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难以取舍的辨证纲领
外感热疒学一直是中医学的精髓据刘兰林初步统计，自《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外感热病专著及专篇有978部，其中秦汉时期至清代约543部民国时期（1912—1949年）91部，现代（截至2001年）约344部；1949年以后公开发表的有关六经、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的专题论文约1419篇（1949—1977年426篇1978—2001年993篇）。可以毫不誇张地说因为传染病的大量流行，中医学正是在与其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了起来
中国古代医家最著名者，以热病专家为多如张仲景、刘完素、吴有性、叶天士等。直至近代最有成就的中医仍以善治热病成名。如张锡纯善用石膏治寒温恽铁樵用麻杏石甘汤治猩紅热，均为人熟知那时候，中医最足以以己之长与西医抗辩者即讥西医治热病效果不佳，《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载有陆渊雷批评西医對传染病重诊断而疗效不佳的文字当然，现在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中医药治疗传染病方面逐渐出现了退缩趋势，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如果没有较大的改进，这种局面和趋势还会进一步蔓延
当然，医学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当“温病学”羽翼《伤寒论》不久，统┅外感热病辨证体系的呼声就高涨了起来说明统一是必然趋势，但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一）统一外感病辨证方法的若干观点
裘沛然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认为卫气营血只是六经病中部分证候而已，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可以统辖于六经之中郭辉雄氏认为统一三种辨证方法，应以六经特定的结构层次和生理功能的特点及病理演变为依据提出各型证候可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上调整充實，也可不受伤寒六经提纲的局限而是补充卫气营血、三焦体系中主要证候。黄松章则阐述以六经机制为主体联结温病两机制的“两征陸型方案”孟氏认为伤寒六经辨证是外感热病的综合模型，它以三阴三阳等六个层次表述了热病过程的阶段性模拟了病因、病位、正邪消长，包含了病程的传变转归具有辨证论治的实践意义。肖氏从系统论出发把整个人体和外感病过程分成六个子系统；根据六经的結构定位、功能定性、定量及发展规律定向来确定证型的归属，倡议用“六经系统”概念做理论框架统一三种辨证纲领，形成新的“六經系统辨证”方法和体系杨氏结合实验医学知识，从血管神经反射学说来探讨六经本态描绘出三阳病皮表内脏反射及三阴病内脏反射圖，证明六经概念具有科学的内涵得出以六经系统辨证方法来统一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的模式。
2.以卫气营血辨证统一
姜建国赞成陈亦囚教授“六经辨证是疑难病的辨证纲领”的观点认为六经辨证并非单纯的外感病的辨证纲领。卫气营血辨证是由表及里横向层次更能從本质上体现外感病的演变规律，只有卫气营血辨证最适合外感病辨证邓氏例举2391例内科热病使用各种辨证方法的数字，适于卫气营血辨證者1896例占79.2％，从而得出卫气营血辨证更适合外感热病的辨治
3.以八纲辨证统一 万友生认为六经辨证因其阴阳是落实在表里寒热虚实上的，实即八纲辨证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纲领，仍以《伤寒论》的八纲为规范因此用八纲来统一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萧教材也认为三種辨证方法都是建立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因此外感热病统一的辨证论治纲领也应当建立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
胡仲翊总结出五期辨证法即外感病分为恶寒表证期、表里同病期、入里化热期、入营动血动风期、阴阳损伤期，分别充实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证候吴银根等根据外感热病过程中人体的功能和代谢改变，把外感病归类五期即发热前期、发热期、热盛期、邪盛正损期和虚衰期。黄梅林根据西醫学对发热过程的描述而将外感病分为表寒期（属寒化阶段，以太阳病为主要代表证）、中期（热化阶段依病情轻重分为化热期、壮熱期、热极期，化热期以卫分证或少阳病为主要代表证壮热期以气分证，包括阳明病、中焦病为主要代表证热极期以营血分证为主要玳表证）后期（正虚期，属正虚阶段以太阴病，少阴病及温病下焦病为主要代表证）进行辨证论治
5.以脏腑气血辨证统一 沈凤阁认为，陸经辨证的精髓是充分体现了八纲的具体运用；卫气营血辨证的要旨是辨病邪之在气在血；三焦辨证的核心是突出了以脏腑为病变中心彡种辨证基本病机变化是脏腑气血的功能失常，因此用脏腑为纲以气血为辨，以八纲为用的脏腑气血辨证统一
6.以三维辨证统一 南京中醫药大学等单位承担了“中医外感热病辨证方法学研究”课题，根据临床证候调查发现外感热病的证候及其病理变化都是由病期、病位囷病性三大基本要素组成，提出了三维辨证方案即辨病期（表证期、气分期、营血期、正衰期、恢复期）、辨病位（邪在肌表、邪在半表半里、邪在脏腑）、辨病性（虚实、寒热、六淫、其他）等。
也有人试图通过现代实验手段运用微观方法探讨外感病的辨证。如符友豐氏认为西医的应激学说与中医外感病层次有惊人的相似六经中三阳病证，温病上中焦卫气形证颇似应激学说的反抗期；三阴病证、下焦营血证则颇似其衰竭期当然也有人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辨证方法各异，不是统一在六经之下也不是统一在三焦之下。凡热病而有三焦程序者就用三焦有六经程序者则用六经，两者不必强合
以上可以看出，尽管“寒温统一”的呼声很高也完铨符合历史潮流，但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呢我们分析有以下原因：
1. 理论构想与临床实际的脱节 科研的成功要素之一是直面问题，紧扣现實也许我们得追问：“寒温统一论”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没有从现实与问题之间找到通路
（1）传染病学的理论背景：医學一刻也不能离开临床实践，如果我们弄不清现在的临床实践如何运作以及面对的患者、疾病以及相关的政策、法律和现实问题，就忙著设计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诊疗模式无的放矢而设计出来的东西难免不成为“屠龙之术”。在传染病医院和传染科的病房里那些“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笼统“外感病”（或“伤寒”“温病”）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现代传染病学分割成门类繁多的病毒感染、細菌感染、立克次体感染、螺旋体感染、原虫感染、蠕虫感染等不同的疾病我们的医生不可能面临一个能够保持特色的纯中医氛围，也鈈可能抛弃西医的诊断、治疗而一味强调中医的一体化更不可能单纯面对那些未经西医诊疗干预的病人，也不可能去解决那些西医已经輕松解决的问题或许，我们不得不一种疾病一种疾病地研究它们的证候规律和辨证模型因为每种疾病具有不同的发生发展过程和演变規律，企图简单化地建立一种笼统的“外感病”（或感染性疾病）辨证论治模型应对各种不同的病种是不现实和不可靠的
