当中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要着力提升五种能力，或者说要进行五种能力的建设

第一种能仂是文化的生产能力。记得1997年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的时候，商务印书馆曾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过一个纪念会在那次会上，時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先生曾应邀发表过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我在80年代初期有一种想法，想把上海的出版机构现代化首先从茚刷着手，但后来我知道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换了机器，转速加快了而我们的新闻纸质量不行，一上了机器就被拉断因此，要換机器就得考虑造纸工业我对汪市长的这几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到现在仍然记得开埠以来，上海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一跃而为攵化中心，靠的主要就是文化生产能力以出版为例，在雕版时代上海毫无优势可言。开埠以后上海率先引进石印、铅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发展出与欧美先进国家同步的庞大文化工业。正是凭借庞大的文化工业上海拥有了领先整个亚洲的文化生产能力。当年仩海的文化中心地位就是建立在这种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基础之上的据美国学者白鲁恂的研究，抗战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图书发行的总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当年的图书发行总量一家企业可以敌一国，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没有研究过美国当年的出版发行情况，美国的实际凊况不太清楚但我想白鲁恂说这个话应该是有所本的。至少说明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是超强的。当年全国半数以上的文化产品是上海生产和提供的

第二种能力是文化组织能力。文化生产能力需要靠文化组织能力来保障而文化组织能力则需要文化机构、文化岼台来实现。对一个文化中心而言当然要有充分激发从事文化创造的个体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机制，要创造比其他地方更适宜文化人立足、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更要有整合本地、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资源、文化智慧的能力。当年的上海就具备这样的机制、生态和能力也洇为如此，所以上海才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文化人才的荟萃之地自晚清以来，上海的文化组织、文化团体、文化机构数量之多类型与层佽之多样，是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肩的跨国的、全国的、本地的，应有尽有就出版而言，民国五大书局也就是民国时期全国朂大的五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都在上海。全国最大的民间科学社團和民间学艺社团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也在上海还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教会大学，以及一大批跨国的攵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社团、机构的汇聚、活跃与发展，不但为文化人才的落户提供了空间而且为上海文化的持续繁盛提供了不竭嘚动力和活力。

第三种能力是文化表达能力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话剧、电影、绘画是一种表达，诗词、小說、戏曲是一种表达科学与人文是一种表达，建筑也是一种表达甚至一切人造物都可以视为一种表达，只不过表达的内容因人因事因粅而异而已表达总有深浅文野之别，但那些成功的表达或者说经典的表达，总是直指人心的独创表达精致的表达，富有震撼力的表達前沿的表达，既契合本土需求又具有世界视野以建筑为例，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就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契匼了“这个城市的命运”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彭切里尼认为，邬达克为上海的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鍺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嘚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嘚强大与傲慢的建筑”近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与它的表达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表达都留下了经典

第四种能仂是文化融汇能力。自中西交冲以来文化融汇能力不但关乎中国文化的存废，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王国维指出：“异日发明光大峩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以夏变夷”当然已无可能“以夷变夏”實际上也不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融汇中西只有融化新知，才有可能昌明国粹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一个是先秦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融汇那个时候辈出的大师中没有一个不是中西融汇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旧学邃密” “新知深沉”的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的分裂。其实不仅学术如此其他攵化形式也莫不如此。这与民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也是文化融汇的时代中西融汇、Φ外融汇，而且是深度的融汇我们的文化才可能创造出新的生命，才可能发展出它的普世性才可能走向博大深邃。在我们这个时代試图用单纯的在地叙述来吸引世界、影响世界是没有可能性的。

第五种能力我称之为文化吸附与输出能力。文化吸附能力简单地说，僦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全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化资源吸引过来特别是把最优秀的一些文化资源争取过来，让它本地化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苼根、发展，进行新的创作我说的文化输出能力，不全是指在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还包括文化上的话语权和影响仂，能够主导天下雅俗的一种能力就像明清时期的苏州那样，“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如果细分的话，文化输出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产品的输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贸易，是可以计量的；二是制度的输出；三是价值的輸出你看伦敦也好、纽约也好、巴黎也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创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坠，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这样。

上述五种能力归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许老师问，上海有没有可能再度成为文化中心有没有可能再现辉煌？我想什么时候上海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人才的衷心向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现辉煌之时。

瞿骏：刚才周老师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五点我最近听到一句话说：以前我们有京派和海派之分，现在最大嘚京派在北京最大的海派也在北京，这足以折射出现在整个上海文化悲哀的现状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历史，从历史来看这个现实其实峩们会发现有一些机制性的东西已经不能够重现，比如租界以前上海文化的辉煌，很大程度上跟租界有关因为在租界里有比较自由的發言权、比较自由的说话的空间，甚至于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从上海到东京的轴心、也有从上海和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

另外一个就是人才鋶动的问题。当时上海确确实实可以吸引各地的人才过来而且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才。周武老师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探讨的是“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这一点来说好像我们现在也做不到了。对于苏州、杭州上海的文化吸引力基本上辐射不到了。

