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狗咬的疤不小心掉了留一个坑肉还没找好平_百度知道
被狗咬的疤不小心掉了留一个坑肉还没找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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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传播狂犬病，对人类的危害极大！爱狗人士太虚伪太卑鄙了! 如果大家都不养狗，根本不应该有人被狗咬伤或者抓伤!不允许养狗人个人的爱好侵犯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养狗的陋习坚决斗争！ 养狗完全是害人害己的错误行为。 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必须呼吁强制实行禁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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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昆明一小区保安被狗咬脸缝200针 主人:狗已死不赔偿
来源：云南网
伤势严重 受伤保安面部被缝200针
下午3点多，一名年轻男子赶到现场，请求民警打开单元门，&我姓安，应该是我的狗，不会咬我!&安先生进入楼道后，这只原本凶猛异常的杜高犬变得乖巧起来，被抚摸了几下后，便躺在地上摇起了尾巴。15分钟后，安先生用民警递去的细绳，将其拴着带出单元楼，前往派出所接受调查。
在医院急诊部，小权腿部被包裹了厚厚的纱布，还好只是皮外伤;而小李的伤势就严重许多，面部有6处伤痕，其中一道从嘴边延伸到鼻尖，截至昨日已被缝了200多针。他现在还不能说话，由于右上唇被撕裂，组织缺损，每天得接受感染治疗，以后还需开展二次修复矫正手术，&即使这样，脸上也会留下伤疤。&
安先生25日也来到医院，表示愿承担医疗费和相关赔偿。
小李的同事表示，除去物管垫付的2000元外，狗主人还垫付7000余元医药费。
风云突变 狗主人不愿再支付医药费
可昨日风云突变，&一大早，狗主人过来告诉我们，以后不再支付医药费!&小区物管表示。
这是咋回事呢?记者昨日来到小区附近的一个修理厂内，此前伤人的这只杜高犬已死亡。&我的狗肯定是被他们打过，才会出现伤人的情况。&安先生边说边翻开这只杜高犬的嘴巴，其牙齿已经断裂，身上有大小不一的伤痕。&25日被带回来后，狗开始尿血，紧接着就死了。&
涉事的杜高犬为雄性，今年两岁，重约50斤。两年前，安先生花了1万元购入。今年春节，安先生要回家过年，便将爱犬寄养在朋友处。平日里，修理厂的工作人员都会用1米长的铁链拴着它，但25日上午9点多，狗却挣脱铁链跑了出去。
&这次是我监管不到位，但我觉得事出有因。&在安先生印象中，这只杜高犬经训练后从未有伤人经历。他希望通过调取监控等方式，看看狗在伤人前是否曾被激怒，待情况搞清楚后，再与伤者谈论赔偿等问题。
&那天你们激怒过这只狗吗?&对于记者的提问，小李使劲地摇了摇头，&太突然了，我们当时根本没想到它会冲过来，连拿手挡的机会都没有。&
小区物管方面表示，目前他们正等待派出所协调，并准备启动法律途径维权。
起源于阿根廷，是大丹犬和狼狗等的混合品种。又名阿根廷獒或阿根廷杜高犬。精力充沛、体型较大，适合作为狩猎比赛、斗犬、伴侣犬等，不适合城市饲养。
原标题：杜高犬窜入小区单元楼 咬伤两保安冲进住户家
编辑：徐园园
[此文系转载，来源于云南网，版权归属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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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里 面 有
——《报刊文摘》美文精选
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
　　我认识一位医生。每到冬天，他就在口袋里放一个小水焐子焐手，使自己的手始终保持热乎乎的。并不是他格外地怕冷，而是他要确保每一个到他这里来看病的人遇到的都是一双温暖的手。他说，用温暖的手给病人诊断，可以让病人感到安心、信赖，可以激发病人治愈疾病的信心。
　　我还知道一位擦鞋童。他最喜欢听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的琴声。当这位小提琴家来到擦鞋童所在城市演出时，这位擦鞋童想方设法凑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票。小提琴家知道了这件事，演出结束后，就找到这位擦鞋童，问擦鞋童需要什么帮助。擦鞋童回答说：“我只想听听您的琴声。”小提琴家感动之余将心爱的小提琴赠送给了这位小知音。30年后，小提琴家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演出，设法找到了当年的擦鞋童。在贫困的日子，有许多人出高价要买他的小提琴，都被他拒绝了。小提琴家再次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的回答依然和30年前一样：我只想听听您的琴声。
　　我很清楚，医生的诊费是有价的，小提琴是有价的，但我更清楚，医生那双手的温暖是无价的，擦鞋童对琴声的痴爱是无价的！
　　我还清楚，娱乐是有价的，但幸福是无价的；补品是有价的，但健康是无价的；礼物是有价的，但情谊是无价的；房子是有价的，但家是无价的；财富是有价的，但爱是无价的。只要我们心存一份对生活永远不变的热情，这世间，总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
　　　　　　　　　　　　　　　　　　（摘自《社区》总第69期 作者 曹应东）
因为无知所以埋怨
　　我经常埋怨风，埋怨雨，而且理由充分。虽然这不过是很平常的风很平常的雨，但因为它们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了不便，甚至在我眼前制造出某种可怕氛围，我责怨起来总是底气十足、振振有辞。
　　但有一个雨天，我见到一位气象学家，他对我只因为雨天给我带来小小的不便就如此愤懑很不理解。
　　他问我：“你有没有见过台风？”我摇头。摧枯拉朽的台风，我并没有亲历过。“每个人都在诅咒台风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可是，如果没有台风，你知道这个世界会怎样吗？”我还是摇头。“那好，我告诉你。”气象学家说。如果没有台风，全世界的水荒会更严重。台风可以为人类提供大量的淡水资源，如果没有台风，地球上的冷热会更不均衡。日照最多的赤道地区全靠台风来驱散热量，否则，热带会更热，寒带会更冷，而温带将不存在……
　　因为无知，因为短视，我只知道风会吹乱我的头发，只知道雨天出门要多带一把雨伞，却没想到比这暴虐一千倍的台风却是人类生存的必须！
　　如同世上没有一条路总是一马平川，世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尽管台风让人防不胜防，但是，在埋怨之前，一个人只要能够想想“如果没有台风，世界将会怎样？”那么，想过之后，他一定会更心平气和，更接近真理，也更懂得他生活的世界。
　　　　　　　　　　　　（摘自《做人与处世》今年第6期 作者 谢胜瑜）
天下第一等学问
　　一个12岁的女孩问妈妈，为什么在屋里走动时，总像怕踩地雷似的。妈妈笑了，说楼下不是也住着一户人家吗。
　　女孩虽然明白妈妈的意思，但她还是觉得在自己的家里该轻松地生活。妈妈挺认真，她接着说，咱们家的地板是楼下张爷爷家的天棚，走路声音大了，爷爷奶奶受不了。女孩噘着小嘴，那为什么咱家楼上那家不这样想，他们总是把声音弄得很响？
　　妈妈说，楼上有一个3岁的小弟弟，他要长大，蹦呀跳呀的需要运动。
　　女孩的小嘴噘得更高了，那委屈的该就是咱家了？
　　妈妈更认真了，她说，能为别人着想，是天下第一等学问。
　　的确，能为别人着想，不仅可以广阔一个人的心灵空间，赢得人际的和谐，还可以提高一个人为人的修养和处事的艺术。
（摘自《纪实故事》第5期 作者 姚友良）
赢在数学力
　　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到宠物商店买鸟，先挑了只美丽又会唱歌的，老板要价5000元，之后客人改选颜色较差的鹦鹉，老板却要价1万，因为它会讲5种语言，客人因而改要一只看起来最不起眼的鸟，这回老板竟要价5万元，客人质疑，老板回答：因为它会思考。这个故事说明：思考能力重于一切。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好家世、好文凭都不能成为你的骄傲，唯有不断思考、创新才能缔造新局面，至于磨练思考能力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数学。
&&&&&&&&&&&&&&&&&&&
（摘自第15期《海外星云》）
上帝的答复
　　汤姆是一名孤儿。2003年圣诞节，他在美国加州的塞尔西孤儿院给上帝写了一封信：
上帝您好！您知道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可是，您昨天送给哈里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而您连一个姨妈都不送给我。这太不公平了。
　　这封写有“上帝亲启”的信，最后被转到神学博士摩罗·邦尼先生那儿，他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门负责替上帝回信的特约编辑。如何答复汤姆呢？摩罗·邦尼博士经过深思熟虑，他给汤姆回了这么一封信。信中说，我想告诉你，我的公平在于免费地向人类供应了三样东西：生命、信念和目标。您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免费得到的。到目前为止，我没让任何一个人在生前为他的生命支付过一分钱。信念和目标与生命一样，也是我免费提供给你们的，不论你生活在人间的哪一个角落，不论你是王子还是贫儿，只要想拥有它们，就随时可以得到。孩子，让生命、信念和目标成为免费的东西，这就是我在人间的公平所在。也是我作为上帝的最大智慧。但愿有一天，您能理解。这封信后来被刊登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成为上帝最著名的公平独白。
　　& （摘自《涉世之初》第6期 作者 刘燕敏）
哲学家与双面神
　　一位哲学家在古罗马的废墟里发现了一尊双面神像。由于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神像，哲学家便好奇地问他：“你是什么神啊，为什么有两张面孔？”
　　神像回答：“我的名字叫双面神。我可以一面回视过去，吸取教训；一面展望未来，充满希望。”
　　哲学家又问：“那么现在呢？最有意义的现在，你注意了吗？”
　　“现在！”神像一愣，“我只顾着过去和将来，哪还有时间管现在？”
　　哲学家说：“过去的已经逝去，将来的还没有来到，我们惟一能把握的就是现在；如果无视现在，那么即使你对过去未来都了如指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神像听后，恍然大悟，失声痛哭起来：“你说得没错，就是因为我抓不住现在，所以古罗马城才成为历史，我自己也被人丢在了废墟里。”
　　　　　　　　　　　　　　　　　　　　（摘自5月19日《今晚报》作者 章礼清）
　　思坦因曼思是德国的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因为失业和国内经济不景气，不远千里来到美国。他幸运地得到一家小工厂老板的看重，聘用他担任生产机器马达的技术人员。
　　1923年，美国福特公司有一台马达坏了，公司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未能修好。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有人推荐了思坦因曼思，福特公司就派人请他来。他来之后，什么也没做，只是要了一张席子铺在电机旁，聚精会神地听了三天，然后又要了梯子，爬上爬下忙了多时，最后他在电机的一个部位用粉笔画了一道线，写上“这儿的线圈多绕了16圈”几个字。福特公司的技术人员按照思坦因曼思的建议，拆开电机把多余的16圈线取走，再开机，电机正常运转了。