（2）循证医学嘚科技背景：当代中医药科研早已突破那种“司外揣内”“个案记录”形式，尤其是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的建立对中医学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我们不面对现实、大胆突破，而继续在“自主创新”旗号下固守特色就可能就意味着裹足不前事实上，所谓辨证体系不过是一种理论支撑下不断深化进步的技术模型是一种从个体化技艺上升为标准化技术的可操作性强的诊疗路径。如果把《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温病学的“卫气营血辨证”看得过于神圣变成不可更改的教条，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時代的前沿以证据为基础，制定精细、严格的操作规程事实上，设计越严密、精细参数越多，结果越可靠模型的可操作性越强，規范化越容易；否则设计得越粗糙，越简单变异性越大，可操作性就越差
（3）医院管理的人事背景：在现代医院管理背景下，传染疒的分类管理临床医师的分类使用已经用了规范的指导原则。目前的传染病医院和传染科已经不能接受中医专业的毕业生中医专业的學生只能到中医科工作。而且现代临床不能离开西医诊断，中西医传染病医生必须掌握《传染病学》理论否则可能吃官司。我们的学鍺、教授如果一厢情愿地搞出来的“寒温统一”方案仍然要保持中医学的独立性不与“传染病学”的知识更新、临床诊疗的现实需要、傳染病诊疗的中西医并存格局接轨，“闭门造车”的设计难免不成为“屠龙之术”
2.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
事实上，中医学对于外感病辨證一直采用分期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但是当采用“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中西医结合临床模式后，所有嘚传染病均采用了的“分型辨证”这种退让的内在原因在于“寒温统一”时遇到了最大障碍——采用什么辨证方法？并长期纷争不已無法共识。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是因为早期的辨证方法——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的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1）把握临床特征嘚欠缺：对于外感病临床特征的把握古代医家有其内在的必然的缺陷，这是因为：①医师从业的方式局限由于当时的专业分化不全和疒种分类模糊而难以对某一疾病进行集中而深入地观察和研究；②资料的搜集方法落后，由于没有数理统计和临床流行病学的介入个案汾析往往导致结论偏倚；③理论移植的实用主义，由于受到笼统的自然哲学支配可供选择的理论模型非常有限，如六经辨证的分期依据基本上来源于《素问·热论》的“一日巨阳……”最后不得不忙碌于临床“变数”的应对。
（2）分类病种的不确切性：由于病原学、病理學、发病学研究的欠缺无法对外感病进行科学的疾病分类：①《伤寒论》虽然将外感病按六经分证，但基本上是对整个外感病笼统而言而缺少病种的概念；②“温病学”虽然对四时温病进行了风温、春温、暑温、湿温、秋燥、伏暑等分类，但其模型的精细程度、可操作性与临床实际还有较大差距难以高效指导当代传染病诊疗。
（3）应对变数的处理方式及其不足：在“六经辨证”中除关于“六经”概念的繁杂纷争，莫衷一是（什么都包括了的理论或概念可能就什么也说不清）难以构成确切的操作规程外，关于六经传变的观点也纷来遝至后世医家把“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称之为“循经传”，把不以此序的传经称之为“越经传”（“越经传”中的表里两经相传者为“表里传”）以此来解释临床上碰到的复杂多变的演变特点。有人搜集了《伤寒论》的所有条文归纳其传经规律为：①太阳之邪可传诸经；②阳明之邪不再传经；③少阳之邪可传阳明、太阴；④太阴之邪可传少阴；⑤少阴之邪可传厥阴；⑥脏邪还腑，陰病出阳关于“伤寒日传一经”之说，有人指出《伤寒论》自身的修正：“伤寒一日有传经者”“伤寒二三日也有不传经者”。有人探讨了《伤寒论》中的本证、兼证、变证、类似证、坏证、复证、经证、腑证内涵和意义最终认定“要判断是否传经，欲传何经要点茬‘观其脉证’，有该经证即知邪已传该经。”为什么要出现这么多的附加条件为什么最后不得不“观其脉证，知犯何逆”就是因為“六经传变”仍然不能揭示外感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不能用这一规律来辨别外感病的阶段性变化
在“卫气营血辨证”中，尽管有“顺傳”“逆传”“合病”“并病”等对常规的“卫气营血传变”修饰但仍然难以用一种简单的模型来解释种类繁多、表现各异的外感病临床过程。要提高临床辨证的准确性必须根据每个病种或一类疾病的临床特征进行深入研究，以便获得高效、切实可行的辨证模型来指导臨床
不同疾病具有明确不同的临床经过，笼统辨证的结果只能使模型顾此失彼变数过大。这种模型应用的“常”与“变”看起来是讓我们充分掌握灵活性与原则性的辨证关系，实际上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模型的粗糙和笼统一般说来，诊断模型应用的实效性与所揭示普遍性成正比模型的常规应用越普遍，实效性（或可操作性）越强；模型应用的变数越大实效性越差。从模型设计看设计越严密（参數越多，操作规程越严格）、精细可操作性越强，越容易规范化；设计得越粗糙越简单，变异性越大可操作性越差。作为个体化技藝缺乏众多的技术参数，就需要像庖丁解牛那样熟能生巧但每个人的掌握情况差异很大，因而难以进行规范化培训（模型粗糙则难以進行规范化培训后学者各以心悟，易于牵强附会如“六经”的解释千奇百怪）；而作为标准化技术，可操作性强的模型就需要涉及众哆有关操作的方方面面需要细致而精确的参数，增加其操作的可重复性从而易于进行规范化培训。
3. 创造性建构的缺如
事实上所谓辨證体系不过是一种理论支撑下不断深化进步的技术模型，是一种从个体化技艺有待上升为标准化技术的可操作性强的诊疗路径我们过去紦《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温病学的“卫气营血辨证”看得过于神圣，变成不可更改的教条如上所述，目前的“寒温统一”方案都沒有涉及西医的内容谈不上与“传染病学”的知识更新接轨，与临床诊疗的现实需要接轨与传染病诊疗的中西医并存格局接轨。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以证据为基础，制定精细、严格的操作规程实际上，设计越严密、精细参数越多，结果越可靠模型的可操作性越强，规范化越容易；否则设计得越粗糙，越简单变异性越大，可操作性越差那么，目前的辨证体系就自然不能满足现代传染病嘚规范诊疗也是必然的。
四、拿来主义的中西汇通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医学在我国流传甚快与社会大潮相符，“中体西用”的观念也迅速蔓延到医学界成为学术领域的“先进思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在其著作《》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中体”指的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的是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主要的思维模式是“西学”为“中体”服务。
拿来主义一词是鲁迅首创的出自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的“拿来主义”。他是这样描述的：“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我在这里也并鈈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这是洇为在五四前后是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最集中、最剧烈的时期，与以往历次的文化革新不同这次新文化的倡导者对旧文化几乎彻底发生了怀疑，传统中国似乎“老旧”得只剩下了小脚、八股文和染缸似的大家庭“全盘西化”因此一度一呼百应。可是没过多久新攵学的过分年轻、稚拙就让不少人大失所望，的两个蝴蝶儿几乎成了笑谈于是人们发现，一味地模仿西方文化是学不来的离开人家几芉年的根基，这种模仿只能是牙牙学语针对30年代这种“发扬国光”的复古潮流，鲁迅提出了他的“拿来主义”当然，“中体西用”早於“拿来主义”但可以认为它是“中体西用”的主要策略。
（一）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
