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境内红军长征有哪几次会师
四川在线消息(赵荣美 记者 郝勇)
“长征路上的历次会师，不仅是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节点，也是了解长征全过程一条清晰的脉络。在历时两年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共有7次大会师。”10月20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调研员、党史研究者蒲志明向记者介绍，7次会师里有2次发生在四川境内，那就是懋功会师和甘孜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蒲志明介绍，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后，于1935年5月初继续向西转战，策应中央红军。在中央红军成功翻越夹金山时，红四方面军一部已攻占懋功，并前出至达维。
日，红四团在翻越夹金山下山时，山脚响起一阵枪声，由于距离较远，敌我不明。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手中武器，准备迎接战斗。这时，一个侦查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道：“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啊!”与此同时，山下也传来了“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清晰喊声。顿时，一片欢呼声在夹金山北麓响起。
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由达维出发，抵达懋功(今小金县)，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了干部大会，并在城隍庙举行了庆祝会师的联欢会。”蒲志明告诉记者，大会由博古和朱总司令发表演讲，接着是五大碗的会餐。晚会开始，两个方面军的文艺单位都演出了精彩节目。在这段时间，红军战士们都沉浸在胜利会师的欢乐中。在懋功地区，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回荡在深山峡谷中。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加强红一方面军。同时，两个方面军还互相参观访问，互相学习，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革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
蒲志明说，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改变了川西北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红军力量空前集中，控制了松潘以南、北川以西、夹金山以及大金川以东的广大地区，粉碎了蒋介石分割包围红军的计划，给广大指战员带来了极大鼓舞，全军斗志昂扬、士气旺盛。
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蒲志明介绍，红二、红六军团于日由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下旬进至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
1936年3月底，红二、六军团北进康北的方针确定后，红四方面军即开始着手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
这时，红二、红六军团接到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命令后，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于7月1日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蒲志明说：“此次会师，对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促进三大主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红九军团渡金沙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蒲志明向记者介绍，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南渡乌江，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方向疾进时，原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也进到黔西的水城地区。4月下旬，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在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下，红九军团向滇东北进军，4月27日占领了云南宣威，5月2日控制了金沙江边属云南的东川(会泽)。
红九军当时只有七、八、九三个团，不到4000人。这样精干的队伍，便于游击机动。早在中央苏区时，周恩来就称能征善战的九军团是“战略骑兵”。从红军四渡赤水以来，九军团已单独作战近千里。
蒲志明说，经过一系列艰苦战斗，5月21日，九军团由普格五道菁翻越大菁梁子。经大石板沿邛海岸边小路到达沙坝口，然后兵分两路到达西昌小庙，接替主力防务。以后，九军团到达礼州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继续前进。
在四川境内红军长征有哪几次会师
“长征路上的历次会师，不仅是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节点，也是了解长征全过程一条清晰的脉络。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
四川在线消息(赵荣美 记者 郝勇)
“长征路上的历次会师，不仅是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节点，也是了解长征全过程一条清晰的脉络。在历时两年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共有7次大会师。”10月20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调研员、党史研究者蒲志明向记者介绍，7次会师里有2次发生在四川境内，那就是懋功会师和甘孜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蒲志明介绍，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后，于1935年5月初继续向西转战，策应中央红军。在中央红军成功翻越夹金山时，红四方面军一部已攻占懋功，并前出至达维。
日，红四团在翻越夹金山下山时，山脚响起一阵枪声，由于距离较远，敌我不明。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手中武器，准备迎接战斗。这时，一个侦查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道：“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啊!”与此同时，山下也传来了“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清晰喊声。顿时，一片欢呼声在夹金山北麓响起。
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由达维出发，抵达懋功(今小金县)，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了干部大会，并在城隍庙举行了庆祝会师的联欢会。”蒲志明告诉记者，大会由博古和朱总司令发表演讲，接着是五大碗的会餐。晚会开始，两个方面军的文艺单位都演出了精彩节目。在这段时间，红军战士们都沉浸在胜利会师的欢乐中。在懋功地区，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回荡在深山峡谷中。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加强红一方面军。同时，两个方面军还互相参观访问，互相学习，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革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
蒲志明说，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改变了川西北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红军力量空前集中，控制了松潘以南、北川以西、夹金山以及大金川以东的广大地区，粉碎了蒋介石分割包围红军的计划，给广大指战员带来了极大鼓舞，全军斗志昂扬、士气旺盛。
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蒲志明介绍，红二、红六军团于日由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下旬进至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
1936年3月底，红二、六军团北进康北的方针确定后，红四方面军即开始着手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
这时，红二、红六军团接到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命令后，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于7月1日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蒲志明说：“此次会师，对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促进三大主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红九军团渡金沙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蒲志明向记者介绍，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南渡乌江，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方向疾进时，原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也进到黔西的水城地区。4月下旬，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在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下，红九军团向滇东北进军，4月27日占领了云南宣威，5月2日控制了金沙江边属云南的东川(会泽)。
红九军当时只有七、八、九三个团，不到4000人。这样精干的队伍，便于游击机动。早在中央苏区时，周恩来就称能征善战的九军团是“战略骑兵”。从红军四渡赤水以来，九军团已单独作战近千里。
蒲志明说，经过一系列艰苦战斗，5月21日，九军团由普格五道菁翻越大菁梁子。经大石板沿邛海岸边小路到达沙坝口，然后兵分两路到达西昌小庙，接替主力防务。以后，九军团到达礼州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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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个问题，不说都是地球人，就说同是中国人吧，咋中国出生的人之间差距那么大呢？
　　未必如你所说，大红大紫，四方面军虽然在西征时给灭了，可是，他的主要将领还是在的，乃至到后来，很大一部分的我军将领，也是从四方面军走出来的。因此，我军始终存在这么一个派系，老毛是玩平衡的行家，在这方面，抓大（张、陈）放小（李先念等）也是说的通的，而且，这些所谓的“小”并未能在老毛时代起到决定作用，这也是一个原因。
　　不错的
支持下 长风弄舞影
　　看是否足够具分辨能力而定，据说陈是知识分子
　　关注下
　　红四的将领历经张主席的白雀园和的延安，已经形成了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的作风，遇到关键问题多选择和b52保持一致，而b52也需要施恩红四的人压制自己的嫡系，所以即便是陈再道的百万雄狮事件后也只是异地当官。李先念，徐向前，陈锡联等在文革时期的地位不断提升，和这些人在建国初期长期不掌握实权有一定关系　　　　至于陈昌浩，他被b52所不容并非因为那封所谓电报。当时红军的指挥体制，如果陈昌浩一定要红军打红军，徐向前也拦不住（何况按照徐一贯的作风，绝对不会和政委顶牛）。张主席设立第二中央时，陈也是表明反对的。关键问题是他扔下部队逃回延安后，不向徐一样从此夹着尾巴，反而回湖北老家另起炉灶，使b52认定此人是敌非友。再者共产国际既倒，张闻天为首的这帮子黄俄下场都不咋地，博古要是活到文革，死得更惨。
　　　　陈与徐在西线溃败后，只身逃脱。徐坚持回延安，而陈似乎先回了老家。这就是陈与徐的不同。陈徐是四方面的二、三号人物，所以张只能算是特例，无所谓“相差如此之大”。　　
　　岳画杀的老公 所言甚是　　286其实一直没真正掌握过红四的将领们　　286后来仗军靠得是新四军的那帮人
　　老毛对非嫡系将领，也是有打有拉，恩威并施，如许和尚，深得中国权谋的精髓！　　
　　能吃的了李先念吃的苦，就能得到他那样的地位。　　徐向前很有军事才能，一有机会就会发光。　　许世友，陈锡联的地位都是军功堆出来的。　　
　　能吃的了李先念吃的苦，就能得到他那样的地位。　　　　徐向前很有军事才能，一有机会就会发光。　　　　许世友，陈锡联的地位都是军功堆出来的。许世友，陈锡联很会做人。李先念和徐向前属于老黄牛型的人，失败了责任自己担着，胜利了也不争功。
　　陈昌浩很特例。他是张国涛心腹　　你这个问题就好比说华国锋下了，当时的官员还不是得照样升迁降级，但是华的心腹，自然前途大打折扣
　　李先念和徐向前属于老黄牛型的人，失败了责任自己担着，胜利了也不争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呵呵呵，北帅基本就一琉璃蛋。张主席杀了他老婆，换做一个稍微有点血性的男人，就算不去找校长，也在草地跟着b52走了。可他倒好，死心塌地为杀妻仇人卖命，张主席也把其老领导许继慎的位置让给他，这其中的猫腻说不清楚。桌木雕第二中央的时候，陈昌浩都表达了反对意见，可他却一声不吭。到成都吃大米的时候他的积极性倒是比张主席还高，结果呢，在百丈原吃瘪了，灰溜溜逃回陕北。西路军的时候就更别提，人家木匠能带残部到新疆，你一个主要指挥员却以“汇报工作”之名扔下伤员女兵再次逃回延安，古今中外弃军而逃的将领有几个是不上耻辱柱的？！那些残留下的西路军被俘女兵在文革时又受第二茬罪，中央文革的北帅可曾坑过一声？！这种人，“才能是有的，但人品不好”（其回忆录评张主席的话，其实回敬他自己最合适）　　　　再说木匠，在101倒台后一路蹿升，直到洋跃进时代为最，搞经济一窍不通偏又瞧不起搞计划经济的大师--会计，结果沦落到在286背后说怪话的地步......
