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建国后历次运动真相之八：四清运动与毛刘分歧》【赤色黎明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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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建国后历次运动真相之八：四清运动与毛刘分歧》
3）第三股风气，单干所谓黑暗风，也就是一种经济调整政策。所发翻案风，也就是政治纠纷而已。真正触及到国家根本的还是第三种风气，单干风。七千人大会虽然开的相对成功。但是政策下达并不及时。西楼会议上制定一系列策略，仔细分析一下那些策略，也都是纲领性的东西。所谓纲领性的东西，就是那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向左或者向右都可以，解释权在最高层。最高层的德胜同志没怎么表态。地方来不及细化。加上大会上解决左倾问题，很多之前被打成右派被平反。这些被平反的人和曾经打倒他们的人本就不对路，个人恩怨和见解纠缠不清。一部分往东，一部分往西，大家也不清楚中央究竟向左还是向右，要形成合力并不容易。对于想干事的官员来讲，最怕就是这种情况——一团乱麻。想在政策路线不明的时候解决问题，根本就是狗咬刺猬无处下牙。当官也难啊！这个时候政府管理力度下降。老百姓自然按照惯性生活。老百姓惯性生活，就是数千年以来的那种生活状态：弄几亩田种一种，养点牲口种点菜啥的，然后老婆孩子炕头热。大家再也不愿意去公社过集体生活了，再也不愿意去吃公共食堂了。就按照之前政策放出来的口子单干了。转瞬之间就形成一股风气，曰单干风。啥叫单干风呢，就是原本吃食堂，现在在自己家吃饭；就是原本大家一起种地，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各种各的。农民生活方式又回到土改之后那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大饥荒比较严重的地方，比方说安徽，百分八十的土地都分了。共产主义讲集体的，单干，呵呵，大家都懂得。老百姓一单干，三面红旗名存实亡。德胜同志能容忍么？不仅德胜同志，胡必成同志陈会计心里都在敲边鼓。七千人大会之后，德胜同志继续外出巡视，同时派秘书田家英外出调查。调查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情况正在好转，二是大家正在分田分地。田家英回到北京之后，德胜同志不在，便向胡服同志做了一个汇报。田家英的行动非常准确及时。不但行动准确及时，而且思维活动准确及时，包含一个大胆的想法——包产到户合法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提法。为了这个了不起的提法，了解一下这个了不起的人。田家英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人，一介书生。十五岁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由于思想活跃，经常给报社写文章。那个知识分子匮乏的时代，田家英在延安相当活跃，活跃到得到德胜同志的亲睐。毛远仁回国，中文不咋样，需要中文老师。二十六岁的田家英去德胜同志家搞“家教”，给毛远仁当老师。两年之后“家教”转为德胜同志秘书。田秘书年轻力状，记忆力超强，且行事谨慎，深得德胜同志赏识。比方说德胜同志写诗，引用某个警句却找不到出处，不用亲自搜索，只要找田家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百度。此外田家英还管很多事，包括德胜同志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田家英给德胜同志的帮助，比毛夫人还多。因此田家英和德胜同志的关系极为亲密。后来号称大笔杆子的陈伯达，想要探听德胜同志的动向都要请教田家英。如果田家英机警圆滑，向前任陈伯达学习学习，应该非常有前途。然而很遗憾——田家英是个书生，一个可贵的书生。书生，意气风发，不懂隐藏，更不懂隐忍。当书生认为领袖正确时，书生气会从正面发挥作用。便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领袖的世界里。战争年代，田家英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精力、智慧用在照料德胜同志身上。比方说，刚进城时，德胜同志书籍并不多，几年之后，在田家英的细心料理下，便有六位数藏书。当书生认为领袖不正确时，书生气便从反面产生作用。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等人就赞同彭得华的主张，差点右派了，被德胜同志特意给撇开：“不要把我的秀才都挖走了。”吃一次亏应长一次乖。田家英不是，三年之后更进一步，直接赞同包产到户了。对错且不论，敢于坚持独立表达观点，尽了知识分子本职（对比康生陈伯达简直是云和泥）——这就是田家英可贵之处。世界需要这种敢于独立表达观点的知识分子，而非那种号称知识分子却整天唧唧歪歪啰嗦不停、一见到利益马上就像看见鸡蛋裂缝的苍蝇。关于田家英还有很多话题，关于他的死也是众说纷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领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与田家英视同父子的德胜同志最后抛弃了他，这些我们留待以后再说。书归正传。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合法化。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仅仅是田家英一个，286、陈会计、邓子恢应该也说过，也就是主张“要退够”。对此胡服同志并不陌生。胡服同志一听田家英报告，竖起大拇指，赞同。田家英问：“胡服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胡服同志说：“可以。”田家英这一问非常有意思。他是德胜同志的秘书，又是德胜同志派出去调查的。观点是他自己的，本来就应该向德胜同志汇报。为何询问胡服同志可不可以报告德胜同志？应该解释为，此刻的田家英已经在思想上向胡服同志倾斜。如果是他个人态度，跟德胜同志私下说说，德胜同志估计会对他批评教育一番了事。经过胡服同志赞同之后，也就相当于得到胡服同志的认可。胡服同志是国家首脑，不便轻易发表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才拿出来。田家英这一问实际是在提醒胡服同志：德胜同志可能不同意。德胜同志回到北京之后，田家英去汇报。德胜同志没说啥，但脸上写满了阴云，然后凝固成雨滴。很明显，不赞成。而田家英级别太低了，跟田家英说没任何用处。接下来德胜同志和胡服同志见面了，地点是在中南海游泳池。据王光美和刘源的《你所不知道的胡服同志》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德胜同志游兴正浓。胡服同志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胡服同志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会计、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德胜同志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德胜同志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胡服同志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德胜同志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胡服同志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德胜同志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这段记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二人的心境和难处。两个人站在三面红旗下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均感到相当棘手。德胜同志问胡服同志为啥没顶住。问题不在于是否顶住，而在于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政策怎么实行，德胜同志心中并无成算。胡服同志更有趣了，直接说什么不违背组织原则，明显顾左右而言他嘛。在德胜同志一再追问下，胡服同志终于道出心底苦衷——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应该是胡服同志心底的话。不是想走到德胜同志的对立面，实在是承受不了历史重压呵！所谓战友也罢、领袖也罢，在历史的污点面前都不再那么重要。这一切应该在湖南考察的四十四天里形成的吧？德胜同志也平静下来，何必呢，争吵无疑，那就静待未来吧。此次会见不久，德胜同志终于亮出来自己的底牌。翻开德胜同志的底牌之前，交代一下勇敢的田家英的结局。田家英看陈伯达等人不爽，陈伯达等人看田家英也不爽。既然不爽，那就等机会吧。看看谁先露出破绽。僵持到最后，田家英因为书生气败给了陈伯达等人。田家英的书生气在三年之后发挥到淋漓尽致。六五年，田家英随德胜同志在长三角地带，此时德胜同志正在策划文革。十二月八号，田家英随德胜同志从杭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解决罗其荣问题，打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枪。十二月二十一号，德胜同志回到杭州，召开“秀才”会议。就是找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几个人开会。这是这几个人最后一次以同志身份团结一致（表面上）听从最高领袖训示。从此之后就壁垒分明，天各一方。若干天之后，艾思奇病逝。若干天之后，田家英自杀。若干天后，胡绳挨批，若干年后平反。若干天后陈伯达和关锋升天，若干年之后又掉入地狱。此次会议德胜同志谈及两篇文章：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德胜同志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得华的官，彭得华也是‘海瑞’。”——这句话要了田家英的命。
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向李云鹤报喜。因为批《海瑞罢官》是李云鹤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的，发表之后受到以傅懋恭、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因此德胜同志的话就成了李云鹤的喜讯。德胜同志的话只是口头谈话，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整理一通宵，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德胜同志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因为田家英不仅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得华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事实上，德胜同志此次谈话的杀机就在这几句话中。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一个秘书竟然敢随便删改领袖谈话，说不好听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意见归意见，也不该这么干。特别是山雨欲来之时，对手虎视眈眈欲处之而后快之时，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相当于把自己推入火坑。李云鹤和陈伯达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污蔑、报复、审查都来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号，田家英上吊自杀（是不是自杀疑点很多），年仅四十四岁。田家英是一个可贵的人，拥有可贵的书生气，遗憾的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更遗憾的是田家英选错了行业，他的政治嗅觉太迟钝了，得到这个可悲的下场也在情理之中。
