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应加快体育部门由举国体制向分类改革转型_篮球-CBA_新浪竞技风暴_新浪网
姚明：应加快体育部门由举国体制向分类改革转型
　　新华社天津9月11日体育专电(记者毛振华)11日在天津举行的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参加论坛活动的姚明表示，当前中国应更加注重发展职业体育和体育产业，加快体育相关部门从原来的举国体制向分类改革转型，把市场能承受、能消费的还给市场。
　　“没有你们的话，我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姚明对活动现场的观众们说。
　　姚明因篮球而被大众所熟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第一年的提案就有关于体育重新融入、回归到教育中的内容。“体育其实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的体育，体教分离的情况可以得到重新认识，并且重新拼装在一起。”他认为，体育是人格素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应当通过强身健体的方式，锻炼出现代公民所需的素质。
　　姚明说，运动员要学会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尊重对手，这是构架未来成熟社会文明的重要元素，也是为什么体育是教育当中非常重要一部分的原因。
　　姚明最近一个建议是关于取消体育赛事审批。令他兴奋的是，国家在不久前已经正式取消了商业赛事和群众性赛事的审批制度，让体育比赛直接面向社会。
　　在他看来，群众组织赛事需要政府部门批准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过去由于需要批准使商业组织体育赛事的成本变得非常高，因为需要批准及公关的费用，这些费用最终会直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在谈到当前我国发展体育的举国体制时，姚明认为，当前应更加注重发展职业体育和体育产业所关注方面。加快体育相关部门的转型，从原来的举国体制向分类改革转型。
　　“我们不能一刀切地把所有的体育都归到举国体制中。”姚明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奥运会你可以看到场上是两个国家的选手或球队在竞争，但实际上比拼的是两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培训机制。举国体制对那些我国传统强项是有巨大帮助的，但在篮球、足球这些项目上，我们的实力薄弱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他建议，当前要有更好的方法进行分类改革，把市场完全可以承受，消费能力可以带动的体育交给市场完成，这也符合简政放权的理念。只有举国体制转变为分类管理，中国的体育产业才可能成为全国人民一起的产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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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几点疑问
　　摘要:从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备受关注的现象出发,从四个方面对举国体制提出质疑:举国体制何以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有没有别的国家效仿举国体制?在体育体制改革有关方面是不能作为还是不愿作为?是舍义取利还是舍利取义?呼吁有关方面站在民众的立场和历史的高度锐意改革。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6/view-2941393.htm　　关键词:举国体制;改革;质疑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005-04 　　 　　Abstract:This paper brought force questions to the whole nation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based on the highly attention onit in recent years.Why the whole nation system becomes the highly anticipated focus? Has any another nation imitated our whole nation system?Is it can not or not willing to reform by related departments?Does it lose the benefits for the justice or lose the justice for the benefits?Determined reform is being called for in the firm stand of the people and in the historical height. 　　Key words: the question 　　 　　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体育体制的改革向来受人关注。在对待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态度上,体育部门的态度是一贯的支持。2001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体育得益于举国体制,改革开放后又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2003年,又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 [1]。