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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乐路》作者史明智：不了解普通人生活，就无法了解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冬天，等那些错综缠绕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干净了，便能透过光秃秃的树枝，遥望远处由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大厦构成的标志性的城市天际线。三座高楼毗邻相对，全都要比纽约的帝国大厦高出一截。”

　　当澎湃新闻记者站在长乐路边读到这段话时，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两排行道树尚未长出绿叶，与手中这本《长乐路》开头描述的场景如出一辙。这时，一辆电动车轻盈地驶入这幅图景，停在一家小咖啡店的门口。一名金发碧眼的高挑男子跃下车，冲我绽开了笑容，开口则是流利的中文：“你好，我是罗伯·施密茨。”

　　罗伯·施密茨（Rob Schmitz）的中文名叫史明智，即《长乐路》一书的作者，他已在长乐路上住了8年之久。他讲述长乐路上人们生活的非虚构作品《长乐路》畅销海外，并于2018年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是日，对长乐路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如数家珍的史明智与记者在长乐路上走走，谈谈他与这条街的故事。

　　从普通人的生活开始了解中国

　　长乐路并非一切的起点。史明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来自于四川省自贡县的一个小村庄。1996年，他报名成为“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本期待前往中美洲，却被派到了中国支教，在四川自贡一所师范大学担任英文教师。彼时的史明智对中国一无所知，也未曾料到自己会与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度结下不解之缘。值得一提的是，与他同批的志愿者中，还有《寻路中国》和《江城》等书的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以及《东北游记》的作者梅英东（Michael Meyer），他们的非虚构作品是对中国一段时期的重要见证。

　　虽然生活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但史明智已然感受到当时中国非同寻常的时代氛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很明显，打开国门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但它当时依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我所在的地方非常穷，可同时我的学生们对他们的未来很乐观。我觉得那是个很好的时代，我很享受那段时光，它激励我去写更多有关中国的文章，成为一名记者。”支教结束后他第二次来到中国，在成都住了一年；而后他回到美国，进入研究生院攻读新闻学，踏进媒体行业。而他与中国的缘分也没有结束：2010年，他成为了NPR的驻沪经济记者，与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从此在上海长乐路上安了家。

　　史明智很喜欢长乐路这个名字。在英文版里，他将“长乐路”译为“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意为“永恒快乐之路”。而这条街上悠久的历史也令他着迷。在茂名南路和长乐路的交界处，坐落着上海的第一家五星级饭店――锦江饭店。1972年，周恩来与尼克松在此签订了《中美上海公报》，奠定了中美建交的基础。“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意义重大，”史明智说，“从那时起，中国开始看向世界。”

　　于是，当他准备为自己的广播节目Marketplace做一个有关中国的系列时，就想到了从长乐路开始。他拿着麦克风，走进一家店，或敲开一户住家的屋门，不谈政治或经济这类大问题，而是让人们说说自己的故事，关于他们从哪里来，经历过怎样的过去，心怀怎样的梦想。令他惊讶的是，人们丝毫不戒备他的这张西方面孔，很乐意告诉他自己的故事。一年里，他为电台做了13个中国普通人的故事，一段段真实而跌宕的人生在西方听众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不少美国出版商也因此联络上史明智，问他能否为此写一本书。这引起了他的兴趣：“我读过很多关于上海历史的书，但大部分的主角是外国人，讲述的是他们上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放纵的生活，可我从未读过在上海生活的中国人的故事。所以这会是一本我想读的书。”同时，对史明智来说，相比政治和经济的宏大叙事，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才是更有价值的选题。“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驱动中国人的生活，否则就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国家。”史明智说。

　　而他认为，对于中国迅疾的改革年代，一个局外人往往能看得更清楚。“当你身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你不会感觉到这列火车有多快。但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想我知道。”他微笑着说。

　　局外人的身份自然有其优势所在，但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史明智该如何克服既有的西方视角，不带偏见地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我不认为有一个真正的西方视角，”史明智说，“西方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而不同的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与体验。”史明智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长大，那里地广人稀，有非常美丽的森林和湖泊。他的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则是小学教师，父母都是工会的成员，他认为这样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才是他思想观念的来源，而并非所谓的西方视角。“我不认为我的视角和其他美国人是一样的，因为美国也是一个很多元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和阶级背景，构造了人们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他说。而他很小就热爱旅行，父母也一直鼓励他了解更广阔的世界。也正因如此，他乐意前来中国旅居，用心了解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用几段人生拼凑出中国的一段历史