　　作者：岳画杀的老公
回复日期：　07:23:11 　　　　红四的将领历经张主席的白雀园和的延安，已经形成了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的作风，遇到关键问题多选择和b52保持一致，而b52也需要施恩红四的人压制自己的嫡系，所以即便是陈再道的百万雄狮事件后也只是异地当官。李先念，徐向前，陈锡联等在文革时期的地位不断提升，和这些人在建国初期长期不掌握实权有一定关系　　　　　　　　至于陈昌浩，他被b52所不容并非因为那封所谓电报。当时红军的指挥体制，如果陈昌浩一定要红军打红军，徐向前也拦不住（何况按照徐一贯的作风，绝对不会和政委顶牛）。张主席设立第二中央时，陈也是表明反对的。关键问题是他扔下部队逃回延安后，不向徐一样从此夹着尾巴，反而回湖北老家另起炉灶，使b52认定此人是敌非友。再者共产国际既倒，张闻天为首的这帮子黄俄下场都不咋地，博古要是活到文革，死得更惨。　　~~~~~~~~~~~~~~~~~~~~~~~~~~~~~~~~~~~~~~~~~~~~~~~　　要搞掉一个集团,只要搞掉他们的头头,分化瓦解为我所用就可以!!,张国焘,陈昌浩,还有一个资格很老的55年只获得中将的詹才芳,詹才芳是许世友、洪学智、秦基伟、尤太忠等上将的领导,陈锡联、谭知耕、甘思和、王进山等将军都是詹才芳的警卫员;　　　　如果不搞掉这些四方面军的领导,他们就会抱团搞山头主义,那老毛他们这些井冈山出來的还怎么指挥????政治就是这样的;　　　　
　　井冈山出来的也并非铁板一块，李韶九可谓井冈山上的康生了，照样被诗人干掉了。政治的精髓在于平衡，精通古代帝王术的b52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对敌对势力掺沙子挖墙脚，再反过头来提拔前反对势力的残余压制另外一派，同时让听话的中间派做调和。国朝初期麻子事件，原因就是其破坏了格局。之后粟彭的先后倒台，靠胡服压伍豪，再用101干掉胡服，顺带提拔了一堆毫无根基的亲信到中枢。最后失败，也是部分因为干掉101的时候用力过猛了，造成军内中野势力独占鳌头。本想提拔286压制伍豪，用陈锡联牵制花帅，让山西醋+总管和蓝屏一伙合流，没想到前俩法国海龟窜到一起去，中间俩完全转向，最后俩又闹翻了，结果大拇指一倒马上一泻千里。　　　　但客观说，b52对红4还算是比较厚道的，至少比张主席厚道。陈政委自己回湖北另起炉灶不成，又妄图回老大哥那里东山再起，结果老家拉兵拉不过土匪，老大哥又被小胡子欺负，结果只能在冰天雪地和斯拉夫波波娃造人类（这厮当年逃跑时把老婆张琴秋都扔给马家军了）。这厮的下场，比起当年他在白雀园的血债，已经算是便宜了......
　　（这厮当年逃跑时把老婆张琴秋都扔给马家军了）。这厮的下场，比起当年他在白雀园的血债，已经算是便宜了......　　------------------------------　　张琴秋为什么没被马家军了XXOO?
　　@长风弄舞影
20:09:00　　未必如你所说，大红大紫，四方面军虽然在西征时给灭了，可是，他的主要将领还是在的，乃至到后来，很大一部分的我军将领，也是从四方面军走出来的。因此，我军始终存在这么一个派系，老毛是玩平衡的行家，在这方面，抓大（张、陈）放小（李先念等）也是说的通的，而且，这些所谓的“小”并未能在老毛时代起到决定作用，这也是一个原因。 　　—————————————————　　李先念还算受重用的　　
　　近的看看四方面军和新四军军史及结局，远的读读太平天国四王之爭：李自成大顺朝刘宗敏、宋献策、牛金星、李信之斗：加上朱元璋炮轰功臣楼、赐鹅徐达、刘伯温连夜告病隐退青田就明白了！
　　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军人跟徐大帅一样，一切听党听组织的，不参於党内斗争，张国焘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不听他的听谁的？谁直接领导他们听谁的才有团体的力量。守住不打自己人就可，中央换领导人来，也一样，不结帮派。这种部队战斗力很厉害，也让人放心。毛把其它的斗过遍，唯这方面军的影响最小。毛事实上为邓小平顺利撑控军队基本扫清了障碍，历史巧合就这样发生了。
　　要搞掉一个集团,只要搞掉他们的头头,分化瓦解为我所用就可以!!,张国焘,陈昌浩,还有一个资格很老的55年只获得中将的詹才芳,詹才芳是许世友、洪学智、秦基伟、尤太忠等上将的领导,陈锡联、谭知耕、甘思和、王进山等将军都是詹才芳的警卫员;　　如果不搞掉这些四方面军的领导,他们就会抱团搞山头主义,那主席他们这些井冈山出來的还怎么指挥????政治就是这样的;
　　@岳画杀的老公
07:23:11　　红四的将领历经张主席的白雀园和的延安，已经形成了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的作风，遇到关键问题多选择和b52保持一致，而b52也需要施恩红四的人压制自己的嫡系，所以即便是陈再道的百万雄狮事件后也只是异地当官。李先念，徐向前，陈锡联等在文革时期的地位不断提升，和这些人在建国初期长期不掌握实权有一定关系　　至于陈昌浩，他被b52所不容并非因为那封所谓电报。当时红军的指挥体制，如果陈昌浩一定要红军打红军，徐向前也......　　-----------------------------　　陈不是逃回延安再回湖北，而是和徐在石窝会议上以回陕北找中央汇报的名义离开部队的。　　一起在逃回延安的半路上和徐分手，说要回湖北找高俊亭支队，徐独自逃回延安。　　陈回湖北也没找到高俊亭支队，西安事变之后再回的延安，尽管没追究责任，但是再重用他是不可能了，共产党的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最终战胜国民党的因素之一。
　　@yuxi-12 17:13:28　　能吃的了李先念吃的苦，就能得到他那样的地位。　　徐向前很有军事才能，一有机会就会发光。　　许世友，陈锡联的地位都是军功堆出来的。　　-----------------------------　　许的地位是抱大腿抱出来的，陈锡联是打出来的。
　　@岳画杀的老公
17:48:29　　李先念和徐向前属于老黄牛型的人，失败了责任自己担着，胜利了也不争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呵呵呵，北帅基本就一琉璃蛋。张主席杀了他老婆，换做一个稍微有点血性的男人，就算不去找校长，也在草地跟着b52走了。可他倒好，死心塌地为杀妻仇人卖命，张主席也把其老领导许继慎的位置让给他，这其中的猫腻说不清楚。桌木雕第二中央的时候，陈昌浩都表......　　-----------------------------　　忍辱负重就是为了报仇。等机会夺。。。。。
　　十帅中徐帅命最长，这就够了
　　陈昌浩根本就不应该回国，他应该在苏联度过余生。
<span class="count" title="
<span class="count" title="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利物浦和尤文图斯怎么了?_百度知道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
利物浦和尤文图斯怎么了?