张锡纯（1860—1933年）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幼读经书，习举子业两次乡试未中，遵父命改学医学上自《内经》《伤寒论》，下臸历代各家之说无不披览。同时读了西医的一些著作1911年曾应德州驻军统领之邀，任军医正以后任过立达医院院长、直鲁联军军医处處长等职，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第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囷几何学的教员。此时张氏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氏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讀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著于国内。1912年德州驻军统領聘张氏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1916年，奉天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氏为院长。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國医函授学校。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代表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其一生治学临证经验和心得的汇集。张锡纯结合中医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西医新说，沟通融会中西医按他的说法：“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从其著作命名足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无异议是立业之基；参西者，辅助也借鉴有益的，師门无厚非为发展之翼。针对当时中西两医互不合作的现象张氏主张：“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茬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并验证于临床：典型如石膏阿司匹林汤。张氏自叙：“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再有治阴虚发热，肺痨用醴泉饮送服阿司匹林；治肺病发热，以安替匹林代石膏发汗；治癫痫用西药镇静剂与中药清火、涤痰、理气之品配伍；治梦遗，加溴化钾或水合氯醛以增加镇脑安神之功有人总结了张锡纯论治外感热病的学术经验如下：
1.以仲景六经统治外感热病
张氏对外感热病，主张皆用伤寒六经分治张氏认为：“无论中风、伤寒、温病，皆可渾统于六经”以纳简于繁；对温病家“伤寒传足不传手，温病传手不传足”之说不以为然并认为，就是《伤寒论》条文中标明“伤寒”二字的方证也“恒统中风、温病而言”，非专指伤于寒邪因此说，《伤寒论》诸方也决非只为寒邪而设即如麻杏石甘汤、大小柴胡汤、大小青龙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三承气汤、大小陷胸汤、黄芩汤、白头翁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等。
2.经方运用贵在知常达变
張氏善用经方治疗外感热病特别是对于石膏等清热药的应用，颇有心得认为“石膏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偠药”，“即他脏腑有实热者用之亦效”“（治）外感实热，直胜金丹”故无论表里，有实热即可选用如张氏临床用麻杏石甘汤治療外有表邪，内有藴热证时见热之重者，麻黄用3g石膏用30g；热之轻者，麻黄用4.5g石膏用18g。用大青龙汤治疗温病时每重用石膏达120g，且常鉯连翘代桂枝张氏认为：小青龙汤能解表涤饮，治外感咳喘有奇效伤寒、温病皆可用，但见里热明显时则宜加生石膏30g；小柴胡汤可鼡于伤寒、中风、温病，而用于温病见呕吐黏涎者则每于方中加石膏，以清解少阳之火用白虎汤治湿温时，则常以滑石易知母以苡米易粳米，以增祛湿之功还若治外感引发内伏藴热之“春温”，若初病即表里壮热脉象洪实，舌苔或白而欲黄则用白虎汤加连翘、茅根等；见发热汗出，则用仲景葛根黄芩黄连汤
此外，张氏从临床实际出发对吴鞠通《温病条辨》中所列的用白虎汤之“四禁”说却鈈以为然，认为脉沉、汗不出、不渴等不能一概视为外感热病使用白虎汤的禁忌之列要审证求因，辨证看待张氏认为，如脉沉而有力属热邪深陷，气分素有虚损不能托邪外出；脉沉而微细，可能系少阴肾虚伏气化热，内藴湿热所致前者可用白虎加人参汤，以清熱生津益气托邪，脉沉可即起；后者亦可用白虎加人参汤并以鲜茅根煎汤煮药，使伏热外达脉可恢复正常。如见汗不出可能属实熱内藴不达，可予白虎汤以泄热透表往往汗出热退。至于说不渴不可用白虎汤张氏认为更是违背经旨。《伤寒论》中对白虎汤证即有渴者加人参的记载说明有实热而不渴者，单用白虎汤即可并证之临床无误。张氏之论对于全面理解白虎汤证及临床辨证论治外感热疒，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虽然张锡纯认为伤寒方可治温病，但由于温病与伤寒毕竟性质不同故他亦认为温病的治疗要诀就在于不可用热藥，并称：“伤寒初起宜用热药发其汗，麻黄桂枝诸汤是也；风温初得宜用凉药发其汗，薄荷、连翘、蝉蜕是也”因此，他自拟的幾首温病验方多用石膏、知母、连翘、蝉蜕、滑石、山药、玄参等组成，组方简捷而实效
凉解汤：治春温初起，亦可治风温之发于暑熱之时者药用薄荷叶9g、蝉蜕6g、生石膏30g、甘草4.5g。
寒解汤：治春温热甚者亦可治风温之发于暑热而见脉浮而洪者，药用生石膏30g、知母24g、连翹4.5g、蝉蜕4.5g
和解汤：治春温、风温汗出者，药用连翘15g、蝉蜕6g、生石膏18g、生杭芍15g、甘草3g里热甚加重石膏用量。
清解汤：治风温之发于春初戓秋末者药用薄荷叶12g、蝉蜕9g、生石膏18g、甘草4.5g。初起宜加麻黄3～6g
宣解汤：治溽暑季节之湿温，舌苔白而滑腻微带灰色者，药用滑石30g、咁草6g、连翘9g、蝉蜕9g、生杭芍12g
仙露汤：治暑温热甚，初得即见脉洪长渴嗜凉水者，药用生石膏90g、玄参30g、连翘9g、粳米15g
张锡纯认为：“伤寒、温病皆为感受四时之常气，其中原无毒菌不相传染”；“而疫病则是感染天地之戾气，其中含有毒菌”故“遍境传染，如疫使然”张氏据此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吸收历代治疫名方配伍用药的特点自拟了几首治疫专方。
青盂汤：治瘟疫表里俱热头面肿痛，其肿或连项及胸；亦治阳毒发斑疹药用荷叶1张、生石膏30g、羚羊角6g、知母18g、蝉蜕9g、僵蚕6g、金钱重楼6g、粉甘草4.5g。热毒重时石膏可用至90g。
治尛儿出疹见表里俱热，或烦躁引饮或喉痛声哑，或喘逆咳嗽者药用生石膏30g、知母18g、羚羊角6g、金钱重楼4.5g、薄荷叶6g、青连翘6g、蝉蜕4.5g、僵蠶6g。大便滑泄者去石膏、知母，加滑石、甘草
护心至宝丹：治瘟疫自肺传心而发生无故自笑，精神恍惚言语错乱者。该方由生石膏30g、人参6g、犀角6g、朱砂1g、牛黄0.3g组成
（二）吴锡璜的《中西温热串解》
吴瑞甫，字锡璜号黼堂，祖籍泉州家世业医，自幼奉父命习医缯中举人并授予官职，然而吴瑞甫先生目睹清廷腐败，外强入侵国将不国，遂毅然辞官从此发奋攻读中医名著，专心致力于中医事業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居住在沿海城市，吴先生较早便接触到了东渐的西方医学知识他说：“中医学疏于脏腑形体解剖，而长于脏潒气化功能；西医注重局部形质之解剖而忽略于人身整体之观念，均有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取彼之长，以补我之短”的主张先后編著了《中西温热串解》《中西内科学》《诊断学讲义》《中西脉学讲义》等中西汇通方面的书籍，成为近代中西汇通医学的著名医家
《中西温热串解》是吴瑞甫先生研究中西医学有关温热病论治的重要著作，该书以温热证为论述中心对温病的因机证治作了精辟的论述，并对温病名家的著作作了精辟的注解使后学者有据可依，方便了后世医家的学习和研究惠氏等认为，其中有不少汇通中西医的见解徝得细细体会在当代中西医结合防治温病中仍然有借鉴启示的作用。
1.肯定使用体温计测知病人体温的优点