　　起初，史明智并不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不觉得自己仅用一本书的篇幅就将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具备多元文化的大国解释清楚。在《长乐路》中只有5个主要角色和4到5个次要角色。在3到4年的时间里，史明智频繁地访问他们，见他们的家人，和他们一同旅行。他开始逐渐了解到他们过去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与现在的关联；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种种选择，选择背后又是怎样的原因。

　　在他的笔下，有曾在60年代建设新疆的冯叔和傅姨，有被拆迁的老康，有找寻人生意义的“80后”文艺青年CK……最传奇的一次经历，是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盒旧信件，最早的通信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对夫妻之间的通信，妻子住在长乐路上，而丈夫则在遥远的西部接受劳动改造；在调查中，史明智联系到了这对夫妇的幺子，而他已远在美国纽约……仅仅聚焦于一条街上的几段人生，史明智竟得以拼凑出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恐怕他自己也没能预料。他将其归功于上海这一移民城市的特殊魅力：“上海的每条街和每个社区，都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组成的。这里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也有年轻人和老人、富人和穷人，每个人都有很棒的故事，非常多元。”

　　说到这里，史明智在一间餐厅门口停下了。他告诉记者，这正是CK的店，CK是他笔下最年轻的一个角色。这位来自湖南的“80后”青年，最初来到上海时是手风琴厂的一名工人；他的精湛技术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开始从事手风琴的管理和销售，赚下了不少钱；2011年，他用这笔钱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三明治店。

　　但是这家店大门紧锁，门上还贴着招租启事，CK本人又在哪里呢？面对记者的疑问，史明智笑了：“上海的每一个梦想都很短暂，至少对我来说很短，但对上海来说很长，大概只有5-7年，变化真的很快。”他继续解释说，CK把三明治店经营得很红火，并将其逐渐升级为一家西式餐厅，卖起了波士顿龙虾和澳洲牛排。赚够钱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精神层面―――现在的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并且回归音乐行业，成为了一名时常在音乐现场演出的音乐家。“所以他卖掉了这家店，”史明智拉了拉店门，听见一阵锁链的声响，“现在它关了，等待下一个人前来经营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美妙之处，梦想是可以循环的，不是吗？”

　　《长乐路》英文版书影

　　CK为了他的新梦想离开了长乐路，但也有人依然留在这里，例如在长乐路最东边经营花店的赵女士。赵女士来自山东农村，90年代中期为摆脱父母包办婚姻的束缚来到上海，自称是“中国第一批打工妹”之一；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熬了两年后，她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花店，并把自己的大儿子接到了上海，儿子的户口问题却成了她的难题；而留守在老家的小儿子又患上了自闭症……虽然生活艰辛，但史明智笔下的她，是一位性格爽朗、笑容非常有感染力的女士，她也和史明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在与史明智相见的前一天，记者就提前找到了赵女士的花店。没等开口询问，她就认出了我手中的书：“这不就是写我的书吗？快进来快进来！”她热情地把我拉进了店，请我坐在满屋的鲜花中间。

　　“这本书在国外很火，好多外国人读了之后，都来了我的店。”赵女士兴奋中又有些赧然，向记者展示了一系列照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手持《长乐路》，在花店前跟她合影。

　　“真搞不懂老外，”赵女士纳闷道，“我的故事跟别人没什么两样，每个中国人不都是这么过日子的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

　　“因为他们喜欢你啊。”第二天，记者与史明智再度来访时，赵女士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了史明智带着笑意的回答。

　　虽然赵女士与史明智已是多年的朋友，但这次见面的情形稍有不同。因为《长乐路》的中文版刚刚出版，赵女士上周才收到书，这才第一次阅读史明智写下的她的故事。

　　史明智与赵女士在花店门口交谈 澎湃新闻记者 薛松 摄

　　“你写得太真实了，把我的秘密都写出来了。”赵女士责怪道，但脸上依然带着笑意。她告诉史明智，因为内容过于真实，她不得不把书藏起来，生怕被自己的亲戚朋友看到。

　　“外国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太直接了，不像中国人那么含蓄。”赵女士对记者感叹道。