　　福特公司总裁福特先生得知后，对这位德国技术员十分欣赏，先是给了他一万美元的酬金，然后又亲自邀请思坦因曼思加盟福特公司。但思坦因曼思却向福特先生说，他不能离开那家小工厂，因为那家小工厂的老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
　　福特先生先是觉得遗憾万分，继而又感慨不已。福特公司在美国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人们都以进福特公司为荣，而他却为了报恩而舍弃如此好的机会。
　　不久，福特先生做出一个决定，收购思坦因曼思所在的那家小工厂。董事会的成员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家小工厂怎么会进入福特先生的视野？福特先生说：“人品难得，因为那里有思坦因曼思。”
　　　　　　　　　　　　　　　　　　　　　　　　　　　　　（摘自《妇女》今年第1期 作者 流沙）
　　老王家附近开了一家大超市，每次一进门就有侍立的礼仪小姐说：“欢迎光临。”缴费时，出纳小姐又说：“多谢惠顾。”离店时，还有人说：“欢迎下次再来。”始则受用，老王想，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真是不一样，服务态度改善了，文明程度也提高了。
　　老听这几句话，听得耳朵起了茧子，老王厌烦了，心想：“唆什么？纯粹形式主义！白费唾沫星子。”
再后来，连厌烦的感觉也没有了，听到了如同没有听到。
一次偶然缴费时出纳没有说“多谢惠顾”，离店时也没有听到“欢迎下次再来”，老王觉得很失落。“为什么他们不欢迎我也不感谢我了呢？”
　　他想不通。
　　　　　　　　　　　　　　　　　　　　　　　　　（摘自《万象》第4期 作者 王蒙）
　　一位禅师在旅途中，碰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连续好几天，好长一段路，那人用尽各种方法污蔑他。
　　最后，禅师转身问那人：“若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你拒绝接受，那么这份礼物属于谁呢？”
　　那人回答：“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
　　禅师笑着说：“没错。若我不接受你的谩骂，那你就是在骂自己？”
　　那人摸摸鼻子走了。
　　只要心灵健康，别人怎么做都影响不了我们。若我们一味地在乎别人的想法或说法，就会失去自主权。
　　　　　　　　　　　　　　　　　　　　　　　　　　　　　（摘自《特别关注》第5期 作者 梅雅）
陷阱就在你身边
　　在某个鸡尾酒会上，张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千元大钞，向所有的来宾宣布：他要将这张千元大钞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朋友，大家互相竞价，以50元为单位，直到没有人再加价为止。
　　规则是：出价最高的人只要付给张先生他所开的价码即可获得这张千元大钞，但出价第二高的人，不但无法获得千元大钞，还需将他所开的价码如数付给张先生。
　　这个别开生面的“以钱买钱”拍卖，立刻吸引了大家的兴趣。开始时，“100元”、“150元”、“200元”的竞买声此起彼落，最后只剩下王先生和林先生在那里相持不下。
　　林先生喊出：“1050元！”王先生咬一咬牙说：“2050元！”林先生摆一摆手，喝口鸡尾酒，表示退出这个“疯狂的拍卖会”，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结果，王先生付出2050元，买到那张1000元钞票，而林先生则平白付出了1050元。两人“平分秋色”，各损失的1050元都纳入了张先生的荷包。
　　这个游戏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苏必克（M.Shubik）发明的，想拍卖钱的人几乎屡试不爽地从这拍卖会里赚到钱。它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人生陷阱。
　　所谓陷阱，通常有三个特征：1、有一个明显的诱饵；2、通往诱饵之路是单向的，可进不可出；3、猎物一旦陷入，越想挣脱，就越陷得深。
　　在日常生活里，许多时候都有类似的“陷阱”在守候着你。如何避免陷入这类“陷阱”？心理学家的建议是：1、确立你投入的极限及预先的约定。譬如投资多少钱或多少时间？2、极限一经确立，就要坚持不动摇。3、打定主意，不必看别人，时时提醒自己继续投入的代价。事实证明，两个人一同陷进去，脱身的机会就大为减少，因为“别人也这样！”
　　　　　　　　　　　　　　　　　　　　　　　　　　（摘自5月13日《羊城晚报》作者 罗娟）
像山一样思考
　　美国学者阿尔多·李奥帕德被誉为现代环保之父、美国环境伦理的播种者，他的著作《沙郡岁月》被称为生存平等主义的圣经。以下内容摘自该书。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放弃一个杀狼的机会。动不动就手痒，想扣扳机：我以为狼的减少意味着鹿会增多，因此狼的消失便意味着猎人的天堂。但是，狼和山都不会同意这个想法。我看到许多刚刚才失去狼的山的面貌，看到向南的斜坡出现许多鹿刚踩出来的纷乱小径。我看到每一株可食的灌木和幼木都被鹿吃去细枝和嫩叶，然后衰弱不振，不久便宣告死亡。我也看到每一棵可食的树，在马鞍头高度以下的叶子都被鹿吃得精光。看到这样一座山，你会以为有人送给上帝一把新的大剪刀，叫他成天只修剪树木，不做任何事。到了最后，人们期望的鹿群因为数量过于庞大而饿死了，它们的骨头和死去的鼠尾草一起变白，或者在成排只有高处长有叶子的刺柏下腐朽。
　　现在我猜想，就像鹿群活在对狼的极度恐慌之中，山也活在对鹿的极度恐慌之中；而或许山的惧怕更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一只公鹿被狼杀死了，两三年后便会有另一只公鹿取而代之；然而，一座被过多的鹿摧残的山脉，可能几十年也无法恢复。
　　牛的情况也是如此。牧牛人除去牧场的狼，却不明白自己接收了狼的一项工作：削减牛的只数，以适合牧场大小。他没有学会像山那样的思考，因此，干旱尘暴区便出现了，而河流将我们的未来冲入大海里。
我们都在努力追求安全、繁荣、舒适、长寿，以及单调的生活。鹿用它柔软的腿的追求，牧牛人用陷阱和毒药，政治家用笔，而大多数人则用机器、选票和钱。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件事：这个时代的和平。在这方面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是很好的，而且或许是客观思考的必要条件。然而，就长远来看，太多的安全似乎只会带来危险。当梭罗说“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时，或许他正暗示着这一点。山早就明白了这个意义，只是大多数人仍然不明白。
先改变自己
　　一客人在机场坐上一辆出租车，这辆车地板上铺了羊毛地毯，地毯边上缀着鲜艳的花边；玻璃隔板上镶着名画的复制品，车窗一尘不染。客人惊讶地对司机说：“从没搭过这样漂亮的出租车。”“谢谢你的夸奖。”司机笑着回答。
　　“你是怎么想到装饰你的出租车的？”客人问道。“车不是我的，”他说，“是公司的。多年前我本来在公司做清洁工人，每辆出租车晚上回来时都像垃圾堆。地板上尽是烟蒂和垃圾，座位或车门把手甚至有花生酱、口香糖之类粘粘的东西。我当时想，如果有一辆保持清洁的车给乘客坐，乘客也许会多为别人着想一点。”
　　“领到出租车牌照后，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把车收拾成了这样。每位乘客下车后，我都要察看一下，一定替下一位乘客把车准备得十分整洁。我的出租车回公司时仍然一尘不染。”
　　改变别人是事倍功半，改变自己是事半功倍，一味地要求他人倒不如更多地反躬自问。你用心珍惜，他人自然会有所感受。当我们不再将眼睛盯着别人，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将尘埃打扫干净，你会发现自己愉快了，别人也会跟着愉快了。
　　（摘自《百花·新读者》第5期 作者 木子）
袜子有什么错呢
　　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床下。其实，袜子有什么错呢？臭的是自己的脚，袜子不明不白地充当了替罪羊。
&&&&&&&&&&&&&&&&&&&&&&&&&&&&&——青年作家、批评家余杰说。
　　别把自己当回事，当回事的时候就要有一点人文品格。要想出戏，先练人品。
&&&&&&&&&&&&&&&&&&&&&&&&&&&&&——著名演员濮存昕如是说。
　　一滴蜜比一桶毒药捉住的苍蝇还要多。
&&&&&&&&&&&&&&&&&&&&&&&&&&&&&&——一位平步青云的青年企业家对幼子的谆谆教导。
　　当你对的时候，你用不着批评别人；当你错的时候，你没有资格批评别人。
&&&&&&&&&&&&&&&&&&&&&&&&&&&&&——生活中我们根本不需要也没有权力批评别人。
&&&&&&&（摘自5月3日《广州日报》）
换一种“守”法
　　父亲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上了一片橘树，后来，橘树上缀满了青青的果子，父亲给这一片橘林扎上了一圈篱笆。可是随着果子一天一天地长大，引来了四邻的小朋友馋馋的目光，于是那一圈篱笆不是今天东边钻了一个洞，就是明天西头缺了一个口儿，青青的橘子一天一天地被蚕食，脆嫩的桠枝也被孩子们“五马分尸”。无奈，父亲只好一天到晚巡逻。可孩子们依然能瞅机会潜入园中。最让老爷子气得翘胡子的是，孩子们“偷”橘子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吃，只是为了玩，因为四下里散落的青橘子上牙痕印都没有。我对父亲说，有一个办法能保住您这一园橘子。您把篱笆拆了。
　　父亲半信半疑地听从了我的建议。当天下午我在橘园旁立上一块木牌，写上：亲爱的孩子们，橘子红了的时候，请你们放开肚皮吃。中秋节时，父亲打电话来说，橘子丰收了，效益不错。
　　选择弃守比固守的效果好得多！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俯拾皆是，有些人总认为砌上一堵围墙，扎上一圈篱笆，或者制造一种舆论，甚至刮起一阵旋风，就能守住一片田地，维持一种权威，祛除种种积弊，那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
（摘自《辽宁青年》第10期 作者 周彪）
原来可以这样看
　　一次我去看一个外国艺术团的演出，旁边的一个老人是个盲人。一个盲人也能看演出？正疑惑的时候，盲老人“看”了我一眼，说话了：“姑娘，你能给我讲讲你看到的舞台上的东西吗？”
　　音乐响起来了，老人说：“这音乐真好听，乐师是什么样的？”我一看，乐师果然在舞台一侧，而我此前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们，我告诉老人：“他们盘腿坐在那里，穿宽松的白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黑裤，扎鲜红的腰带，三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年人，有一个人在敲打小鼓，另一个人在弹一个木制的弦乐器，其余三个人用弓拉奏一种大提琴形的小乐器。”
　　他微笑了，“这些小乐器是用什么造的？”我细看了一下说：“木头……不过，球形的共鸣箱是用整个椰子壳做的。”我心里也不禁对这种乐器感到好奇，我怎么一直没有注意呢？
　　就这样，在整个表演期间，我一边观看，一边为老人描述我所看到的场景，我描述得越多，他越频繁地点头，而我发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舞台设计、布景的颜色，舞蹈演员们配合音乐飘扬的黑色长发，乐师全神贯注演奏时的表情和动作，甚至报幕员那嘴角的浅笑。
　　演出结束了，老人起身，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让我看到了一场真正的演出，谢谢你。”
　　老人走了，我还站在大厅里。其实，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今晚，是这位盲老人帮助我，让我看到了以前视而不见、未曾击节赞赏的美好事物。
两个版本的故事
　　一位睿智的圣者，着一袭褴褛的衣衫，安坐于古城堡的墙根下，一副心骨皆清的超脱状。一位肥胖的商人忧心忡忡地走过来，看到圣者，止住脚步，羡慕地说：“您虽然贫困，却很幸福，我虽然富有，却很不幸。真希望能跟您交换一个位置。”圣者微微睁开一双慧眼，平静地道：“请您让一下，您挡住了我的阳光。”这是穷人讲给富人的版本。