（5）级斗争的思想基础那个时代的人知道阶级斗争残酷么？答案是知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如果不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大家也没机会当领导。那个时代的人想要阶级斗争么，不想，当领导多爽啊，何必要去斗？都不傻么。那么阶级斗争为啥还是诞生了呢？答曰，因为必须诞生所以诞生了。阶级斗争比洪水猛兽凶猛，但绝非天上掉下来的洪水猛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有这样一个新闻，说一个很有钱的丈夫杀了自己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妻子然后自杀。一听这个消息，大家就觉得纳闷了，为啥子呢？好吃好喝好玩好好生活不好么，何必寻短哩。然后大家了解更多：原来这个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女人不想要男人了，要离婚。一部分人长出一口气：啊，原来这样！男人行为可以理解么，虽然太极端了。然后大家又了解：女人所以不想要这个有钱的男人了，是因为男人已经四十多岁了，还离过婚，有孩子，而且可能还搞过外遇，而且还想把年轻漂亮有名气的老婆严格看管起来。这样一来，大家自认为了解全部，全然忘了他们当初结合时也有过恩爱和甜蜜，矛盾一点点积累，分歧慢慢浮现，最后才闹得不可收拾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阶级斗争固然残忍，却是以温柔的脸孔出现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啥叫社会主义运动呢，就是叫大家不要当修正主义或走资派。为了文章接下来的叙述不至于落入厚黑陷阱中，这里先澄清一下当时观念中，社会主义和资修的区别，大概对比一下。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为人们服务；资修用人民的权利给个人服务。行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领导应该积极奔走，当好人民的好公仆，用自己的积极性帮助百姓富起来；资修领导呢，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公仆，自己抓钱抓权抓美色、吃香喝辣。道德角度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官吏应该用自己的血汗养肥百姓；资修相反，用百姓的血汗养肥自己。概况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官，要不怕苦不怕累，有事冲到前面，脏活累活干完，带领百姓实现国富民强。如果做不到，那肯定是有问题。有问题就要好好教育。这个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赞同这一点，所以即使一部分人意识到猛烈的运动即将也找不到理由反对，就跟着赞同了。就是说当社会主义的官是吃苦受累的，这个观念和千年以来官本位思想相反。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先看看，为啥要这么着，就是说为啥要对官员提倡这个作风。一提起阶级斗争，大家以为那是德胜同志一个人搞的，全天下都反对。还真当德胜同志神了。阶级斗争能搞起来，是因为当时有深厚的事实基础，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俱在。从思想上讲，共产党人普遍观念：咱们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不容易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这局面。他们是咱们的前辈，他们是咱们的战友，他们死了，没来得及看见最后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白死，因为红色政权终于还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们，幸运的人们，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希望，继承了他们的理想，好好为人民服务是吧。他们的理想也是咱们的理想，咱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的理想。不管是死去还是活着，咱们的理想都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让咱们这个疲惫而衰老的民族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上。从咱们祖先到现在已经数千年了，生生不息，中间有过光辉和耻辱。光辉的部分和耻辱的部分都写在史书上。咱们希望后人回忆这个时代，弄够回忆到咱们的血性和辉煌，正如咱们回忆祖先的血性和光辉。咱们是一个古老种族传下来的一群人，曾经站在世界之巅，没有理由一直衰落，咱们要重新站起来。虽然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保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再次自立。然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政治和军事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永远都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咱们共产党人的梦想也是这个。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前提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么，物质决定意识么。没有物质基础的梦想永远只是乌托邦。现在建设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肯定是中间某个环节出现了错误。而且不是小小的环节，一定是这个团队在思想上出现了大漏洞。那么就应该把这个漏洞堵上。怎么堵呢，共产党人不信神鬼只重实事求是，那就只能是教育了。那就社会主义教育吧。正因如此，当领袖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即使有人预感到将要到来的政治风暴，却也找不到反对理由。因为那一代人也运动，也斗争，但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是梦想，而非现实利益。这就是那一代人领导的党和其他党不同之处。然而他们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群众挨饿，干部待遇虽然和如今没得比，却比群众好。教育，已经是最为温和的口实了。听到教育这个词，不少人还是心惊胆战。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也是以学习开始的。早期的教育或学习，都是在运动中体现的。延安整风整体大方向上对整个党组织有利，虽然错误批判了一些人，并没有对整个组织体系造成致命打击，因为共同敌人存在，生存环境险恶。如今有了政权，敌人看不见了，却极为危险，因为敌人是客观规律。那一代共产党人对血肉横飞的场面很熟悉，对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蒋介石及国民党都熟悉，对客观规律却不熟悉。既然教育，那就教育吧。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了。如果仅仅思想教育，通过一系列开会再开会解决问题，也就算了。任何思想最终都要通过实践表达出来。要从实践中看看教育成果。六二年冬到六三年春，德胜同志外出视察工作，去了十一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他们在干吗呢，在解散食堂、分地，在残破的三面红旗上划口子。这个过程现在已经被美化了，中间也有很多缺陷。所谓经济调整，也就是权力和资源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某些人得利，多数人吃亏，就像现在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一个道理。当年的调整和现在调整某些方面很相似。现在调整被说的天花乱坠，当年调整引发了一些政治灾难。区别只在一个强力领袖，就是德胜同志。德胜同志在，绝对不容许那种情况出现，就用强力阻止这个状况。德胜同志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决定来点实际的。既然思想教育不管用，那就来点实际的吧。那就查一查账目、清一清仓库、过一下账本、弄清楚如何分工的，看看究竟谁占了便宜还卖乖、谁无视国法党纪、谁占有了公共资源，一句话，查一查谁他妈该死。这就是所谓小四清。
（6）小四清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在困惑，当时好好的调整局面，怎么又回到斗争路线了？那就是调整时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现象。胡服同志为首的一批人搞经济调整，确实收到很大效果，基本上告别了大饥荒烂摊子，但也制造了负面作用，就是产生新的不公平。新的不公平为何会产生呢，原因是必然产生。三面红旗的基本精神就一个，那就是追求公平，即通过集体劳作生活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如果说这个追求有缺陷，两个，一是过于急功近利，即大跃进；二，人性是自私的。也许未来某个时候，生产力达到相当程度，人的认知水平达到相当程度，三面红旗中蕴含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可以部分变成现实。半个世纪之前是不可能的。然而半个世纪之前的人认为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最终惹来了大饥荒。大饥荒固然残酷。然而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依然认为这个理想可以实现，只是操作方式出现了失误。于是胡服同志为首的人决定调整。本来是以公平为原则的，调整，即偏离公平。所以胡服同志的工作必然偏离奉行的政治观点。举个例子，现在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既得利益者必然是部分领导，以及和部分领导有关系的少数人。之前那些靠国有企业吃饭的职工只能领一点点补偿金下岗回家，然后眼睁睁看着物价飞涨。积极一点的想办法再就业。消极一点的整天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曰世道变了。半个世纪之前，人民公社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这个企业由德胜同志亲手缔造的，核心部分就是公共食堂。现在这个巨大的国有企业解散，当然要查一查各个环节。怎么查呢，就祭出共产党人的法宝——开会动员吧。六三年五月份，德胜同志在杭州开会，经过一番论述教育之后，颁布了一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两个月后，中央又搞出一个十条文件，简称《后十条》。这两个十条起草期间，胡服同志在国外访问，没有参加研究讨论。即使他在国内，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前十条》是德胜同志主持的。《后十条》是286、谭震林主持起草的，由田家英组织的起草班子，应该是符合中共中央政治局整体认同。奇怪的是，德胜同志主持的《前十条》还在讨论解决细节问题；而《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再一次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此可见，至少在六三年，286的思想还不成熟，和后来改革开放时代的总设计师还不是一个人。这两个文件不算长，转过来就太长了，简述一下吧：一，农村之前贫困，现在问题在好转，表示政策是对的。但是仍然遗留很多问题，而且问题巨大。巨大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因为阶级敌人还在。一部分同志对阶级斗争麻痹大意，认识不清，现在必须清醒起来，去发动百分九十五以上干部群众对付阶级敌人。二，指导思想就是在德胜同志思想指引下，以《农业六十条》和《十条》为纲要。大体上分为三步走：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三，理论说的天花乱坠没用，要执行，就要有一批队伍。十条里给出建议，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地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　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一句话，这个组织要注意它的群众性，也就是大多数。指导思想有了，纲领也有了，要对那些现象进行斗争呢。