　　中西文化的隔阂并没有那么容易打破，而当写作对象是自己亲密的友邻，处理彼此的关系更是难题。即使是久居长乐路8年、擅长与人交往的史明智，也会遇上这样的时刻。

　　“她不喜欢我这么写她，我很难过，”跟赵女士交谈过后，他告诉记者，“但当时我就决定，我写下的必须是她的真实想法，同时我会尽量写下更多的事，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书中人物的动机，并且尽量完整地写出来，以防丢失部分的真相。同时要怀着尊重，用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情绪去写。好的坏的都要写，因为我们都是人类，都不完美。”

　　作为一本非虚构杰作，《长乐路》为西方读者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中国读者对自身的反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但它毕竟只写了一条街上寥寥数人的故事。面对广阔复杂的中国，史明智是否想要继续探索？

　　出人意料的是，史明智表示自己没有后续的写作计划。“我很享受写《长乐路》的过程。或许我会再写另一本书，但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会写什么，也许关于我自己的国家和人们。我只确定，我非常喜欢写作，喜欢写人的故事。”他说。

　　关于未来，史明智表示，至少接下来的两三年还会住在这里，然后或许会考虑回家。“我很想念美国，”这位旅居中国多年，早已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的作家，终于表露了自己的思乡之情，“我想家，每次回家我都想留下来。”

　　为什么长乐路如此重要？

　　每个人的命运，也是这条马路的命运。

　　跟很多初到上海的美国人一样，长乐路最初在 Rob Schmitz 眼中也是跟一些很大、很有历史感的标签联系在一起的，标志是那个锦江饭店――据称毛泽东来上海的时候住过，里面有当年为数不多的恒温游泳池，那里还是《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地――1972 年，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发布的这个公报，标志着中国和美国结束对抗，这是冷战时代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与长乐路平行相距不到 200 米就是著名的淮海中路，这是上海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就在那里。

　　长乐路在 20 世纪上半叶归属于法租界，前法租界是来到上海的外国人最喜欢的那部分上海。那个时候长乐路叫蒲石路，在共产党接管这个城市之前，住着很多显赫人物。

　　Schmitz 把家也选在长乐路，这是一个叫“汇贤居”的楼盘，这个由七栋高楼组成的小区开发者是来自香港的大名鼎鼎的李嘉诚，在 2010 年的时候，它差不多是上海浦西售价最贵的楼盘之一。“其中一座有 40 层楼高，如果把整个社区丢到我的家乡明尼苏达州，汇贤居会是全州第七高的建筑物。但在上海，它不过是编织在数百栋形形色色摩天大厦之间的一组小塔罢了，”Schmitz 说。

　　Schmitz 的办公室在与长乐路平行距离不到 1 公里的南京西路上。那是浦西另外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从静安寺到他办公室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也是大上海繁华所在。

　　长乐路“有所保留”，Schmitz 说的是这里的建筑，道路小，晚上很少人，相比于南京西路上那些紧密排列的建筑高楼，这里的老建筑舒适宜人，“这里不会让你感觉生活在一个有 2400 万人口的大城市，能把你从现实中抽离出来。”Schmitz 喜欢在这条路上散步，梧桐树荫，咖啡馆，潮流店，茶屋，沿街排列。

　　Rob Schmitz 是 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记者，1996 年，他先是作为和平志愿队的志愿者在四川自贡乡下教书，后来到成都做记者，最后到了上海。

　　他赶上了中国变化剧烈的 20 几年时间，做志愿者时，他二十出头，拿着一百二十美元的月薪，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口。他记得居住的小镇周围贴满了亮红色标语“女孩也是人”，专用来警告那些因重男轻女而谋杀婴儿的农村家庭。

　　Schmitz 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 2010 年，中国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数以千万的中国人白手起家摆脱了贫困。上海当年正在办“世界博览会”，与早年世博会举办城市通常拥有的勃勃雄心一样，上海也正在经历它的巅峰时刻。海宝――世博会的吉祥物――也比他在 1990 年看到的标语要可爱一些，虽然都是提醒大家今日中国正确的方向，以前是不杀女婴，现在是要大家相信城市生活更美好。

　　那也是长乐路事后让很多人回忆起来充满留恋的时间段之一。

　　熊麒在长乐路完成了最初的时尚启蒙。

　　“杂志上看到的陈冠希、藤原浩等明星身上的潮物在长乐路都能看得到，”熊麒说。他的家位于南昌路思南路口，距离长乐路只有 10 分钟步行距离，他过去经常到长乐路上的向明中学打篮球。

