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开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全部答案（共2个回答）
，反对专制、愚昧、迷信（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由陈独秀首先提出）；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是指儒家传统道德），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政治:北洋军阀对外出卖主权,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经济:民族资本主义有个进一步的发展
文化:袁世凯等人宣布"尊孔复古"这与当时先...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
天坛：文化遗产，1998年列入，北京市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就面临严峻的考验：德军入侵、美英等联军的武装干涉和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援之下的地主资本家...
答: 2018年新政策有哪些
答: 世界文化遗产的内容很多方面，你说的这些都基本都有增加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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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中：红歌运动后关于红歌的思考
00:36 转帖发表在
余一中：红歌运动后关于红歌的思考 自笔者开始记事的1950年起，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一直没有“红歌”这一说法。（据说，1959年某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红歌”集，但“红歌”一词并没有流行起来。）在文革期间流行过“革命歌曲”的说法，但随着文革的过去，“革命歌曲”一词就被“经典老歌”所代替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界流行过“主旋律”一词，所以就有了“主旋律歌曲”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几年前，江西开始了唱红歌的活动，“红歌”一词也开始流行起来。2008年，唱红歌活动在重庆经官方倡导演化成了唱红歌的运动，并蔓延到全国，在2011年七一党庆前后达到高潮。一连几个月，人们一打开电视机，都会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红歌。笔者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参加过社会和单位的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红歌演唱会。夏末秋初，红歌运动似乎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平静了下来。
但是，持续已达三年之久的红歌运动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什么是红？什么是红歌？倡红唱红运动对不对？笔者根据本人1949年以后的经历谈谈自己对红歌运动的看法。
作为政治词汇的“红色”与“白色”
什么叫“红歌”？关于这一问题红歌和红歌运动倡导者在报刊上说了不少，但都忽略了对“红歌”这一名词中“红”字的解释。
“红歌”里的“红”字，具有政治象征意义。这意义来自外国，准确地说，来自巴黎公社和苏俄，更多地则来自苏俄，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除了红旗之外还有三色旗。在斯拉夫文化中红色象征着革命、起义、暴动及这些活动中所必需的“勇敢”、“忘我”、“牺牲”等。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带领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举行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这一事件被称做十月革命或十月政变。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深知欧俄文化中颜色的含义，所以他们在革命中崇尚红色，打出红色旗帜，既表示了他们事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可以用红色鼓动民众起义、造反，发扬勇敢和牺牲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时间俄国社会刮起了一股红色的旋风：起义者不仅旗帜是红色的，他们还在自己的帽子上缀上红布条，在衣袖上佩上红袖章，他们的武装叫赤卫队（即“红色近卫军”、“红卫兵”）、工农红军（注意：不是苏俄工农红军，就是工农红军，也即属于全世界工农的、将要打遍全世界的红军！），中央党校叫红色教授学院，政府机关报叫《红报》（年），历史学杂志叫《红档》（年），大众报刊——包括文学报刊——更有《红色处女地》（年）、《红色田野》（年）、《红色年鉴》（年）、《红色青年》（年）、《红色记者》（1920年）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没有苏俄文化中红色的那些象征意义（革命、造反、起义等）。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固定的颜色用来表示“起义”和“革命”、“造反”等意。例如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白莲教起义、黑旗军起义等群众革命运动就分别用了红色、黄色、白色、黑色来象征他们的事业。说到红色，它在中国文化中携带得最多的是吉祥、喜庆之意，但这是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是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苏俄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和直接干预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苏俄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造反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接受了苏俄的政治符号——红旗、红星等，接受了俄国文化中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从此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红色就象征着阶级斗争、革命、起义，也即造反。和红色的象征意义一起被引进中国的还有苏俄时期白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反革命、镇压起义和造反。例如，1950年代以后产生的“又红又专”、“白专道路”等词语中的“红”与“白”就分别代表了革命和不革命及反革命。同理，所谓红歌就是宣传阶级斗争，宣传革命，宣传起义、造反的歌。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是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同样，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颜色。在俄国文化中，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等颜色都有各自的象征意义，而其中的白色则象征着“光明”、“神圣”、“忠诚”。在欧洲文化中白色象征着“秩序”、“正统”、“强国”等意义。而红色在俄国和欧洲文化中除了“英勇”、“忘我”、“革命”、“牺牲”外，还有“无秩序”、“非正统”、“不安宁”、“动乱”、“血腥”、“狂暴”等含义。当年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卫运动是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社会运动，其中除了主张回到沙皇专制去的极少数保皇派外，还有大批的支持临时政府的自由派、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反对走极端路线的社会主义者。