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水上漂！牛人将摩托车开上海冲浪不下沉_极限运动_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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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堂勿进！ 请您看完《故乡地理》,描述70年代的灵璧，写的很好，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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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微笑╮漠然 于
15:47 编辑
& && && && && && && && && && && && && && && && && && && & 故乡地理（本地书籍）
& && && & 自从1992年父母调至宿县工作之后，我一共回过灵璧四次，每次回去都很有感慨。在这座县城不断地变化的建筑外貌下，灵璧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缓慢的。我也去过很多不发达的地方，至少当地的景观保持了连续性。而灵璧，所有的古迹，哪怕是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景观都已荡然无存，取代这些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贴着马赛克的建筑。整个的县城异常拥挤，逼仄的街道上响彻的是高音喇叭推销的声音，卫生状况极差。
　　今年回灵璧，这种凋敝和颓败的感觉更加强烈。父亲原先的同事安排我们住在灵璧大酒店，这是县城条件最好的住处，我们的房间居然还是一个“豪套”，但室内设施破旧不堪，霉味四散。凭窗望去，是拥挤凌乱的公共建筑以及民宅，这时，听见儿子在给他妈妈打电话：“我到了爸爸的老家了，告诉你，特别破……”
　　1965年，我出生在医院，在这里长到了十七岁，离开。灵璧承载了我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当年的那座小县城曾经是我生活的全部，也是我生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几个月前回到北京，我便开始梳理我关于这座小城的回忆，先写了《城墙》、《三用礼堂》、《金教育》，这次生病，又写了《隍庙街》、《大年汪》和《隅顶口》，我会一直写下去，写到不想写为止。
　　我打算把这些汇集成一个系列，题目叫《故乡地理》，所有的篇目都会以灵璧的一个地名为题，从那个地点点击出我的一些记忆，许多的记忆是共同的，也有一些我的个人经历在里面，这个系列回忆更偏重于个体，是我自己的灵璧县志。我在灵璧生活的年代，中国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我的回忆与其说是对一些空间的记忆复原，不如说是对一个时代的叙述重建。
　　目前这个系列能够动手写的大概有二、三十篇，其中就包括了薛冰在信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如果顺利的话，明年五、六月份便可以完成一个五、六万字的东西。这个东西准确说是给自己看的，也在这里和我博客的读者分享，将来，如果乐乐感兴趣，这些文字就留给他，帮助他了解父亲的过往。
　　最近，也有做出版的朋友对此有兴趣，这让我很荣幸。如果此事有些眉目，我会抽时间再回一趟灵璧，住一段日子，搜集一些历史影像，也再拍一些照片－－说实话，我还没有给我的出生地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呐。但有时我又会对此感到迷茫：那样平淡的一个小地方，那么久远的记忆，会有人看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墙& &
& &起码有四年的时间，我的家住在城墙上。
& && & 我老家灵璧的县城很小，不知哪个朝代修建了土质的城墙，墙外环绕着护城河。从我记事起，那城墙就已经坍塌殆尽，只是在城墙的四个角上还能大致看到原来的轮廓，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说一个人脸皮“像城墙拐弯一样”，意思是说他的脸皮特别厚。
& && & 县城的东南和西南角分别是两所中学灵璧二中和灵璧一中，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这两所学校度过的，这与我父母在这两所学校教过书有关，父亲还是后一所学校的校长。
& && & 童年时代，我住的校园除了七八排教室和宿舍（都是平房）之外，校园显得空旷而荒芜，城墙下是学校学农的试验田，我和儿时的伙伴在稻田和麦田里粘知了、照青蛙、钓黄鳝、摸鱼……城墙上更是我们的天堂。1948年内战期间，国共双方曾在此有过交战，之后，国军的尸体都被草草浅埋了事。因此夏天的傍晚，我们经常在城墙边拣起死人的胫骨往远处扔，暮色里经常可以见到点点的磷光，这时我们会大叫，“鬼火，鬼啊”，最后总是把自己吓回家里。当然，第二天这个游戏还会继续。
& && & 今年陪父母回老家，两所学校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学校的布告栏里张贴着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大幅照片，去年，安徽省的文科第二名，理科状元和第三名都出自灵璧一中，这已经是这个学校不知是多少次获得了这个“荣誉”了。摩肩接踵的学生，鳞次栉比的教学楼，这一切和日渐凋敝的灵璧县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完全没有了故地重游的感觉。我的老师们“骄傲”地说，在灵璧，最好的房子，最漂亮的大门，最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最美的草坪都在学校里。但我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 && &&&在这个地处安徽东北一角的县城，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考上学校离开这里是他们惟一的希望。我上高中的时候，同班同学中复习五、六年高考初衷不改的不在少数，和刘震云小说《塔铺》中所写的一模一样，我真有一个同学姓朱，高考考了八年，大家都叫他朱八届。
& && & 对于学校里占将近一半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惟一希望。他们住在特别简陋的由防震棚改建的寄宿宿舍里，每天的饭菜经常是两个馒头和咸菜。同班有一个叫李晋的，一次从食堂买了馒头，悄悄摸到后厨，用手挖了两大坨猪油，塞进掰开的馒头中，一路狂奔了出来，身后是大厨的厉声责骂，而李晋吃着流着猪油的馒头，一脸满足的样子。还好，后来他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并回母校当了一名教师，要知道在这个欠发达的地方，教师是一个不错的职业选择。
& && & 说起来不好意思，初中毕业我没有达到一中的高中录取线，但由于父亲的原因，我被便“照顾”上了。彼时的我天性顽劣，成绩很差，中考结束的暑假，父母各找我谈了一次话，父亲的谈话很正式也很官方，让我感觉到第一次他把我当成了一个人来对待。母亲倒没有专门找我，只是在吃午饭的时候跟我说了一段话。
& && & 我娘说：“以我们家在这儿的关系，将来你考不上大学，我们最多也只能给你在粮站找一个开扉子的工作。”开扉子的意思就是粮站负责开票的。尽管母亲说得不很急切，我还是决定去一趟粮站，看看我的“虚拟的未来”。
& && & 按照我的理解，开票的工作还是不错的，就像一首彩铃里表现的那样：一只翠绿翠绿的圆珠笔，旁一杯翠绿翠绿的绿茶，茶杯套儿是用翠绿翠绿的塑料绳编的……看着外面的长队，很清闲的。但当天下午，当我到了县城里唯一的一家直属粮站时，我动摇了。
& && &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买米买面的人很少，“开扉子的”是一个瘦弱的男子，他非常困顿地望着天花板，眉毛和胡子上挂着一些面粉末，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很熟悉的动脑筋爷爷。搬运粮食的工人从他身后穿过，每当有女搬运工过来，他就会转头去淫邪地摸一下她的屁股，然后迅速转身继续望天……
& && & 这就是我将来的生活？我会如此困顿无聊地终此一生？正在一个十四岁少年怀疑世界的时刻，瘦弱男突然呲出黄牙，艰难地从鼻孔中拖出一大坨－－翠绿翠绿的鼻屎！并毫不犹豫地把它按在了桌面上……我几乎是一路狂逃回到家，然后，迅速便拿起了数学课本。如你所知，此后我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终于跌跌撞撞考上了大学。
& && & 哦！我那被一坨鼻屎改变的人生。
& && & 这次回去，我在学校的大门上见到了这样几个金字：“今天我以母校为自豪，明天母校以我为骄傲”。高考升学率是一个学校最好的广告，也正因为此，我的母校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一万多学生的中学，很多学生都来自农村以及相邻的各县，一万多啊！高三就有24个班，人数最少的一个班级有120人。我看了教室，叹为观止，学生的课桌宽度仅有20公分，每个学生都坐得笔直，父亲的继任者自豪地告诉父亲，每天晚上，这里有七千多人上晚自习，这应该是世界纪录了吧！
& && &对于这些莘莘学子来说，高考是一次集体冲刺，一次集体突围，很狂热，也很悲壮。对他们来说，那座城墙一直都在。
& && && && && && && &&&& && && && && &&&三用礼堂
& &&&一般说来，中年男的聚会最终难免变成怀旧的记忆狂欢。
& && &昨晚的桌边坐的是四个中年男，大家都不吵，默默喝酒。酒喝了四个小时，却没有醉意。还是王晓－－中年男编辑－－挑起了电影的话题，当然，说的是老电影，《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多瑙河之波》、《鲜花盛开的村庄》……完了，一时间四个人面色潮红，开始大段背诵台词，继而裸着已经完全不规则的声带忘情放歌：“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我们的心理充满欢乐，党的培养使我获得荣誉，战斗中锻炼我茁壮成长。啊……”就像啤酒里多兑了一勺工业酒精，原本低调的四人相当忘形，一会儿就高了。
& && &晚上回来，脑子里还不停地浮现饭桌上几个人的嘴脸，牟森的“阿丽的孩子要死了”、王晓的“快来摸摸我的屁股吧”、老全的“马国哲和老狐狸的对话”以及他们在表演时投入的神情。进而，我又想起了老家唯一的电影院，在那个小小的县城，整个童年我所有电影都是在那里观看的。
