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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全球50所大学，美国占26所日前，国外媒体对高等院校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了统计，选出了TOP50，其中26所在美国，冠军是哈佛，其次是哥大。英国、德国各8所。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大学，哪一所培养出最多诺贝尔得奖者？日前，国外媒体对此进行了统计，选出了TOP50，其中26所在美国，冠军是哈佛，其次是哥大。英国、德国各8所。第1位：哈佛大学诺贝尔奖获奖人数：151人哈佛大学创立于1636年，是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至今，哈佛大学是一所在世界上享有顶尖学术地位、声誉、财富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机构，并获誉为是美国政府的思想库。第2位：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获奖人数：101人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于1754年，是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之一，也是美国第五古老的大学，该校培养了多位世界著名人士。第3位：剑桥大学（英国）诺贝尔奖获奖人数：90人剑桥大学创立于1209年，被誉为英国以及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亦是英语世界里第二古老的大学。尤其在数学、科学领域最具盛名。第4位：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奖人数：89人芝加哥大学创立于1890年，是一所位于私立、男女同校、无宗教派别的研究型大学，也是美国最富盛名的大学之一，该校著名的学科领域主要有经济学、社会学、方向、文学、物理学等。第5位：麻省理工程学院诺贝尔奖获奖人数：83人麻省理工程学院创建于1861年，是美国一所研究型私立大学，其物理科学及工程学在世界上享有极佳的声誉，管理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语言学也同样优秀。第6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诺贝尔奖获奖人数：69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于1868年由加利福尼亚学院以及农业、矿业和机械学院合并而成，是美国最负盛名且是最顶尖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其化学学科最具盛名。第7位：牛津大学（英国）诺贝尔奖获奖人数：58人牛津大学创建于1167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享有世界声誉，它在英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着世界性的影响，牛津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因各种因素而获评为是世上一流及最著名的学府之一。第8位：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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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女婿”读不懂中国房地产——访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资深教授汉森(Lars Peter Hansen)“影子银行也需要监管，从我的角度而言，对金融系统的监管，目标应该是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汉森表示，“我建议政府要对影子银行作出很好的把脉和引导，而不是一味地打压”不过，放开金融市场，国外资本大举入侵，中国是否又将迎来一轮房地产泡沫？对此，汉森也坦言，中国的房地产情况非常复杂，他也很难读懂其中的奥秘。但是他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将未来可预见的因素考虑在内，并提前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不确定性本报记者 赵怡雯欧仁·法马、拉尔斯·彼得·汉森和罗伯特·席勒，这三个响当当的名字正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而就在一个月内，《国际金融报》记者先后与其中两位经济学大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继罗伯特·席勒之后(详见6月2日本报《经济学需要更多“人性”》)，上海这座亚洲金融中心城市迎来了同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资深教授拉尔斯·彼得·汉森。坐在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徐汇校区的报告厅内，《国际金融报》记者感受到这位“学霸”教授强大的“课堂魅力”。“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需要做决策，比如人力资源、股市投资等等决策都面对很多不确定性，而我主要研究的就是不确定性，看看它们与宏观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汉森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其实我是一个专门建立模型的人，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不确定性的模型来反映现在的经济投资环境。”