北京奥运会前,2008年1月,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表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2]。北京奥运会后,2008年9月,刘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3]与之相反,体育界学人对举国体制的质疑则多年持续不断,有委婉论说的,也有尖刻批评的。媒体的反应则更为直接,2007年有媒体宣称“该到举国体制谢幕的时候了”[4]。举国体制究竟怎么了?人们有太多的疑问。 　　 　　1 举国体制何以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在体育发展和改革方面举国体制被如此广泛关注,确实是蔚为壮观。却为何如此纠结于体制?对于举国体制的改革方案人们总结有三,激进式改革是其一,渐进式改革是其二,抛弃式改革是其三。甚而许多举国体制的替代品都纷纷出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是其一,“新型举国体制”是其二,“全民体制”是其三。有文从名实论的角度指出对举国体制的关注――无论是支持或者反对――有战“风车”之嫌,因为所谓的举国体制“却是行业内部独立封闭的仅限于发展竞技的系统”[5],说它为举体育都嫌勉强,何曾有过“举国”之举,“举国体制”实在是一个伪概念,是“皇帝的新衣”而已。另有文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体制迷恋”倒也颇为准确:体育界人士将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普遍地、单纯地寄希望于抽象的整体体育体制的改革, 而每一个人都感觉置身事外且无力改变,缺乏对人的主体性作用、价值的分析与重视的一种社会现象。此观点经年间几篇文章的往来,理解渐趋一致,“体制改革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内容是制度变迁,‘人’是制度变迁的主体。[6]” 　　或曰举国体制产生的效益如此辉煌,为何还有此等状况出现。事实上,举国体制可以生产金牌,是国内外的共识,甚而成就金牌机器的美誉。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有趣的是,若干年来,在辉煌成绩归因于举国体制的同时,体坛的诸多弊端、缺陷和丑事也被认定为和举国体制紧密相关。在此理解下,举国体制的优点也就“等同于”它的缺点,固守举国体制也意味着抱残守缺。何以如此呢?大约和所谓体育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肆宣传有关。众所周知,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竞技体育领域,在奥运会摘金夺银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奥运会4年一届,对举国体制4年一轮次的周期性赞扬也属规定动作。 　　殊不知金牌的背后大有可疑,有质疑金牌的成本的,7亿元、6000万元、2000万元人民币说甚嚣尘上,此种论调体育管理者是不大认可的。有意思的是,当年下定决心开除田亮出国家队时,领导人也引用了每块金牌7亿元人民币的数目字,“一块金牌值7亿元,这7亿元是倾举国之财力投入的,运动员拿着这样的一块金牌,过分地为个人谋取利益,而不顾训练、比赛状态,这样应不应该处理? [7]”有质疑金牌的数量的,我们到底应该拿多少合适,有说够了的,拿到所有参赛国第一当然是够了,有说还不够,我们一亿人才拿4块金牌,当然不够了。更有质疑金牌对大众体育带动不够――甚至对金牌的基础的竞技后备人才都带动不够――非但不够,简直还有所削弱。 　　如此,对举国体制的负面纠结,其根源还在于对举国体制的正面宣传。正所谓矫枉过正、反向的超量恢复,正所谓恶性循环、否定性放大。正如机体内的癌细胞,发达倒是发达,有点失控了,而且对机体则未必是好事,这机体一则为体育整体,一则为国家社会。 　　想来,举国体制未必有资格赢得如此多的批评和反对,但其作为体制保障与人的主体性之一端,受到一定的责备也属必然。正如奥运会赛场上响彻云霄的“×××下课”一样,举国体制实在也多少因了人们发泄对体育发展不满而成为一个由头。 　　 　　2 究竟有没有别国效仿举国体制的? 　　 　　在举国体制的支持者的辩护意见中,其中之一为有别国效仿。别的国家正纷纷效仿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倒要放弃这一使我们领先世界的法宝,岂不大为怪异。在判别此一现象之真伪前,先提出另一问题,目前世界上有没有别国应用举国体制的?答案大抵是目前没有。虽说前苏联等国家采用的体制和举国体制当无二致,因为我们的举国体制毕竟还是“学苏”来的,但那毕竟是过去的历史了。当然资料显示世界上还是有些国家存在着政府的体育部门的,高等学校统一教材中显示,其汇集的134个国家和地区有36个国家和地区由政府专门的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体育[8],而采用政府集权的管理模式的国家也仍然存在,拿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上的话说,“目前,一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仍采用政府集权的管理模式,如古巴和朝鲜。[9]” 　　拿人们提炼出的举国体制的三大内容“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的长训制来比对,别国采用某一、二内容的也许有,比如常被拿来做例子的韩国就有每年一度全国运动会,比如美国也有奥林匹克训练中心,但三大内容全部具备的几乎没有。可见,在世界范围内举国体制并不常见,有独此一家的可能,别国效仿我们的前提是存在的。物以稀为贵,我们真的已经成为制度的输出国了吗,有多少国家在效仿举国体制呢?