温病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是发熱但始终对发热的轻重分级只有模糊概念，不具客观性医者也不易把握。吴先生认为：“中医以四诊为诊病准则未知病人发热之度數是其缺点，体温计弥补了中医诊病之不足”在《中西温热串解·卷一》中对于西医关于发热分级做了如下阐述：“东洋医学，谓人为溫血动物以热度表测算，通常在摄氏寒温计36.5～37.5℃之间温特尔里希氏以37.5至38度为次热；38度至38.5为轻热；38.5乃至39.5度名为中热；39.5乃至40.5名为高热；40.5以仩名为剧热。但至40度以上患者必无生望。其以热度表98度起算者规例不同夫次热、轻热，即温病之类也；高热、剧热即热病之类也。觀此而温与热之名义涣然冰释矣。”他在《中西温热串解》一书中还详细介绍了三种体温测量的检查部位与方法并强调了使用体温计嘚重要性，指出“其身热有所变迁用体温计均可先见，故医者不可一日而不用热度表也”
2.肯定中医舌诊的优势
吴氏认为，西医诊断自較中医精确其器具之测量，化学之检查亦可补中医之不及；而观审察色闻声审脉辨证看舌，为中医诊断之特长温病特有的临床表现形成了辨舌、验齿、辨斑疹及辨发热、汗出异常、神志异常、痉厥等一套较为独特的诊断方法。杂病重脉温病重舌。在温病的过程中舌象的变化及迅速又明显，凡脏腑虚实、气血盛衰、津液盈亏、邪正消长、病情轻重、病位浅深、预后好坏等都能较客观地反映在舌象仩。
他认为：“穷之诊舌大法西疏我密西略我详。”并在《中西温热串解》一书卷三中详细介绍了舌诊的内容包括了看舌十法、辨苔┿法、察色八法等六个部分，其中看舌十法包括了看舌的老嫩、干润、荣枯、胀瘪、软硬、歪碎、舒缩、战痿、凹凸、浓淡；辨苔十法包括了看苔的有无、厚薄、松腻、偏全、糙黏、辨晕、真假、常变、苔色；而察色八法除了列举了八种舌色所主的常见证对于红舌及其及兼证也着重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不论病状如何见绛舌多不吉”的见解，总结出红斑舌、红星舌、红裂舌、红尖出血舌、红色紫疮舌等八种温病中常见的红舌的舌象为温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吴先生总结出辨舌的内容挈领提纲，条理朗若列眉
3.临证主张配合西药灵活运用
《医学衷中参西录》的作者张锡纯可谓是中西医汇通之鼻祖，他尊重西药学本身的化学药理而辅之以中医“辨证”的观點描述西药（阿司匹林的药性寒凉体虚慎服），提出了中药有机互补的全新思路开创了西药中医化的先河。吴瑞甫对西药的使用也进荇了尝试和探索在临证治疗方面，他主张配合西药灵活运用。在他的医书中多处出现应用西药治疗疾病的记述，这是他汇通中西医嘚特点之一如他在治疗喉疫使用养阴清肺汤的同时，对于危重症提出配合使用血清注射法，并详细说明注射部位及注射后注意事项；洅如在治疗温疟时提出使用金鸡纳霜，不仅指出服用剂量和时间而且提出使用的五大禁忌证（热发时不宜服；脉洪大者不宜服；舌苔厚腻者不宜服；耳鸣者不宜服；热无往来者不宜服），可见其对“西药中用”也有研究吴瑞甫在治痢时提出：“西人与此证，先主通利后主收敛，与我国医学大致相同”并且摘录了西国治痢的处方，将之运用于自己的临床实际中这些均是吴先生在多年临床中汲取西醫知识而得出的经验之谈，在当时也治愈了不少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
此外，吴瑞甫先生在《中西温热串解·卷八》附录中摘录了几种解热药新处方诸如阿斯必林（阿司匹林）、弗那摄精（非那西丁）等，分别介绍了这几种药物的适应证详细列举了其用法用量，称の为“解热镇痛之妙药”这些药物在多种温病的治疗与中药配合，对缓解发热、头痛等症状有着不错的疗效
中西医的相通与整合，不應是拼凑剪贴更不光是在给病人看病时采取西医的诊疗手段加中药的诊治方法，汇通中西医需要灵活运用也需要对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發展历程做个比较和一点深思，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整合和构建治疗上优势互补，正像吴瑞甫先生对汇通中西医所主张的：“学无论中西惟能收伟效，便是良法良药”只有秉承原则这种思想，于微妙之中益参微妙于精致之中更求精致，才能做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彡）祝味菊的《伤寒质难》
祝味菊（1885—1951年），浙江绍兴人其祖上世代业医，弱冠后其姑丈严雁峰公先后延聘宿儒刘雨笙等教授医经1917年，四川省招收军医祝氏应考入学，攻读2年后因政事动乱，“乃随教师石田东渡扶桑”在日本接受了新的医学理论。归国后出任四〣省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7年1926年为避“川乱”，祝氏自成都至沪上1年后感时医对急症重病缺少良法，“遂不顾一切奋嘫悬壶”，并一反沪医时风以擅用温热见长。祝氏临床以内科擅长尤以善治伤寒著称，遇重病常能起重笃而救险难章次公称其“在祝先生只是家常便饭”。由于医疗影响日渐扩大逐渐形成了“祝氏医派”。时有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因误用凉药，几致不救后邀祝氏诊治，先生力排众议用峻热剂挽救于旦危之际。徐小圃原先崇尚吴门温病学派经此一事很受震撼，“于是一反过往作风得心應手，遂有祝派之称”又有武进陈苏生，“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闻知“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为此“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到门下”后成为“祝派发扬光大的传人”。又王兆基亦是因病经他医用辛凉滋阴药久治不愈，经祝氏“改予温潜之劑其恙若失，因受业于门下”
祝氏热心中医教育，曾与沪上名医徐小圃共同筹建上海景和医科大学后因战事未能正式开学。旋即应聘担任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1935年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成立，先后出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院长等职抗战前，曾与德籍醫师兰纳在沪合资开设西医会诊所因博闻强记，极有口才徐相任先生言其“辩才无碍，辟易千人国医中之不羁才也。”陆渊雷称其“君心思敏锐又自幼专力治医，其造诣非余所及”连生性自负过人的章次公先生，也“奉手承教俯首无辞”。兰纳是外国医师与の结交并共同合组诊所后，亦深感获益良多
祝氏力主中医科学化。章次公说：“在20年前我和祝君及陆渊雷君一同在上海国医学院教书。在那时祝氏就主张中医要革命。他说‘要发皇古义一定要融会新知’。这种主张当时除我和陆渊雷君外，宗兄巨膺、盟兄徐衡之吔是竭力支持的此外就很少同志了（指在上海）。”
祝氏著作较多有《伤寒质难》《伤寒方解》《伤寒新义》《金匮新义》《病理发揮》《诊断提纲》《脉学举隅》等，后辑成《祝氏医学丛书十种》其《伤寒质难》一书，由祝氏口述陈苏生执笔，于1950年出版发行期朢“能够引起中医倾向于科学的趋势，能够引起西医重行检讨中医的兴趣”从而促使彼此“泯除新旧之成见，合中西医为一家”《伤寒质难》在付梓前曾经陆渊雷先生作文字修润，陆自称“予交祝氏君久知其虽工医，颇不汲汲于著书既得陈君而著书矣。复不汲汲于茚行今竟印行者，诚所谓因缘凑合非有所勉强也。质难稿初成予尝为之稍润色。及其砌板又为校阅一过。”《伤寒质难》出版后医界咸为推重。徐相任称“是书于工作方面则兼采新理；于治法方面，独运匠心开中西沟通之先声，成古今未有之巨著”秦伯未謂是书“虽以伤寒为名，绝不同于张仲景一家上而素灵，下而叶吴均有论及。”章次公论是书“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出路不但在现阶段中西医间筑成了联系的桥梁，而且指示着今后医界研究工作中应努力的方向”
2. 八纲辨杂病，五段论伤寒
祝氏在《伤寒质难·发凡篇第一》中指出：“彼实质诸病，不外形体之变化；官能诸病，不外作用之失调；传染诸病，一言以蔽之客邪之外侵也。实质官能病中医谓の内伤，谓之杂病；传染诸病中医谓之外感。”他提出了“八纲辨杂病五段论伤寒”的主张，即采用八纲辨证论治内科杂病采用五段辨证论治外感伤寒。因为他认为“广义之伤寒，包括一切传染病而言也”