根据报告罗列，现象如下：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做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这些现象就是四清基础。客观说这些现象存在么？存在。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现象啥时候灭绝过么？当年秦始皇强力建设国家机器，没能解决这些现象。之后朱元璋把屠刀磨的油光发亮，没能解决问题。到如今这些现象已经半公开化。历史车轮不会因为德胜同志在就走上另一条轨道的。在德胜同志那时代程度还算比较轻的，至少没有黄赌毒施虐，不会在任何一个城市里，一公里之内就能找到色情场所；不会出来火车站就看见红灯区。又扯远了。毫无疑问，德胜同志也是一个铁腕人物。在德胜同志铁腕下，这些现象如何诞生的呢？说起来并不费解。因为凡是资源调动的地方就有不公。食堂解散了，要把锅碗瓢盆分给百姓。分的过程中，难免不均。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何况当时既贫又不均。锅碗瓢盆本来就是从老百姓手上收上去的，办食堂时丢掉一部分，炼钢时又丢了一部分，现在再分，肯定不够用了。当时轻工业水平又跟不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领导吃饭都要用锅，洗脸要用盆。领导之后是和领导关系近的人。然后是领导看起来顺眼的人。剩下一部分贫民百姓肯定是没得用了。胡服同志回湖南调查时，就发现一部分人没处住，没办法只好把老房子贡献出来。全国有那么多村子，胡服同志只有一个。这还是小事。主要是分地。分地过程中，每个村子里土地肥沃程度不等。大家自然想要沃土，贫瘠土地没人想要。在那个肥料贫乏年代，庄稼靠土地自然肥力。一块沃土一年多收一百斤水稻或者小麦不在话下，而上缴的公粮或税收都一样，大家自然就有纷争。沿河地带的土地，被水淹的可能性很大，大家自然也不想要。丘陵或山坡上的地，灌溉起来不方便，大家也不想要。还有谁家祖坟在哪块地里，什么哪块地本来就是俺家的等等。都是麻烦事。
既然肥沃的土地都想要，那怎么办呢，就祭出老祖宗的法宝——走后门呗。走后门这们技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从人类诞生那时候起，这么技术就兴起了，通过无数仁人志士探索、实践、归纳总结之后，形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来谈谈走后门技术。这门学问需要两个基点：成本和察言观色。要搞腐败走后门，成本是必须的，三样：钱、权、色。有钱送钱。没钱的话，拿权力交换也行。如果两样都没有，那就对着镜子化点妆，没有姿色成本，就想办法找个有姿色的上。现在走后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关领导宁愿把权力腐烂在手里也不会开后门行方便的，在权力腐败的过程中，这叫做宁缺毋滥。走后门所以是走后门，只因后面比较隐秘。直接拎一块肉往领导家一放，说某某同志我砸锅卖铁弄了这块肉，现在送给你了，现在跟你搞交易，我要那块沃土。而且说话语调很高。这还叫走后门么？这叫走前门。前门才这么光明正大么。在走后门这项技术上，之前的地主或富农有着天然的优势，老祖先都干过么，没干过也见识过别人干过。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吧。贫下中农就不一样了，祖上下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想着一日三餐、传宗接代的问题，哪有那个时间精神练习走后门技术么。走后门那玩意，对贫下中农而言，正如借口古惑仔眼中的少林功夫，神秘莫测，绝密的。不懂察言观色，有东西也未必送得出。因为后门是隐蔽的。其实那时候走后门也没啥，可不像现在这样，物质程度相当丰富，丰富到领导懒得看一眼，走后门也简化了，动辄给张卡，方便、实惠、快速、简洁。那个时代物质程度极为贫乏，走后门也没你只是一捆烟叶子、一篮子鸡蛋啥的。但是这些烟叶和鸡蛋就造成了不公。如果能送点啥票票，说不定就可以多分点地。多分了地就要雇人干，对吧，就能成为新地主，也就有所谓新的剥削。这些事在别人那里或许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在德胜同志那里就过不了。这些现象在城市里要更为复杂一点，城市里没地可分，后门却更多，而且更为隐秘。偷税漏税啊、偷工减料啊、贪污腐败啊啥的，都可以在后门解决。此外还有偷盗啊、诈骗啊、绑架暗杀啊什么江湖门道也可以发扬光大。这些现象搅合在一起就变成一锅粥。当年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在大陆干二十二年，就是因为没解决这些问题，跑到台湾了。现在大陆的当家人成了德胜同志领导的共产党。德胜同志要展示他的手腕。蒋介石搞不定的事，德胜同志来做。国民党摆不平的问题，由共产党来摆平。要解决这些，德胜同志采取的策略就是在乡下搞四清、在城里搞五反。所谓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这几项并不难理解，而且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只要抓好这几项，就能做到相对合理公平。大饥荒之后，要寻找原因，只要把这几个环节弄清楚理顺了，大概就可以找到问题所在。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可行的方法上，在执行时又惹出大乱子。
（7）乱上加乱不论什么样的理论，在执行时都会出现偏差。即便万有引力定律，连太阳系都无法精确计算。相对论方程，也有自身的范围和界限。科学尚且如此，运动就不用说了，历次政治运动都要伤残一片的。四清理论是中央搞的，却也得有人去执行。德胜同志286这些人可以主持理论制定，却不能亲自下去查。要查，还得别人去。具体说就是工作小组。首先第一关，工作小组成员就是问题。既然工作组去下面查人家，凭什么就说工作组就对的、下面就错的？就凭你是上面派下去的么，肯定说不通。连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问题，政治精英们早就想到了。他们不但想到，还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没有灵丹妙药，解决方式就是来个大火锅。火锅大家都熟悉吧，虽然就一个锅，却是鸡鸭鱼肉萝卜白菜都可以有。工作组就是这样一个大火锅，成员主要由四类：有中央派过去的；省市一级的；另一个群体是知识青年，也就是学生；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国有企业优秀工人。中央的人负责把一线信息传递给各个部门的领导。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的亲朋好友秘书啥的，可以说是领导耳目，负责帮助领导了解前线第一线信息。因为这个运动是伟大领袖展开的，弄不好就要从“人民公仆”变成“人民敌人”。信息非常重要。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采取行动，该检讨检讨，该哭鼻子哭鼻子。省市一级最为辛苦，需要了解一线信息同时，还要尽量和中央的人接触，侧面了解一下高层动向。毕竟嘛，省市级夹在中间，平时在地方威风八面，一旦涉及到运动却又得享受加板子，就像七千人大会。这一层的使命是，给中央想要的，要敌人给敌人，要模范给模范，只要不出“意外”就行。所谓“意外”就是跟中央唱反调。中央要模仿，你去挖敌人，中央找敌人，你去包装模范，肯定不行。一旦发生了意外，就地处理掉。处理不掉，领导即使倒霉也还有待遇，而下面这些跟着领导混饭吃的马仔，可能只有失业回家了。因为新来的领导会找来新的马仔。至于学生么，热血青年呗，好比一群把理想当饭碗的无根浮萍，折腾不出啥花样。几年之后他们将成为红卫兵，又过几年他们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人么，任务是协助干活。工作组就是把这样一些人搅合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相互平衡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过于嚣张，你是中央某个部长的秘书，感觉后台很牛。但是你身边的那个人后台可能是政治局的，还可能对你的部长大人不满。最好还是老实点，惹出麻烦吃就要不了兜着走。而且那时代讲原则的人很多，办事一根筋的人也不少，工作组质量还是能靠得住的。搞笑的是，工作组越是能靠得住，惹出的麻烦可能就更多。看一看这些人成分就行了，机关单位工作的、甚至高级机关单位工作的，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搞资料的；学生，读圣贤书的；工人，工厂里的螺丝钉。就没有种地的。却要这些不会种地之人去管理种地的人、去查种地的人。隔行如隔山嘛。之前大饥荒，就是一帮不懂种地的瞎指挥造成的恶果，这一次还来，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这样一个工作组去了一个公社。第一步要干的事，就是让之前公社书记啥的靠边站。组长就行使公社书记职权，然后组长下面的小组长就会成为公社下面的大队书记，组员啥的就要行小队书记职责。相当于把公社组长权力给夺了。没办法，查账么，就要让被查的人暂时靠边站。不靠边怎么查？而且要狠狠查，查到问题才好交代。要不然如何对领导解释自己这段时间干嘛了？领导有时候就像老师，需要检查作业的。作业不交想干什么？如果是学生，也可能就是贪玩啥的，最多被训一顿。作为领导下属，到下面不干活是不对的。不干活的解释只有一种：被腐化了。一句话，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要发力过猛，运动一起来，不发力是不可能的。不发力就可能遭殃，发力至少能保证不遭殃。为了个人前途着想，也要挑刺。每个人挑一点点，汇集到中央就堆成山，运动升温是必然的。不查则以，一查就一大堆问题。清账目，账目是清不了的。即使现在，有书面记录、有电子存档、还有备份的情况下，去查一个单位账目，肯定也查不清楚。有些账单对不上，发票不翼而飞了，还有一笔笔钱蒸发了，见鬼了。实际并不是见鬼了，比方说两个领导出去一个晚上、吃喝玩乐五万块，这样自然不是国家法律法规能接受的。比方说业务需要搞灰色交易，这些钱肯定对不上，如此而已。那个时代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穷，但是烂帐更多，为啥呢，看看仓库就知道了。不仅仅账目对不上，仓库更对不上了。现代账目对不上，是因为吃喝玩乐、搞亏空、腐败啥的，当时这一套不盛行，没多少人敢玩。但是当时仓库缺口更大。因为直接吹牛。大饥荒是大跃进惹出来的，大跃进是吹牛吹出来的。胡服同志在湖南考察的万头养猪场，只有几头瘦猪。要查仓库对账怎么对得上？六三年经济有所恢复，也就是农民从挑出死亡方程式而已。大家有了东西填肚子，能吃到米饭馒头，其它不用想太多，还属于未来。这个时候去查账差仓库，肯定是查到一大堆窟窿。而且是那种补不上的窟窿。因为这些窟窿本来不存在，是通过吹牛造出来的。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吹出来的窟窿填满？根本就是瞎胡闹么。现在国家来真的，问那些粮食去哪了？猪马牛羊去哪了？很好解释，因为根本不存在。但下面人又不能说这些东西不存在。说本存在别人也不相信。怎么办呢，工作人员也没有最后决定权，只好把这些问题如实上报。一上报，那还了得！资修特务卖国贼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来么！一定要好好政治，好好政治。第三项要查的是分工。分工查的是当下，不涉及历史旧账。分工分好了，可以减少不平等，减少百姓怨言。任何一个组织，想要把眼前事情弄好，首先就要解决分工问题。在分工这一块，很多人都是高手。分工，某种意义上就是用人。那个时代的各级领导都经过残酷的考验，对用人非常精通。这种分工不应该去干扰。本来基层干部个人分工好好的，就算个别靠吹牛拍马裙带关系走后门，无关大局。现在派一个工作组去把人家挤到一边去，相当于打乱了这种分工。以清查分工的目的打乱了分工，相当于得不偿失。不但打乱了这种分工，而且这种打乱分工的人还不懂种地，更乱了。当然，基层那些事并不困难，种田也不是啥高尖端技术，用心学很快就能掌握。问题在于，这些人还是要走的，不会留在基础。清查时相当于重新分工，离开时相当于再一次重新分工。最后一项，清财物。财物最不好清，反而成为最为靠谱的一项。当时财物太容易清理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民财物都容易清理。因为中国农民从来就是地球上最为贫困的一个群体。如果有钱，那就升级一下，成了主了。如果有钱又会来事，还能买个官当一当，就升级为贵族。新中国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是经历大饥荒之后已经赤贫。这个时刻清财物，能清啥呢，也就是清点一下公共锅碗瓢勺、清点一下锄头、犁子、钯、篮子啥的。也就在喝点东西了。大家从集体生活变回个体生活，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是生存保证。贫下中农可以不吃肉、不喝酒，但必须这些生活用品。虽然没啥好清的，但为了百姓生活着想，有清理的必要。这大概是四清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工作组还是认真办事的。