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残疾人参与体育锻炼的问题与建议 　
戴培新(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吉林长春　130042)摘 要:在当前社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为残疾人提供生活和工作环境,并且潜移默化地帮助广大的残疾人走出封闭式的家庭小圈子,营造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的总体社会环境,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关键词:残疾人　体育锻炼　建议　社会环境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10(a)-0203-01自有人类以来,就有残疾人,残疾人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子系统和残疾人事业的组成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开展残疾人体育运动,以真正能够促进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大成效地改善和增强残疾人身体机能,使残疾人达到身心康复,使他们能够以非常好的心情积极参与社会交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能够增强残疾人体质,推动中国残疾人体育的迅速发展。
1 国内外残疾人体育国外关于残疾人体育的研究,为了保障残疾人的体育权利,发达国家都先后在有关法律中美国的残疾人事业开展的比较早,德国政府很早建立了德国残疾人体育运动联合会,日本的有关残疾人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善,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要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比赛和其他活动,提高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和福利,促进相互了解、交流情况及与其他有关机构进行联系。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体育运动,推动国际性残疾人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把残疾人从病房和家庭解放出来,残疾人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别人的尊重,在寻求发展替代性的体育运动。国内关于残疾人体育的研究强调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通过身体练习,以增强体质,促进健康,使人们对残疾人体育有更好的了解。使他们在意志力方面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提出我国康复训练体育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有助于防止或降低残疾人抑郁的精神状况,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随着我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在提高,标志着中国残疾人体育迈上新台阶,推动建立多元化残疾人体育服务体系。以现实问题为基础, 加强残疾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解决残疾人健身的内忧外患,旨在推动我国残疾人康复体育事业发展,加大对残疾人体育的宣传力度,推进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事业,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为今后残疾人体育的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2 残疾人体育锻炼的问题现状弱势群体的健身体育活动开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我国体育人口的比例,残疾人单单从收入上看来属于弱势群体的还占有很大的比例,态度是个体对待人或事物较一贯、较固定的心理倾向。残疾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态度中,在非常喜欢参加体育锻炼的残疾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残疾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是为了强身健体、娱乐消遣、身体康复。动机对人类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体育锻炼对残疾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表现为能增进机体的生理健康,促进性格的完善,增强体质和抵御疾病的能力,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体育消费是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消费,残疾人体育消费状况表现为不同的残疾类型在选择体育消费的内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大部分的残疾人选择的是球类项目和散步。聋哑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残疾人;体育器材、锻炼场地等外部物质条件是影响残疾人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在收费性的健身俱乐部进行体育锻炼的大多是学历高和收入高的残疾人,生理方面、心理方面和个人的经济条件影响残疾人体育锻炼。总的来说,残疾人对有关的体育法律、法规的了解不够深刻,从而引发出来的,残疾人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是健身强体和娱乐消遣,另一方面来说,从他们个人方面主要是行动不便和缺乏基本的经费,相当多的残疾人都参与体育消费,残疾人喜欢体育运动,大多数残疾人选择的是传统的球类项目和跑步,但实际参加运动的频率不高,行锻炼的场所选择上,选择社区和公园的比较多。3 残疾人体育锻炼建议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树立和宣传残疾人体育的正确理念。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应高度重视新闻媒体对发展残疾人体育的作用,加大对残疾人体育的宣传力度,培养他们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建立健全残疾人健身法律体系,使他们认识到参与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与残疾人体育锻炼相关的政策法规。