　　对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人们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约可概括为计划体制论、体育整体论、竞技体育论、公益体育论、重点项目论等等。而其中重点项目论渐趋主流的理解。人们普遍认可举国体制本指一种特殊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动员和调配国家资源,重点发展国家急需的重要领域或重大项目。“是一种应急状态下启用的不同于常态的非均衡发展策略,其启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应对诸如自然灾害、国防、国家重大发展项目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10]”按照这种理解,普遍意义上的举国体制不是中国独有的,比如哪个国家不发生点自然灾害呢? 　　可未见哪个国家在体育领域长期采用举国体制。想来也算合理,举国体制本来就是临时性的应急机制,而体育再重要,也要让位于应对自然灾害、战争等,将其纳入举国体制,体育人即使愿意,其他国人未必就愿意呢。我们常宣传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用此标准衡量,举办奥运会是承办全球性盛宴,当然是国家大事,参与奥运会可比作做客赴宴,作为体育界的大事当然可以,作为国家大事就有点勉强。除此之外,体育领域哪里还有够得上抗击“SARS”或者“H1N1”的水准的国家大事,贸然认领举国体制颇有点认可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政府对体育的介入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近现代体育形成与发展的引擎与主要推动力量。只是因各国的社会制度与国情的不同,政府对体育介入的深度不同而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体育市场成熟,政府淡出对体育的直接管理,降低介入深度将是一个大趋势。[11]”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既然是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当然有其合理性,而且数十年的发展举国体制也确实发挥了巨大功能。但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景下,还固守不合时宜的举国体制,难道不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的不智之举吗? 　　说别国对我们的体制羡慕乃至眼红,该是无可置疑的,近几届奥运会举行期间,别国体育官员或者运动员相关言论常见诸报端。但羡慕是一回事,效仿不效仿是一回事,能否效仿得来是另一回事。基本上,国际上对中国的举国体制是“可望而不可即”罢了。 　　2008年有媒体以“举国体制好,英美也要搞?”为标题,对别国效仿中国体育举国体制进行报道,“仿佛一夜之间,英国已经跃进世界体育强国阵营。英国体育取得成功的秘诀何在?也许,他们还得感谢中国人,感谢中国人的举国体制。[12]”其实不过是英国政府因应伦敦奥运会的需要,近年来加强了对体育的投入而已。也是在2008年,英国《卫报》以“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效,但也付出了代价”为题,刊发了一篇报道,“中国的国家体育管理体制当然应该受到批评,但那些从中受益的人相信,那正是这个国家竞技体育成功的奥秘。[13]”至于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将全国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进行训练,或者日本国在制定本国《体育振兴基本计划》时调查发现,“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总数前10名的国家中有9个国家拥有这种训练基地设施[14]”,也都不能作为举国体制的证据,难道中国备战奥运轰轰烈烈,别国没有举国体制就该零敲碎打不成?日本政府1961年颁布的《体育振兴法》规定:“本法律以明确有关振兴体育政策措施的基本内容,促进国民身心的健全发展,形成明朗而充实的国民生活为目的。[14]”实是当时日本社会坚持奥运会业余原则的反映。及至2000年日本政府颁布《体育振兴基本计划》,“本计划将努力把提供体育活动机会的公共主体、民间主体与利用体育机会的居民、运动员结为一体,进一步实现体育振兴”[14],与专拿金牌的举国体制相差何其远哉。说“在和中国不同的运作模式下,美国、俄罗斯和德国都在不自觉地走向各具特色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15],未免过于乐观了。 　　甚至在国际竞技界,“靠‘举国体制’维持奥运会奖牌、跻身所谓的第二集团,所得到尊重也是打折扣的。[16]”有的国际友人对此愤愤不平也时有出现。2008年,有报道说“美国、俄罗斯等外国代表团认为和中国代表团竞争不公平,因为他们的队员是孤身作战,而中国运动员是由国家拨款培养、统一集训,他们相当于是以个人的力量对抗举国的力量。”[17] 2008年香港网球邀请赛,俄罗斯占了金组四强中的三席,莎拉波娃的解释被记者理解为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暗讽:“关键是我们并不是从同一个系统中出来的,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训练。我们并不是一直在一起,一起长大,吃一模一样的东西。[18]” 　　当然,别国有没有举国体制,别国有没有想效仿或者效仿我们的举国体制并不重要,我们当然要根据我们的现实国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去选择我们自己的体制和发展方向。当然也不能因为我们以举国体制参与国际竞技体育的竞争,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国家都没有任何理由不重视本国体育的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激情的民族都不能容忍,在国际竞技体育的舞台上,看不见本民族的身影。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参加国际竞技体育的大竞争。[19]”就捕风捉影或者一厢情愿的以别国效仿的说法作为我们坚守举国体制的依据。 　　 　　3 不能还是不为? 　　 　　