我有更好的答案
1输给了尤文，同时那场比赛发生了海瑟尔惨案利物浦在80年代前期横扫欧洲，欧足联禁止英格兰球队参加欧战五年，直接导致了英格兰王牌俱乐部利物浦的没落，同时尤文开始在欧洲叱咤风云，尤文06年由于电话门事件，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萎靡，不过现在复苏了，而利物浦则没落至今，在国内被曼联死死压制，85年遇到了拥有中场王者普拉蒂尼的尤文图斯，0
利物浦曾独霸英超和欧洲赛场，少有敌手，而弗格森带领的曼联第一目标就是追赶利物浦曾近的辉煌，利物浦作为豪门，实力可见一斑。尤文图斯在意甲叱咤风云，是20世纪3只最佳俱乐部之一，是首只获得3冠王的球队。曾打破利物浦英超球队独霸欧洲的局面，只是被当时的海瑟尔惨案所掩盖。从这里开始是个人观点：利物浦的变化，英超一系列改革和法案的推出对原来的豪门有所限制（道听途说）；另外就是英超的金元引援，不仅让利物浦光辉不在，还给它增加了众多有实力的对手。尤文图斯的变化，始于05-06赛季意甲的电话门事件的爆发，意甲球队大面积中枪（只有国际没受任何处罚，很诡异），尤文作为最为XX的一只被罚降入乙级，球队大量顶级球员流失，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尤文降级后几乎所有意甲球队，连“五连冠”的国际也同样。目前两个赛季以来，尤文的实力正在复苏，慢慢成为欧洲一流球队，但和几只宇宙队差距还很大。
尤文的话老板还是很有钱的不过一直秉承经济的原则不是特别搞金元政策，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巨星不多，再者06年以后经理不给力，引援水平太差，没有顶级球员加盟导致战绩一直不佳，不过最近两年有复苏迹象，再来个超级射手的话还是能够在欧冠有所作为的。
利物浦不了解，不过感觉少个好教练把大家整合在一起，球员本身在英超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1985年欧冠决赛之前，利物浦和尤文图斯球迷在比利时海瑟尔球场外发生冲突，导致30名意大利球迷死亡，250多人受伤，欧冠决赛被迫推迟1小时进行，尤文图斯最终夺冠。赛后欧足联对英格兰俱乐部进行了严厉的处罚，英格兰球球队被禁止参加欧洲赛事5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事后表示要严惩英国足球流氓的行为。
都是经历了很大的波折，但是现在正走在向上的路上，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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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红四方面军命运的百丈战役】
与毛分道扬镳的张国焘，率领8万红军主力部队南下，进入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与川军重兵集团在名山县百丈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决战，遭受惨重失败。这是红军长征时期仅次于湘江战役的大血战。这一战决定了南下路线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
分裂与生存
日早晨，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从睡梦中醒来，吃惊地发现中央红军已经不辞而别，连昨晚还与们在寺庙里同居一室的参谋长叶剑英，也带着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溜之大吉。徐向前“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几个月来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执，便以如此结局告终。
在右路军的左后方，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已经从草地退回。所有在红军总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重新集结于川西高原。包括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和一方面军的5、9两个军团，加上一些后勤分队，总数达8万。
这支大军的领导人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
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
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
5军（一方面军5军团）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
32军（一方面军9军团）军长罗丙辉、政委何长工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兼）、政委何畏。
这就是说，此时整个红军的指挥机构和两军会合后的红军大部队仍然留在川西北高原，一切行动命令也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名义下达。基于上述事实，跟随毛泽东北上的那支队伍，很快便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支队”。
日中央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所以教科书上张国焘“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之类的罪名，最初是张国焘扣在毛泽东头上的。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大规模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千人，主题是“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会议气氛相当火爆，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泄怨气，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言辞之激烈，不亚于后来在延安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
徐向前说：……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 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做法，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说老实话，我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
连徐向前都憋着一肚子气想不通，更何况他手下那些年轻气盛的将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称，会上“5军团和9军团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的行为不当。他们指出5军团和12军团同属一方面军，以往有重要军事行动，都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对于这点一致表示愤概。董振堂郑重表示，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不把他当自己人。”从江西到四川，5军团一直干的是断后和佯动吸引追兵，牺牲惨重却默默无闻。
（董是西北军师长，1931年底在江西宁都策动二十六路军起义，1936年在河西走廊阵亡）
中央红军的内部倒戈，给四方面军对中央的反对情绪火上加油。
这个对毛泽东等人的出气会，也是南下作战的动员会。在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维护自己和部队的荣誉；对张国焘来说，当然是要证明南下路线的正确以取而代之。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南下和北上争论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红军的生存，到那里才能生存？张国焘认为南下有利，毛泽东认为北上有利。张国焘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如果能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方案他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
当8万大军重新回到阿坝高原，生存的问题更加严峻。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当年不过区区三十万人口，所谓的县城不过稀稀拉拉几十间破房子，标在地图上的地名和历史记载的重要会议的会址，或者是一家当地富户的房子，或者是一座孤零零的寺庙。从6月到9月两军会合后的三个月里，能收集的粮食、包括当年收成的青稞几乎已经吃尽。短暂的夏季已经过去，10月以后的高原上已是寒气袭人，部队身上还穿单衣。严酷的冬季步步逼近，继续滞留无异于等死。
此时此刻，南下——解决8万大军的生存问题已势在必行。
川军与刘湘
张国焘对南下的乐观估计，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川军作战能力的评估。
1932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退到川北，与几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败过，短短两年时间，部队由1万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不仅是张国焘，整个四方面军部队都没有理由惧怕这个老手下败将。
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不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这次吃亏后，红军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刘湘的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会理。当时疲惫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的会理城，几次挖地道炸城墙。守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终未得手，为此还引发了一次毛的领导危机。而大渡河、泸定桥的的胜利实际上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对川军作的不同作战记录，在南下与北上的战略选择中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丘八”这个词，用在四川部队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川兵，看上去就是一个又穷又恶的痞子：骨瘦如柴，军帽歪戴，衣领敞开，一年四季穿着草鞋，个子矮，一张口就骂人。其实他们还有不可小看之处，他们从小吃苦耐劳，背得重物、跑得远路、经得饥渴，憋急了也横猛过人，给几块银圆就敢拼命；他们从辛亥革命以后就不停地打仗，枪法精准，战场经验决非等闲，一旦有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指挥，能够和当时中国任何军队抗衡。
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就是清末以来遍布巴山蜀水的帮会“袍哥”的翻版。他们各自把着大大小小的“码头”，平时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却为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是饮血誓盟的生死弟兄，明天便反水他投六亲不认刀兵相见；战场上两个正打得昏天黑地，城头公馆里两家的太太小姐聚在一处吃喝玩乐、其乐融融。外面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帮勾心斗角的乌合之众。