进一步提高对残疾人健身运动方面法律工作的认识,各级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到体育运动对改善残疾人社会弱势地位的重要性,使我省残疾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更加广泛深入,实施相应的监督和指导工作,将法律、法规真正落实到实处。鉴于开展残疾人大众体育运动的意义所在,各地区应该从实际出发,利用政府职能多方筹措资金,为残疾人体育运动提供资金和物质保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为残疾人体育事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从而促进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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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残疾人健身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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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记者 肖竹）
残疾人体育是体育事业的重要内容，大力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是迎接北京奥运会、构建和谐四川的重要举措。为此，四川省体育局、省残疾人联合会、省体育总会日前联合向全省残疾人和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发出倡议，积极开展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
　　倡议书要求大力传播北京残疾人奥运会“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弘扬残疾人体育健儿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的精神，推广适合残疾人的健身项目和科学锻炼的方法，营造全省残疾人开展体育健身的良好氛围。倡议书要求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残疾人群众健身活动，健身器材的设计生产要有利于残疾人的个体化健身，体育场所的开放要注重方便残疾人参加健身，体育工作者要热情指导、帮助残疾人开展适合他们身心特点的体育健身活动，各地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要充分考虑满足当地残疾人体育爱好者的需求。
　　此外，我省今年将继续抓好残疾人体育集训，积极准备参加第7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第12届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力争取得优良成绩，展示全省残疾人的精神风貌和体育成就。倡议书还要求各有关部门在5月全国“助残日”、12月国际“残疾人日”和6月10日“四川省全民健身日”积极组织残疾人开展有益的体育健身活动，掀起全民健身的新高潮。
本文来源：成都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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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心智障碍者福利与服务
　　引子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278218.htm　　 　　日前,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会与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智力残疾人及其亲友协会、中国精神残疾人及其亲友协会在京联合举办“心智障碍者社会福利与服务”公益论坛。来自中国残联、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北京市残联,以及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部门与机构的有关人员出席,北京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在京成年智力与精神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和关注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等相关人士也参加了论坛。大家就关于心智障碍者社会福利和服务的理念、制度、法律等问题,坦诚而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提出了他们在实践中、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有的与会者甚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大家认为,集中方方面面的人士,就一个特定群体的问题进行探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尝试。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出席论坛并讲话。 　　 　　政策与理念 　　 　　中国残联吕世明副主席介绍了目前我国残疾人事业面临的良好机遇,以及近期已经出台或者有望出台的残疾政策和举措。他说,中央7号文件明确要求依托社区开展为重度残疾人、老年残疾人等提供生活照料、技能培养、体育健身等公益性活动,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无论是从理念,从制度包括政策都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为心智障碍者的服务也应该紧扣这样的关健词:注重公益、注重综合、注重社区。他希望事业研讨以服务决策为根本目标,以各类难题为主攻方向。 　　中国残联理事、人事部相自成主任提到西方国家专家的投入产出比概念。在日本、美国人们算出一笔账,如果在无障碍设施上投入1,其产出是17。据测算,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到2030年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实在一些商场消费群体都是老年人,也是他们在用无障碍设施。残疾人保障和老年人保障的法律有相通性。对这两个特殊群体,一个是政府主导。政府管什么呢?管政策,宏观的政策。第二个是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如果光靠政府,没有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就落空了。