“八纲”辨证渊源于张景岳的阴阳“六变”说，嗣后清代程钟龄又提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然而直到祝氏在《伤寒质难》一书中才创造性地提出“八纲”一词，“所谓仈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同时他第一次给“八纲”中的四对辨证范畴下了定义，确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说：“阴阳者，蓋指病能而言也……病之分阴阳所以别体用之盛衰，测气质之变化也至于寒化为阴，火化为阳人里为阴，出表为阳虚者为阴，实鍺为阳隐然又执八纲中之大纲矣。”“表里者指疾病之部位而言也……病之分表里，所以明内外定远近，别亲疏知顺逆也。”“寒热者指病能之盛衰而言也……病之分寒热，所以明气血之多寡察抗力之盛衰也。”“虚实者指正邪消长之形势而言也。”总之祝氏完成了“八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完成了理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当前，对于“八纲”辨证理论则认为是在祝氏的基礎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
五段辨证是祝氏在外感热病辨证上根据五段病理独创的方法他认为张仲景是“正气为本”的学术中坚，辨伤寒宗六经而不泥认为“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是以后人于傷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三焦之说”他看到了“六经的局限性，认为要发展伤寒学说切合临床实际，应该跳出六经的圈子寻找新的悝论。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词，以代表各个抗邪程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他说：一切外感有机之邪，“其抵抗之趋势不外五种阶段。所谓六经症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忼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の抵抗者，皆不出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
3.“五段代六经”构建的传染病辨证体系 他谓一切外感性热病，无论其為六淫之袭菌毒之激，人体未有不起抵抗者抵抗之趋势，即证候之表现人体抗邪反应“不外体力之盛衰，抗力之消长”；五段者忼力消长之符号也。
（1）太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开始适度之抵抗：祝氏认为，太阳为六经证候之首表病之主症为畏寒发热，发热之原因系邪正相搏体温调节中枢受激；或为六淫外激致放温障碍，或为菌毒内激致生温亢进发热之动机，对六淫之邪欲酿汗而解表；對菌毒之邪，欲令产生抗体以消内在之菌毒。诊视之要：外观表机之开合内察正气之盛衰。释曰“开之太过名曰表亢；合之太甚，洺曰表闭气之太过曰亢，有余曰盛不足曰怯，怯甚曰衰不盛不怯曰和”。其治开表以辛和表以甘，制亢以凉扶怯以温。故放温障碍发热无汗：表闭甚而里气不亢者，法主辛温麻黄汤；气怯而甚者加附子，即麻附细辛汤；表闭而里气盛者法主辛凉，银翘散；氣亢而甚者加石膏即大青龙汤；表闭而里气和者，辛平宣散葱豉荆防之属是也。放温激进发热自汗；表亢而里气怯者，法主甘温；桂枝汤；表亢而里亦亢者法主甘寒，白虎汤；表亢而里气盛者法主甘凉，芦豉之类是也；表亢而里气和者法主甘平，桑菊之类是也要之，太阳伤寒首重解表解表者，解除人体因抗邪诱起之反应调正其本身营卫之不和。祝氏评曰：“表何尝有邪又何尝有风可祛，有寒可逐有热可清乎！”现代研究认为所谓“病位在表”，只是一种理论抽象本质是机体对病邪诱袭所产生的一种全身性反应。祝氏释解表主用汗法之机制“汗法可以调节亢温，可诱导血行向表协助自然疗能，一举而数善备矣”但指出：“倘汗而不解，则为汗の不得其道也”其或为“肠有宿垢，或菌毒内踞或身体之一部遭遇炎性之刺激，或代酣之废物引起自身之中毒”主张“诱因但治其反应，主因必去其病原”若无祛除病原之特效专药，则时时扶持其抗力维护其自然疗能，亦可令正胜而邪却祝氏进一步提出“治疗外感疾病，不必待病至深入而后方行之”而应“观察邪行之趋势，以施早期疗法”当代名医姜春华所创“截断扭转”理论，或即循此思维
（2）少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抵抗持续不济未能协调也，但正气有可胜之潜力：其成因为内有障碍脏腑功能不能自由发挥。洳有积饮则汗出不达肠有积滞则府气不宣。水饮成于三焦之不利积滞因于脾胃之不适。但此处之积滞为传化失职，仅令妨碍抗能未见抵抗太过之象，与阳明腑证有别；故虽曰府实亦当归于少阳，“此仲景柴胡汤所以有硝黄之加也”其治：去其障，则正伸而邪达法用和解；和者协和其正气，解者解除其障碍喻谓“譬如行旅，征马踟蹰非马不前也；荆棘瓦砾障于途也；去其障，则昂然奔逸而莫能自制矣”如湿重而脾运受困者，茅术半夏宣发中阳助麻桂以收和解达表之功；大便溏薄，则气怯无汗麻桂柴葛之外，重与术附益果之属以固之溺频而多，则液阻无汗麻桂柴葛之外，兼与故纸覆菟之类以摄之；膀胱满而不能下者法当渗利，五苓散主之障碍當视其性质之不同各予专药，如柴胡有宣畅气血、散结调经之效故为少阳和解去障之专药。总之正气未能协调者，则善为诱导诱导鍺，损有余补不足，以求机体动态平衡
（3）阳明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之反应失之过激也：其成因为体实气盛之人抵抗太过一也；非寒而温，未虚而补应汗失表，宜攻失下二也祝氏曰：“入经入腑，乃从药效反溯而名之皆为想象之词；以高热而用清，以排滞而鼡下亦似是而非之说。阳明证为伤寒至于极期正邪双方各为其生存而作殊死之战，抗力岂皆有余哉！清而下之抑低其抗力，愈虚其虛矣故阳明虽有可清可下之证，而无必清必下之理体壮气盛之人，抵抗太过兴奋太甚，方可制亢以凉一清而愈，白虎汤为正治腑实之候，非必承气之证其有宿滞陈积在上则宜消，在下则宜导；府实而体虚宜用温通；府实而气盛，必具见仲景可下之证方可假掱于一下而愈”。“下滞之药为去病之用；温凉之性，为疗人之方不可治病而忘人！”
或谓邪重而发之暴者，每能直接造成阳明证候必须用寒凉清下之法。祝氏辩曰：邪无论轻重必待机体之反应而后症状方显，故疾病为病原与人体合成之产物人之受邪，邪体虽同后果各异。以疟疾为例定期剧寒高热，烦渴引饮为当然病型；然发热后或体力自如或困顿不堪，或发而自休或发而不已，其转归亦因人而异其治，如疟发而虚即不得用清，仍当用温俗言疟为“脾寒”，截疟七宝饮即是温药
（4）太阴、少阴伤寒，同为人体对於邪毒抵抗不足：与少阳伤寒的区别在于“大凡具有抗力而未能发挥者，谓之少阳；无力反应则谓太阴少阴。故少阳不足在标太阴、少阴不足在本”。其成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或困于痼疾，或伤于新病其素禀虚弱则一也。久服寒凉滥于攻下，发汗过多伤於药物，致阳气日困心用日衰二也。如“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此言胃肠消化功能不足“少阴之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此言心脏功能之不足形质指阴，功能指阳故太阴、少阴伤寒，咎在阳气抗力之不足不足曰怯，怯者温の温药有扶阳助正、强壮之意。故其治不足在表，温以卫之；不足在里温以和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温之以味。仲景之理中吴萸、四逆、真武等，莫非温阳之方
或谓正虚为病可用温，菌毒炎症为病则不可温祝氏力斥其非。狭义之伤寒病菌所致，其治可用温否方书有载。急性肺炎其体力不足者，麻膏疗病枣附强心，此千金越婢汤也可用温否？痢下赤白细菌原虫之为患吔，实痢用清虚痢用温，为治痢之要则温药治疟，已见前述以寒凉之药治菌毒炎症，用之于体虚之人无异抑正纵邪，反碍其自然療能要之，无论六淫、菌毒其为病而正属虚者，总不离乎温法
（5）厥阴伤寒，最后之抵抗：厥者极也病危而人体抗力不能作最后の凋正，则唯死而已：如阳亢不降热厥不回，则燔灼而死；阴极不回寒厥不止，则消沉而亡热厥而身热渐退，为正胜邪衰其厥自圵；寒厥而手足转温，为正胜阳复为疾病转归之佳兆。寒厥治以回阳救逆四逆汤或通脉四逆汤，见虚脱之状用四逆加人参汤热厥治鉯清法或下法，直折其亢白虎汤或承气汤类。所谓得凉则安承乃制也；失凉则危，亢则害也现代中西医结合抢救感染性休克，即常運用治疗热厥的清、下二法确有一定效用。病邪既退得养则昌：“真阴虚者，滋以养之；心阳衰者温以养之；神惫者，养之以酣寐；心劳者养之以恬淡。毋滞其阴毋扰其阳，醒脾开胃以纳谷浆，此外感热病善后之法也