　　长乐路在这一段时间里成了潮流首选之地。2006 年陈冠希和 Tom Chung、Michael Chung 联手在长乐路 139-11 号上打造的 ACU 鞋店是中国内地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多品牌和高端球鞋集合店，也是全上海唯一发布限量球鞋的地方。

　　2008 年李晨和潘玮柏从陈冠希手中接过 139-11，打造了 NPC。2010 年 NPC 招聘，接近 40个人面试最终选了 3 人，熊麒是其中一个。“我读高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NPC，”熊麒如今成为这潮流策动地的一员了。

　　那时候被熊麒认为是潮流文化最浓的阶段。NPC 发行限量品的前夜，店铺晚上关门前，门口经常排满了长队。有次一大早长乐路上就挤满了三四百人，队伍密密麻麻占据了道路两旁。

　　类似这样的潮流盛宴在长乐路上时有发生，总会聚集着上海以及全中国爱好潮流文化的年轻人，他们一边排队一边分享和炫耀着彼此的收藏。在当时年轻人的心中，“上海的潮流圈，大家说得出名字的只有长乐路，” 熊麒说。

　　这也是发型设计师潘于兰 2009 年选择在长乐路开店的原因，潘于兰的两只手腕佩戴着黑色和金色的装饰品，露出的两只光手臂和脖子上文满了红色和绿色刺青，“那个时候长乐路是潮人一条街，”他说。这多少和 2004 年卢湾区政府在长乐路延中绿地下打造的“都市风情街”分不开，这个地下商场开满了各式潮流服装店、玩具店。NPC 创始人李晨把这里形容为“一个地下城市，一个属于年轻人乌托邦一样的存在”，他说，“大家都说这里是中国潮流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Schmitz 偏爱长乐路也是因为这里有着像 Godhands 一样的小店，面积不大，但每家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过，长乐路正发生着变化。不少小店相继歇业，取而代之的是像星巴克一样的连锁品牌店。过去路上的各式中餐也“升级”成了日料、法国餐厅。

　　他把这一切理解为城市“士绅化”的必经过程，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租金上涨，小店最终都会因为无法支付租金而被淘汰出局，而实力强大的连锁店、开发商则会重新定义街区的面貌，“这很可悲，但不可避免，”Schmitz 说。

　　在 Godhands 工作的刘菁某次出差两月回来后，附近关了 4 家店，“很夸张，当时我们觉得长乐路是不是要倒闭了？怎么店都不见了？” 那是 2016 年。刘菁在这条路上工作 5 年多时间，她印象中一直撑到最后的只有 2-3 家潮店，包括 NPC、上野眼镜和 Godhands。在她看来，这条街容不下“不够酷”的店。

　　越来越贵的租金让那些潮流小店生活艰难。

　　长乐路的租金甚至开始高过一些大 Shopping Mall 的租金。潮流媒体 HYPEBEAST 的生活文化编辑 Ben Chueng 说，10 平方米的潮店 MU821 租金为 2.5 万，上野眼镜 5 万，NPC 10 万。潘于兰说他的店在长乐路租金每年的涨幅都在 7-8%。

　　值钱的一楼沿街店铺，租金通常是 2 楼的两倍。潘于兰最开始为了节省成本只租下了 2 楼，直到 4 年后才又扩张到了 1 楼。要想判断一家店在长乐路的生存状况，看看他们的楼层就一目了然――生意不错的到一楼，撑不住的换到二楼。

　　潘于兰认为自己是沾了长乐路鼎盛时期的光，从 2004 的都市风情街开始，好光景持续了近 10 年，2013 年开始，潘于兰明显感觉到人流减少，有一年过年期间店铺仍在营业，但街上却空无一人。潘于兰把这归结为租金上涨，店铺则把租金转嫁到商品上，吓退了部分客人，加上 2010 年以设计师和潮牌为主打的三期新天地购物中心开幕都加速了长乐路的衰退。

　　几乎同时期，NPC 的营业额也从最多时 100 多万一月，下降到了 40 万左右。

　　潘于兰（左）在长乐路 Godhands 理发店内

　　“大开发商对一个地区有想法，他们喜欢大的连锁品牌进驻，当地的租金就会跟着上涨，小店最终会因为没办法付租金，被赶出去。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Schmitz 说。