其实他们也是有原则的。一旦有川外的势力企图占据川地，这群斗鸡立刻就抱成一团，枪口对外。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但绝不容许“外人”染指。用他们的行话说，叫做“肉烂了在锅头”。20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外省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说：“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吃掉，是他们的最高政治原则”。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对外省军阀还是对中央政府，他们都按这一原则行事，因而成为蒋介石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
四川的头号军阀是刘湘。他来自川西平原一个叫安仁的偏僻乡镇——20世纪初，一个刘氏家族奇迹般的从这里崛起，最终成为统治川康两省的豪门巨富。
刘湘的父亲刘文刚，有40亩水田，还是一家碾坊的股东。刘湘1890年出生，幼年读书之余，还要给碾坊推谷送米。他16岁进雅安武备学堂，身材高大，面呈憨厚，做事勤勉。当下级军官时，纳言辞、寡交游，只管埋头读书练兵，从不过问政治，天生一块令上司喜爱的料。由是步步高升，22岁当营长，23岁当团长，26岁当旅长，28岁当师长，30岁当军长，31岁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成为实力超群的大军阀，随后开始统一四川。经过十年内战，制服了无数对手之后，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个能与他抗衡的对手刘文辉。
刘文辉是刘湘父亲的嫡亲兄弟，在五弟兄里排行老么，人称“刘么爸”。这个“么爸”比他的堂侄刘湘还小五岁，1928年33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拥兵10多万，盘踞川西，也要统一全川，遂演两雄争霸大战。结果堂叔大败，被赶到川西雅安，山穷水尽，刘湘终念叔侄之情，忍了一手，留下这块地盘给堂叔安身。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乘二刘叔侄大战之机，进入川北。刘湘匆匆结束战争，迅速纠集各路军阀“回师剿赤”。此后川军内战宣告结束，大家联合起来围剿红军，捍卫他们的“大锅”。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蒋借追剿红军之机，要把中央的力量打入四川，令盘踞四川多年的军阀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刘湘说“我们馨香，祷祝朱毛把蒋的大军给我们带走，不要带进四川”，他告诉他的亲信：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拿四川，那就宁愿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
然而红军真是要拿四川。中共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由贵州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
面对两支主力红军的巨大压力，刘湘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眼睁睁看着蒋的参谋团和中央军进入自家的地盘。这一年，蒋在四川飞来飞去，指挥对红军的追剿，并步步控制四川的军政大权。秋天，他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给川军传授剿共经验，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10月，又将剿共指挥中心由武汉移师重庆，正式成立“重庆行营”，称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整编。整编后的川军统一了指挥系统，补充了武器弹药，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战斗力却增强了。
整编后的川军由刘湘任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下辖7个军，其中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王赞绪的44军为刘湘嫡系，也是川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所有和张国焘共事过的人，事后都竭力开脱与张的关系，表示在另立中央、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错误路线”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甚至进行过斗争。所有历史书籍都把南下作战说成是张的个人决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
南下战役最初的作战计划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制定的。
南下作战计划毫无疑问是当时主要领导人共同策划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是参与并支持该计划的。对此，徐向前确切的说明：“朱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徐向前则公开说明自己支持并和参与了南下作战计划的制定。
事实上，四方面军将领是南下作战最积极的策动者。
10月7日，朱德、张国焘在卓木碉发布南下作战命令——《绥、崇、丹、懋战役计划》（绥靖县、崇化县、丹巴县、懋功县）。当时川军（也有翻越雪山的）已逼近到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
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打下去。
防守大金川右岸的是刘文辉的24军。刘文辉善于见风使舵，有“水晶猴子”之称，他的部队除了曾经防守会理的刘元瑭旅，从不想认真和红军打仗。此公被刘湘打出川西平原后，唯一的目的就是自保，对夺了他地盘的侄子怀恨在心，巴不得他和红军“对消”。
刘文辉的参谋长张伯言在《24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说：当时在大渡河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的名为两个旅，实际到河边的只有四个营。防守安顺场的一个营是袍哥队伍，营长韩曾安是码头赌棍，红军枪一响就朝山上跑；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不等红军夺桥已经开始撤退，最后只剩下一个姓虎的班长带一个班守桥头，又因“烟瘾发作”，桥板未能全部拆除！
为此，坐镇成都的蒋大为震怒，以对命令“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
防守大金川河谷左岸一线的是杨森的20军。此公名气最大的是他成群的小老婆（据说可编一个连）和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子女。他酷爱体育，命令其老婆们骑马打网球，开四川女网之先，后来到台湾还当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他的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他靠刘湘起家，却四度背叛刘湘；他不甘居刘湘之下，对刘湘却屡战屡败。他想投靠蒋，到前方作战是主动请缨，可惜他的部队不经打。
沿河谷右岸进攻的红军由王树声率领，沿左岸进攻的左路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主力部队。10月8日两路纵队开始行动！
久困高原、求战心切、急需补给的几万红军，如饿虎出山猛扑而下。
“毛儿盖会议后，毛泽东的一路，走了六天草地，才到包座，陈昌浩的匪三十军和胡宗南的中央军四十九师在包座打一仗，取得相当胜利，如果这次不是匪三十军的力量，则疲惫的中央红军在经过六天草地的困难跋涉之后，说不定有遭中央军重大打击的危险。
“可是在过草地之后，匪军内部的问题就发生了，这时匪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等，坚认为不能再行北进，而毛泽东则非继续北进不可，认张陈是犯机会主义，违反党中央的指导，而张陈则认毛已丧失在中国本地上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于是中央匪军与匪四方面军合而复分。”
也许刘湘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
春夏间，红军集结于川西北高原时，中共即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张曙时与刘湘接上关系。5月，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就在毛泽东率部北上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已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在回忆文章中只能猜测“大概是些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
此间领导华东局工作的是陈云。陈云因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夺权而深得毛的信任。5月30日过泸定桥后，毛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陈在芦山地下党席懋昭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和潘汉年会合后开展工作。华东局在陈云的领导之下，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张国焘虽然坚持南下，但是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等人的。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张曙时、黄子谷接收了成都的一家报纸。
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初，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从而把他逼至背水一战的绝境。如果川西北高原的红军都北上了，刘湘真是会感激涕零。可眼下红军不仅把蒋的大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掉四川最富庶的川西坝子，也许连附近的大邑安仁刘的老家都保不住。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他的地盘，蒋也将全面控制四川。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
他做出了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同时急调原先分散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集结。
失去的机会和飞机大炮的厉害
日，红军5个军翻越夹金山，穿越原始森林，向宝兴、芦山、天全进攻。
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直趋宝兴，打得守敌杨森部一路狂逃。红军攻下宝兴，随即乘胜追击，在芦山灵关镇夺取一个后勤基地，缴获大批枪弹和粮食，部队进行了一次“久旱逢甘露”般的补充。