　　一位有钱人，在一片竹林茂盛的山中，看到一位家徒四壁的穷人。好心的有钱人给了穷人一笔钱，让他利用竹子做些加工，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有钱人又来到山上，见到那穷人依然四壁皆空。“我给你的钱哪？”“喝酒了。”穷人伸出手，希望有钱人再给他一些施舍。有钱人径直下山去了。这是富人讲给穷人的版本。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将贫穷与富有都描绘成一种痛苦。其实，贫困，不是痛苦的根源，根源在于处于贫困，而不甘于贫困，却又不想以自己诚实的辛劳摆脱贫困；富有，也不是痛苦的根源，根源在于觊觎着天下财富，又时时恐惧失去已坐拥的金山。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别人对你的评价，而在于你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摘自《杂文月刊》第5期 作者 鲁人）
手表和罚单
　　朋友在纽约上学，有一次就餐时，他不小心弄丢了从国内带去的手表，买时花了人民币200多元，约合20多美元。他在教学楼的墙上贴了一张寻物启事。
　　就在当天，一个美国加州来的学生特莱士将手表送了回来，这位朋友连连表示谢意，特莱士很美国地说这是应该的。
　　可就在第二天，朋友收到了学校送来的一张40美元罚单，原因就是他在教学楼白净的墙上贴了那张寻物启事，弄脏了墙壁，影响极其不好。而更让他意外的是告发他的竟是那位送还手表的特莱士。
　　因为公德，特莱士将手表送还给他，也是因为公德，特莱士将他向校方告发，因为他违背了公德。
（摘自《特别关注》第3期 作者 张翔）
通往幸福的九个台阶
　　心理学家们对“主观幸福”的研究提出了新发现：幸福不分性别，不依赖于年龄。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克塞克的说法，幸福意味着生活在一种“沉醉”的状态中，他提出感受幸福的九个步骤：
换一种心情看生活。把孩子的微笑当成珠宝，在帮助朋友中得到满足感，与好书里的人物共欢乐。
　　控制你的时间。一天写300页书是件很难的事，然而每天写两页则非常容易办到。这样坚持150天，你就可以写成一本书。这个原则可应用于任何工作。
　　增强积极情绪积累。积极的情绪催人奋进，幸福的人做每一件事都是努力消除消极情绪的过程。
　　优待身边的人。要学会很好地对待朋友、配偶。能够一下数出5个亲密朋友的人，有60%比不能数出任何朋友的人感到更幸福。
　　面带幸福感。实践表明，面带幸福感的人会感到更幸福，经常欢笑能在大脑中引起幸福的感觉。
　　不要无所事事。不要把自己困在电视机前，要沉浸于能用你的技能做的事情中。
　　多参加室外活动是对付压力和焦虑的良药。
　　好好休息。幸福的人精力充沛，但他们仍留出一定的时间睡眠和享受孤独。
　　有信仰的人更幸福。
（摘自第4期《社区》 作者 于峰）
打不过就跑
　　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第一是坚持，第二是坚持，第三还是坚持。我心里暗笑。没想到朋友还意犹未尽，又“狗尾续貂”了一句，“第四是放弃”。
　　放弃？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可以轻言放弃？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朋友说，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还不成功的话，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原因，恐怕是努力方向以及你的才能是否匹配的事情了。这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赶快放弃，及时调整，及时调头，寻找新的努力方向，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据说乾隆皇帝曾经在殿试的时候给举子们出了一个上联“烟锁池塘柳”，要求对下联。一个举子想了一下就直接回答说对不上来，另外的举子们还都在苦思冥想时，乾隆就直接点了那个回答说对不上的举子为状元。因为这个上联的五个字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为偏旁，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第一个说放弃的考生肯定思维敏捷，很快就看出了其中的难度，而敢于说放弃，又说明他有自知之明，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上。
　　“童话大王”郑渊洁也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佳才能区，除非他是白痴。要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竞争，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这句看似“懦弱”的话说得很有道理。首先要“打”，打过了才知道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才知道自己是否是人家的对手，努力了之后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作战略性撤退，不作无谓的牺牲，是智者所为。“打不过就跑”，是最容易走向成功的捷径。
（摘自5月1日《广州日报》作者 泉涌）
奇迹的名字叫母亲
　　这是日前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真实故事。台湾高雄一位37岁的妇女，借由人工受孕，将实现做母亲的心愿。可是就在她怀孕到第39周时，一场突发的大火宣告了不幸的降临。当她被救出火场送往临近的高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时，已没有了呼吸和心跳，周身都被烧焦。然而让医护人员倍感惊异的是——她的身体呈曲弓状，双手紧紧护住隆起的腹部，状似保护腹中的胎儿。医生扳开她焦黑的尸体后，赫然发现她的肚皮依然完好白晰。
　　此时她已死去半个多小时，但她腹中的胎儿却还有心跳。于是她很快被转到妇产科，医生立即为她施行体外按摩，帮助胎儿的脐带血液流动，并马上进行剖腹生产。约半小时后，胎儿终于取出了，竟然是个健康白胖、安然无恙的男婴。
　　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母亲！
（摘自5月1日《工人日报》作者 黄斌）
宋人卖酒与社会资本
　　春秋战国时候，宋国有人卖酒，质量很好，量也充足，待客殷勤，而且还很会做广告，他将酒旗挂得老高，诚心诚意地希望有人去买酒。可是事与愿违，就是无人光顾，最好的酒都变酸了。宋人实在不解，问别人原因是什么，别人对他说，你没看见店门口的恶狗吗？有恶狗在，谁还敢去你店里买酒。这个寓言故事，当时的意图是说国君身边有小人，因此甭管国君多么求贤若渴，也是不可能网罗到君子的。
　　同一道理，地方如果社会资本差，特别是当官的不讲信用，不尊重私人财产，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尽管发展经济心切，尽管招商引资口号喊破了天，也不会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到来。设想一下，一个外资企业或者东部企业来到某个相对落后地区安家落户，却很不幸地被政府“宰”了，或者因面临恶劣的商业环境而陷于困境，还会有新的企业进来吗？
　　（摘自4月23日《天津日报》作者 赵晓）
　　有一位民工，他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时，伤了一只眼睛，瞎了。可是，他的另一只眼睛早在几年前就没有光感。
　　进行赔付的时候，矛盾出现了。鉴定部门认为在工地上伤的只是一只眼睛，只能按照一只眼的标准来赔付。而民工说，他的一只眼睛是当两只来用的，它没有了，我就失去了光明。
　　大家都去寻找法律条文，结果更令人尴尬。法律条文上写的也是按照每一只眼睛的标准来界定，从未考虑在发生工伤前的另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的情况。
　　他们一次次地去讨说法，这让许多人反感。鉴定部门也开始从同情转向不耐烦。他们说，他们一直是这样鉴定的，条款上写得就是那样的。
　　农民工陷入绝望和悲愤的境地。我同情，但我却没有力量。
　　我们都有两只眼睛，从生理上说，一只失明了，还有另外一只。从人性上说，一只眼睛看自己，一只看他人。可我们，有时候总是看不到别人。
（摘自4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 流沙）
　　相传三国时，有一天周瑜一只脚刚刚迈出门槛，便撞上迎面而来的曹操，于是周瑜就问曹：你看我现在是要进否？还是会退否？曹思忖：说要进吧，他可以往后退；说要退吧，他可以向前行，因为腿长在周瑜的身上。正在曹操难言进退之时，一只飞虫突然飞到曹的跟前，曹操伸手一捉，巧啦，逮着了。同时也来了灵感，随即以反问作答，问周瑜：你说我手掌里的飞虫现在是活的呢还是死的？周瑜难住了，想：说活的吧，他手只要轻轻一紧，飞虫就毙命了；说死的吧，看他握得那么松，弄不好小飞虫现正在他手心里撒尿嘞？
　　良久，两人哈哈一笑了事了。因为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所要回答的问题，自主权不在自己手里，而是由人家掌握着呢。
（摘自4月26日《解放日报》作者 龙乔西）
闲话图书馆
　　中国一向只有藏书楼。不管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重点都在“藏”，看，是其次的。天一阁大大有名，不要说外人，就是范家的人，要上楼也不容易。据说一位女子因歆羡其藏书，嫁到了范家，结果也未能登楼入室、一饱眼福，终于饮恨而终。这样把书藏起来，与无书何异？
　　大概受了藏书楼式管理的影响，中国有了公共图书馆之后，在管理方法上也大体是主藏。“馆藏”若干，“善本”若干，是炫耀的资本。至于借阅，手续之繁复，条件之苛刻，几乎是一贯的。更有甚者，把公共的资源当成了单位牟利的手段。
　　那年去旧金山，因为逗留时间稍长，办了一张市图书馆的阅览证。办证极简单，拿着护照，到借阅处一登记，那里输入电脑，随即就递过了借阅证。这证可以在旧金山市的十几个社区图书馆通用，每次可以借阅一二十本书，借阅时间也很宽裕，从容看完，无人催索。图书完全开架，任你自选。还书更为方便，每家图书馆门外都有一个大方桶，略似邮筒而体积更大，投口也大。不论在哪家借的书，还的时候只要投入你最为方便的一个还书筒中即可，无需再办什么手续。图书馆每天有车收罗还书，分送各馆。残疾人和年老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借阅盲文或音像资料，打一个电话就有人送上门来。还的时候只需丢在邮筒里自会有邮递员送回。
　　我很少听到美国人说什么几条便民利民措施之类的话，但他们的各种公共事业似乎都明白一个道理：他们是为公众服务的，无论定什么制度，立什么规矩，都是为了公众方便，而不是为了自己方便。比如图书馆，就要便利于读者借书和看书，而不是相反。令我诧异的是，为什么几乎天天把公众利益挂在嘴上的国人，一到办事的时候，似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与方便。公众呢？让他们麻烦去吧——这就不独图书馆了。
（摘自《杂文选刊》第5期 作者 陈四益）
　　当你1岁的时候，她喂你并给你洗澡，而作为报答，你整晚哭着。
　　当你3岁的时候，她怜爱地为你做菜，而作为报答，你把一盘她做的菜扔在地上。
　　当你4岁的时候，她给你买下彩色笔，而作为报答，你涂了满墙的抽象画。
　　当你9岁的时候，她付了很多钱给你辅导钢琴，而作为报答，你常常旷课并且从不练习。
　　当你14岁的时候，她付了你一个月的野营费，而你没有给她打一个电话。
　　当你18岁的时候，她为你高中毕业感动得流下眼泪，而你跟朋友聚会到明天。
　　当你19岁的时候，她付了你的大学学费又送你到学校，你要求她在离校门口比较远的地方下车，怕被朋友看见会丢脸。
　　当你20岁的时候，她问你：“你整天去哪里？”而你回答：“我不想像你一样。”
　　当你23岁的时候，她给你买家具让你布置你的新家，而你对朋友说她买的家具真是糟糕。
　　当你30岁的时候，她对怎样照顾婴儿提出劝告，而你对她说：“妈，现在的时代已不同了。”
　　当你40岁的时候，她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有亲戚过生日，而你答她：“妈，我很忙，没时间。”