运动的性质也远不是一个“反革命”所能限定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俄国民众反对动乱，追求安宁、和平、正统、秩序的愿望。由于我国在将“红色”和“白色”作为政治词汇引进中文时忽略了它们在俄国与欧洲文化中丰富的象征意义，结果就使得“红色”和“白色”在中文里就成了一对政治反义词，而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这样，在引进这一对政治反义词的同时，我们也引进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列宁、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知道，俄国社会不能总是生活在革命、起义和暴动之中，因为长期的社会动荡是民众所反感和厌恶的。因此苏俄的共产党和政府在取得对白卫运动的惨胜并巩固了政权之后自然要迎合民众的愿望，遵循社会生活的铁律，从革命党、起义党转变为执政党、秩序党。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的转变并不成功，也不彻底，但形式上却是完成了：红色、“红”字渐渐地从苏俄的许多机构及报刊名称中消失了。到了1946年，连工农红军也都不再叫红军，而改称“苏联军队”（简称“苏军”）。在1930年代及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和后来的苏俄领导人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都很少用“红色”一词来表达它所象征的政治意义，而改用更准确的政治词语（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了。在“红色”这一修饰语的政治象征意义（“革命”、“造反”）和现实的正统强国领导人的地位之间，斯大林们自然选择了后者。在这种选择中，民族文化（具体地说，是颜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心理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早年处在幼稚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有跟着苏俄老大哥亦步亦趋，甚至言听计从的特点的话，那么随着中共的成长和成熟，它越来越注重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在“红色”一词的运用上也有体现。例如，第一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的名称有《赤光》、《红旗》、《红色中华》、《红星》等，而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名称则是《新中华报》、《群众》、《新华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学习》等。相比之下，前面一组刊物名称明显突出的是阶级斗争，是革命、造反；而后一组名称则使人想到民主、正义、建设、科学、民族团结等，也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在坚持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党特别加强了自身的思想与组织建设和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历史告诉我们：片面地强调革命、造反，强调“红”，招致了中共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失败，而考虑到社会各阶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尽力调动社会生活中的多种色彩，中共才绘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取得了第三次国内战争的胜利。
1949年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申明政权的红色性质（1954年宪法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之外，更多地强调的还是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在文化上也没有建设单一的红色文化之说，其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东西，不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二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此前国民党试图在全国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深恶痛绝。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更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红色所象征的阶级斗争、革命、造反成为过去，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主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文化与政治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和政治动荡之后，中国似乎应当迎来一个团结、祥和、集中力量搞建设的局面。
年间的倡红和唱红运动
如果中国能按照八大路线持续发展的话，中华民族复兴的时间表就会是另一种安排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八大后的大好局面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
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对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有些批评言辞十分激烈，使得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于是在“引蛇出洞”之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数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有许多是为新政权的建立作过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受牵连者达数百万人，其影响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毛泽东策划反右运动的原因是同他的政治、文化心理紧密相联的，而对他的政治、文化心理起着重大影响的则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及其行政指挥体制和领袖迷信，恰恰是产生中共整风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右派分子尖锐批评的，正是中国人民尚未习惯的斯大林模式的种种表现。对斯大林模式，毛泽东长期以来都是认同并推崇的，这从毛泽东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曾一再向党内外干部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在反右运动中把“反苏”当做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之一就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眼里，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对领袖的批评；为了避免批判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就必须反右，就必须重新强调革命、强调造反（造八大路线的反！），也即强调“红”。所以在反右运动之后紧接着就有了《红旗》杂志，有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有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应当说，反右运动是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倡红唱红运动的序曲。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依法治国”的否定、对“无法无天”的坚持及对不断革命造反的偏好。