1980年代开始,中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阶段性转折的标志就是党的“十四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经济体制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场改革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经济运行由原来通过计划为主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市场为主的方式来实现,经济调控的主体构成由原来的政府一元的模式,转为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自主调控相结合的多元模式,经济调控手段由原来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化为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经济体制改革冲击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体育体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委)进行了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1986年《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下发,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出台,2000年《2001年-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出台,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颁发。从文件的出台,不能说体育部门对体制改革不重视,可从多年来人们对体育体制持续的质疑,也足见人们对体育体制改革的不满。这样的现实给人以体育部门对改革“非不为也,不能也”的印象,这印象到底是真相还是假象呢,是社会环境不具备,还是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呢? 　　有文把我国目前的体育体制改革描述为“两头热,中间冷”的中梗现象,“所谓‘两头热’是指上层的中央决策集体对体制改革持支持态度;底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公众,表现出强烈的变革要求与热情;‘中间冷’是指处于中间层面的体制内部利益主体表现出对体制改革推进的抵触情绪。”[6]一件具体事例可见一斑。据央视网披露,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交派给政策法规司和体育科研所一项课题――对举国体制进行深入研究,体科所某资深研究员回忆,“我们当时都知道,领导希望我们拿出一个肯定举国体制的报告来;但大家一碰头,都是举国体制的‘反对派’,于是就商定,做出一个反对举国体制并做出具体制度设计的报告来。[20]”最后报告是交上去了,但“再无下文”了。 　　可见,体制改革原地踏步、成效不大,确有“非不能也,不为也”的嫌疑。当然,体育部门并非没有理由,从一定意义上,理由还相当充分。理由一,金牌。国人确曾有过对金牌的极强的渴望时期,说有“金牌情结”也不为过。金晃晃的金牌谁人不爱,于是“在舆论上把体育简化为竞赛、简化为金牌、简化为奥运会金牌,虚构中央要金牌、民众要金牌、金牌少了谁都不答应的假象”[5]。于是,4年一度的奥运会,成为4年一度的对体制改革的推脱理由。及至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连民众也对2008年前体育体制的改革不抱任何希望了。2008年后,有披露说,“国家体育总局向中央打报告,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我们要避免金牌和奖牌数量大滑坡;滑坡了,老百姓不接受,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不滑坡怎么办?就要加强举国体制。[20]”说是虚构,是因为世易时移,上层和民众对金牌的渴望已经大为消减,须知,“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众服务的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5],人民大众已经没有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枚金牌堪比百枚银牌;得银牌相当于失误”[21]这样非理性的心态。相反,民间对金牌成本效益的质疑持续不断,一金遮百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拿金牌作为体制改革不力的遮羞布不能成立。
　　理由二,稳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体育改革也把中央保稳定的政策直接挪用过来,反倒成了改革的屏障。因此渐进式改革、小修小补、小打小闹成了体育体制改革的常规,甚至游离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大局之外,在体育的世外桃源里,做着在坚持“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举国体制的同时尽享“市场经济”好处和坚持举国体制的“根本制度”不变在“具体制度”方面进行完善的鱼与熊掌兼得的美梦。岂不知稳定是对大局而言,稳定并不是不要改革,不要发展,如果一切局部都以稳定为标准,以维持原貌为己任,社会岂不成为死水一潭了吗?大部制改革中,有些部门直接砍掉,对这个局部而言,哪里还有稳定而言,但改革的大局不正是因为各不同局部的调整而更加稳定了吗?体育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区,它应当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不能在经济社会整体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切割下一块来,所谓的渐进式改革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为缺乏改革思维和滞后的改革辩护。[22]” 　　 　　4 舍义取利还是舍利取义? 　　 　　“竞技体育沦为套利工具”、“末班车心态”、[16]“异化”、必须“连根拔起”、[23] “该到举国体制谢幕的时候了”[4],近年来媒体对体育的举国体制这样的指责比比皆是。 　　套利工具的指责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见利忘义、因利忘义的嫌疑总还是有的。