& && &这不是一个标准的电影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三用礼堂，意思是这个电影院不仅可以演戏，插上十面红旗摆上长条桌之后还可以开大会（由此推断，人民大会堂其实也不过就是个三用礼堂哈）。我在这个礼堂看过我父亲演出的话剧《不忘血泪仇》，爸爸在里面演爷爷，邻居单叔叔演爸爸。记得单叔叔在第一幕逃走之后，在第四幕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别了个盒子炮耀武扬威地回来，而我爹演的爷爷在第二幕就被饿死了，在舞台上足足躺了五分钟，最后在谢幕时才出来拍拍手，我心里很是郁闷。
& &&&那座两层楼高的礼堂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可爱、最高大、最辉煌的地方，这种感受不仅我有，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也都有。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影院里漂浮着的劣质烟草的浓雾，遍地的果壳糖纸，以及大声的咳嗽，孩子的哭闹……对这个建筑的感情可以说丝毫不逊于那个意大利小镇上的人们对天堂电影院的暧昧情怀。
& && &三用礼堂有36排座位，每一排有32个座，我在小学学习多位数乘法的时候已经得出了它的座位数。我曾经在1排32号坐着看完了《洪湖赤卫队》，电影里的所有人物都变形得像刀片一样，而且，由于是学校组织观看，我和另外一个小朋友共同分享了这个座位。那时候，拷贝紧缺，经常放着放着电影就停了，然后放映员用当地土话跟大家说，“下一本片子已经到了楼庄”，楼庄是一个公社的名字，离县城十五公里，每当此时，大家就起身去厕所撒尿，其实更多的用意在于相互打打招呼，县城小，谁都认识谁。
& && &今年回去的时候，三用礼堂旧址上已经盖起了一座高大的“灵璧影城”，但我呆了半天也没见到几个人，而当年这里可是这小小县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比方说你是一美女，你买了一套新的很水灵的衣裳，那么必须到三用礼堂前面的小广场低调地遛达一圈，否则你这衣服就算白买了。同样的，如果你和一个异性共同出现在三用礼堂，第二天，所有人都会奔走相告，那谁谁谁和谁谁谁去三用礼堂了……对全县人民来说这等同于订婚。当年，我离开老家之前，还看见写着我和其他同学入学情况的喜报一张一张的贴在礼堂前斑驳的墙上，此时已是1982年，而在此之前，这里早就是所有消息的集散地。
& && &1976年毛逝世，全县一共只有三台九寸电视机，其中一台就被搬到了三用礼堂前的广场上。成百上千的人围着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信号的黑白屏幕，与其说是观看，不如说是在做某种仪式。记得当时一个叔叔居然从漫天的雪花点里看出了江青挽联上的字，现在想来这件事仍然是那么可疑，显然，他是事先看了报纸的。
& && &好，回到电影吧。
& && &在三用礼堂，我有记忆的第一部电影是《英雄儿女》。之后的电影我几乎没有拉下过，而且一般的电影都要看两到三遍，但基本只有一遍开头，后几遍都是不买票在开演很久之后蹭进去看的，这也是我对很多电影下半部分印象深刻的原因。“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段顺口溜基本上概括了我们童年与电影相逢的全部。
& && &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反特故事片，那时的电影如同今天的卡通片一样，融化在我们的生活里。当时学校组织课外活动，类似今天的郊游，内容多半是“抓特务”，地点就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包上。两个同学和一个老师扮演特务，其他的所有人便开始搜山，直到把他们抓住。这不算完，抓特务课外活动的高潮段落是“审讯”，开始一大两小仨特务拒不认罪，这时体育老师走上前去，很轻松地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发报机、望远镜、导火索（当然也是假的）等作案工具，在一片口号声中审讯开始了。
& && &－－说，谁派你来的？
& && &－－蒋介石。
& && &－－怎么来的？
& && &－－空降到边境。
& && &－－哪里？
& && &－－香港。
& && &－－然后呢？
& && &－－然后偷渡。
& && &－－到这里和谁接头？
& && &－－（指指俩小特务）和他们。
& && &－－交给他们的是什么任务？
& && &－－搞破坏。
& && &－－破坏什么？
& && &－－炸毁三用礼堂。
& && &……
妈的，太可恨了吧？全体振臂高呼：“枪毙他！”我几乎把嗓子都喊劈了。
& && && && && && && & & && &金教育
& & 昨天，带儿子去看爷爷奶奶，聊天的时候我妈突然提到了一个人。
& && &“还记得教育子吗？他可能死了。”妈妈说。“两年没和家里联系，公安局已经撤案了。”
& && & 在我的故乡，很多人都有很奇怪的小名儿。有作家说，这种乳名寄托了一种希望，比如叫食堂、粮站等等，我有一个姓王的同学小名就叫工作，教育子叫这个名字，可能是家里人希望他能够受到教育的意思吧。老家叫人的名字的时候，总要加个“子”字，比如我就叫“小清子”。
& && & 教育子小我半岁，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很小的时候，他走路很奇怪，两条瘸腿无法站立，每天就搬着一个小板凳到处遛达。我没少和教育子打架，现在想想还有些欺负弱者的自责。但有时候我并不能打赢教育子，尤其是在水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管游泳叫凫水。
& && & 教育子水性极好，在家乡的小河里，我经常要被他灌很多口水，我的狗刨也是在教育子的激励下学会的。那时候的凫水是裸泳，要背着大人们，每次游完上岸穿衣服还要等风把短裤和头发吹干才敢回家。每当这时，我都能看到教育子那两根畸形的细腿，还没有我胳膊粗。
& && & 教育子姓金，大名儿叫金教育，他的父亲是我父母学校的校工，相当于今天的保安吧，我们叫他金大爷。金大爷小时候得过天花，一脸的麻子，加上平时对孩子们很凶，我们背地里都叫他金大麻子，很恨他。现在分析和教育子很多的过结，可能也是因为他爸爸的缘故。
& && & 有一年，教育子家的狗得了狂犬病，金大爷要把那条狗处理掉，当时我们都跟在他的后面，他和另外一个校工每人拿了一把半自动步枪，威风凛凛的样子。击毙了疯狗之后，教育子把他爸给他的两个弹壳分给了我一个，此事被金大爷知道后，教育子挨了一顿打，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
& && &直到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教育子才终于上了小学。平时帮助他走路的小板凳换成了一根木棍。再后来，我到了另外一所中学，偶尔能在街上遇到教育子，这时的他，已经能骑自行车，一手扶把，一手用拐杖杵地，还挺快。只不过，教育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初中毕业后他便回家了。
& && & 金教育后来的故事，更多是从父母那里知道的。有人说他在西安做生意，也有人说他其实就是在那里以乞讨为生，但总之他挣到了一些钱。他结了婚，有了孩子，每次回去，他都衣装周正地拄着一副不锈钢的拐杖到县城的银行取钱，那张存折里有多少钱，有说几十万的，有说上百万的，不详。
& && & 教育子前年春节就没回家，之后再也没了消息，家人四处寻找多次无果。据说已经垂垂老矣的金大爷经常把他放在家里的存折拿出来，到处相求，“谁能把存折里的钱取出来啊？我没有密码啊……”
& && & 我不知道你又没有这种感受，人的一生就像坐火车长途旅行，有人上来，又有人下去。教育子曾经和我同行了一段，现在，他或许在上一站下了车。
& && & 愿他一切都好。
& && && && && && && && &隍庙街　
　说的又是过去的事儿。
　　隍庙街是我老家灵璧东关的一条街道，从字面上看，这里应该是有座城隍庙才对，但从我记事起，它就是一条流淌着生活气息的小街。其实，称它作街都不太准确，不过四、五米宽的路，应该叫它巷子。
　　我童年记忆中的县城，四条“主要道路”都是用一米见方的青石板铺成的，尤其在梅雨季节，地面很亮地反射着天光，街道上人不多，安静得听得见房檐滴水的声音。但拐进隍庙街就不同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商铺，路中间挤满了挑着新鲜的蔬菜和活鸡活鸭的菜农，路边还有一些卖点心和烧饼的和卖卤菜的摊贩。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很可亲，很市井的场所－－和我家住的清苦寂静的中学校园有非常大的不同。
　　父母对我约束很严，也可能是因为家境的原因，我打小一直到离开灵璧，从来没有过一角钱的零花钱，像三分钱一根的冰棍，两分钱一勺的甜菱角米，一分钱一瓶的糖精水……这些对我以及我的两个妹妹来说都是奢侈品。有时候看到邻家的孩子肆无忌惮地吃零食的样子，我一把将其抢过来的心都有。
　　一次，三叔从外地来，带我在城里转了转，最后在隍庙街给我买了五毛钱的卤兔子腿，我接过来，端详了半天，小心翼翼地吃了两口之后，立刻天旋地转，好吃！随后便只舍得一丝一丝地把肉撕下来，轻轻放进嘴里……我甚至想拿着它走回家，让我吃零食这件事也在小朋友面前进行一下形象展示。三叔完全不懂我的意思，见我吃得慢，拿过去，一口就干掉了一半，我当场眼泪就下来了……
　　也就是这次之后，每次路过隍庙街，我都要对那家卤肉摊献上一个深深的凝望，那种香味我至今都还回味得起来，我甚至可以分析，卤肉的汤料里，应该有肉桂、陈皮、小茴和香叶的，但此后，直到这家卤肉摊消失，我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尝过。
　　在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傍晚，我都要和同学们往隍庙街跑，并不是这时我有了支付能力，而是隍庙街有了另一个去处：在拐弯的地方有一个露天书场，一个五十多岁的鼓书艺人每天在这里打铜板说鼓书。我和几个同学每次在这里都听得格外痴迷，其实，鼓词的内容都是很熟悉的，像《奇袭百虎团》、《阮文追》、《英雄儿女》、《看不见的战线》等等，但我们还是愿意听那鼓书艺人唱，夜空里，铿锵的鼓词把这些革命故事演绎成另外一番味道。
　　说书人左手拿一根柳木棍，在那面小破鼓上轻轻地敲上几下，右手的半尺多长的大铜板便清脆地响了起来，铜板忽疾忽慢，一切根据情节而定。说书人声音嘶哑，但口齿伶俐清晰：老狐狸心花怒放啊，窃以为计得逞呐，哪晓得，马国哲迈步如梭走得快快啊咿～呀～哈～……每次听得心旌飘摇的刹那，都有同学拽我衣角，“收钱的来了，跑吧！”每当此时，我都无限留恋地看着台上，但又无可奈何地向夜色中遁去，唉，不过一分钱，难倒了英雄汉啊咿～呀～哈～
　　每次到隍庙街，我都不敢向父母承认听鼓书的事，我很长时间都搞不懂，为什么父母那样严厉地禁止我听大鼓书，要知道，这里的故事都是些革命加战斗加反特的啊？直到长大之后，我才最终找到了答案。在每次正式的鼓词开始之前，说书人都会讲一些“书帽儿”，基本上是一些笑话，暖场用的。
　　比如有一个是这样的：说有家人请客，家里的狗却在桌子下面窜来窜去，主人找来一根棍子，却始终无奈狗的身形矫健，最后主人急了，对一位女客人说，“二婶，把你的腿岔开，让俺捅一家伙……”听到此，全场前仰后合。但对天发誓，我当时真的不明白这个故事有什么好笑。现在看来，这可能是沈宏非成为我的“黄品源”之前，我听到的最早的一个黄段子。