仔细清查每一项任务。根据上面分析，不认真还好点，越认真越糟糕，查出问题越多。查的问题越多，动静就越大。这些动静逐层汇总，汇集到中央后果很严重的。中央领导人会根据这些信息调整政策。既然有这么多问题，既然这么严重，就表示敌对势力还很严重不是。难怪三面红旗没能普照神州大地，原来是这些敌对分子死性不改啊。因为他们死性不改、顽固不化，造成了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挨饿受累。而这些农民是新中国诞生的保证啊。为了理想、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后代、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放过这些人不是。那好吧，让你们见识一下无产阶级的威力——为了敌人灭亡，把政策再紧一紧。也不能把这些人都拉去枪毙了不是。怎么办呢，要拯救他们，给他们一条活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势。要拯救他们，就要把他们头脑中那些错误的思想清除。这些人脑袋里有了水和面，摇一摇变成了浆糊。要把浆糊给清楚掉，现在只有把脑袋浆糊给清理掉，方能解救他们。由原来清账目、清仓库、清分工、清财物升级为清政治、请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如果说账目、仓库这些东西不好清，政治和思想容易清么？又不能把脑瓜子打开给洗洗吧。那就要采取更为强力的方式。看看这个政策，从德胜同志286中央制定，到各位公务员学生到下边施行，基本上都是好心好意没有出乱子，这一系列没有出乱子的步骤融合在一起却出现了大乱子。把原本以搞经济为目的的一场运动变成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无数人因此完蛋，无数人备受折磨。这还没完。这个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再一次升级，升级为世界绝无仅有的政治运动。——啥叫好心办坏事？这就是典范。世间悲剧，往往都是以善念为出发点！治国——难啊！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说得是既生动又玄妙。烹小鲜，谁不会啊，直接放到锅里也能弄熟。把小鲜弄熟容易，弄到色香味俱全却难上加难。能做到的，都是顶级厨师或乡下老大妈。终究有人能做到，而且人数不少。然而治大国真的如此么？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拥有数千年历史。在这个大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寥寥无几。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要找名将，容易；找佳人，容易；才天才，容易；找权谋啥的都容易，唯有寻找治国之术难。因为那些啰嗦一大堆的人根本不懂治国。本人很尊敬伟大的老子，然而综合起来看，老子那句话是瞎扯淡。相信那句话的人也是瞎扯淡。因为老子或者相信老子那句话的人，都不懂治国却只以为懂治国。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的是断章残篇。这些断章残篇都是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基本上都是臆断或者说书生意气使然。拿出来细细观察，还不如这四清运动经得起推敲。国人啊，高谈论阔的时候，还是多多想一想可行性吧。
（9）大四清为何物大四清的核心也有四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一看这几个词就不得了。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完全过关的寥寥无几。如果把这几项标准拿到今天衡量官民，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对公务员而言，估计只能政治过关，都是信奉社会主义嘛。像经济这一关，估计就有很多人过不了。从国家拿那点工资还不够水电费嘛，家中的车子、电器都是哪来的？组织上讲，哪个人在分工时没有个人喜恶？思想就不用说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啥的那叫啥思想？呵呵。民也差不多，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三教九流的行业已经大大发展了。所以这世界不讲思想、信仰啥的，只讲和谐。大家谁不惹谁，各走门道赚各自的钱，和和美美过日子。好吧，回到当年吧。大四清采用的战术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简单说就是派遣更多的工作队。更简单点说，就是用城里人去查乡下人。有的县竟然上万人。这些人干吗呢，先要学习文件，中央精神，样板范例啥的，开会，而且开很久。如果说开会是理论准备，接下来就是实践了。怎么实践呢，两个字，找事。找事很容易，也很不容易。容易的一部分是对象好找。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地主、富农、右派、坏分子。地主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曾经是地主的那些人还在啊。这些人已成了历史痛恨对象。富农么，就是那种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就是贫下中农吃不饱时，富农可以喝点酒、吃点肉的那类人。富农从来就有，曾经有过，现在还有。只从离开原始社会之后，达到共产主义世界之前，就有贫农与富农。只是贫富差距程度不一样罢了。之前的富农，在贫下中农衣食住行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富农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天，如果再找富农，在北方就是那种住楼房，鸡鸭鱼肉随便吃。南方要上升到住别墅，鸡鸭鱼肉已经失去味道，整天想着养生多活几年。如果有兴趣，常常出入娱乐场所风花雪月一番。右派都有标记，翻一翻档案就知道了。通过一次次运动之后，右派数量急速增加，而且还将继续增加。如何区分左派右派呢。理论上讲，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主张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叫左派。右派里面又分为保守派和改良派。保守派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因此这一派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改良派要求照顾中下层利益。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左派里面又有两类人，左倾和右倾。左倾优先讲理论，右倾优先讲实践。如此一团乱麻，纠缠不清。很多时候左派中的右倾主义者和右派观点很近的。现在要反从实际上反右派，范围一旦拉大，很多人就会戴上右派的帽子。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更能解决现实问题，不愿意跟着在理论的金字塔里发疯而已。至于坏分子么，就是那种善于不劳而获，对飞檐走壁之类的事情有独钟，善于偷鸡摸狗扰乱一方的人。这些人运动运动，也该。恶劣一点的，聚集一批人打家劫舍的，也该运动运动。最为恶劣的，是那种为了点钱对老妈动刀子，谈对象不成去灭人全家，就像现在网络新闻精彩爆料出来的垃圾中的疯狗。对于这个别情形极为恶劣之徒，用法制对待他们简直是侮辱法制。运动也不太适应了。应该把他们送回古代，享受一下凌迟、薄皮、五马分尸。不容易的是证据不好找。理论上的目标有了，还需要实际证据。取证的方式就是到贫下中农家去窜访。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一个机关秘书和一位大学生一本正经的去了贫农家。而这个秘书和大学生是互不相识的，神神秘秘的，却都称在伟大领袖德胜同志指导下为人民服务。农民对这两个白白净净的城里人或许并不适应，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第一步赢得农民信任，勤劳一点的帮助农民把劈点材，水缸打点水。这样算熟悉了。然后开始聊天，那个大叔大婶啊，有没有啥困难啊之类的。困难当然有咯，山珍海味这些没见过、想不到，鸡鸭鱼肉这些不敢奢望，那就米饭馍馍也不够吃啊。衣服也不够穿哇，有些人家，连条换洗的裤子都没有。房子也不够住啊，夏天下雨，屋顶好几处漏水呢。出门车子不讲，种田必须的独轮车或两轮车是必须的，也没有啊。还有……总之日子不好过，当然还是比几年前大饥荒那会好过点，没有生命之虞，不会饿肚子了。听了这些，大学生会热血上涌，单纯的脑袋里会想起“为天下伸张正义”之类的句子。秘书则会引导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困难呢？你老好好想一想，在德胜同志光辉思想的指引之下，谁干狗胆包天剥削你们。你尽管讲，不用拍，我们代表德胜同志给你伸冤来了。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想一想，每个人遇到困难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很多人谈论自己困难的时候，未必能找到真正原因。假如能找到真正原因，就有很大机会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如今一位本科生毕业，想找一份五千块一个月的工作，但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两千块一个月的，就很苦闷。要是询问原因的话，主要两条：没有关系和缺乏运气。再深一点，社会大环境不好，体制问题。这些是原因，但是外因。很少有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即内因。有啥好找的嘛，在大学里白白浪费几年光阴。半个世纪之前的平下中农更不好找了，因为祖祖辈辈都穷，能想象到的富裕也就是平时吃上精米细面，逢年过节有肉吃，平时能吃上鸡蛋。问他们为啥穷。他们要是能说出来为啥穷还会穷吗？再让他们仔细想想，那就想想，说某年某月被某个人骂过。如果这骂人的人恰好有一个当地主的老祖宗，或者家庭过得还不错，或者和右派分子沾边，那就好了有证据了，拉出来“洗手”“洗脸”。如果有人举报，大队干部在某个时间侵占了几亩田，或者一千斤麦子，好了又抓住一个黑五类，批斗会又有得开了。又有人说，张二狗同志昨晚偷了咱家的鸡，记录在案，“洗手”“洗脸”。又有人说，那个叫王八蛋的同志骚扰过俺闺女，好吧，记下来。还有，俺听说谁谁家每吨都能吃到肉，特别羡慕。统统记下来。如此这般，这些都是证据，都要清理的。连同之前查账查出来的陈芝麻烂西瓜。为啥会有那么多账目搞不清呢，现在升级之后就明白了——思想和政治不清。那就清思想清政治。对于这些黑几类，大家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洗手洗脸。具体洗发是这样的，拉出来面对大家。不同的人待遇是不同的。如果贫农张三因为一时赌博忘了种地，导致父母老婆颇有怨言。大家认为张三同志还是好同志，仅仅是不小心办了错事，大家会真心帮助张三改正。那个张三啊，以后小心谨慎点，啊，咱们是社会主义先进制度下的人民，不能让万恶的地富右坏看笑话。你看看你，你怎么能赌博呢，那是旧社会恶习嘛。要是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连口吃的都没有，就是给权贵当狗。哪还有老婆？哪有老婆给你生孩子？你老婆就会是地主有钱人的丫头。人啊，不吃口馒头也要争口气。那么多烈士流血牺牲才迎来新国家，现在新国家给你大好的机会，反倒成了半截驴子——牵制不住打着倒退了！你啊你啊你，要好好干活！李四的爸爸和爸爸的爸爸都是地主，这一次分地时又钻了点缝。这一次抓条大鱼。把李四、李四的地主爸爸（如果还活着的话）、被李四钻了空子的村干部，一起拉出来，拉到空地上，好好修理一番。在旁边拉起一张条幅，写上坚决批斗地主及其后代谁谁、严厉打击兼经不起地主及其地主后代糖衣炮弹的谁谁谁。工作组成员带领贫下中农开始了。开头是这样，在伟大领袖思想照耀下，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个地主，把你欺压百姓的罪行给我交代，接受人民群众的审判。那个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谁个，说你对得起人民的信任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么，对得起伟大领袖苦口婆心的教导么？交代的好，也能过关。问题是怎么能交代好呢。比方说经不起糖衣炮弹（几斤肉或几百斤粮食）袭击的干部。接受那些玩意时，也就是改变一下生活。在工作组成员看来不一样。根据理论指导，这叫政治和思想上有问题，要交代。天地良心，当年基层干部也就是大老粗，或认识几个斗大的字。让他去交代政治思想，他能说出来个屁啊。现在大学毕业生，有多少知道思想为何物？然而工作组成员不是这么看，他们会这么联想推理一番：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当社会主义的官，却被资本主义腐化。腐化后拒绝帮助，这叫顽抗，要从严。如何腐化的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内部，二是外部。内部还好办，如果是外部，一定有蒋介石或帝国主义特务渗透。要把这些特务挖出来。加大批判力度。吊起来抽两鞭子，或者是罚跪啥的，最好让老百姓扔点鸡蛋给那点龟孙子。当然鸡蛋是稀罕货，那就用泥块或石块代替吧。工作组成员都是多疑的秘书或满腔热血的学生。他们那里知道，如果国民党特务有这么高的素质，能够忍受农村贫苦，当年国民党也不至于败退如此迅速。就这样，把农村折腾两年，也没折腾出花样。这里留下一个非常大的谜团，就是这样一番折腾，基本上是城里人折腾乡下人，上层折腾下层。为何把行政力量全部折腾到胡服同志那边去了？这个问题要仔细说一说。
