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着宽阔的胸怀，贫贱富贵、生死沉浮在她心里仿佛是波澜不惊，大而化之的性格加上随和的好脾气使得她广结善缘，备受照顾。她有一副善良的心肠，在文革动乱以及后来的种种运动中都能守住善良的本性，做好人行善事，经过岁月的洗礼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她天资聪颖，能力出众，工作兢兢业业、两袖清风……她说她现在最想“停下来”画画、练书法、诵佛……她的感受独特而有趣，她的故事也精彩纷呈。　&&那么她是谁呢？第一章：自由时光悠悠过第一节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正值夏秋交接之际，一个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河北省山河村往日的寂静——我的出生如此平常，而那个年代却又注定了我的不平凡。我出生后一岁多就来到了北京，在农村并没有待很长时间。
到北京后，家里的环境并不是很好。当时我爸爸和爷爷在上班，太爷爷和奶奶就在那附近租了三间房子，都是平房。爸爸妈妈和我住一间、爷爷奶奶住一间、太爷爷住一间，之后太爷爷把我叔叔他们家的孩子也带过来一起住了。刚来北京的时候，妈妈没有上班，是好几年后才上班的。还有奶奶和太爷爷也都不上班，所以家里平时也很热闹。太爷爷特别喜欢小孩子，有时候给我唱“共产党新中国”的歌逗我玩，还经常领着我和表弟一起出去溜达。
后来太爷爷说在这儿租房子太费劲，又贵又不习惯，干脆还是回农村住，农村老家还有老房子。而且那时我姑姑还在老家的县城里上中学（那时候很少有人能上中学的，一般小学毕业就参加工作了），我奶奶老是惦记着她，不放心，所以就和太爷爷一起回老家去了，叔叔家的孩子也送回去了。
这样家里平时就剩下我和妈妈。爷爷在上班，但因为奶奶不在这边住，所以他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爸爸每天下班了都回来，但我爸那会儿是干建筑行业的，经常要出差，有时候地方太远，他也就不回家了。后来妈妈也要上班，所以白天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家，我当时虽然还很小，但是当时情景却记得很清楚。
妈妈开始上班的时候正是一九五六年，快到大跃进了。那时我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经常要一个人在家，我又孤单又害怕。我妈妈晚上去上班就把我交到居委会一个老头那儿，他姓张，是铁路的退休职工，居委会的人也都特别好。我妈说：“跟张爷爷玩吧。”张爷爷吃完晚饭一到睡觉的时候，就在平房的门上拴一个铁链子，把我锁在屋子里。夏天还好，我妈中班的时候就回来了，那时我还没睡着觉，要是妈妈第二天上夜班的话，等她回家时我早就睡着了。冬天的时候更是可怕，我记得有一次刮大风，居委会主任也不可能让我到他们家里去睡觉，人家也没有这个责任。家里那门上的铁链子风一刮就哗啦乱响，我听了心里特别害怕，就把头蒙在被子里，趴着睡不着，直到现在我还能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晚上就我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家里，那肯定是害怕极了。　　
虽然总要忍受一个人在家里担惊受怕，但当时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吃得还都挺好的。小时候我爱吃香瓜，就觉得香瓜怎么那么香啊。而且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卖香瓜的，从老家来的人比如我奶奶和爷爷就经常给我捎点香瓜。我小时候挺挑食的，挑得还挺邪门。别的小孩都爱吃糖啊、肉啊的，我就偏爱吃那些奇特的、没有的东西，而且一点肉都不吃，就爱吃素。　　
我本来也爱吃糖，我们家也不缺糖，各式各样的都有。小汽车形状的玻璃瓶子里面装着糖，我爷爷喜欢一瓶子一瓶子地往家里买，我妈上班怕我闹也喜欢用糖哄我。所以后来我就不怎么爱吃糖了，因为吃得太多。小孩一般都是缺什么就爱吃什么，越是不缺越不爱吃，后来我经常把糖拿出去给邻居的小孩儿吃。我妈就说：“刚买的一瓶子糖，怎么下去这么快呀？”我也没多想就说：“我都给别人吃了。”我妈说：“你要是老给人家吃我就不给你买了。”不过后来我还是经常会给邻居的小孩儿一点糖吃，因为我觉得他们吃不起糖挺可怜的，而且他们对我也特别好，什么事都要让着我。　　
那时候我大爷是海军，在南方广州那边的部队里，穿的都是部队发的衣服，呢子大衣、大厚皮鞋。大爷一到我们家，街坊邻居看着他都觉得特别帅气。大爷是海军军官，所以他们家条件比较好，我大妈生孩子生得特别晚，最大的孩子比我妹妹还小一岁，比我就要小六、七岁了。他从广州来我们家，每次都会给我买好多新衣服，有皮鞋还有裙子，还有那时特别流行的泡泡衫布拉吉。后来大爷又给我买了苏联的花布衫，特别漂亮，那种图案就是现在看着也不会觉得过时。　　我大爷从广州来时，还带来很多南方的食品，好多都是在北方吃不到的东西。当然在南方也有吃不到的北方的东西，南方人不爱吃松花蛋，可大爷就特爱吃，他一到北方我们就给他弄松花蛋吃。但我从来都不吃，我一看那松花蛋是黑的，怎么着我也不想吃，炖肉我也不吃。我爱吃菠萝，大爷就从南方带回菠萝来，过去都是用线做的网兜，就带两网兜回来。我妈一说我大爷快回来了，我就可高兴了：“又有新衣服啦，又有好吃的了！”我们家我大爷是老大，我爸是老二，底下的孩子肯定都比我小，所以大爷老给我买。而且大爷从不会重男轻女，毕竟他是在部队上的。　　
但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就比较重男轻女，我爷爷上班都是给我叔叔家的儿子买棉袄，买皮鞋，却从来不给我买。我妈比较好强，多少也跟我爷爷堵气，就想：你们看不起我们家的俩姑娘，我自己得看得起。你们给他们买皮鞋，我也要给我女儿买皮鞋！我妈的意思就是女孩也行啊，不比男孩差！我们小孩子的心理肯定也喜欢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拥有。比如叔叔家带着孩子出去玩，到饭店吃什么东西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妈妈，他们又出去玩了，去买的东西都没给我买。”我妈就会带上我出去买。　　
我妈就觉得自己虽然生的是女孩，但就不能受委屈了，不能让人家看不起，就算人家看不起，自己不能看不起。我记得一九六四年市面上刚出了一种塑料底的鞋（以前都是布底的），这塑料底的鞋子要十多块钱一双，在当时那是相当的贵了，相当于刚刚上班的工人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那时学徒工工资才十八块钱一个月，我妈却一下就给我买了两双这种鞋倒着穿。我妈倒是很少给自己添新衣服，但我妈也把我爸打扮得很好，出门时那裤线烫得笔直的，都是毛料的裤子，是穿得比较好的。　　
那时我爸爱看电影，而我妈爱看戏，他们俩经常说不到一块去，他们俩一个要拉我去看电影，另一个要我去看戏，可逗了。　　但我还是更喜欢跟爸去看电影。我小时候看过很多外国电影，有宗教电影，也有印度电影。那些电影的名字我记不住，但是那些宗教的内容我还有些记忆。我就爱看外国电影，觉得外国小孩长得可漂亮了。我爸有一个好朋友也喜欢看电影，他们两个就互相请客看电影，这个叔叔的爱人没有生孩子，他带的是他兄弟的一个男孩，我爸就带着我。我们这么一帮大大小小的人就在广安门电影院看电影，我们离广安门电影院特别近，因为中间有座桥可以通过去，现在可能没有了。那时的电影都是黑白的，我上中学以后才有彩色的，不过刚开始的彩色电影特别难看，就像自己涂上了颜色似的。那时候有放映过一个雷锋的电影，还有《苦菜花》、《小兵张嘎》、《刘胡兰》等等，国产电影特别少，国外电影看了也记不住名字。　　
我那时还太小，其实看不大懂电影的剧情，就觉得看着挺好玩的。我爸他们那时候看的爱情片比较多，我也不太懂。刚解放时宗教片可多了，我记得可清楚了，我记得有十字架，有人死了架在那儿，都是那些镜头。在广安门电影院，我差不多每星期都能看两场电影。我们邻居都特别羡慕我，我看完还会跟他们胡侃，其实也不是很懂，也记不太清楚。我小时候不爱说话，但给四合院附近七八个小孩讲电影倒是讲得十分起劲。　　
周围邻居里面有比较贫穷的，比如我们有一个邻居在广安门车站住着，他们家老大跟我一般大，每一年都有一个孩子出生，孩子比我们家还多一个。那家的男人是铁路上的装卸工，是挣力气钱的，他爱人是农村来的没有工作。他特别爱喝酒，装卸工爱喝酒就像蹬三轮车的爱喝酒一样，他在铁路工作的时候能喝啤酒，那时候叫五星啤酒，五星啤酒跟火车站是一家的。于是他们在铁路上装卸的时候就可以随便喝，都是大罐装的就当水喝，像夏天喝饮料一样，但是他一回到家就没有酒喝了。他老婆总是向我们家借钱，他们都没有钱买粮，还总是这月压着那月，借了还，还了再借。　　
那时候物资匮乏，买毛线不仅要用钱还必须用票才能买得到，我们家想抓到票就是抓不着，他们家因为没钱买就不想抓，可是偏偏就抓到了一斤的毛线票。他老婆就说买不起，最后把毛线票分给了我们家一半，让我们家买了一斤绿色的毛线，最后给他们家姑娘和我一人织了一件毛坎肩。他们家的姑娘就比我大几个月，一斤毛线刚好够给我们俩织两件坎肩。我们家想买但是经常没票，周围邻居他们就经常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家人心肠也特别好，别看这个装卸工喝酒后经常打老婆打孩子，但是他心眼特别好。他们家的儿子不是自己生的，而是捡的。附近邻居都知道他们家心眼好，有一个女的丈夫死了以后，她就把自己的孩子搁在他们家门口了。那时正好他老婆刚生了一个姑娘还有奶水，一开门看见这个男孩就抱回去了。他喝酒吃饭就是吃白面烙饼和面条，还吃窝头。北京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挺困难的，大家经常买一毛钱或者五分钱的西红柿就当一天的菜了，一毛钱能买一大铁锹或者一脸盆的西红柿，孩子们把它既当水果又当菜。家家户户一般都是西红柿炒鸡蛋，放一个鸡蛋再放几个西红柿炒了就当菜。还有就是蒸窝窝头，把窝头泡在西红柿里头就那样吃饭。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条件相对来说好一些，我穿了新衣服或者花裙子时，因为年纪都比较小，在心中就有自豪感。那时我感觉别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特别羡慕我。我们小孩子在一起玩过家家时，她们纷纷对我说：“把你的裙子给我穿穿好不好？”我也很大方，就跟她们换裙子穿。那时我妈妈白天上班不在家，她们就都到我们家来，在我们家炕头上瞎玩瞎闹。她们要穿我的裙子我就没得穿了，只好披上毛巾被裹着，我从小就是那样什么都无所谓，特别随和。　　
我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们除了玩过家家，有时候还练功唱戏。那时旁边有个戏曲学校，有人经常到排练场排戏，他们有练功房，我们就经常去看他们练功。那时候没什么可玩的，除了过家家就是练功。我们四合院外头有一堵大灰墙，我们经常往上面翻跟斗，还把脚抬到头上来学人家练功，大剧团的那些小孩能把头踩到头顶，我们也都能踩着。那时候的孩子身体可能不及现在的孩子，可能都缺钙，身体就很软，练“踩头”时一抬就抬到头上去了，现在的孩子要像我们过去那样“踩头”肯定踩不着，踩得着也很费劲。我妹妹小时候个子特别高，身子骨还特别软，那脚丫子一提就夹到胳膊窝里去了。那个时候青年湖还是个苇塘，后来被挖成湖了，我们还会下湖去游泳，其实不太会游就是瞎扑腾，也不敢到深水的地方去，就在水浅的地方游泳。　　