　　“正常”包括长乐路陕西南路路口正在修建的地铁，包括工地边上的星巴克，Schmitz 说他感到有些遗憾，“那些小店是大家去长乐路的原因，以前每 5 米就有一个小店，独立又有趣，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商业区。”

　　“正常”可能也包括他说的“士绅化”。“我觉得长乐路变得更像是一个富人区了，”Schmitz 说。

　　时间久了，长乐路不再仅仅是那个藏着深厚历史、如今充满了时尚潮流感觉的街道。

　　更多秘密呈现在 Schmitz 面前。

　　Schmitz 的朋友送给他一个装着 100 多封信的鞋盒。这 100 多封信横跨近 40 年，最早的几封信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通信双方是一对夫妻，妻子住在长乐路 682 弄 70 号，丈夫（王铭）的地址则在 3000 多公里以外的青海劳改农场。

　　信件中展现出来的长乐路故事，很残忍。

　　丈夫在 1957 年离开上海时，妻子刚怀上了家里的第七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丈夫在信中知道了小儿子在长大，断奶了、可以吃粥吃稀饭了，还知道了小女儿送人了――大饥荒来了，妻子不得已把她送给了乡下产粮食的人家，妻子实在无力照顾 7 个孩子。“我被迫变卖掉我们所有的家当，现在只能领工商总局的福利津贴才能活下去。”妻子在信中说。

　　Schmitz 2012 年开始制作一档播客节目，一直播到 2013 年，鞋盒里藏着的悲剧故事是反响最大的一个。在上海住到第七年的时候，Rob Schmitz 2016 年整理了他播客的内容，出版了一本叫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长乐路）的书，被《经济学人》评论为“微观下的辛酸中国”。

　　辛酸总是各种意想不到――对于 Schmitz 的听众和读者来说。

　　“户口是我在长乐路上听到最多的抱怨，”Schmitz 说，这也是他的美国听众所不能理解的“新知”。赵女士 1997 年从山东来到上海，成了长乐路上一个花店的经营者，她的大儿子六年级时到上海投靠母亲，被上海比乐中学录取，是班上的尖子生，但上大学的梦想在高中时戛然而止――因为没有户口，他必须回到山东读高中。回到老家的大儿子已经不适应当地强大的应试教育，最终辍学。小儿子因为没有父母照顾而得了抑郁症，成了中国“问题留守儿童”。

　　在 Schmitz 讲述的长乐路赵女士故事背后，是中国从 1997 年开始接下来的 10 年中，2.5 亿中国乡村人口离开故乡，加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是中国 6100 万类似赵女士的一对儿子这样的留守儿童――大约占中国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

　　在上海，有超过 40% 的外来人口，这意味着有接近 1000 万人没有户口，他们的下一代都面临着赵女士一样的困境。“孩子中学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表现和未来的成功，尤其中国的中学更为艰难，”Schmitz 说。

　　在 Schmitz 的视野之外，就在赵女士花店 100 多米外的弄堂里，住着和她一样的外来人，来自江苏的丁先生已经在长乐路和周边收了 10 几年的废品。在他为我们讲述的辛酸故事中，他经历过两次被“遣送”的历史：一次被遣送到南京，当天他借钱逃回了上海，第二次被“卖”到了南通――当地接收站以 50 元一人买下来，再送到连云港，缴纳 200 元才获得自由。

　　丁先生在长乐路收废品的摊位 pic/好奇心日报

　　同一条弄堂里住了 30 多年的本地人秦先生，不用担心 1990 年代让外地人担忧的“遣送”，但与赵女士或者丁先生的窘迫而局促的生活比起来，他的处境也并没有好多少。现在他每天早上仍然过着倒马桶的生活，“我没有卫生间，只能往阴沟里倒，还能怎么办？” 在这里生活的大半辈子，秦先生都只能在家里放一盆水洗澡。他用“一塌糊涂”形容这里的生活。尽管住在上海的中心，但却过着难以启齿的生活，一个不到 10 几平米的厨房挤着 4 户人家，烧饭必须等着同一个水龙头。

　　推门出去，就步入上海最潮流的繁华市井。但这繁华是别人的繁华，潮流与他们无关。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 Schmitz 最终发现这个 21 世纪初的上海与 20 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