　　听鼓书的事儿最终还是被父母知道了，换来了是一顿臭揍，此后，吃完晚饭我只能呆在中学校园里。不过还好，没过两年，学校的礼堂出现了一台电视机，那里成了我新的去处。鼓书，慢慢被我忘记了。
& && && && && && && && && &大年汪
　　我一个邻家小妹叫张文静，比我小十三岁，是我看着长大的。
　　四年前文静硕士毕业，先变成了美女，后又变成了我的同事。现在她是央视驻台湾的记者。
　　今天她在台北，看了我昨天写的《隍庙街》便给我留言，意思是说为什么她不知道这条街的所在。
　　我看后笑笑，心里说，小屁孩儿，你知道什么？比如今天这个地方又是他不知道的，今天说的是“大年汪”。
　　我小的时候，现在灵璧县城凤山市场那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大水塘，用老家的话，叫大年汪。
　　按《说文解字》的注释，“汪，池也”，我的故乡保存了汪字的古意。大年汪的水很清，水边能看到很多洗衣服妇女的倒影，水中央也能看到一些孩子在凫水……但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大年汪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一来，它的旁边就是县监狱的高墙，上面有铁丝网和很多玻璃碴，总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其次，水塘的北岸曾经是灵璧第一家天主教堂的所在地，教堂隔壁是那个时代被完全妖魔化的育婴堂。其实，在我记事的时候，教堂和育婴堂早已了无痕迹，但我曾经在县文化馆看过一个展览，展览的现场解说员声情并茂地模仿着当年被传教士抢走孩子的灵璧母亲，声音嘶哑着说：“孩儿嘞，回来吧！”
　　在我翻看过的县志上，并没有关于灵璧出现过“教案”的记载，也没听说过杀洋人，烧教堂的行为。然而在我的成长期，有如样板戏应该移植成泗洲戏一样，我们那里的育婴堂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控诉对象、
　　我小时候，淮北是非常寒冷的，具体的例证是冬天所有的冰面上可以走人，孩子们可以在冰面上游戏。我们院子有一个叫李农的叔叔，北京人，因此他家的孩子－－小蛋和小傻居然拥有了一辆父亲做的冰车，当时让我们眼红得有如今天的你开着一辆路虎。我和小蛋小傻也去过大年汪上滑冰，有次天气已经回暖，冰有些吱吱呀呀地响，我感觉害怕便上了岸，上岸的地点正好是当年的教堂遗址。天渐渐地黑了，北风呼啸，那一刻，我耳畔突然出现了“孩儿嘞，回来吧！”的哭声，我当时全身痉挛。
　　如果有人研究宣传心理学，我的这次经历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本来子虚乌有的事，居然在我听了数次之后便成了“现实”。可笑的是，我至今仍然想不起来那个已然坍塌的教堂的模样。
　　大年汪的南岸原来有一家食品厂，生产糕点和月饼。或许你没有吃过我们老家的那种月饼，很多层，很硬，馅儿里面有整粒的冰糖，还有花生瓜子芝麻什么的，月饼的背后粘一张纸，据说是元末杀鞑子遗留下的风俗。小时候，这种月饼代表了我对糕点的美好向往。
　　我的小学同学小三子的父母就在食品厂工作，每次去他大年汪旁边的家里，我都会产生食物幻觉，嗯，好香啊！但很奇怪，三子自己却从不吃月饼，这让我们大惑不解。数次逼问之后，小三子支支吾吾地向我们描述了月饼加工工艺。据他说，食品厂专门有一道工序，是剥瓜子米，几位技工技艺超强，每抓一把瓜子放进嘴里，咀嚼须臾，嘙嘙嘙嘙，吐掉瓜子皮，然后再噗噗噗噗，吐出的，便是瓜子米了。小三子的描述让我每次吃月饼的时候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阴影，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他父母为了不让他贪吃月饼而杜撰的。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小三子来上学，一进教室，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我从未见到过的东西，那是无数颗晶莹剔透的小颗粒。小三子神秘兮兮地给每人发了几粒，包括我在内，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把这些东西放在嘴里嚼，没有什么味，很劲道的感觉。后来，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很严肃地批评了小三子，老师说，这些颗粒是工业生产的原料，小三子偷这个，就是破坏工业学大庆。
　　原来，县里建了一个塑料厂，厂址就在大年汪的南岸，食品厂的隔壁，那些颗粒就是生产塑料薄膜的原料。很快，县塑料厂的效益就出来了，原先清澈的大年汪变成了一个臭气冲天的黑水塘，而且到了冬天，所有的水面结冰的时候，大年汪，再也冻结不上了。
　　再后来，我知道了当年我们咀嚼的那些颗粒的成分就是聚氯乙烯……天哪！这玩意儿是TM致癌的。
& && && && && && && && & 隅顶口　
　每个地方都有传说中的公认美女，当然，现在改叫什么“花”或是形象代言人了。在我的故乡灵璧，这位绝顶的美女曾经是一位副食店的售货员，那女子模样很好看，于是我们就学着语文书里，叫她“酱油西施”。酱油西施所在的商店位于我们县城的中央，用灵璧话叫隅顶口。
　　隅顶口也叫隅顶子。至今我无法用字面的意义解释“隅顶口”这三个字，在google上搜索这个词，几乎所有的条目都与灵璧相关。在灵璧说隅顶口，翻译过来就是城中心或是县里最繁华地方的意思。童年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每一个城市的中心都叫隅顶口。恰好在我相邻的一个县城宿县，它的市中心也分别有一个大隅口和一个小隅口，这更坚定了我对“隅顶口”这个概念的判断。直到后来，我不幸去了一次合肥，我问当地人，“你们的隅顶口在哪里？”合肥人很牛B，对我的提问置之不理。我加了一句解释说，“就是你们最热闹的地方。”合肥人很鄙夷地告诉我，“我们这儿最热闹的地方叫四牌楼。”扯远了，总之吧，隅顶口就是我们灵璧县的南京路，王府井，第五大道或者香榭丽舍。
　　当年灵璧建城的时候，设计很合理、很科学。县城呈正方形，隅顶口是这个城的正中心，从四个城门进城的马路在这里汇聚到一起。隅顶口的地势也比四周略高（或许这就是隅顶口的“顶”字的含义），这样，下再大的雨，隅顶口都是没有积水的。然而下雪天就不一样了，路上会结冰，所有骑自行车的人，尤其是要拐弯的，在这里特容易摔跤。因此，每到下雪，在隅顶口看那些骑车的人是我们的一个娱乐项目。
　　隅顶口是这座小县城的繁华所在，它的西北角是县百货公司，用灵璧话说叫“大楼底”，原因可能是这里本来是要盖百货大楼的，但盖着盖着没了钱，就只剩下了一层的商场。大楼底的橱窗垄断了我童年对所有商品的认识，橱窗里的样品你永远在商店里见不到，那只是摆了个姿势而已。隅顶口西南角是县新华书店，那是我爹爱去的地方，但当时书籍非常有限，像《新来的小石柱》这样的书全县一次只能进十本，就不用说《红楼梦》或者《水浒》了。记得父亲给我买过一本儿童版《水浒》，是评《水浒》批宋江时供批判用的，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书店进货的人才坐长途车回来。翻开儿童版的那本书，发现第一页和大人版的没有区别，都是毛主席语录：“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好就好在投降二字。”
　　隅顶口的东北角是一家工艺社，主要的工作是扎纸花和印字，我对印字比较感兴趣。我小的时候，能有一件白汗衫，上面印上类似“海鸥”、“海燕”，或者是“体育”，好家伙那是很长脸的事儿。当然，这些字儿都是自己印上去的，工艺社只收两分钱就允许你去DIY。具体方法是找一块牛皮纸，先镂上字样，然后把汗衫铺平，纸模套上，用棉花沾上印泥，拓一拓便大功告成。
　　有一次，很多同学都印完了背心，我决定卓尔不群一下，于是刻了个字模，两个大字，“攻关”，相当与时俱进。当时有一个叫叶剑英的，曾经为全国科学大会题写了四句话：“攻城不怕艰，攻关不怕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顺口溜的名字就叫《攻关》。印完字后，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一时激动，忘了用蜡烛多滚几下，结果洗衣服的时候，字洇成了一幅泼墨。
　　绕了一圈，该说到那位西施了。那家卖油盐酱醋的副食店在隅顶口的东南角，商店的隔壁是县城唯一一家照相馆。和全国的照相馆一样，这儿的橱窗里也摆放着一些十到二十四寸不等的照片－－大都是工农兵形象以及全家合影。但橱窗的左下角的照片是经常换的，几乎每隔两个月就要换一张，那是些女青年肖像，这几乎是整个县城市侩人群目光的焦点。
　　就像李杭育不知道杭州春雷无线电商店那个黑牡丹叫什么一样，我至今不知道酱油西施的名字。酱油西施很少笑脸，也很少说话。但她老人家穿衣打扮，尤其是发式经常招来很多议论。当时去看酱油西施对我一个小屁孩儿来说，更多的意思是起哄，也有回去多一些谈资的动机－－“我的孩嘞，酱油西施今天把头发盘起来了，乖乖，还插了一只簪子。”仅此而已。但去看的次数多了，便也有了心得，总能听到比我们大的小伙子跟酱油西施说：“看见了吗？照相馆又换了谁谁谁的照片……切，哪有你好看！”
　　每当这时，酱油西施的眼角会浮现一丝难得的笑容，她的目光慢慢地越过讲话的人，向外看去：人来人往的隅顶口－－那是我们灵璧县的CBD。
& && && && && && && && && &西关澡堂　
　西关澡堂大名叫凤山浴池，就在进西关桥头那里。这是灵璧第一家浴池，在我童年记忆的很长时间里，它也是县城唯一的一家澡堂子。
　　一进浴池大门，你便能听到木拖鞋发出的清脆的踢踏踢踏声，经久不绝。拖鞋是用松木做的底子，有两公分厚，上面钉上一个帆布条或是自行车内胎。这种拖鞋很重，我小时候穿上它没有办法走路，所以都是光着脚跑进浴室的。
　　浴室只有盆塘，直到离开灵璧，我都没用过淋浴。浴室里有三个大池子，最里面池子的中间部分是用木板盖住的，木板下是三口大锅，锅里的水煮沸了，便顺着出水孔流向相邻的池子，三个水池的温度也因此由高至低。经常有些老人会坐在热水的出口闭目养神，然后再躺到木板上享受高温。我则受不了那么烫的水，最多选择中间的水池。进浴室最大的感受是缺氧，喘不过气来，或许你想象不到，每次洗澡我都要跑到浴室更衣室喘两次气。
　　更衣室大约有三十来张躺椅，躺椅下面是衣柜。很多人在躺椅上休息，喝着免费的、茶梗很长的粗茶，很酽。家境稍微好一些的，则会要一两或二两花生，花生是没有改良过的那种，用细沙子炒的，很香。也有要萝卜的，在这里萝卜等同于水果。有红心萝卜，就是北京称作“仙儿里美”的那种东西，一切八瓣。更受欢迎的是青萝卜，水分特别足，一切四瓣，吃起来很脆。两种萝卜用老家的话都叫“辣萝卜”。
　　躺椅上，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一边吃着萝卜，一边很满足地感叹：“吃辣萝卜喝热茶，气得医生满地爬。”旁边一位接过话头说：“妈个X，我就是医生，你气我干熊！”吃萝卜最大的作用是通气，更衣室里永远充斥着打嗝的巨大响声。
　　从记事起，每年我有半年的时间在澡堂洗澡，其它的时间则是在家里，用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木盆洗。淮北的冬天屋里极冷，于是县城的所有人便只能泡在这个澡堂里。澡堂五点钟开门，我们一般在开门的那一刻就要赶到，因为那时的水至少看上去还是干净的。我的一位同学下午去过，回来的描述让我感到十分恐怖，他说“水的上面几乎是漂浮了厚厚一层色彩斑斓的人油”！