我上小学前那段时间我们家孩子少，自从有我妹妹以后，我们俩还是都穿得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存了点儿钱，每年都有点儿利息，我妈每年取了利息就给我俩买新衣服穿；我爸一得技术奖，也会马上给我们买新衣服。所以我们经常穿新衣服，别人家就不行，别人家孩子太多。我大妹妹虽然比我小五、六岁，但是上一年级的时候个子就高过我的肩膀了。一九六四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她比我还壮呢，个子比我还高，那时候物质不太匮乏，大米白面等什么都有。　　总的来说，我的童年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无忧无虑、没心没肺，度过了一段“总角之宴，言笑晏晏”的幼年时光。　　待续......（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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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只知异性相吸，殊不知同性也相吸呢。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在别的领域大致也一样。
　　第二章：热血青年插队去　　
第一节 插队背景•积极报名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年我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了山西原平县薛孤公社贺阳大队去插队，开始了我有笑有泪、无怨无悔的知青岁月……　　　　
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组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一场震撼二十世纪、长达二十七年、涉及一千八百万青年、牵动十亿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发动起来。　　　　
毛泽东于九月四日亲笔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马上做出反应，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再次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　　　　
我这个人过得大而化之的，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规划。文化大革命以后，其实我不插队也是可以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军训之前有一段时间红卫兵截工，就是到工厂工作。那时我到电镀厂里上班，在电镀车间电镀零部件，镀了都挂到池子里去，然后抛光成配件。那个厂子的领导非得让我留下来不可，我当时不愿意，因为不想当工人。他说：“你不想当工人想干什么？”我当时想说自己要做自由职业者但说不出口来，因为这种事在当时太不现实了，别人听了得说我是神经病，那会儿还不流行自由职业呢。但是我婆婆了解我，我的习惯是早晨不按点起床、上班，当工人我会觉得很不舒服自在的。（就算是现在我上班也要别人叫我，我女儿每天早晨走的时候都要叫我上班，要不然我忘了就不上班了。但是我在单位还是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干得好、效率高。）　　　　
文化大革命末期大家就是学工，然后军训，军训中间还学支农。支农那会儿正好赶上收稻子，五月份收完稻子解放军还进驻我们学校搞培训。收稻子期间上面就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当时我不觉得下乡劳动是辛苦的，因为我们一上初中每年都要劳动一两个星期，不是学工就是学农，学农就是帮农民收稻子、割麦子。这期间我爸病了住在建工医院。要是不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就得在那儿办学习班不让我回家，我当时挺着急的也没多想，就赶紧报了名回去看爸爸。我们班的同学一看我走了，也都着急回家，居然都报名了。报完名我爸在建工医院做完手术都出院了，我爸爸得的好像是脑血管破裂，当时还挺严重的。　　我看爸爸都出院了，就到学校去看看情况。我到学校一看大字报都出来了，上面写的第一个就是我的，因为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们班同学跟着我又报了十几个人，他们看到我纷纷说：“任光英你怎么才来啊？你怎么没办手续啊？我们把户口都迁了！”我一听就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们把户口都迁到插队的地方去了。他们说：“你还没迁户口啊？”我说：“迁什么户口啊？”他们说：“我们报名插队的同学，学校把‘上山下乡通知书’都发给我们了，我们的户口也都迁到插队的地方了。看你报名了我们跟着你都报名了，你怎么还不知道啊？”我说：“你们都报名了？”他说：“嗯！我们一报名，学校大字报一出，居委会都很积极，马上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我们家去了。就跟我们要参军似的。”　　　　
可是我们家怎么就没有人给我送喜报呢？那是因为我爸那时在湖北三线工厂工作，我们都住我爸的宿舍，那边的居委会没有人管，没人管也就没有人给我送喜报，所以我不知道迁户口的事情。他们不同，他们都有居委会，那居委会的喜报送到家，同学们不签也得签，因为再不签居委会就该批判他们家长“拖后腿，思想落后”什么的，谁敢不签呀？！就是说孩子只要报名了就都得走，家长不得阻拦。同学们看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觉得好像都上了我的当了，说：“你报名我们也跟着报名，你现在又不走了吗？怎么回事？”当时我以为报名是闹着玩的，没有多想，只是想我爸有病了得赶紧报完名回去，跟谁也没有商量，结果居委会真的把喜报给他们贴了，他们就必须走了。　　　　
不管怎样，那时候小孩子没有多大心思琢磨这事，就觉得大家都在一块不怕，到那儿再说吧，反正也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可是我妈知道啊。那时我就得回家拿户口本迁户口。我爸做了一个小箱子，平常户口本和粮票等重要的东西全在那个小箱子里，我回家正好我妈在，我妈要是不在家我也不敢拿啊。我跟她说我要迁户口，我妈很吃惊，就问我迁户口做什么。我说我在学校报了名要插队去，我妈一听马上就急了，大声说道：“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啊！”我说：“我都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那时着急回家就报名了，里外里就是一个星期，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我也没想到插队其实是一件大事，当时报名了就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谁知道同学们都跟着我报了名，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觉得应该一起走。”我妈看事已至此，感到无法挽回，但是她还是建议说：“你要插队还不如回咱们老家插队呢，咱们老家离北京多近啊！”我说：“去老家那就是我一个人去，不跟同学在一起我不干！”　　 　　
我在箱子里翻到户口本就走，那时我在前面走，我妈就在后面追，她就舍不得我走啊！那时有个地方叫六里桥干休所，现在叫太平洋干休所，就在六里桥干休所三路居派出所那儿我妈拉着我就哭，说：“你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妈说：“如果夏天在高粱地里锄高粱，高粱叶子经常会把你的脸划着，划得浑身都是口子，一出汗刹得更疼！我什么都干过，但身体好什么都能挺过来，我也能吃那个苦，但你从小到大都没受过那个苦啊！你考虑好了，能吃这个苦你就去，吃不了这个苦你就不要去，将来你可不要后这个悔！埋怨我没有对你说清楚！”　　　　
我妈看我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说：“你肯定受不了这个苦！你在北京这儿紫外线一晒就过敏头晕，你还不吃这个那个特挑剔，在家里家长还能照顾你，去了农村那儿你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尤其是山西，甭提那儿有多艰苦了！咱们北京附近的老家农村还这么苦呢。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爸哪儿都去过。我不是说你爸老不在家嘛，那是他跟设计院的团队出差去了，他哪都去，懂得外面都是什么样子。”我妈进一步对我说：“哪儿也没有北京好，出了北京城可以说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农村的干部就是土皇上，他说怎么着就得怎么着，何况你到山西那么老远的地方。你们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懂世道艰辛，将来吃苦的日子都在后头呢。你不要嫌我说你，如果实在要去，将来不要后悔，不要跟我哭，跟我闹，说我没告诉你这些！我没有能力把手伸那么长去管你去，你是家里的老大本来是应该帮助我的，你走了这几个孩子我还得照顾呢，我没有精力去帮你，你不要后悔。”　　　　
当时她说得挺严重的啦！但我还是不理解，我心里想我妈怎么这么落后呢？我妈说完我就签了，我妈管不了我，我就去了。晚上我爸回来了，我爸也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商量也不商量就敢拿着户口本子走了！”迁完户口后我爸就说我太不懂事了，说我妈说的话都是为我好。我那时就想我妈是家庭妇女思想落后，但我想不通怎么我爸也这么说，他是知识分子啊。毛主席都说了号召我们到农村去，为什么你们不让我去？我就是这么想的。现在的人根本理解不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候我们是挺幼稚的，当时思想就是这么僵化，后来我迁完户口就走了。　　　　
当时上面是把知识青年一拨拨地下放到农村去，比如第一批是下放到内蒙去的。那情形就跟现在开招聘会似的，哪个地方需要就去哪。各地的代表还来给我们做宣传，比如内蒙其中一个旗的代表就来了，说他们那儿有多好啦，就动员我们去他们那。我们报了名回来，学校那时也着急，就给我们开会做介绍和动员的工作，对我们说原平挺好的，我们就都听学校的选择去山西原平插队。　　　　
那时候插队第一批是去内蒙的牧区，第二批是去内蒙的农区，我们走的时候是第三批了，就是去山西。　　　　
迁完户口不到一个月我就走了，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爸给我做箱子，我妈给我做棉袄为我做准备。我没干什么，和同学们一起买点儿东西，就跟考上大学要出远门似的。　　　　