　　当你50岁的时候，她常患病，需要你的看护，你反而在读一本关于父母在孩子家寄身的书。
　　终有一天，她去世了。突然你想起了所有从来没做过的事，它们像榔头痛击着你的心。
（摘自《读友》今年第5期A 作者段静怡）
　　面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所经历的许多充满暴力的政治运动，人们就“回忆还是忘却”的问题一直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悲惨痛苦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因为只有通过时常的回忆才能使人清醒，才能让人吸取教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忘记不堪回首的历史，才有可能彻底放下包袱，然后再轻松地重新起步。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大有人在。
　　在新著《关于我父母的一生》中，南帆以拒绝遗忘的态度将书写的对象指向了自己熟悉的父母：“父亲”放弃少爷的舒适生活，积极投身于改天换代的革命，可是他却永远改变不了血缘的历史，于是革命的曙光到来之后，所遭受的便是怀疑、排挤、关押、批斗、下放农村……“母亲”因此跟着受牵连，整天担惊受怕；“我仨兄妹”随之受连累。而等到噩梦结束时，返城的父母因长年的惊吓而改变了性格，变得沉默寡言、小心翼翼和谨慎处事，仿佛是自己亏欠了时代或别人什么东西。
　　历史不可能有假如，只存在如此。问题是我们对人为不正常的“如此一段历史”，常常缺少足够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将其轻松地演义为一个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故事。只要我们保持记忆和回忆，历史就不可能重演。但若是存在大面积的群体性失语和社会性遗忘，那就无法保证历史不会重演。故而，面对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当然需要巴金的《随想录》，需要韦君宜的《思痛录》，需要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摘自4月28日《今晚报》作者 杨泽文）
　　凡事都有理由，食因为饥，睡因为困，坐车因为怕走路。有些事情成了习惯，似乎不需要理由，其实理由潜在着，只是我们不怎么发觉罢了。
　　我们走进大小机关，碰上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找谁？”随后还要填写一张找谁的单子。似乎有熟人找熟人才是人们去这种地方的正当理由，多少年来习以为常，天经地义。于是，来也熟人去也熟人成了公共机关最不该有又是最特有的风景。
　　我们平时乘车，车子坏在半路，司机售票员哪一次宣布理由不是气壮如牛？没油了！没水了！出故障了！下车吧！我从来不敢奢望听见一句道歉声，但也以为，即使你们不认错，也不必让乘客都是一副灰溜溜的模样，好像车不走了是因为乘客出门不择吉日。
　　我们平时办事，什么上级有规定、领导有指示、内部有文件、这不归我管、头不在、我不知道、你找别的部门吧，种种拒绝的理由乍听上去都像那么一回事，但进一步，或者说寻找其终极理由，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理由！比如你所谓的规定、指示、文件在哪里？经过了哪些合法程序？谁给你的权力？你有没有这样的权限？比如归谁管、头在不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面对的是你这个部门！比如你不知道，那是你的失职，你应该引咎辞职，怎么还好意思说出来！
　　前几天，我还听见了这样的对话，可供一笑。
　　“你的申请不批准。”“为什么？”“有规定。”“规定在哪儿？”“不能给你看！”
　　“这里是办公室吗？”“是。”“你能介绍情况吗？”“不能。”“为什么？”“我刚进门。”“过一会儿可以吗？”“也不行。”“为什么？”“我刚调来。”
　　（摘自4月25日《新民晚报》作者 顾土）
交流的成本
　　前段时间，太太突然发现家中交流成本付出十分“惨重”。两人手机话费加起来要300多元，电话费要50多元，还要宽带费68元。太太发现花了400多元的“交流费”，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举一个例子。2月29日那天，太太列举她一天所接的电话，两个是她妈打来的，问她是不是在上班。一个是她姐打来的，问她这么多天没看到了，是不是准备一起回家。还有一个是打错的电话，太太说她的电话费11元，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经太太这样一计算，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十分荒唐。每个人都花了很大的代价在进行沟通，但许多信息的确是多余的，我们根本没有从中得到了什么，反而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有一种包月的手机话费促销方案，500元可以打到1200元，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对自己的手机话费进行包月时，他就要千方百计让自己的手机话费达到了1200元，1200元的话费可以说多少话，其间需要多少时间？又需要多少精力？又占据他人多少时间和精力？如果计算起来，那绝对是一种很没意思的事。
　　而现代人最大的谬误就是认为交流越多越好，而对自己失去的东西却常常忽略不计。
（摘自4月23日《中华工商时报》作者 流沙）
一只樟木箱
　　这是发生在辽宁中部某城市郊区的一个关于诚信的真实故事。
　　家里有个樟木箱，妈妈常在两个儿女面前唠叨，它是当年姥姥的嫁妆。等将来你出嫁时，这个传家宝给你做嫁妆，妈妈对姐姐说。全家人都知道这个说法，在姐姐的心灵深处，樟木箱子早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光阴似箭，姐姐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婚礼时，友人也给弟弟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当女朋友第一次上门时，看着樟木箱子，不经意地对弟弟说，这只樟木箱子做工可真好。妈妈唯恐为了一只樟木箱子惹起儿子女朋友的不快，妈妈变卦了，她忘了已经多次许愿给自己的女儿了。
　　姐姐出嫁那天，虽是她一生大喜的日子，也没有阻挡她向自己的丈夫哭诉。架不住日积月累，丈夫终于在一天酒后，借酒壮胆来到了久违的岳母家，把身旁的小舅子打了个口鼻出血……
　　弟弟的几个朋友听说后愤愤不平。他们打得姐夫满脸血水趴在地上，姐夫被人抬到医院，大夫说须做眼球摘除手术，可怜的姐夫成了独眼瞎。这时的姐姐逢人就说，是我让丈夫去讨要樟木箱子，我要跟独眼瞎的丈夫过一辈子。弟弟只是个打手，是母亲指使他打了自己的丈夫。她还说不要任何医疗赔偿，就是要把打人的弟弟送进监狱。
　　这个由一只樟木箱子引起的家庭伤害案，其实也是关于诚信的话题。亲人之间，甚至是母女之间，也要讲诚信。这个很是个别的案例，给人的思考真是一言难尽。
（摘自4月22日《中国妇女报》作者 刘文彬）
生命的极致
　　他颈椎以下的部位全部瘫痪，四肢已经变形、僵硬、泛黑。在木床上躺了23年的身体，只有头部还听使唤。但他还是庆幸自己能拥有一天又一天。
　　他叫林豪勋，48岁，台湾台东卑南人。23年前，姐姐为了照顾中风的母亲，决定将旧平房改建为有阳台的两层楼房。25岁的林豪勋从台北赶来帮忙。没想到，一脚踩空从二楼摔下，摔断了颈椎。
　　卧床的头两年，林豪勋几乎绝望。但姐姐告诉他：“自怨自艾只不过是在践踏自己，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有勇气开创未来。”
　　1990年底，朋友送他一台淘汰的286电脑。从此，林豪勋开始成为“啄木鸟”——躺在床上，咬着加长的筷子敲击键盘。尽管门牙咬得缺了半截，舌头经常磨破了皮，但他仍然顽强地在电脑上“啄”着生命的乐章。
　　他从理整自家族谱开始，陆续为260多位亲友写出家谱。接着又编写了《卑南字典》，以16个子音、4个母音，完成了5000个族语的记录。1993年接触电脑音乐后，便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卑南交响乐的创作。
　　林豪勋说，自己一副破皮囊不知道还能够用多久，但只要活着，他就会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当生命被生活推向极致时，往往展现出一分从容之美。临乱世而不惊，处方舟而不躁，喜迎阴晴圆缺，笑傲风霜雨雪，生命才会更有意义。
（摘自《中华文学选刊》今年第2期 作者 聂小武）
记住有人不喜欢你
　　这是我在采访一个当红歌星时她给我讲的故事。2002年的夏天，歌星回东北老家。一帮读中学时的好朋友搞了个聚会，告诉她晚上八点到某某酒店吃饭。这次歌星回来带了近百张她的新专辑，她很认真地在封面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她知道，这些昔日同学如果向她要新专辑，那是不该拒绝的。
　　歌星出了家门，打车去酒店。司机问清了目的地后，就一言不发了。这让歌星不免有些失落。到了酒店，车费是22元。歌星没有零钞，恰巧司机手里也没有足够的零钞了。歌星表示不用找了，可是司机不同意。歌星一看时间不早了，就拿出两张她签名的专辑：“师傅，这样吧，我用这两本我的专辑抵车费吧。”接着，她又问一句：“您不认识我吧？”但是司机的回答大大地出乎她的预料：“认识，你是干唱歌的吧，这次回来是看望爹妈？”说完，他一指歌碟：“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听歌，要不，车费就算了吧。”
　　后来歌星的口碑一直不错：没有绯闻，照章纳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演出。歌星说，她时常想起那位出租车司机——记住有人不喜欢你。
（摘自《读友》第3期 作者 陶柏军）
　　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一天在外面玩耍时，发现了一个鸟巢被风从树上吹掉在地，从里面滚出了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麻雀，小男孩决定把它带回家喂养。
　　当他托着鸟巢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妈妈不允许他在家里养小动物。于是，他轻轻地把小麻雀放在门口，进屋去请求妈妈。在他的再三哀求下妈妈终于破例答应了。
　　小男孩兴奋地跑到门口，不料小麻雀已经不见了，他看见一只黑猫正在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巴。小男孩为此伤心了很久，但从此他记住了一个教训：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决不可优柔寡断。这个小男孩长大后成就了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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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4月13日《市场报》）
　　那天晚上，在单位加班，8点多钟时，我出去吃饭，在路上，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拦住了我。
　　“叔叔，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事？”“那边下水道的井盖开了，你能帮我把它放好吗？”听了她的话，我才注意到，在自行车道上，一块井盖错了位，虚虚地搭在井口。我走上前去用脚踩了踩，不在意的话，人踏上去会跌落井下的。在我掂量井盖重量的时候，小姑娘用一种期待和信赖的目光看着我。
　　这忙，我能不帮吗？
　　在小姑娘和一个过路女同志的帮助下，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将它恢复原状，踩了踩，终于没事了。“谢谢叔叔！”小姑娘高兴地骑着车走了。