　　说凤山浴池是我们全县唯一的澡堂或许不太准确，其实，在县委大院还有一个小澡堂，我也去过几次，但它不是全天营业，我印象中每天只开两三个小时，而且星期天休息，这显然不适合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那个澡堂结构和凤山浴池是相同的，不过只有两个池子，而且小得多，池子的前部也是一口大锅，大锅上也是木板，但这里的木板安装得不是那么严丝合缝，而且薄得多。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叔叔居然从木板上掉了下去，被活活煮死！为此，县委大院澡堂关门了很长时间，我也再没有去过那里洗澡。
　　上高中以后，的人口增多。在东关，又开张了一家东风浴池，我们习惯称之为东关澡堂。我很少去，一来是因为远，二来我更习惯西关澡堂那种窗明几净的感觉，那里更衣室的窗户临街，能够听到很清晰的市井的声音。小时候，我喜欢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往外看，有时能看见我的同学八拉，他家就住在旁边。
　　八拉的父亲是凤山浴池的烧火工人，所以对于澡堂，他比我们了解得更多。那时我们正处于青春萌动的时刻，大家对女性的身体都格外好奇，有人谈起，大家就开玩笑说：“八拉肯定看过女澡堂子吧。”八拉居然承认，还很认真地说可以带我们去看，不过前提是一块鸡蛋糕。蛋糕那时刚刚在小县城里出现，一般人家过年的时候才会有。
　　我一来没有鸡蛋糕，二来特别假正经，觉得此类话题流氓，拒绝加入。我的另一个同学据说真的给了八拉一块鸡蛋糕，几天后，他回来告诉我们：“八拉真缺德，在女浴室墙上抠下了一块砖，专门看女人，我以后就再不让我们家女的去那洗澡了。”
　　后来，我和这位同学都考上大学离开了灵璧。第一个寒假回家，我和他约好一大早去凤山浴池洗澡，这时候盆塘加热已经开始使用锅炉蒸汽管道，拖鞋也变成了塑料的了。在澡堂里，我非常好奇地想起了当年的那件事儿，便问同学：“当年你真的跟八拉去看女澡堂了吗？”他告诉我真的去了，我又问：“都看见谁了？”毕竟县城很小，谁谁都认得。同学的回答却让我很意外。
　　原来，那块砖的位置非常高，显然这个杰作是某位饥渴的成年人干的，我这位同学需要站在八拉的肩上才能将将够到那个瞭望孔。“其实，澡堂里全是雾气，什么都看不到。”同学愤愤不平地说，“你现在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让八拉把鸡蛋糕还回来了吧？”
　　我几乎笑瘫在水里。四周蒸汽如浓雾一般，人影依稀
　& && && && &&&& && &&&馍馍山
　　北山，在灵璧县城以北三公里处，因为它的形状像只馒头，而我的老家把馒头叫做馍馍，所以北山在我们那里被称做馍馍山。
　　灵璧地处淮北平原，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原野，馍馍山因此显得格外珍贵。其实称它作山都有些可笑，它的海拔高度不过101米，一个巨大的土堆而已。但在的心里，北山是一个独特的所在，一则和周围的几座山相比，它是绿色的，山上布满了侧柏；二来这里驻扎着一个工兵团，更多的灵璧人用番号称呼这个工兵团，叫“2X0部队”。
　　我一直对这个部队抱有一种既神秘又崇敬的好奇。很小的时候就听说，馍馍山其实早已被挖空了，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设施－－南京军区一个重要的弹药库，所以，在那里是不允许抽烟的。直到今天，这支部队已经成为属于总装备部的一个基地，灵璧人仍然对他关注有加，他们能从部队的紧张状态来判断台海局势，以至于国际形势。据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这支部队连夜加班，目的是把炮弹和飞毛腿上的所有中国制造的印记去除。当然，这只是传说。
　　我第一次进入这个部队的营区是小学三年级那年的建军节，全校的同学去给一位烈士敬献花圈。那位烈士名字叫糜双品，是我们灵璧境内最知名的爱民模范。本来不会游泳的他为了救一对在水塘中游泳的双胞胎，自己溺水身亡。后来，他的事迹上了《解放军报》，每年的清明节和建军节，灵璧的小朋友们都要去排队悼念。那次仪式上，还展示了被糜双品救过来的那对双胞胎。我当时就想，真巧啊，烈士的名字里有一个“双”，救上的人也是一对双胞胎。长大了，我才明白，这叫宿命。
　　当时去北山是有动力的，因为部队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电影放映。放电影是在一个露天的场子上，言下之意，它的免费的。城里的三用礼堂电影票价不过五分钱，但更多的人愿意走上几十分钟到北山去看，电影还是那些电影，但钱却省下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去北边的次数更多了，但我的目的地却不是馍馍山，而是再向北两公里，一个叫金山的地方。那时候，我父亲被任命为“灵壁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筹建小组的副组长，建这个所谓大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一部叫《决裂》的电影。可笑的是，这个大学，尽管有县委书记兼任校长，但它实际上却行政隶属于灵璧中学。
　　“共大”所有的教学内容只有一个，修梯田，地点就在金山。父亲这个所谓的筹建组，其实就是负责开山放炮工作的，为了每周让全县的学生来搬运石头垒造梯田，他必须准备好石头块儿。我很清楚地记得父亲炸山的样子，山脊上，他带着两个人，在凿好的炮眼上点燃导火索，一次要点三到四个，我远远地看着。那时，父亲很瘦但很结实，看着他一边点引信一边在天际狂奔，我居然很为这个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中学教师感到自豪。我同样记得很清楚，在那一年间，我爹的头发全部变白了。那年，父亲三十四岁。
　　那段时间，妈妈在家成天提心吊胆，担心父亲的安全。父亲很会哄妈妈，每次都把“共大”描述得像花儿一样：山上能打到野兔子，地里一不小心就能捡到野鸭蛋，所以伙食很好……每周回家，他都在三用礼堂门口买二两花生分给我们，也跟我们说山上如何之好。后来，当我充满幻想第一次来到金山的时候，我有点儿发傻，这不是的大学吗？怎么只有一排砖房？
　　有一年放麦假，我爹带我在山上住了几天。每天白天他都在炸山，我就和一个叫小胡叔叔的人在一起，他是这个“大学”的会计兼炊事员。或许因为是某领导介绍来的，小胡叔叔不用上山。
　　小胡叔叔饭量很大。有一天晚饭前，他贴了一锅油饼。所谓的油饼就是把面团擀开，洒上盐、猪油渣和葱花，然后卷起来，均匀地贴在锅四周，出锅的时候很香的。我以为这是大家的晚饭，但小胡叔叔却用匪夷所思的速度，把一圈油饼－－至少有一斤多－－全给报销了。
　　接着，小胡叔叔又蒸好了一锅馒头，并且烧了粉丝土豆白菜，连汤带水的。等爸爸和其他人回来，胡叔叔热情地张罗着大家吃饭。那时，爸每顿饭能吃五个卷子，但他看了看馒头的数量，只夹了一个馒头给我，然后自己夹了两个，盛了一碗烩菜，带着我到门口去吃。我想把小胡叔叔偷吃的事悄悄告诉他，但刚说了开头就被他打断了：“快吃快吃，一会儿凉了！”然后很仔细地把两个馒头咽了下去。
　　“一个男人一生有两样东西最重要：一个是行为上的父亲，一个是灵魂深处的故乡。”很多年后，我的朋友老六和我喝酒兼谈人生。听老六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眼前突然突然浮现了当年那顿晚饭时的父亲－－他看上去很乐观，用筷子轻轻敲着碗沿儿，哼唱着“江西共大”的校歌：光辉的道路毛主席指引，共大培育着一代新人，反修防修斗志坚，要为共产主义奉献青春……
　　唱着歌，父亲眼望着远处，那座种满柏树的北山，像一个巨大的馍馍。
& && && && && && && && &&&文工团
　　紧挨着三用礼堂的北侧就是县文工团，当然，这里也叫县剧团或县泗州戏剧团。在我的记忆里，那里永远响彻着竹管笙箫以及吊嗓子的声音。
　　灵璧的地方戏叫泗州戏，也叫拉魂腔。这是一个流行在淮北及苏北地区的剧种，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乐乐的姥姥当年就曾经追着一位叫李宝琴的泗州戏名角儿巡演，一路不吃不喝，看了十多场。有一次给乐乐解释什么叫“玉米”，我就用了他姥姥的例子。但直到今天，我都没觉得泗州戏的唱腔有多么优美，反倒觉得这个戏种，尤其是它的拖腔有些悲壮和滑稽，急死个谁。
　　关于这个剧团小院，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这里的每个人都特别逗，特别会编笑话，编歇后语，编顺口溜。记得当年学大寨的时候，剧团的人就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县委书记马树良，一天到晚特别忙，别的事情都不管（灵璧话“不管”的意思是不行或不怎么样），开山放炮最在行。”几句话就把灵璧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概括了。
　　小时候看过县剧团排过几出现代戏，基本上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一出戏叫《审椅子》：一个地主成分的土老财，把自家当年的地契藏在了一把红木椅子的夹层里，火眼金睛的女生产队长丁秀琴“审椅察人”，最后发现了秘密。这个故事想告诉观众的是，阶级斗争要年讲月讲天讲。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出戏里的地主和富裕中农其实挺可怜的。我记得里面有一段唱腔，就是那位偷椅子的富裕中农唱的，他的自留地被征用了，中农无奈地唱道：“倒霉倒霉真倒霉，自留地里撒石灰，一根标竿插地上，就好像树在我心里。”农民对土地不就是这点儿感情吗？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戏里演生产队长丁秀琴的是剧团的头牌演员张兴云。她那时很有名，在这个小县城，她是第一个烫了头发的女人，随后，县城广大妇女群众纷纷效仿。当满大街出现了都是用灵璧话叫“烫花头”的时候，张阿姨又把头发拉直了，清汤挂面，卓尔不群。张兴云和我们家很熟的，我们都叫她张姨。
　　1977年，湖南有一出地方戏叫《园丁之歌》，这个戏曾经被江青批评过，于是，英明领袖便指示在全国推广。我所在的中学积极响应号召，把它移植成了泗州戏，上初一的我被挑选加入了这个草台班子。我在里面没有任何的角色，只是担任幕后的齐唱－－有点儿像川剧帮腔的那种－－也就是当正面人物唱腔出现的时候，给他帮个人场，树立一下形象，壮一下气势而已。张兴云担任我们这出戏的唱腔指导，这也是我第一次系统地领略了泗州戏唱腔的的魅抑或凶残。戏演了几场，便不了了之。
　　我上大学的时候，张姨的剧团已经开始排演古装戏了，《打龙袍》、《狸猫换太子》什么的，经常演出，我再也没看过，泗州戏此时已经离我远去。但剧团编的顺口溜还是能听到，比如我们的县委买了一辆蓝鸟车，给书记坐的，一个顺口溜又从剧团出来：“八万块钱买个鸟，一座大楼满街跑。”在当时，盖一栋三层的办公楼的费用也只不过是八万元人民币。
　　这些琅琅上口的民间话语主要针对时事，也是引领我们了解真正社会底层声音的最好通道。直到前些年，宿县地区改设宿州市，灵璧成了宿州市下辖的一个县，我还听到了这样的歌谣：“县改市，换牌子，唉，换来换去还是那些熊孩子。” 　　