然而就在此时，张国焘突然改变了主意。
10月31日，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主张放弃原先的战役计划，改向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在这封电报中说：“我们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不宜用重兵”进入川西平原。“西康为我唯一后路，……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也就是说，在敌集中兵力防堵红军南下时，虚晃一枪，掉头西进，到西康立足。
张国焘突然变卦，和来自北方的消息有关。10月19日，已山穷水尽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志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狂，并将消息通报了张国焘朱德。张国焘对此心情应该十分复杂。
当初为南下北上争执不休的焦点，并非是要靠拢陕北红军，更不是什么“北上抗日”。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指毛）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和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如今毛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对四方面军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如今能打多大的仗，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张国焘所指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主要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条件虽然没有川西坝子诱人，对于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红军还从未到过这里，还能找到粮食。事实上南下战败后，红军就是照此方案转移到康北地区，足足呆了半年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张国焘的主张无疑是明智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当然会大大减少。
张国焘改变主意，应该与朱德的忠告有关。深知蒋剿共之道的朱德清楚，红军要进入开阔平原地带作战，风险极大。蒋的“公路加碉堡”战术和飞机、大炮的优势，曾经让中央红军吃尽苦头，现在蒋把江西剿共的经验带到四川，他担心四方面军的莽撞会吃大亏，这从他对部队的告诫中可见。张国焘一直和朱德在一起，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张国焘从未讲过朱德的坏话）。“必须准备更艰苦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这样的话更象是朱德的意思。
关于飞机大炮的问题，张国焘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场争论。
张在回忆录中说，6月在懋功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宁夏去，主要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厉害”，指责张“不肯老老实实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毛还说“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要再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当时张国焘认为这是毛“畏敌惧战”。
事实上，四方面军还没有真正尝过国民党飞机大炮的厉害。川军的装备远不如中央军，1931年成立的四川“空军”，有英、法、意国飞机共10来架，但是飞行技术极差——
一次组织军官观摩飞行表演，炸弹竟投到观摩人群中；
杨森的师长王文隽想体验一下飞机的威力，驾驶员却把飞机开到河里把他淹死；
飞机在围剿四方面军的战斗中，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这年秋天，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就当着刘湘的面挖苦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刘湘只能忍气吞声。
而使用德国先进战机、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国民党空军则已具备相当的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让中央红军备尝苦头，以至在长征中往往采取夜间行军。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他描述说，“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他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过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
随着中央军的入川，国民党空军也到了四川。中央红军在从泸定向天全的行进途中，如果不是警卫员胡昌宝舍身保护，毛泽东差点被飞机炸死。
张国焘很快就尝到了“飞机大炮的厉害”。张国焘后来写道：“我们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的防线全部被击破，我军正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挺进。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做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380多名伤亡中，竟有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剿共的经验来对付我们”。他承认，“在这一带的作战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终于发现，“我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这似乎证实了毛的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然而，徐向前、陈昌浩没有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焘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认为“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发展的行动。次日徐陈终于回电，表明不同意张的意见，告诉张国焘“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集中兵力在这里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因此“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50多年后徐向前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表现了令人起敬的诚实。他说：
“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打名山、芦山的问题上，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没问题；三是距离在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如此一说，徐向前就把最终惨败的责任承担了。
张的意见未能通过，战役仍按原计划进行。
对战事的凶险有充分估计的朱德总司令随即下达了《康泸天芦名雅邛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指出：“天全、庐山、邛崃、大邑一带的地形，与崇化、懋功、丹巴尽是山地战和路隘战有巨大的不同。自我军击溃杨、刘，占领宝兴、灵关、双河场后，已打出了隘口，主力已到天芦名雅邛平原……因此，我们的战术，由山地战、路隘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单靠我们红色战斗员的的英勇冲锋和指挥员的之果敢坚决，以运动战的方法去打堡垒战阵地战就不对了”，并且摘录苏联野外阵地战条列若干条供指战员参考。同时又下达《对防空应注意之点》，提出若干战术要求，强调“我们不应惧怕这些武器，应用现代技术及一切科学方法去消灭他才是出路。也不应空喊不怕，不做任何对空方法，使红色战士经常受着无代价的牺牲。”
四方面军血气方刚的猛将们对他忠告似乎并未放在心上。
第一块硬骨头——飞机的打击——青龙场大捷——被迟滞的攻势
芦山是进入川西平原的门户，有多条通向名山、邛崃、大邑的捷径，为堵截红军南下必守之地。
攻打芦山的是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他们从夹金山冲下，将杨森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进入芦山之前，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杨森的部队已经弃城而逃，芦山已是一座空城。但是他们不知道：杨森的部队是逃了，一支强硬的川军主力部队却到了。
接防芦山的是刘湘的21军教导师，师长杨国桢是跟随刘湘多年的悍将。这场恶战整整打了10天。当年成都《新新新闻》的一位女记者的现场报道《芦山十日血战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斗实况。
该女记者（未署名）10月29日从成都出发，先是乘车到雅安，然后步行前往芦山（其时芦山尚无公路——作者）。记者“到芦山城以前，在途中就发现了无数的难民，拖儿抱女、牵牛带羊，不断向后面逃去”。即而“看见许多戴蛋壳灰军帽的军队”列队向后方退走。记者挖苦道：“就以他们勇往向我方背进的精神，那些匪人也当被他们骇退”。这些败兵就是杨森的部队。
记者到芦山后，发现原本有几千户居民的芦山城，“到我进城的时候，恐怕只有穷不可以言状的的破落户几十家罢了。”县长王作宾也溜之大吉。
师长杨国桢对前几天的兵败对记者的解释是，“匪以饥军来犯，必然有一股锐气。这回因战略关系，将宝兴等处放弃，拟挨匪之主力深入后，即以生力军痛击。”
芦山城墙上树着两面旗帜，一面是教导师的督战旗，另一面写着“前进者赏，后退者斩”。记者发现夜间的战斗最为激烈，枪炮声通宵达旦。往往是红军夜间夺取的阵地，白天又被守军夺回，夜里又被红军再夺回，如此反复争夺。守城的官兵对红军的战术很熟悉，称“匪人的惯技一般是晚上来摸我们”，“只要是能够沉着的打出去，他也就算了”。记者说，他们“的确能沉着迎战，匪人到了城墙下面都不理他，直到爬到城墙上的时候，才用刺刀把他夺下……”
最激烈的战斗还在城外。芦山城北面有一段险峻的峡谷，徐向前的司令部就设立在峡谷以北的一所不起眼的民房里，峡谷以南是地形开阔的仁家坝。红93师在这里与教导师的章平安旅恶战几日。飞机大炮，尤其是飞机的厉害，红军算是领教到了。记者描述：
“苦战到九时，我们的飞机来了八九架，不断地向匪轰炸，同时又用机枪向匪扫射，匪在前面同我作战，已经伤亡很大，由峡口来增援的两团兵力，在路上密集运动，那口的地势很狭窄，又没有掩蔽的地方，飞机看的清清楚楚的连掷几颗炸弹，把增援的两团匪炸得不剩几个。我军在金井阁的高地能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就看见许多匪尸的手或足随着烟尘在空中乱飞，……”
芦山城池久攻不下，红军就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集中25、88两个师，在青龙场重创驰援芦山的周重生、石照益旅，毙伤俘5700人，红军缴获多、伤亡少，是整个南下战役中打得最好的一仗。朱德亲自写了《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大加赞赏。刘湘则痛心疾首，给周重生、石照益记大过。