第三个是家庭支持下的系统,光靠政府和中介还不行,因为他们生活在家庭,未来发展趋势是走向家庭和社会相结合,但是在中国目前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第四点就是残疾人的自立。 　　国际助残中国区主任尚维德先生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制定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社会福利与服务之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还需避免长期性的残疾人福利产生的依赖性。如果社会福利过多关注残疾人不能做什么,就与《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倡导的融入社会相违背。因此在建立一个辅助机制的同时,还应该更多地提高残疾人社会融入以及为他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马洪路教授探讨了成年心智障碍者的康复问题。他对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表示了担忧。通过社区康复实现融入社会生活主流,是帮助心智障碍者重新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但在社区,康复却缺乏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体制。而且长期以来,社区康复工作没有完成从职业化向专业化的转变,这势必严重影响康复效果。因此让已经“职业化”的基层工作人员尽快达到“专业化”水平是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李敬女士以北京市的数据为例,谈了她对残疾人社会政策构建的理解。根据2006年的调查,北京市大约有99.9万人有各种障碍,其中智力障碍5万人,多重障碍20.9万人。她认为目前我国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正由救济开始向普惠社会福利缓慢转型,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强调家庭保障,保障层次低,内容少,将制度传递到收益者实践环节偏弱,社会服务没得到充分发展,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尚缺社会服务与社会工作的一席之地。 　　她认为残疾人社会政策为了人的全面福祉,主张将残疾人从救济对象转变为投资对象之一:在基本生存保障之上的多元保护政策,这里面强调利用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强调社会服务在残疾人获得有效服务上的重要作用,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工作进服务机构与基层社区服务体系;通过保障与服务增进残疾人本身的自立、自尊与自强,而非相反。 　　通过有规划的社会全纳环境的改造,甚至是重建,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认识生命、尊重差异。 　　中国残联原发展部主任丁启文先生谈到优势视角和人才互动成长的概念。就是在残疾人身上发现亮点,发现了这个亮点要扶持它,要有一种良性的互动。人都是在互动中成长,如果长期被边缘化,什么信息也没有,你也一样,你也“矮化”。但是这个互动是良性互动,第一要有人道主义的字样,第二要有维权意识,不能越帮越没有自己。这就是说在互动中成长,互动是良性的。 　　丁启文先生表示不提倡对精神残疾者实行“关锁式”管理。但他同时认为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环境,需要有一个春天。如果这些人回去以后家里、社区都冷冰冰的,那宁可不回去。不能笼统地说回还是不回去,要具体分析,条件好的可以,不然的话宁可在这里。精神残疾者自己有一个小区,这样也很好。 　　北京市残联齐静理事长认为残疾人最重要的是尊严,因此残联的工作角度需要调整。残联需要考虑,给残疾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帮扶使他们能够融入社会,平等地参与工作、生活?比如现在的特殊教育体系,实际上把残疾人当作一种另类,这不叫平等。学校都应该有接收残疾人的能力,残疾人想上什么学校都能进入,而不是进入特殊的教育体系。我们给残疾人提供什么样的让他们具备融入社会的条件,平等地融入社会,这个非常重要。 　　她提出政府是主导,不可能全部是主办。现在是残疾人事业的社会化程度太低了,因此只能是主导。她呼吁政府出台一些规范、标准,引导民办机构,更多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残疾人事业。港台的“公建、民营”模式值得引进。 　　实际上残联已经在转变,原来以社会救助为主,还只是点上的救助,现在是以社会保障为基础,以社会福利为补充,以社会救济为临时手段。 　　民政部社会福利司老残处王辉处长说,2009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启动全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国家基础设施这一块大力投入,同时积极调动民间资本的进入,鼓励社会和NGO做这个事情。第一个是准入制度的改革,享受公平竞争的环境。第二个是扶持,采取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来做。第三个是监管,制定一系列的行业标准,比如说他知道什么标准,我知道什么标准,大家一起做。服务保障里面另外一个大的概念,在整个服务运营的时候强调政府职能的定位,政府不是管人的,政府服务从直接提供者变成服务的组织者、购买者、协调者,更多地让民间、社会介入。他认为缺体制比缺钱更厉害。什么都缺的情况下,政府做什么?做平台,做残疾人福利的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研究院副院长孙树菡教授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社会的接纳。她每两周组织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开读书会,谈论个人残疾和社会残疾。另外一个,政府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公约》已经签了就应该遵守,过去职能政策全都是给健全人设计的,即使是残疾人的,也是残健分开的,已经作为一个另类了。更多政策不应该人为地去割裂,是全面考虑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中心秘书长唐钧教授认为,从机构到社区是“三部曲”。因为一个事业刚出来的时候缺乏专业人员,必须站在专业角度看问题,所以开始一定是机构化。发展到第二步的时候,专业人员越来越多,为机构服务的同时也为社区服务。第三个阶段是专业人员足够足够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谈真正的社区化。但一定是在专业指导下的社区化,不是仅仅一下子推到社区去了,像居家养老,如果没有专业在后面支持,也不行。