（10）官吏的心常言道，女人心海底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官场讲利益，这是一个定律，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可这样一个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可以分析一下，究竟是谁得利了。从理论上讲，四清运动是为了帮助贫下中农对抗地富右坏，最直接的得利者应该是贫下中农。实际并非如此。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跟生产从来没太大关系。名义上去搞地富右坏，实际并无多少利益可图。这几类人中间，右派基本上是虚拟的，是在阶级斗争模式里推演出来的，没有看得见的利益；坏，存在，但不多，也没啥家当；真正和油水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地主和富农。那个时代，地主已被消灭了十年，重新分地也不到两年，而且仅仅是多占了一点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主，没啥家底。这类地主的后代能有啥？把他们的家全部给拆了，每家也分不到一口锅。另外就是所谓富农了。那个时代富农并非真的富裕，且数量不多。就算把这些为数不多的富农全部给杀了吃肉，每人也分不了半斤。何来实实在在利益可言？更多时候是运动打断生产。中国的农民，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一年中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田里劳作。四清却常年在搞。开批判大会时，农民可能正在田里除草，也可能在播种插秧。要说不耽误生产那是瞎扯。四清还留下一些恶果。即让农民去教育干部，等到工作组走了，干部还是干部，农民还是农民。农民还可能遭到报复。当然了，贫下中农也不是没有一点利益。至少可以抽空去批斗那些所谓坏分子，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视、甚至任何娱乐休闲的时代，也不失为一种放松方式。站在贫下中农立场上来看，相当于免费看了娱乐节目，很爽很开心。情形估计跟小年轻看综艺节目差不多。然而对于赤贫的农村而言，对物质的渴望远胜精神需求。如果可以，相信贫下中农愿意拿这些娱乐节目换一盘红烧肉，不行换盘炒鸡蛋也行。毕竟才是第一位的嘛。基层干部更不可能受益了。四清运动期间，他们都过着心惊胆战的生活，总担心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青天大老爷，成了苦戏表演者。坐着（最好待遇）、站着（次好待遇）、或跪着（不算最差待遇）任凭人家指点额头活着戳脊梁，那个滋味不好受啊。那么剩下最后一个阶层，即官吏上层（县以上），也就是参与七千人大会的那些人，也就是指挥四清运动的那些人。所有的官僚都隐藏在这个阶层里面。提起官僚二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估计牙根都痒。基本上所有的坏事都能找到官僚身影，要在好事中寻找这些人身影，如同在火焰山里找西瓜。在许多人印象里，官僚层就是那种挺着大肚子、除了索要贿赂和女人不知办事为何物的傻瓜。在各类节目中，涉及到清官的，都有这个一个官僚层做背景。包青天一拍惊堂木，下面那个吓得肚皮晃了好几道波纹的，就是官僚层一个代表。涉及到贪官的，还是有这样一个官僚层做背景。有史以来，动乱、饥荒、饿死人，都和官僚层有关。比方说明朝末年，并非崇祯皇帝不给力，实在是对整个官僚无能为力。所有帝国崩溃，说到底都是官僚层太腐烂了。这是一群嘴上为公、为天下苍生，手上为私、为情妇狗腿子的人。如果这个阶层膨胀过大，国家前途只有一个——灭亡。他们或是慷慨激昂或是阴险狡诈，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银两放进自己的口袋。所谓良知、信念、梦想、或公义永远透不过那皮层下面厚厚的脂肪。这个阶层该不该骂？当然该骂？要骂这个阶层么？不要。因为在这次转变中，讲的是整个行政系统，而非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只是寄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一个特殊群体。只要国家还正常运转，就不能把行政系统和官僚阶层之间划等号。整个行政系统转头，并非为了实实在在的银两。各级核心人物基本上没有参与四清，派下去的，都是秘书助手啥的，最多也就是二把手。因为运动嘛，需要有人坐镇指挥。而且这些人知名度相对较高，下去后也起不到啥作用。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可以说自己不承担主要风险。当时农村可以说一贫如洗。当年上层官员想从农民那里获利不太现实。况且当时正在搞政治运动，没有谁傻迎着风当出头鸟。傻到那程度，不好意思，根本就不配当官——不配在中国当官。当然，作为青天大老爷下去的工作组成员可能得到好处，比方说收点土特产（正宗的土鸡土鸡蛋野生鱼等等）改善下生活，是有可能的。既然看不见实际利益，那么上层官吏是如何获利的？只好从看不见的地方入手了。整个行政系统，从原来支持德胜同志偏向于胡服同志，这个时间段内，除了短暂的经济调整之外，就是这个四清运动。当时行政系统内部，有一大批从军队转出来的干部。这些人可是长时间忠于德胜同志的，不可能因为短短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就背离德胜同志。比方说，德胜同志死后很久，老一代的将军还在忠于他。行政系统短时间内倒向胡服同志，中间一定有隐情。这个隐情在哪里？关于胡服同志如何应对行政系统。正史这么介绍：通过经济调整，大家觉得胡服同志行，愿意跟着他干。要说胡服同志通过短短一段时间经济调整，就让整个行政系统脱离这个国家缔造者，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当然这是愿意，但不是主要愿意。个人认为主因是胡服同志的政策消除了整个上层官吏的隐痛。回过头，回到大饥荒时代。大饥荒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上至领袖德胜同志，领导人胡服同志胡必成同志286，下至大队书记村干部都有责任。从中央到地方，中间任何一个阶层能够置身事外，大饥荒都不会如此严重。好几年的时间里，国家和人民，从生命到财产，均损失惨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大黑锅，其重量必然是整个官吏阶层共同承担才能担得起。所以七千人大会上，人人检讨。有人有资格说跟我没关系么？没有。大家均站在黑锅下面，落得一身黑。不仅是身体黑，心理也难受。做错了事，心理难受，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不小心伤害了其他人，会感到内疚，感到不好意思。如果把那人伤害得比较严重，会有负罪感。如果工作干砸了，也是一样，会觉得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同事、对不起爹娘妻儿、对不起祖先等等。如果这时候有人指出，这件事并不是搞砸的原因并不在你们，而是另有其人，只要把那人问题解决了，还有补救余地，内心那种负疚感或者说负罪感就会减弱，就会鼓起勇气去解决那问题。官吏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人，肉身凡胎。就算是最为典型的官僚，首先还是一个人，并非变形金刚啥的。当官，实际上也就是工作。干得好，心里高兴；干不好，心里难受。如果干了错事，那就会有负疚感。重大错事，就会有负罪感。就算隐藏的再好，人终究都是社会动物。社会文化基因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比方说吴芝圃最后的检讨，说引颈就戮也是心甘情愿，我相信这是真心话。比方说曾希圣，晚年研究农业播种，也是出于一种心理补偿。比方说李井泉，平反后尽力干点事，也是一样。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共同检讨，集体扛下也许是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一个如此高效的官吏团队为何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为什么？相信从德胜同志到很多很多人都在内心中问过无数遍。困惑不解，问题必然继续。如何解惑呢，就是查账。所谓查账，也就是查责任。查到责任在谁头上就算谁的。如果把责任查清楚，那么一些人就会清白。所谓四清，就是查账。经济也好，思想也好，组织也好，政治也罢，说到底都是查账，也就是查责任。其实所有政治运动都一样，都是算账。四清运动如此，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理清了这一点，就能继续了。胡服同志把四清升级，从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升级的结果是，行政系统倒向了他那一边。个人认为，原因就在这里。胡服同志通过大四清，大肆通过上层查下层，查出来无数问题。有经济问题，有政治问题，有组织问题，还有分工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地右富坏反，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个问题说明了啥呢，说明了当年在大跃进过程中，基层工作很坏很坏，坏到没法看。这些基层干部在反动势力的煽动下，欺上瞒下，干了无尽的坏事。基层坏事越多，责任越大，暗示上层罪过越小。就像好比两个人一同干了一件错事，分为主犯和从犯。主犯干的越大，过错越大，就意味着从犯干的越少，过错越小。当四清全面升温之后，把大饥荒的过错导向基层，消除了上层官吏那种心理负疚或者负罪感。这些人当年支持德胜同志，是因为德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他们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现在德胜同志的经济政策进入死角，他们偏向胡服同志，是因为胡服同志的政策消除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所以说整个上层官吏系统中，他们没有得到看得见的利益，但是还是得利了。写到此又想起太史公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我们分析利益的时候，不要把目光紧紧盯在金钱或权力上。女人心海底针。那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呵呵，大家应该有答案了吧。交锋通过以上一些论述，才能理解德胜同志和胡服同志一些激烈的言词。从胡服同志决定调整经济开始，已经在做打算了。北戴河会议上，德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两人实际已经进入交锋状态。在胡服同志出国访问期间，德胜同志搞了小四清。小四清的真正目的还是整理经济。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德胜同志打算从新回到一线管经济了。胡服同志主持修改《后十条》把四清升温，等于和德胜同志摊牌。因为德胜同志一生都自誉为基层代表，把责任导向基层，是德胜同志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事情到这个田地，已经没有挽回余地了。