芦山失守的直接原因是天全的失守。记者报道，战斗进行到第9天，也就是11月11日，“不详的消息是从飞仙关电话上通知的，说是守天全的模范师，已经于今早晨被匪人攻破了，……这可不好啊，天全是芦山的左后方，后方有事，芦山就危乎亦哉了”。但是杨国桢还在死守，早晨7时，督战官派参谋处长邓树人带领预备队“手持督战的大旗，直接带起出去冲去了。杨国桢的命令是‘匪到那里就打到那里，那里有危险，就救那里的’，前卫兵多带马刀，遇着后退的官兵，马上就砍在阵前”。
记者发现“情况不妙”，当晚8点离开芦山。如果这位女记者晚走一步，结局便很难说了。
这天夜里，芦山城被红军四面包围。第二天守军向名山撤退。红军原计划三天攻下芦山，结果十天才得手，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它严重迟滞了红军的攻势，给了刘湘在后方调兵谴将的时间。
天全之战与郭勋祺
天全之战后于芦山，攻克却早于芦山。
攻打天全的是许世友的4军，张国焘、朱德率领的红军总部随4军前进。
首先遇到的又是曾经防守大渡河、泸定桥、以逃跑著称的刘文辉部袁国瑞旅，曾被蒋命令“严加查办”，被刘文辉保了下来，现在依然一见红军就跑。他的杂牌部队在寒秋季节还没有棉衣，武器只有一半可用。
而防守天全重要隘口紫石关的，又是那个弃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紫石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还有一串碉堡，却被红军一个排就端掉了，川军剩下的事就是一路狂逃，并沿途抢劫。结果让红军部队一直追进队伍里，操着四川口音大声“劝士兵不要跑，只问营长、团长在那里，不少士兵也就坐下不走了”。
刚接防天全的则是刘湘的模范师。该师由刘湘直接指挥，师长便是让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吃了败仗的郭勋祺。郭是川中宿将，绰号“郭莽子”（勇猛之意），当时他还是旅长。
关于土城一仗，胡秉章的《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回忆》一文非常详实。胡当时是郭的参谋长，亲身经历作战全程。他保证这是“求实存真的忠实记录”。他写道，那一仗，不是红军的战斗力不强，而是郭的“运气太好”。
其一，郭旅在向土城追击红军时，胡“突然在道旁拾到一张四寸多宽，捏皱了的油印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军诱敌深入、聚歼郭旅的计划。郭当机立断，抢先占领红军口袋阵的制高点狮子梁，使红军居高临下的歼灭战计划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攻坚战。
其二，当时郭旅只有6千多人，与几倍于己的红军大战了两昼夜，已濒临绝境。这时一个叫王清泉的连长被红军俘虏，朱德、毛泽东亲自进行审讯，这个连长谎称郭旅附近还有八九个旅，“就把敌人吓退了”。实际上，援军两天以后才赶到。这个连长被红军释放后，向郭报告了此事，郭当场给这位“泄露军机”的连长奖赏100元银圆，委以营长之职。
这两件事当时在刘湘军中被传为奇闻笑谈，而至今许多出版物仍然把这位被俘连长的口供当真。
此战之后，郭勋祺晋升模范师师长，接着又晋升中将纵队司令，直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仍照刘湘的“红军不入川就虚以应对”的原则行事，而且照胡秉章的说法——从内心不愿和红军打仗。土城之战后，他对同学兼“掉帖弟兄”的胡秉章谈心说：“我们在学校时，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激进了一点。我从内心上，何尝愿意与他们硬拼。这次土城之役是他们布好阵地蓄意要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既然已经钻进他的口袋……不得不努力拼”。
事实上，土城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一直避免与川军交火，而郭部在以后半年的追击战中，也“与红军始终保持相当距离，没有发生过战斗。”
和土城战役相比，郭勋祺的模范师在天全这一仗败得实在有点窝囊。防守天全的实际上只有郭师的一个旅，另外两个旅在芦山方向协防。11月7日，袁国瑞带着败兵跑到天全城外，要求进城，在郭看来，让这些败兵进城将是一场灾难，不仅不会加强防守力量，还会动摇军心，下令拒绝他们入城。袁旅败兵此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猛，无令自发地向郭的守军发起冲击。郭部开枪阻挡，扬言“把这些杂牌部队清除掉才好打红军”。袁国瑞见势不妙，跳岩而逃。一个叫雷树清的连长则带着败兵，以骇人的气势冲向郭部的机枪阵地，“打垮了”守军，胜利地逃到天全城后面的梅子坡。
11月8日，红军在天全城外受到郭部的顽强抵抗。但此时败兵仍源源不断——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红军装扮的，给守军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三天后，郭勋祺在飞仙关向《新新新闻》的那位女记者谈到失败原因时说：“友军在泸定方面失败，匪人前夜（9号）挨近城边的时候，穿的衣服完全是友军的衣服，口令符号什么都是相同的，当时我们以为是友军，只是没有允许他们进城，喊他们在城外附近自己找个地点驻着，待明天天明后再说，殊知到了昨天（10号），他们就出其不备的把我们城外的警卫打了，跟着就涌进城，晓得他们是乔装来的时候，已经很混乱了，所以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芦山十日血战记》）。
郭勋祺兵败天全，直接导致了芦山的失守，实在是有负重望。但他在后来的决战中却表现出色，应了他“不到万不得已不和红军拼命”的老话。他在黔北与胡秉章的那番话并非虚言，他和共产党的往来更是扑朔迷离。差不多10年前的1926年，他就因为与中共四川领导人杨暗公和朱德有来往，而被刘湘摘掉过旅长兵权。1937年，他任144师师长，出川抗战，在江苏太湖与日军恶战，直至身负重伤，是川军抗战中打得最好的仗之一。后来又因在皖南与新四军交往甚密，为蒋所忌，1939年被撤销50军军长之职。1948年任襄樊绥靖区副司令，被解放军俘虏，却又回川和中共地下党胡春甫等一起做川军的策反工作。建国后他成为“统战对象”，曾任四川省体委副主任。
打到成都吃大米
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拿下芦山；倪志亮的右路纵队拿下天全；陈海松的左路纵队一个师，因为遇到的是邓锡侯的部队，已打进邛崃县境。短短10多天时间，红军已控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的大片地区，造成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
陕北的中央对南下红军的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1月12日即攻克芦山的当天，致电张国焘朱德：“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看这一时期陕北中央和张国焘的电报来往是很有趣的。双方互通情报，双方都在以领导者的身份向对方下指示；今天你处分我，明天我开除你，同时又不撕破脸皮，仍然称兄道弟。而眼下张国焘的底气更足，天、芦的胜利让他大喜过望，先前的顾虑已经扔在脑后。当日回电告诉对方，天全芦山已经拿下。接着就教训道：“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下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
蒋介石原先判断红军会师后将会向西北运动。9月下旬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自任总司令，调集各路大军，作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部署。红军的分裂对他是个好消息，而红军主力凶猛南下却出乎他的预料。他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计划，急令集结于甘南和川北的薛岳部驰援川西。11月12日，薛岳亲率其吴奇伟第一纵队由南充出发、周浑元第二纵队自甘南出发，火速向成都开进。加上原先就在泸定一带李韫珩（李抱冰）的第五纵队，此时追剿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已被吸引到南下红军方面。张国焘后来说，他的南下计划“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了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这是一个事实。
然而这又为蒋控制四川创造了一个机会。当初蒋的参谋团到了重庆，刘湘把四川省政府从重庆迁到成都，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中央军进驻川西。现在中央军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刘湘最后的地盘。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未打算让中央军直接投入作战。他把中央军集结在成都，让川军顶在前线。川军若胜，则借力打了红军；川军若败，中央将全面控制四川。事实上，他已在进行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迁都重庆的准备，削弱乃至消灭四川的割据势力势在必行。
红军连下天全、芦山，直逼川西坝子，这就把刘湘逼到生死存亡的悬崖绝壁上。如今，他的面前是气势汹汹的红军；身后是川军的老巢，还有刘氏家族的老家安仁镇；再后面是中央军。一旦战败，他将失去一切；各路川军也谁也别想再在这口“大锅”里捞了。
刘湘要拼命了！
从11月2日起，刘湘亲临邛崃的总司令部坐镇，召集将领训话，“严词恳切”的对川军“各自为阵、但求自保”的积习“痛加钺砭”，并发出前所未有的严厉手令：
“有临阵退缩、畏缩不前，或慌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各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有连长枪决，连长以下得由营长枪决，营长以下得由团长枪决，团长以下得由旅长枪决，旅长以下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则由总司令部查明依法严惩。”
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红军严重估计不足。此刻他们正沉浸在节节胜利的狂热中。尤其是和川军作战胜绩屡屡的四方面军指挥员们，更是到了恨不得将对方一口吞掉的地步。徐向前说他此时心情是：“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对付他们，有点把握。”“打到成都吃大米！”“打到成都过年！”这两句口号在象一阵风似的在红军中流行起来。
这个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人人记得的口号，现在的中共党史都称是张国焘提出来的。事实上，红军从来没有打到成都的计划，张国焘只承认他说过“打到天全吃大米”。
在红四方面军，团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最年轻的军长陈世才只有22岁。无论如何，对这支饥肠碌碌、衣衫褴缕、士气高昂的大军来说，没有什么比它更鼓舞人心的了。
不约而同的决战场
川军虽败，主力却并未遭到重创，红军必须以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才具备在川西立足的条件。
关于这场决战的计划，徐向前说：“我们计划从名山和邛崃间的通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完全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打邛崃方向的援敌，相机攻到岷江西岸。”
名山和邛崃通道上的战略要点是百丈关。