　　站在路边，我又想起小姑娘的话，她说的是“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她说的是帮她的忙，而这块井盖的错位，该是谁的事呢？如果没有这个小姑娘，也许，明天的报纸和电视上又会有“窨井伤人”的新闻，或者是“井盖开了，该谁来管”之类的报道。从小女孩的话中，从她期盼的目光中，我分明看到了一种责任，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小姑娘一定认为，她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就有义务将井盖恢复原状。
　　（摘自4月18日《广州日报》作者 张群力）
　　越有学问的人，也许“知道”的事情越少。比方当对面坐着智力游戏明星。越是“知道”很多的人，也许越没有学问。比方说坐在电脑面前的网恋大师。
　　一个学者，一开口上下五千年地引经据典，五分钟后还说不出一句属于他自己的话，我劝你就是出于礼貌，你也要尽早抽身退席，因为这种讲演，其实，也是一种盗版。一个官员，一开口就是“既要……又要……”，而且成串成串地说出来，方方面面都有了，其实这种报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只表明他说过了，有了错，出了事，与他没有关系。
　　在文坛上，会一时红得发紫的新星，有时也会在你惊讶他突然冒出来之余，马上惊奇地发现他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彗星，见得多了，就能发现规律性的特性：无背景有胆量，所以在名家众多高手如云的文坛，也能振臂一呼叫人惊诧一回。
　　无才华却有勇气，骂倒鲁迅，横扫当今一切名流，自开门户，有主义有流派有世界最新写作方式，让人知道又有颗彗星扫过文坛。
　　越是年纪小的时候，越容易得到大评语，比方说“是个天才”，比方说“能当大官当总统当联合国秘书长”；有评价容易，因为兑现的日子还遥遥无期；越到老了越不容易得到这样的评价，因为人老了，资格有了，能力有了，可惜兑现的时间没有了。
　　（摘自4月21日《今晚报》作者 叶延滨）
理想与利益
　　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从来就不缺乏理想驱动，不缺乏理想主义者。孔子，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杜甫能写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的诗，证明他是一个理想驱动论者。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理想驱动力量很强大，如果你要追求个人利益，还必须高举理想驱动的大旗把个人的利益隐藏起来。比如统治者想改朝换代，打出的旗帜必是“救民于倒悬”，清兵入关，口号是“为尔报君父仇”。但理想驱动的力量强过了头，不承认利益，必然形成伪善，假道学。
　　那么，实行完全市场经济的西方社会是不是只有利益驱动呢？有一种说法，说西方基督教的新教徒，认为辛勤劳动追求物质利益是在为上帝创造积累保管财富，这样的解释，就使追逐物质利益，既是利益驱动，也成为理想驱动了。我曾经出访美国。导游告诉我，旧金山的一座森林公园原是一座私人园林，是产权所有者捐给政府的，条件是政府不能收门票，于是这座森林公园就成为市民周末度假的好去处，这捐赠者应该是一种理想驱动吧？包括现在的比尔·盖茨，既是一位充满创业冲动的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利益驱动者，又是一位热心慈善事业的理想驱动者。
　　看来，利益驱动和理想驱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飞机需要一对翅膀才能平稳地飞翔。只要理想驱动，否认利益驱动，会陷入伪善和假道学；只有利益驱动，缺乏理想驱动，又会使人疯狂，就像盗墓者，还有同盗墓相同的假酒假烟假化肥假种子毒大米毒猪油等等，都是利欲熏心已经疯狂的产物。
（摘自4月18日《新民晚报》作者 大建）
　　这是他来人才交流市场转悠的第四天上午。前三天他拜访过十五个“柜台”。现在，他拎着塑料袋向第十六家用人单位走去——“这是我的大专学历证书。我原先的单位倒闭了，我有六年的相关工作经验。此外，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品质希望得到您的关注！”主管点点头：“什么品质？”他说：“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日，我以单位会计身份去银行取公款，出纳员工作失误，多付我3700元；一小时后，我发现此事，立即回去将这笔钱交还了。银行写来表扬信，单位通报表彰了我，这是当时的文件。”他继续说：“日下午，我在农贸市场见到几个歹徒殴打一个卖菜的中年人，当时围观者很多，只有我上前制止，结果被那伙歹徒将胳膊砍伤……这是翌日晚报刊登的报道，有我照片；另外，这是当时留下的伤痕。”
　　主管露出一丝感动，他凝神片刻，忽然问：“那么，你的这种自我宣扬……”他接口道：“主管先生，我知道，这样的事由自己嘴巴说出来，就贬值大半了；但是，你也知道，面对这些年轻的甚至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生，我这个36岁的失业者没有任何优势；我只是为了生存才说这些，我希望自己能好好地活下去，至少，有我存在，这个社会就多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这个“自我宣扬”的人是我的同学老冬。这个世上，多数人推销的是有价格的东西，而将无价的信赖用于推销，却很少。也许，多数人缺少这类“货色”。
　　最后，我要告诉你：“推销信赖”的第六天，老冬就上岗了。
（摘自4月18日《今晚报》作者 张小失）
从坟墓到金矿
　　在西蒙·波格尔50岁那年，他苦心经营的公司因一桩桩的官司和内部管理不善而被迫破产。重新变得一无所有的他用手中最后一点钱在市郊买了一处坟地，他想自己已经老了，还是为死后的灵魂安个家吧。
　　意想不到的是，4年后，一条铁路欲从西蒙·波格尔那处坟地前方穿过，火车站就拟建在坟地前边。于是，就有人找到西蒙·波格尔，愿以高出数倍的价钱买他的墓地。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墓地竟轻松地为他赚回了一笔不菲的钱，这是西蒙·波格尔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一锤惊醒梦中人，西蒙·波格尔迅速找合作伙伴筹钱买下了“火车站”周围的大片土地，等到两年后火车站建成时，这片地皮的价格涨势惊人。
　　西蒙·波格尔因此而扭转了自己的人生，从而成为有名的房地产商。
人生没有真正的失败，因此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说放弃。一块坟地都可以变成一座“金矿”，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摘自《跨世纪都市财富》3月号（下半月） 作者 刘大钟）
面对危险抬起头
　　几年前，一个由7个探险家组成的团队在崇山峻岭中穿行。他们经过一座险恶的石山下时，山体发生迸裂，十几块巨石从山腰轰然而下。
　　等一切沉寂下来，7个探险家中有6个已经被乱石砸死，而剩下的那一个探险家只受了点轻伤。
　　闻声而至的记者问这个幸存的探险家：“你只是侥幸没有被石头砸中吗？”“不是。”探险家淡淡地说：“只是因为我面对危险抬起了头，从而得以避开巨石的袭击。”
　　面对危险抬起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当有人告诉我们头上正有东西掉下来时，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把眼一闭，然后把头一缩，其实这对避开危险没有任何用处。危急时刻或逆境之中，只有抬起头勇敢面对的人，才有可能逃离危险，战胜困难。
（摘自《少男少女》第5期 作者 苑广文）
萤火虫与蜗牛
　　当我看到一则有关萤火虫与蜗牛的资料时，不由大吃一惊。资料上说，萤火虫竟然是食肉小甲虫，而它的食物就是蜗牛。原来，萤火虫的头顶有一对颚，弯拢来就成为一把钩子，钩子上有一条沟槽，那东西细小得像头发，很尖利。萤火虫捉蜗牛时，先用颚在蜗牛的肉体上轻轻地敲敲，最多也就敲五六次，而蜗牛根本未把弱小的萤火虫放在眼里，对其冒犯并不在意，甚至觉得被敲打几下如同按摩一样还很舒服。它不知道，萤火虫的这种敲打就是向它注射一种毒液。蜗牛就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被麻痹，直至失去知觉。当蜗牛被毒倒后，萤火虫再敲它几下，注射另外一种液体，使蜗牛的肉变成流质，然后用管状的嘴喝下去。而一只蜗牛，可以供不少萤火虫吃上好几天。
　　萤火虫的胜利不仅是因为它有致命的毒液，更得益于它有一副弱小的能迷惑对手、使对手放松戒备的躯体。面对精明的蜗牛，萤火虫的弱小不是劣势，反而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摘自《思维与智慧》第1期 作者 守文）
拿破仑是如何回答的
　　那年听讲座，王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士兵给拿破仑送信，由于马跑的速度太快、时间太久，在到达目的地之时猛跌了一跤，那马再也没站起来。拿破仑看过信后，立刻写了回信，交给那个士兵，催促他骑上自己的战马，赶紧把回信送出去。士兵看到那匹强壮的骏马，身上装饰得华丽无比，便对拿破仑说：不，将军，我是一个普通士兵，实在不配骑这匹漂亮强壮的骏马。
　　王老师讲到这里就停了下来，让学员们猜猜拿破仑将如何回答。有的学员说：拿破仑可能会让他立刻执行命令，回为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的学员说：拿破仑可能会向他说明回信的重要，甚至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军队的存亡。后面发言的学员讲的也都差不多。
　　王老师摇了摇头说：拿破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法兰西士兵所不配享用的。拿破仑没有打任何官腔，那平等、亲切的人情味，让那个士兵深受感动，并彻底抛弃了自卑自贱的想法，像个伟大人物那样跃马奔驰，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来，那个士兵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
（摘自《党政干部学刊》第3期 作者 蒋光宇）
　　三伏天，禅院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快撒些草籽吧，好难看啊！”小和尚说。“等天凉了。”师父挥挥手，“随时。”
　　中秋，师父买了一大包草籽，叫小和尚去播种。秋风突起，草籽飘舞。“不好，许多草籽被吹飞了。”小和尚喊。“没关系，吹走的多半是空的，撒下去也不会发芽。”师父说，“随性。”
　　撒完草籽，几只小鸟即来啄食。“要命了！草籽都被鸟吃了！”小和尚急得跳脚。“没关系，草籽多，吃不完！”师父继续翻着经书，“随遇。”
　　半夜一场骤雨。一大早，小和尚冲进禅房：“师父！这下完了，好多草籽被雨水冲走了！”“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芽！”师父继续打坐，眼皮抬都没抬说，“随缘。”
　　半个多月过去了，原本光秃秃的地面长出了许多碧绿的青苗，一些未播种的角落也泛出了绿意，小和尚高兴得直拍手。师父点点头：“随喜。”
　　师父的这份平常心，看似随意，其实却是洞察了世间玄机后的豁然开朗。为什么我们在心境上，会反复振荡于浮躁、得意、狂喜、傲慢、迷茫、不安、沮丧、焦虑、恐惧甚至绝望之间？恐怕是因为当我们还是一张白纸时，被灌输了急功近利的成就导向。
（摘自4月10日《精神文明报》作者 梦笔）
　　一个生活平庸的人带着对命运的疑问去拜访禅师，他问禅师：“您说真的有命运吗？”“有的。”禅师回答。“是不是我命中注定穷困一生呢？”他问。
　　禅师就让他伸出他的左手指给他看说：“你看清楚了吗？这条横线叫作爱情线，这条斜线叫作事业线，另外一条竖线就是生命线。”
　　然后禅师又让他跟自己做一个动作，他手慢慢地握起来，握得紧紧的。禅师问：“你说这几根线在哪里？”那人迷惑地说：“在我的手里啊！”“命运呢？”
　　那人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命运是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
&&&&&&&&（摘自4月1日《南方周末》
王玉北文）
我们到底有多美