　　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宿州，有一天，已年过半百的张姨到我家做客，见我从北京回来，她便向我父母回忆了我小时候顽劣淘气的一些故事。我坐在一旁颇感不忿，便说：“当初，演《园丁之歌》，我跟您学戏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没想到，张姨已经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我更加不忿，尽管当时我已经音糙嗓厚，但还是憋着嗓子张口就唱：“百花园中花似啊锦，花红要靠啊育花人嗯～嗯～嗯～嗯～，步履路，心贴工农兵，滴滴汗水花上浇，喜看来日满园春哪～嗯～”
　　张姨呆呆地看着我，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
& && && & & && && && && &机械厂
　　东辉是我关系非常好的同学，他家住在东关县机械厂。
　　机械厂主要生产一些农机具，县里国庆游行的时候，机械厂曾经抬出一大堆产品－－插秧机、收割机、脱粒机什么的，但我知道，这些展品几乎都是样子货。然而这并不影响我经常去机械厂视察工业生产，尤其是翻砂车间，做一个模子，倒进去铁水，冷却后那东西便逼真地出来了。
　　曾经做过一件这样的事。我用弹弓换了一块木板，然后找学校的木工组的叔叔给我刻了一把手枪，装上橡皮筋儿可以发射子弹。拿着这把木手枪，我和别人换了一把塑料的左轮枪，于是我去找东辉，他爸爸用这把塑料枪在细纱上做出模子，熔进铁水后，一把铁枪便造出来了！这听起来有点儿像用别针换别墅那么复杂，但这把铁枪着实让我狠狠地兴奋了一周。
　　我和东辉拿着枪回了他家，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俩并排躺在一张软床上，对新玩具爱不释手。需要解释是这种软床，用灵璧话，它叫“软（读Yuan）床子”，实际上，就是用木头钉了一个框架，然后用粗麻绳相互编织绷成了一张床，夏天的时候，一般的人家都把这种床放在门口，铺上芦苇席子纳凉用。
　　其实，一些类似翻砂、车工、电焊的工艺我们在学校也要学习，这是学工学农的一个部分。很长时间学校里是有工宣队的，他们的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阵地。有一期的工宣队队长姓Y，非常胖，大家都叫他Y大胖子.之所以有这个外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Y队长很凶。有一次，我们在学校的水塘里游泳，不知谁喊了声“Y大胖子来了”，于是所有的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便一路狂逃。
　　现在看来，Y队长做思想工作是有一套的。比如对一些淘气有限的学生，他批评是讲道理的：“毛主席很担心，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要向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下手，你不会想被他们争夺过去吧？”说得学生后脖梗子发硬。而对那些特别捣蛋的学生，Y队长批评的方式则是疾风暴雨般的呵斥，加上暴躁的、异常市井的咒骂。因此，各种形态的调皮学生都很害怕他，学校领导－－比如教导处主任丁伯伯－－也很佩服Y队长，认为他这种工人阶级的作风很好，立得住。
　　直到后来Y大胖子被撤职，丁伯伯在全校大会上还非常怀念这位工宣队长。他认为，Y队长如此严厉，实际上是爱护学生。丁伯伯甚至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惯偷临被枪毙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见到他的母亲。他妈妈来到了身边后，他又提出希望再吃一口妈妈的奶。“结果，他一口就把他娘的妈头子给咬掉了！”全场听众惊呼，丁伯伯接着说：“那个死刑犯最后对他妈妈说，如果不是你一直这么袒护我，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需要解释的是，“妈头子”是灵璧人对乳房或者奶头的称呼。
　　但我一直对道貌岸然的Y队长没有好感，总感觉这个曾经的车间主任对老师和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仇恨，所以永远是大嗓门地吼叫着。我被他训斥过两次，每次几乎容不得任何的申辩。因此，当他被撤职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听别人说、以及传播他犯的错误。
　　老Y栽在了生活作风问题上，和一个有军婚背景的妇人。住在机械厂的同学，包括东辉对此事的描述都像是亲眼所见一样。据说，那天Y大胖子被捉奸在床，抓到的时候－－东辉描述得非常详细－－Y队长仍然是“一手扶着软床子的沿子，另一只手按在女人的妈头子上。”
& && && && && && &&&& &&&灵初中
据父母讲，1963年他们大学毕业时，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被分配到各自的家乡，或者一起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为了能够在一起，他们选择了灵璧。那时，处于皖东北边缘的灵璧、五河、泗县是安徽最贫瘠的地方，也被形象地成为“540高地”。父亲被分配到了灵璧师范，不久，母亲也调到了灵璧初级中学，简称灵初中。
　　两年后，我出生了。直到今天，我脑海里存储的第一个画面就是灵初中的那个教工小院－－我们家在最后一排，西数第二个门，家里有两间房，院子里有一口水井……如果记忆是一部电影，那么我的电影开头，黑场过后便是一个落雪的冬天：院子里积了厚厚的雪，我走到院子里拉了泡野屎，然后走到水井边玩，还把下巴磕破了，这应该是我一岁半左右的事。
　　如果你怀疑我这段记忆，或许另一件事情更有说服力。我摔跤的那场大雪之后的几天，天晴了，我踩着院子里的残雪，去隔壁玩耍，隔壁的主人男的叫李明厚，女的叫段其恩。院子里另一个同岁的小朋友赵明也在，可能因为妈妈是物理试验室管理员的缘故－－这是长大之后的分析－－赵明拥有一个玻璃的三棱镜，李叔叔把玻璃放在阳光下，地面上便出现了七色的彩虹。
　　段姨是安徽亳县人，她拿着一本地图册，翻到了安徽省那一页，教我看地图。她指了指灵璧，说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又指了指亳县，说这是她的老家。我说：“你们家原来是毫县。”段阿姨便仔细地教我，亳县的“亳”字比“毫”少了一横，我印象很深。这个场景的时间比较容易推断，应该是1967年初，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家就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一直都感觉自己的童年特别漫长。最早的时候，白天我经常被独自反锁在屋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家里的相册。一次我看了父母一个大学同学的照片，因为他长得实在太丑，我便把它从相册里取出来看，看一眼，哭一气，看一眼，哭一气，直到父母回来……多年以后，我仍然能向父母指认他们那个同学，我甚至怀疑，后来我大学读了婚纱摄影专业，都和当年看照片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不久，小姑姑来我家照看我，被吓着的事情便少了很多。除了看护我，小姑还要做全家人的饭－－我打小对做饭充满了兴趣，就喜欢围着锅台。有一次，姑姑端着热锅，我急切地前去探望，结果左臂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这是我对美食付出的第一坨代价。
　　1967年，灵璧武斗，父亲和怀着身孕的母亲跑反，“跑反”在我们那儿是逃离灾祸，躲避战乱的意思。在父亲的出生地符离集，全家住了小半年。这里就是白居易写“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地方，当然人们知道它，更多的是因为著名的符离集烧鸡。关于这段日子，我听过很多长辈的叙述，比如说，我当时已经可以把毛主席诗词从“独立寒秋”到“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全部背诵；还比如，当时我经常在符离集的街上给给大家表演念满街的大字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天赋异禀，神童一个。
　　但这一切，我都没有任何的视觉记忆。甚至关于武斗，我唯一留下的印象只是那根上红下白的文攻武卫的红白棍。后来，我记得，这根哨棒成了灵初中我们那个家的顶门杠－－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了灵璧，我的生活里多了个叫陈小梅的妹妹，照看我们的小姑也换成了小姨。
　　我的小姨是在大别山山沟沟里长大的，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小姨长得很好看，记得院子里青年男教师们，经常有事没事找我们搭讪，给我吃糖果，向小姨献勤子，“献勤子”是一句典型的灵璧话，意思是献殷勤。小姨很害怕，每每向母亲诉说，我妈便到院子里去教训那些叔叔，说他们很“假肢（读Zi）”，意思是虚情假意的作秀，这也是一句典型的灵璧话。
　　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我吃糖果的机会减少了，而糖果对我是多么有吸引力呀。灵初中有一位叔叔叫洪裕禄，他生了三个女儿却没有儿子，经常，他会用糖果来逗我：“来，来，喊老岳父。”我流着口水喊了一声：“老岳父。”“声音不够大，再喊！”洪叔叔把糖举得更高，“老～岳～父～”我的海豚音把全院子的人都逗乐了。
　　回到灵璧的我此刻很有名，一来是因为前面说过的识字和背诵功能强大，再者就是因为我长得像个黑非洲。那时候我的肤色经常成为大人们的谈资，经常有人，甚至包括我妈妈，都说我是捡来的孩子，而且，说得很具体，是从火车站的煤堆里捡回来的，哇，这让我很委屈。但我爸从来不开这种玩笑。
　　我从小就像艺术家一样不修边幅，鼻涕拖得很长，大家都尊敬地称我为“灵壁县粉丝厂厂长”。很多年后我儿子继承了这一传统，我便任命他为“厂长助理”。但陈乐显然没有我心理素质好，每次只要一听到有人说，他的“粉丝”都会以最迅疾的速度，突喽一下回到鼻腔里。
　　1969年初，上面宣布灵初中全部教师下迁农村。接到通知，母亲带着妹妹回了大别山的娘家，回来时妹妹被留在了那里，一直长到六岁。至今，陈小梅同学对自己刚满周岁便遭“遗弃”，依然耿耿于怀，其实她不明白当时父母的窘境。
　　我关于那个小院的记忆，也在这时中止。很多年后，因为一次采访，我认识了刘少奇的女儿刘潇潇，潇潇曾经在德国攻读儿童心理学，并且得了博士学位。谈到童年记忆这个话题，她告诉我，人类的永久记忆是从四岁开始的，并且强调说，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
　　这句话让我很受震动。如果真是这样，我如何解释灵初中的那个雪后的小院，那个结了冰的井台以及那些依稀的面容……？这些场景是真实存在过，还是源自后来的臆想？但不管怎样，关于我人生的初始记忆，这些年一直在我脑海里狼奔豕突，我决定写下它们，哪怕它真的是一场白日梦。
　　家，搬到了灵城东北角的灵璧中学，房子也变成了三间，门朝东。看着我爸收拾屋子，门后那根红白的哨棒还在，靠西的窗台上摆着赵明送我的三棱玻璃……看着棱镜折射的七彩阳光，很长时间里，这是我对灵初中那个小院的记忆全部。