两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研究听上去总有些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追根溯源，汉森提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概率学家——杰克·本努里。他对于不确定性研究最大的贡献便是“游戏的概率”，这也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丢色子概率”，人们可以通过计算知道某一面的概率是多少，本努里便把这种概率的计算应用到社会科学，通过反复地观察和数据的收集，来洞悉社会发展的趋势。然而，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发展至今，早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色子游戏”。“社会科学和我们的游戏博弈完全不同，因为整个社会中它的不确定性来源要比游戏多得多。”汉森打开一张图片，非常形象地给记者展示市场所充斥的不确定性，“当经济学家在建立模型的时候，肯定是要包含人，因为人是在市场当中进行互动的因素，而他也是产生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作为一个模型的建立者，汉森表示自己现在必须同时考虑两方面，“一方面我手头有很多的数据，但另一方面对模型不是很了解，我需要更多的数据了解模型。”在创建模型时，汉森需要把不确定性因素归属进去，于是他把不确定性归为两大类，分别是在模型之外和模型之内的不确定性。什么是模型以外的不确定性？汉森指出，这是计量学的一部分。“比如很多动态经济学的模型，模型建立者的工作就是去分析模型之外未知的参数，去研究这些参数的测试过程中，哪些模型是最佳的，同时有预测型的模型，和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有效的模型。”汉森坦言，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初，对此感到非常头疼，因为需要了解和评估的参数实在太多了。于是，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做模型之外的不确定性分析。而模型之内的不确定性则相对更容易理解。“一旦在市场中建立了一个模型，我们的研究人员就要去了解模型内的这些主体，包括消费者、企业、政策制定者，看看他们是如何与不确定性进行互动的，如何应对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汉森认为，当了解了这些主体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出不确定性会对市场产生怎样的结果，对资源配置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对我们做出的决策以及政策的制定形成怎样的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总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家们从事的研究工作过于理论，事实上，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越来越偏好“实用性”。汉森的“不确定性”研究自然也可以应用到实际操作中。股票市场，便是不确定性研究实际运用的最好战场。“股市中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的趋势、政府政策的方向、相应的政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重要的参数都是我们在建立模型时需要考虑的。”汉森指出，在对股市不确定性的研究中，他们首先会区别风险和模糊性，还需要在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中进行概率计算，选择正确使用的模型。而模型也会随着时期的不同、市场情况的不同而改变。“比如市场风险很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模糊性，这时候的投资者总要进行一些对未来形势的猜测，因此金融市场间的各种模型就需要考虑这些不确定性的定价波动。”汉森语重心长地表示，“反之，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不同模型在不同时段的相合性，随着不同的形势，模型需要进行不同的设置和选择。”此外，关于模型的误设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汉森坦言，“我们的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模型，有可能是错误的。”有的时候，模型从它的定义上来说，就是关于现实的一个抽象型的简单化总结，也就是对于整个模型的应用或者设置不要有太过于简单化的前提和假设。“因为不管我们多好地了解市场，市场总有一些主观的做法会超越我们模型的考量。”汉森表示，使用不完美的模型要进行一定的分析，清楚地知道模型的局限性在哪里，以及哪些局限和条件会对结果产生最大的影响。批判“巴Ⅲ”系统风险这个概念对许多人而言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说它陌生，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系统性风险”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它难以获悉更难以把控；说它熟悉，是因为无论在哪里，大部分金融市场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都会将责任推给“系统性风险”。作为专业的经济学家，汉森是怎样理解“系统性风险”的呢？面对这个问题，汉森再度拿出了他的“不确定性”理论。“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是‘风险’，而是系统的不确定性。”汉森的这个定义引来了全场的窃窃私语。