　　世界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先生到中国一游，并在几所著名法学院巡回讲演。在一次讲演后，与学生们青春激扬的问答恰恰相反，有一个蠢货突然发问：“你对我们这所大学如何看？”他到这个学校，准确地说，到这个梯形教室，只有几十分钟，始则略有诧异，继则笑笑，充满理解地笑笑，说：“这是个极好的大学！”——他还能说什么呢？！
　　这是时下的一种通病。有些人见到洋人，尤其是见到欧美来的西洋人，便非要拉住人家的手问长问短，非要请教别人自己美不美，非要请教别人我们这里是不是好山好水好地方。真的不懂，我们的学子从幼儿园起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居然仍旧如此不自信。
　　但凡有人以中国特色为名，拒绝外国的时候，被拒绝的大多是比较先进的，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学习外国坏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多不谈中国特色。鼓励汽车消费时也不谈中国特色。养狗成风时也不谈中国特色。近年来中国兴起了养狗热潮，说是西洋人也喜欢养狗，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但西洋人有导盲犬，我们有吗？没有。反正街上是见不到一条导盲犬。
（摘自4月14日《今晚报》作者 朱伟一）
宋飞为什么流泪
　　电视镜头前的宋飞在流泪。作为一位二胡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师，二胡专业招生考试15位考官之一，宋飞以无比可贵的勇气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此次考试的不公正。
　　我想起60年代自己报考中央戏剧学院。那时，我出身平民，又没有师从名门，但是初试复试都通过了。我同班的另一个同学，报考中国音乐学院，也是出身平民，完全靠自学，和我一样也考中了，正常得没有一点节外生枝。并不是说以前的岁月就那么好，但起码那时少一些今天的不公正，孔子的“有教无类”的传统还没有从人们的心里连根拔掉。
　　也许我们多少能够理解宋飞的流泪了。艺术相对于社会其他方面，即使如今已经谈不上神圣，也应该是一个相对干净的地方吧。
　　同时，我还有一个困惑的问题，中国音乐学院二胡专业15名考官，为什么只有宋飞一人站出来？问题又是出自这15名考官中哪几位呢？常识告诉我们，15人中只要有4人为同一名考生打出高分或低分，就会左右最终的成绩，影响一个孩子的前程。过去，我们说大堂上的县官草菅人命，现在，这样的考官又何尝不是呢？可怕的是，考试程序没有毛病，但结果出了毛病。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宋飞举了她上学时老院长讲过的话。老院长说，如果大学已经没有知识，只有交易，会不会是洪水一样的灾难呢？
　　这才是宋飞真正哭泣的原因。宋飞的悲哀，其实是我们社会深刻的悲哀。因为不仅仅是教育，包括诸如各类评奖、职称评审、官位升迁，乃至司法等方面，类似的不公正却涂饰着程序的冠冕堂皇而让人们哭诉无门的现象还少吗？除了应该向宋飞致敬，我们不应该反躬自省吗？
（摘自4月9日《检察日报》作者 肖复兴）
普通人的非凡
　　上世纪60年代末，搞“极左”，批判“师道尊严”，学生看见老师都不怕，老师对学生也客客气气，那不是爱，而是放任。在虹口区三中心小学只有上音乐课是例外，铃声响后，走廊肃静，毛蓓蕾老师衣冠整齐，站在教室门口，迎接学生。按她要求，我们必须列队，鱼贯进入，坐下后挺胸，手放膝盖，不能有任何小动作与杂音。一群狂躁不安的孩子，竟都像被施了“定身术”。毛老师先给我们弹奏一首世界名曲片断，然后开始上课。美妙的音乐在短短的45分钟内，让我们远离窗外“打砸抢”的喧闹，下课铃响过，大家还沉浸在音乐所赋予我们的美好回味中，久久难以忘怀。我们喜欢毛老师，除了她的音乐，还有就是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雅致整齐的穿着，以及尊严——尊重学生，和令学生尊重。在阶级斗争年代，毛老师教学生唱外国歌，洒香水，令学生循规蹈矩，都触犯了“天条”，被人非议是意想之中的事。现在来看，她当时的用心多么良苦，要学生尊敬教师，就是尊敬知识，唱《雪绒花》，是呼唤孩子们追求美，要善良，有爱心，而不是残杀与毁灭。这就是至今留在我心中，一名普通小学教师的分量与魅力。
　　一位哲人曾说过，看一个社会的成熟，不是视其有多少位伟大者，而是要观察它的普通民众品行锻造到何种程度。大千社会，草根者居众，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一生普通得无声无息，而有些普通者，却有非凡之处，令人敬仰？譬如毛老师。
（摘自4月5日《新民晚报》作者 张晓然）
　　火箭飞向月球需要一定的速度和质量。科学家们经过精密的计算得出结论：火箭的自重至少要达到100万吨。而如此笨重的庞然大物无论如何也是无法飞上天空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界都一致认定：火箭根本不可能被送上月球。
　　直到有人提出“分级火箭”的思想，问题便豁然开朗起来。将火箭分成若干级，当第一级将其他级送出大气层时便自行脱落以减轻质量，这样火箭的其他部分就能轻松地逼近月球了。
　　分级火箭的设计思想启示我们：学会把目标分解开来，化整为零，变成一个个容易实现的小目标，然后将其各个击破，不失为一个实现终极目标的有效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困难不可逾越，成功无法企及，正是因为觉得目标离自己太过遥远而产生畏惧感。
（摘自《发明与创新》第4期作者 王琪）
行人与斧子
　　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走，其中一个捡到了一把斧子，于是叫了起来：“瞧我发现的东西！”
　　“不要说‘我’，”另一个人说，“该说‘我们’发现的。”
　　过了一会，那个丢失斧子的人来了，指责拿着斧子的人偷了他的斧子。“哎呀，”他对他的伙伴说，“这回我们完了！”
　　“不要说‘我们’，”另一个人回答他说，“该说‘我’完了。”一个人不能与朋友分享所得，就不该指望别人分担风险。
（摘自4月4日《广州日报》）
缩短心灵的距离
　　有个中年人买了一套房子，隔壁邻居是个老太太。为了表示友好，他对老太太很客气，每天看见她总要朝她微笑，对她招手，可老太太的神情却总是霜一般的冷冽。
　　春天到了，家园前的草坪里露出了红红绿绿的生机。那一天中年人回家时，不忍心践踏那片草坪，便绕了点路。没想到刚上楼时，老太太微笑着迎了上来，一番话让中年人颇感意外：“我整个冬天都在想，也有点担心，新来的邻居是个什么样的人？”顿了一下，老太太又说：“当你刚才绕过那片草坪时，我算了解了你，也知道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生活就是这样，刻意为之往往不能缩短彼此的距离，而偶尔发生的一个“细节”、一个举动，却会在人与人之间架起美丽的心灵桥梁。
（摘自4月5日《解放日报》作者 胡永其）
曾国藩与小偷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小时候的天赋并不高。有一天，他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朗读很多遍了，还是没有背下来。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个贼，潜伏在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贼人是很聪明，至少要比曾国藩聪明，但是他只能做贼，曾国藩却成为连毛泽东都钦佩的人。
　　因为贼人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
（摘自《特别关注》第4期 作者 菲雯）
　　想起一篇文章，谈的是成人世界的儿童心理问题。提到丘吉尔，这位赫赫一世的卓越政治家，曾经被秘书发现，一个人躺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四脚朝天，手舞足蹈，表情夸张放肆，像孩子那样自由自在没有规矩任性而好玩！文章再三强调这是人类放松自己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如此，那个抽着大烟斗威风凛凛的丘吉尔是其真？还是那个在地毯上打滚的小男孩是其本？
　　褒贬参半的《知识分子》一书里，约翰逊把一直受人尊敬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大大解构一把：“人类的朋友”卢梭对曾经援救过他的华伦夫人置之不理听任她贫病而死，而《忏悔录》则是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托尔斯泰不肯认私生子，临死的兄弟也不愿意去看一眼，所谓“博爱”也是在公众舞台上的媚雅道具；在自由之路上追求幸福的既理性又宽容的罗素则把他的每笔收入都记载在一个小本上，放在贴身口袋里，心绪不佳时就掏出来仔细翻阅，如此无聊之举被这位著名的哲学家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
　　事情似乎往往是这样的，高雅和俗趣，美丽与平凡，梦幻与现实，一个人的尾巴和心脏，一个日子的黑夜与白天，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相同又不同，而我们，永远只能在某一个时间一次性地看到尾巴和心脏，黑夜或者白天，正面或者反面。
（摘自4月6日《今晚报》作者 梁红芳）
常识与溢美
　　读到一篇散文。文中提到的那位不算太大的地方官刚刚退下来，这一定是位政声很好的地方官，不然，文章不会写得那么声情并茂。“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文中的这句话让我回味好几天，越琢磨越不舒服。
　　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本不是某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是在制度之下退位的。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官任期已到，却仍然不言退，那不但是制度不允许的，也是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
　　“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这样的结论也许是一种客气话，但这样的客气话所以有必要说，既说明有人愿意听，也说明在我们的礼俗之中还有很多混浊的观念没有澄清。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过，在西方的公司里没有元老，因为每个人对公司的贡献都得到了回报，因此退下来也就退下来了，不能再以自己是公司的创始人为由继续指挥这个公司。当地方官，是一个公民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方式而已，总是把贡献挂在嘴边，这显得有点过于自重，是没有摆正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是把个人的力量看得过重了。“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真是一种常识以下的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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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4月6日《中国商报》 作者 张金岭）
城砖上的人名
　　南京明城墙，是我国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城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代砖城。所用的砖块，由长江中下游附近的150多个府（州）、县烧制。砖的侧面刻着铭文，除时间、府县外，还有四个人的名字：监造官、烧窑匠、制砖人、提调官（运输官）。