& && & & && && && && &&&灵中小礼堂　　
前年，灵璧二中扩建教学楼，小礼堂被拆除，唯一剩下的是原先门前的那棵老皂角树，伫立在那里，凄清依旧。据我所知，在三用礼堂建成之前，灵中小礼堂是灵璧最大的室内建筑。其实如果找小礼堂，我根本不需要那棵皂角树当坐标，很多年里它一直是我童年的Main Building，高大极了。
　　大概是1971年，灵壁县正轰轰烈烈进行“教育革命”，中学学生被编成连（年级）、排（班级）进行准军事化管理，游行、拉练、劳动，总之不再正经上课。
　　教师们闲来无事开始组织排戏，每天下午，我都能听见我们家对面的小礼堂飘出各种唱段－－那些唱腔是我熟悉的，因为学校广播站本来就设在礼堂舞台上，样板戏每天一遍遍从这里播出，次数多到什么程度呢？用红灯记里的说法－－XX入心要发芽－－我几乎可以整本地背诵它们。
　　礼堂离我家只有二十米，放了学，我都要绕过过“伟大的领袖……导师……统帅……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墙，穿过“领导我们的核心……指导我们思想……”的大标语牌，走到舞台前看热闹。这是灵璧教育系统排演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员阵容如下：隔壁的单晶星叔叔是鸠山，实验小学教我数学的高兴珍老师是李奶奶，演李铁梅的是一个叫田贞的高中女生，而我爹是李玉和。
　　台上，马老师说：“孩子，你本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平时熟悉的面孔，在这里，突然间庄严了起来。
　　其实我爹姓陈，戏迷，但此前他从来没有唱过戏。对李玉和这个角色，他尽管倾注了浑身气力，也表现出极大热情，但说实话，很多唱段对他来说还是有难度－－当时我们对父亲的评价是“唱得一般但扮相还是有几分形似”，呵呵。比如赴宴斗鸠山一场，我记得他穿着满是红鞭痕的白衣服上台来，把椅子摇得山响，准备唱“狼心狗肺贼鸠山”的时候，声音突然像风筝断了线，唱不上去了…… 那种窘迫有如开车刚起步就挂了四档，有点“琢车”的感觉。
　　经常在这看他们排练，对环境我也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是个大约八百平方米的建筑，西侧靠南的墙上，刻有“奠基纪念·1965”的字样，由于风雨侵蚀，那个字到底是65还是63，的确有点儿难以辨清。所以，至今想起那座礼堂，我第一个反应总是和样板戏相关。
　　我爹和这个草台班子当时经常出去巡演，我便成了没人看管的野孩子。寂静空旷的院子，正午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泡桐树叶，在地面上投下了无边的斑驳。喇叭里响起红灯记的戏词－－看起来，你爹爹此去就难以回返，奶奶我，也难免被捕进牢房－－那个夏天，那个七岁的寂寞儿童，此时由衷地产生一种恐惧，紧张得甚至有些喘不上气来。
　　第二年夏天，县城的上开始出现日野卡车－－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中日恢复邦交的缘故－－日野车运来了日本化肥。当时，日本的化肥袋子包装是绸布的（或者是类似绸缎的面料），因此被一些人拆了做成裤子，很搞笑，一首儿歌这样说：“八毛钱，扎（读Za）个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与援助的日本化肥相对应，我们要向日本人出口杨槐树叶粉末，据说是用于生产化工产品。粉末加工的具体工艺是，将杨槐树叶晒干，然后用面粉机将其粉碎，装袋运出。记得当时县里收购杨槐树叶，5分钱一斤，很多地方的槐树都被捋秃了，满目疮痍，比虫灾还干净。
　　小礼堂也因为中日友好发生了变化，这里成了杨槐树叶粉末的加工场地，原来的观众席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干槐树叶，而舞台上是两台面粉机，日夜不停地工作。我和同伴们经常在杨槐树叶的沟壑间玩耍，有一次，我陷进了两米多深的树叶里，上面的树叶随后又压了进来，当时我拼命呼救，但礼堂里除了面粉机的声音，就是喇叭里播放的样板戏，方海珍深情地在唱：“援非任务不容缓，为什么忽然突击北欧船……”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绝望。
　　礼堂里的槐树叶渐渐地没了，但房梁上还残存着厚厚的绿色粉尘，因为没风，我们开始在礼堂里面打羽毛球。学校的英语老师华泉坤也看中了这里，他带的羽毛球队开始在这里训练。让我们感到新鲜的是，他们居然拉着网子打球，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了羽毛球的比赛规则。但不久，75年初，华叔叔调往合肥工作，离开了灵璧。
　　临行前，学校在小礼堂为华泉坤饯行，全校老师加上全部老师的家小，酒席一共摆了二十来桌。酒酣耳热之际，徐校长让华老师表演节目，华叔叔站起来，先唱了一段《甘洒热血写春秋》，杨子荣的唱段，大家热烈鼓掌，高喊再来一个。于是，他又唱了《除夕夜》，也是杨子荣的。
　　“除夕夜，满山寨灯火一片，我已经将信号遍山点燃，按计划布置好百鸡宴，众匪徒吃醉酒乱作一团……”听到这里，我扫视着小礼堂里喝得醉醺醺的大人孩子，的确乱作一团。那是一个春节的前夕，隆冬。后来，华叔叔成了安徽大学英语系的主任、副校长，对当年的那一幕， 我想他或许早已淡忘，正如我和父亲谈起他演戏的场景，他总是“唵，真的吗？”一样。
　　父亲一如既往地热爱看戏，家里的电视几乎永远停留在CCTV－11。有一年，我给他买了整套的样板戏DVD，以为他会喜欢。过了很久，我发现它们甚至没有拆封！“您不是喜欢样板戏的么？”我问我爹，“那时演出，你多投入啊。”
　　“唵，真的吗？”父亲不置可否，眼睛继续盯着屏幕，那上面仍在唱戏，《鞭打芦花》。
& && && && && && && && &&&三里桥
　　在任何一本安徽省旅游手册上，皖北旅游路线都会标明一个景点：墓。当年的刘项之争的垓下古战场就在灵壁县境内，霸王别姬的悲凉瞬间，如果有的话，就应该在我故乡的某一个原野上。
　　虞姬墓修建于哪一年已无法考证，我上大学之后才第一次去过那里：一望无际的麦地里兀然耸出一座荒冢，夕阳的余辉静静地抹在墓前的石碑上，残破的石碑上刻着一副对联－－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我很附庸风雅地把这两行字抄了下来，并现炒现卖地把它们放进了寒假中给同学的信里。后来，虞姬墓成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原来荒凉的墓冢周围被砌上了一段可疑的围墙并加盖了一个很可疑的门楼，挺不堪的。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说虞姬墓，因为它不属于我的故乡记忆。在我的童年里，虞姬墓的名气远远不如它和县城之间的三里桥－－一座很小的石拱桥，经常学校组织晨练都要跑到这里折返，这里还是我们学农经常来的地方。
　　学农是大事情。很小的时候，我和同学就被组织到三里桥附近乡下拾麦穗，那时这里不叫虞姬乡，而叫东风公社。小学四年级的一天，学校通知本次学农的内容是割稻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收割，激动极了，去之前两天便在家把镰刀磨得锋快。下得田，似火的骄阳下，每人以五株稻谷的任务往前推进，但我只干了不到十分钟，锋利的镰刀就把我的腿划开了一道大口子，这道伤痕今天还在。
　　班主任谢恒把我接到了一个社员家里，其他几个“受伤”的同学也在这里。不一会儿，我们便提前开吃中午饭了。农村做饭的是土灶，铁锅上结着黄灿灿的锅巴，米是新碾的，好香。菜是冬瓜汆肥肉片，上面漂着香香的胡椒，我第一次感觉冬瓜居然那么好吃。谢老师看到我的吃相，非常语重心长：“你通过辛勤的劳动，现在享受的是丰收的喜悦啊。”
　　是挺喜悦的，等我们吃完了“小灶”午饭出来就更喜悦了。其他的同学们这时刚刚开饭，但内容却是“忆苦饭”。打谷场上，一口大锅，里面煮的是米糠、麦麸和番薯藤－－用我们当地的话叫红芋秧子饭－－没油少盐的，尤其下咽的时候，像吞沙子一样，扎嗓子。
　　一般来说，每次学农结束前都会有一次报告会。先由知青模范－－一般是上海人，而且是女的－－在台上用标准话发言，她一般都会发誓，此生此世不会离开灵璧。接下来则一般由贫农大伯或大娘作忆苦思甜报告，这次是位大娘，她说的是民国廿七年灵璧大水家破人亡的故事，当然后来我知道那是因为抗战国民政府爆破花园口所致，但当时这都属于“旧社会的苦”。大娘的报告结束时，谢老师起头儿，我们开始唱一首歌，有如《综艺大观》结束时的“难忘今宵”一样：“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人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愁，千仇万恨，千仇万恨涌上我心头……”场面一片肃杀。
　　我有一个老同学叫潘明光。之所以叫老同学，是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一直是同学，他家就住在虞姬墓不远的一个村子。读大学的时候，有次社会调查，他神秘地告诉我，现在他家的村里一半以上的人信基督教（当然在八○年代初期，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教民们相互之间称李兄弟或者王姊妹，每逢周日，他们便在场院上集合，轻声唱着圣歌……见我好奇，他便哼了一段，天呐，这哪是圣歌，正是当年那首“天上布满星”，只是把歌词置换了。那一刻，我一下子就想起当年的那个午收后的场院，白花花的太阳照射下，我手搭凉棚，四周垛满了刚刚收割的，金灿灿的稻谷。
　　三里桥，顾名思义离县城只有三华里。我去过那座桥的桥下，石壁上结满了青苔，往上看，河两岸长着很多野生的狗奶子，也就是枸杞，在蓝天的映衬下血一样的鲜红。经常有老年人到这里采狗奶子，听他们说，三里桥的狗奶子最补，原因在于这里是灵壁县处决犯人的刑场。
　　那时候，枪毙人都要在体委或者灵璧中学操场上开公审大会，参加者上万，群情激奋。犯人在主席台上排成一排，听宣判书，念完“押赴刑场执行……”后，死刑犯便由解放军战士推到卡车上。这时，台下往往一片混乱，很多人开始寻找自己的自行车，尾随刑车去看“热闹”。
　　我每次都只能目送刑车远去，偶尔坐着别人的自行车到达刑场时，基本上家属连尸体都已经收殓了。只有一次，我只听了一半公审大会，便提前坐着一个叫焦东州的大哥哥的自行车到三里桥等着。等啊等，终于，远远地，刑车和尾随的人群出现在视野里，真激动！
　　这次被枪决的是一对通奸杀人的叔嫂：男人一脸络腮胡子，从车上拖下来时已然瘫软，女的长得很像今天的徐静蕾，很朴素很干净，她是自己走下来的，格外平静的样子。临刑前，男人的头已垂到最低限度，而那女人却不时地转头看着男方，目光异常清澈……枪响后，人群潮水一样涌向堤下，而离现场几十米之外的那个拖着鼻涕的九岁男孩，此时脑中一片空白，显然，我被吓傻了。
　　很多年后，也是个冬天，我带着一位外地的朋友开车去看虞姬墓。路过三里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那个眼神，想到当年人们看尸首回来时的议论－－那男的是头扑在地上的，而那女的，死时脸还朝着男人。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往往女人比男人更镇定。两千二百年前，虞姬自刎的时候，应该也是这种目光吧。
　　那次带人从虞姬墓回到县城，有朋友请客，上了一道菜，叫霸王别姬－－一个大汤盆里炖着一只王八和一只鸡。