　　唐钧教授尖锐地指出,要把社会福利,把残疾人事业,把老年人事业发展起来,中国需要一个文明的启蒙。人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残疾只是很多障碍里面的一个,有这些人是正常的,他们本身是正常的,如果说不正常是这个社会不正常,你看这个问题不正常。他希望对残疾人事业进行整体规划,大家一起来努力,特别是各级残联需要更积极一点。 　　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崔凤鸣女士同意,残疾人自立自强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自立自强?她认为残疾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比如重度近视,在眼镜没有发明以前生活有困难,也算残疾。这就告诉我们环境非常重要。残疾人从生下来那一刻起,在家庭中、学校中无时无刻不受环境的影响。只有社会的系统完备,态度端正,才能让残疾人自立、自强起来。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扶持家庭这个系统事实上为残疾人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持续的支持系统。 　　她表示,要实现残疾人事业社会化,民间机构的作用不能替代。所以从政策、实践各个方面大力扶持残疾人民间机构,才能够在很大问题上解决残疾人的问题。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中心费凯仁副教授介绍了澳大利亚财政支持和财政管理制度。财政管理主要针对失去家人的残疾人,政府可以在三个方面帮助他们管理财政:第一是由法院担保;第二是监护人托管;第三由公共信托和担保。还有一种财政管理方式是私人信托和残疾人的信托。 　　法院担保主要是帮助心智障碍者做财务决策。只有在当残疾人的家人或者朋友不能帮助做决策的情况下,才选择这种方式。监护人托管则主要在残疾人父母健在时建立,在父母过世以后信托起作用,残疾人可以按照他们父母制定的方式花这笔资金。大约两年前政府正式设立了针对残疾人的信托方式来保护只能够领政府养老金的残疾人。通常这些残疾人都是非常贫穷的,这种信托制度帮助他们保持一定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残疾人需要对资产方式或生活方式做出决策,比如住在哪里或者享有什么权利?享有什么样的医疗救助方式?这时政府也安排一些相关的机构来帮助他们。 　　但这种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程序上比较混乱,需要服务的残疾人很多,有些残疾人自身表达有困难,人口也会流动等等。政府还是比较鼓励家庭能够建立信托这样的方式,这对于残疾人将来的生活比较有保证。 　　 　　探索与实践 　　 　　慧灵:智障人士服务的社区化模式 　　 　　慧灵服务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目前已经在10个地区建立了服务。该机构倡导“社区化(即正常化)服务”。社区化服务有明确的定义:正常的每日生活节奏变化;工作、消遣与居住地的分离;一年四季生活节奏的正常化;正常的生命进程;需求得到尊重;正常的性别交往;正常的经济条件;正常的生活设施水平等。因为任何一个人或群体要过正常化的生活不可能离开社区,关起门的“建筑物”里的服务是品质很低的服务,使服务对象缺失了“生活”。 　　经过实践,慧灵在2004年编写的适用于服务16岁以上智障人士的适用手册,把以往的“评估智障人士能力”改为“评估支持程度”,把以往的“提高智障人士能力作为目标”改为“提高智障人士生活品质作为目标”,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服务理念和标准。 　　现在,各地慧灵的住宿服务基本实现家庭化,一个家庭由一个“妈妈”、“爸爸”或“生活辅导员”和五六名智障人士一起居住,共同分担家庭责任和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再也不会出现把“人”物化的情况。家庭生活的作息时间也很有弹性,而不是军队式的统一起床出操,谁早点睡,或者看电视看到晚点睡,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家庭里有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自主自由氛围,体现出亲情。 　　日间也不再有“课堂上课”,而是“社区活动”。学员承担起家庭生活用品和机构日常办公用品的购买工作,到社区里与街坊邻居一起唱歌扭秧歌,到社区锻炼身体,每周有固定时间到图书馆或网吧,学员有自己的QQ号,有的学员还印制自己的名片,写上“慧灵某某助理”。 　　在北京慧灵的四合院里,无论能力高低,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位置,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或者潜力,选择一个工种。例如一个得到打扫院子岗位的学员,他感觉自己来慧灵是“上班”,每天考勤,每天记录自己的工作。月底根据记录互评。也有经选举出的智障人士代表参与财务部门核算整体收入和个人收入。智障青年的能量大大超出原来的估计。“挣钱”改善生活是最直接最巨大的工作动力,每个人都愿意努力做好。而工作人员(社工)无需像过去那样繁琐地照料智障人士的生活,更多的是指导他们怎样通过工作效率“挣”更多的钱,学习社交,学习闲暇时间的消遣,学习消费,学习人生规划。 　　慧灵学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对象,他们更是“自主生活在使用服务”。 　　 　　精神障碍人群的支持性就业 　　――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服务记略 　　 　　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成立于1999年。中心的定位是,为精神障碍人士在医院与社区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解决精神障碍人士和他们家庭的实际困难。 　　在通过实践更深入地了解了精神障碍者的需要和发展空间后,中心的业务从托管拓展到职业康复。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2004年11月,中心建了一个面包房,学员自己来制作面包。第一批面包制作出来后,学员们的眼中,光芒在闪耀。 　　中心经过系统评估,努力培养精神障碍人士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每天早晨步行来中心参加职业劳动,中午下班回自己的家,下午出去买菜准备晚餐,全部的家庭活动由自己做主安排,工作人员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刚进入社区的时候,他们的状态会有点呆滞,因为多年与社区隔离,怎样与社会接触,怎样买东西,怎样与人沟通,对他们都是很大的挑战。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们就已经知道怎样与小贩讨价还价了。做饭也是这样,开始指导员与他们一起做,通过反复讲解与实践,他们自己能做很好的家常菜了。 　　2009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中心在一家橱柜公司找到一项适合精神障碍人士的工作,那就是橱柜零件组装,经过评估――训练――工作,现在他们已经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了。