　　砖上刻人名，其用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职责分明，责任到人。名字都烧在砖上，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赖也赖不掉。无论监造官、提调官，还是烧窑匠、制砖人，如有问题，一样追究。据记载，交砖时，由检验官指使两名士兵，抱砖相击，如铿锵有声清脆悦耳，且不破碎，属于合格；如相击断裂，责其重新烧制。责任如此清楚，难怪城砖质量上佳，以致南京明城墙历经600多年风雨仍巍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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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4月5日《人民日报》 作者 陈洪锦）
很受用的一些数据
　　日，我收到了陈村传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题目是《很受用的一些数据》。
　　“假如将全世界各种族的人口缩小成一个100人的村庄，再按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这个村庄将有：57名亚洲人；21名欧洲人；14名美洲人（包括拉丁美洲）；8名非洲人；52名男人和48名女人；30名白人和70名非白人；30名基督教徒和70名非基督教徒；89名异性恋和11名同性恋；6人拥有全村财富的89%，而这6人均来自美国；80人住房条件不好；70人为文盲；50人营养不良；1人正在死亡；1人正在出生；1人拥有电脑；1人（对，只有1人）拥有大学文凭。”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认识世界，那么忍耐与理解则变得再明显不过了。也请记住下列信息：如果今天早上你起床时身体健康，没有疾病，那么你比其他几百万人更幸运，他们甚至看不到下周的太阳；如果你从未尝试过战争的危险，牢狱的孤独，酷刑的折磨和挨饿的滋味，那么你的处境比五亿其他人更好；如果你能随便进出教堂或寺庙而没有任何被威吓、暴行和杀害的危险，那么你比其他三十亿人更有运气；如果你的冰箱里有食物，身上有衣穿，有房可住及有床可睡，那么你比世上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更富有；如果你银行里有存款，钱包里有票子，盒里有零钱，那么你属于世上百分之八最幸运之人；如果你父母双全，没有离异，那么你的确是那种很稀有的地球之人；如果你读了这封信，那么你刚刚得到了一个双重的祝福，因为有人想到了你，而你不属于另外二十亿文盲。
　　所以：去工作而不要以挣钱为目的；去爱而忘记所有别人对你的不是；去跳舞而不管是否有他人关注；去唱歌而不要想着是否有人在听；去生活就像这世界便是天堂。
（摘自《别拿畜生不当人》 作者 小宝）
真理需要坚持
　　一天，在课堂上，哲学家苏格拉底拿出一个苹果，站在讲台前说：“请大家闻闻空气中的味道！”
　　一位学生举手回答：“我闻到了，是苹果的香味！”苏格拉底走下讲台，举着苹果慢慢地从每一个学生的面前走过，并叮嘱道：“大家再仔细闻一闻，空气中有没有苹果的香味？”
　　这时已有半数的学生举起了手。苏格拉底回到讲台上，又重复了刚才的问题。这一次，除了一名学生没有举手外，其他人全都举起了手。苏格拉底走到这名学生面前问：“难道你真的什么气味也没闻到吗？”那个学生肯定地说：“我真的什么也没闻到！”这时，苏格拉底对大家宣布：“他是对的，因为这是一只假苹果。”这个学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柏拉图。
　　许多时候，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理，但因为缺少自信，而离开了真理。柏拉图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源于对事实的坚定信念。通往真理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要想不被假象所迷惑，关键就看我们能否对真理坚持到底。
&&&&&（摘自3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 黄海洋）
本子上的永恒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当时我读大学二年级。一日，《文学概论》课代表突然向我索要我的《文学概论》课的全部课堂笔记。我有些诧异。因为，当时这门课的期末考试已经结束，这门课我们也已经结了业。“不是我要，是漆绪绑先生要。因为课已经全上完了，先生不放心大家是否记清楚了他所授课的内容，想收一些学生的课堂笔记看看。”面对我的疑惑，课代表解释说。
　　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以后，课代表把我的笔记本还给了我。当我把笔记本打开的那一刻，我震惊了：那本子，厚厚的，从头至尾，处处挂满了先生一笔一画写下的红色墨迹。那些工工整整的红色小字，有的成片地落在了我的笔记的空缺处，有的成串地落在了我的笔记的残句旁，也有的落在了误语后，落在了错字边……
　　在以后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以后当我也做了“教书匠”，那本子上的片片“红色”，又常常激励着我，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为人师表的日子。
　　想想看：即使是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极度讲究劳动与报酬等量互换的今天，有谁会给先生那一串串密密的红字，称斤度两；有谁会给先生那极度的认真与倾心，衡级定等……然而，就是在那一片无人喝彩之中，先生静静地，把该负责的，负责了；该认真的，认真了；该倾心的，倾心了。在先生，那是一种无需得到任何褒奖与喝彩的为人的本分、为人的自觉。
　(摘自3月30日《北京青年报》 作者 姜晓）
　　儿子的学校里，有一个十多岁的智障孩子。他每天背着书包，像别的孩子一样上学、放学。只是，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他只能在校园里独自玩耍。
　　那天中午，家长们都在校门外等孩子们放学，依旧是那孩子在“指挥交通”。这时，一个小不点儿在玩耍时被公路上的一块砖头绊倒了，他的妈妈把他扶起来，抱走了。那块砖头，所有的家长都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但没有人过去拿开它。每一个人都懒散地站着，聊自己的天，想自己的事。而此时，那个智障的孩子，急急地跑过去，捡起砖头，把它扔到远外的墙根下。
　　惭愧之余，我突然想起了那句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从那个混沌未开的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善良！而我们这些智力正常的人们，却已慢慢忽略了这两个字，或许它还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但却无暇去表现，早已落满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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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3月27日《广州日报》 作者 张军花）
　　一位富人去看哲学家蒙田。蒙田将他带到玻璃窗前，对他说：“向外看，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许多人。”富人回答说。
　　然后，蒙田将他带到一面镜子前，问道：“现在你看见了什么？”富人回答说：“我自己。”
　　“窗子和镜子都是玻璃”，蒙田感叹地说，“分别只在于一层薄薄的银子，但这一点银子就叫你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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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民周刊》第10期作者 王玉北）
“你是中国人吗”
　　德国的多特蒙德应用科技大学位于市区的西北角，但是，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很难找到工作。
　　原来这里一家最著名的餐馆辞退过两个中国留学生，他们的故事被传得家喻户晓：一个当洗碗工，按照餐馆的规定，每收进来一批餐具，必须马上洗干净，但他总要等到餐具堆满了洗碗池才开始洗涤，因为他觉得这样省时省力。一个当看门人的，他必须站在门口迎候随时前来就餐的客人，有一天深夜，餐馆里没有食客，老板来检查时发现他趴在餐桌上睡着了。老板觉得中国人不守规矩，会给自己的餐馆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就一律拒绝招用中国留学生。
　　后来，有些中国留学生为了找到工作做，就有意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这样做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因为很容易被识破。有一天，那家餐馆里又来了一个中国留学生。老板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老板说：“那么很遗憾，我不能聘用你。”他问老板：“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老板给他讲了那两个留学生的故事。
　　那个留学生对老板说：“您错了，这是偏见。”他说：“中国留学生中有那么两个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你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跟他们一样。人群总是良莠不齐的，中国是这样，德国也是这样，德国有个希特勒，可是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德国人都当成希特勒一样来对待，因为我们对德国人从来不抱偏见。”
　　后来，老板破例接收了这名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中国留学生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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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3月26日《西安日报》 作者 廖钧）
与敏感握手
　　“敏感点”是在中国话语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关键词。一提“敏感点”，交谈便戛然而止。“敏感点”成了“无可奉告”的遁词，成了雷区、禁区的同义语。
　　“敏感点”，说白了无非是理论的难点，或者是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是有权威人士表过什么态的问题。这类敏感话题议不得吗？不见得！敏感之所以被称做“敏感”是因为社会正在从多角度对理论发出呼唤。可见，敏感是产生新观点的沃土。“敏感点”恰恰是理论界大有作为的领域。敏感也是理论创新最起码的品格。古往今来有出息的学者无不是敏感型的人才。马克思不就是因为对人们习焉不察的商品有特殊的敏感性，才写出《资本论》的吗？恩格斯不就是对不值一驳的杜林的作品有特殊的敏感性，才写出不朽的《反杜林论》吗？
　　敏感是瞬时的。君不见有很多一时一地的敏感问题很快就变得不敏感了。想想看：还有比真理标准讨论更敏感的吗？可如今呢？已成为家常便饭了，一点也不敏感了。学者的五官应当是敏感的，学会以敏感对敏感，敏感地视敏感为机遇，敏感地化敏感为课题。敏感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应当主动地与敏感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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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3月30日《解放日报》 作者 邓伟志）