让我们把目光焦距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那一天，两位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由不爽、到很不爽、到完全摊牌。事情还得从五天前说起，十五号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老人家们再次开会，研究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开幕式上，胡服同志说：“主席身体不好，而且又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各地，就不必要请他参加会议了。”会议开幕时讲话，也是由胡服同志讲的。通常闭幕大会讲话由德胜同志来讲。而德胜同志根本没有被告知参加这个大会，他愤怒了，决定反击。德胜同志提出要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并且亲自让秘书通知了有关的名单。德胜同志说：“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四清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四不清的性质是什么？打击面的比例要占多少？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都需要认真弄清，为什么不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胡必成同志听了德胜同志的电话，意识到了什么，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二月二十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开始后，德胜同志发现胡服同志没有来，就问：“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286说：“他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德胜同志说：“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的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我来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严重的右倾，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接下来有对一下实际工作提出批评。会议中间，胡服同志匆忙赶来，向德胜同志点点头：“来晚了会儿，有点事情被缠住了。”德胜同志对胡服同志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今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不冷不热，态度暧昧。此时的胡服同志确实是个忙人，因为第二天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就要召开，他是下一届国家主席候选人。光看开头，就知道两人已经不对路。其实早在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两人就教育问题争议已经很大了。胡服同志说：“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领导干部必须下去参加和领导四清和五反，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嘛！这是目前全党的大事。”德胜同志说：大事？大事应该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我看这次会议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矛盾？有矛盾是属于什么性质？这些矛盾究竟应该怎么解决？”胡服同志：“大家下去蹲点了，方向正确，认识基本一致了。”德胜同志马上说：“方向对不对，要在省、县、区、大队、小队部里发动起群众了，同时群众成立了贫协会等组织才能知道。这是一个细致和长期的工作。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文件。河北省听说也死了不少人，都是什么四不清分子，都是自杀的。为什么要自杀呀？方向明确了还自杀？我看还是不明确！”胡服同志摇摇头说：“我对农村知道一些，但对城市了解少，农村材料看得多些。这几天对城市工厂的材料正在努力看，我这里的材料还是初期的经验，有些人对这次四清和五反不那么理解，声势浩大的运动起来了，严重四不清的人感到了恐惧，这是经常的。也是我们在一定的时期需要的，不造成这样的威慑作用，运动就开展不下去。”德胜同志微微一笑说：“地富反坏分子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是这样的情况吗？你只搞地富分子，贫下中农是通过的。但是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干部的问题。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恨，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群众主要的对头嘛，主要的是那些坏干部顶在他们的头上，坏当权派骑在他们脖子里拉屎拉尿，他们穷得很受不了，产生了和坏当权派的严重对立。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贫下中农和社员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作用很大，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革命就解决不了。我不知道你们讨论了多次，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看这次会议就没有取得预定的收获。”到此德胜同志已经亮出来自己的观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言外之意，要整党内坏的当权派。坏的当权派是那些人？当然就是所谓修正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换成以前，德胜同志表态，胡服同志会第一个赞同。现在不一样了。胡服同志要用自己的理论为政策辩解。这是两位理论高手在较量。但这两位的能量绝不仅仅在理论方面。胡服同志说：“这是头一回较量嘛，认识不一定统一。当权派后面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很密切，地富反坏分子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和共产党员，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胡服同志说：“如果不叫富裕阶层，那就叫新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把这些统一叫四不清分子或者四不清干部也可以，这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新概念。”关于这个新感念，胡服同志解释：“四不清分子和四不清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两个概念这是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这的总是多，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是少数，压迫人民越厉害，他们就越孤立了，我说的信心就在这里。”这个所谓新感念，并非什么新发明，而是有利于解释党内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个概念在他自己和德胜同志之间划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最终演变成了楚河汉界。胡服同志说：“漏划的也不少，和平土改区多。许多地区当年对划成分不重视，走了过场，后来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了，但是己经迟了。我在蹲点时就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坚决地重新定成分，从这个形式上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286说：“我赞成胡服同志同志的意见，四清不搞退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这是让群众得到果实的时候嘛。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这次搞四清也是为了让群众得到物资上的好处，不然他们就没有积极性。”胡服同志继续补充说：“搞掉四不清分子或他们的职务后，等于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他们的干部不能当了，当然多数还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但是经济上的退赔一定要搞彻底，恐怕这个政策和策略要定下来。”286点头说：“赞成！少数恶劣的四不清分子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到此时，胡服同志和286配合相当默契了。二人配合，至少开会时，说道理并不输给德胜同志。但德胜同志是不会退让的。德胜同志讽刺地说：“他们先富裕，你就用扣工分的办法解决。自行车、毛衣都有的，还有富裕的贫下中农。这些人还能用你那个解决的办法吗？查应该是查有问题人的东西，把所有富裕的人都列入四清的范围，能行吗？”胡服同志说：“我现在说的还是王任重讲的四清，可适用于机关搞五反。” 不能不承认胡服同志把事情大大复杂化了。发明新概念不算，还把这个运动搞成一块一块，王任重的四清，王光美的四清，每块适用不同范围，太复杂繁琐了。最后286说：“四清这两个字的含义，在第一个‘十条’里已经从正面提了，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由王光美的报告和河南省委从反面提出来了。这样讲的结果当然使人们只是从经济上来看待这次运动的。如果没有根本上的退赔，搞四清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李雪峰补充说：“我们先搞经济上的四不清，再搞政治上的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的清理。王光美同志报告后，我们又连上了思想上的清理，于是成了四清。”李雪峰时任华北局书记，文革挨批。德胜同志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印象了，但是你们把王任重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报告是王任重的。现在你们大吹王光美，把四清运动的真正发明人倒丢到脑后了，这样的做法不妥当嘛。”德胜同志对胡服同志说：“你把好账挂在河北的账上，王任重也是河北人么？你老婆的那个什么桃园经验整的人是否扩大化呀？”胡服同志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社教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她蹲点采取的办法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带任何的框框下去。也就是从扎根串连中发现问题，从社员们的呼声中找到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条还是管用的。”德胜同志说：“那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打倒，我看主要是先把只有一百块至一百五十块贪污问题的干部都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不使我们受到孤立。”胡服同志顶回来：“那也不一定，几百块的也还是不少，一千元，一千斤粮的也相当多，首先让他们退赔，如果退赔得好，就是有一千元问题的人也可以解放出来，退赔得不好，几百元的也要严惩，而且还要他们退赔。这样就更有把握了。”德胜同志瞪他一眼：“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你就能挤那样干净？我看不见得吧？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具备宽大条件的还要宽大处理么！”胡服同志再次顶回来：“能挤多少就一定要挤多少，反正不能让他们四不清的人占了便宜。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就是要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是恶劣的，一直抵抗的，要坚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看他们退赔不退赔。”德胜同志摇摇头：“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这个提法对！但是也要讲合情合理的好，不必讲彻底。你讲彻底了，底下的同志办起来就没有余地了，总是要给下去的干部一个主动权嘛。凡事都要讲究留有余地，不给自己的干部留下余地，底下的同志怎么工作？他们没有主动权了好吗？”