1957年前，笔者目睹过属于父辈的机关干部、军人、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们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学习》杂志、积极迎合新时代的情景，虽然也常常感觉到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困惑不解与纠结。反右以后，全社会的学习风气明显减弱了。整个中国好像总是在忙忙碌碌，没有人花时间去读书和思考：大家都在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呢，哪有时间做那些事情！再说，读书和思考都是人因言获罪的由头。于是一个顺从红色令旗（《红旗》杂志）的时代到来了。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更是流行这样的说法：白旗不行，灰旗不行，黄旗也不行，都得拔掉，只能插红旗。“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不停地逼着人“向左，向左，向左”！在大跃进中，毛泽东说，工业以钢为纲，纲举目张，于是各行各业都去大炼钢铁；毛泽东还说，农业以粮为纲，纲举目张，于是全党全民又去大搞农业生产。后来，毛泽东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又激发了多少中国人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过渡到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幻觉！
当时笔者就读的中学在大搞教育大跃进和教育改革。校园里喊得山响的两个红色口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中得到了最庸俗的执行。学校的前操场上，一度建起了一片土高炉群和土炼焦炉群；后操场上，一大片地被农民深翻数尺，用来做高产田。师生们停课炼钢铁：或在炉群前被熏得“满面尘灰烟火色”，或“被驱不异犬与鸡”，拉着板车一天往返近百里运矿石，或被派到周边的工厂去砸矿石。学年的第一学期全校根本没有上什么课。笔者那一年13岁。炼焦炭、拉板车、砸矿石等，我们都干过。笔者至今记得，第一次从一家工厂下夜班回家时，笔者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刚下夜班的小保尔o柯察金，疲惫不堪，却又带点儿劳动者的自豪，但又因觉得不像而体会到一种莫名的茫然：小保尔的疲惫换来了养家糊口的卢布，而我们为之干活的学校和工厂却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一个馒头，甚至一分钱、一两粮票。
那时，人群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喊着红色口号，向各级领导送写在大红纸上的喜报，成了最常见的社会景观。后来，笔者才慢慢地知道，那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喜事可报。不仅我们学校没有炼出什么可供使用的钢铁，那块高产田里也没有打出多少麦子，而且整个国民经济都出了问题，所谓三面红旗仅在“大炼钢铁”一项上就给国家造成了2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1958年全国的GDP仅有1307亿元人民币！），其中当然并不包括我们上千万学生付出的青春时光和无偿劳动。但对于大跃进的实质，笔者当时就有了终生难忘的亲身体会：所谓的体育大跃进（一周内全校学生达到“劳卫制”标准、一月内三级运动员数量达到在校生人数的N%）、诗歌大跃进（全校师生创作了N千首诗歌）等，都是肆无忌惮地弄虚作假，吹牛浮夸，制造“数字成就”。
表现这种怪诞，并鼓励人们张扬这种怪诞的就有当时高唱不息的红歌《拿出革命干劲来》、《乘风破浪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金桥》之类。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事，因为既然上面“倡红”，那么下面就会有人“唱红”。再说，倡红者“倡红”时本来就有要人“唱红”之意，那诗歌大跃进就是用来“唱红”的。只是这些红歌都只处在顺口溜、打油诗和标语口号的水平上，只能用于肤浅地“歌德”、“颂圣”而已。这从那时的一本歌曲集《三呼万岁o歌颂三面红旗的歌曲》（北方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
1960年9月笔者升入高中时，饥饿已经威胁到笔者居住的省会城市。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是去本校教师的蔬菜基地劳动半月，然后断断续续在省城百里方圆的范围内“转战”了四五个村子，参加秋粮抢收，因为那时的农村大都“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我们全市的高中生就充当了秋收突击队。两个多月的高强度体力劳动，我们既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得到一两粮票的补贴。唯一的收获是亲眼目睹了农民的极度贫困。秋收一直持续到深秋。复课后，取消了体育课和一切社会活动，为的是让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青年人不得浮肿病。但实际上还是有许多人得了。只是在这时，人们才想起了大话、空话和由它们组成的歌儿，哪怕色彩再鲜红，声调再高亢，也还是大话、空话。
后来，国家靠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才渡过了难关，但却付出了上千万人饿死和全中国人饱受饥饿折磨的代价，且不论其他方面的，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失。而原因就是晚年毛泽东要弘扬俄国红色象征的东西，革了党的八大路线的命，造了共和国宪法的反。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也没有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据江青说，毛泽东反而因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同事们对他错误的委婉补救而“憋了一口气”，并自以为在那次大会上“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几个月后他又相继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大搞起了阶级斗争。四年后的1966年，他更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这一革命的名称就很有些讲不通：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工人阶级怎么还是无产阶级呢？）。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时的斗争对象除1957年的“地、富、反、坏、右”外，已渐次添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干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斗争的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甚至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宪法、党章都被弃之不顾。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革命造反的时代，就像他对斯诺说的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在自乱党的队伍，自乱国家的秩序。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几代人都还清晰地记得，文革是一个由红司令发动和指挥，红卫兵、赤卫队等红色群众组织参加，动用国家机器，制造红色恐怖，裹挟全国民众的大动乱。那时的中国，大地上飘扬着红旗，房屋的墙壁上刷着红色标语，空中响彻着高亢的红歌，人们的手臂上带着红色袖章，胸前佩戴着红太阳的徽章，手里拿着红色宝书——全国山河都一片红了！