我们报名插队以后学校给我们补发了初中毕业证书，学校通知我们去拿，我们就都到学校拿了。那时有个老师叫陈佩永，她教我们外语，外语说得特好。那个老师她们家特别有钱，她爸是台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妈是她爸的大老婆，她爸带着小老婆去台湾了，她跟着她妈在北京住在东城区一个四合院。我们好多同学都去过她们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带红卫兵抄过她们家，因为她妈半身不遂，可能八十多岁了。就是因为这个陈佩永特别感动，认为我们班的同学真的挺不错的，我们插队临走时她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只二十四块钱的大木箱子，加一个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那时候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不但贵而且很难买着。　　　　
她们家的收入都是美元，都是她爸从联合国汇款过来的，她们家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打击？就是因为受到了联合国的保护。国务院有通知，那会儿周恩来的意思就是说对国外关系要好，尽管居委会举报也没有人敢动她们家。可是就算没有动她家，她在学校也特别孤立，没有人搭理她，无形中她就受到了排挤，老是受气，我们临走的时候她的精神就不是特别正常了。别人问她：“陈老师你叫什么名字？”她就说：“我叫陈佩永，肺炎的炎，我有肺炎所以我就叫陈肺炎。”我们就觉得她怎么老说“炎”这个字啊，那时她脑子就不太正常了。　　　　
我们插队以后就听说她受刺激跳到昆明湖里自杀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想打击她们家，但是她家老受到保护，但她个人就总是受到外人的干扰，受到各种压力。后来中美关系有一点儿恶化了，因为她爸是台湾驻联合国的代办处处长，那个时候各处对他们家的压力就特别大，她受不了刺激就跳昆明湖自杀了。　　　　
我走的时候我妈没有去，是我爸带着我弟弟送我的，我弟弟才两三岁不太懂事。我爸病好了向别人借了辆三轮车，把我这两个箱子装上，居委会在头两天还给我们家送了大红花，喜报都贴到我们家墙上了。　　　　
那时我穿的是绿军装，紫红色的绒衣绒裤，不是毛衣毛裤，大家准备得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都是按照插队知青的标准买的。那时候的标准就是一套绒衣绒裤，两套绿军装，两双绿军鞋，一个大木箱子，再带点儿洗衣粉、香皂、牙膏，女生再带点卫生纸。我们是从北京南站出发的，坐的是慢车，从太原中转。那时几乎没有人不去插队的，我们都是第三拨去的。后来我们插队回来以后，九几年还有零几年班级聚会时，那几个没去插队的同学都不好意思出头呢。他们原来是我们的班干部，他们都不想去插队吃苦，那会儿他们老说要跟我们同甘共苦，老动员我们去插队，结果他们自己没去，我们走的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送我们。　　　　
那时候去插队我们觉得挺高兴的，没有伤心的事。坐在车上大家还唱歌。但是车一启动的时候，我看见我爸抱着我弟弟，就有点儿伤心，觉得要离家了。我爸到了学校把箱子交给学校，学校就拉着这些东西和我爸一块儿去了南站。我爸和我弟就站在车站那儿看着，我弟弟可高兴了，还向我挥手。过了一会儿我就再也找不着他们了，可能是我爸看到很多人都在一起说话，觉得我顾不上跟他说话他就走了。当时我没觉得下乡是一件吃苦的事情，同学们都在一块儿，大家什么都不怕。为什么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一多就什么都不怕了！　　　　
毛泽东主席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号发表了文件，号召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我们十一月二号就走了，我们是按五月七号发表的文件走的，插队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按照的文件或者政策不太一样。一九六八年我十七岁，我从一岁开始来北京，到十七岁都是在北京生活的，十七岁以后我离开了北京，下乡后除了探亲就不能回北京了。　　
　　一两年或几个月的“五七干校”生活，没完没了地式控诉了30年，冤犹未已，“伤痕”似乎永远难于抚平。是的，让士君子“蹲牛棚”有何尊严可言！不过，毛泽东的女儿不是也是蹲过这“牛棚”么？　　　　　　　　诸如此类的“苦难”，与千百万的“包身工”、“三陪女”、“鸡”以及“奴隶窑工”的伤痕和血泪，能够相提并论吗！　　　　　　　　而欣欣然于自己地位与尊严的复归，对旧日伤痕耿耿于怀津津乐道，而对大众的“伤痕”却熟视无睹——这难道就是知识精英的良知！　　　　　　　　在黑窑奴工、在三陪女和“鸡”面前，“牛棚”式的“伤痕文学”就现出它的苍白无力来了。尽管它目前依然主流，但是，他对于弱势大众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吸引力。“忆苦思甜”云云 早已成为精英诟病“极左”的套话，其实，当年杨白劳们“忆苦思甜”满打满算也不过30年，而今日主流媒体依然不断深化的“伤痕”叙说不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忆苦思甜”吗？也已30余年了。当下，这种背离现实的“忆苦思甜”，除了情绪的宣泄需要之外，它更是强势精英的一种宣传策略，借助于这一“忆苦思甜”，可以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传统”的颠覆，同时掩盖因为官僚买办暴发户的疯狂掠夺的实质，以及因此造成的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以颠覆社会主义为旨归的“伤痕文学”已经走到自己的末路，劳动大众的“伤痕”一定会越来越成为有责任感的知识精英关注的对象。
　　您的分析非常深刻有力！我们连载的这篇，其实也不能算作是您提到的“伤痕文学”，它只是我们身边一个普通人的、或者说一个普通的劳动大众的亲身经历，是其完全真实、未经雕饰的旧时回忆。任何人都有忆苦思甜的权利，如果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珍惜生活。在回忆久久，回忆，不为了批判什么，也不为了颠覆什么，只是纯粹纪念那些属于自己的过往岁月，并坦诚地告诉人们自己经历过一段怎样的人生旅途。　　虽然文学不是回忆久久关注的层面，但我们对于您见解的分享深表感谢！
　　第三节 老乡我们/鱼水情深　　　　
那时我们跟当地农民的关系处得特别好。比如第一个房东，我们把他们的东西给弄毁了他们也不会太计较，我们后来也盖了自己的房子，盖了房子以后我们就搬出来了。在没盖好房子之前，我们都挪出来了，刚盖好房时也不能住，后来我们就到了另一个房东家去住。那个房东是一个老的妇女主任，叫严雪彦，山西人爱叫重复两个字的名字。她是河北解放以后才来到山西的，刚解放的时候她的爱人死了。当时河北很穷，她婆婆还有一个儿子，她婆婆为了生活就把她卖到山西，连她儿子也一块卖了。这个苦命人严雪彦对我们特别好，她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她在山西的老公是放羊的。我们一般都住在贫下中农家，住的第一家虽然条件好，但是她出身不好，后来我们就换了，就住在严雪彦那儿。　　　　
严雪彦老太太一到过节就会请我们吃饭。那时候不像现在请一顿饭那么简单。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穷，老百姓一年就分十来斤麦子，他们家五口人才分到八十斤麦子，磨成面是六十多斤面。他们都过阴历的节，不像我们过阳历的。五月初五，八月十五等，农村的节可多了，每过一个节她都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印象特别深刻。过五月端午的时候就请我们吃包子，过八月十五就打月饼。包子是韭菜馅和肉馅的，我们知青就吃肉馅和鸡蛋馅的两种。他们绝对是一年之中过节才这样吃好的，平时很苦吃不上好的。　　　　
我们回家一次从家里带的东西是有限的，比如带二十斤大米，十斤挂面，这是一年一次带的啊！那会儿没有冰箱不能带肉。别人要是因为意外情况回去一趟，也不能让他们帮忙捎很多东西，顶多带一瓶炸酱、酱豆腐就算很不错的了。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同学来的时候才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出来做饭吃呢！平常大家都吃大锅饭。　　　　
我身体不好，我上班的时间跟别人不一样，我早上去磨面，九点钟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家都下地去了。我们房东严雪彦老太太就对我说：“你回来了！可怜的孩子，瘦成这样，在家里肯定是娘娇生惯养的，在我们这儿要受这么多苦！”那时农村里有炒豆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以吃，她就摸摸索索地总能给我找出点儿吃的东西来。房东觉得别人在时觉得这东西拿不出手，就留给我一个人吃。那时房东他们家的孩子在上学，所以就我和老太太在家。一到春天清明前后有炒豆：就是把黄米面发了，里面放点儿糖，然后拿沙土给炒了，还有黑豆、黄豆先用水泡了，再用沙土炒了，这东西特酥特甜而且特脆，像江米条似的。那时候还做面食，做小鸟插上树枝的花馍馍，那个老太太对我特好，都会把这些东西给我吃。　　　　
那里的老乡特别善良，他们就觉得那么瘦弱的小女孩来咱们家了，就得照顾好了。春节的时候我们回北京去了，我们过完春节再返回农村去，房东就请我们吃饭。那馒头有时候都长毛了，原来他们提前做好把馒头搁到缸里头等我们从北京回来再给我们吃，我们回京后天就暖和了，馒头都捂得长了毛，像现在的孩子肯定是不吃。房东就是自己舍不得吃，自己家孩子想吃都不给吃，就要留给我们吃。他们家儿子和女儿就说：“我妈蒸馍的时候就说，怕忘了不够了，就多蒸一个，蒸完一个再多一个，都是数着蒸。把你们的份儿留起来放到缸里头，等你们回来再拿出来，另外还留着东西包饺子呢。”那时请我们吃馒头还有烩菜，就是用猪肉炖点土豆、粉条那样的大烩菜，然后再捏几个饺子。他们的面有分第一茬面、第二茬面还有第三茬面，第一茬都留着在春节时包饺子吃的。　　　　
他们就那么一点麦子，不能分好几次磨面，分多次磨占用磨底，他们就一次都磨了分好多次吃，那黑面最后都是粘的，实际上就已经不好吃了，但比窝窝头好吃。　　　　
房东有一个老伴是杀羊的，每次都给人家杀羊。春天一过就是夏天，各家的羊都交给他上山放养去，等他回来以后这些羊也养肥了，各家也请他去杀羊，谁家杀羊都给他一些肉，还给他乱七八糟的杂碎。他每次杀完羊之后都煮一锅羊杂碎汤，请我们喝羊杂汤，这个房东对我们也特别好。　　　　
队长对我们也特好，到了夏天以后，玉米快长熟了，那时粮食紧张，大队根本不让把嫩玉米煮着吃。队长就特殊照顾我们，说收工了，大家都回去吧，就散吧！但就叫住我们知青，跟我们说：“你们这儿还有一点儿活要干呢！”我们就留下了。队长就说：“把草帽都摘下来。”队长就去地里头掰玉米，把玉米用草帽扣在怀里，就怕老乡们看到有意见。队长就说：“藏好啊，回去煮着吃，你们从城里来好吃这个。”队长就是这样找机会照顾我们。　　　　