百丈关位于川西平原西部边沿，处于名山到邛崃的公路之间。称“关”意味着在军事和交通意义上的重要性。站在百丈关西面的山地东望，天府之国的一马平川尽收眼底。场镇左右各有道一突兀的山梁，如巨人般屏护着身下的场镇和身后的辽阔的平原。它既是由川西平原进入康藏高原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据守川西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
百丈场镇历史悠久，街市繁荣，当时有几百户人家。临溪河穿街而过，在镇中的古桥形成一个水潭，潭边巨木蔽日，文人墨客起名百丈深潭，百丈之名由此而得。镇旁观音山上的栖霞古寺，因其儒释道三教元融之说声名远扬，古刹晚钟百里可闻。
如今历史把一场空前的决战定格于此。
不约而同，刘湘的目光也盯死在了百丈关。
百丈关战略位置的重要，对死保川西平原的川军也是一目了然的。两个王牌师从天全、芦山战败后，百丈关成为阻挡红军东进的最后一道关口。为此“南总”潘文华匆匆将指挥部搬到百丈关附近的大塘铺。此时正有李家钰的四个旅经百丈到西昌布防。潘文华在百丈拦住李家钰说，前面有红军过不去，后面是你的家乡蒲江，难道你能让红军端了你的老家？李让部队就地布防，在蒲江建立指挥部，为保家乡而战。同时刘湘又急调嫡系唐式遵21军、潘文华23军、王瓒绪44军部队火速增援名山、邛崃一线，杨国桢的教导师守名山城，郭勋祺的模范师率先在百丈关一带集结布防。
此时，在红军东、西、南三面及纵深集结的中央军和川军总兵力已达80个团，20多万人。
存亡胜败在此一举，双方都尽遣精锐，决战态势已如开弓之箭不可逆转。
百丈一战，红军方面先后投入战斗的是：30军全部三个师，9军25师，31军93师，4军10师，共计6个师17个团2万余人。
川军先后投入战斗的是李家钰部和刘湘的部队，共计16个旅39个团6万人。
从百丈关向北望，是绵延起伏的群山，远处是银光闪烁的雪山。11月13日，20多个团的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下，如山洪爆发，从群山中奔腾而下，高昂的战歌如涛声轰鸣：
“红军南下行哟，要打成都城哟，消灭川军残兵，首先赤化全川，向南行动一定胜利！”
红军采用的是一个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4军围困雅安和名山城；9军27师牵制后方邛崃的刘湘总指挥部；王树声、李先念率领的主力部队攻占两地之间的百丈，在此与川军主力展开决战。
战斗打响的前三天，战局完全按照红军的计划进行——
红30军部队13日从五家口（今上里古镇）出击，长驱直入20多公里，当天晚上就占领了李家钰部据守的重镇夹门关，川军丢下百丈以北的阵地向蒲江溃退。
从右翼迂回的31军93师绕过百丈，袭击蒲江李家钰的指挥部，11月14日中午已逼近蒲江县大兴场，与李家钰指挥部接火。16日拂晓，韩东山的9军25师击溃李家钰部守军，占领百丈。
夺下重镇百丈，红军的战役目的眼看就要实现。徐向前写道：“再打下去，我军即将进入人粮极丰的川西平原”。全军振奋，天府之国尽在眼底，“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好日子似乎指日可待了。
与郭勋祺部相遇——川军最危急的一天——刘湘组织防守成都——川军援军赶到
然而战局逆转正在临近。
9军25师夺取百丈后，对当面川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抓来俘虏一问，说是大名鼎鼎的模范师、教导师就在这一带。在红军的眼中，这两个从天全、芦山败退下来的师已经溃不成军，指挥部立刻下令向前追击，要一鼓作气把这帮残兵败将收拾干净。
损失较大的教导师从芦山撤退后，担任名山城的防守，此时已被4军的部队围困；郭勋祺的模范师到达百丈东北一带。这个师从天全撤出后，实力并未损失，三个旅齐装满员，实力不亚于红军一个军。刘湘把这张王牌打在这里，而不到关键时刻不与红军拼命的郭勋祺，此刻也别无选择了。
红25师越过百丈向前猛冲，一个团沿左侧的高地冲击，迎头撞上郭部唐明昭旅，遭到强烈抵抗，推进速度骤然减慢。傍晚时分，急不可待的指挥员下令全团冲锋，付出重大伤亡，仅仅推进了几公里，与敌军形成对峙。一个团沿公路冲击。公路沿线是密密麻麻的碉堡群。“公路加碉堡”被认为是对付红军最有效的手段，但守在碉堡里的是李家钰的兵，就不那么有效了。红军不直接攻碉堡，而是绕过碉堡向前冲，碉堡里的老兄见红军都打到后面去了，便弃堡而逃。红军一连拿下200多个碉堡，一路冲到5公里外的黑竹关。深知红军战术的郭勋祺先前将重兵集结于百丈北面的高地，没料到红军会在开阔地形上沿公路打，急令廖泽旅顶上。
廖旅一上公路就与红军相撞，一场激战顿时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冲杀，公路沿线烟尘滚滚乱阵胶着，支援川军的飞机掠地飞行，辨不出炸弹该往哪儿扔，机枪该朝哪儿扫，急得在空中乱转。
这是红军南下战役打响以来川军最危急的一天，整个防线几乎瞬间就会崩溃。百丈以东的大塘铺的川军南路总指挥部里，“南总”潘文华眼前是这样一幅光景：败军和赶往前方增援的部队，把不久前刚修成的成都至雅安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官长的叫骂、马匹的嘶鸣和前方传来的密集枪炮声响成一片。作为刘湘的心腹和与红军作战的老手，他知道这一刻不硬顶上去，将会形成兵败如山倒的可怕局面。他跳上公路，严令败军返回前线，并将败军的辎重马匹推到路边，给跑步前进的增援部队让路。
防守北路的邓锡侯部比李家钰部更不争气，竟让红27师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兵临邛崃城下。邛崃城里的刘湘发出一道道十万火急的命令，调遣嫡系部队去填补败兵留下的缺口。此时此刻，除了他的嫡系部队，他已经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他甚至认为红军会抄他的后路，绕过邛崃，直取他的老家大邑和成都，于是命令他的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赶快回去组织力量守成都，说他手里的部队都用光了，要邓回去组织警察、民团守城。邛崃后方桑园镇上的居民也开始大规模地逃亡。
邛崃（qióng lái）
在郭勋祺部的顽强阻击下，伤亡重大的红军仍然不顾一切沿公路向前猛攻，但推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对平原作战的生疏，使红军的指挥出现混乱。9军军长孙玉清在对此战的总结《百丈、黑竹关战斗经过》中说，“过去干部不爱看地图。此次在平地与森林村落作战，有干部迷失方向。如（团长）李少樵到了一颗印还不知东南西北，将敌方的枪声说成是我后方的枪声等”。
对方也眼看支撑不住了。此时此刻，任何一支生力军的出现都足以改变战局。然而出现的是川军的援军。最先赶到的援军是21军范绍增师。袍哥出身的范绍增人称“范哈儿”，他占山为王时拉起的这支土匪队伍虽然已经成了国军，规矩仍然是袍哥那一套，不乏两肋插刀的义气，相当能打。范部11月9日接到刘湘的命令，从岷江上游防区昼夜兼程，轻装疾进。这天下午，先头部队跑步通过潘文华指挥部大塘铺，和激战中的廖泽旅会合，向红军发起反冲击。已呈强弩之末的红军再也无力推进。天黑时，范师的周绍轩、廖敬安二旅全部到达战场，巩固了川军防线，与红军在百丈以东10公里的治安场对峙。事后，蒋介石“特致电嘉奖”。
决战前夕——顾祝同面授机宜——红军率先出击——川军全线进攻——红军退守百丈场
打下百丈后，王树声、李先念在百丈镇上建立了指挥部，还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31军参谋长王维舟被任命为川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树声在会上讲话。
这是红军夺取一地后必须立即进行的工作。
稍稍冷静下来，红军指挥员们发现原先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川军并没有在红军的凶猛冲击下溃不成军，而且大批的援军源源赶到。现在公路当面是实力强劲的郭勋祺、范绍增部，北面山地的几个旅川军不仅填补了李家钰部留下的缺口，并且向重镇夹门关发起猛攻。
西北山地是红军进退通道，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向平原前进，有可能被截断后路，陷入重围。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向百丈收缩，集中兵力坚守百丈，歼敌援军。
向百丈以东纵深穿插的93师接到命令后，撤出战斗向百丈靠拢；88师火速占领百丈左侧高地。
这对决心打进平原的红军指挥员们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计划的成败与否，取决于取决于一次战役决战。现在敌人的重兵集团就在眼前，而且已经摆出决战架势，这正是他们期待的局面。换句话说，南下以来所有的胜利、牺牲和努力，都是为了一场决战。从实力对比上看，这是一场赌博，可是战争史上的哪一次决战不是赌博呢？而且以少胜多对四方面军来说太寻常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致命的。
川军这边也十分忙碌。
17日这天，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参谋长贺国光一行的车队，在冬雨中，沿着军队和难民搅成一片泥泞的公路，到达邛崃。他们前一天由重庆飞抵成都，到达后立即召集各剿匪将领垂询前线军情，并面授机宜，勉以抱“有我无匪”之决心，痛剿残匪，要求刘湘抓住红军贸然突进的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围歼。对战事追踪报道的成都报纸第二天报道：“各军于寒风苦雨中，与匪肉搏血战，已大挫匪势。顾主任等昨亲赴邛崃指示一切，士气大振”。
事到如今，刘湘还没有围歼红军的意图。将红军斩尽杀绝对他有什么好处？消灭了红军，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同时，他没想到红军会在这样的地形上和他的主力面对面硬拼。他对红军的战术太熟悉了，诸如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穿插迂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等，让他在川北吃过不少亏，他还没有胆大到抄红军后路的地步，只打算采取步步为营、齐头并进的稳当办法，将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盘。
夜战是红军的拿手好戏。18日凌晨，红军率先出击，88师著名的“夜老虎”265团向公路左侧高地发动夜袭。这一条松林茂密的狭长山冈是控制南北交通的要冲，因为属于一个姓胡的大家族所有，当地人称胡大林。刘湘21军彭焕章旅于17日早晨赶到这里，匆匆忙忙用老百姓的晒席在山冈上搭起营房。挥舞大刀的红军在夜暗中突袭，将川军赶出林地。当地百姓被半夜猛烈的枪声惊醒，第二天胆大的到山冈上一看，“吓得连气都出不来了”——山冈上横七竖八铺满尸体。
这样，红军就在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几公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弧型阵地。
18日，川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红军的弧型阵地发起全面反击。
公路北侧的高地是双方必争之地。防守一方是红25师和88师，攻击一方是川军的四个旅。这一天天气放晴，飞机大批出动，轮番轰炸扫射。双翼的战机肆无忌惮地掠地飞行，卷起的狂风将山包上的树枝噼噼啪啪地折断，地面上能清楚看见飞行员和机枪射手。这样的飞机用步兵武器也能打下来的，办法是用充足的弹药组成密集火力网，但这却是红军的死肋，他们平均每支枪不过10来发子弹，更要命的是打完没有补充，必须在打胜的前提下从对方手中夺取。
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其勇猛无畏，让惯于和川军打交道的红军感到吃惊。在一个叫鹤林场的地方，红军用几十挺机枪构成强大的火网，川军越过水田轮番冲击，倒下的尸体密密麻麻横在田里。红军的伤亡同样惨重。来自空中的打击对红军威胁巨大，他们头上都顶着伪装的树枝，飞机一临空只好四散隐蔽，往往此时川军就冲了上来。弹药奇缺的红军和川军展开白刃格斗。双方反复冲杀，战线犬牙交错，每个山包每条战壕都响彻着枪炮和厮杀声。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回忆说，师指挥所跟前一个班，打到下午只剩3个人，川军冲上来，3个人就抱着手榴弹从三个方向呼叫着冲下去，打退川军又返回来拿手榴弹。如此反复不已。