这是德胜同志主张中的另一个重点，即给下面干部留余地。这样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德胜同志用人的一贯策略，现在重提，无非是反对胡服同志四清运动中的搞法。胡服同志不满意地问道：“那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对我们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苦贪的也可摘帽子，那是很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很坏的。这个我们掌握好了就不会出差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定框框，还是要从扎根串连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上这样提出政策才是真正地留有余地。”286马上赞成道：“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掌握一个具体的数字。地富分子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就不能戴帽子了，贫下中农和中农极少数给他们戴上帽子，对进行批判或斗争也有好处，譬如有的能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就可以起到震慑其他四不清干部的作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出身好的社员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农村中不但有地富反坏分子的捣乱，也有贫下中农和出身好的人的破坏，四不清干部中这样出身的人占了多数。所以，简单地用成分作为标准是不科学的，但是对犯错误的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了，不能作党员了，但是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胡服同志说：“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多吃多占的人数量也不会少。”德胜同志问道：“你给他们叫什么分子？给群众留点出路，好么？整社员不涉及家庭，帽子还可以再摘嘛。只要是在其他问题上有好的表现的，可以不戴贪污帽子。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拥护，也不要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好多的地方死了人，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听到风声就自杀了的。过去手脚不那么干净的，一听运动来了，就胆战心惊，弄不清怎么整治他们，一死了之。有人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共产党搞运动。’这些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我早就讲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胡服同志说：“群众中也有歪风邪气严重的，不整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话说到此，可以说双方都到了底线。如果开会的只有德胜同志和胡服同志两个人。可以到此结束了，已经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说下去只会伤了颜面。像他们这个层次的人一般都是谈笑间置敌人于死地。德胜同志要抓上层，整顿党内坏人，而胡服同志依然坚持整下层。双方各不相让。此时不是两位伟人在斗争，而是伟人背后的阶层。胡服同志背后，站着整个行政系统。德胜同志背后，是军方和下层。这样的碰撞，注定是火星撞地球。不论谁胜谁负，国家都将面临新一轮动荡。越线过后怎么办呢，继续辩呗。为啥还要继续辩论呢，因为这是在中央政治局上，每一个人都有相当能量。支持谁、反对谁都很重要。德胜同志和胡服同志都需要他们。德胜同志说：“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反正问题不少。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你怎么解释？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你就不贪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连良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也讲对贪污的问题要具体分析。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给你们泼冷水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对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了，要有个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了。”胡服同志说：“只要群命充分发动起来，群众是懂得许多的道理的。”德胜同志不满说：“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自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五反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使得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了业，这就是盲目性嘛。不能搞斗争搞到了自己的头上嘛。那时的五反斗争是谁搞的？是不是你这个皇帝？”单看这一段，两个人位置好像调换了。大多数人都认为，德胜同志搞运动，搞得很热烈。而胡服同志抓实际工作，倾向于保守一点。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至少在五月二十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服同志扮演了激进派。德胜同志不但不同意胡服同志的激进，而且翻出历史旧账，认为三反五反斗争也太左了，耽误了生产。胡服同志说：“我当时就怀疑。”不认。当然不能认同。认了三反五反，接下来大跃进怎么办？也得认么？不能认，打死也不能认。不认账怎么办呢，那就继续。德胜同志说：“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要准备长期作战。只要我们隔两三年不搞，反动的势力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的敌人，一个新生的敌人，一个烂掉的班子，这些都是指的当权派，我们要搞就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你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要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去当经理，就是先擒下马来，然后改造。重点就是当权派。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要听一些人所散布的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哪个历史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都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提法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其他的工作就都会走了样。”德胜同志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的，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但是许多问题，我们横竖搞不准，我们就要留给下一代，不要事事都是我们这些人给他们作标准。总之我们只是抓大事。”胡服同志插话说：“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外矛盾交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德胜同志摇摇头：“你还有那么步骤我就不赞成了，你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开始就是联系小职员嘛！你在安源时，联系肖志远，朱锦堂，还有朱少廉的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又联络要成立工会，工人你一个不认识，我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办法，你是否又用到这次社教中来了？”胡服同志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才会不要上当，扎根串连，是李雪峰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他们不怕事。有一时期居然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老实根子，工作队不一定一开始就能找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说是根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组织我们自己的队伍。”德胜同志火了：“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是搞社会主义。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胡服同志辩解道：“群众也是要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地出来嘛，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他就可以带动起群众来，你说他不是老资格？群众没有他们发动不起来嘛！”德胜同志摇头：“李立三同志倒是老资格，但是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你和他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搞少数人的秘密行动的，总是不敢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胡服同志说：“不只是李立三吧，蒋光头也跑了，李立三认为他的人多，因为宣传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规定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我的这套办法还是灵的。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了。”德胜同志说：“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胡服同志说：“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德胜同志讥讽地说：“这不是作样子吗？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我们的胡服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不灵，胡服一骂还不是下去了？就是作样子也要这样干，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德胜同志看了看胡服同志说：“所以需要你下个死命令，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胡服同志，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胡服同志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胡服同志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大概就是这样，开会的结果已经不能用不欢而散形容了，是全面摊牌。