每年的七月二十六号有唱戏的，就是县里面的一个戏班去每个村子轮着唱，每到那个日子老乡都等着看戏。那是山西梆子我们不爱看，尤其是他们唱的水平也有限。队长逮着机会就安排我们去看瓜地，瓜地就是香瓜地和西瓜地。每年看戏之前大家要摘瓜，队长一般特意留下一边不摘。队长对我说：“那一块瓜地是给你留的，那是别人家没摘的，都是熟瓜，你叫上几个同学去吃瓜去吧！”我们几个同学一听特别高兴，连蹦带跳地就到瓜地里吃瓜去了。　　那队长也特别好！端午的时候我们头一年还没有黄米面——供应的就没有黄米面，队长就从小队里面申请给我们分点儿黄米面，然后给我们包棕子吃。我们都不会包，他还帮我们包，一包一大锅。我记得我们八个人，包完了以后，我就在那儿拉风箱煮，男生就在那儿等，大家困得都抬不起头来，但还在那等，老问什么时候熟啊！　　　　
那时候我会拉风箱，就是特沉，可能因为我又瘦又小的，刚开始时我觉得风箱拉得我都往后仰了，要不然就拉不动。拉风箱多了到后来我就练得可以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做饭了。一开始是老头给我们做饭，后来就是我们男生女生轮流做饭。男生负责去弄菜和挑水，女生负责做饭，男生不会做饭的就负责拉风箱，就是搭伴弄，也有自个儿做饭的。　　　　
那时候我们八个人关系还行，我们是在一条街的，经常在一起，那时一条街分三个小队，我们这八个人就经常在一起。只有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三十多个人在食堂相聚。　　　　
我们一开始分到小队干活，大队后来接到县里面的文件要我们去修水库，修工路，那时大家一起干活就互相认识了。各个小队抽人的时候，老乡都不愿意去，老乡在家里可以吃粗粮细嚼慢咽，可是我们知青只能吃窝窝头。老乡磨玉米面的时候，都知道从电磨里面出来是热的，而且还潮，必须得晾开要不然就会发霉。我们知青没有晾的地方，老乡都有大箩放在里面，可是我们没有就放到袋子里，这样它肯定要发霉，所以我们经常吃那又苦又涩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好吃。一到夏天我们经常不吃饭就饿着，队长给我们的玉米晚上回来吃，吃完却经常跑厕所拉肚子，我记得特清楚。我们那时四十个人住在八间房子里。八间房子尽头好像是小卖铺还刨出去两间，实际上是六间住人。一个房子里差不多有六七个人，那时就听得门咣一声，就有人跑出去上厕所了。　　　　
我们知青那时可有意思了，队里经常分给我们最好的自留地，就是种菜的地，我们都有厕所就拿那大粪给蔬菜上肥。我们还在路边的沙子地里种豆角、西葫芦，自己种的都吃不完。我们的破地长出的土豆有一斤多，什么都不用愁，豆角也是我们自己种的。老乡就说北京的娃娃可有福气啦。我们队长也挺有意思的，春节回家前，他就觉得队里面分的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挺可怜的，在山西工作一年还空着手回家去。那时村里有树林，杨树苗都有这么宽的间隔，队长说：“我带你们去那边种点绿豆吧！你们春节带点儿绿豆回去，还能自己吃，熬稀饭没有绿豆不好吃！”我们可高兴了，队长就带着我们去小树林里种绿豆，种完之后我们就除过一次草。老乡就说：“在树林子里种绿豆能结出什么啊？”按道理说在正经地里种还结不了多少果实呢，可是我们一种以后收获还真的很好，我们种的绿豆吃不完还能往家里带。老乡才发现原来树林子里也可以种东西的，以前他们从来都不种，我们去了以后他们也开始种了。　　现在对我们好的那些人他们都已经不在世了。像我们房东都去世了好多年了，他们和我的父母一般大，农村人身体不好就去世了。就大队长还活着，插队那时候他三十来岁的样子，所以他现在还健在，前一阵他来了还说：“你们回去吧，现在我还在呢，要是我不在了村里都没有人认识你们了。”　　　　
村里头的姑娘都嫁出去了，不认识了。像跟我们一般大的，我们回去本队的人都不认识我们了。我们前一阵回去，站那儿半天都没人答理我们，我们一看那个队长过来了（我们队长外号叫老和尚），我说：“老和尚！”他说：“你谁啊？”我胖了，长得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你不说话我也不认识了。”后来我们又去过村里两次，他也到北京来过。我们村里有好几个他们的孩子考到北京的大学来了，我们知青中也有一个就和当地的农民结婚生了孩子留在了那里。现在我想起插队的日子就想起那边的老乡，那些与我们结下深情厚谊的人们，所以我们都不舍得那边，会回去看看。对我们来说，那里就像第二个故乡，那里的人就像亲人一样，有一种情结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魂牵梦萦。　　　　
　　第四节 插队插曲•恋人赵玮　　　　
插队那时候也没什么书可看的。我想得起来村里头有些人家存有好多古书，都是宣纸的书，有《聊斋》，是那种原版的《聊斋》。他们家是中农还是上中农，家里存着好多古书，他觉得要表现得对我们知青好，就对我们说：“我们家有许多书，你们看不看？”我就去他家看书，可是书里好多都是繁体字我看不懂，不过那书里的画是漫画式的画法，里面的人物不是画得很形象的那种，看起来还挺有意思。　　　　
他们的那些书是年代已久的，全都是线装本挺老的。当时我们在村里头，他们就借给我们看，我们看了好多《聊斋》之类的挺神奇的一些故事书，也说不上是什么书名，因为都没书皮了，有的书跟武侠小说似的。我们也看小人书，农村也有人存着小人书。山西那边过去有的人家是做买卖的，有的还是书香门弟，有好几家都是属于过去的晋商，那房子盖得特别好，都是出廊的那种房子，他们家就有许多书。　　　　
山西好多像乔家大院那样的房子，比如我们大队存放粮食的库房跟故宫似的都是木窗，还有很粗的柱子，柱子底下都有柱托，古时候有钱人家才有柱托呢。　　　　
那时候还有好多知青歌，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除了唱知青歌，还唱“冰山上的来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阴天下雨没事干时，我们就看点闲书，他们会吹笛子的吹笛子，会吹口琴的吹口琴，爱下棋的就在一起下棋，爱唱歌的就在一起扯着脖子喊，我们那一排房子里是最热闹的。老乡也不管我们，老乡觉得这帮孩子就是这样。　　　　
我们原来的民兵连长管着我们，他年龄大对我们特别好，就是因为娶了一个反革命的老婆被撤职了。为什么说他的老婆是反革命？她是我们那儿的一个大队书记，那时候社会特乱，生产也不正常，是光吃不生产的时代，大家都乱哄哄的。她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直接写给毛泽东、邓小平的，信里大概意思是：“中国已经这么乱了，你们如果没有能力领导好中国，你们该解散就解散算了，那么就实行竞选，让我来竞选国家主席吧！”她就这么写的，她简直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太傻帽了，还拿一个胡萝卜刻了一个公章盖上了。这个信发出以后，中央看了由中央发到山西省委，由山西省委再打到我们原平县，一下就把她抓起来枪毙了。这可是反革命啊！那时候就是我们刚去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或者一九七零年左右，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她写了那么一封信。我们那个民兵连长受他老婆牵连就被撤职了。　　　　
后来换了个人管我们，我们村里有一个知青是转业军人，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黄毛，我们知青团里就是跟他关系不好。这个大黄毛从北京当兵刚回去，上面就让他来管我们。他就觉得自己挺牛气的，他在北京待过，就想着：这帮孩子我得管得他们腰杆条直，就跟部队里一样。可是我们不吃他这套，看他那一股劲就觉得不顺眼，我们就不听他的。他一天说：“你们门口有一堆烧完的煤，你们以后谁也不能再往上头浇水，因为浇水的话冬天一冻住铲灰就不好铲了。”这事本来挺好理解的，可是我们这些女生都已经习惯了，吃完饭刷碗的水就习惯性地往那上面泼，他说完了以后我们就忘了，还是老样子照旧泼水。　　　　
我们知青里有一个头是个女生，他看见她泼水了就对这个女生说：“你为什么带头往上面泼水？”“ “我就倒了怎么着吧！”我那同学嘴也硬，她就说：“你不就是一个转业兵吗！”就这么说他。他一听就火冒三丈，拎起我们那个桶一甩，又抓着那个女生一甩，冬天地滑就把她甩了一个跟头。这女生不干了，站起来就哭，我们倒的脏水都挺滑的，她站起来之后身上都是泥。当时就是他们俩，要是人多他绝对不敢动手。这时正好赵玮进院了，他个子大有时候脾气也大，他看见了就说：“哎，你怎么打人啊！”后来赵玮就问那女生：“他打你了没有？”女生说：“他打了！”赵玮生气了，就对大黄毛喝道：“你还打人！”于是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后来可能就起劲了，我们知青多大黄毛也不敢怎么着，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到了晚上大黄毛就叫了一个民兵在小学校外面的院子里，那时我们都在柴房里待着呢。就听见那边有人说：“哎，赵玮，叫你呢！”赵玮说：“干吗？”那边说：“民兵连长叫你呢，说有事叫你!”赵玮就傻不咧叽地去了。当时我们房东隔壁家的孩子叫三狗，那小孩跟我们特别好，三狗就说：“哎，不要去。”赵玮就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其实是民兵连长准备收拾他一顿，他也不知道就进去了。刚一进那个对面院子，那灯就开了，几个民兵在那呆着准备打他呢，那个民兵连长把门都插上了。小孩的手特别细，三狗把手伸进去把门给打开了，就喊：“赵玮快跑！赵玮快跑！”那老乡的孩子把门打开了，赵玮就往外跑就没打着他，他后来跑回我们知青的屋子里来了。　　　　
这回我们知青就不干了，立刻就找大队去了，我们把大队书记、队长都叫来了。那天晚上我们最后就找到公社去了，公社就给大黄毛记了一个处分，不让他管知青，给他分配别的工作了。我们去了公社回来以后，我们那个妇女主任也出头和大队讲理，就是说：“那么老远来的孩子，你们怎么就能欺负他们啊！”后来民兵连长对我们妇女主任就特别有意见，说她“胳膊肘往外拐”。　　赵玮后来被分配到燕青化肥厂打篮球，那时候燕青县打篮球打得特别好，省里面的青年队都是知青。那时香港矿务局队能打败省厅联队，香港打第一，赵玮所在的燕青化肥厂球队打第二，也就是说他们在省里是数得着的。说来也是冤家路窄，那个大黄毛也被分配到他们的那个单位了。但他们俩没有什么来往，就跟仇人似的不相往来。　　　　
在插队时，我就觉得赵玮为人特别正直，有爱心、人也好，胆子跟我一样都特别大。　　　　
有一次我们修水库要爬悬崖峭壁，他主动地把那些女生给拉上去了，要不拉上去都得掉下去摔死。他对人就那样挺好的，但是有的人就不会管，有的人爬上去就下来了不管别人怎样。他那时候胆子也特别大，属于不要命的那种人。我们女同学和大黄毛吵架，本来也不关他什么事，但他就敢上去和大黄毛说去。　　　　
他属于正直的人，而且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那种人，就是说他走到县城里头，别人不理他，他也不理别人。那时候我们知青有的人就特别喜欢挑衅，喜欢分派别什么的，为了显示他有实力，看到别人就走过去，“咣”地撞一下别人就走，那时候的形式就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从北京去的那种知青，他们心里面总是有一股劲儿。就是气不顺，就觉得他老是有气似的那种，比如说看见人家的帽子好，就骑自行车从人家前面过的时候把它戴到自己头上就走，就是那种。但赵玮从来不干这种事，但是别人要是摘了他的帽子，他肯定会去把帽子抢回来，而且他肯定也饶不了那个人，肯定得他揍一顿。　　　　