沿公路正面进攻的川军是范绍增师。这个师因为在两天前拯救了濒临崩溃的川军防线而士气大振。在黑竹关一线防守的是红93师，一天前才从大兴场撤回的。黑竹关地形开阔，没有平原阵地战经验的红军指挥混乱，参照物不明显使一些指挥员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泥泞的冬水田常常使部队拥挤在狭窄的田埂上，成为地面和空中火力有效打击的目标。
在川军猛烈的炮火和疯狂的冲击下，红军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就失去了抵抗能力，一直退到百丈当面最后一道屏障——挖断山。
挖断山不过是横桓在平原上的一道小小山梁，小得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修公路把山梁挖了一个缺口而得名，此时此刻成了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一道“血岭”。一方在付出惨重代价刚刚攻占阵地，对方的援军立刻又蜂拥而上。如此反复拉锯，阵地几易其手。川军旅长团长架着机枪在军前督阵，营长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个别后退者，由军官立毙阵前；集体后退，督阵官下令机枪扫射。整道山梁尸横遍地，守者用尸体做掩体，攻者踏着尸体向前冲。
这场酷烈的阵地消耗战，最终以拥有兵力、火力优势的川军的胜利告终。
傍晚，伤亡累累、筋疲力尽的红军部队退到百丈场镇。
川军总攻—— 徐向前亲临百丈—— 一相情愿—— 惊心动魄大搏杀—— 百丈场争夺战
18日这一晚，双方都没有休息的余地，每一个士兵都在拼命构筑工事，准备着来日的恶战。密集的枪声彻夜不息。为防备红军夜袭，川军轮番用机枪向红军阵地扫射，射击间隙是双方的喊话声。
红军喊：“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穷人不打穷人，不给军阀卖命…你们过来，我们不打人骂人，官兵人人平等……”川军喊：“老哥，你们过来，我们有白米饭有肥肉给你们吃，有衣服给你们穿，有盘缠给你们回家。”
19日黎明，百丈场方圆十来公里的大地开始颤抖，炮弹将红军的阵地笼罩在硝烟之中，十几个旅的川军向坚守在弧形阵地的红军发起了总攻。这是一场经典的恶战，攻守双方均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必得，场面惊心动魄。
这一天，深知胜败在此一举的徐向前亲临百丈现场指挥。当他纵马赶到时，战斗已经打响。
当时，王树声的31军指挥部设在百丈街上，李先念的30军指挥部设在街尾的一个小山包上，二者相距不过几百公尺。百丈一带开阔的地形和相似的地貌，让这位久经沙场的统帅也有些辩不准方向。
他回忆说，“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李先念的指挥部。从山头望去，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的场面：
“成批敌机盘旋上空，疯狂地轰炸。整营整团的敌军，轮番向我阵地猛攻。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硝烟、刀光血影，是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是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
他深深感到飞机的巨大威胁：
“唯敌机太讨厌，对我前沿至纵深轮番轰炸，威胁甚大。部队在开阔地带运动和作战，不易隐蔽，对付敌机又缺炮火。伤亡增大，叫人很伤脑筋。”
仗这么打下去，红军明显占不到什么便宜。
如果此时放弃百丈后撤，以图存为本、又深恐红军诱敌之计的刘湘不会贸然驱兵穷追，但红军指挥员们不甘就此罢休。战场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坚持到最后，看最后一刻谁先崩溃。对此他们是有心理优势的，多少次胜利都是咬紧牙关拼到底取得的。徐向前说：“我们当时判断，刘湘是孤注一掷，如果我军顶住川军的攻势，灭敌一部，有可能胜利转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事实上红军更是孤注一掷。面对拥有兵力火力优势和空中飞机，又决一死战的川军，红军这一掷的胜算比川军小多了。
沿公路进攻百丈场的还是范绍增师。冲在最前面的主攻团团长谢浚是个江湖好汉，他激励士兵最拿手的两招：一个是钱，一是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原先为抗击红军，百丈场周边构筑有坚固的堡垒和密集的工事，如今都成了红军的有利依托，谢团从凌晨打到中午，被阻挡在进入百丈场的临溪河大石桥前。情急之下，谢浚以每人20块银圆的奖赏，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1935年的川西坝子是个丰收年，一块银圆能买一担米，20块银圆对穷苦士兵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这一招果然见效，敢死队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冲破红军的防线，越过古桥进入街上。
红军计划将深入防线的谢浚团吃掉。一支红军从场北的高地出击，试图截断谢团的后路。然而对方早有防范，侧翼的郭勋祺部以凶猛的火力迫使红军退回高地。
得到增援的谢团在百丈街上与红军展开巷战。
胶着至午后3时，一批飞机的到来打破了僵局。低空盘旋的飞机准确地扫向红军，炸弹将红军依托的房屋夷为平地。既无防空能力又无防空经验的红军赶忙找地方隐蔽，亡命的川军乘机蜂拥出击：当战壕中的红军抬起头时，川军都冲到跟前了。一场叮当作响的白刃格斗之后，遭受重大伤亡的红军被逼到百丈场外。王树声几天后在战斗总结里写道：
百丈战斗的教训：第一、警戒的疏忽。敌机飞来时，部队只顾及隐蔽，而不顾地面的敌人，结果百丈街被敌袭击；第二，百丈附近地形平坦，多水田，对这种地形的战斗经验非常不够。在运动时，部队多是拥挤一堆。因受水田或田埂的限制，有些指挥员不知把队伍适当疏开或分散成小队，取平行路运动，是应注意研究的事情。
在现场指挥的徐向前为达到“歼敌一部，转入反攻”的目的，早些时候已命令在百丈后方围困名山城的4军10师立即增援百丈。面对川军出乎预料的凶猛攻势，时任10师师长的陈锡联率部跑步前进。就在川军将红军逼到百丈场外的高地时，陈锡联率领先头部队赶到，一阵冲杀，将川军压回陈尸累累的百丈场。
此时，攻打百丈场的谢浚团经过一天不停顿的厮杀，伤亡过半，也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在红军生力军的强劲反击下，纷纷向场东的桥头退却。团长谢浚见状，持刀挺立桥头，喝令不许过桥后退，最后干脆横身躺在桥上，高叫“此身与阵地共存亡”。随即川军援兵赶到，挡住了红军的攻势。
此时天色已晚，双方均无力再战，在百丈场形成对峙。
红军节节退守——火烧百丈场——筋疲力尽的红军——霉老二——川军攻占百丈
19日一天的战斗，是整个百丈战役最酷烈的一天。红军已经拼尽了全力，却未能扭转战局，剩下的回合就只有招架之功了。20日的战斗，是以红军的节节退守进行的。已经掌握了战场主动全权的川军在源源不断的增援下，攻势更加凶猛。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百丈东北方的丘陵地带，这是攻守百丈场的关键地点，双方的重兵集结在这里厮杀，成堆的尸体填满沟壑，鲜血染红了田水和溪流。在付出巨大伤亡以后，红军阵地相继失守。
百丈场上的恶战继续进行着。川军谢浚团长仍然带着他剩下的官兵冲在前头。战火引燃了街房，整个百丈成为一片火海。现场指挥的徐向前写到：
“我到百丈的街上看了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拚搏，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川军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然而，红军已经打累了。从10月8日南下第一仗打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部队不停顿地作战，仗越打越恶，伤亡越来越重。倒下的人陈尸山野不及掩埋，野战医院的稻草上躺满了痛苦呻吟的重伤员，在百仗一带作战的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减员过半，继续在战场上支撑的部队也筋疲力尽，有的枪炮声一停，眼睛就睁不开了……
红军还陷入了饥饿！大部分人的干粮袋已经空了。几万部队集结一地，地主的粮食很快吃光，穷人家的粮食又很少，红军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能啃到一块生红薯就算不错……
还有寒冷。几个月前那身令中央红军羡慕不已的整齐军装已经被战火撕成粹片，就从富人家、俘虏和尸体身上找衣服，队伍看上去杂乱不堪。士兵们衣衫褴褛，在川西阴冷的冬雨中瑟瑟发抖……
弹药也即将消耗殆尽。每个红军士兵只配带一二十发子弹，打完就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取……
“霉老二”是这一带的百姓对穷困潦倒、衣食无着者的称呼，如今成了面黄肌瘦的红军的代名词，这场战争后来被老百姓称为“打霉老二”。他们是第一次见到从山上下来的红军。红军带来了战乱，宣传自己是穷人的队伍，却夺走穷人的粮食，留下的是不能流通的苏维埃政府货币。以至70年后的今天，当地上了年纪的人仍然习惯的以“霉老二”称呼当年的红军，用“打霉老二”描述那场战争。
在当年报道这场战争的报刊上，不乏对红军饥寒交迫之状的描述。红军俘虏“尽皆鸠形鹄面，衣不蔽体”，尽述悲苦：“简单说米、钱是没有的，饭是没有吃饱一顿的，冷天是没有衣服的，路是有你走的，山是有你爬的，仗是有你打的，一切自由是没有的……”。川军下发的攻心战喊话诸如：“你们来投诚，要工作的给工作，要回家的给盘费”；“只要来投诚，就有棉衣穿，饱饭吃”……
20日，川军占领百丈。
11月21日，徐向前至电张国焘：“赤锋（红9军代号）、正定（红30军代号）兵力已疲劳，且减员很大，前面地形辽阔，布置极难……敌兵力已集在援救地区，与之死拼恐无益。今早我们商决，若前方不易另行继续战斗，拟订下午五时，照计划行动。”
14日红军占领百丈，20日川军重新夺回百丈，经过7天7夜的大血战，红军指挥员们终于承认这个仗已无胜算了。21日，百丈一带的红军全部向西北的山地退却，徐向前希望在夹门关一带再寻战机。然而这又是一相情愿，红军伤亡巨大，完全失去打决战的可能。22日，乘胜前进的川军解了名山之围，并夺回重镇夹关。红军被迫退到攻击出发的天台山、蒙顶山一线。
就在红军败退的11月21日，成都《华西日报》以“西线剿匪苦战经过，战事激烈空前未有”为题，报道百丈的战况：
此次回师南犯之匪，共五个军团。自十七日起，我军正面已开始猛攻，是日因天阴雾浓，空军难以尽量轰炸，无大进展，十八日天气放晴，即进入激战状态，我军以大部猛烈冲击，结节前进，毙匪极众，我空军复全队出动，在鹤林场，廖家场，观音场，夹门关一带，掩护进攻，投弹百余发，该匪犹复顽强抵抗，与我军往复冲突，进出几十次，匪势消杀，我进占鹤林场附近高地，是夜仍在战斗中，十九日晨九时，匪复以大部反攻，自晨至午，激战最烈，毙匪几千人，残匪极为狼狈。我军午后一时，确实占领白丈场，观音场，姑奴山等地，计十八十九日两役，匪我伤亡均大，尤匪徒被我官兵冲击，及飞机轰炸，死亡枕籍，详数正在清查中。盖此次匪集结大部，与我决战，较之过去战事，目标明显，故投弹命中，成绩最佳，机炮集中，射击效能亦极显著云。
11月22日，成都《新新新闻》如此描述大战经过：
此次赤匪乘我改编整顿之际，转锋回窜，自天全芦山战后，即倾其全力越过雅河，企图窜扰川西，势专力众，狼奔豕突，其锋之锐为历次战事所未有。我梁国华率范师两团，自寒（14日）扼守名山城，阻匪东窜咽喉，一周以来，赤匪昼夜围攻，不遗余力，交通完全断绝，城中食品均用飞机接济，我梁旅凭城死守，鏖战几昼夜，杀匪不计其数，使匪卒不获逞。我刘总司令驻节邛崃，调集二十一军各师旅大部，及李其相（家钰）师之一部，由邛崃分道出击，将士均抱有我无匪之决心，计自17日起，昼夜苦战，几经荡决，自19日匪尽撤去围雅州及扼守飞仙关匪部，加入作战，白刃相接，我军前赴后继，不稍退缩，双方死伤如积，卒将匪力摧破，狼狈溃窜，我军乘胜进占黑竹关，百丈，鹤林场，观音场，新店子等处，倾我潘旅又将夹关占领，均为要隘也。双方战事极时，匪我参与，所有重伤军匪，赤匪均残杀无余，遗骸遍野，血肉狼籍，不忍目睹，于此可见赤匪之惨无人道，亦可见战事之异乎寻常矣，赤匪此次挟其全力，期在必逞，一改往日避实就虚之格调，故搏战为最激烈，而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