也许体育部门在体制改革方面能够有所为而不为的根本原因还是利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体制则充当了联系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活动的纽带,成为维持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体育体制,其实质就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此种制度安排形式,对应一种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并存的巨变。体制变迁和变革,某种意义上是各种利益博弈的结果 。当前“中国体育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和体育改革措施的制定者……,体育总局和其下属单位在制定改革措施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利益,对体育资源进行垄断。[24]” 　　既然多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都不能使体育体制改革有实质性推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体育改革措施制定者的“精神内省”,反省究竟是站在了谁的立场上,真正能从为民众负责,为历史负责的角度,拿出勇敢的心,舍利而取义。“在利益导向之下,某些体制内部成员对体制改革的抵触,应属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社会公众之福祉,不应为个别人的自身利益而消延,个人一时的得失更不可与时代的潮流为敌……体制内部利益主体对既得利益的让渡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洪流。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6]” 　　无疑,相对于教育、医疗等领域,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领域,改革的风险、成本和难度相对更小,而机会更多,体育理当成为体制改革的先锋,这也是社会各界对体育体制改革寄予厚望的原因。社会的进步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改变之后才一蹴而就的。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都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25]”体育改革拖不起,也等不起了,必须有人行动起来。采取鸵鸟计策,掩其耳盗其铃实为不智之举。与其被动、拖延而致怨声载道且最后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何不决绝地站在大众一端,锐意改革,浴火新生,重振体育威名,岂不壮哉! 　　 　　参考文献: 　　[1] 郝勤.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特点与功能[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01). 　　[2] 刘鹏:中国必须坚持体育举国体制几十年不动摇[EB/OL].http://2008.省略/08/KKB5QQ007424EE.html,. 　　[3] 刘鹏表示体育要坚持举国体制,反驳劳民伤财说[EB/OL].http://news.省略/politics//content_9804869.htm,. 　　[4] 罗晓汀.铿锵玫瑰之败与体育举国体制之殇[N].亚太经济时报,. 　　[5] 狐鸣.建议停止“举国体制”的提法[J].体育学刊,2007,(02). 　　[6] 邢尊明,宋振镇,陈壮荔等.体制改革:历史决定与主体选择――对《商榷》一文的回应与再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03). 　　[7] 李乐.刘鹏:“举国体制”改良派[N].共产党员,2008(18). 　　[8] 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0]?胡科,黄玉珍.评《建议停止“举国体制”的提法》一文兼论什么是体育举国体制[J].体育学刊, 2007, (07) . 　　[11]?郝勤.政府在体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J].体育学刊, 2004,(02). 　　[12]?罗俊.举国体制好!英美也要搞?[N].人民日报海外版,. 　　[13]?英国《卫报》.中国运动员制度的深层弊端[EB/OL].http://china.省略/eyes_on_china/49.html,. 　　[14]?周爱光.日本体育政策的新动向――《体育振兴基本计划》解析[J]. 体育学刊, 2007,(02). 　　[15]?曹 ?. 举国体制:时代和人民的需要[N].中国体育报,. 　　[16]?李巨微. 竞技体育沦为套利工具 十运丑闻拷问“举国体制”[N]. 东方早报, 2005, (). 　　[17]?朱冲. 伍绍祖:举国体制不会变[N].经济观察报,. 　　[18]?莎娃暗讽中国举国体制 俄红粉成功源于分头训练[EB/OL].http://www.省略/a/739.html,. 　　[19]?梁晓龙.论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J].体育文化导刊,2004,(08). 　　[20]?后奥运中国 举国体制"不会动摇"[EB/OL].省略tv.com/china/956.shtml,. 　　[21]?纪玉娣. 我国“举国体制”改革趋势之研究――从精神分析理论视角出发[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04). 　　[22]?梁中堂. 宏观视野下的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J].经济问题, 2006, (03). 　　[23]?袁幼鸣.对现行竞技体育体制做‘抛弃式改革’[N].中国经济时报,. 　　[24]?张新萍.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体育学刊,2007,(01). 　　[25]?邢尊明. 论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体制迷恋”现象[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7,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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