& && && && && && &故乡地理（15）大伙房　　
& &&&像我一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在灵璧的人 ，如果被问起是否知道“正学书院”，相信十个人会有九个人摇头。但如果问知道不知道灵中大伙房，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起那两栋高大的中式建筑。其实，大伙房和正学书院，是指同一个地方。
　　当年我家住在教育街东端，现在灵璧中学西大门就盖在我们家三间平房的地基上，从我们家出门向左，就是学校的大伙房－－那是两座很高的大屋（现在知道这应该叫两进的院落），屋顶上的覆盖的是传统的筒子瓦，在当时的灵璧已经不多见了。北面那座是学校师生吃饭的地方，西面是两间厨房及储物间，隔着厨房卖饭的窗口，正厅里便是就餐的地方，因此，我们也管这间大屋叫“食堂”。
　　南面的那间大屋没有就餐的地方，进门就是四个大灶，都是直径一米五的大锅，平时这里不开伙，每逢县里开特别大的会，比如“三（级）干（部）会（议）”什么的，需要用餐的时候，这里才会被使用。因此，我们也管南面的大屋叫“大伙房”。
　　食堂做饭的校工叫大老陈，很和善，每天系着一个蓝布的围裙，做饭的手艺也不错。记忆最深的是他做的辣椒酱，装在一个个广口的玻璃罐头瓶子里，通红通红的，吃起来很辣，回味还有些甜，我到食堂买馒头的时候经常会偷舀一勺抹在馒头上，胃口大开。
　　遇到学校有演出、拉练什么的，需要加夜餐，大老陈就会做他最拿手的羊肉粉丝汤。加餐的时候一般都是深夜，馒头自己取，放在簸箕里，上面盖着笼布，腾腾冒着热气。羊肉汤则由大老陈一碗一碗地盛出来，给你之前，他会加些葱花和芫荽，然后从玻璃罐头瓶里挖一勺辣椒酱，再从一个大海碗里舀一点儿羊油。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固态的羊油慢慢融化，食堂里飘散着浓浓的羊膻，一般第二天，手指尖上还留着那股幸福的味道。
　　不做饭的时候，大老陈爱跟别人聊天，我有时静静地在一边旁听。他是灵璧土生土长的，也就是说知道一些关于灵璧的历史。有一次，他指着饭堂上方的木制天花板说：“看见没有，这个天花板做得这么严丝合缝，这么精致，这里以前是灵璧最好的房子。有先生，有道士（现在我怀疑是道员之误），以前，两个食堂之间有东西厢房，最前面还有耳房，普通人都进不了这里的呢。解放了，很长时间这里都没人住，闹鬼啊，这里。”正说着，父母的一个同事进来了，厉声斥责大老陈，大意是说，不许他胡说八道，陈大爷便住了嘴。
　　从那次以后，尤其是傍晚，看着家门口那座空旷的大房子，以及房顶烟囱里冒出的缕缕青烟，我总有一种格外阴森的感觉。
　　食堂最热闹的时候是大伙房开伙。那时候县里开会，有时会延续四五天，大伙房的四个大灶便同时生火，有一年，因为煤炭紧缺，居然不知从化肥厂还是哪里拉来了一车焦炭，看着焦炭上这么多细细的小孔，我格外好奇。后来，这些焦炭居然成了我们的玩具，经常拿来在别人的头发上一划，一般都要拽掉四、五根头发。每天下午放学，我都能闻到从食堂里飘出的好闻的大锅菜的味道，嗯，海带烧肥肉片吧……就看着参加会议的人每人拿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碗，上面还有“灵璧某某会议纪念”的字样，拿着餐券到大伙房打饭。两个食堂之间的空地上，早摆好了一盆盆的烩菜，代表们拿着主食，八九个人一圈地围一起大嚼，院子里养的鸡鸭鹅狗也穿梭在吃饭的人群当中。
　　食堂和大伙房之间的空地大概有二十米左右，中间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吃完饭的代表会在这里洗碗。很多人洗碗的标准程序是这样的：先接一点水，在饭碗里咣当咣当，然后，把漂着油星的水咕嘟咕嘟喝下去－－很满足的样子。
　　住在学校的人平时吃水也在这里，先用水桶接，然后担回家去。我们经常在这块小空地上玩耍，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最喜欢在这里放鞭炮，因为两座大屋之间有很好的回声。有一年，放鞭炮的时候，远远地飘来了一个巴掌大的小降落伞，这是一种叫“伞兵”的烟花里喷射出来的。我们喜出望外，因为我们更多燃放的都是从一挂鞭上解下来零碎小炮，此类烟花绝不是我们买得起的。我和同伴们依次站在水龙头前的水泥台上，把降落伞一遍遍扔向空中，再看它缓缓降落。
　　正在我们仔细把玩那个降落伞的时候，隔壁教育局宿舍院里来了一帮小朋友，为首的女孩儿叫小四子，她们是寻着降落伞飘落的方向找过来的。看到降落伞，她过来一把抢了回去，然后一群人扬长而去。我们当时很尴尬，只好很失落地继续放我们的小鞭。那天晚上，我只要一闭眼，空中到处飘落的，都是那种很好看的降落伞。
　　如果这个玩具是别人的，我们一般会据为己有，但小四子的东西，我们不敢。在灵璧，形容一个人厉害，有两个词。一个叫“丧（四声）”，一般形容男孩，比如，院里有个小我半岁的兄弟，和我一样也是个黑小子，但和我不一样的是，他打架总能赢，于是我们便认为他很“丧”；另一个词叫“口”，更多用来形容女的，小四子就是我们附近一带的小刘三姐，“你理哪有我理多，我有十万八千箩，只因那年涨大水，道理那个塞断九条河……”哈哈，我们公认她是个“口”丫头，能说会道嗓门大，是我们这些淘气男孩的克星。
　　大概是七五年吧，大伙房封掉了两个灶台，原因是学校的校办工厂设在了大伙房里。工厂生产水磨石桌面，为此把伙房的天花板全部拆掉了。水磨石生产过程十分有趣，先用白水泥做成一个个圆圆的坯子，白水泥里混合了各种颜色的石子，然后，用砂轮在毛坯上一边加水一边打磨，从粗到精，很快，一个光滑鲜亮的水磨石桌面就做成了。从那以后，大伙房里永远响彻的是震天的机器声，学校里的各家各户也因此福利般的，都多了一张水磨石的圆桌子。当时，我父亲被抽调到学校的后勤部门做事，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到车间里看他穿着橡胶的围裙，在那里打磨石头。
　　那年冬天，灵璧格外寒冷，食堂中间的自来水龙头每天要用柴草加热才能有水出来，于是有聪明人，晚上故意把龙头不拧死，水滴答滴答流，这样自来水管便不会被冻住了。那是寒假，早上我去挑水，看着龙头正下方居然凝结了一块巨大的冰坨，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大伙房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偷偷拿来了父亲的钥匙，一开门，我惊呆了，由于设备不停滴水的缘故，整个车间已经布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冰凌，漂亮极了。
　　我赶紧叫来了小伙伴们，让他们来欣赏什么叫“冰川”，我们每人手里都拿着长长的冰凌，用灵璧话叫“冰溜溜”，在车间里群魔乱舞。我还把冰溜溜放到了嘴里，幻想它是夏天家里人不给我买的冰棒。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女声。十来岁儿童的独占欲望，让我们的瞬间反应是，别让别人看见这个奇观，不知谁喊了一声：“快，快把它们破坏了！”于是，我们找来所有工具，把所有的冰凌造型全部砸得面目全非。
　　车间内的嘈杂已经引来了女生们的注意，哦，天不助我，又是小四她们！几个男孩儿忙不迭地向外逃去，我因为要锁门，最后离开。显然，小四已经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我在逃跑的过程中，后脑勺被挨了一下，顺手摸过去，原来是一块焦炭，沾着我的头发，当然，还有血。
　　小四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声乐，显然这和她小时候的大嗓门有关，但和她回忆当年的这一幕，我还是坏坏地揶揄说，其实，你学投掷也是不错的哦，呵呵，那时我们都已经长大，也成了好朋友。去年，她和女儿到北京，两个人很娴静地和我一起吃饭，我摸着她闺女的脑袋说：“你可不像你妈小时候啊！”我打架历来不行，但蔫儿坏一如既往。扯远了。
　　校办工厂没有多久就停办了。后来，文革结束，因为学生人数增多，两个食堂分别被改为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大伙房整日油烟缭绕，门窗都结上了厚厚的油垢，房梁也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我家搬走后不久的一天，听说食堂的烟囱被拆除了，这时，我才知道，食堂和大伙房原来是灵璧最早的教育机构，叫“正学书院”。
　　现在应该交待一下正学书院的历史了。这是明朝永乐年间灵璧兴建的书院，也是这里最早的一所学校，每三年县城四乡八里的读书人要到这里举行县试，以获取乡试的资格。此后历经六百年，正学书院不断翻修，成为皖西北这片贫瘠土地上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也是目前灵璧真正有据可考的、最有文物价值的建筑。
　　在教学楼里孩子们琅琅书声的映衬下，修葺一新的正学书院已经是文保单位了。此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像一个安度晚年的老人。曾经的油渍横流，曾经的砂轮飞转……一切，好像从未发生过。
& && && && && && & 故乡地理（16）　界沟　　
灵璧这地方曾经是黄泛区。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水患都殃及淮北平原。因此，灵璧有很多以沟为地名的乡镇，比如、，还有我曾经生活过的界沟。
　　界沟在县城以西四公里的地方，1969年，灵璧初级中学教师“下迁”，我母亲就被分配到界沟中学，一所乡村初中。
　　我妈下迁的时候已经怀了身孕，因此，和其他的老师相比，她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城里。小妹妹出生是1970年初的寒冬，剖腹产。县医院的病房里寒冷刺骨，除了热水袋，我妈唯一的取暖工具就是我这个傻小子，这可能是我体温偏高的缘故吧。记得那个时候，我妈经常叫我“小火炉子”，这让我十分自豪，直到有一天，睡梦中我一脚蹬在我娘的刀口上，我的热水袋功能才被取消。
　　妹妹满月后不久，母亲便回到了界沟中学，我们的家便也安在了那里。界沟中学在宿泗公路的北侧，有四排土木建筑的平房。从最后一排教室往东，一大片看不到边际的玉米地里，有一排比教室略矮的砖房，这便是便是教工宿舍了。我们家住在第三间，隔壁是我在灵初中的小伙伴赵小峰的家。除了赵明，还有一些比我稍大一些的孩子，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成天地和他们在一起，因为在县城我还有一个家，我父亲在灵璧中学，父母实际上每周只能见到一次。
　　由于父亲还在县城工作，照顾刚出生的小妹妹成了一个难题，这时，我在界沟的“主人”出现了，他是我小叔－－我父亲最小的弟弟，那一年，他十四岁。父亲家里兄弟姐妹们七人，我爸老二，也是唯一的大学生，因此工作后不久，抚养几个姑姑和叔叔的任务便落在了他的身上。我的大姑、小姑、三叔都在我们家生活过，但时间最长的是我的小叔叔，他也是我很长时间里最怕的人。
　　我甚至没有母亲在界沟中学教书的视觉印象，每天看到她去上班，几乎都是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面，所有的老师进行政治学习。教室的中央是一个大的煤炉，很多人到煤炉上去点烟或者烟袋，整个屋里烟雾缭绕，念报声，咳嗽声，吐痰声交织一片。有时，学习过程中，母亲会回家给小妹喂奶，待妹妹吃饱后，再匆匆赶回学校。