　　甲申早春有这样一则小新闻：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想帮助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村女孩，开办了一间保姆培训班，结业者供不应求百分之百可以找到雇主；可是，他却为生源发愁。他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是绝大多数农民不愿孩子给人家做保姆。看了这个消息，我几乎热泪夺眶而出。我的父老乡亲们，卑如微尘，生计困窘，却本能地有一种对生命尊严的追求。
　　我知道一些城里人是不会这么看的。新潮的会说这些农民观念陈旧，高贵的会鄙夷他们居然也挑肥拣瘦。但我相信人生而有一种平等的愿望。中华民族的每一员都渴望平等、渴望被人尊重。智慧如诸葛亮，受到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的特别尊重。甘愿为之鞠躬尽瘁，“两朝开济老臣心”；卑微如无名无姓的士卒，由于将军吴起做出为之吮疽的姿态，甘愿不避矢石为之冲锋陷阵。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表述的就是中国人对于平等与自尊的渴望。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们当然只能追求身份的相对平等，明知地位高贵的人摆出的平等与尊重姿态是在作秀，也多少感到满足。
　　对于没有“主子”意识或者说不承认命定主子的21世纪，我们的民众，如果不是衣食所迫，有谁甘愿依附于人受制于人，被人家颐指气使呢？那些对进城的父老乡亲及其子女，动辄白眼相向的人们，你们能体会到他们渴望被人平等相待的自尊而敏感的心情吗？
&&&&&&&&（摘自3月25日《文汇报》
作者 鄢烈山）
标准答案与集体作弊
　　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时，被教授污蔑为作弊。因班上还有一位中国女生，大胡子教授说作弊，是指我们两人的问题部分的答案太过相似。那个大胡子教授平时就有点种族歧视的眼光。我刚挂了大胡子的电话，就接到那位女生的电话，我气恼地说：“没有作弊就是没有作弊。中国人思维一样，答题有规范，答案看上去相似有什么奇怪的！”风波很快过去，那位女生得了优，我得了良。
　　这事过去好多年了，回想起来，大胡子搞不好真的挺委屈。如果熟悉美国教育方式，看到两位性格思维行事完全不同的学生竟然答案高度相似，除了作弊，就只能当天方夜谭了。而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习惯了“标准”。答案必有“标准答案”，连评判也是有“标准”的。从小学直到大学，中国学生都学会了揣摩“标准”，留学到美国，潜意识地加以运用，就闹出被人怀疑作弊的事来。
&&&&&&&&&（摘自3月30日《文汇报》
作者 邵丹）
　　松下幸之助收到一封信件，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位眼镜商人，前几天，在杂志上看到了您的照片，因为您所配戴的眼镜不大适合脸型，希望我能为您服务，替您装配一副好眼镜。”这是松下幸之助某篇随笔中的一段。读到这里，我猜是一个无名小卒想借名人来自我炒作一番。
　　松下幸之助没有答应对方，时间一久，他把这件事忘了。后来那位写信人竟找上门来，是个60来岁的老人，松下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那家眼镜店位于最繁华的地段，一切检验装配都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那里的店员训练有素，一切迹象都显示出那里的品位很高，实力很大。松下幸之助问对方：“您的用意看来不只是为了做生意，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老板笑着说：“因为您经常出国，假若戴着那副眼镜出国，外国人会误以为日本没有好的眼镜行。
　　为了避免日本受到这种低估，所以我才写信给您。”
　　其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什么样的胸襟，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有什么样的思维，就会对行动有什么样的解释。我一边感到惭愧，一边也自我安慰：如此谦卑中的高贵，于今日比恐龙蛋化石还更珍稀，我的失误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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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3月29日《羊城晚报》 作者 宜春）
　　布拉特岛的水域中，有一种王鱼。
　　王鱼有一种本领，能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慢慢地吸收为自己身上的一种鳞片.其实那不是鳞，只是一种附属物。当王鱼有了这种附属物后，便会比没有鳞的王鱼，最少大出四倍。
　　可怜的是，当王鱼到后半生时，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这种附属物会慢慢脱离他的身体，使他重新回到原本那个较小的外形。
　　被剥夺了鳞的王鱼，是非常痛苦难堪的。他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游动得也很不自然，最后他去自残，往岩石上猛撞，然后挣扎数日，死去。凡是看过王鱼惨死的人，都会觉得王鱼太惨，也都会认为，他们不该选择附属物作为自身的鳞片。那本来就不是自己的。
　　作为人，一生中很多情景，确实很像布拉特水域中的王鱼。
　　一个人的高位，一个人的名誉。当这一切到来时，确实会使人变为另一种模样，比以往“高大”上数倍，就像王鱼。问题是，它们总是要脱离你而去。王鱼的可怜，往往也是我们的可怜。很多人尝到了丢官的凄惨，尝到了英雄不再的失落，尝到了人世间种种必然返回的无法接受。世界上的一些耀眼政客、驰骋江山的英雄、显赫一时的名人巨富，常常要去布拉特岛观光。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去看王鱼。希望从中得到更多的领悟。早早准备，早早从泥潭中拔脚。
&&&&&&&&（摘自3月26日《北京晚报》
作者 星竹）
冷静是一种修行
　　“冷静”其实是一种修行，是人生的修行，也是技术上的修行。一个人是否意志坚定，是否执著，是否有所成就，“冷静”应是冰山之一角。松下幸之助认为“冷静”是营销员最好的素质。我看冷静应是所有人最好的素养。
　　杭州的一位驯兽师讲过一个故事。他训练了一只狮子，平日里十分温顺。但有一天他进笼与它交流，一进门，风就把笼门关上了，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衣袋。这个动作被狮子误解了，狮子突然怒吼起来，瞪着他。他心中一阵慌乱，知道狮子已经饿了一天，而刚才这个动作是敌意，如果狮子进攻他，他必死无疑。
　　他站在那儿不动，脸上露出了笑容，眼睛直视着狮子，时间一分一分过去，狮子慢慢从暴怒中恢复过来，舍下他一边去了。
　　他用钥匙轻轻打开了笼子，刚走到外面，身子就软倒了。冷静是什么？冷静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摘自3月23日《城市导报》作者
互逆的格言
　　中国有很多道德格言，人们习惯于用这些道德格言来规范约束自己。可假如我们留意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有一些格言是互逆的。这里且举两例。
　　第一个是关于人生的。有句谚语：半桶水晃荡晃荡，满桶水稳稳当当。这是说人应该求“满”。可又有一个来自老夫子的故事，说的是孔子一天带着学生来周公庙参观，一位学生指着一个倾斜的圆形木器，问那是什么。守庙的说：“那是宥器，是灌溉用的吸水陶器，拴绳的罐耳在下边，用绳悬挂，罐身倾斜，打水很方便，后来成了明君的劝戒器。”孔子看着弟子们疑惑的眼神，解释道：“我听说宥器这种东西，空虚时倾斜，半实半虚时中正不斜，如果一满就会翻倒。”守庙人打来水一试验，果然如此，孔子叹道：“中则正，满则覆。”这意思是指人永远不要求“满”。
第二个是关于政治的。第一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可又有这么一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其实这两组格言各自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有上进心，只要如此，他或她都可能求“满”。但当到了一定“满”之后，我们把它当作终点并以此自矜自夸自傲，这“满”很可能蜕变成对自己的“颠覆”。这样一来，前面两句是不是串联到了一起。对后面两句，我们是必须对人信任，在这个基础上，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选其贤者而用之，并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这不，这两句又组织到一块了。可现实中，谁又把这些相对立的同样是正面的道德格言给统一到一起呢？
（摘自3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 李传玺）
森林里的水
　　朋友是做地质工作的。一次，朋友说——
　　这次勘探，我们请了一位山民做向导，没想到天气不好，向导也迷了路。要命的是带的水喝完了。地图上标志这座山里是没有河的，连一条小溪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问向导，向导说不用急，“森林里最多的就是水了。”“水在哪？”我们问。他指了指不远处一洼肮脏的泥坑，那里聚着一些水。可那水太恶心了。向导没有理会我们的表情，自去采了一束草，把草编成碗的样子，开始往饭盒里过滤那洼水，过滤了几遍之后，水渐渐地清了，放了两片饮水消毒片，水果然就能喝了。这是他告诉我们的第一种取水的方法。晚上在进帐篷之前，我发现他把塑料布一张张地撑开，在树干上吊住四角，早上，每一张塑料布里就都聚满了露水。这是第二种。
　　要是不到取露水的时候，也找不到水洼，他就找那些树干很粗树叶很大果实很多的树，用刀在树身上挖一个洞，就会有水很慢地流出来，那些水应当叫做树汁吧。除了这些，他给我们提供的水源还有野仙人掌、野麻竹、野丝瓜……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向导让我震惊了。原来，我们以为根本无法寻觅的东西，却是这样地处处留踪，处处有源。
　　朋友说，“我常常以为只要自己眼睛明亮，看东西就没有不清楚的，现在才发现若是思想盲目，视力再好也没有用处。”
（摘自《百花》第3期 作者 乔叶）
　　我们把生活里接触的人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人，一类是熟人。
　　生人，因为不熟，所以，我们往往“不吃他那套”，他也对我们“软硬不吃”。
　　熟人，因为熟了，所以我们有信心消化他，他也乐于容纳我们。
　　“熟人好办事”，我们中国的传统菜肴中很少生鱼片那类的东西，我们总是要把生的东西弄得烂熟和觉得好对付，一样菜如果“做生”了，那属于烹调中的败笔。
　　“一回生，二回熟嘛！”我们期待着互相视作熟人，彼此都熟，那就不仅“好说”，而且相处“有味儿”，不至于“中看不中吃”。
　　“熟人”相见，分外“眼青”——在备受青睐之时，也就相互要“吃”了！
（摘自3月22日《广州日报》作者 刘心武）
　　在英国伦敦，一位名叫斯尔曼的残疾青年，他的一条腿患上了慢性肌肉萎缩症，走起路来都很困难，可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信念，创造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瞩目的壮举：19岁时，他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21岁时，他登上了阿尔卑斯山；22岁时，他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28岁前，他登上了世界上所有著名的高山……
　　然而，就在他28岁这年，却突然在寓所里自杀了。
　　功成名就的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有记者了解到，在他11岁时，他的父母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时不幸遭遇雪崩双双遇难。父母临行前，留给了年幼的斯尔曼一份遗嘱，希望他能像父母一样，一座接一座地登