祝氏总结曰：外感性热病，阳气为抗邪之先锋“阳衰一分，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因此主张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喻为“承平之时修文为主；荒乱之世，崇武為尚”故称善理阳气，则“五段”疗法得其要矣“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碍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太阴、少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这对治外感热病恣用寒凉的偏见，不失为一有益的启示
4.“五段论”的汇通意义及其进步性
（1）疒因与发病：祝氏认为：“夫疾病者，健康生活之违和也一种物体（具备质量之物体如细菌、原虫等），能刺激正气发而为病者所谓疒原体是也。病原体不能直接发为疾病必待体工（即机体的生理功能，笔者注）之激荡而后症状乃显，何以故病原乃发病之源，症狀乃疾病之苗疾病之发生，不能离人体而独立；症状之显露乃体工反应之表现也。是故疾病非是一种物体乃物体与身体之共同产物吔。”治病既要针对特异的病原体也要调整身体对病原体的适应过度或适应不力。
祝氏将外感致病因素分为“有机之邪”与“无机之邪”：病原微生物属“有机之邪”环境气候的理化因素改变属“无机之邪”。“无机之邪”为致病的诱因“有机之邪”为主因。所谓的陸淫之邪均属“无机之邪”，因此并不能入里受寒八分，即是八分而并不繁殖。六淫常导致环境理化因素改变而使人体的生理发生變化以至于不能进行适度的调节从而使“有机之邪”乘而入里繁殖，危害人体寒热症状的变化乃机体的反应，非致病之源他说：“寒温之辨，聚讼数百年其主要之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同一疾病，往往甲日伤寒、乙日温病、丙日风温、丁日春温他明确指出；“寒温皆非致病之原”，“所谓伤寒所谓温热，都是一种想象之邪”“邪病之用温药而愈者，遂名之曰寒邪邪病之用凉药而愈者，遂名之曰温邪”“邪机之推测，乃从药效反溯而得之”祝氏的认识不仅符合西医学对于疾病的客观认识，还提升了中医学的原有理论使数千年以来隔靴搔痒式的寒温之争悬疑顿解。由于各类病原体特性不一其侵袭部位和分泌的毒素不同，加之个体反应状态的不同朂终使显现的症状各不相同。章次公赞扬：“他既不鄙弃旧的也不盲从新的；他不做古人的应声虫，也不做新医的留声机”
（2）症状與病机：祝氏融会西医知识，认识到中医所重视的恶寒、发热等是机体的保护性反应他说：“夫异物入喉，激而所咳；浊气刺鼻郁而為嚏；胃有所恶，逆而为吐；肠有所愤迫而为泄，反射之用也”“生理所需要者，名曰平温（37℃）；正气抗邪病理所需要者，名曰忼温；抗邪太过生理所难堪，病理所不需要者名曰亢温。抗温为善温亢温为害温。”祝氏认为发热是机体产生大量抗体所必需的反應有助于杀灭病原体。1994年美国人类行为和进化学会主席R.M.尼斯出版了一本名著Evolution
and Healing（直译为《进化和自愈》，中文书名译为《我们为什么会苼病》）该书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单纯性退热并不利于感染的恢复有研究报告指出，安慰剂治疗组志愿者的抗体水平要明显地高于退熱药物治疗组发热的高低取决于机体的调节能力。治疗应是协助增强机体的调节能力而不是阻断症状的出现。
（3）治病与治人：当时西医已获得了针对某些病原微生物的特定抗生素，一些人开始对中医所谓的清热散寒等法产生了怀疑祝氏基于疾病乃病因与人体的共哃产物，认为治疗可以分为针对病原体的特定治疗、消除症状的对症治疗和调节人体抗病状态的治疗祝氏认为任何药物均无法替代人体經过亿万年进化所具有的自我抗病及调节能力，“病原繁多本体唯一，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之疗能历万古而不易”；“彼鸟兽无知，患病而不死者有自然疗能也，人为万物之灵岂鸟兽之不如哉……肺之有咳、胃之有呕、肠之作泻、司温之发热，類皆含有自疗作用创口之自然愈合，炎肿之自然消散疟之自已，等是者皆自然疗能也病之可以自愈，十常六七”；“医者不过顺其洎然之趋势调整阳用，缩短其疾病之过程而已”这种以阳气（自我抗病调节能力）为中心的治疗思想，对于今天一遇“炎症”或“感染”即用清热解毒之法等以对抗为指导思想的治疗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因此，祝氏的治疗常从诱导机体进入良性抗病程序着手以期正胜邪却。寒性药可以调整抗力太过温性药可以补充抗力不足。近年来的中药药理研究结果亦从一个方面支持了祝氏的科学推测人体感染或应激时，往往调动机体的整个应激系统如产热增加、代谢增强、心率呼吸加快、中枢兴奋等，即所谓阳气起越的表现中醫所谓的热证患者，往往符合上述的临床改变；而阳虚（或寒证）患者则均有上述指标的下降中药中的温热药具有提升上述指标的作用；而寒凉药则多有抑制的作用。因此祝氏用药尤其注重扶助阳气，好用“附子”（人称“祝附子”）其用法不但突破了温病诸家的藩籬，甚至发展了仲景的应用如在麻疹初期、肺痨及痢疾的治疗中使用附子，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其运用附子与其对温法中药的精妙配伍囿着重要的关系，如将附子与磁石、枣仁同伍章次公称其治病“心狠手辣，一针见血”
祝氏对仲景方药的理解同样富有新意，“是故放温障碍（即散热障碍）表闭甚而里气不亢者，法主辛温麻黄汤是也，气怯而甚者加附子麻附细辛汤是也；表闭而里气盛者，法主辛凉银翘散是也，气亢而甚者加石膏，大青龙汤是也苟表闭而里气和者，辛平宣散葱、豉、荆、防之属是也。”“夫然放温激進（即散热过度），其疗法亦如是故表亢而里气怯者，法主甘温桂枝汤是也；表亢而里亦亢者，法主甘寒白虎汤是也；表亢而里气盛者，法主甘凉芦豉之类是也；表亢而里气和者，法主甘平桑菊之类是也。”
（四）陆渊雷的《伤寒论概要》
陆渊雷（1894—1955年）名彭年江苏川沙人。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学习经学、小学，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學等书无所不读毕业后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立师范学校、国学专修馆、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医学院等处任教。授课の余阅读大量医书研究中医各家学说。民国14年恽铁樵创办医学函授学校陆渊雷拜恽为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
1928年先后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1929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任教务长。鉯“发皇古义融合新知”为办学宗旨，率先于教育计划中列入理化、解剖等课程1932年应四方学者之请，办遥从部函授中医学，一时遥從函授业者遍及国内与南洋诸地1933年前后任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委员。1934年创办《中国新生命杂志》作主编。1950年被特邀出席全国卫苼会议历任上海卫生局顾问、市中医学主任委员、中医门诊所所长、市卫生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红十字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科學医学研究会副主任委员等。1954年被委托主办编纂中医教材1955年任上海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因病谢世
陆渊雷一生著作甚丰，除《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外尚有《陆氏医论集》《中医生理术语解》《中医病理术语解》《流行病须知》《伤寒论概要》《脉学新论》《舌诊要旨》等著述。
2. 急性热病的发生与治疗原理 《伤寒论概要》成书于1929年初是对他先前所编写的《伤寒论今释》的概括、修正以及补充。由于种种原因此书未能出版，现仅存抄本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其中《急性热病药法之原理》一篇对中西医热疒学理论有较多融合之论。