德胜同志看着胡服同志，看着几十年来一直提拔、栽培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踏实肯干的助手，而是成为了自己的敌人。好吧，既然你一意孤行，莫怪我不讲情谊了。胡服同志看着德胜同志，看着这个老领导、历史巨人，感慨良多。并非我想要走向你的对立面，实在是你已经落伍了，而你却不认为自己落伍了。我将用我的行动证明你已经落伍。纵有数十年战斗情谊，为了各自理想，也得各奔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历史的玩偶。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中共最强的政治同盟终于走向分裂对抗。从德胜同志走向会场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不会平静了。等到胡服同志到会之后，一切已经不可避免。其他人除了静静倾听，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态度问题，即支持谁。胡必成同志286等人，心中各有各的一本帐。会议上的德胜同志还是长期以来那个德胜同志，胡服同志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胡服同志了。之前那个德胜同志的助手摇身一变，变成建国之后德胜同志最大对手。之前的胡服同志看到德胜同志不满，立刻就会改变策略、消除分歧，甚至通过自我批评达成谅解。此时的胡服同志已经骑到老虎背上下不来了。胡服同志转变不稀罕，稀罕的是转变得如此剧烈。在那个政治经常大变动的岁月里，政治家转变很正常。比方说286原本是德胜同志亲信，后转变成反对德胜同志。比方说德胜同志原本支持高崇德，后来反对高崇德。胡服同志原本和德胜同志站在同一条船上，出于大饥荒的逼迫调整政策，这些前面都解释了，属于正常现象。现在的问题是长时期以来，胡服同志身份都是实干家，这一次怎么钟情运动了？要解释这个转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厚黑那一套，说胡服同志搞运动为了整人夺权，从接班人位置上转正。胡服同志是搞运动的行家里手，这一次搞四清，取得了行政系统支持。他敢明目张胆的这么干，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不把德胜同志放在眼里，想要赶德胜同志走人了。德胜同志自己也表达过类似的说法，比方说尊称胡服同志为秦始皇。而且胡服同志之前也对德胜同志说过：“年龄大了，可以当党的主席，其它事我们来干。”这么解释可以说服不少人，却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弄清领导人斗争之前，首先要清楚，权力是一杯毒酒也是一副良药，可以给个人和国家带来荣耀也可以带来灾难。权力可以是最好的东西，所以引得世间无数人竞相折腰，纵然身不能至、也是心向往之，掌控不了权力就对掌权之人摧眉折腰。权力也可以是最坏的东西，所以无数人唾弃谩骂，骂权力、诅咒掌权之人，个别人竟然可以在不知不觉间达到歇斯底里的至高境界，让后人难以望其背项啊。问题的关键要看何人掌权、以什么样的方式掌权。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赢得所有人赞誉，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博得所有人谩骂。因为让所有人满意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或许在天堂和共产主义世界中可以勉强达到，但是人类社会达到那种境界之前，权力就消失了。同样，能够惹所有人诅咒的权力在此之前就被推翻了。权力掌控者能博得大多数人赞誉已经不错了。如果这个大多数是百分九十以上，将稳如泰山。而且攫取权力者目的各有不同。有人往上爬，是为了权力本身，爬上去之后就不下来，站着茅坑不拉屎或者一直拉屎，这是政客的行为；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用权力去干一些事，为国为民为自己，这是政治家的行为。胡服同志搞四清，就是为了取代德胜同志。这点前面已经分析了。现在要回头看看运动的目的，究竟为了权力而夺权，还是为了干实事。再次回头看看大饥荒以来，胡服同志的总体转变。胡服同志起于工运，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作为德胜同志党内主要助手，干了将近三十年，作用相当于101在军内。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胡服同志全力以赴参与德胜同志的领导小组之中，忠心耿耿的执行策略，直到大饥荒到来。从湖南调查开始，胡服同志下决心转变，即逐步脱离德胜同志的政策。在那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上，胡服同志做了一份被称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那份报告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巨大的矛盾，把自己推到一个进退两难之境地。理论还是之前的理论（三面红旗），实践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实践。站在理论立场上看实践，就是资和修。所以德胜同志看胡服同志，也是在搞资和修。德胜同志看到了其中的矛盾，需要改变。胡服同志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也需要改变。德胜同志坚持原来的理论指导实践，因为当时找不到更好的理论。胡服同志趋向于从实践中打开缺口，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出路。如果最后理论迫使实践回归，那就意味着胡服同志失败。如果实践改变了理论，那就是德胜同志的失败。之前德胜同志和胡服同志合作的那几十年里也有分歧。比方说建国初的高崇德事件，实际上也是德胜同志和胡服同志分歧。那件事的结果是，胡服同志妥协，德胜同志舍弃高崇德。高崇德事件中，二人的分歧也不小，最终却得以和好。这一次两个人为啥要押上全部筹码？答曰，彼一时，此一时也。彼时毛刘分歧，只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太一致，大家都在雄心勃勃搞建设，起点一张白纸，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没有太大压力。即使有不和，也被未来光辉前景给冲淡了。那时候大家需要携手共进，让未来光明的前景更加光明，然后在历史上留下各自的光辉形象。此时毛刘分歧也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太一致。然而局势已经变了，之前建设出现巨大纰漏，大饥荒已经成为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失败者要为大饥荒买单。这是一点，属于巨大压力；还有一点，则是巨大诱惑。我们在第三篇论述到德胜同志威望的源泉。德胜同志威望的源泉在下层，即农民和军方。在军方，是因为德胜同志缔造了军队，领导并指挥军队取得无上荣耀。在农民，在是因为德胜同志通过土地政策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土地问题，领掉了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资源再分配。这一次，在胡服同志的实践政策中，再一次出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再一次实现资源再分配，即再一次分地，相当于第二次土改。如果胡服同志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他的威望可能直逼德胜同志。二十年之后，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也就是资源再分配而已。今天大家闹改革，说穿了，还是希望资源重新分配而已。纵观历史巨人，没有人愿意去独自承担那么大的历史黑锅，也没有人可以经得起如此巨大诱惑。德胜同志不能，胡服同志也不能，后来的286依然不能。胡服同志想要取代德胜同志，想要从实践上指导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方式就是搞运动。通过运动增加自己的势力，通过运动削减德胜同志的势力。可以把他的行为理解为权力之争。对政治家而言，权力背后是理念。所谓浩劫、所谓运动，不过是理念差异而已。当二人理念相同时，可以形成最为有力的战斗同盟，分开则惹来最为激烈的政治运动。打通了这一层就能理解，为何胡服同志突然左转，一下子剧烈起来了。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就是胡服同志的这番转变引出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让德胜同志认定国家建设之所以出那么大的问题，皆因为政策执行上出现了错误。特别是通过四清运动，亲眼见证胡服同志一系列动作之后，更加认定是政策执行问题。不仅仅是政策问题，他甚至还在怀疑，胡服同志在他身边隐忍那么久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走向最高领导岗位，如同赫鲁晓夫隐藏在斯大林身边。只从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国政坛就扮演了反面角色，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纷纷浮出水面。可怜的赫鲁晓夫是躺着也中枪。而这些所谓赫鲁晓夫中间，分量最大的无疑就是胡服同志。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促使了二十年后286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整。因为胡服同志的实践（286也参与其中），286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核心之后，有了样板可以参照，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了探索时间。后来286搞“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把之前胡服同志赞同的“责任田”制进一步发挥。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然后就是今天的争论。这一正一反两个结果，如同硬币两面，在胡服同志那里结合起来。德胜同志的选择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两个人还有缓解余地么？从已有资料来看，应该还有几天。但二人此刻都没有缓解的意思。又过一年，胡服同志最后一次面见德胜同志，提出回老家种田时，已经太晚了。运动已经兴起，德胜同志能做的也就是因势利导而已。会后，胡服同志和286对话很意思。286对胡服同志说：“主席的情绪太大，下次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胡服同志说：“那得你去和他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胡服同志又说：“但是许多问题你不向主席汇报还不行，绕又绕不过去。还是多征求他的意见为好。只要有婆婆在，媳妇到老也是难当家呀。”这应该是真心话。此时的胡服同志和286想的还是你老人家就不要来掺和了，看看我们是如何干活的。286应该真的这么做了。这才有了八天之后，德胜同志拿着宪法和党章闯入会场开会的事。
六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号，德胜同志生日。德胜同志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定了几桌菜，请一批人来吃饭。名义上还是庆祝七十一大寿，其实根本不是。在他的客人名单中，有胡服同志、胡必成同志、286这些中央领导人，也有钱学森、陈永贵、王进喜等科学家和劳模，老婆孩子都没有。吃饭时，中央和大区领导人坐一起，德胜同志和钱学森他们坐一起。以往这样的场景，德胜同志总是谈笑风生，说话诙谐幽默，引来笑声阵阵。这一次完全不同，局势已经消磨掉了他幽默的心境。德胜同志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没来，他们没资格。”接下来话题又转到在座身上，大意说：你们都是国家有功之臣，干了很多工作；这四清我是没有下去蹲点，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又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修正主义威胁，等等。德胜同志到胡服同志、胡必成同志等人面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胡服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胡服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德胜同志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