我跟赵玮可能是插队的最后一年在一起的。那时候我爸爸在湖北二汽工作，当时李先念特批的，我爸他们单位的人可以带子女回北京。我爸就要求湖北二汽给我开调令开到山西，把我从山西调到湖北，等我爸回京的时候把我带到北京，我爸就给我办了一个手续。一般的家长直接就去山西接孩子了，我爸特喜欢我小妹妹着急回北京，就把那个调令用挂号信给我寄去了山西，我爸心想山区那么苦我肯定想着早点回去！那个调令发到时是10号，15号就截止了，所以我只有五天的时间准备走。我星期六下午到县里准备办个手续，但到那儿人家周末都不办公，就没办成。那时候赵玮到了原平县打篮球，他已经分到县城工作了。赵玮个头有一米八五，那时候像他这么个高的人少。他是被招到山西原平县化肥厂打篮球去了。他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打篮球、踢足球。　　我们四年的知青第二年就开始分配工作了，他是最早的一批，他倒不是分配工作分配进去的，而是篮球队招进去的。我之前说过的那个唯一留在村里的一个女同学，她跟我关系特别好，长得也特别壮实，平时她在村里总是照顾我，帮我洗衣服，打洗脸水之类的活儿都是她干。那天是她骑车带我去县里办手续的，我们去县里赶上周末没办成，她就说：“咱们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吧！咱们找赵玮去！”后来我们就把赵玮叫上了。赵玮说：“你干吗来了？”我那同学说：“给她办手续去湖北找她爸去，她爸准备回北京把她带回去！”当时他就没吭气，我性格大大咧咧的当时也没注意他的反应。　　　　
后来礼拜一我同学又带我去，上午去的到那儿都中午了，二十五里地骑自行车得骑一两个小时，到那一看赵玮就在路口等着我们呢！她对赵玮说：“今儿请咱们吃饭，吃完饭我们再去办手续吧！”结果我们是吃完饭再去的。那时跟赵玮关系挺好的一个男同学也在大院里站着呢。我们去了县里以后怎么也找不着人办手续，那边的人就说办手续的人今天请假回村了。我那同学就说：“赶紧回去吧，还有两天也不愁办。”　　　　
我们就回村了，赵玮也回村了。我那时着急也没有用啊，县里面谁负责就谁负责，别人不管办手续这事。我想还有两天呢！其实我们知青离开村子走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着急，我们在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走的时候也恋恋不舍的，农村再怎么不好也是舍不得，就跟家一样的感觉。离开那儿就跟当年离开北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以前从北京去山西时还小不太懂事，那时候大了跟老乡待得久了感情也有了，离别之情就比从北京出来时还要强烈。　　　　
老乡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我们就觉得那儿的老乡挺好的。有的同学也没走，就是因为对那个地方有感情了。我那时不是特别着急走，晚上我们回来赵玮也跟着我们回来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男生叫刘晓亮，我跟他现在也挺好的，他也跟着回来了，悄悄对我说：“你别走。”我说：“不让我走干吗？”他说：“赵玮不愿意让你走。”我说：“都到这时候了不走我怎么跟我爸交待啊?”平时我和赵玮他们关系都挺好的，但我觉得还没有到恋爱那个层次，这次是赵玮让刘晓亮向我挑明了关系。　　　　
我和赵玮就从那时候开始的，以前彼此从来没有说过。其实那时候我早就知道了，因为他一般很少跟女同志来往，就跟我来往得比较多。说实在的我们村里这几个女同学可能就属我最聪明，因为我们下跳棋什么的，只有我能跟他下，别人都跟他下不了，别人也都不爱跟他下，因为下不过。　　　　
那时候我俩也没有什么公开不公开的，赵玮那劲特难拿，他好像对谁都看不起的样子。我们村里的女生都不敢招惹他，都觉得他看不起这些人，他也很少跟女生说话，除了跟我在一起接触他也不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他需要补衣服的时候就来找我，其他的时候也没有找过我。他喜欢看书，队上有的人家有书，他看完书就还。别人都不敢向他借，就我会向他借书看，他借过来的书一般都是我先看，我看完了他再看，他挺让着我的。别人做饭他从来不帮着拉风箱，就会帮我拉。比如担水别人也指使不动他，就我指使得动他。这关系挺微妙的，那时谁也不说出口，我们就是比较好吧。　　　　
我们班的男生我要指使他们担水，他们都巴不得呢，我想让谁担水谁就得担水。因为我人缘好，我给他们补衣服，他们担个水也算是扯平了不是。那会儿可能我是又瘦又漂亮，反正我们班男生女生对我都挺好的。　　　　
我那时候手也比较巧，他们插队的时候衣服破了都是我给他们补的，他们的衣服破了不会用缝纫机补，我到老乡家借老乡的缝纫机补补。还有好多男生穿尼龙袜子破了，我从家里带了好多尼龙线，就给他们补，补完都看不出哪里补了，就是用那种盒盖把袜子撑开了给织补上去。那时细点的事情都是我做的，他们公认我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要有什么事他们都抢着帮我干，有时候我要做饭好几个人抢着帮我担水。像有的要强的，就是我那个女同学，她得自己担水没人管她，一个是因为她长得挺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长得特壮，要不然她怎么照顾我啊！以前都是我、她还有赵玮做伴去县城里玩去，后来赵玮走了，她就带着我去，那个女生对我真的挺好的。　　　　
我为了赵玮留在山西了，就这么耽误了没有回京。我们邻居插队在陕西、山西的都回京了。那时候我不怎么计较这些事，主要就是觉得跟我爸妈不好交待。我妈因为这事还总是埋怨我爸，说：“你为什么当初没有去接女儿回来？”就说我爸应该去山西亲自给我办手续接我的。　　　　
那一年春节我没敢回京，正好也赶上大学招生，其中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其实赵玮也没想到，但他还是不愿意让我走。当时我很少下地干活了，就在村子的学校里代课，教的是一年级学前班，还给大队出黑板报，就干乱七八糟这些事，我写字算是比较漂亮的，画画也行。那时候他们说大学准备招生，我就在学校复习了一段功课。我还是想考大学回京的，我个人自学能力也特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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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得很真实.自己这一生写下来,恐怕不会这么毫无怨气吧
　　第五节 几次考试•大同煤矿学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考试的时候设了一个考章，是挺简单的一个考章，就考数学、外语，因为是外国语学院招生就没有考语文。考口语就是老师说了几句让我们跟着说，等于重温一遍老师讲的，然后还写英文字母。考官问我：“你上中学时学的是什么？”我说：“学的是英语。”他就拿出打印好的那些东西，我就照抄几行就行了。考数学时出了几道数学题，那个考场可能就我一个作对了，因为他们没想到会考数学题之类的，也许他们不会做，有一个男孩长得挺漂亮的，但他一道题也做不出来。　　　　
这次考试并不是大家都能去考的，而是一个公社推荐一名或两名去的。那时候一共二十多个人，就录取一个。当时我第一个交卷第一个出来了，那个考官特别喜欢我，把我的档案当时就拿走了。我从考场出来之后，老师就找我谈话了，他就问我：“你考完试就准备回家啊？”我说：“嗯。”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知青要参加考试的？”因为那时候正好是知青返乡回家的时候，参加考试的人都是着急忙慌的要赶回去，就我一个在那没回家。我就说：“我没回家。”我就把我爸从湖北调令这事都说了。他就说：“那你回去吧，我现在把你的档案全部都提出来了，如果考试合格就可以了，会把录取通知书寄到你家去的。”　　　　
当时我还挺高兴的，就觉得老师特有把握要录取我了。我回来就一直等着录取通知书呢，可后来没什么事发生，我还挺纳闷的。那个老师在北京，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挺对不起你的，我把你的档案拿回来以后，学校政审没通过，就说你爷爷有历史问题。”那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招生特别重视政审，因为录取的人将来要做外交官之类的。因为政审不合格就没有录取我，后来就录取了一个在我们县里参加工作的知青。这个知青在县里工作过，可能跟县里的干部挺熟的，本来是招我们在农村的知青，他知道后就顶了我。我的档案退回去了以后，就把档案换成了他的，因为那个指标得补回来一个，他就上去了。他后来就留在了二外，他语文特好，在那儿没当外语老师，而是当了语文老师。　　　　
那个时候大家都返城了，有的去工作了，有的考上大学了，剩下的这些人就准备分配工作，第一批分到县里的服务行业，有餐厅、商店，第二批就分到工厂，还有分到太原煤矿的都有。我当时不着急，那一年我没有回北京，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又赶上组织中专招生，我大专没上就上中专，大同煤校就把我录取了。大同录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当时招的人挺多的，就等于现在高招完了中招一样。　　　　
考大同煤矿学校我又考了第一，那个老师就把我录上了。我们那个老师特逗，在大同上学的时候，我们一考试他都要去看，一看我都是全校第一，他就特高兴，说：“看我招来的学生怎么样？就是牛！”　　　　
当时我在做知青的时候，毕竟是在农村里面，每年都回北京一次。那几年北京变化不是很大，还没有建设，还是老的城区没什么变化，北京都是八几年以后才有变化的。我们插队的时候北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是一九七六年，那时候我还在农村工作队里工作呢。　　　　
我是一九七二年开始在大同上学，一九七六年就被分到了西山矿务局。分到那儿以后，就开始整“四人帮”，我不愿意参加，那时候职工都不愿意去，怕被下放到农村回不来了。但我们处里的人就想让我去，说：“你是插队刚回来的，去了肯定能让你再回来，我们要是去了肯定回不来了。”后来我说：“行，我去吧。”我就去农村工作了。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不计较的，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我的同学有的来北京读大学了，有的回来工作了。我想回来也没有办法。我们单位有一个北京美院的指标，那时候我努力了一阵，但也没有努力成，它是一个雕塑专业，招的是男生不招女生，要是招女生的话我可能就回来了。当时分配工作分到当地工厂是不能再回来了。九零年以后有一个落实知识青年政策，只要你能在北京找到一个落实单位就都能回来。但是那时候接收单位也不是特别好找，九零年以后企业还不是特景气。　　　　