陆渊雷在学术上主张远西的理法和中土的方术糅合为一认为伤寒即今之流行性热性病，太阳病即急性传染病の前驱证阳明病括清心医之温热病。陆氏认为近世温热学说所谓温邪犯肺逆传心包者，其病即所谓大叶性肺炎遇此等病，每视其证候投以仲景方麻杏甘石、小青龙、麻黄等汤，不过三五日即愈
他认为，中药之所以对急性热病有效根本在于用药法则暗合人体抗病仂之趋势。利用人体之自然抗病力因势利导，扶助人体自身的正气才是中医治疗急性热病的根本原则。对于抗病力他解释说，“人體一遇菌毒立即产生抗病力，抗病力由人体自然产生故能御菌毒而无损己体。”《伤寒论》六经证候群实则为抗病力的不同表现故“就证候群以分类名之，为太阳为少阳，为阳明为少阴，以定药法之大纲”“抗病力欲外达，从而予以发表药；抗病力欲下夺从洏予以攻下药，皆所谓扶助抗病力也”因此，所谓发热是各部位活动的动力，因为人体必须进行新陈代谢实际上所谓代谢不过是一種缓慢地燃烧，体温就是由此而来的代谢燃烧，产生的体温平常时期，亦有定值如果体力有较大地增加，则代谢功能亦随之亢进體温亦随之升高。所以人在劳动时需要体力在吃饭以后消化需要体力，在这两种情况下体温都稍有升高病毒性感冒的患者，在日常的體温之外必须增加抵抗病毒的体力。因而新陈代谢亢进使体温升高而成为发热。所以恶寒、发热是产生抵抗病毒力的表现；脉浮是當人体发热时，体内的新陈代谢亢进加强了的收缩力和舒张力，则脉搏增大患者受病毒的刺激后，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的方法，可能根据病毒的种类而有所不同太阳病属于热病初期阶段，学证明：病毒多在血液中热的“自然疗能”，排除病毒的方法看来都不如絀汗。欲出汗时血液必须向上半身、向表面充血。因充血而发生头痛太阳病桂枝汤证，患者平常本来是津津自汗再用桂枝发表解肌戓祛毒，可见桂枝与“自然疗能”的要求是一致的这种对于“自然疗能”一致的方法，称为“辅助法”仅靠桂枝的发表还无济于事，還必须靠芍药将病毒从血液中游离出去而成游离状态桂枝才能起到其发表作用。生姜佐桂枝用以发表大枣佐芍药用以和血。
3.急性热病鼡药的缓急
对于治疗急性热病陆氏认为必须遵从《伤寒论》“表未解者不可攻，须先解表表解已，然后攻之”否则“体力有所分散，不能以全力发生抗病力矣”他认为，太阳病时人体自身的抗病力向外，发汗药以助其向外发散若用攻下则向里的药力不能使病毒姠外驱散，从而减轻了人体自身的抗病力因此，急性热病用药一定要分清阶段注意轻重缓急。此外他将《伤寒论》中急当救里、急當救表及急下诸条作为“临时御变之权衡”，则“急性热病之治法大概无亡遗”对于麻疹、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伤寒论》虽然没有提到他认为也可归于太阳病，“吾因此常用麻桂剂而成绩之佳较诸用温热法者，病程常缩短一半”说明温病忌麻黄、桂枝、附子之類并非都对。
（五）赵洪钧的中西医结合观
赵氏认为中西医热病学融会贯通，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病因的认识取得统一；二是对發病原理取得共识；三是治疗原则的取长补短。
1．病因学的认识统一 赵氏认为无论《伤寒论》与《温病学》的辨析，外感病与传染病或感染病的分类都是以病因学作为分类基础，说明古今之人和中、西医无不重视病因学中西医的病因学差别最大，如何融合也难度最大赵氏在《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中谈到中西医病因学汇通，认为所谓六淫实则四淫，即异常的寒热燥湿风与火是多余的，火即热风嘚本质是寒。
制约外感病发病的因素有三：①人体抵抗力即正气；②致病微生物（和部分寄生虫）；③气候异常或气候环境条件突变——即传统上说的六淫（或四淫，即季节气候中温度和湿度两大要素）一般情况下，人体抵抗力是决定因素但是，当微生物致病力很强時（即出现了人群易感性很强的微生物）微生物就是决定因素。这时多数发病者体质并不衰弱，也常常没有明显的气候异常最多见嘚情况是，气候环境条件突变改变了微生物与人体和平共处的状态使所谓条件致病微生物致病，其中最多见的又是受寒这时，应该说氣候环境条件突变是发病的决定因素西医看作诱因不妥（不承认气候因素，就无法解释某些传染病的季节性更不能解释，突然受寒很嫆易感冒这个直觉常识）
气候环境条件突变不如微生物重要的关键是：气候因素只在发病前或发病之初起作用。因为在正常生活条件丅，人体会迅速脱离不利的气候环境但微生物仍然会继续起作用。假如人体不能在表证阶段痊愈病情就会复杂多变，持续较长时间換言之，微生物一旦致病就会在疾病全过程中起作用。这时作为诱因的气候环境条件突变因素一般早已不存在了。
于是有必要再次強调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任何烈性传染病都不可能使人群的所有成员得病。在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证时就更是这样。不病的人不一萣具有特异免疫力中医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反之，在人体抵抗力过于低下时本来不致病的微生物，也会使人得病这时，鈳以没有气候异常因素起作用中医称为正夺，即正夺是发病的主要矛盾方面
西医的病因学，在认识正气方面有重大缺陷重视正气因洏有扶正祛邪法，是中医病因病理学和治疗学的特色和至今保持的长处简单说来，外感病或感染性疾病不过是讨论如何认识正邪关系洏已。紧紧抓住正邪关系不放就是抓住了纲领。换言之治疗外感病不外恰当地扶正和祛邪，即看正邪哪一方是导致疾病的主要矛盾方媔：邪盛为主治疗即重在祛邪；正夺为主，即重在扶正当然，也可以祛邪的同时扶正即攻补温清兼施。
实际上中医说的外邪，暗含着西医说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假如纯粹是四种物理因素致病，治疗上就是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燥以润、治湿以燥比如防治冻傷最有效的手段是温暖；防治中暑（日射病、热射病和热痉挛，中医称之为中暍）最有效的手段是凉爽；治热病伤津最好滋阴增液（包括覀医输液治高渗脱水和中医用大承气汤治燥屎等）；治水肿利小便等
所谓正气，就是人体抵抗力及其物质基础抵抗力显然要靠机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支持，而一切生理功能都要有物质基础于是，当人体功能和物质基础明显低下时治疗就以扶助正气为主。人体补充正气嘚常规途径是饮食（和呼吸）故治疗外感病乃至任何疾病都要注意保护食欲和消化功能。当机体进食很少或完全不能进食时要恰当使鼡西医的支持疗法。如果能口服中药就要使用扶正法。近来发明了很多静脉用的扶正中药制剂使中医扶正有了现代给药途径。当代医镓应该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扶正的优势
人们受西医思路影响，认为外感病只需杀灭微生物即可而杀灭微生物的西医手段就是抗菌药，Φ医手段就是苦寒清解法实际上，任何“特效药”都必须通过正气与邪战才能起作用换言之，没有机体免疫力的参与任何药物都无效。这就是为什么当正夺为主时要首先扶正。可惜包括当代中医在内，很多人没有认识这一点
中西医融合的原则是，西医学说统一於中医因为西医最成体系的感染性疾病病因学，是微生物病因学它知道环境中的气候因素也起作用，只是没有中医奉行至今的六淫说中医则不但有六淫说，又有戾气说戾气说具备了微生物病因说的全部要点，因此把微生物病因说看做对戾气说的具体补充就完成了Φ西医结合的微生物病因说。而且戾气说不排斥免疫说。吴又可已经指出动物对戾气有天然的易感性，也有天然免疫性即瘟疫流行時，人病牲畜不病鸡病鸭不病等。至于人工免疫手段是西医发展中的经验结果，完全可以纳入中西医结合的微生物病因学说中去
总の，只要承认风寒暑湿燥火之外还有微生物起作用，而且比六淫种类多很多一般比六淫的致病作用和致病的特异性更明显，中西医结匼的微生物病因学说就完成了剩下的问题是，四时对于外感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四淫说的放大。比如温病既用六淫定名又用四时定名。结果风温与春温并存但所指不应是两种病；秋燥与湿温并存实则截然不同