然而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上，笔者感受到越来越差的物质生活又达到了极度贫乏的地步。当时，笔者在东北某县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工作八年，工资从未增长过。单位给笔者一家三口的住房是一个不足7平方米的小房间（集卧室、书房、厨房等功能于一间），一年四季不见阳光（老工人告诉笔者，这是伪满时期日本铁路职工住宅的一个储物间）。三九寒天，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炕洞里烧的是燃烧值极低的朝鲜褐煤，即使炕洞里炭火熊熊，那炕也还是不热。清晨醒来，被头上蒙着一层呼气凝成的霜花，挂在屋里的毛巾冻得硬邦邦的。1976年新年，政府凭票卖给居民的新年食品里连一两肉都没有，只有每人半斤口感很差的小鱼，——据说是从朝鲜运来的，当地俗称“朝鲜鱼”——让我们欢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因为全社会忙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前一年的粮食是在深秋时才从冰雪下面“抢收”出来的。县里规定，每个城镇居民必须购买30斤受潮并开始霉变的玉米粒后（那里面富含致癌的黄曲霉素）才能购买剩余的口粮……笔者这时虽然没有重新经受三年困难时期的那种饥寒交迫，但总还是要常常付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努力同饥寒作斗争。
这不只是笔者个人的体会。到了那年年底，当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就指出：“文革使全国经济濒临崩溃。”李先念副总理说，文革使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叶剑英委员长1978年年底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国在文革的十年间减收和浪费共达13000亿元。而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称，1976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才只有4536亿元！但是这些都是政治和经济层面有形的东西。精神层面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文革的发动者及其积极拥护者用个人迷信（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以人划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吹奴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玩意儿，以宗教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压制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他们用庸俗斗争论（“造反有理”、“要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鼓吹暴力和暴戾，无视人的福祉和生命，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中庸和谐精神；他们鼓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带头并唆使他人破坏法纪，为所欲为，消解了中华民族遵纪守法的传统品质；他们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宣扬愚昧无知，鼓动焚书批儒，损毁了无数宝贵的历史文物，颠覆了中华民族尊重知识、尊重文明、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他们用血统论（“还是自己的娃儿好”）、阴谋论（“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和徇私舞弊（“后门进来的也有好的”、“小节”论等）抛弃了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等政治文明的概念；他们张口“伟大目标”，闭口“以革命的名义”，胡说文革“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空谈崇高，无视现实，罔顾民生，致使空话大话套话流行，吹牛浮夸欺骗成风……从这一意义上讲，文革整了不是1亿人，而是整了全国人民。文革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戕害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种戕害的恶果虽经否定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却至今还在顽强地显现出来。说全国人民都受到过红太阳的灼伤，这种灼伤至今仍在痛苦地折磨着中国人民，也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文革在精神层面上的种种谬误是以个人迷信为中心的：个人迷信生发出其他谬误，其他谬误又都围绕着个人迷信，强化和扩散着个人迷信。而当时流行的那些红歌恰恰集中地、狂热地表现了个人迷信的思想，抒发了个人迷信的情感。从《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到语录歌，从《北京的金山上》、《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无一不是如此。应当说，毛泽东既是个人迷信的鼓吹者和受益者，但也是个人迷信的受害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不就是被这些歌功颂德的红歌给捧杀的吗？
年代两次倡红唱红时笔者还年轻，并没有受过严厉的政治批判，但就凭笔者这样一个普通人60多年的人生经历，也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当我们的国家倡红唱红搞得厉害的时候，就是国家社会生活出现问题，民众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正所谓“歌声高时怨声高”是也！）；而当国家强调政策、策略，注意调整务实的时候，就是国家社会生活趋向和谐发展，民众日子觉得好过的时候。为什么1976年前的两次倡红唱红会制造问题，制造困难呢？因为“向左，向左，向左”的结果就是倒退，而用民间的俗话则是“红得发紫，紫得发黑”。也正是因此文革才被称做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当年的倡红唱红者们想步入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大厦，结果却走进了一个精神与物质同样贫困的黑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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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外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阅读下列材料：（16分）材料一文明区域任务观点或名言古代希腊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古代中国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贵君轻 人性本善材料二&伏尔泰说：“这这个地球上曾有过得最幸福、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则的时代。”……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马克圭主编《世界文明史》材料三&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和赛因（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罪案之答辩书》请回答：（1）在材料一的“观点或名言”中，这些中外思想家共同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对此，18世纪的伏尔泰提出什么主张？（4分）（2）材料二体现的人文主义观点是什么？伏尔泰推崇孔子的目的是什么？这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哪场运动的思想主张？（6分）（3）据材料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西方思想是什么？这场运动在那些方面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产生了影响？（4分）（4）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中外思想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主要特点。（2分）&