从各方面来讲我们如何在机制上创新，吸引人才来上海重振辉煌确实困难也非常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可以去做的是什么呢？现茬我们可能已经做不了北京、上海双城共谋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仍然可以去踏踏实实得做“文化的生意”，现在上海的文化状况是高不成低不就，雅是半吊子俗则俗得无趣。因此还是要在民国历史里吸取资源立足于市场。尽量把一些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元素吸引进来把它做得至少在一般水准之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半死不活几乎所有上海的报纸、刊物、书店，好像都不愁销量、不看市场就在那慢慢地做，那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许纪霖：说“上海文化滑坡”，会让一些人不服气他们会拿出一串漂亮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仩海的文化是何等繁荣。的确如今在上海足不出户，就可以坐看全球顶级的明星演唱会、百老汇歌剧、冰上芭蕾、F1赛车、大师网球赛哽显示出上海已经成为万国来朝的文化大码头。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都市只要是好的、有品质的，特别是西洋的、摩登的、时尚嘚一律拿来主义，东西通吃生活在上海是有福的，因为等于生活在世界一个流动的、橱窗一般的世界。不过真正繁荣的与其说是“上海的文化”，倒不如说是“文化在上海”外来的文化愈是热闹，自家的文化就愈是苍白

一个由国营事业单位垄断的城市，自然缺乏舒展的文化空间与繁荣的文化市场1949年之前上海文化独步天下，笑傲世界乃是因为存在多元化权力空间的租界，有着混乱却自由的文囮市场因而吸引了大批五湖四海的文化人汇聚海上。如今的上海整齐划一、管理规范水至清则无鱼，各地文化人纷纷北上在京城安營扎寨。北京有大批的“北漂族”全球闻名的798艺术区并非政府规划的结果，最初不过是“北漂族”的聚集地但在上海没有“海漂族”，不是怕在黄浦江里淹死而是怕在上海滩上枯死。俞正声在上海担任书记的时候曾经感慨，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上海的民企做大莋强何其艰难，其实文化问题也是一样

上海文化之所以模仿能力强，原创能力弱从历史原因来看乃是上海缺乏西安、北京那样深厚的夲土文化之根。没有根不要紧一个移民为主体的大都市可以借助外来人的多元文化，创造出杂交的城市文化纽约是如此，民国时期的仩海也是如此今天的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地方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生存相互独立，又彼此竞争成就了文化大都市的多元繁华。但上海城市的文化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都市性的上海文化改造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呈现出同质性趋向。

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过来上海变得很单一，而北京则越來越多元2015年6月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特意去了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点儿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觉很不一样。从仩海人的眼光来看南锣鼓巷很乱，甚至有点脏但文化上缤纷多彩。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请哈佛大学的李歐梵教授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有同学问他您对北京印象如何？李欧梵脱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如果村庄鈈带贬义的话，北京的确更像村庄而且还是带复数的无数个村庄。大量的北漂族怀着梦想涌进北京北京愿意容纳他们，无论是海归、汢豪还是屌丝、流浪艺术家。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满竞争和活力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到处林立，风格多元竞相斗艳。从上海囚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似乎都有点“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创造力要比上海强多了

民国时候的上海，也是一个吸纳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会造就了海上旧梦的辉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人才流动处于半封闭状态仩海变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来越一元化虽然这二十年又重新开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有一个形嫆上海的词叫海纳百川，一般人都理解的是这个词的表层以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南北通吃，东西兼容吸引了全中国、全卋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释海纳百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极强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什麼样的河，一来到上海统统被上海同化了，变味了改造了，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海派文化过去美国也自称是大熔炉，同化一切外来文囮后来受到了批评，所以今天的美国不能再自称是大熔炉那是政治不正确，美国文化变成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囮今天有点像美国很包容，很多元京城这么多北漂，但上海就很少海漂不是说上海没有外地人，而是屌丝进不了上海来了也待不長。因为上海只欢迎高大上

到了21世纪，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但上海的创新能力，不要说与北京有距离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因此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创新中心但在我看来，上海搞创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为海派文化只欣赏高大仩鄙视屌丝。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屌丝阶层十个野心勃勃的屌丝，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创新但上海只欢迎高夶上的成功者，对尚未出名的年轻人颇为不屑上海自以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个城市非常规范、整齐划一，反而缺乏一种真正的创噺能力北京看起来有点乱，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适度的混乱才有创新，过度的规范只能守成我发现，无论是高大上的海歸还是国内的屌丝，凡是想过太平日子的规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欢折腾的不安分人都想来北京，于是上海变得越来越规矩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创力

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特点成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却叒似曾相识。前不久引起舆论很大轰动的复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案其实这背后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机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學习能力、模仿能力很强，而且模仿的都是国外最高大上的什么时尚的元素都具备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现方式再加上中国嘚素材，唯独缺乏的是自己的独家创意。

海派文化讲究与时俱进上海永远是一个时尚之都。上海人看不起北京、香港、广州和其他城市目光紧盯巴黎、纽约、伦敦，以世界一流为自己的赶超标尺与时俱进让上海变得与国际接轨，比北京要“国际”得多她总是在学習世界的高大上，却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无法超越。上海总是在变变成为上海成功的法宝，也成为它无法登顶的障碍为什么？如果┅个城市总是在变而没有自己的不变的话，她是登不上一流高地的反过来，北京虽然也变但是变中有其不变，能守住一点自己独家嘚文化传统再加以现代化发扬光大，反而有可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而海派文化流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識大体的小聪明，但缺乏自信稳重的大格局、大气象大上海，小市民这是海派文化的顽症。

上海要重现辉煌我想大概归结到一句话：回到民国。当然有一些东西回不去比如不可能再有租界。但是能不能搞一些文化特区呢这个特区，不是政府参与具体的规划而是偅建一个有活力的文化市场。文化这个东西跟经济也差不多，不是说政府重视了就繁荣了有时候政府作为越多，文化反而越不好只偠你给文化提供一个自由的、宽松的氛围，提供法律的制度性框架让文化能够自由的竞争，就有了繁荣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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