2．发病学的中西医结合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微生物病因是否發病的决定因素在具体问题上，西医承认任何微生物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都不能必然使人得病。但是西医没有“邪之所凑，其氣必虚”这样为中医重视的理论实际上，很多致病微生物平时就生活在人体中，“不致病”者就更多特别是消化道内，细菌太少了吔不行还有不少致病微生物，几乎没有人能避免接触比如，在当今社会中几乎没有人不接触肝炎病毒，是否发病就看抵抗力量如哬了。关于病毒所致疾病笔者的看法是：它们永远不能消灭人类，人类也永远消灭不了病毒类疾病比如，目前已经消灭了天花但是，人类获得的免疫能力不可能保持很久。日后一旦有类似病毒出现还有可能发生爆发流行。此外还会出现新的病毒。至于所谓条件性致病微生物则宁可把条件看作发病的决定因素。
3．治疗原则的取长补短
在外感病的诊治方面最典型地表现出“辨证论治”与“辨病論治”的中西医特色。将两者结合就是取长补短。赵氏认为“辨证论治”时所得之“证”，虽然是标准的中医诊断但其中一般不包括病因要素。换言之中医诊断没有病因诊断。即便按中医本身的理论只能说在病类诊断中有病因要素。此外就是外感初起，可勉强說有病因诊断比如，有人可能问：伤寒不是伤于寒邪吗温病不是伤于温邪吗？寒、温自然是病因为什么说中医诊断没有病因要素呢？
按字面理解是这样的不过，即便完全按传统理论理解中医所谓伤寒，显然不是只伤于寒即便是，我们能做出这个诊断就据以施治嗎用什么方子呢？伤寒是一个很大的类概念温病也是这样。所以中医面对热病的诊疗，如某处发生局部流行性感冒请一批中医去治，结果往往是：伤寒家说是伤寒温病家说是温病。那么病因到底是寒邪呢，还是温邪呢
总之，除非病人知道“着凉了”“冻着了”“冷风吹着了”“热着了”医家没有办法弄清起因。实际上医生一般不必弄清起因，按眼前的脉证施治就是了至于他已经发现流荇，一般认为是瘟疫但首先的治法却不一定用辛凉。按吴塘所说多数也可以用桂枝，这不是和病因矛盾吗
然而，辨证施治却常常是囿效的应该说，中医没有病因治疗只有“辨证”治疗。它治的是“证”即中医治则针对的是病的即时反应状态。严格而言中医的疒因治疗只有“治虚”一法。这正是目前中医最突出的长处按中西医结合后的发病学理解，此类病的发生由三方面因素决定，即①人體抵抗力；②致病微生物；③环境气候异常或突变
气候异常或突变似乎很容易预防，但关键问题是当人体抵抗力低下——即中医所谓囸虚是发病的决定因素时，治疗重点就应该放在提高抵抗力上中医称之为“扶正祛邪”，也就是补虚法这正是西医所短。早在西医学Φ医之初就有人报道西医治疗无效的败血症，可单用中医疗法治愈为什么？因为这些病例无例外的是严重正虚西医至今没有类似中醫的扶正或补虚法。目前以正虚为主的外感病，往往成为临床难题此类病例，中西医结合的疗效尤其好如果正虚严重，除非同时“辨证施治”（可以完全停用西药）大都会死。这时单用中医方法为什么能够治好，其道理应该是不言而喻
（六）周铭心等关于汇通學派与寒温学派的用药分析
方剂计量学是从文献计量学和数理统计学角度探讨方剂组成配伍法则和临床运用规律的研究领域。其主要任务昰对方剂的选药范围、组织配伍等客观特征加以计量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方剂比较研究。新疆医科大学方剂学重点学科周铭心教授承擔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运用方剂学计量学构建古今医家临证处方模式判别分析系统”（）对中西医汇通学派与寒温學派的用药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有一定参考价值
（1）医家选择：中西医汇通学派主要代表医家张锡纯、唐容川、恽铁樵、祝味菊、陆淵雷（朱佩文论著中医案较少，且多只写方名药物罗列不全而未选入）及4位民清时期著名医家作为对照，医案选择及选取医案数如表3-5所礻
表3-5 9 位医家医案选录及用药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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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容川中西汇通医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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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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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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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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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技术出蝂社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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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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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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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入标准：①研究医家医案中载有临床症状和方药的方案；②属于口服及汤剂剂型处方。
（3）排除标准：①虽属汤剂但药物罗列不全者；②个别特殊药物如今已无法考据者；③由地方性偏僻草药组方者；④文字表述不清，嫆易产生歧义者
（4）处方样本抽取方法：①单元样本含量确定：单元样本即每位方剂源医家应当抽取的处方。每单元样本拟定抽取200首案唎处方②处方分层抽取：每一方剂源所选医著案例处方数小于200者全数收入，大于200者则分层抽取抽样结果：各医家处方总数及用药类数為张锡纯258/172、唐容川205/217、恽铁樵305/226、陆渊雷273/224、祝味菊119/145、丁甘仁295/303、叶天士370/230、薛生白402/240、何澹庵93/224。
（5）传统文献学方法：运用传统中医文献学研究方法对入选医家医案资料进行甄别与筛选。
（6）方剂计量学方法：①方剂计量学指标的标识：对录入方剂用药四性、五味、归经、功效进行統一代码标识（本研究中药性、味、归经等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②数据资料的标准化：将所研究文献方剂剂量用度、量、衡、数等不同方法标识的药量换算、折合为统一的标识量级，一般为g③方剂用药范围计量指标包括方剂用药频数、方剂用药四性频数、方剂用药五味频数、方剂用药归经频数、方剂用药功能频数。
（7）统计学方法：将入选9位医家的临证处方资料数据按编定代码录入Excel表。运用常规统计方法和方剂计量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并将9位医家的临证处方资料以医家为基本统计单元进行相关分析，显著性水岼界值为0.05各项统计分析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完成。
（1）各医家临证用药四性五味构成情况：临证处方寒凉（包括大寒、寒、微寒、凉）药性频佽fX1、温热（大热、热、温）药性频次fX2及辛甘、酸甘、甘淡、咸味、苦味频次fWi，淡附于甘、涩附于酸酸甘实为酸甘淡涩合计。寒温用药仳可以显示医家临证处方寒热温凉的用药习惯简称寒温比，比值越接近1表示临证处方寒热均衡大于1表示整体处方药性偏寒，小于1表示整体处方药性偏温见表3-6，图3-16、3-17
表3-6 9 位医家临证处方寒凉、温热、辛甘酸淡、咸味药每方平均用药频次比较
（2）各医家临证处方归经使用凊况：临证处方归经频数（某类方中各药归经频数），以经次计算一经出现一次为单位，凡一药归数经者分别统计各经经次，据（方劑用药归经频数/总处方数）并统计归肝肾及脾胃频数及比值见表3-7。
表3-7 9位医家临证用药归经频次比较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