面对场下观众异样的目光，汉森报之一笑，点出了第一个“批判对象”——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在对海外银行的监管过程中，作为金融指导的原则本身就应该受到质疑，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做决策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知识，甚至是错误的知识，就会导致整个模型系统本身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汉森指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模型有缺陷，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存在错误的信息，在面对许多模型的选择中选择了一个不完全正确的模型。”汉森告诉记者，在金融危机期间，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很多政府、决策部门以及储蓄银行的官员们都在会议中认为，金融监管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这点我确实同意，但他们却有这样一种惯有思维，认为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但事实并非这样的。”汉森认为，“复杂的解决方案大多数是我们假装了解了很多，假装对结果的预测都是正确的。”于是这次，这位经济学家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巴塞尔协议Ⅲ。“这个协议的目标是对金融进行合理的监管，本身这个协议就已经非常复杂了，而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条例又对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了更加复杂的衍生。”汉森认为，监管部门在设计规则的时候，如果设计很复杂就会令人很难理解，它可能会成为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而这些不确定性在人们知识有限的环境之下可能造成伤害。对此，汉森特别警告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们。此前，市场传出这样一个讯息，美联储可能在未来退出零利率政策。对此，汉森认为，“如果现在宣布这种未来可能实施的政策，就会直接影响当前的宏观经济，如今我们的市场已经越来越不清晰，监管规则本身也越来越模糊，因此监管部门的斟酌能力也会越来越大，一不留神就会做出有偏见的决策。”似乎是汉森的讲话传递到了美联储官员的耳朵中去，6月21日，美联储利率决议后发表声明，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近零利率水平。“复杂的问题最好是用简单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对于这看似违反人类惯性思维的观点，汉森有着自己的理论，“这其实是考虑到人们对问题理解的局限性。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候，有的时候就应该竭尽全力让它变得更加简单，减少整个政策所影响的领域，或者是减少一些模糊政策的执行。”对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汉森还给出了这样一条“金玉良言”——“一般来讲，糟糕的政策始终是糟糕的政策，这是没有办法进行提高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制定一些好的政策，同时也要更多去理解在做决策的时候，每个个人对决策的影响，以及决策受到哪些不确定性的影响。”顽童与口吃汉森之所以拿到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GMM)。而在此前，谁都不知道，这位看上去颇有学者风范，在讲坛上侃侃而谈的绅士，曾经不仅是个“捣蛋鬼”，还患有口吃。日，汉森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父亲是犹他州立大学的学术副校长和生物化学教授。汉森的父母非常注重教育，除了生化学博士的父亲，家里的三个儿子也全部拥有博士学位。汉森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比他大7岁的大哥罗杰·汉森是土木工程博士，大他5岁的二哥特德·汉森是生物学博士。除此以外，兄弟三人的妻子中有两位也是博士。而这样的组合，一度被大哥罗杰戏称为“被过度教育的家庭”。不过，大学之前的汉森却并不是个优秀的学生。从小学开始，汉森便患有语言障碍，俗称口吃，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尤其严重。“我仍然记得小学竞选班长失利，就是因为说话问题，之后很多年，我都避免公开演讲。”但对一位学者来说，演讲是无法避免的，汉森只有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提高演讲能力，最终克服了语言障碍。16岁上高中，汉森的成绩很不稳定，“当时我的一位指导老师说我是一个C+学生，如果我非常努力地学习，可以得到B+。”汉森带回家的报告卡上，“不尊重权威”被打上双钩，不过在汉森眼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印证。当汉森进入犹他州立大学，他开始勤工俭学，在很多地方兼职过，包括一家动物科学实验室，一家政治投票公司，并经营父母的农场。在学术上，汉森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主修政治学和数学。汉森后来对媒体表示，那段时间父母的耐心，以及允许他“大器晚成”对他非常重要。除了深谙教育之道的父母，当时对汉森“感兴趣”的老师中，有三位对他影响深远：第一位是迈克尔·温德姆，他让汉森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数学。第二位是教欧洲史的道格·阿尔德，他建议汉森“不要只是盲从别人的课程，应该发现你的独特天赋并做不同的事”。汉森决定“做不同的事”，在大二结束时试着将数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此后，第三位教授巴特尔·延森帮助汉森设计了一套速成的经济学课程，使得他在大三修完本科经济学必要的课程，并在大四接触了部分研究生课程。