本题难度：较难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3-安徽省阜阳市阜阳一中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外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阅读下列材料：（16分）材料一文明区域任务观点或名言古代希腊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古代中国孔子仁者爱人孟子...”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1）本题主要考查学生概括材料的能力，依据表格文字可以看出普罗泰格拉，苏格拉底，孔子和孟子的名言中所关注的共同对象是人或人本身，这体现了中西文化中均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华；依据所学可知18世纪的伏尔泰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主张。（2）本题主要考查学生概括材料的能力，从材料二中文字“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可以看出作者的观点；承接上一问可以判断出伏尔泰推崇孔子的目的是倡导理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这代表了启蒙运动时期的鲜明主张。（3）依据材料三文字“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和赛因（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是指新文化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积极倡导民主和科学思想；其积极影响是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4）综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中外思想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相互交流与学习的特点，追求思想解放和自由是其共同的人文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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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外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阅读下列材料：（16分）材料一文明区域任务观点或名言古代希腊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古代中国孔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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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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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乐乐题库，查看习题“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外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阅读下列材料：（16分）材料一文明区域任务观点或名言古代希腊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古代中国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贵君轻 人性本善材料二伏尔泰说：“这这个地球上曾有过得最幸福、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则的时代。”……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马克圭主编《世界文明史》材料三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和赛因（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罪案之答辩书》请回答：（1）在材料一的“观点或名言”中，这些中外思想家共同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对此，18世纪的伏尔泰提出什么主张？（4分）（2）材料二体现的人文主义观点是什么？伏尔泰推崇孔子的目的是什么？这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哪场运动的思想主张？（6分）（3）据材料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西方思想是什么？这场运动在那些方面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产生了影响？（4分）（4）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中外思想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主要特点。（2分）”的答案、考点梳理，并查找与习题“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外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阅读下列材料：（16分）材料一文明区域任务观点或名言古代希腊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古代中国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贵君轻 人性本善材料二伏尔泰说：“这这个地球上曾有过得最幸福、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则的时代。”……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马克圭主编《世界文明史》材料三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和赛因（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罪案之答辩书》请回答：（1）在材料一的“观点或名言”中，这些中外思想家共同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对此，18世纪的伏尔泰提出什么主张？（4分）（2）材料二体现的人文主义观点是什么？伏尔泰推崇孔子的目的是什么？这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哪场运动的思想主张？（6分）（3）据材料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西方思想是什么？这场运动在那些方面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产生了影响？（4分）（4）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中外思想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主要特点。（2分）”相似的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