当然问题也有,比如因为工作单调,工作时间过长的话,他们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为此中心拟与公司商议,看看能否在工作时间中穿插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等,使他们的精神状态保持最佳。 　　中心杨云主任表示,实际上中心的学员里,有很多已经完全可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了。现在有些仍然无法回归,是社会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她希望社会、企业等能支持这一困难群体,开发就业机会,运用支持性就业的模式,真正使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融入社会。 　　 　　天睿:小而贴心的服务 　　 　　北京天睿智障人士康复服务中心创办于2006年9月,主要接收培智学校的毕业生和闲散在家的中重度成年智障人士,为他们提供康复训练和托管服务。天睿创办人杨世茹女士为智障人士家长,从自己的困难推知其他智障者及家长的困难,因而创办此机构。3年来有30多名智能障碍人士在天睿接受康复训练和托管服务。 　　学员进入天睿后,天睿会制定个人化服务计划,以生态教学的方式,训练他们的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天睿充分利用规模小的特点,努力为学员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学习训练环境,注重从兴趣出发引导学员快乐生活,快乐学习,让学员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天睿成立之初,决定把烘焙项目作为特色项目。当时天睿只有一个家庭式的小烤箱,只能制作一些小西饼,也做不了很多。2007年全国助残日期间,天睿进行了第一次自我展示,借了人家厨房的烤箱,制作一些产品进行义卖,受到好评,义卖刚结束就有一名家长随车到天睿参观。残联也对天睿发展给予很大的支持,资助了烤箱、搅拌机等机械设备,使天睿有条件成立面点操作间。没有订单的情况下,少做一些,供学员自己食用。2008年天睿又搞了一次职业技能成果展示,同样受到好评。后来得到一些公益组织的支持,以义卖和订单的形式购买天睿学员的产品,为其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发展空间。
　　天睿希望做小做好,追求服务质量。每年定期组织学员做体检;尽管资金紧张,仍然坚持为困难学员减免部分费用;向有特殊需求的学员提供个性化服务;为家长照料有困难的学员提供临时、短期的托养服务。 　　 　　问题与建议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司长在讨论刚开始就提出了四个问题。 　　第一,做心智障碍保障和服务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医院为本”?现在一说到医疗问题,马上想到的是医院,人呢?我们对普惠的人的研究少了一些。 　　第二,做残障人士到底是福利还是救济?应该是福利,而不是救济。救济就是一般贫困人口实施的低标准的、最低生活保障,而福利应该是普惠型的,对一类人,不一定计算他的家庭收入。 　　第三,长期试点还是立即补给? 现在做了很多项目点,有的项目做得很多、很大,但是普及型的覆盖所有中国心智障碍群体的制度是不是应该建立。 　　第四,个人学术研究为主还是系统设计为主?个人起不来珠穆朗玛峰,在大平原上只能有泰山。现在是心智障碍的社会福利需要多项设计的时候。别的国家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时候都形成了系统的政府体系,我们到了3000美元,还没有意识,这是很大的挑战。 　　北京市朝阳区残联杨泰峰副理事长介绍了该区民间心智障碍者服务机构发展的困境。朝阳区较早接纳社会力量参与心智障碍者康复,现在全区一共有10家智力康复中心,有2家精神障碍者康复机构,2家聋人机构,已经成为康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发展到现在,遇到几个瓶颈问题: 　　一个是社会纳入问题。全社会融合仍然有很多阻碍,一些老百姓不认可。 　　一个是政策问题。涉及到人、财、物,民办机构专业人员相当匮乏。各个研究机构包括大学一定要尽快把康复专业遍地开花发展起来。 　　一个是资金问题。区里尽力支持,但是杯水车薪。这些机构员工待遇比较低,发展比较困难。 　　北京启智教育培训中心的宋捷先生希望能把一些机构重整,给予心智障碍者家长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找到适合的地方寻求帮助,让更多的孩子走出来接受教育。他的同事韩效娥女士则希望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中,能够多考虑一些福利用房、福利用地,解决福利机构资金和场地上的困难。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功教授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是以标准规范来推动专业化服务。谁是残疾人?这需要比较专业的筛查和鉴定的制度以及检测报告制度。仅有爱心是不够的,需要专业的队伍介入到里面,个性化的服务和社区化的服务都需要专业。 　　第二个,歧视还是存在的,因此《反歧视法》是非常重要的法律。 　　第三个,从建设公民社会讲,需要合力共建。怎么从强势的政府转变职能实现公共的职能?这里面政府,非政府组织,包括个人,各自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在摸索过程当中。做这个事情,除了热情、豪情,更多需要的是冷静的反思和定位,理性的研究和决策。 　　中国智协主席、中国残联原研究室主任张宝林先生在做总结发言时,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点,更新理念至关重要。应该用《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里面的先进理念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包括一些称谓。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才能推动。第二点消除歧视刻不容缓。对残疾人的歧视其实是很严重的。有个智障者服务机构搬家,小区的居民封门,不让搬进去,说搬进去他们就没有安全感了。所以消除歧视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反歧视法》国家有必要考虑。第三点,服务意识亟待加强。政府的服务意识还要加强。残联是一个NGO,我们作为残疾人代表在各种场合要呼吁,民间机构要呼吁。就是希望政府部门听到底层一些呼声,这些人有的是家长,有的不是家长,跟残疾人没有关系,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拿出来做这个事情。难道政府部门不应该帮助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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