而这一切都有助于汉森在短时间内申请到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学位继续深造。在明尼苏达，汉森不仅被允许在数学系之外增加经济课程，更幸运的是，汉森遇到了两位当时还是年轻学者的导师克里斯·西姆斯和汤姆·萨金特。他们被公认为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者，并共同分享了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汉森的研究领域便是在这一时期成形，同时培养了他在经济动态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兴趣。受西姆斯一些课程的影响，汉森开始从事大样本近似参数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发展成了后来的广义矩方法。广义矩理论是汉森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第二年提出的。如今，这一方法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界看来，广义矩理论是模型估算的集大成者，“搞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没人不用汉森的理论”。当然，由于汉森是与席勒和法马共同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对于其他两位学者的评价便成为抛给汉森理所当然的问题。对此，汉森略略坏笑道，“我记得席勒曾说过我们两人是同一种观点。但其实他们两人都是我学术上的敌人。但既然作为诺奖的共同获得者，我们三人的工作之间肯定是有共同点的。”汉森进一步解释，“我们都是用循证的方法来弥补不同模型之间的差距。法码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挑战了经验数据方法的一些弱点，在金融市场当中我也受到了他们非常大的影响，我现在也希望能够弥补宏观经济各种模型之间的差距，我们现在也在共同做一些协作，来制造更好的经济市场模型。”看好中国经济汉森此次中国行正逢上海交大安泰春季EMBA开学典礼，面对济济满堂的中国学生，汉森显得非常高兴。“虽然我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我有很多的中国学生，所以我很乐观未来有中国学生获得诺贝尔奖，我很高兴有机会见证这一天的到来。”好事者在边上“八卦”道，原来汉森还是一位正宗的华人女婿，他的妻子蒋人瑞便是一位华人，和汉森走到一起还是非常新潮的“师生恋”。上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汉森所教的班上有一位名叫蒋人瑞的华人女孩，她的聪明让汉森格外留心，而蒋人瑞对年轻有为的汉森也倾慕有加，一场师生恋就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展开。不久后两人在美国结婚，他们的儿子小彼得·汉森随后出生。如今蒋人瑞也成为芝大的一名教授、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蒋人瑞的父亲蒋硕杰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工作长达十年。作为一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蒋硕杰在中国台湾地区推动贸易自由化、汇率改革等一系列自由经济政策，为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改革和之后的经济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蒋硕杰还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此次来到中国，中国的记者们自然会抓住这位“华人女婿”，希望探知他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增长。”在海外众多唱空言论中，汉森的观点显得更为“乐观”，他认为，中国政府只需在一些领域进行微调，如开放金融市场、引进私有银行等。全球化背景下，开放金融市场已成为业界的共识。但在放开市场之前，有一堂课我们不能忽视，那便是影子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扮演什么角色？“影子银行也需要监管，从我的角度而言，对金融系统的监管，目标应该是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汉森表示，“我建议政府要对影子银行作出很好的把脉和引导，而不是一味地打压。”不过，放开金融市场，国外资本大举入侵，中国是否又将迎来一轮房地产泡沫？对此，汉森也坦言，中国的房地产情况非常复杂，他也很难读懂其中的奥秘。但是他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将未来可预见的因素考虑在内，并提前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不确定性。“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泡沫的存在，更有甚者采用行政手段加以培育。”汉森同时也表示了担忧，泡沫的出现是生产力提高的一个标志，但也可能会造成市场的动荡。“泡沫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规范市场。”在对中国未来经济趋势的预测中，汉森再度提到了他的“不确定性”理论。他强调，“我们的国有银行、民营银行，未来企业随之转变的新想法，以及我们的机制结构，都应该重视不确定性，我们需要考虑所有模型之内和模型之外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究竟有多少。”（来源：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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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 李远哲 杨振宁 朱棣文 有何不同?