大同离我插队的地方不是很远，就是两块多的车钱就到了，我们这边走太原和从大同到北京是一样的路程。在大同煤矿学校那三年我主要学的是会计专业。学这个专业我就知道以后要干什么。我们在煤矿企业，我们那时候是煤炭化工学校。当时是准备把我们培养成煤碳部的人员，那时分到煤碳部的有十三个名额，但是省里面不给，硬把我们扣到山西了。　　　　
在学校里跟我同桌的女孩是天津的，她是69届的，我是67届的比她早两届。她学习特别不好，老师就让我帮助她学习，结果我上课睡觉她也睡，我是管不住自己非睡不可，可是她是诚心要睡觉。后来老师把她叫起来，她就不服，说：“你为什么不管她，单管我？”老师说：“她考试得一百分，你考试得零分。”老师就这样说她。我们班同学因为我学习的事，都说老师向着我，那时候他们对老师都有意见。有一次老师火了，就把卷子拿出来评论，那次考的是政治经济学，是活题灵活运用的。这次评论还是我得第一，他们最后都没得说了。我考数学周围人都抄我卷子，也不知道是大同的教学质量不好，还是那些学生笨，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有高三的也有高一的，还有初三的，学习成绩都不如我。　　　　
我那时候又重新得到了学习机会。但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因为那时候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因为我身体不好，还是只想着睡觉。那时候我们在村里每星期都能看电影。我们就在劳改农场看电影。　　　　
我们那个村和原井劳改农场是在一起的，我们的地都挨着他们的地。我们村里的人特欺负劳改农场里的人，劳改农场刚种上花生，我们到那地里去拔下来就给吃了。后来劳改农场找我们大队谈话，说：“我们下农药你们就不敢吃了，再不下农药我们什么都收不上了。”那时候我们对劳改农场特别歧视。我们村里不种大米，劳改农场种稻子，我们只有湿地可以种稻子，种稻子特别艰苦，快到冬天时插稻秧就特别冷，老百姓都受不了那个苦。劳改农场里都是劳改犯，所以他们就种稻子，等他们种出大米来，我们都拿玉米面换大米。劳改农场吃他们种的粮食吃不饱，他们也乐意拿自己种的大米换我们的玉米面，这样能多换点儿，他们就能吃饱。　　　　
在劳改农场看电影有解放军部队拿着枪站着岗，他们拿着绳有一个标志。劳改犯不能超出那个范围，他们是由部队监管的，那时一有部队天天都放电影。像《渡江侦查纪》、《红旗普》这几个样板戏，都是黑白的，有几个样板戏有彩色的。有时候还看内部片，内部片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不让看的东西，但是也属于公开公演的片子，像《出水芙蓉》等。那时候我们看电影，别人都吃完饭就走了，我们收工晚，一个人在那就把帽子一盖，头发收到里头，手里还拿着镰刀，怕万一遇到坏人。　　　　
其实我这个人胆子一点儿也不小，有时候我大胆到可笑的程度了。插队时别人经常跟我说：“你可别开过火的玩笑。”我们插队的时候上地里干活，没有钟表就看火车，每天中午十一点四十分有一趟从郭阳到原平的县级小火车按点从这儿经过，那时候原平县还没有通大火车呢。我们每天差不多那个点就坐在铁轨上等小火车通过，火车一过我们就收工吃饭。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就坐在那儿等，最后火车快过来了他们都起来了，就是我一个人还坐在那儿，老乡就说：“快起来！快起来！”他们拉我也不起来。那时候火车也是不能停的。我说我就坐在那儿等这个火车，到最后的关头我才起来，他们说你可真胆大。后来他们真急了，但我还坐在那儿不动窝，我还冲他们乐。他们说你胆子特别大，我就觉得那火车从那边过来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别人都觉得挺可怕。　　　　
劳改农场离我们村是八里地，我得走八里地去看电影。那时候农村叫里也不叫公里，我猜一里等于半公里吧。那时候天也黑，路上都是庄稼地，都是很宽的土道，就是我一个人，那时候也遇不上什么坏人。我们队的知青会跟劳改队的解放军打个球赛，打完球赛解放军吃得好，就给他们吃顿饺子，吃一顿好的。就是没有什么业余活动，基本上我们不从家里带书，带的话也只带几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该抄的都抄了。那个时候村里头也没有图书馆，但是我们村里有好多人都有书。　　　　
那个时候在大同煤校的时候是学生了，我们那时候主要是打篮球，每年都要参加运动会。我投铅球，投手榴弹，没得过什么奖，就是凑数的。我们那时候参加大同市的运动会，我肯定拿不上名次，是照顾我才让我去的。因为参加运动会的时候都有照顾的餐券，从开始练习一直到运动会开幕期间有两个月呢，每天都有餐券，在这两个月中我可以吃好的。这段时间我也去上课，就是下课练习，组织训练，每天发餐券补助。　　　　
那个时候赵玮没有跟我在一起，我们也不在一个城市，他在原平我在大同。他在原平化肥厂当装卸工，因为他刚参加工作，按学徒工算工资是十八块。后来上面对他们说：“你们当两年装卸工的话就把这个学徒工给过了，再学徒就不能挣学徒工的工资了。”他就当了两年的装卸工。他正好老给厂子里拉东西，到太原就到大同了，我们学校的同学都认识他，那时我们学校知道我有男朋友就是他。　　　　
我在大同煤校读书之后，赵玮在工作，我在上学，那时我们也会写写信，就是写工作上的事，有事就说没事就不说，不像现在似的那么多废话。我跟他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就决定要嫁给他了，虽然那时我们分隔两地。他在原平待了好几年，我在太原待了好几年，就是一直分居两地。有了我们家小孩以后，他还在原平呢，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势利，都挺淳朴的。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我读书的这段时间我几乎不参加运动，比如整“四人帮”我没有参加，还有历史有问题的批斗，我都不去参加。　　
　　第五节 几次考试•大同煤矿学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考试的时候设了一个考章，是挺简单的一个考章，就考数学、外语，因为是外国语学院招生就没有考语文。考口语就是老师说了几句让我们跟着说，等于重温一遍老师讲的，然后还写英文字母。考官问我：“你上中学时学的是什么？”我说：“学的是英语。”他就拿出打印好的那些东西，我就照抄几行就行了。考数学时出了几道数学题，那个考场可能就我一个作对了，因为他们没想到会考数学题之类的，也许他们不会做，有一个男孩长得挺漂亮的，但他一道题也做不出来。　　　　
这次考试并不是大家都能去考的，而是一个公社推荐一名或两名去的。那时候一共二十多个人，就录取一个。当时我第一个交卷第一个出来了，那个考官特别喜欢我，把我的档案当时就拿走了。我从考场出来之后，老师就找我谈话了，他就问我：“你考完试就准备回家啊？”我说：“嗯。”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知青要参加考试的？”因为那时候正好是知青返乡回家的时候，参加考试的人都是着急忙慌的要赶回去，就我一个在那没回家。我就说：“我没回家。”我就把我爸从湖北调令这事都说了。他就说：“那你回去吧，我现在把你的档案全部都提出来了，如果考试合格就可以了，会把录取通知书寄到你家去的。”　　　　
当时我还挺高兴的，就觉得老师特有把握要录取我了。我回来就一直等着录取通知书呢，可后来没什么事发生，我还挺纳闷的。那个老师在北京，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挺对不起你的，我把你的档案拿回来以后，学校政审没通过，就说你爷爷有历史问题。”那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招生特别重视政审，因为录取的人将来要做外交官之类的。因为政审不合格就没有录取我，后来就录取了一个在我们县里参加工作的知青。这个知青在县里工作过，可能跟县里的干部挺熟的，本来是招我们在农村的知青，他知道后就顶了我。我的档案退回去了以后，就把档案换成了他的，因为那个指标得补回来一个，他就上去了。他后来就留在了二外，他语文特好，在那儿没当外语老师，而是当了语文老师。　　　　
那个时候大家都返城了，有的去工作了，有的考上大学了，剩下的这些人就准备分配工作，第一批分到县里的服务行业，有餐厅、商店，第二批就分到工厂，还有分到太原煤矿的都有。我当时不着急，那一年我没有回北京，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又赶上组织中专招生，我大专没上就上中专，大同煤校就把我录取了。大同录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当时招的人挺多的，就等于现在高招完了中招一样。　　　　
考大同煤矿学校我又考了第一，那个老师就把我录上了。我们那个老师特逗，在大同上学的时候，我们一考试他都要去看，一看我都是全校第一，他就特高兴，说：“看我招来的学生怎么样？就是牛！”　　　　
当时我在做知青的时候，毕竟是在农村里面，每年都回北京一次。那几年北京变化不是很大，还没有建设，还是老的城区没什么变化，北京都是八几年以后才有变化的。我们插队的时候北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是一九七六年，那时候我还在农村工作队里工作呢。　　　　
我是一九七二年开始在大同上学，一九七六年就被分到了西山矿务局。分到那儿以后，就开始整“四人帮”，我不愿意参加，那时候职工都不愿意去，怕被下放到农村回不来了。但我们处里的人就想让我去，说：“你是插队刚回来的，去了肯定能让你再回来，我们要是去了肯定回不来了。”后来我说：“行，我去吧。”我就去农村工作了。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不计较的，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我的同学有的来北京读大学了，有的回来工作了。我想回来也没有办法。我们单位有一个北京美院的指标，那时候我努力了一阵，但也没有努力成，它是一个雕塑专业，招的是男生不招女生，要是招女生的话我可能就回来了。当时分配工作分到当地工厂是不能再回来了。九零年以后有一个落实知识青年政策，只要你能在北京找到一个落实单位就都能回来。但是那时候接收单位也不是特别好找，九零年以后企业还不是特景气。　　　　
大同离我插队的地方不是很远，就是两块多的车钱就到了，我们这边走太原和从大同到北京是一样的路程。在大同煤矿学校那三年我主要学的是会计专业。学这个专业我就知道以后要干什么。我们在煤矿企业，我们那时候是煤炭化工学校。当时是准备把我们培养成煤碳部的人员，那时分到煤碳部的有十三个名额，但是省里面不给，硬把我们扣到山西了。　　　　
在学校里跟我同桌的女孩是天津的，她是69届的，我是67届的比她早两届。她学习特别不好，老师就让我帮助她学习，结果我上课睡觉她也睡，我是管不住自己非睡不可，可是她是诚心要睡觉。后来老师把她叫起来，她就不服，说：“你为什么不管她，单管我？”老师说：“她考试得一百分，你考试得零分。”老师就这样说她。我们班同学因为我学习的事，都说老师向着我，那时候他们对老师都有意见。有一次老师火了，就把卷子拿出来评论，那次考的是政治经济学，是活题灵活运用的。这次评论还是我得第一，他们最后都没得说了。我考数学周围人都抄我卷子，也不知道是大同的教学质量不好，还是那些学生笨，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有高三的也有高一的，还有初三的，学习成绩都不如我。　　　　