　　小叔的工作就是照看我的小妹，但对于一个正在淘气年龄的少年来说，把照顾婴儿这种事情交给他，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由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叔生性顽劣，加上尚未成年，所以，他很少能在家里呆得住。往往的情形是这样，他一边看着我妹，一边像变戏法一样，用铁丝很快做成了一个弹弓头，拴上输液的胶管，拉伸几下便带我们呼啸而去，妹妹的事情早被抛之脑后了。我们跟着他，看他打麻雀，打知了，简直帅呆了！可以这么不夸张地说，学校里所有的小朋友，那时都紧密地团结在以我小叔为核心的领导（没有集体）周围。
　　总是在最开心的时候能听到我娘凄厉的喊声：“小民～～～～你在哪儿？”小叔名叫陈民，这时回去看到的景象总是妹妹在襁褓里号啕大哭，自然，小叔少不了挨一顿数落。后来时间长了，数落又变成了责骂。很多年以来，我娘被我的姑姑们和叔叔们带来的经济压力折磨得疲惫不堪，本来以照顾婴儿名义住到我家的小叔又如此地冥顽不化，这情景让她感到绝望。这种绝望很快转化成父母之间的争吵，每次争吵后，小叔总少不了被我爹一顿痛打。
　　本来在小朋友中间，我这个亲侄子是最受小叔待见的，比如烤麻雀，小叔总是把最肥的一只递给我。渐渐地，由于挨打的次数增多，小叔把不明的怒火都转嫁到了我的头上，甚至开始体罚我。比如，他要出去玩，便命令我在家里看着妹妹，他过分相信了我的看护能力。有一天，他把妹妹包裹好，放在了摇篮里，妹妹还在嚎哭，他便带着小朋友们出去风光了。可妹妹一直在哭，一刻不停地哭，直到我妈回来喂奶。
　　是我妈发现了妹妹的异常，送到县医院检查才知道，几个月大的妹妹左胳膊脱臼了。一个草包医生潦草地给妹妹接上了骨头，打上了夹板，直到今天，我们家老三的左胳膊肘还是往里拐的，那次治疗把她的骨头接反了。
　　妹妹从医院回到界沟的那天，下着暴雨，我们一家四口浑身被淋得通透。小叔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这一次，他老实地呆了在家里，哪儿都没去。此前从来没动手打过小叔的我妈，进屋之后，突然抄起了烧煤炉用的通条，照着小叔的背上狠狠地抽了过去，小叔嚎叫着窜出门，消失在疾雨中……从那次以后，小妹就和我妈寸步不离了，母亲无论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她，尚处于懵懂状态的这个小东西，此时不知参加过多少次学习，讲用活动。
　　叔叔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父亲找了一上午，未果。吃完午饭，母亲抱着妹妹去学习了，父亲也只好回县城上班，我百无聊赖的在门口闲逛。
　　突然，我看到一个人影迅速窜进了我家的厨房，我跑过去一看，是小叔。他正掀开钢精锅盖，用手抓里面的米饭吃。我嗫嚅地告诉他，父母还给他留了菜……小叔恨恨地看着我，把锅盖狠狠地一摔，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厨房。临走前，他又转回来一趟，拿了一盒火柴。
　　我悄悄地尾随着小叔，穿过玉米地，前面是一个机灌站，显然，这是昨天小叔栖身的地方。我发现，院子里的同伴居然都在，他们卖力地在给小叔剥着刚刚成熟的大蜀黍（灵璧对玉米的称呼），地上有一堆干柴禾，下面还塞了一些报纸。很快，火点起来，玉米也烤熟了，看着他们吃得很香，我站在一旁，拼命咽着口水。毕竟是发小，赵小峰拿了一根玉米向我走来，但背后立刻传来小叔的呵斥，“别给他！”小叔指指我，然后轻蔑地说：“你，滚回家去。”
　　如果没有这一幕，或许，界沟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个地名而已。我不记仇，后来小叔定居上海，每次去，我都要看望他，也很关心他的境遇，以及他的儿子，我最小的堂弟的情况。更主要的，我已经明白和理解了当年的世事艰难。然而，我可以保证，正是由于小叔在玉米地里那一刻的神情，和那句让我伤透了心的话，让我永远记住了界沟的模样。
　　还不到五岁的我抽泣着回到了自己的家，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茫然地看着一望无际的农田，大蜀黍地的上空还有袅袅的青烟，在飘。
& && && && &&&& && &故乡地理（17）　大操场　　
灵璧中学大操场是县城最宽阔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它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
　　大操场除了跑道，篮球场外，剩下的地方都是草地。那是一种匍匐茎植物，我们叫它巴根草，巴根草每长一节就会在茎上再生一些根，所以，也有人说它叫八根草。草丛里有很多蚂蚱，夏秋两季，捉蚂蚱是我们经常干的。而我更喜欢的是每年的惊蜇过后和同伴们去大操场，那时的青草下面会有一个个小小的圆洞，里面是蚱蜢的幼虫还是什么，我不太清楚，用一个草根便可以把它们一个个地钓上来。玩累了以后，我们就会躺在巴根草上，有时候看看天，有时候看看中学生们的体育训练。
　　我小叔叔陈民，那时候就在灵璧中学的田径队训练。在田径队里，他的主项是长跑，每次比赛，5000米和10000米，我都会跟着医务室的老师给运动员递水，所谓的“水”，是用盐水浸泡的卫生棉球。见小叔跑过来，步伐明显慢了，我就会用镊子夹两个棉球递给他，他接过去，含在嘴里，继续向前跑……小叔每次都能拿到全校的第二名，第一名是一个叫陈凯的人，也是我妈妈班里的学生。
　　我妈结束了在界沟的下放生活，回到了县城，父母第一次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小妹请了一位保姆照顾，不久大妹妹也被从老家接了回来，因此，小叔就被安排在我妈妈的班里插班读高一。父母之所以让我小叔叔参加运动队，一来是怕他不上课的时间淘气（灵璧话叫“讨债”），体育训练能消耗小叔大量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参加运动队，有食堂饭票，起码小叔吃得饱。
　　那时，小叔的户口还在宿县，而当时吃饭是需要凭粮食本或者粮票的。我们家里的粮食定量本来就很勉强，多了一个空洞的胃之后就更加捉襟见肘，于是常常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去年见到小叔，妈妈说起当年他在我们家吃不饱饭的事，小叔说：“有过么？天天都饱饱的啊，你记错了吧。”小叔一贯这样自信乐观。
　　小叔叔天性豁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未来，后来他的经历（后面还会写到）也映证了这一点。在我的童年时代，小叔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别人也总说我叔叔“有种”。那时候，他每天打沙袋，经常把两只手打得鲜血淋漓，每次练完之后，他会攥紧拳头让我给他抹碘酒，那种刺痛我完全可以从他双臂暴突的青筋感受到，但他，却是一声不吭。
　　小叔还是篮球队的队员，但说实话我没怎么在篮球场上见过他，估计也最多也就是个替补吧。现在回忆起来，更让我坚信他参加运动队就是为了混饱肚子。不管是不是替补，当时的学校篮球队还经常出去比赛，比如泗县、五河。有次，小叔从五河比赛回来，给我们家带了两串螃蟹，一串四只，一共四毛钱，也就是说，邓小平生前最爱吃的沱湖大闸蟹，三两重的，在 72、73年左右只卖五分钱一只。那种螃蟹，吃完了好几天，香味挥之不去。
　　小叔带给我的不光是新奇和快乐，更多的时候，他是我心中的魔鬼，原因主要是总被他打，当然，这里面也有我淘气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他对我性格懦弱的鄙视和愤恨。将来或许我会写一篇关于我小叔的文章，会详细说到我经受的“酷刑”，这里，只说大操场吧。
　　1974年，小叔高中毕业，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他必须到农村插队，但由于我爷爷的历史问题，小叔一直没有找到插队的地点，只好在家里闲着。眼看着我放暑假了，闲极无聊的小叔开始训练我跑步。比如，摆臂，重心向前，脚尖蹬地……第一天，我就累得舌头几乎耷拉到炉渣铺成的跑道上。这时候，小叔就呵斥我，用的词汇都是“没用”、“熊样”、“孬熊”……只两圈，我就觉得天旋地转，便可怜巴巴地央求小叔，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盐水棉球”含着啊，或许能……小叔过来就是一巴掌。
　　还好，就在我经受魔鬼训练第二天，大操场开来了二十多辆军用卡车，不知道哪个部队拉练经过这里，他们在草地上挖了几个大坑埋锅做饭。显然，小叔和我都被吸引了过去，长跑训练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部队呆了几天，每天在大操场训练。他们离开的时候，父亲帮助小叔联系到了一个叫新马桥农场的地方插队，我的生活里，小叔叔就这样突然消失了，这反倒让我怅然若失。小叔不在的日子里，大操场仍旧是我和同伴们玩耍的天堂，扑蜻蜓，粘知了，捉蚂蚱，每天都玩到天黑，当然，部队野营的灶坑还是我们模仿打仗的最好去处。
　　一天傍晚，小伙伴跑过来报告，操场南缘的柳树林有两个学生在谈恋爱。谈恋爱？当时的这三个字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吸毒一样，属于“坏事儿”。我把同伴们组织起来交待好，沿着野营的灶坑慢慢靠近那一对男女。我悄声喊一、二、三！小朋友们突然从坑里跳将出来，一起唱道“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当时一首著名的儿童歌曲《小小螺丝帽》中的歌词－－然后四散逃去。
　　“恋爱嫌疑人”中的男生显然有些恼羞成怒，几步奔过来，冲着我就是一脚。我只听“咔”的一声，便像罗纳尔多一样倒下了……这时那位男生认出了我是谁，作为我母亲的学生，他意识到自己闯了祸。后来，男生把我背到医院，涂了一些药，回来的路上，他给我买了两根（两根啊！）白糖冰棒，作为交换，我答应不把此事告诉父母。当我扶着墙（当时已经不能行走）回家上床，却发现小腿的疼痛让我无法入睡，显然，白糖冰棒不具有催眠的作用。
　　第二天，父母发现了我的异常，医生的诊断是胫骨骨裂。那年暑假，我一直拄着双拐，但一瘸一拐的我，还想到大操场去。
　　一个台湾歌手这样唱道：“年少的我总是一个人在海边，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每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年暑假，我的断腿，我小叔叔的呵斥……这些童年经历让我明白，自己的确是一个怯懦的人。柴静说血糖低的人痛感会很明显，我知道我痛感强烈，但我不知道自己血糖是不是低。
　　另外，那时候我拄着双拐的样子，挺像那位台湾歌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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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七岁时曾经做过一个梦：我老家铺了铁轨，火车从远处徐徐开来，停到了我们家旁边小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