作者：马荣丽 ｜ 6/12/:26 PM ｜ 浏览：6956 ｜ 评论：0
除了和平奖文学奖之外，诺贝尔奖得主绝大多数保持书生本色，终身从事学术科研，贡献科技，让人尊敬
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人数极少，所以他们的言行倍受我们注意，而且头顶的花环受到与欧美得主不成比例的加持放大
即使如此，大多数华人诺贝尔奖得主都保持书生本色，终身从事学术科研，贡献科技，让人尊敬
以下是少许特例&
李远哲是得奖之后立即奔走台湾，担任中央科学研究院院长，其间没有学术科研的成就，却热衷于台湾政治社会的活动，主持教育改革【一败涂地，满地大学】，主持921救灾【一败涂地，账册不清】，参加总统竞选活动力推陈水扁【一败涂地，陈水扁政府贪污腐败】，二度参加总统竞选活动力推谢长廷【一败涂地，谢长廷败选】，反对红衫军，保护陈水扁贪污政府【一败涂地，陈水扁下台入监】，反对任何马英九政府政策，反对ECFA 反对服贸 反对核四，支持学生暴乱。最无耻的是退休前强迫修改中央科学研究院院长退休条款：‘如果院长得过诺贝尔奖，特许退休金每月五十万台币’，是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最无耻贪财的人。
杨振宁当年拒绝随钱学森、邓稼先等物理科学家回中国参与国防武器，得奖之后数十年立即奔走中国，收割诺贝尔奖光环，享受高规格尊敬，从中国的收割远超过对中国的贡献。他和同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之间也有一堆龌龊，这也就罢了，后来以 82 岁高龄娶得 28 岁中国年轻女子，虽然婚姻是个人的私事，但是顶着诺贝尔奖光环，做出惊世骇俗的行为，而且每次出现公共场合必然与翁帆十指相扣，让人看得像猥b老人。
朱棣文得奖之后受到不少华人记者访问，多次被记者问起他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华人学者，也自然多次被问起他的中国渊源，没想到朱棣文只说自己是人，拒绝回应任何与中国有牵扯的议题，甚至记者问起是否以华人为荣，他直接回答以美国人为荣。朱棣文后来身为美国能源部长，这些撇清中国的行为我们可以了解。
以下是丁肇中在中国的一段访谈记录，我最喜欢最尊敬丁肇中这样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这位学者很本分，说话有分寸。
丁肇中（1936年1月27日- ）
职业：科学家、实验物理学家
成就：发现“J”粒子，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76年）美国政府授予洛仑兹奖（1976年）政府授予特卡斯佩里科学奖（1988年）
供职：先后供职于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美国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高能实验粒子物理学，包括量子电动力学、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
我最怀疑的是自己
重青：您认为中国的物理学研究现状怎么样？
丁肇中：我在中国的时间不长，每年大概回来一两天所以不晓得。
重青：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丁肇中：这个也不好说得，物理实验常常会有很多变数。经常有科学家有了一些重要发现就预测物理研究发展方向，结果证明这些预测都是错的。比如19世纪末英国科学家开尔文爵士说“X射线是骗局”，美国科学家李?德福斯特说电视从理论和技术上看是可行的，但没得商业价值只不过是个浪费时间的梦想。结果怎么样嘛？物理研究是没得办法预测的，根本不可能说靠哪一个人就会带动一个趋势，任何东西都是通过实验来的不是预测。
重青：您曾经强调如果一个理论与实验结论不符那么这个理论就不能存在，这表明您是一个怀疑论者吗？
丁肇中：可以这么说，我最怀疑的是自己的能力。我做实验非常小心，每一步都会怀疑是不是错的。实验中数据多、步骤复杂、仪器也多，只要发现有一点问题我都会重新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做过错误的实验。你们看到的是现在有很多国家、很多科学家支持我，但一开始并没得那么容易。最初很多科学家都说我的实验没得意义，就像“J粒子”的发现一样，很多人都说已经找到了所有的粒子。结果证明还有一种“J粒子”。这种粒子的生命比其他粒子要长一万倍，而且还发现了很多类似“J粒子”的其他粒子，我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重青：您怎么评价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没有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问题？
丁肇中：这很正常，诺贝尔奖并不是完全公平的，我觉得很多研究都足够诺奖的分量但都没得奖，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没有获诺奖并不表示他们没有为科学做贡献。
我从来没做过错误的决定
重青：都说您不怎么合群，朋友也不多，是这样吗？
丁肇中：跟我一起工作过几十年的人几乎跟我没有除了工作以外的来往，我也几乎没有到其他科学家家里吃过饭，与他们保持距离是为了做更好的决定。我很少参加咨询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与物理无关的活动我从来不参与。曾经江泽民、温家宝来参观过我的实验室，我也只给他们讲我的实验。这也算是在我有限的知识领域里给国家领导人提高一下知识。
重青：这么说的话，您可能对物理实验特别了解但生活上几乎“一窍不通”？　　
丁肇中：至少我女儿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过节我送的礼物他们都不满意。　　
重青：您曾经说过不太听别人的意见，为什么？
丁肇中：我不是不听别个的意见，是绝对不听。我们现在有600多个科学家，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在会上他们所有人都可以发言，但我会独立思考，想清楚了就做决定；如果没清楚下次开会继续讨论。一旦我做了决定就不会再改，即便很多人反对也没得用。