我那时候又重新得到了学习机会。但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因为那时候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因为我身体不好，还是只想着睡觉。那时候我们在村里每星期都能看电影。我们就在劳改农场看电影。　　　　
我们那个村和原井劳改农场是在一起的，我们的地都挨着他们的地。我们村里的人特欺负劳改农场里的人，劳改农场刚种上花生，我们到那地里去拔下来就给吃了。后来劳改农场找我们大队谈话，说：“我们下农药你们就不敢吃了，再不下农药我们什么都收不上了。”那时候我们对劳改农场特别歧视。我们村里不种大米，劳改农场种稻子，我们只有湿地可以种稻子，种稻子特别艰苦，快到冬天时插稻秧就特别冷，老百姓都受不了那个苦。劳改农场里都是劳改犯，所以他们就种稻子，等他们种出大米来，我们都拿玉米面换大米。劳改农场吃他们种的粮食吃不饱，他们也乐意拿自己种的大米换我们的玉米面，这样能多换点儿，他们就能吃饱。　　　　
在劳改农场看电影有解放军部队拿着枪站着岗，他们拿着绳有一个标志。劳改犯不能超出那个范围，他们是由部队监管的，那时一有部队天天都放电影。像《渡江侦查纪》、《红旗普》这几个样板戏，都是黑白的，有几个样板戏有彩色的。有时候还看内部片，内部片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不让看的东西，但是也属于公开公演的片子，像《出水芙蓉》等。那时候我们看电影，别人都吃完饭就走了，我们收工晚，一个人在那就把帽子一盖，头发收到里头，手里还拿着镰刀，怕万一遇到坏人。　　　　
其实我这个人胆子一点儿也不小，有时候我大胆到可笑的程度了。插队时别人经常跟我说：“你可别开过火的玩笑。”我们插队的时候上地里干活，没有钟表就看火车，每天中午十一点四十分有一趟从郭阳到原平的县级小火车按点从这儿经过，那时候原平县还没有通大火车呢。我们每天差不多那个点就坐在铁轨上等小火车通过，火车一过我们就收工吃饭。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就坐在那儿等，最后火车快过来了他们都起来了，就是我一个人还坐在那儿，老乡就说：“快起来！快起来！”他们拉我也不起来。那时候火车也是不能停的。我说我就坐在那儿等这个火车，到最后的关头我才起来，他们说你可真胆大。后来他们真急了，但我还坐在那儿不动窝，我还冲他们乐。他们说你胆子特别大，我就觉得那火车从那边过来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别人都觉得挺可怕。　　　　
劳改农场离我们村是八里地，我得走八里地去看电影。那时候农村叫里也不叫公里，我猜一里等于半公里吧。那时候天也黑，路上都是庄稼地，都是很宽的土道，就是我一个人，那时候也遇不上什么坏人。我们队的知青会跟劳改队的解放军打个球赛，打完球赛解放军吃得好，就给他们吃顿饺子，吃一顿好的。就是没有什么业余活动，基本上我们不从家里带书，带的话也只带几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该抄的都抄了。那个时候村里头也没有图书馆，但是我们村里有好多人都有书。　　　　
那个时候在大同煤校的时候是学生了，我们那时候主要是打篮球，每年都要参加运动会。我投铅球，投手榴弹，没得过什么奖，就是凑数的。我们那时候参加大同市的运动会，我肯定拿不上名次，是照顾我才让我去的。因为参加运动会的时候都有照顾的餐券，从开始练习一直到运动会开幕期间有两个月呢，每天都有餐券，在这两个月中我可以吃好的。这段时间我也去上课，就是下课练习，组织训练，每天发餐券补助。　　　　
那个时候赵玮没有跟我在一起，我们也不在一个城市，他在原平我在大同。他在原平化肥厂当装卸工，因为他刚参加工作，按学徒工算工资是十八块。后来上面对他们说：“你们当两年装卸工的话就把这个学徒工给过了，再学徒就不能挣学徒工的工资了。”他就当了两年的装卸工。他正好老给厂子里拉东西，到太原就到大同了，我们学校的同学都认识他，那时我们学校知道我有男朋友就是他。　　　　
我在大同煤校读书之后，赵玮在工作，我在上学，那时我们也会写写信，就是写工作上的事，有事就说没事就不说，不像现在似的那么多废话。我跟他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就决定要嫁给他了，虽然那时我们分隔两地。他在原平待了好几年，我在太原待了好几年，就是一直分居两地。有了我们家小孩以后，他还在原平呢，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势利，都挺淳朴的。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我读书的这段时间我几乎不参加运动，比如整“四人帮”我没有参加，还有历史有问题的批斗，我都不去参加。　　
　　第六节 插队总结•获益匪浅　　　　
插队的这四年我觉得学到最多的就是跟老百姓的关系处得好，后来我参加工作，人缘一直特别好。我从来没有嫌弃过别人，倒是有别人嫌弃我的可能，因为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别人家多有钱或者什么的我也不羡慕，别人有多穷我也不去瞧瞧去，我就是这种性格，大而化之，什么都不计较也不放在心上。我是什么破衣服都能穿，补过的衣服我也能穿，不像有的人穿着破衣服走不出门去，穿上新衣服自我感觉特美，我从来不那样。　　　　
当时我们去的那个村子也是能吃上饭的。安排知青去的村子都是比较好的地方，山西有一些村子风俗不太好，比如男女作风不好的那些地方上面一般不安排我们去。　　　　
这四年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觉得苦，尤其那时候天冷，简直天寒地冻的，也没有干柴，弄得一屋子烟够呛的啊！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这样苦啊！　　　　
现在想想插队也不后悔。比如我们第一次爬上悬崖峭壁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别勇敢，现在的孩子绝对没有那样的勇气。我们那年代的人，一个是比较纯朴，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或者大公无私的精神，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没法做到我们当年那样无私奉献。那时候毛主席号召我们去农村去，家长要阻挠我们都会觉得家长思想不好。去了那以后看到人家农民劳动，我们也该劳动，觉得劳动就是天经地义的，不会觉得别人劳动我不想劳动，没有那个想法，不像现在的孩子。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家庭的子弟和我们平民子弟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现在的人就不一样了，总会说“我爸爸是什么官，我怎么怎么着”，那时候的孩子从来不提父母是干什么的，越是高干子弟越让人觉得比较成熟，他们都会带头干什么，那时走后门什么的都没有。　　　　
一九七八年时邓小平对于上山下乡说了一句话评论：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但是我们还真的没有不满意，也没有后悔过。我们反而认为正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锻炼，我们会觉得在社会上生存不容易，人人都有无奈的时候。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伸出手来，不像现在的人比较自私冷漠。我妹妹没有出过门受过苦，她对人的态度和我出过门的人相比就决然不同。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插队的经历中是被磨砺和改进了。因为我们生活体验过，这么多年都是一点一滴积累的，每天都有体会，实际上就是说那时对我们的教育跟现在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常想现在的孩子如果也能经历一次那样的教育培养，个个都成了人才了呢！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我从十七岁开始插队加上在大同煤校上学的这些日子，其实没多长时间只是七年，但这七年比我十七年的感受和经历还要多。我觉得人能吃得大苦才能享到大福，就是说你能够吃苦，才能在福中掌握住你自己，这样你就享得了大福。为什么有的人享不了大福呢？就是因为不能掌握住自己，不知道自己这福是怎么来的，所以就觉得应该吃喝嫖赌，就是这个意思。过去的人讲吃得大苦享得大福，不是说吃了大苦以后就有大福享了，而是说在享大福的过程中能掌握住自己。我们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都能掌握住事情，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们都能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我们不一定能把握住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一点把握不清。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不像现在的人特别势利。我就发现我们这一代以后的人比较势利，比如入党啊什么的就是为了升官，想当科长或者副科长，就千方百计地入党，我们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会为了这个丧失我们的人格。　　　　
我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但是有些没有经历的人，他就容易受金钱的诱惑，包括我们家老太太他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居然认为入党是为了将来找工作好找，工作以后升职好升。但是我对女儿的教育就是：“我不管你入不入党，你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不要愧对你的良心就行了。”我女儿说了，他们单位是搞科学工作的，只要干好本职工作就行了。如果在这样的单位想要钻营啊，搞那些活动大家会看不起的。不像有些政府部门，这个和工厂或者国家机关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我现在也会经常想起当知青时的事，我们知青经常在一起聚会，聊天的时候，都觉得那段时光其实挺值得留恋的。当初我们在山西那个县的上阳武水库修大坝，那大坝有好几层楼高，我们拿大筐抬石头，肩膀都能磨出茧子来。那时候女同学一天能吃三斤粮食，男同学一天能吃四斤粮食，光粮食就吃这么多，可想而知干活有多辛苦。　　　　
其实现在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过去，有一段时间的历史他们不太了解，就光相信凭文章上讲的东西——但那些可能都是假的——所以造成他们对政治上的见解就有偏颇。上山下乡对我来说是宝贵的经验，我并没有觉得苦。而且我认为，如果现在的孩子能像我们过去那样，正式地磨练一次，将来他们也一定能成为人才了。　　　　