重青：会不会有很多人觉得您“独裁”选择退出呢？
丁肇中：没得。那么多科学家之所以愿意听我的意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在科研上我从来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要晓得，科学不能投票，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代表科学。科学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少数人用实践去推翻多数人。
我从来没遇到过经费短缺问题
重青：目前正在做的研究是什么？
丁肇中：主要是做国际空间站实验，1994年我们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合作，在离地球420公里的地方建了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间站。做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找出宇宙的起源。宇宙大爆炸前处于真空状态，存在物质与反物质。现在是物质组成的宇宙，而我们想要找到的由反物质组成的宇宙到哪里去了？
重青：这个项目目前花了多少钱？您的实验缺过钱吗？
丁肇中：目前大概花了20亿美元，不过我的实验还没有遇到过经费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实验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很多国家都很愿意提供经费。今年我们还会发表一些其他的研究，比如说宇宙中暗物质可能的来源。现在我们能看得到的物质只占整个宇宙的20%，还有80%的物质是看不到的，我们把它称为暗物质。
重青：美国人60岁就可以退休您为什么不退休呢？
丁肇中：我从来没想过退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数据分析根本没得心思想那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根据美国法律退休了就不能向政府申请经费。而且，我对科学非常有兴趣还想继续做下去。
重青：您一辈子做实验一生最坚信的是什么？
丁肇中：好奇心。我对任何实验都充满好奇，我一直觉得一个实验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花了很多钱我一定要做好，因为有时候一个实验不会被重复做第二次。
重青：很多科学家晚年都研究神学，比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达尔文等，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自己研究神学吗？
丁肇中：我不研究这个，至于别的科学家为啥子会研究我不晓得。
我印像最深的是磁器口
重青：您受聘重庆研究院首席科学顾问，请问会有一些具体的合作吗？
丁肇中：这次来重庆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让我印像深刻。虽然成立不久只有三十几个人但有很高的水准，做的很多研究都非常有意思，创新性非常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做事的人。所以我对袁家虎院长说如果有青年科学家愿意到我这里来我会尽量帮助他们。
重青：接触了那么多中国科学家，请问您能预测一下我们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可以拿诺贝尔奖呢？
丁肇中：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1/4，所以拿诺贝尔奖的人数也应该是这个比例，我是这么希望的。至于啥子时候可以拿到这个奖我真的不晓得。
重青：这次回重庆与您儿时的印像有什么不同？
丁肇中：在中国我印像最深的地方是磁器口。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待了8年。磁器口跟从前也没得太大的变化，这次回来特别像回家。我还专门到磁器口找了一下我小时候游泳的地方，结果没有找到。访问母校磁器口小学的时候，还好老师没把我小学的成绩单找出来。我小时候可不是个好学生哟。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根本没得心思好好读书。到美国后我开始对物理有兴趣。为啥子呢？因为美国课程可以选修，我想选那种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得高分的课程所以就选了物理和数学。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天赋的。
重青：现在生活中的您是什么样子的？
丁肇中：我现在跟年轻时差不多，因为我和太太都在实验室工作，经常都没时间煮饭，所以每天生活很简单。早上七八点起床，简单吃点早餐就去实验室了；中午我的助手会给我带一份午餐到实验室，晚上也基本差不多。不过有空时我会去游泳，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步行30分钟当锻炼。
丁肇中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麻省理工学院为他举办了一个庆祝会，但他没参加。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说：“可能忘了请我，我回去以后庆祝会早就完了。”
丁肇中告诉重青记者：“每次回国都会有人找我题字，我有50多年没写过中文了，最害怕别个找我写字，实在没办法就只有找我夫人代劳。”　　
在回答“爱不爱学习？”时丁肇中说：“我小时候不爱学习，就喜欢相声、二胡、杂技，每次考试都是倒数。”
丁肇中访问重庆回忆父亲当年的趣事：“父亲喜欢抽烟，经常一手拿烟，一手拿粉笔，经常把烟当成粉笔在黑板上写字。”
一位小朋友提问，一上来就说“丁爷爷您好”，岂料丁教授连说：“千万别叫我丁爷爷，叫我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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