那时也有人觉得苦，是因为他对人格有不平等的看待，他觉得他自己苦。其实人的生命在世界上存在着，就都是平等的，别人能吃的苦自己也就应该能吃，别人享的福自己也应该能享。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把自己特殊化。　　　　
想当初我们知青下乡以后，看到当地老乡每天都在那样生活着，就觉得我们自己算老几啊。那时哪怕爸爸是国家主席也要当知青上山下乡，也应该能吃得了这个苦，因为大家都是知青里面的一份子。也就是说人和人的区别没有多大，智商没有什么区别，生命价值没有什么区别，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有的人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特别，如果遇到这种人迟早不要和他打交道，我就是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我接触的朋友全都跟我一样，虽然朋友里面什么人都有，但是性格跟我差不多，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下乡的七年里我虽然物质上比较艰苦，但是精神上一直是很快乐的。　　　　
还有一点就是：你想要别人对你好，你首先得对别人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或者做到。比如在大同煤校学校里别人都不愿意去农村工作，但我会去，那时让我帮谁学习我就帮谁，就是这种性格使得我在下乡的这七年里过得很开心。　　　　
这些人生经验我觉得是连书本上都学不到的，需要亲身实践了，才能感悟出来。　　
　　第三章：壮年工作三十载　　
第一节 头几年—下井干活　　　　
我在大同煤矿学校学习两年半后就中专毕业了，然后就被直接分配去山西西山煤矿去了。工作时我保持着一贯的好人缘备受大家的关照，凭着聪明的天分顺利考证晋级，还当上了工会主席。我做会计工作兢兢业业、两袖清风，三十载如一日、尽心尽力……　　　　
毕业后有的同学被分配去了煤矿和化工，当时是有往北京分配的机会的，但是山西不给指标。我们这个班就是专门给煤炭部培养人才的，煤炭部把指标都拨来了，要十三个人，但是学校不给人，后来我们就留在山西了。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人才，那时人才处于青黄不结的状态，极度缺乏。　　　　
西山煤矿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单位，当时山西有八大煤矿，它排在第二位。大同排第一个，大同是烟煤，我们是焦煤，他们是烟煤第一，我们是焦煤第一。　　　　
当时被分到那儿，其实我那时回不回北京无所谓，只要有工作就可以了。爸妈知道我工作了以后，也是觉得有工作了，省得在农村受苦就行了。我虽然没有跟我爸回京，但是后来也上学了，我妈觉得也还可以，上学了以后再分配工作总比呆在农村强，我妈还是挺开心的。　　　　
我在煤矿上做的是会计工作，我们一分配到那儿就是干部，当时矿上的干部都要到基层去劳动，每个月有高产日，我们每个月在井下劳动五天。除了老的动不了的，我们年轻的都必须去基层劳动。　　　　
那会儿去井下劳动也不是特别安全，但我不害怕，虽然听着害怕，但真正到井下了也就不害怕了。其实死人一点都不可怕，我都亲眼见过好几次了，胆子是越练越大了。在山西的时候，郭阳那边有条河叫阳武河，那水特别急——为什么会有悬崖峭壁，就因为水急，那水看着不深但是特别湍急。晚上没什么事干，也没有电视什么的，我就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河边上，把脚放到水里边。脚一放进去我就感觉那水要把我冲走似的，但我没觉得危险，还觉得挺刺激，无所谓。要是有家长看见，肯定就会说这孩子不要命了，可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觉得挺好玩的，那时晚上一个人都没有，我还觉得一个人在那心里美滋滋的。人就是这样，有时候虽然知道后果，但是胆子越大就越是对危险没有感觉。　　　　
山西有的煤矿不让女生下井，有的地方还特别忌讳女人下井。这种一般是小煤窑，小煤窑都是地方的，就是村里组织的。因为我们单位是国企，所以女生也必须去，井下的劳动都得干，而且我是支柱子，在井下还要推煤车，跟男生没啥区别。我们一般要干到掘进，掘进一般是没有通风的。掘进是最苦的，干这个容易得煤矿业特有的肺痨，一般人干了三年之内都会得那种病，因为刚开始开采通道的通风都跟不上。　　　　
所谓的安标，就是国家安全标准。那时我们企业有安标，要求安全生产。但我们那时只是前期开采矿道，属于还没有开始生产呢，所以就没有那么规范。我们说上山和下山，就是说有上一层和下一层的区分，我们从上一层往下一层走时，是直接在上头捅一个洞再往下扔一根木头就下去了。我有时就觉得怎么成了死胡同了？那头要是真的出了事我们想跑都跑不出去，还是挺恐怖的。　　　　
但即使这样工作也得做，大家都在那儿干，人多了谁也不怕。为什么说人多力量大？毛主席就提倡人多了什么都不怕，人多了干什么都好干。马寅初他们讲计划生育的问题，毛主席就反对，主席的主张就是人多了什么都不怕！　　我们在煤矿上用的是机组，不是现在的动采机组。机组就是机械性的，有一部分是炮采——就是打眼放炮，另一部分是机器采的，机器采煤刚开始是用德国进口的薄煤层的动采机器。刚改革开放时，我们的专家就出国，把别国的这些面临淘汰的机器买回来用了。那时候我们的专家也落后，别国卖给咱们的都是落后的被淘汰的机器，但我们的专家都不懂，花了上千万买回来的东西都没法用。后来我们的科技水平发展了，买的就都是好的了。　　　　
现在咱们的机组都是国产的，其实机组就像屋檐似的，是竖形的，往那一击一顶然后一踩还有一个滚筒。以前有一个反爆标准，地下的开关灯等所有的设备都是反爆的。因为井下要放炮就有明火，不放炮根本就不行，尤其像我们那地方是低瓦斯就更加需要防爆。我们就爆炸过一次，九五年因为井下瓦斯爆炸，出过一次大事故，死了一百多人。不仅仅是这种，大件的甚至矿钢上的螺丝钉这些细小部件只要下矿就得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庆幸的是我在工作中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大事故。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我们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们下井时吃饭就拿着井下发的饭盒，一个袋子套一个饭盒，都是热饭。在井下采完煤我们的手是黑的，吃的都是两个发面火烧一份菜，有洋白菜、粉条、豆腐等都是素菜，而且都是靠在一个柱子边儿吃饭。我们刚下井没多长时间，那时候我也不懂那儿还有一个封锁的通风面。因为这个采矿区比较危险，人们就用一堵墙把那边垒死了，不让人过去，整个就跟一个涵洞一样。　　　　
人们把它用一堵墙堵死以后，嫌那墙不好看，又拿白灰刷了一遍，还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我们没怎么注意到，因为黑洞洞的也看不见，还觉得那儿挺干净的就都往那儿吃去了。别人都知道在井下靠着柱子比不靠柱子安全，如果出现闹井的话，柱子成了支柱就比较安全，要不然就要靠着民钢，民钢是整个的支撑面也有支撑力。我们那时都不懂这些。　　　　
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是柱子底下还是别的地方，那煤渣子都往饭盒里掉，我们的嘴就不干净了。开始是“哗啦哗啦”地往下掉煤渣子，掉得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掉成块的煤块了。　　　　
那时我们还在里头埋头吃饭呢，也没有觉察到。外面的人就喊：“出来！出来！”我们心里还想他们嚷嚷什么呢真烦。因为都是女孩子我们还一边吃一边聊着天呢！后来有一个老头进来了，他进来就发火，喝道：“出去！”我说：“干吗呢？”他说：“你看不见煤渣子都往下面掉么？”塌方之前是有声音的，但是我们在井下都习惯了，反正平常也是这样，不是这儿掉一块就是那儿掉一块，我们对大的压力就听不出来，但是有经验的人对大的压力就能听出来。当时我们没有反应过来，往那儿去煤块就那么掉着，那时大块的煤块把那个通风面的口都给堵上了。因为煤块已经把它给堵死了，就是说在外面已经有支撑力了，所以我们倒是没有被砸得很厉害。不过这情形把我们吓得够呛，当时三魂出了七窍，幸好没事!　　　　
除了那一次我还没有遇到过其他危险的事情，平常在井下也绝不会出危险。下井采煤的一共就我们六个人，这煤矿是一段接着一段的，就是一个煤绺子接着另一个煤绺子，我们女同志下去他们体贴我们会把最轻的活留给我们。我在那儿坐着，就是困，因为井里头一片漆黑，除了矿灯什么都没有，我困了就睡。一有人敲敲敲，就证明有煤过来了，我就去把门打开。我们这边开完以后，那边“铛铛铛”一敲，我再把它关上了，这是井下最好的活了。就是一个开关，算是机械化采煤，那个采煤机都是一步传一步过来的。还有的人他们就是传到外面然后再传到库里面去，如果申请的话，就会从底下装上煤车拉出来，或者从底下直接进入煤库了。　　　　
一般的煤矿都没有大事故，像透水那样的事故是百年一遇的。煤矿一般发生的都是小事故，比如说工人下班经常坐煤车不坐拉人的车——因为拉人的车只有上下班才有，平常进去出来坐煤车比较方便——他坐着煤车本来到站该下来了，但因为犯困就没有下车，这煤车一下子就到煤库了，到那里煤车会翻个个头把煤倒进去，就是翻跟斗那样，他没下车这样就被埋在里头压死了，就是这样的小事故总会发生。　　　　
还有的事故就是井下交通事故。我们底下有一个大的行道，有好几个屋子那么宽，那里上下行的车道特别多，它们都集中到大行道里。火车道有时候从这边要往那边走，它过去时刚好另一辆车也过来，有时撞上了就形成井下交通事故。这种事故也是极少数的，属于个别现象。　　　　
我们实习的时候从封顶出来，它有一个封门，是用布包得严严的门，从这门进去之后要把这个门关上，那个门才能打开。但是关了这个门之后里面就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得摸索着才能去开另一个门。我们也不觉得特别可怕，就是觉得有一种气体冒出来挺难闻的。我们下井前老乡会教我们，就是我们出去往外走的时候，要逆着风走还是顺着风走。他们还教我们要往通风井走，要是有封井门，老乡就带着我们走封井门。　　　　
其实煤炭上出事故是难免的，一个人无论再严谨，也有犯糊涂走神的时候。比如一个人平常特别机灵，可是到那时候就给毁了，不是说谁能阻止得了的。有的人特别马虎，大家都觉得他很容易出问题，但他就是不出问题；有的人平时特别谨慎，天天扒煤车，就认为自己出不了事，可是结果还是出了事。比如老是防着瓦斯爆炸，但它该爆炸还是要爆炸的，就是那样。就是说不准的，这些事故不是人为的事情，很多时候它就是偶然的。像我们那儿瓦斯爆炸过一次，在瓦斯爆炸之前谁也没有感觉出来，后来想起来再说怎么着的，都是马后炮。　　　　
这些事故是很难避免的，属于概率问题。但是小煤窑就要制止，因为里面人为的事故特别多。老治理小煤窑，但治理没几天又开张了，实际上这都是腐败造成的。我有一个同学她爱人也是学会计的，她爱人在山西煤炭厅管一个不重要的章，就在他的桌底下都能抄出五百万现金来，可想而知官员们都腐败到什么程度！　　　　
那个时候在一个企业里头，工人跟工人之间的待遇不一样。有正式工、合同工，还有农民煤矿工（毛泽东时期都叫农民煤矿工）。农民煤矿工在那儿签三年，而煤矿工是签一年算一年，我们属于合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